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美麗人生
——記新四軍教導總隊女生八隊的幾位女兵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母親們―將青春和熱血奉獻給民族解放事業的革命女戰士們！
當我一一采訪這些都已80歲左右高齡的老人們，我從她們飽經風霜的麵容中讀出了寧靜和安詳。一個古老的話題又在我腦海中盤桓―怎樣的人生才是美麗的？
時光悄悄地邁人了新世紀的門檻。
1月7日，這個日子原是極平常的，卻鐫刻在一些有著特殊經曆的人們的心中，生生死死永不泯滅。這一日，我陪同母親來到安徽徑縣雲嶺―原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部所在地，我們是應邀前來參加皖南事變殉難將士犧牲六十周年的紀念活動。
仍是殘冬季節，前幾日還凍雲凝滯、寒風凜冽，都穿著厚厚的棉大衣，不想這一日卻雲破天開，陽光燦爛，竟如小陽春一般溫暖。英烈們名垂青史，氣貫長虹，驅逐了陰霆和霜凍。
由於口程很緊，主辦單位沒有安排參觀新四軍教導總隊女生八隊的舊址，母親卻執意要去埋在山坳中的中村。主辦單位的接待人員十分善解人意，趁午休時間特意派了車輛。和我們同去中村的還有一位老人，她便是赫赫有名的原新四軍副參謀長兼教導總隊隊長周子昆的遺婿何子友。
何子友高齡已九十，腿步稍顯跳珊，卻仍是腰板挺直，目光銳利，一頭剪得短短的銀發愈襯得她精神矍礫。丈夫六十年前與項英同誌一起被叛徒殺害於徑縣茂林赤坑山蜜蜂洞內，何子友孑然獨身了六十載，她守著的是一份如何深沉的情感和思念啊！聽徑縣的同誌說，早幾年，何老太腿腳還利索，年年要來雲嶺，年年要攀登崎嶇山路上蜜蜂洞憑吊亡夫英靈。
徑縣內為這次紀念活動搶修了一條直達雲嶺的公路，路雖是新築的，汽車仍有點顛簸。車到新四軍教導總隊駐地便不能往上開了，因為往上已沒有了路。看看坎坷的小路，我勸母親不必進中村去了，由我跟著向導進去，拍些照片回來。母親猶豫著勉強答應了。可沒等我走出一箭地，便聽得身後有“呼味”的氣喘聲，一回頭，卻見何子友與我母親都跟上來了。何子友整九十，我母親也八十又三，煙嵐迷蒙的山巒映襯著她們被微風吹動著的霜發，她們的雙眸因興奮和急切而灼亮起來。母親雖喘不勻氣，仍玩笑道：“何子友，那個時候‘做禮拜天’，你大概把這條小路都踩破了吧？”原來當年的女子教導隊中，有幾個年稍長、結過婚的女同誌，她們的丈夫大都是新四軍的各級首長，首長有時到教導總隊開會，便派人來接她們下去。其他女生便戲稱她們是去“做禮拜天”。周子昆當年兼任教導總隊隊長，常來教導總隊；身為女生教導隊排長的何子友自然是要常走這條山路的了。
終於到了中村，是大山縫隙中一座小小的村莊，一簇簇黑瓦粉牆的徽派民居靜靜地散落在遠近高低的且做上，日久炊煙生，蒼然落平楚，幾頭黃牛安詳地在清溪旁踱步，見有生人，並不驚惶，徽洋洋地抬起眼望著你，讓人疑惑：是不是到了“不知有漢、逞論魏晉”的桃花源？幸有一群背著花花綠綠的書包帶著鮮豔的紅領巾的孩子們歡蹦亂跳地走過，這才打破了我的幻覺。
村民們聽說有當年的女新四軍來探訪舊址，陸續迎出，熱情地指引，卻都是曆經滄桑麵容的老人，鮮見有青壯男女。一打聽，原來年輕人都外出打工掙錢去了。
一群人便在一座古舊卻不衰敗的典型的徽居前立定了，母親稍稍定了定神，便激動地叫起來：“是這裏，就是這裏，不過場子周圍的土牆沒有了，門前的池塘沒有了……”何子友便糾正她：“池塘原就在屋後的，怎麽會到門前去呢？”
兩個老太太孩子般地手舞足蹈，從一間屋竄到另一間屋，一邊不停地描述著，哪裏是隊長辦公室，哪裏是學員們的寢室，門外的場地既是學習政治文化的教室，又是軍事訓練的操場。我母親興致勃勃回憶起初到女生八隊時的情景：夜行軍，沒走幾步路背包就散了，綁腿就鬆了；站崗放哨，聽到風吹草動便嚇得哇哇叫，可是，心裏麵豁然開朗的舒暢真是難以言說。母親在到雲嶺之前，曾經受地下黨派遣以流動宣傳隊員的身份到國民黨軍隊裏去開展工作，她們親眼目睹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腐敗，看清了一些反動將官“假抗日真剿共”的麵目，九生一死輾轉千裏才逃出了魔窟，奔赴皖南參加新四軍。母親那年是18歲。
那一邊，當年的教導八隊女排長何子友正有力地揮舞雙臂指揮村民們一起唱《新四軍軍歌》：“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孤軍奮鬥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勳……”母親說，當年她們在這裏出操、訓練、上課，集合時都要唱這首歌，那時真是歌聲迭起、聲遏行雲啊。這寧靜的山坳被歌聲攪動得沸騰起來，我仿佛看見山坡上、溪流邊、田埂頭，一隊隊、一群群英姿颯爽的女兵，一式的灰布軍衣，頭發剪成男子模樣，卻依然是花容玉貌。她們來自天南海北，有城市學生，有鄉村少女，有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家女兒，也有錦衣玉食的富家小姐。她們在這裏學政治、學文化，練瞄準練刺殺。她們盡情享受著革命軍隊中自由明朗的氣氛，她們向往著能為國家興旺民族解放貢獻自己的青春，她們感到自己的人生在這裏綻出了含苞欲放的花蕾。她們大都在這裏學習數月，隨後便奔赴抗戰前線，或者到敵後根據地工作，她們艱難曲折卻又璀璨美麗的人生便是從這座小山村裏開始的。
我母親珍藏著新四軍教導總隊女生八隊的通訊錄，我算了算，老八隊隊員如今定居在上海的便有二十多位，可是，幾乎每年都有一兩個名字被畫上黑框，令人觸目驚心。我知道，她們每個人的經曆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可是她們大都默默無聞，在我們這個風雲際會繁華喧囂的城市的一角，安安靜靜地度著她們簡樸的晚年。
“一個人在領會到生命真正的幸福時，就會覺得歡呼與歌頌全是多餘的了。”這便是她們的人生境界。
自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和1937年的“七·七事變”之後，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共產黨人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促使國共兩黨再一次進行合作。於是，1937年8月，陝甘寧的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937年10月，“湘粵閩浙贛鄂豫皖”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軍部於1937年12月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移至南昌。當時，國民政府軍委會和新四軍軍部先後在安徽欺縣岩寺設立兵站，接應各省遊擊隊。4月初，新四軍軍部遂由南昌東移岩寺，同年7月遷至徑縣雲嶺，直至皖南事變。
新四軍建製之初，吸引了大批熱血沸騰的有誌青年，四麵八方的誌士仁人越過重重障礙投奔而來。新四軍也急需將才與兵源，通過各省區地下黨組織物色和介紹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人加入隊伍。國民黨雖然打著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旗幟，鏟除共產黨之心卻沒有一天停止過。所以，許多欲往雲嶺的年輕人往往都要喬裝打扮、輾轉曲折方能擺脫國民黨的盤查與阻攔。
當時上海已經淪陷，“八一三”寇炮擊上海，日寇的飛機對上海進行狂轟亂炸，數以萬計的無辜市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他們一批批湧人租界，住進了難民收容所。難民收容所裏的生計十分艱難，睡地鋪，喝稀湯，貧困與疾病逼迫著他們，失去家園的屈辱與痛楚時刻啃著他們破碎的心。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很快注意到難民收容所的特殊情況，立即派了許多同誌深人難民之中，與難民同吃同住，在難民中播灑抗日救國的火種。從識字班到讀書會，唱歌、演戲、做報告，越來越多的難民被喚醒了，將悲傷與愁苦化作了勇氣與力量，紛紛要求到新四軍去，到抗日第一線去！
那是在1938年的夏天，一艘巨大的江海輪船停泊在濁浪滾滾的黃浦江邊，正等待著啟航。在這艘輪船的底艙裏，席地而坐著七百多名難民，他們打著“江西墾荒隊”的旗幟，他們真正的目的地卻是安徽雲嶺。這便是地下黨組織的一次集體參軍活動。在這七百多名難民中，有二三十個花季少女，她們都是上海工廠的青年女工，她們也要去雲嶺參加新四軍，為了避開國民黨特務的耳目，地下黨便叫她們化裝成難民模樣，與難民們一起搭船離開上海。
沈愛萍便是這批青年女工中的一個，說起六十多年前化妝難民離開上海參加新四軍的這段經曆，沈阿姨的眼睛便有了神采，她的家是在宛平路的一幢灰色的多層公寓中，客廳很寬敞，家俱卻簡單且陳舊。
沈愛萍少小父母雙亡，15歲便到海寧洋行（益民食品廠前身）做童工。工廠在虹口，每天上工要經過外白渡橋。工頭規定，過橋必須要向巡邏的日本鬼子鞠躬行禮。倔強的小愛萍就是不肯向鬼子低頭，常被工頭揪住腦袋往下按。小愛萍咽不下這口氣，憤然離開工廠，到一家私人的壽衣鋪子當刺繡的學徒。後來，地下黨領導工人罷工勝利，廢除了向日本鬼子鞠躬這一條規定，沈愛萍又回到了工廠，在杯子車間做冰激淩筒杯。當時與她一起做杯子的有位地下黨員陸迅行陸大姐，介紹她參加了工會，幫助地下黨傳送抗日救國的宣傳品。沈阿姨說，那時她人小，穿雙大雨靴，就把宣傳品塞在雨靴裏帶進工廠，分發給姐妹們。有一次，她們在加班時輕輕地唱起抗日救亡的歌曲，卻被工頭聽到了。第二天，老板點名開除了陸迅行、沈愛萍等三個工人，說她們有赤色傾向。地下黨組織安排陸迅行馬上離開上海，沈愛萍去送行，得知陸迅行是去參加新四軍，心裏麵羨慕得不得了，哪裏還有心思做工？黨組織了解了她的心願，便讓她跟隨難民船一起登程了。
與沈愛萍同船出發的女工還有陸若勉。
陸若勉的父親是鞋匠，家境貧困。陸若勉12歲便到華潤煙草公司做童工，手太小，包裝美麗牌香煙，二十枝煙都捏不攏。因為是臨時工，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門去廠門口排隊搶位子，搶不到位子，這一天就沒有工做，就賺不到一個銅板。在地下黨組織的關懷下，陸若勉進了良才補習學校，學習文化，更學到了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16歲那年，她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婦女救國會，送情報、舉辦讀書會；三八婦女節，上街示威遊行，三三兩兩先裝著不認識來到四川路橋下，領隊的喊了一句口號，呼拉拉排成了一列長隊。愈是積極地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陸若勉愈是向往參加新四軍，奔赴抗日第一線。用陸若勉的話來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匹婦也有責嘛！”她最喜歡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當她聽說地下黨正組織難民收容所的難民一起投奔新四軍時，她沒有絲毫猶豫便進了難民收容所，終於與難民們一起踏上了遠航的輪船。
這一路行程並不風平浪靜，船出吳淞口，便有日本憲兵上船檢查，說是有新四軍的傷員躲在船上。 日本憲兵搜查到底艙時，沈愛萍、陸若勉和難民們都一口咬定是要到江西墾荒去的，日本憲兵找不出破綻，隻好放行。兩天後，船到溫州，就有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長上來，天花亂墜地動員難民們參加他們的部隊，說他們的部隊武器精良，軍晌豐厚，去了便可加封軍銜等等。確實有20多名青壯男子跟了那國民黨團長去了，可大多數同誌都沒有動搖，認準了，定要參加新四軍。在溫州下了船，大家隻有步行了，沿途要經過青田、蘭豁、麗水、金華、歇縣，方可到達新四軍兵站岩寺。沈愛萍和陸若勉雖然都是工人，卻從來沒有走過這麽長的山路。累是累，腳掌都起了水泡，可是心裏麵高興，向往已久的聖地就要到了！一路上，她們還時時要提防國民黨部隊的阻攔與刁難，夜裏宿營，女同誌不敢一個人到溪邊洗衣。她們也聽到國民黨部隊放哨的土兵嘀咕道：“我們拉夫拉不到，新四軍怎麽那樣火？竟然有那麽多人自願送上門。”
長途跋涉之後，她們終於到達了岩寺。沈愛萍說，她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在新四軍兵站吃的第一頓飯，那味道噴香可口，勝過山珍海味。她們在兵站住了二三天，便被分配到教導總隊女生八隊參加集訓。沈愛萍在那裏遇見了先期到達的工廠姐妹陸迅行。陸若勉分在由教導總隊隊長周子昆的愛人何子友任排長的排裏，與何子友睡在一起。不久，陸若勉因為在軍事訓練中奪了第一名，被破格提升為副排長了。
陸若勉阿姨的陽台外麵有一個樹木茂盛的花園，枝葉把陽光篩漏成銅錢大小的光斑，閃閃爍爍，令人遐想。陸阿姨自豪地說起她當年如何在軍事訓練中奪得狀元，便又唱了起來：“脫去舊衣裳，換上新軍裝，今日積極練兵忙，明日上戰場！”
高敏阿姨離開上海到雲嶺參加新四軍是在1939年初，那個日子她記得很牢，是2月巧日。高敏阿姨也是乘船離開上海的，卻不是裝扮難民，而是參加了地下黨組織的第三戰區將士流動宣傳隊，隊長是愛國民主人士吳大餛，副隊長即是地下黨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負責人楊帆，那時他的名字叫尹揚。
當時的高敏僅16歲，是滬北中學的一名中學生，學習成績優秀，性格活潑開朗。上海淪陷之後，她的家搬人了租界，有半年多時間學校都開不了課。小高敏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情到傷兵醫院當小護士，又參加業餘讀書會和歌詠隊，上街宣傳抵製日貨，聲援七君子的愛國正義舉動。警察來驅趕遊行隊伍了，她和夥伴們騎著自行車飛快地穿弄堂拐小巷，眨眼便沒了人影。有一天，歌詠隊的負責人宣布，要組織流動宣傳隊到前線慰問演出，可自願報名，每人交20元錢。小高敏高興得立即跳起來報了名。宣傳隊秘密地排練了許多宣傳抗日的節目，譬如《放下你的鞭子》、《大刀向進行曲》等等。出發前，他們自願結合成三兩個人一組，裝扮成普通的乘客上了船。高敏與一位年紀稍長的男同誌一起，扮成舅舅和外甥女兒。船出吳淞口，日本人同樣要上船檢查。小高敏有點緊張，“舅舅”便悄悄叮囑她：“自然點，不要怕，我們是去親戚家。”
流動宣傳隊到了溫州，一邊演出一邊趕路，卻在半途被國民黨攔住，將他們一隊人送到了上饒，那裏是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怎麽辦？大家心裏都很焦急，因為他們隨身帶了許多上海各界人士捐贈給新四軍的物品。吳大現和尹揚要隊員們耐心呆在旅館，不要拿進步的書籍出來看，不要唱進步的歌曲。他們兩人便去跟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談判。那段日子著實難熬，天天有國民黨特務到旅館來探聽口風，他們總是纏住年紀最小的高敏，變著法兒套她的話。高敏這一路下來已有了經驗，橫豎不說“雲嶺”二字。二個星期後，第三戰區司令部終於放行了，讓他們到宣城去慰問國民黨的軍隊。離宣城不遠的太平縣駐有新四軍的留守處，幾次三番派戰士送邀請信給宣傳隊，請他們去太平演出。隊長便跟國民黨將官商量：“人家這麽盛情，不去不妥吧？現在國共合作，也該去慰問一下呀！”國民黨將官沒有理由拒絕了。為防夜長夢多，宣傳隊當天半夜便啟程，悄悄上了條木船，沿青弋江北上直抵雲嶺了！國民黨第三戰區的命令尾追著他們而到，命令他們立即去國軍50軍團慰問將士。是留是去？嚴峻的選擇擺在每個宣傳隊員麵前。
“當時我沒有一點猶豫就選擇了留下，其實在離開上海時心裏麵就存了這個念頭了！”六十多年過去了，高敏阿姨依然是嬌小玲瓏的模樣，麵容清秀而安詳。16歲的她在人生的岔道口決然選擇了一條艱難坎坷而又美麗光明的道路，她成了新四軍教導隊女生八隊最年輕的學員。
高敏阿姨透露了一個信息，當年她離家從軍時乘的那艘輪船上還有一支上海市紅十字會醫療隊，左英就在那支隊伍裏，當時的左英已是地下黨員了。
左英阿姨的家位於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上，然而你與她談話，感受到的卻是超凡脫俗的恬淡。左英阿姨腿腳不方便，說話也不方便，然而她神情中絲毫沒有受過重創之人的沮喪與怨艾，是餘霞一般的熱情與明麗。
“敵人已經打來了，麵臨當亡國奴的命運，抗日救國的責任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肩上，如果我們不擔負起救國的責任，難道還要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子孫去擔當複國的重任嗎？”左英阿姨說這話時，語氣非常莊重。
左英少年時代在南市西城小學讀書，東北流亡學生到南方請願，就住在她們學校的禮堂裏。東北學生給小學生們做報告，講日寇如何殘殺活埋了他們的父母。東北學生唱流亡三部曲，唱得聲淚俱下。左英她們一班小學生都哭了，還安慰東北學生：“大哥哥大姐姐不要哭啊！”左英少小的心中激起了愛國優民之心。後來，左英考上仁濟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在地下黨的引導下，她參加了職業界抗日協會，不久便人了黨，成了仁濟醫院地下黨的負責人。當時，仁濟醫院的地下黨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宣傳進步書刊，到難民署作防病工作，到紗廠夜校普及戰時救護知識，募集支前藥品和寒衣等等。由於左英學習成績優秀，仁濟護士職校的英國校長希望她畢業後留院工作。校長找她談話，對她說：“你們中國現在是災難深重，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共產主義也不能救中國，隻有上帝的天國才能救你們。你就留在這裏工作吧！”左英答應留下，心中暗好笑：校長並不知他恰恰留下了一顆共產主義的種子。
因為新四軍組建之初急需醫務人員，上海地下黨便部署醫務界的黨員動員醫務人員參加新四軍。左英動員了上海寶隆醫院8位年輕護士去安徽雲嶺，可她們走了半個月，卻有消息傳來，這8位護士在溫州被國民黨抓起來了。左英十分著急，她覺得她有責任營救這8位同誌。左英的大姨是東吳大學的法學士，在國民黨立法院工作。左英想通過大姨的關係去營救她們。左英向黨組織提出申請，組織批準了她，她便以護士身份參加了赴前方慰問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登船前往溫州。
左英趕到溫州才知道那8位護士已經在新四軍辦事處的多方交涉而被國民黨釋放了，左英心裏的石頭總算落地。然而這時她自己卻麵臨著被捕的危險，國民黨溫州市黨部對上海紅十字會救護隊產生了懷疑，擬要拘捕全體成員。上海已經回不去了，新四軍辦事處當機立斷，星夜派人將他們送往雲嶺。就這樣，左英來到了群山環抱中的新四軍教導總隊女生教導隊，開始了她戎馬控惚的戰士生涯。
左英、高敏、沈愛萍、陸若勉，包括我母親等一批女八隊學員應該說還是很幸運的，她們在皖南事變以前就離開了雲嶺。沈愛萍去了江北新四軍四支隊；陸若勉去了江南新四軍支隊；高敏和左英先是留在皖南軍部軍醫處工作，皖南事變前一個月，她們跟隨後方機關先行撤退到了江南。這以後，她們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著、戰鬥著。她們是女中英豪，她們以後的故事是這篇短短的文章書寫不盡的。
而教導隊女生八隊中有一部分隊員因工作需要跟隨新四軍軍部行動，不幸遭遇事變，她們的經曆更是泣鬼神驚天地，令人**氣回腸。
我有幸采訪到皖南事變中不幸被捕、後來從上饒集中營突圍出來的毛維青阿姨，卻實在難以將那一段殘酷的血腥的經曆與眼前這位衣著得體神情坦然言語爽利的老人聯係起來。
抗戰期間，淪陷的上海活躍著一支赫赫有名的煤業救護隊，他們赴前線救護傷兵，為軍隊運送慰勞品，輸送傷員轉往內地養傷，輾轉接運南方紅軍遊擊隊的傷病員和上海“難民”，並把上海各界民眾支援新四軍的大批醫藥、器械、印刷設備、技術力量源源不斷地運到新四軍皖南軍部。至1938年初，在新四軍領導項英、周子昆等人的關懷下，上海煤業救護隊二百多人集體參加了新四軍。
毛維青就是跟隨哥哥毛中玉參加了上海煤業救護隊來到皖南的。毛中玉是一位音樂家，參軍後，他在教導總隊任俱樂部主任，而毛維青則成了女生八隊的學員。在八隊集訓了一段時間後，政治部幹部科長找毛維青談話，要調她去學速記，當機要員。她高興地跳了起來，從小就愛讀反間諜小說，她渴望成為一名共產黨的“間諜”。學了半年速記後，毛維青便被調到新四軍軍部機要科工作，和她同去的還有施奇等4人，她們是新四軍第一代女機要員，在當時來說真是“天之驕子”了。皖南事變發生前一個月，軍部原是決定讓她們跟隨後方機關先行撤退的，但她們堅決不肯離開軍部，她們年輕的胸膛裏鼓脹著戰鬥的**，她們是那樣的單純，哪裏會預料以後的遭遇呢？
激戰開始了，毛維青向黨中央發出了軍部首長的最後一個電報，便將密碼本一頁一頁的燒毀了。硝煙四起，彈飛如雨，幾天苦鬥之後，他們被逼進一個小小的山衝石井坑。毛維青已累吐血，哥哥毛中玉還來探望她。可是不多久，毛維青就聽到哥哥壯烈犧牲的消息，她已經沒有眼淚，隻有憤怒！毛維青在山洞裏躲了幾天，下山時仍被埋伏著的國民黨士兵抓捕，關進了上饒集中營。新四軍軍部的四位女機要員中，隻有一人突圍出去。
當我問起她們在上饒集中營裏的情況，毛阿姨沉默良久，那可能是她生命中最殘酷的一頁。傳說上饒集中營有“金木水火土”五種酷刑；金―鐵釘；木―老虎凳；水―辣椒水；火．―烙鐵；土―活埋。聽著便令人毛骨驚然。
毛維青阿姨說：“我還算命大，越獄出來了，可施奇她們呢……”
施奇的故事我很早就聽說過，她被讚譽為新四軍的“丹娘”。施奇原是上海紗廠的女工，也是隨上海煤業救護隊一起參加了新四軍，曾任教導隊八隊九班班長，後來與毛維青一起調任軍部機要員。施奇落人敵人魔掌後遭到敵兵的**，身染重病，氣息奄奄。國民黨特務以替她治病作誘餌勸她自首，被她拒絕。與其喪失人格地活著，不如去死！當她得知了同誌們的越獄計劃後，她激動地拉住毛維青的手說：“帶我一起走吧，要能從這個人間地獄出去，便是死在路上，我也甘心啊！”可是她馬上意識到自己的病體會拖累戰友們的，隨即道：“不，不要管我，你們快走！你們出去後，把我的遭遇告訴大家，要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為我報仇……”毛維青她們越獄之後，敵人將施奇活埋，當泥土埋沒了她的下半截身體，她仍堅定地說：“決不投降！”直到她尚能最後呼吸時，還用微弱的聲音喊：“共產黨萬歲！打倒投降派，打倒國民黨！”
施奇在送給她男友的照片後麵寫著：“我們一麵擔負起救亡的使命來完成我們的天職，一麵在這炮彈之下鍛煉成一個健全的鬥士。朋友們請努力吧！”
毛維青阿姨深情地說：“我為我們女生八隊而驕傲，八隊的女兵們沒有一個叛變的！”
與沈愛萍、陸若勉一起乘船去雲嶺的上海大學生章輔，在八隊學習一段時間後被派往津浦路東的五支隊工作。在一次反動地主武裝暴動中她被捕了。敵人對她嚴刑拷打，逼她供出新四軍活動的情況，章輔卻憤怒斥責他們破壞抗日的卑劣行徑。敵人慘無人道地將她赤身露體地遊街，並用刀一塊塊地割她的肉。章輔罵不絕口，終於倒在血泊之中。
教導隊女生八隊中還有一位與高敏一般年輕的L海姑娘叫張潔亞，學業結束後她被派往新四軍三支隊做會計。在一次與敵人的遭遇戰中她受了重傷，想到自己身上背著部隊的軍炯和財務賬冊，萬不可落人敵人之手。於是她忍著傷痛，掙紮著爬到隱蔽處，將軍晌與賬冊藏進草叢深處。隨後，她又爬呀爬呀，盡量地遠離軍晌和賬冊的掩埋處。她卻因失血過多，犧牲在半途中了。
在雲嶺，在皖南事變殉難將士紀念碑的山腳下，排列著記敘英烈事跡的石刻，有一塊上刻著“百婦崖”；皖南事變爆發後，有七位新四女戰士與主力失去了聯係，她們結伴後輾轉突圍，來到任縣南容鄉高坦村後約四五華裏的百丈崖附近隱蔽。當時，國民黨軍大肆搜山，發現了這七位女戰士，便迅速包圍上來。女戰士們邊躲邊撤，與敵人在山上周旋。最後，她們來到百丈崖的頂峰，望著眼前黑壓壓的敵人和身後的百丈懸崖，為了維護新四軍戰士的威名，為了不受敵人的淩辱，她們將僅有的一顆手榴彈投人敵群，縱身跳下懸崖，壯烈犧牲。當地老百姓為紀念這七位新四軍女戰士，將百丈崖更名為“百婦崖”。
還有比這些女戰士更聖潔更美麗的嗎？
還有比這些女戰士的人生更璀璨更絢爛的嗎？
當我陸陸續續寫下這些淩亂的文字的時候，我想我已經找到了生命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