我的文學之源

1968年8月，我離開上海到安徽黃山茶林場四連（彩雲隊）落戶。天蒙蒙亮就起程，天墨擦黑才到達農場場部，又扛著行李跟隨老隊長翻山越嶺進彩雲隊。那一路上離別父母的愁緒與對未來不可知的忐忑不安交雜在一起，重重、憂心忡忡，並不曾預料到自己將從那裏不知不覺地探索著叩開文學殿堂的大門，並從那裏出發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我們簡陋的青磚灰瓦的住舍前，大約五步之遙，是一條清澈見底日夜鳴濺的泉水，這道泉水是從兩座山峰上流淌下來的，到我們生產隊前匯成了一股，水不深，水勢卻很湍急，遇到河道中的石塊便撞得粉碎，濺起細珠般的水花。剛進山時正是初秋天氣，被晨日暖洋洋地照了一天的泉水不涼，很爽人。我們那時候又很年輕，很好奇，三四個女同學一起要去探尋這泉水的源頭。把褲腿卷至大腿根，踩著泉道中的石卵子往上遊走，越走泉道越窄，越走泉水越深。到後來，泉道中都是巨大的石塊和密匝匝的灌木叢，人已經很難插身進入。況且暮色四合，遠近山影都模糊了，樹叢中卷起一陣陣激勵的風，水漸漸冰涼徹骨了。我們不敢再往前探尋，便退了出來。這算是一次失敗的尋源吧。不過，事隔30多年，每當被人問起如何會走上文學之路這一類問題，頭腦中便會出現那一次無所作為的探險。我想，作為文學的精神根源，恐怕也像那灌木巨石中絲絲縷縷的泉水，它究竟從哪裏流出？實在是很難追尋的呀！

但是表麵呈現出來的事物發展過程還是可以描述一下的。應該承認，在上山下鄉之前，我雖很愛閱覽群書，卻從未有過自己寫書的念頭，打起背包上山下鄉了，總以為一輩子會在大山中采茶葉了，也沒有起過寫的心思。許多作家談起初始，都談起他們的“文學夢”，我卻沒有做過那種五光十色的夢。在農場，一天勞累下來，頭挨枕頭就睡，連夢都很少，更別說夢到文學了。

在大山中生活6年，我簡單的行裝中與文學有關的東西隻有兩件：一本《唐詩小劄》，一本《唐宋詞淺釋》。都是薄薄的。當初從父親被封存的書櫃中偷出這兩小本已頗費了些心思。將封條一分一毫輕輕揭開，取了書後又用麵粉調漿糊按原來痕跡粘住。不敢多取，怕造反派來檢查看出破綻，也怕僅一隻小提箱盛不下大部頭的書。帶這兩本薄薄的小冊子並沒有自己學寫詩的念頭，隻是那些詩詞常常能慰藉孤獨和憂愁的心靈。

文學活動卻終究在人毫無意識的時候開始了。一百多個二十多歲左右的男女青年生活在這個狹窄的山溝裏，每天除了上山采茶伐木墾荒打柴，沒有任何娛樂。沒有電視沒有電影沒有文學名著，連聽半導體廣播都提心吊膽，生怕別人說你聽“敵台”。年輕人的精力和**就像火山岩漿般時時要迸發出來，於是，我們，有十來個誌同道合的同學或同伴，自發組織起“毛澤東思想宣傳小分隊”，利用工餘時間排練一些表演唱、舞蹈、對口詞等節目，先在生產隊裏表演，又給附近山莊的村民表演，後來就到場部大禮堂表演，後來又到當地駐紮的部隊表演。遠古時期，人類在為生存而勞作之後，為慶祝收獲或為解除疲勞，便舞之蹈之，歌之詠之，這便是藝術的起源，便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需求。我想當時我們自發組織文藝小分隊也是一種精神生活的需要，隻是與遠古人不同，我們那時必須冠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名號，必須舉起為政治服務的旗幟。

開始，我們排演的節目隻是模仿和照搬，有一段時間就是演出“樣板戲”的片段。我記得我演過《紅燈記》裏的李鐵梅。每天出工，一路上對著大山練嗓子。當時我沒有長辮子，同伴將自己的辮子剪了，接在我的短發上，還很像那麽一回事。後來，我們不滿足模仿照搬的一些節目，我們就開始自己編節目了。把生產隊發生的一些好人好事編到表演唱裏，或者把我們覺得應該譴責的不道德的一些事情編成小話劇、對口詞等加以鞭撻。這類節目一出現，頗受生產隊夥伴們的歡迎，我們便一發不可收拾。發展到後來，整台節目兩個多小時都是我們自己創作的了。那時候的創作，準確說是一種集體創作，你出個主意，我出個點子，七拚八湊，邊排邊想，邊寫邊排。我記得我們小分隊的節目簿記了厚厚兩大本，從來也不注明哪個節目是誰創作的，那時候沒有“知識產權”意識。很可惜，這兩個簿子在歲月流逝中丟失了。

而我卻在那段時間裏發表了我的“處女作”。

是一本薄薄的群眾歌曲集，其中收錄了我們文藝小分隊創作的一首歌，叫《茶林女炮手》。也許這首歌詞是由我執筆記錄的，所以在作詞者後麵署上了“王小鷹”三個字。我很汗顏。我想這首歌一定是幾個女同伴們你一句我一句湊攏來的。我還記得裏麵的一句歌詞：“風梳頭，雨洗臉，我們是茶林女炮手。”可惜的是這本歌曲集也湮沒在歲月的流逝中了。

正因為有了在文藝小分隊編歌詞的經曆，以後當文藝出版社到農場來組織小說稿的時候，農場宣傳係統的領導才會推薦我，由此開始了我的文學生涯。我總覺得我是被命運不知不覺帶上這條路的，而文學的種子卻是潛伏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一旦遇到合適的土壤和氣候，它就會自由自在地發芽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