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東西方遭遇與文化自信
回顧近代史，我們就不難發現：一方麵21世紀的今天，中國發展遇到的一切文化問題，在170多年前就已經登場了；另一方麵，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也正是始於170多年前的那一係列“國門被迫打開”的悲慘戰爭。
一、 近代以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
中華文明與世界上大多數現存的文明相比，都顯得“早熟”，在曆史長河中曾長期居於領先地位。從漢唐雄風四夷賓服，到明朝鄭和下西洋之時依然威名遠播；到了明末清初雖然已顯頹態，但“康乾盛世”時中國經濟總量仍居世界之首。15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國家經環球航行、文藝複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開始由中世紀蒙昧的長夜，走向文化的理性自覺，走向思想創新、知識創新，從而開啟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世界體係。
彼時，由於長期閉關鎖國、思想鉗製、文化迷信和皇權崇拜，古老東方國度已經衰退並陷入了一種夜郎自大的蒙昧。盡管“西學東漸”漸成潮流，但國人對於西方文化仍然百般拒絕。遙遠曆史上的清平盛世、“萬國來朝”的輝煌，以及閉關鎖國導致的鼠目寸光，使得鴉片戰爭之前，上至皇族親貴，下至布衣平民，仍然死守著“天朝上國”的優越感和自傲，既缺乏在時代形勢下體察自身文化優劣的理性自覺，又缺乏對外來文化、世界文化發展大勢的理性洞悉。
近代中國的大門是西方列強用鴉片、大炮、宗教強行撞開的。鴉片戰爭慘敗後，即使是再愚昧保守、妄自尊大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的軍事技術遠勝於中國。最早覺醒的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個口號的進步性在於勇敢承認自己的不足，為消解自閉保守、狂妄自大的文化觀念打開了缺口，但又折射出從舊文化陣營中分化出來的知識分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心態：一方麵，承認帝國主義有其可取之處，不似往日全麵落後於己的“夷狄之邦”，故應擇善從之；另一方麵又認定，帝國主義依然與“夷狄之邦”沒有本質區別，仍與華夏民族有著天壤之別。包括此後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派人物，都在努力調和這種矛盾的文化心態。開明如李鴻章，尚且在致公函中說：“中國文武製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
狂妄自傲的當局及治理者，在鴉片戰爭之前錯過了中西方正常貿易往來的曆史機遇，中國也從此錯過了向歐洲工業革命學習的機會。無論西方事實上如何強大，舊知識分子依然不願承認歐美列強的先進，在內心依然視他們為“蠻夷”。雖然驚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也隻能因循“中體西用”。當西方現代文化武裝著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挾著海洋文明洶湧的殖民浪潮向東擴張之時，此時的中國落後挨打已是勢所必然。直至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中國人仍未能及時清醒過來，而是依舊不知變通、抱殘守缺、死守孔孟之道，以致在與列強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賠款的媾和中貽誤自強時機。
洋務運動以“自強”為口號，標誌著人們開始從世界範圍內省視中國。其釋放出的危機感，無疑是民族覺醒自救的一種表現。隨著對西方國家了解的日深，有識之士開始從主張“製洋器”擴充為“采西學”。這就提出了如何對待“中學”和“西學”關係的大問題。
盡管頑固守舊派和開明洋務派，在對待西學上態度迥異，但他們在此中的核心立場卻相差無二。頑固守舊派寸步不讓地捍衛禮樂教化、倫常綱紀，而開明洋務派學習西方也始終以不損害孔孟之道為前提。正是在應對守舊派的詰難並與之論戰中，洋務派才一步步提出並完善了“中體西用”的文化觀念；但是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和對西方富強之本的探尋，洋務派中的激進分子所倡導的西學，已經不能為不觸動根本的“中體西用”所容納了。特別是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開明知識分子想在中西之間進行文化調和，已經是力不從心了。
1894年，洋務運動篳路藍縷30餘年製造的強大幻象，在“甲午戰爭”中被擊得粉碎。數千年的中央帝國，被一個近鄰的蕞爾小國打敗，所帶來的震撼遠甚萬裏之遙的歐美列強三番五次的敲詐勒索、趁火打劫。梁啟超大聲疾呼：“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對甲午戰敗的反思，不僅促使引進西學，實現“從器物到製度”的飛躍，而且使得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如維新變法中堅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率先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
戊戌變法前後，康有為兩部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極大的震動和恐慌。在《新學偽經考》中，康有為釜底抽薪，否定了清末守舊派自認為正統學說的權威；在《孔子改製考》中，他更將孔子打扮為“托古改製”、維新變法的祖師，還以曆史進化論附會公羊學說，宣稱人類社會按照“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順序演變，而相對應的則是“君主專製時代、君主立憲時代和民主共和時代”，論證變法維新的必然性。
盡管維新變法不過百日就失敗了，但仁人誌士對傳統文化的批評質疑，以及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宣傳，使得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封建傳統文化，惶惶不可終日。此後的清政府，在社會、經濟、軍事等所有方麵全麵潰敗、無可救藥，孫中山、章太炎等人對民主革命的鼓吹、實踐，以及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努力嚐試，日益將封建傳統文化置於千夫所指的境地，“夷夏之防”的腐儒之見日益不得人心，孔孟之道在進步知識分子心中也終於走下神壇。
從洋務運動、甲午海戰、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曆經種種痛苦和曲折的過程之後，陷入深深的反思：為何學習西方的器物、製度乃至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努力都付諸東流？為何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後，還會反複出現尊孔複古、複辟帝製的倒行逆施？是否文化上需要更深刻的學習和反思？毛澤東曾經肯定了近代以來，中國先進分子向西方學習的長期努力，“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因此認識到，西方文明是一個整體，“體用”不可割裂。拯救中國文化的核心問題，是與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完全相同的問題——需要一場全社會的思想啟蒙。他們認為，推動一場全體國民的思想解放、精神覺醒、觀念更新，推動這些涉及民族文化深層意識的更新，才是文化自救、文明進步的關鍵。辛亥革命之後隨之而來的“新文化運動”，就是整個民族文化覺醒的標誌。反思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文化本身出了問題”，於是一場以“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旗幟、口號的“新文化運動”，終於以雷霆之勢爆發。
新文化運動時期，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對封建傳統文化展開了更為猛烈的抨擊，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解放。 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並以之為戰鬥堡壘，向封建傳統文化發起全麵攻擊。陳獨秀明確指出：“若夫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之思想之學說，實為製造專製帝王之根本惡因。”
胡適則於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首倡白話文，並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不主義”：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語俗字，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無情鞭撻了舊禮教舊道德，指出隱藏在封建仁義道德後麵的全是“吃人”二字。此後他又發表《我之節烈觀》，批判了“夫為妻綱”的夫權主義；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批判了“父為子綱”的父權主義。
即使從今天眼光來看，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將，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都確有過激、粗暴的一麵。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鄙棄以及對西方文化的鼓吹，的確給當時代的人們以“全盤西化”的印象；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他們之所以過激、粗暴，是因為他們深知中國社會病入膏肓，封建社會傳統包袱太重，國人又好無原則地中庸調和，於是隻好以矯枉過正來開出猛藥。
總之，新文化運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和改造，其批判力度和改造力度前所未有，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肌體剜去了膿瘡，使中國文化煥發出了青春光彩。
二、新中國之後的曲折發展
鴉片戰爭以來的曆史證明，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一部文化交流發展史就是一部救亡圖存的浩氣長歌。1949年後，中國人民最終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中國人民得以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中以比較理性、平和的心態，重新審視數千年來哺育自己的傳統文化，重新審視我們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並逐漸樹立起對傳統文化的自覺和自信。滄桑百年，對傳統文化或保守或偏激，或自傲或自卑的不當文化心態，在先進的中國人掌握馬克思主義以後，得以克服。
1949年9月毛澤東發表《唯心曆史觀的破產》：“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取得偉大勝利的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並正在複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麵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毛澤東的自信、豪邁，正是因為中國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他所強調的中國人民文化的“複興”，既是指繼承發揚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又是對融合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精華在內的未來新文化的展望。[37]
近代以來，不少於一百種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跑馬圈地”，如無政府主義、烏托邦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但這些西方思想的引進，無一例外，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失敗，而馬克思主義得以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發展，原因主要基於以下三點。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是科學的、先進的。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國情最需要先進思想作指導的時候，而且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我國進行了徹底而勝利的改革和發展。
這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先進的、科學的，它的科學理論和唯物史觀為我們提供了思想武器，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是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意義不僅僅在中國得到了體現，也影響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推動著世界曆史的變革發展。
第二，中國傳統的文化具備強大的包容精神，對先進的思想都抱有接納的態度。正是因為它的包容性，才會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滋養著我們，給人們樹立精神的支柱，培養了優秀的品質。正如現今社會主張構建和諧社會，隻有各個不同的事物和諧在一起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
中國的文化從古至今都強調要百家爭鳴，歡迎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的存在和交流，以期達到共同發展、共同演化的目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對各國的文化都抱以尊重的態度，在多種文化和社會形態下，積極追求長期的共存和合作。
第三，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之間具有互通性。馬克思主義思想能夠在中國得到發展，除了它滿足了社會變革發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與我國傳統文化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盡管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西方，但是它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成功傳播，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因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在深層觀念上是相通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是建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而中國的傳統文化裏，對“大同社會”的構建也是早已有之、已曆千年。在這一點上，共產社會和“大同社會”，至少在情感上是共通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是實踐的辯證唯物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也一直強調要實事求是、活學活用，不能紙上談兵。[38]
盡管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最初階段，從意識形態、製度設置到生活方式、基本章程和組織建構，還是完全模仿蘇聯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一代人對蘇聯的向往、學習和模仿，達到了曆史上學習外來文化的最高程度。然而，中蘇關係越發展，人們越發現，盡管表麵上的思想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骨子裏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精神和習慣，依然是主導中國社會的核心。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蘇聯文化，最終都被證明是不適於中國的外來異物。
隨著中蘇之間裂痕擴大導致兩國關係破裂，中蘇文化也各自分道揚鑣。“**”中，一切“四舊”都被當作“牛鬼蛇神”徹底砸爛重來。十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文物遺址毀壞的數量巨大，這不能不說是一場文化浩劫。
三、 改革開放時期文化自信回潮與西方文化激**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後，中國人開始回歸對傳統文化的自信，這不僅緣於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力量提升，帶來對於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也緣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有了新判斷。 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走出冷戰狀態，緩和了中國與西方政治對立關係後，我們得以用更加平和的心態，看待中國自己的曆史和文化。中國文化自信回歸出現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一是季羨林先生提出了“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的觀點；二是費孝通先生在日本一些社會學家召開“東亞社會國際研討會”為他慶祝80壽辰時，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雖然這兩位著名學者和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有所差別，但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表達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強烈自信。
當然，改革開放之後國人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及其與西方文化的關係，並非隻有一種立場。中國文化自信的回歸雖然是總體上的主流心態，但是文化自卑主義情結與放棄中國文化主體性的主張也有很大的“思想市場”，並由此形成了一波波的文化現象。
直到今天，中國思想界與學術界，仍然存在著力量不可小覷的“西化派”，拋開其他意圖不說，他們對中國人能按自己的文化思維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實現社會發展完全不抱希望，根本上還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文化不自信，還有另一種變種，就是按照西方現代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和價值觀，在中國文化中尋找對應的思想和言論，以證明“西方文化中有的我們中國文化中也有”。究其根由，還是文化不自信。
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自己的思維完整性和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以西方文化為標準來“削足適履”或“指手畫腳”，機械地“否定”中華文化完整體係中的某些形式和表達，結果隻能是斷章取義。這種斷章取義的目的，無非是要證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同質性”而獲得西方認同，卻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自在的表現形態。
四、 新時代的文化自信
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製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文化自信。” 今天的國民文化心態，與近一個世紀前新文化運動時期已經大不相同，文化自信已經出現總體上的回歸態勢，而且國際政治格局的轉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有力事實，也推動著國人文化自信心的增長。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在40年裏取得了西方在幾個世紀裏才取得的經濟成就，並帶來國家實力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地位的大幅提升。文化優勢有時需要長時間的驗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其對於經濟發展和國家實力增長的功能，不僅不處於劣勢，而且具有明顯的優勢。
中國文化具有的“天下情懷”，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導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國際關係方麵，具有文化價值上的巨大優勢和時代價值。
習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一個國家的崛起，歸根到底是文化的崛起，隻有中國人以更加自信的姿態展現在全世界麵前，才能說中國真的崛起了。文化自信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走向複興的深厚底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破浪前行、繁榮發展的精神依托。文化自信，是繼道路自信、製度自信、理論自信之後，中國極為重視的第四個自信。在習近平看來，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這三個“更”，凸顯了“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重塑文化自信的路徑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文化自信基礎的夯實是需要我國政治、經濟持續發展才能得以保障的。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是新時期國家發展的主旋律。隻有經濟發展，國力增強，才能使中國重新崛起，而經濟的發展是上層建築的基礎，隻有經濟發展了，國家的政治、軍事才能得以迅速的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才會有顯著的增強，與此同時帶來的是文化自信的增強。
第二，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個國家國民的意誌品格、精神狀態以及其內在凝聚力，這些都源於對本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認同，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國文化自信的靈魂所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鑄就文化自信的靈魂。所以，要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放在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位置。應該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精神文明建設和國民教育當中，這契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要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是全民價值共識的體現。
第三，深入挖掘和弘揚傳統文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是中國區別於世界其他國家的標誌，也是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中華傳統文化包含的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國人，提供了開創新文化的曆史根據和現實基礎。因此，要深入挖掘和弘揚傳統文化的有益價值，培育文化自信的豐厚土壤。
第四，吸收和借鑒外來文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傳統文化包含的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是文化創新的曆史根據和現實基礎。然而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無時無刻不遇到外來文化的衝擊，而要捍衛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增強文化自信，就必須以寬廣的胸懷、兼容並蓄的態度和科學求真的精神，在吸收和借鑒全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取長補短進行文化綜合創新。從世界曆史的範圍看，世界上各種文明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沒有任何一種文明會永遠領先，個中原因，除了其他因素外，能否做到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從曆史看，歐洲文明也是在吸收希臘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而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也是在不斷吸收其他外來文化的優勢中發展壯大的。全世界的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創造的文明成果是全人類的共有財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在發展自身文化的過程當中必須吸收和借鑒全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成果。[39]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的精神支撐。隻有浸潤於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激發和彰顯理論自信，才能有效引領思想、凝聚共識、指引方向。
五、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崛起
2014年，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麵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對傳統文化中適合於調理社會關係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含義。希望中國和各國學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這個課題研究好，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同世界各國優秀文化一道造福人類。”
習近平這番講話對傳統文化繼承什麽、如何繼承及未來發展目標作了高屋建瓴又不失細致的謀劃，洋溢著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過去170多年的曆史，使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自信，經曆了一個從高傲自負漸漸墜至自卑自棄，又一點一滴找回自信自豪的曲線變化。從曆史事實很容易看出，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程度與國家的富強程度是成正比的，可見，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心態與國家的興衰命運高度同步。今天，我們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既不能全盤西化丟失掉中國人的精神家園，也不能走向全盤複古讓曆史悲劇重演，而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自信，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