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碑
2月20日，年年都有這一天。 日曆中的這一頁實在是太普通了，沒有人會注意它，而我對它卻懷著觸目驚心的感覺，因為它是我父親的忌日。
不堪回首二十二年前的那一天，父親突發腦溢血去世，沒有給我們留下片言隻語，隻在我們心底烙下了抹不去的傷痛。
書案上，硯池裏還蓄著他新研的一私墨；枕頭旁，他臨睡前翻閣的《詩人王屑》還來不及合攏；他慣常用的那隻缺損的瓷壺，新泡的茶尚有微微的餘熱。
父親過世的時候隻有五十九歲，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無法相信父親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離我們而去。那正是冬將盡春將臨的季節，父親剛從廣西采風歸來，正準備參加中國作協組織的詩人筆會去海南，飛機票都已經訂好。當時父親跟我還有個約定，等他從海南回來，就帶我回我的出生地蘇北，去參加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重修工程的開工典禮。
當年，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父親奉張愛萍將軍之命參加設計修建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的工作，任淮北建塔委員會總設計師。父親親自參加了反“掃**”戰鬥，親眼目睹戰友們壯烈犧牲，他懷著滿腔悲憤和不盡的哀思進行藝術的創作，從設計、雕塑，鑄澆、施工，他和工人們抱頭痛哭，又開懷大笑。部隊撤退的時候，老百姓們把紀念塔上的新四軍戰士銅像搬下來埋進土坑；敵人退了，他們又把銅像重新豎起來。這紀念塔蘊含著老百姓對英烈們深沉久遠的敬仰和懷念。“文革”期間，紀念塔被無知而愚昧的人砸毀了，陳毅將軍的題詞被挖去了。待雲破日出，撥亂反正之日，蘇北人民要重修這紀念塔，父親作為此塔的總設計師，如何能不到場呢？而且我知道，父親準備為這座紀念塔寫一首長篇敘事詩，當時他被壓抑了十年之久的創作**正如火山似地要噴發出來！
二十二年前那個冬盡春來的日子，正是萬物複蘇、百廢待興。恢複高考製，我和小妹同時考人了大學。小妹上的是上海戲劇學院，她排演的第一個劇目是“劉胡蘭”。父親跟小妹也許過願，他說從海南回來一定去看她的匯報演出。在北京總政文工團工作的三妹要結婚了。父親答應給她畫一幅“老牛圖”作陪嫁。二妹的兒子要滿周歲了，父親答應給小外孫畫像。四妹參加設計的新型攝像機要通過鑒定，父親答應為她們寫一首詩……可是，父親卻沒有來得及實踐他對女兒們的許諾，他走了，獨自一個人，走得那麽突然，走得那麽迅速，連一句告別的話也沒有留下。想起父親寂寞的背影，真叫人肝腸痛斷！
父親是在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候離開我們的，對父親的懷念，在越來越濃的春色裏滋長。二十二年後的春天，我們五姐妹在芳草妻萎、綠樹環合的福壽園為父親豎起了墓碑。
選擇漆黑大理石作墓碑，是因為它質地的凝重沉靜純粹如同我們對父親的思念一樣。堅硬的石麵上用利斧鐫鑿出父親微笑的側影，父親正仰起麵孔望著藍天，眉宇間有些許優慮―這正是詩人常有的神態，縱有萬般煩優卻依然微笑。父親的笑影是鐫在我們心上的。
大理石碑身依著青灰色花崗岩的立柱，這立柱是棱形的，狀如一支屹立的如椽大筆。父親是一位藝術家，他僅活了五十九歲，卻以他滿腔**和他的才華橫溢的筆創作了許多具有曆史價值和美學價值的畫與詩。
“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唱起那動人的歌兒―”這首幾乎家喻戶曉的歌曲就是父親作的歌詞，這是他為電影《鐵道遊擊隊》創作的主題歌。三十年後，電視連續劇（鐵道遊擊隊》仍沿用它作了主題歌，可是卻沒注上歌詞作者的名字。有朋友勸我可以為父親打一場著作權的官司，這種官司如今也很時髦，有些人通過打這類官司名聲大振。我沒有為此勞心費神。隨著時間的流逝，父親的名字正漸漸被遺忘，然而，他的作品卻流傳下來，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我想，父親在九泉之下一定很欣慰。在我們心中，父親是永生的。
棱形立柱的一側，“蘆芒千古”四個渾厚的大字出自父親的老上級老戰友賴少奇先生之手，賴先生書寫這四個字的時候正身患重病，他是顫抖著手提筆蘇墨，一筆一劃飽含深情。立柱的另一側，刻著父親的詩句―別讓歲月的馬車丟下我們，別讓時代的齒輪超過我們，我們要跨著歲月的馬車，揮著閃電的鞭子，推動時代，隆隆地前進，這就是我們的最大的幸福！這並不是父親最好的詩句，可它表現出的**和氣魄很能代表父親的性格。
父親的碑被十幾株青楓與兩棵闊大的玉蘭樹環繞著，每年春天即臨之日，我們便在父親的碑前供滿鮮花。
父親出身貧寒，但那並不妨礙他從小就酷愛藝術、追求藝術―藝術的精神便是心靈的解放和自由。父親曾帶我去上海的老城廂尋覓他少年時代居住的小屋，那是人家灶披間後麵攔出的一角，僅一片西瓜瓢般大小，塞進一張床就沒有多少空餘了。我仿佛看見少年時的父親跪在床沿，伏在奶奶那隻紅漆斑駁的舊被櫃上，借著人家灶披間昏黃的燈光，開始了他最初的藝術實踐。父親十幾歲時就在報刊上發表畫作補貼家用，後來他就替人抄筆記、管理圖書，從而得以免費進人新華藝專進修畫業，得到了正規的西洋繪畫基本功的訓練。當時父親最仰慕德國偉大的藝術家坷勒惠支的作品。
抗戰爆發，民族存亡之際，父親隻身離家投人抗日烽火。他路經浙西來到安徽徑縣雲嶺新四軍軍部駐地，從此他便以畫筆為武器，活躍在大江南北抗日根據地。母親說，那時候，根據地的老百姓，老老少少都喚他“小胡子畫家”。當時環境很艱苦，主力部隊化整為零，許多文藝工作者都分散到各地方武工隊去“打埋伏”。在那種險惡的情況下，父親卻從未停止過他的畫筆。而且他的創作情緒永遠那麽飽滿、熱情、樂觀。
父親去世後，我忍著傷痛整理他的遺稿。我突然翻到了它們―那些從戰爭年代的炮火中幸存下來、保存了將近四十年之久的素描、速寫、木刻。它們大都隻有巴掌大小，紙頁都已經泛黃發脆。然而那筆觸、那線條卻仍是遒勁生動，鼓脹著**和蓬勃的生命力。我小心翼翼翻閱著它們，那紙張在我手中發生輕微的悉簌聲，我仿佛看到遠久的戰火紛飛的年代，父親文弱的身影，背著粗帆布製成的畫夾，在行軍的馬背上，在激戰後的彈坑旁，在宿營的老百姓的草屋中，稍有空暇，他便掏出手指長短的炭筆，不停地畫呀畫呀。在那漫長的戰爭歲月，父親創作了數以千計的畫作，得以保存下來的僅是其中一小部分。母親當年用一隻鐵盒裝著父親的畫稿，行軍打仗，走到哪帶到哪。每逢敵人大掃**，便將鐵盒埋人土中；敵人一走，再啟出來。而在十年“文革”中，父親母親都進了牛棚，他們將一部分宣稿藏在廢棄的壁爐裏，這才使它們幸免遭劫。
那一年的酷暑，我扛著裝滿父親畫作的小皮箱獨自北上了。為了出版父親的畫集，我曾四處奔波、屢屢碰壁。當時正是嚴冰初融，百廢待興之際，像父親這樣剛剛從“牛棚”中“解放”出來的老藝術家要出版一本畫集真是很難很難。終於，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邵宇先生給我們家寫來熱情洋溢的信，人民美術出版社決定出版父親的畫冊！邵宇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畫家，也曾是一名新四軍戰士，他對父親的作品一定有深刻的理解。
在北京工作的三妹和三妹夫來火車站來接我，三妹夫扛起小皮箱疑惑地說：“怎麽這箱子這麽重？”待到住地，妹夫扛皮箱的肩膀竟磨出一道血痕。父親的畫作真是很重很重，期間負載著太多曆史的沉澱和對未來的期望。
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美術編輯薑旗先生，他為父親的畫集傾注了滿腔熱情，他悄悄向我交了底：“現在我們出版社積壓了好多畫家的畫集等待出版，要是按部就班，不知要排到猴年馬月。你若能自己抓緊把畫稿的底片衝洗出來，我瞅著機會幫你們往前插插隊。”在二十年前空調還是稀罕物，我和三妹鑽進人美出版社蒸籠般的暗室裏衝洗放大父親畫稿的照片，身上的確涼的短袖襯衫像從水中撈出來一般。大約化了三四天功夫，我們終於將近兩百張照片都洗印停當，這才安心，方覺人已經悟得發饅了，一口氣連吃了十幾根冰棍，直吃到肚子痛為止。
次年，父親的畫集終於麵世了，這是父親短短59年生命中留下的惟一的一本畫集，況且是在他死後方才麵世的！對於父親來說，這是遺憾呢還是欣慰？
畫集的封麵是父親的一幅垂柳老牛圖，燙金的“蘆芒畫集”四個字是張愛萍將軍的手跡。張愛萍將軍是文武雙全的儒將，有很高的藝術鑒賞力，一手字寫得剛柔相濟，神采奕奕。作序的亦是父親的老上級李一氓和王闌西，共同戰鬥的經曆使他們對父親的人格深切了解，故而他們是父親藝術作品的知音。他們在序中說：“……當年抗日戰爭中革命軍民戰鬥生活的真實場景，都一一記載在蘆芒同誌的筆下。其實，蘆芒同誌也是這些生活畫麵中的一員，他所畫的不僅是他所看到的，而且有些也正是他所做的；他不僅在畫別人，而且甚至可以說有時也在畫他自己。創作與生活結合得那樣緊密，幾乎到了不可分離的地步。這些作品既是一幅幅耐人品味的美術珍品，也是一卷卷感人肺腑的革命曆史回憶錄。它之所以至今仍令人愛不釋手的生命力正在這裏。”
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著父親的畫冊，跟隨青年父親的腳印穿過皖南的崇山峻嶺，然後渡江北上，到達水網交織的蘇北平原，並輾轉周折於江淮兩岸、鹽阜地區，之後又渡江南下……一個在貧困和歧視中掙紮的苦悶的青年，渴望光明，渴望有自由揮灑藝術才能的地方，一旦他投身於人民大眾火熱的鬥爭生活，呼吸到革命隊伍中平等自由的空氣，他的心靈的枷鎖解脫了，熱血沸騰，**澎湃，藝術創造力便如火山爆發般迸濺出來。難怪幾十年歲月塵埃仍遮不住這些巴掌大小紙頁泛黃的畫幅中蓬勃的生命力！
畫集的第一部分是木刻與版畫。父親在根據地《江淮日報》工作時，每天要給報紙作一幅配合形勢宣傳的木刻，晚上，他伏在草棚中的木板上，就著豆大的油燈，畫呀刻呀，直至雞啼天明。畫集中有三幀父親刻的根據地通用的抗幣，那時候根據地印刷條件艱苦，沒有照相製版設備，連錢幣也隻能用木刻印刷。1948年父親創作的那幅解放南京的石版畫，沒有光石版，父親硬是用沙子靠雙手在毛石版上磨出來。我很喜歡作於1941年的那幅“向敵人腹背進軍”，僅107公分窄小的紙麵卻展現了千軍萬馬的氣勢。父親以刀法嫻熟而剛勁的線條疏密相間，陰陽相對，勾勒出狂風暴雨之夜，天地混沌，隱隱約約可見一支遙逸蜿蜒的隊伍正急行軍插向敵人的腹背，你仿佛能聽到充溢天地間滾雷一般“蹋、蹋、蹋、蹋、，答、答、答、答”腳步聲馬蹄聲交織一片，感受到那一種赴湯蹈火的昂揚鬥誌。
與父親的木刻版畫相比，我更喜歡他那些在激戰間隙、行軍途中即興作下的素描，靈動的筆觸鮮活的形象，更率直更性情，水淋淋是從生活的海洋中掬起的。那一幅陳毅將軍像惟妙惟肖，寫出了陳毅將軍大敵當前卻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的安詳自若的神態。這幅肖像作於皖南事變之後，當時陳毅將軍剛剛就任新四軍代軍長。肖像在報上刊登出來，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新四軍指戰員和革命群眾的鬥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父親作於1945年的那幅“解放兩淮重鎮淮安城”，畫麵也隻有15X12公分大小，黑壓壓的古城門緩緩地打開了，老百姓革食壺漿，歡笑著簇擁著迎接子弟兵進城。攻打淮安城時，父親參加了“敢死隊”，他和戰士們一起衝鋒陷陣，冒著槍林彈雨奮勇登上了淮安城頭。硝煙尚未散盡，父親顧不得抹去額上的汗珠，就坐在城頭廢墟上掏出畫筆刷刷地畫開了，畫下了這淮安人民熱烈歡迎子弟兵進城的盛況。
父親善於寥寥數筆便勾勒出一個人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點，有一張“烽火中誕生的小鷹”，畫的便是一歲半時的我。人在三歲以前有沒有記憶？然而我看到這幅肖像，便依稀記起了那清淩淩的射陽河，我在河邊的篙草棚中出生，那時正值國民黨大舉進攻解放區，形勢危急，母親生下我後得了傷寒不省人事，父親星夜騎馬沿著河灘追尋我們母女倆的蹤影……父親畫這幅“小鷹”時已是一年半之後，局勢漸漸好轉，“小鷹”回到了父母身邊，部隊馬上要橫渡長江解放全中國。“小鷹”一定感受到了爸爸媽媽迎接勝利的喜悅之情，所以她不吵不鬧，很乖很安詳。
父親還是位出色的雕塑家，畫集中有兩幀父親雕塑作品的照片。一幀就是“淮北解放區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塔頂挺立的那位新四軍戰士全身像便是父親的傑作。父親還曾經為壯烈犧牲的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塑像並設計墓碑，那時父親在三師工作，接到命令，連夜穿越敵人封鎖線，乘小木桶泅渡淮水，趕往四師駐地。我們曾聽父親講述當年的那段傳奇，真是驚心動魄！
父親這些誕生於戰爭年代的作品，技法純淨而精到，沒有絲毫矯揉造作餡談媚俗之態，也沒有半點遮遮掩掩追名逐利之心，故而我以為它們是當之無愧可稱作為藝術的。
父親畫集的後半部，收集了他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創作的國畫作品近四十幀，這些作品中絕大部分畫的是牛，在父親有生之年的最後幾年中，他畫的牛已經饒有名氣了，求索者已是絡繹不絕。
父親畫牛起始於抗戰時期，那些描寫根據地軍民生產勞動的畫麵中就多次出現耕牛的形象。父親解放後改行成了詩人，詩畫同源，他並未擱下畫筆，隻是愈來愈喜好作中國傳統水墨畫了。七十年代中期，父親從“牛棚”出來，便情有獨鍾畫牛，那以後直至父親去世，父親幾乎天天畫牛，牛在他筆下愈來愈具神韻，憨態畢現，呼之欲出。這現象很值得探究和尋思。我想，這應是父親曆經了塵世間的榮辱升降、世態炎涼之後所追求的一種人生境界吧！父親最後幾年畫的牛，筆觸更趨簡潔，墨韻更趨渾厚，境界純樸明朗幾近透明。可惜天不假人壽啊，倘若老天再給父親幾年時光，我相信父親的畫作會達到更高的藝術境界！
父親最早的長詩《東海之歌》也是誕生在戰爭年代，那是在1940年間。時隔十年，全國解放，父親隨部隊進了城，披閱舊稿，又加了一個尾聲。那時，父親還在華東海軍畫報社工作，並且以部隊畫家的身份出席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兩年後，父親轉業，卻因種種原因改行到作家協會工作。
1955年，父親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書名就叫《東海之歌》。
以《哥德巴赫猜想》蜚聲文壇的徐遲先生是父親的摯友，他在為《蘆芒詩選》作序時寫道：“到哪裏再去找《東海之歌》那樣的動人心弦的革命史詩呢？到哪裏再去找《東海之歌》那樣的氣韻生動、須眉畢現的，形象化的，又是戲劇性的，真、善、美的語言呢？到哪裏再去找《東海之歌》那樣的風暴聲，海浪聲，錨鏈聲、拉纖號子聲，槍聲、人聲、爆炸聲、沉船聲、呐喊聲、殲滅侵略者的戰鬥聲和凱旋歸來那樣地擲地如有金石聲的歌聲弦岌之聲的共鳴與交響呢？”
“他的感覺就那樣銳敏，他捕捉的形象就那樣鮮明，他錄下的音響就那樣逼真，他處理的素材就那樣貼身。當詩人開始學習寫詩的時候，他在生活的源泉裏是泡得周身滲透了生命之瓊漿似的，灑向稿箋都是詩，他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就像生活本身在創作一樣。”
“所有這些詩，都有莎士比亞式的戲劇性的生動情節及完美而豐富的荷馬史詩的風味，並具有勃洛克以及馬雅可夫斯基那種革命詩歌的某些影響與特點。我最近重讀了這幾首詩，被它們震動了。在我國新詩創作中，這樣的好詩並不多見。”
“一個詩人能夠寫出這樣好的詩來，歌頌人民歌頌黨；一個詩人能夠在身後，給後世留下這樣的好詩，獻給人民獻給黨。把中華民族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反侵略的人民戰爭記錄下來，描繪下來，提煉、升華、結晶，他可以無愧於心，他真是不虛此生！它們的作者不是正含笑於九霄之上嗎？”
父親的詩歌風格，後來逐漸發生了變化，從現實主義的、史詩式的、戲劇性的，發展成浪漫主義的、抒情的，席勒式的為時代精神大聲呐喊。曾經有一種說法，詩是時代精神的號角。我沒有研究過詩歌理論，不知這種說法是否過時。但是，我相信，一個時代必定會產生屬於那個時代的詩人。
父親一生曾出版九部詩集，《紅旗在城市上空卷動》、《上海，上海，向前，向前！》、《奔騰的馬蹄》等等，從這些詩集的名稱便可以感受到撲麵而來的**。父親的詩不是幽閑恬靜的，田園式的，而是動態的、戰鬥的、奔放的；是氣勢磅礴、熱情洋溢、大聲疾呼的；不是供人們關在屋子裏慢條斯理地低吟的，而是給人們在大庭廣眾麵前高聲朗誦的。父親生前就經常到劇院，到廣場，甚至到大街上向廣大群眾朗誦他的新詩。如今，這樣的場麵再也見不到了。
記得我少年時代，我們姐妹很少能見到父親的麵。他總是忙，總是外出采訪，或到工廠或到農村。當時他是上海作協詩歌組組長，經常要到工人文化宮去指導群眾的詩歌活動，開朗誦會或寫詩會。在他的創意下，辦起了上海詩廊，他為上海的新詩歌運動付出了許多心血和勞動。
父親的詩歌中我最喜歡的是一首“母親的名字”，這首詩情到深處，卻如家常絮語；雖精短，卻也具有史詩的力度。
除了那首經久不衰的歌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父親還創作過許多歌詞，當年都非常流行，譬如電影《女籃五號》插曲“青春閃光”，電影《護士日記》主題歌“時代的列車隆隆響”，電影《紅色娘子軍》插曲“五指山上紅旗飄”，以及“高舉革命大旗”、“焦裕祿讚歌”等等。
父親是時代的詩人，是人民的詩人。正如徐遲先生所說：“他緊密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化人人民群眾之中，好像易溶的固體物的分子均勻地溶化在水分子的中間，澄清而透明。”
父親性格率真單純，待人摯誠仁厚、熱情如火。父親有許許多多朋友，遍布各行各界，有名聲顯赫的也有默默無聞的，有皓首長者也有少年晚輩。我們家中經常是賓客如雲，切磋藝術真諦，談論天下大事。想起來，少年時的我真是非常喜歡那樣的氣氛。到吃飯時間了，老阿姨隨意炒幾個菜，無論年齡長幼，無論地位高低，無論名氣大小，隨意圍坐一圈，有啥吃啥，其樂融融。
有一位年輕的詩人叫欣原，在他蒙受冤屈的逆境中仍堅持作詩，點著礦燭，他鍥而不舍地寫出了五千行長篇敘事詩《金剛山》，他輾轉將稿子送到了父親的手中。當時，父親正身陷“牛棚”，處境險惡，父親仍連夜讀完了欣原的詩稿，十分激動。父親趁每月回上海休假的日子，冒險約了欣原和一位當年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誌願軍炮兵師長在我家會晤，對那部長詩進行分析推敲，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這樁事情被歲月掩埋，無人知曉。直到1998年，欣原的長詩《金剛山》終於出版問世，他在《文藝報》上發表了紀念父親的文章，我們才知道了真相。
父親曾經無私地幫助過許多追求藝術的年輕學子，與他們一起討論構思，親自動筆為他們改稿。
直至父親去世以後，有一位山東荷澤地區的青年接二連三地給父親寄來他自己的習作，希望得到父親的指點和幫助。我幾次想寫信告訴他，父親已經去世，卻每每下不了筆，仿佛是不想打破他的期望，又像是要保留我自己心中的一個幻想。
“詩絕，畫絕，如今都成絕響；冷風、熱風，從來不失風範。”這是畫家、藝術評論家謝春彥在父親追悼會上寫下的挽聯，正是父親一生的寫照。
父親很愛他的五個女兒，奶奶曾經埋怨母親隻生女兒不生兒子，父親便笑道：“五個女兒最好，五朵金花有五千金呐！”
我們五姐妹為父親豎起了墓碑，黑色大理石的碑身上鐫著父親永遠微笑的麵容；棱形立柱一側刻著父親的詩句，另一側刻著賴少奇伯伯書寫的“蘆芒千古”四個字，現如今，賴伯伯也到福壽園與父親作伴了。春色如茵的福壽園內，有許多父親熟悉的叔叔伯伯們，父親應該並不寂寞。
那棱形立柱的背麵，鐫著我們五姐妹對父親說的悄悄話——
父親一直是我們的知心朋友和良師，他總是以他藝術家的詼諧而帶哲理的話語鼓勵我們在逆境中自尊、 自愛、 自立地生活，做人格高尚的人。而我們總是貪婪地汲取著父親對我們的關愛，依賴著父親寬厚的肩膀，隻顧著自己向前走啊走啊，卻沒有許多時間回來陪伴父親，跟他談談他的畫、他的詩、他的苦惱、他的希望，等到父親不堪重負旬然倒下，任我們哭啞了嗓子他卻聽不見了！這是我們不可饒恕的過錯！
父親，將來有一天與您在天上相會，我們一定陪伴你遨遊藝術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