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文化對世界治理的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
無論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或東方的社會主義形態，都產生於自身文化結構中的特殊性質。雙方各自內部的政治體製、經濟模式、社會形態、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大社會形態都已經在曆史發展中改變了理論家最初設計的樣式，發展出適合自己的社會文化形態和文明精神，並都在不斷地吸取對方的文明而成為自身發展的新動力。
客觀地說，今天世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主要來自西方世界，如對人性的尊重、對人權的尊重、對公民的服務精神、公民社會的自治原則、權力競爭原則、權力製衡原則等等。許多重要的治理思想，都來自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競爭性的海洋文化。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們討論過治理類型的劃分。其一是按照治理的“組織權力來源”來進行的，可以分為原始部落模式、古代自然國家模式、近現代主權國家模式和當代的多元治理模式；而按照行使權力時的控製程度，又可將國家治理的類型區分為統治型、管製型、管理型、治理型四種形態。
而如果按照不同的文化思想，治理類型可以大致分為：第一，前現代權威型治理，例如封建領主製和奴隸製；第二，前現代民主治理理想，其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教育公民，實現更高的道德目標；第三，現代早期的馬基雅維利型治理，關注君臣關係，主張不論是鐵血手段還是綏靖手段，目標是維護統治秩序；第四，現代啟蒙治理哲學（自由利益群體治理），強調所有個體和社會力量之間長期互動和相互影響，保障個人利益和財產權利。第五，現代官僚型治理，遵循法律和道德激勵的方式來設計製度、推崇信任，一些啟蒙思想家和理性社會精英持此觀點。第六，民主善治——民主社會主義的治理。[41]
一、東西方文化差異
（一） 宗教信仰與道德約束
西方文化認為，人的行為和觀念必須遵守上帝的規定，而人在發現上帝創造萬物規律的過程中形成了科學，造就了科學技術文明。 同時認為上帝賦予了法律的神聖性，並保證法律的公正健全及合理，隻有在神靈的指導下，才能作出賢明的決策。可見，西方人的法治觀念也受到宗教的深刻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則認為創造的主體是道，道生成萬物，而道存在於人心，對道的妙用就是德。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無我而有道”，文化的核心是聖人的創造，故而中國人曆來崇尚聖賢。
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道德”觀念認為，道就在人的心中，創造性是道的踐行，德是道的妙用。道教最早的經典《太平經》說：“治國之君，務修道德，忠臣輔佐，務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大學》中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探討的都 是人生長遠的、根本的、終極的問題。
(二)征服自然與天人合一
核心理念的不同帶來的是價值標準的差異，表現在中西方處理“人與自然關係”問題上的差異。
人與自己周圍世界的關係問題，是一切哲學都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或原點問題。由於人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具有精神、思維、主體意識的存在物， 所以這個問題有時又表現為思維與存在、精神與自然界、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問題。
西方理念認為人需要不斷征服自然，強調個人主義的同時，也必然帶來社會競爭。這種競爭意識讓西方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突破，飛速前行，對西方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主導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也讓西方在曆史進程中充滿著種族和國家衝突。
西方“人與自然關係”的思想寓意包含：其一，人與自然界是敵對的;其二，人淩駕於自然之上，有統治自然界的權力；其三，人隻有在征服、戰勝自然的艱苦鬥爭中才能求得生存。數千年以來，這些思想觀念的影響非常深遠，在最大程度上造就了西方文化自然觀的基本態度。對西方文化有過重大影響的近代思想家培根提出了著名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認為人們追求科學知識的目的不是為了在爭辯中戰勝對方，而是為了能夠在行動中自由地支配自然。[42]
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從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關聯而不是從其相互對立的角度來考察二者的關係，認為天與人是不可分離的有機統一整體，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區別於其它動物之處在於擁有獲取知識、道德觀念、組織社會的能參天地之化育和治理萬物的能力, 同時又強調人必須尊重、遵循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在順應自然的過程中把握事物向有利於人的方向發展。這是對人與自然關係的一種認識，是一種辯證的天人統一觀。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學說並不否認人對自然進行改造、調節、控製和引導，但充滿著人與自然關係的辯證法。其區別於西方征服自然學說的地方在於，它認為人在自然界中處於輔助、共存的地位。人既應改造自然，也應適應自然；人類活動的目標不是統治自然，而是通過調整、改造使自然更符合人類的需要，但不能以破壞自然為代價，強調人與自然的和睦。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僅僅是一種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學說，而且更是一種關於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覺悟的學說。中國傳統文化中人類社會的道德原則和自然規律是一致的，理學宗師程頤認為：“道未始有天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人與天地萬物本來是一體的，但因為私欲作怪，人往往是以小我為我，而不懂得天下無一物非我。據此，主張通過道德修養達到人與天地萬物本來一體的自覺。隻有達到這樣一種認識，才是人的自覺。以天人合一為誠明，也就是以天人合一為最高覺悟。由此可見，天人合一，天地同體，不僅包括人與萬物的一體性，還包括人與人的一體性。
中國傳統文化,其本質是對人道、地道、天道；微觀、中觀、宏觀；意識、物質、精神；地球、星球、宇宙全方位徹底的認識，強調集體主義，它提供給人們的是高層次的社會觀、生命觀、價值觀、世界觀。
(三)個人本位與集體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義認為，“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個人向自己負責，信奉個人本位，自我中心，這就決定了西方文化中存有的深厚“利己性”。西方文化是一種外求文化、一種務實的文化，主張通過科學的管理、技術的手段、製度的治理、邏輯的體係、物質的創造等外在機製抑製人內心的惡。西方文明進步的過程可以說就是尋求完善、優化這一外在約束機製的過程。
而中國傳統文化，自古以來就注重家庭倫理關係，以家族為本位，“家”在中國人心目中，既是一個生活的港灣，更是“生活的宇宙”，具有極為重要的情感凝結力和精神責任感。脫離家便是“遊子”,強調“父母在，不遠遊”；家庭中有長幼關係，夫妻關係，要各安其分，各盡義務，即“盡倫”。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指導自身行為和化解衝突的基本原則；以“和而不同”原則與社會、與世界和平共處。因此，中國文化更加注重和宣揚的是“利他精神”，而非“利己主義”。
如孟子認為：聖人是“人倫之民”，倫的核心是“絕對服從”,幼服長，妻服夫。使“家”變得如此重要的另一原因就是“孝”,“百善孝為先”,“孝道”是中國的國本、國粹，中國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說。當然，凡事“過猶不及”，家與孝原本有偉大的理性意義，但由於過分強調，終成了一種過分的家族意識，而忽略了個人的自由發展。特別是宋代以後，“存天理，滅人欲”,導致了中國文化完全強調“以個人向群體負責”作為人生宗旨。
(四)精英文化與聖賢文化
西方崇尚的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所倡導的是依靠個人不斷努力奮鬥、拚搏進取實現個人夢想，同時也促進每一個社會成員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個人通過成功來回報社會。這些社會精英在個人奮鬥中強調合作精神、團隊精神、創新精神、法製精神，並以此創造了西方近代以來的繁榮昌盛，也令東方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果。但精英文化的核心本質是“利己”，因而有些人會屈從於“小我”的利己本能，經過“頭腦包裝”，去占有更多生產資料、追逐更多名利，甚至以高智商鑽營取利，把私己行為包裝成美德，道為術用，造就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群體。這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組織內就會使老實人吃虧；在社會層麵就會使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在國家層麵就會形成霸權主義，損害他國利益，也殃及本國百姓。精英文化鼓勵創新、拚搏來彰顯了人性中光輝的同時，也因私欲、利己和偽善而暴露出人性中的醜惡。精英文化走的是霸道。
東方崇尚的是聖賢文化。中華聖賢文化倡導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君子情懷；推崇自利利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賢人情懷；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胸懷天下的無我利他、化育天下、天人合一的聖人之道。聖賢文化激發和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修煉出無上的仁愛、無量的智慧、無限的胸懷、無窮的能量。讓“人人皆可為堯舜，人人皆可為聖賢”。聖賢文化喚醒和激揚了人性的光輝，推動社會造就出無私忘我、舍生取義、充滿奉獻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無我的利他主義者”群體，他們對使命感的追求勝過對利益的追求。聖賢文化走的是王道！
（五）征服世界與和諧萬邦
凡事都有兩麵性，西方個人主義在帶來個人獨立的同時，也必然帶來社會競爭。競爭意識讓西方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突破，飛速前行，也讓西方在曆史進程中充滿著種族和國家衝突。但是，這種精神在過往數百年間，在促使西方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主導地位中的確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國自古以來奉行的傳統，就是在維護自身的民族獨立、安定團結之時並不向外擴張，以德服人，以教化來“協和萬邦”。
為何幾個世紀以來，一個“以實現和平為目的”的西方國際體係卻避免不了戰爭？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不少西方國家，奉行的是“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這種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以“人性惡”為基本假設，而將國家視作“集體的人”，信奉國家利益最大化、講求力量均勢平衡的行為原則，同時，在國家主權為最高權力的幌子下盡行弱肉強食之實。可見，西方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根本上不利於世界和平的維護。一直到冷戰後的當代，發動戰爭最多的仍然是以“理性自私”為國家哲學的西方強權。
與之相比較，中國文化則是一種和平文化，以和為貴，在國際關係中講求多方關係、多方利益的協調，而非單一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早在周朝諸侯國分封製度之後，為協調天下萬邦，中國文化就具有了天下情懷的底色，講求天下為公，不圖利益的獨占，不以建立世界霸權為主要政策目標。 過去，中國提出國際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21世紀第一個十年裏又倡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如今更將中國夢定義為一個和平夢，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中國的和平文化和天下觀念，比之西方的理性自私國家哲學，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導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國際關係方麵具有文化價值上的巨大優勢。在人類已經進入全球化的21世紀的今天，這樣的和平文化應該是我們對中國文化抱有自信的價值源泉。
正因為如此，中國可以和世界上所有類型的國家和平共處，也可以向所有文明類型的國家學習，博采眾長，大膽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
綜上，東西方雙方發展的客觀曆史邏輯，隻有兩種方式：保存自己的文化基因，吸取對方的文明成分。沒有自身文化主體內在的驅動力，主體文化就會異化，本體文明就會消亡；沒有吸取對方的先進文明，社會就停滯不前，不能獲得繼續發展的新能量。這是人類文化史，特別是東西方相遇五百年來的曆史告訴人們的真理。
二、文化差異帶來的東西方治理思想差異比較
東西方文化差異，帶來了非常明顯的治理方法論上的差異，簡單歸納可以看出如下的不同：
治理目的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無論是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治國之道，抑或是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上善若水”式治理思想都有著其明顯的政治性，即安邦定國，追求政治局麵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和諧，帶有相當積極主動的價值導向型的治理目標。而西方現代管理思想突出表現為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和自然科學方法。西方治理不太注重為治理設定一個民族或國家目標，通常隻是作為一個社會的“守門人”，進行例外處理、危機處理等消極被動的去價值化的治理。
約束方式和激勵方式不同。西方文化認為，人是自利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中國統治者（治理者）則偏向於用倫理道德來教化人，“以德治天下”，要求管理者推行仁政，和善天下，遵從禮法，刑罰隻是德治的一種補充。
決策方式不同。近代西方“民族——國家”是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之後，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精神之下發展起來的，因此，無論是企業管理，還是社會治理，領導者的決策都有自己相對獨特的方式。西方組織上下級之間的權力距離較小，誰最了解問題，誰最有發言權。西方文化曆來注重個體獨立，再加上相關管理者擁有豐富的治理理論和實踐經驗，所以在決策時主觀性比較強。而中國不同，由於文化和製度互相強化的原因，而且曆代的開國統治者大都是“以暴力得天下”，政權的合法性長期受到廣泛質疑，因此不善於、也不敢對下級進行授權，政府上下級之間存在較大的權力距離。朝廷內部等級秩序森嚴，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就越多，上級對下屬有強大的控製手段，而下屬對上級有強烈的依附心理。
思維方式不同。現代西方是以科學的理性精神作為主要的思維基礎，偏重於分析思維。確認科學中普遍盛行的經驗的校準性、數量的精確性、實驗的判別性和理性的權威性，以科學原則為社會的生活原則， 並以此作為調節人際關係的準則， 管理中注重實證與依據的規範性和嚴謹性。而東方文化是以儒家的文化為核心，主要體現在以倫理思維為主的靈性思維方式，是一種非理性的直覺思維方式。其思維方式是綜合思維、形象思維。思維上整體優先， 從整體到部分，體現在管理領域，擅長戰略決策，不注重精確性和實證性。
中西方文化的傳統不同、曆史發展階段不同，治理方法論也不同，治理思想當然就有差異，但是它們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它們從不同角度揭示了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的治理規律。但兩種文化是互補、兼容的，從曆史觀點看，甚至是共生的，特別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隻有把兩者相互結合起來，才能更有效、可持續地進行治理。[43]尤其是數字時代的到來，為中西文化的匯聚和融合，為中西國家治理模式的相互學習、借鑒、共同升級，乃至治理思想、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走向趨同、重構和同構，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落地的工具，也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文化觀，導出中華文化治理理念
中華文化最核心的文化觀，也就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中所達成的世界觀、生命觀和宇宙觀。如果說，治理理念和原則是“術”之所出，那麽，文化觀就是“道”之所依。
（一）中華文化哲學理念：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基本內涵可以從三個方麵解讀：
第一，宇宙的本真狀態是生命秩序的和諧。“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涵蓋了生命發生和展開的過程，宇宙觀也是人生觀、生命觀，呈現著各種生命過程之間相互滲透、相互感應、相互貫通的有機聯係。“天地之大德曰生。”
第二，人類隻有實現自身生命秩序的和諧，才會擁有真正的生命。作為生命整體有機構成的人類，與宇宙萬物一樣，具有生長發育的本性。例如，孟子就對人的本性有明確的解釋，認為它就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人本身擁有的仁愛的力量、正義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秩序的力量。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最終是為了使愛心更加豐富，使尊嚴更加穩固，使社會更加和諧，使理性能力得到提升。隻有使最真實的本性得到表達，人類的生命過程才會得到完整的顯示。
第三，宇宙整體生命意義的彰顯依靠人類的德行。《論語》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宇宙意義的彰顯離不開人類的實踐活動，對生命本性有所徹悟的人類才能發現宇宙的意義。《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隻有對生命本性有所徹悟，人類才能參與天地萬物的大化過程。曾經有朋友指著岩中花樹問王陽明：“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王陽明微笑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心即理”，萬物存在於心內。天人合一充滿對萬物前途與命運的深刻關切，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包容胸懷，從哲學上反對“物我二分、人我二分、身心二分”。
（二）中華文化價值理念：天下為公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說天下是全體人民乃至全人類的，而不是一個國家或個人的，並提升到“大道之行”的高度。這是一種關於美好社會的政治理想，和現代文明遙相呼應。
中華文化注重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將其作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中華文化把性情和智慧的成長，看得比物質利益與經濟權益的滿足更加重要，所謂向內心追求。而中華文化中的天下觀念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異，中華文化的天下是一個以民心為憑借、可以無限延伸擴大而連續展開的文化—生活空間。
所謂“得天下”，不是獲得了多少土地，而是說獲得多少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荀子所說：“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意思是：得到天下，不是奪取他人的土地並使之服從自己，而是說對人性的示範作用得到了廣泛認同。在中國政治思想中，沒有不可化解的絕對敵人。難能可貴的是，中華文化主張政治手段與政治目的的內在一致性。中華文化的主流精神推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處世之道，強調文以載道、柔以懷遠，通過仁義教化來以德服人，主張協和萬邦、兼濟天下的王道，反對唯我獨尊、唯利是圖的霸道。
（三）中華文化文化理念：和而不同
“和”是多樣性的統一，性質不同的金、木、水、火、土在一起才能生出百物，而“同”則是隻有一種結論、一種觀點、一個聲音。“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中華傳統文化中儒道釋三家都主張和而不同，這並非巧合，而是中華文化的內在一致性——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儒家認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道家認為，事物的多樣性甚至會表現出極端對立的特點，但就是在這種對立中才顯示出事物統一的深刻性，事物的多樣性才使宇宙充滿活力。佛家認為，從緣起關係來看，任何事物都相互依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都是真相的顯現。對某一事物可能會有成千上萬種不同的認識，而且會有成千上萬的理由去選擇成千上萬的行為方式。這些方式都是平等的，其中是相互包容的關係，隻有這樣才能推進問題的解決。
“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造就了中華民族寬厚包容的性格，對自己獨特的生存和發展方式有自覺自信，同時對與自己不同的文化方式抱有欣賞和肯定。[44]
四、從文化比較到文明比較
人類社會的綜合研究告訴我們一個重大結論：文化各異，文明趨同。特別是世界進入全球化和數字化的今天，綜合融合各大文明係統的優勢，將是下一階段世界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策略訴求。
（一）人類文明的過去——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
先進文化和文明，是人類社會的變革和進步的最重要的源泉。
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在人類曆史上是長期共生、衝突、融合的，也可稱為大陸文化。古代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就是遊牧文明的典型代表。遊牧文明的特點是：逐水草而居，依水草而牧。哪兒有水草哪兒就是家；有了水草，就有了牛羊，有了牛羊，就有了向往的幸福生活。這也就決定了他們生活方式的流動性。由於水草很大程度受大自然的氣候所決定，加之在廣闊曠野中總是不時遭遇到野獸侵襲，造成了遊牧生活的不穩定。因此，遊牧部族就要征服其他民族，以便奪得水源和草地，來維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
悠長的中國曆史上，北方的遊牧民族的一次次南下，就是一次次廝殺和被廝殺，一次次豐盛的收獲或徒勞的奔波。對南方的漢民族的掠奪，成為北方遊牧民族的幸福，卻是漢民族的夢魘。在寬闊的草原上如駿馬般自由馳騁，遊牧民族的視野就相對開闊，他們的思想也就顯得相對開放不羈。通常，遊牧民族在性格上也就顯得粗獷、勇猛和彪悍。
另一方麵，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先民，祖祖輩輩所居住的大地，東南兩麵臨海，海岸線蜿蜒漫長，這樣的地理環境，也孕育了中國悠久的海洋文化。但是，中華民族所生活的東亞大陸，雖然麵對著廣闊的海洋，卻由於以農牧業為主的經濟生活，作用於其性格和文化選擇，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農業文明逐漸占據了東亞大陸文明形態的主導地位。雖偶有海洋文明出現，但一直未能上升至主導地位。可以肯定，中華文明以農業文明為主流，海洋文明則居於從屬的地位。
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中華文明曾經是世界文明最重要的類型。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特別是紡織、造船、製瓷、造紙、印刷、火藥、建築等行業上的成就，在相當長曆史時期內，令世界各國望塵莫及。因農耕文明創造的持久且燦爛的傳統文化，維係了中國社會長期的基本穩定。
那麽，農耕文明對於中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具體可體現在：
農耕文明容易產生循環和恒久不變的保守意識。農業活動，是簡單重複、穩固又閑適的生活方式，數千年以來，中華文化中，充斥著對自然、人事的或循環或恒久的詮釋，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說的是政治生活中周期性的興衰更迭、治亂合分；如中國文化以金、木、水、火、土喻指所謂自然基本元素的相生相克，永不停息。
不難理解，年複一年簡單的農業勞動再生產，人們很容易產生恒久不變的意識，因為農業的生產方式所體現的主要特征就是忍耐的、靜止的。所以在中華主體文化中，“天不變，道亦不變”幾乎成為定律。而從遙遠的《易經》時代，流傳下來的微弱的“變易”觀念，也被籠罩在恒久的“不變”當中，所以，人們最後的原則是：凡人凡事都“萬變不離其宗。”
農耕文明容易營造穩固和執著的本位文化意識。這就決定了中華文化盡管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多次遭遇外來文化，但核心內涵卻始終屹立不變。這樣的“文化交流”態度，很難實現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真正深入的相互融合，更多的情況是外來文化被曲解、被消解，最後生成的依然是“以中華本位文化為中心”的文化景觀。事物如不發展，則往往走向衰退。中華文化的亙古不變，難以完成自我提升，與此不無關係。
另一方麵，穩固和執著的本位文化精神，卻又極易生成片麵的寬厚和盲目的包容，例如中原的大陸文化，對於外來的幾大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所包容，一人可以同時信仰幾種宗教，崇仰幾個宗教的神明。人們普遍堅信的理論是“祭神如神在”“信神則神在”。歸根及底，中國文化中，一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中國人所信仰的神，早已不再是原來的神，最終還取決於人們自己的內心塑造和實用主義需要。
農耕文明養成了中國人務實的文化心理。農業生產需要極為堅忍的性格和一絲不苟的精神，空話無補於農業的收成，弄虛作假同樣不會有好的報償。實心做事，必有收獲，所以中國人往往堅守“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可見，務實精神是農耕文明在實踐中導致的必然的心理趨向，而這種心理趨向在古代中國聖賢的思想論述和弘揚中又不斷得以強化，最終演變成一種心理的和實踐的準則。
“巧言令色，鮮矣仁!”在孔子眼裏，“巧言”就是一種不務實的表現，而君子應該做到“剛毅、木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古代曆史中，儒家的這一教誨一直是中國人的基本行動準則，違背這一準則必將受到針砭或批評，所以像張儀、蘇秦這類縱橫家盡管是重要的曆史名人，但在史書中極少得到褒獎，因為在務實的中華文化中，“反複欺詐之臣”就是不務實的代表。
農耕文明養成了中華民族中庸的文化品格。“華夏漢人崇尚中庸，少走極端，是安居一處企求穩定平和的農業經濟造成的人群心態趨勢。”由於農業生產來不得冒進和懈怠，農業耕作最正確的態度隻能是踏實的、持恒的、不溫不火的態度。其中，掌握“中”的度最為要緊。
可以肯定地推斷，中庸之道隻能以農業文化作為生發土壤，其他文化類型都不可能導出這種整體心理取向。“中庸之道”之於社會生活，明顯的表現有平均主義理念、求同存異精神和不偏不倚的處世態度。
農耕文明養成了中華民族和平至上的品格。傳統的農業生產是自給自足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與外界基本處於半隔絕狀態。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極難承受社會的變故。曆史上每次社會動**，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肯定是農民。他們恬靜的生活是建立在穩定的社會環境基礎上的；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與世無爭；“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人們認為這樣的生活狀態最為安全。
這種生活方式和心理訴求，必然導致和平至上的品格。而這種品格訴諸的必然是和平的、與人為善的，甚至是逃避問題的生活原則。在漢代就有和親之舉，晉代有桃花源的理想，宋代有以偏安懦弱求和平的國策。當然，和平主義走過了頭，不隻是懦弱，甚至會變成投降主義。
農耕文明養成了中華民族強烈的家族本位意識。農耕文明的典型特征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家庭或由家庭擴大化的家族是社會的本體，社會是無數個家庭或者家族的集合，國是家的放大。在人的確立和走向社會的過程中，家既是個人生命的來源，又是個人經濟的依靠和政治生活的起點，人們往往特別重視家庭的倫理關係和個人在家庭中的責任和義務，有著強烈的家族本位意識。傳統社會中，這種意識抑製了人的個性，卻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和諧與秩序，造就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中國最崇高的文化理想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四者的出發點就是“家國同構”。
農耕文明養成了中國民族“重人倫輕自然”的社會觀。農業生產幾乎是一種千年不變的簡單再生產，傳統農耕文明不需要對諸如土地和農具等生產資料有太多了解和更新，因此，以農耕為生存依靠的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長期而穩定地居住在一起的家族內部的人倫關係和人事問題之上。一個保留至今的典型的人倫案例就是，中國人對親戚關係的種種稱謂非常的繁複、講究，來自父係血緣和母係血緣親戚的稱謂就完全不同，同一血緣的長幼親戚稱謂也完全不同。
中華文化，對維護家庭或者家族內部的父子、夫婦、長幼、妯娌等人倫關係的需要，遠遠超過對宇宙、對自然以及對生產技術探索的需要。中華文化注重“天人合一”，為“天”賦予了更多人的情感和價值觀念，它不是自然的“天”，而是人化了的“天”。當然，對於自然和技術的漠視，最終導致了科技的落後，這是中華文化的遺憾，或者說是農耕文明的遺憾。
農耕文明養成了中華民族“崇老尚古”的曆史觀。農耕文明不奢談更新，簡單的農事活動對於經驗的依賴性，要比對技術的依賴性強，所以，中原人崇尚由他們的祖先或長者傳授給他們的經驗與美德。他們以尚古為美，尊祖敬宗，經驗至上，注重道統，求穩喜靜，厭惡變革。
在政治生活中，人們也尊崇“法先王”，“先王之法”須臾不可更改。在日常生活中，老者長者，既是家長，又是師長，他們是經驗和傳統的化身，他們是智慧和德行的典範。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崇老尚古的曆史觀，肯定也阻礙了變革與創新。[45]
與農耕文明相對應的是海洋文化。
人類的生命緣起於海洋。人類在開發利用海洋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如人們的認識、觀念、思想、意識、心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經濟結構、法規製度、衣食住行、習俗和語言文學藝術等形態，都屬於海洋文化的範疇。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強烈的個體自覺意識，其強烈的競爭意識和開創意識，都比內陸文化更富有開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險性、神秘性、開拓性、原創性和進取精神。
中華民族的中原地區，主要屬於大陸文化的代表，雖然海洋文化沒有在中華文化的大家族中占據主流地位，但中國的沿海地區也是人類海洋文化的締造者之一。然而，世人所推崇的近現代意義上的海洋文明，最早的、最主流的發源地在古希臘。希臘地區的陸地部分多丘陵且土地貧瘠，並不適宜發展農業，卻有眾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所組成的鬆散的群島，為了生存，希臘人天生就必須向海洋發展。希臘人生活在海洋上，以海為生，從事打魚捕撈、經濟貿易活動。麵對著變幻莫測的大海，他們想要生存就得團結一致，就要有明確的分工與合作，就要有船長、水手、工匠等不同職業，在工作中互相協作，以求達到利益的最大化；在利益的分配中就要講究平等合理，在群體內部就會講求民主自由。
在浩瀚廣袤的大海麵前，希臘人放眼四顧，胸懷大海。在大海麵前，每個人的力量顯得那樣的無助和渺小，海洋文明之中的人們於是培養出**不羈、率性而為的天性。他們從事經濟貿易活動，就學會察言觀色，長於辭令，善於交際；他們揚帆遠航，視野開闊，培養出了開拓精神和創新精神；對於外部民族，他們會進行征服和奴役，逼迫外民族為他們服務；對於外部民族的財富，他們就會進行瘋狂地掠奪，顯現出野蠻的秉性。
海洋文明在世界範圍的傳播，早在公元前3世紀的“馬斯頓-希臘”帝國時期就發生了。創建了當時“已知世界”的最大的，橫跨歐、亞、非大陸的大帝國的亞曆山大大帝，在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上具有顯著地位。
首先，亞曆山大在數十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群裏，建立了當時領先的學術機構——博學園和圖書館，它們作為當時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聖殿，吸引了大批優秀學者來進行學術研究。其次，湧現出了繁盛的學術成就，表現在幾何學、物理學、天文學等多個領域，為後世文化的傳播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第三，由於亞曆山大大帝的文化建設，這些城市群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過程中起到了橋梁的作用——希臘人、埃及人和猶太人是亞曆山大城市群最主要的三個居住民族，希臘文化與埃及文化、希臘文化與猶太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構成了當時文化特征的一個重要方麵。第四，亞曆山大征服所帶來的最重要的影響，是使希臘和中東民族開始相互密切往來，極大地豐富了這兩個民族的文化。亞曆山大在世期間及其身後不久，希臘文化迅速傳入伊朗、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以色列和埃及。又由於跨越歐亞大陸的長途征服，亞曆山大還把希臘的影響波及以前從未到達的印度和中亞地區。[46]
近代500年，隨著航海大發現，海洋文明的興起，歐洲接過了人類文明發展主線的火炬。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征服海洋，進而主宰世界一個多世紀，孕育了經濟全球發展的萌芽。隨後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等國，憑借變革與創新，相繼實現了近代化的大國崛起。 19~20世紀之後，沒有太多社會包袱的美國，接過歐洲海洋文明的火炬，走上世界舞台中央，領跑世界，創造了工業時代的輝煌，體現了人類文明優秀遺產的傳承和發展。
地理大發現時代，大致開始於15世紀中葉，結束於17世紀末。15世紀中葉，人類知識總和中已知的陸地麵積隻占整體陸地的2/5，航海區域亦隻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紀末，人類知識總和中已知的陸地和海域都已達到實際的9/10，當然遠洋探索依然繼續著，到19世紀，歐洲人開始探索北冰洋和南極洲。
伴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東西方之間開始了大量的文化、貿易交流，但同時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主義也開始出現。這個時期歐洲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其超過亞洲繁榮的基礎。新航路的發現，對世界各大洲在隨後數百年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對歐洲以外的民族和國家而言，地理大發現所導致的影響是多重性而矛盾的。除了物資交流外，地理大發現帶給原生居民的常是死亡和占領，也是一部長期的大侵略史。
地理大發現對全世界，尤其是歐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它讓地中海沿岸的經濟活動進入了數千年來最活躍的時期。起初，地中海的權力和財富掌握在意大利與希臘人手裏；隨著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阿拉伯人開始崛起於地中海；其後，葡萄牙與西班牙等國進行了收複失地運動。伴隨著新航路拓展、環球航行的實現，意大利城邦失去了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歐洲的重心轉移到伊比利亞半島上。 19世紀，北歐的法、英、荷三國開始主導大西洋的經濟活動，其中部分國家的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
隨著遠洋探索的展開，跨洋的商業活動變得越來越頻繁，海外貿易累積的財富激發了歐洲人在美洲和亞洲的殖民事業，促使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發展，最終直接或間接地激發了帝國主義。治理方麵，在歐洲社會結構方麵，商人們先後取代了北歐和南歐的封建領主，成為社會中最具權勢的統治階層。在英國、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資產階級逐步控製了各自國家的政治和政府。[48]
海洋文明具有開放性。海洋文明是一種不斷從異質文化汲取營養的文明，而不是閉關自守的文明。海洋文明的開放是多方位的。從經濟上講，它是一種對外貿易依賴型的文明，擴展海外市場，開拓海外殖民地成為這種文明的最重要的經濟要求；從社會人口上講，它在不斷吸收外來人口的同時，又不斷向外殖民。從人類學來看，大範圍、大規模的人口的流動，改良了人種的素質，又促進了文化和思想的開放。
海洋文明張揚自我與理性。人類從陸地進入海洋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挑戰，征服海洋會培養和激發人的創新和進取精神。在希臘人的眼中，甚至神靈都不具備至高無上的權威，更不用說世間的凡人了。神和人都不是因其已有的地位，而是因其事功的獨一無二性而受到稱頌。尤其是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後，歐洲文藝複興開始，神也具有了人性，已經徹底擺脫了傳統的“高大全”形象，失去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而是和人一樣，有著各種各樣的缺點，也有著自己獨特的個性。
海洋文明重視創新，富有進取精神。與陸地相比，海洋更加凶險而不可預測。從生存考慮，人們必須造出更大更堅固的船，更加準確地預測天氣，必須依靠不斷改進航海的船隻、工具，才能盡可能保證自己在無常的大海中存活下來，因此促進了海洋國家的科技和手工業發展，這也使得西方國家的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的發展，遠遠超越了東方。
海洋文明具有天生的擴張性。以希臘為例，最開始，很多工商業奴隸主在城邦進行買賣，那些適於發展工商業的城邦成為主要的目標，但是很多市場不能吸收這些商品，原材料也不能滿足供應，所以，必須盡最大可能進行海外擴張。
所以在大規模殖民運動之後，在黑海、愛琴海、西地中海沿岸、南意大利、西西裏島，最遠至敘利亞和埃及等地都建立了許多新的城邦，希臘的活動範圍大大擴張了。這些地區的城邦有助於工商業奴隸主發展工商業，同時控製了海洋；而且，殖民地都緊緊臨近海洋，希臘通過海洋進行貿易，不僅對自己國家進行貿易，同時很多多餘的商品都輸送到更多的國家，從而形成了海上貿易。
海洋文明是多元的文明。在不斷向外發展的過程中，海洋文明不斷經曆與其他文明的碰撞。充分容忍異質文化、多種文化的共存和競爭，成為這種文明開放性的補充。多種文化的共存，使每一種文化都隨時意識到競爭的存在，為了在競爭中取得優勢，都要設法不斷發展，以發展求生存。
希臘的活力就在於文化的多元性。由於海洋的分隔，希臘文化的各個實體保持了它的多樣性。多樣性促進了競爭，而競爭又促進了發展。同時又由於海洋的保護，使每一個城邦都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可以有選擇地吸收他人異質文化的優點。文化的多元性體現在一個政治實體內部，就是容忍個體發展自己的個性和創造性，它的政治體現就是民主製，雅典就是它的典型代表。[49]
東西方文明漲落的過程，都有一個大量吸取對方文明養分的階段。公元前６世紀至公元前３世紀的“軸心時期”之後，秦漢興起到唐宋高峰，西方逐漸陷入中世紀的暗夜。世界學術界將中世紀定為從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到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之前，長達一千年。隨後，歐洲進入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時期，開始走上坡路，而中國進入下行階段，到清朝末年達到了穀底。大致來說，似乎前一個1000多年是東方領先的世界，而後一個600年是西方領先的世界。
（二）人類文明的未來——從大陸文明、海洋文明走向宇宙文明
今天的世界是人類文明全球化的新開端，人類文明全球化是世界曆史的新紀元。當世界成為地球村，由互聯網技術革命引領的全球信息交換，無論從規模還是速度上都徹底地改變了世界。隨著全球一體化和數字世界的到來，任何民族的文化和時代的文明都在此匯聚、融合、碰撞、包容、博采眾長。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社會的全麵衝擊下，我們不禁要思考，世界文明還會像以往那樣此起彼伏互不同步嗎？世界文明的演進一定是通過大國滅小國、強國滅弱國來完成嗎？全球資源的分配還需要通過戰爭和掠奪來實現嗎？種族與文化的衝突仍然始終無法調和嗎？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曆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是由人來主宰的，其中的小部分人擁有主宰世界的權利。但“身之主宰便是心”，人是由心主宰的。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世界的主宰者擁有敬天愛人的仁慈之心，一心為大眾謀福利，那麽天下必將美好，世人就會共享宇宙人類社會的快樂，享受有尊嚴的生活。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世界的主宰者唯我獨尊、一切從我出發，利己排他甚至損人利己，那麽世界就會黑白顛倒，就會出現博弈和爭搶，甚至是戰爭，給世界帶來災難和悲哀。
人類，同源複製。所有的人，盡管膚色不同，生長的年代不同，生長的地區不同，但是我們都是我們來自同一個地球，是同源複製的人，因此在人類這個大家庭應該是團結互助、友愛的，而不應該因種族，膚色 地域，時代，貧富來區分貴賤和三六九等。更不可以用武力和戰爭以強欺弱，以大欺小。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對“天下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追求所表達的實質正是社會成員普遍的幸福觀念。人們是否可以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主宰自己的心，尋找本我的“良知”與“天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仍然是任何一個時代的基本理想和需求。
“宇宙”一詞，最早出自《莊子》。莊子認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是由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所構成的統一體，是一切空間和時間的綜合。過去宇宙是指物質世界，不依賴於人的意誌而客觀存在，並處於不斷運動和發展中。今天的宇宙有更廣義的空間，那就是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總和。宇宙是多樣又統一的，它包括一切，是所有時間和空間、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統一體。
未來的世界文明即宇宙文明，這是一個宏大的主題。我們從中國文化出發，從希望中華文明能為宇宙文明可能的貢獻出發，為未來的世界文明的前景作出一個小小預言：“心懷敬畏，悲憫蒼生，天下大同”，並進而為“宇宙文明”具體提煉“連接，和合、共生、共創、共享” 五個核心價值。
聯接，人類世界萬事萬物相聯，曆史與未來對接。
和合，地球上不同的種族、民族、宗教相互合作、相互融合，和諧共存。
共生，人類共生於同一個地球，擁有同一個宇宙世界。
共創，人類的科技、文化成果屬於全人類，全人類共同創造美好未來。
共享，人類創造的財富並非個體財富，理應全人類共同享有。
“宇宙文明”貫穿整個人類文明發展曆史，一切地域、種族、文明的先進科技和優秀文化都被借鑒與吸收。同時，“宇宙文明”麵向未來，並具有引領時代潮流的生命力。“和”與“共”是宇宙文明的核心密碼。用和文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終極向往。
正如習近平2013年3月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所說： “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係、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曆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在世界這個“地球村”裏，每一個個體都是一個節點，所有的節點相互連接，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聯世界生態。世界好，國家才能好；國家好，人民才更好。在有域無疆的數字世界中，人與人正在進行著前所未有的互聯互通。盡管在物理世界中人有種族、階級、貴賤之分，但數字世界中人與人之間則是完全平等的關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將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人類文明大家庭，不是一花獨放，而是百花齊放。
莎士比亞說過：“上天生下我們，是要把我們當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照亮世界”。宇宙文明的火炬之光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
如果說2500多年前的軸心時代見證了人類個體意識的覺醒，關鍵是知道了“我”；那麽第二軸心時代的經濟全球化則帶動了人類群體意識的覺醒，關鍵是明白了“和”；而第三軸心時代全球一體化的“天地萬物為一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必將激發人類整體意識的覺醒，關鍵是走到了“共”。“宇宙文明”終將會破繭而出。
五、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中，中華民族一直追求和傳承著和平、和睦、和諧的堅定理念。中華文化的核心密碼是和文化。
將和文化作為國際關係準則。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有共同準則。習近平一直以“和諧相處、合作共贏、和平發展”作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核心原則，他強調：“對於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必須始終不渝堅持下去，永遠不能動搖。”他同時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發展的理念落實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動之中。”“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努力，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隻有這樣，和平才有希望，發展才有希望。”“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需要多管齊下、多方共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麵就是要從思想上確立和平發展的理念。”
中國文化強調“以文化人、以德服人”。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國文化講究的是懷柔、感化；感化是感動、打動人心，使經濟文化落後的民族能夠傾心於先進文化，發自內心地真誠地學習和接受先進文明，成為先進文明的一部分——這就是所謂“文化軟實力”的巨大力量。
“尊重生命”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至今仍為國際公認的兩條倫理金則。中國也把和諧和“忠恕之道”作為國際關係準則。
用和文化解決人類的共同難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攻克人類的共同難題。習近平指出：“當代人類也麵臨著許多突出的難題，比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係日趨緊張，等等。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曆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指出：“人類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在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中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推進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互學互鑒，是讓世界變得更加美麗、各國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正確對待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和現實文化，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重大課題。”
習近平以和文化理念提出對待世界文明的四大原則：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尊重各國各民族文明、正確進行文明學習借鑒、科學對待文化傳統。他強調：“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要理性處理本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差異，認識到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獨特的，堅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不攻擊、不貶損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別人的文明與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順眼，就要千方百計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圖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曆史反複證明，任何想用強製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不會成功，反而會給世界文明帶來災難。”
用和文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是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生命共同體，也是榮辱與共的國際大家庭。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人類生活在不同文化、種族、膚色、宗教和不同社會製度所組成的世界裏，各國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他同時指出：“中國人自古就推崇‘協和萬邦’，‘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遠親不如近鄰’，‘親望親好，鄰望鄰好’，‘國雖大，好戰必亡’等和平思想。愛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理念。”“中國堅持按照親、誠、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這既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世界的莊重承諾，同時也是中華和文化的應有之義。
以“和平、和合、和諧”的價值觀為核心，以“和平發展，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的理念為國際交往準則，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鑒為基礎，逐步打破民族國家的限製，推進民主、公平、正義的國際新秩序，構建全球經濟與政治、文化與文明、命運與生命共同體，從而實現“為萬世開太平”的人類永久和平願景。[50]
人類的未來有待於中華文明的出場。中國數千年形成的核心價值觀念，將會在未來世界中發揮出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天下為公、和而不同、自然而為等中國式的新的文明精神，將成為世界發展的新的能量的來源，貢獻於人類文明，造福於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