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傳統文化與國家治理

文化是人們長期在社會活動中形成的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以及思維方式和行為結果的體現。道家、儒家、法家思想的中國古代社會治理實踐創造了農耕時代的人類文明。西方文化倡導法治精神和創新精神並建立起相關理性、科學的治理體係，催生了工業時代的人類文明。在通往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道上，任何民族的文化和時代的文明都將在數字世界匯聚和融合，一個共生共存、共享共榮的新時代文明將要誕生。中華優秀文化除了為全球治理貢獻獨特智慧之外，對推動世界和平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也具有時代價值和曆史意義。

廣義的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人們在長期社會活動中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結果的體現，也是人們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在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並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同時，不同文化之間又有著相互的交流、借鑒和融合，並以此共同構建了精彩紛呈的人類文化譜係，持續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民族文化和時代文明是人類社會共同的財富和進步的源泉，推動著社會治理進程不斷提升。

人類社會的治理包含了對人、事、物的有效管理的過程，其中歸根到底是圍繞著人而展開的。人類的行為，常常受思想和觀念影響和控製，文化似一雙無形之手推動著人類社會。如果說治理是術，那麽文化就是道。為獲得更好的治理手段，達到更好的治理目標，我們有必要對於治理背後文化層麵的因素展開深入的考察。

中國古代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治理思想都曾對當時某個階段的社會治理起到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曆史啟示人們：文化對治理模式及其效果有著深刻的影響，而治理反過來又豐富了文化的內涵。治理變革是基於社會發展的需求、針對社會的痛點，而文化往往是形成痛點和優勢的內在要素。170多年前，已經進入工業文明的西方和還滯留在農耕時代的中國，開始發生不可避免的激烈的文化碰撞，以此為肇端的一係列慘敗，終於導致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嚴重的不自信。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力顯著增強，燦爛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重新煥發光彩，中國在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的同時融合世界優秀文化，為我們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最寶貴的思想財富和文化資源。

在深入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服務，並進一步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作為之前，我們有必要對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進行梳理和考量，厘清中西方文化各自背景下的治理方式有何異同，探討中國文化核心價值及其優秀部分對於全球治理思想乃至“宇宙文明”時代到來所可能作出的貢獻和意義。在全球治理成為大勢所趨的今天，新時代的文明——“宇宙文明”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 提供可靠的保障和前進的動力。

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說過，“避免人類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這種“獨特思維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天地萬物為一體” 的“和文化”，延伸到當代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漫長的中國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也即天下情懷和對人類命運的使命擔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站在世界和全人類高度，高屋建瓴地提出來的一份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治理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