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山海經》由來的三問：作者、時代和古代版本

在《山海經》的研究史上，《山海經》的作者及成書時代的問題分為兩個認識階段。自東周至南北朝，時人普遍認為《山海經》的作者為禹一人或禹和伯益二人，成書時代是先夏，即“唐虞之際”。自南北朝以降，後人開始質疑、反對先人的說法，並從不同角度加以考釋，進而不斷提出新的、各不相同的觀點。關於《山海經》作者和成書時代的看法也由此產生了分化。時至今日，受到現代化以來跨文化研究潮流的影響，該問題的史學背景忽然從中國史延展到了世界史，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被放大了數倍，甚至十數倍。這也使得學界在此問題上的學術分歧陡然增大，並在無形之中為公眾眼中本就神秘莫測的《山海經》又蒙上了一層文字之外的朦朧麵紗。

依照時間順序，最早以禹或禹和伯益為《山海經》作者，並以唐虞之際作為《山海經》成書時代的說法是後人據《列子·湯問》的記載做出的推斷。在《列子·湯問》中，殷湯向其大夫夏革提問有關四海、四荒和四極的一係列問題，其中涉及了女媧石、共工氏、顓頊、渤海、大壑、珠玕於之樹、僬僥國、鯤、鵬等上古的人、神、物產和地理信息等事物，這些信息均為《山海經》所記載。而文中夏革答殷湯問，對曰：“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後人據此認為禹行而所見、見而所作者，即《山海經》，並由此將《山海經》作者的“大禹說”上述至東周列子時。

《列子·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複無無極，無盡之中複無無盡。無極複無無極，無盡複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

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複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複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裏，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穀，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裏，其頂平處九千裏。山之中間相去七萬裏，以為鄰居焉。其上台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於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裏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裏，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

“大禹說”最早的、明確的提出者是西漢時的劉向、劉歆父子。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成帝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其中也包括收集、整理散落的《山海經》，並重新編輯。後劉向亡故，其子劉歆繼之。待整理編輯完成後，劉歆上《上山海經表》，於該表中首次明確提出禹是《山海經》作者的觀點，雲：“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此後，東漢王充於《論衡》中隨其說，亦雲：“禹主治水，亦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趙曄《吳越春秋》亦從之。

顯然，今天看來，以禹作為《山海經》作者的觀點是難於被接受的。而最早對“大禹說”提出質疑的，是兩晉時著名的學者、訓詁家郭璞。郭璞《山海經序》雲：“蓋此書跨世七代，曆代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這表明，郭璞已經意識到《山海經》成書過程的漫長性，並非一人一時之作。此後，至北朝時，北魏酈道元注《水經》，作《水經注》，廣引《山海經》所載地理信息共80餘處。酈道元《水經注·河水》雲：“《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輯綴，後人假合，多差意遠。”這裏，明確指出了《山海經》的流傳經曆了原作散失、後人假合的過程。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又據《山海經》文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秦漢以後的地名，指其絕非禹、益所作。由此開創後世通過比對曆史地理信息和曆史人物、傳說信息拆分《山海經》，以章節為單位斷代的先河。自此以後，古今學者對《山海經》作者和成書時代的“大禹說”均持反對態度，認為《山海經》非一人、一時之手筆，亦漸成學界共識。

二裏頭遺址綠鬆石銅龍牌飾

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分屬二裏頭文化和龍山文化。二裏頭遺址被認為是夏墟斟鄩所在，由夏的第三代君主啟之子、禹之孫太康營造。陶寺遺址則被認為是唐堯的國都。這二者的時代基本符合傳說中《山海經》初創的“唐虞之際”。

出土於二裏頭遺址的綠鬆石銅龍牌飾是青銅冶煉技術和石器加工（玉器加工）技術高度發達的產物，是新石器文化頂峰時代的產物。製作該器物所使用的基本原料是銅礦石和綠鬆石。綠鬆石是銅礦石的次生礦，對綠鬆石的采集實際上是青銅冶煉發展延伸產生的。而二裏頭遺址位於河南省偃師市境內，偃師境內並沒有銅礦和綠鬆石。這件器物的誕生依賴於跨地域的商品貿易和人口遷徙。《山海經》共記載了46種礦石、石材、玉種的名字及分布情況，這也印證了當時不斷發展的金屬冶煉業以及石器、玉器加工業對原料礦石在產量和種類多樣性上的迫切需求。

在《山海經》的全部章節當中，多數近代學者認為《山經》所記錄的地理信息、自然物產來自於唐虞之際大禹治水之後的一次大規模國土資源考察活動，其原作者有可能是大禹或禹和伯益。不過，由於已知東亞最早的成熟文字係統甲骨文誕生於殷商，禹所在的先夏沒有可靠的文字係統，所以，這一時期的《山經》是通過不著文字以口口相傳的形式記錄並長期承繼的。同時，除了不著文字以外，圖像的創作和流傳，也就是《山海經圖》也是《山經》的重要載體，它的出現也遠遠早於文字形式的《山海經》。

多數人認為，晚於《山經》出現的是《海外經》和《大荒經》。《海外西經》中有“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的夏後啟形象，而《大荒東經》中有夏代時，商方國的首領商王亥“托於有易”的曆史事件的記載。因此，《海外經》和《大荒經》可能分別出現於夏初、先商。由於當時同樣缺乏成熟的文字係統，它們和更早時就已經出現的《山經》一樣，經曆過漫長的不著文字時代。

《山海經》最後成書的部分是《海內經》，它的成書時間約在西周末期，或晚至春秋戰國。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至周敬王元年（前519），周王室內部爆發了一場對後世中國文化產生深遠影響的政治動亂——王子朝奔楚事件。王子朝是周景王姬貴庶長子。周景王死後，周悼王繼位。王子朝攻擊並殺害周悼王。晉國攻打王子朝擁立周悼王之弟姬匄為周敬王。後來，王子朝立國五年而敗，攜周室典籍奔楚。王子朝攜帶的這批珍貴典籍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典籍、檔案。這件事徹底終結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文化格局，使楚國代替了東周王朝成為與宋國、魯國並列的文化中心。王子朝奔楚不僅促成了周文化禮樂製的文化下移，加速了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的周文化的崩潰，更使一批珍貴的三代典籍、檔案佚失。其中，《山海經》原始版本或佚失，或被秘藏，抄本則隨其它典藏抄本一同入藏楚國典籍館。而《山海經》中最後成書的《海內經》一說便出自隨王子朝奔楚的東周史官之手。在《山海經·大荒東經》和《海內經》中，均記載有琴、瑟。以樂器為禮器是周文化的重要標誌，而樂器的大量生產又在東周之後，這是禮樂製度文化下移的產物。

《海內經》又雲：“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於海。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相傳，巧倕為唐堯時的能工巧匠。《呂氏春秋·審應覽》雲：“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上古時，人們把能工巧匠巧倕的形象鑄在鼎上，以期戒除奇技**巧，卻無法遏製禮崩樂壞的社會文化變革。《山海經》中常見有如共工之台、帝顓頊與九嬪葬等祭台和墓葬，而這些祭台和墓葬所祭祀和安葬的都是華夏民族重要的人文始祖，是時人崇敬、懷念的對象。《海內經》中所記載的巧倕的墓葬正好反映了時人對能工巧匠巧倕的懷念。顯然，巧倕在西周時還是為《禮記》所不容的反麵形象，而這種對巧倕的懷念，恐怕也恰恰是王子朝奔楚後的東周所僅有的。

銅編鍾，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

王子朝奔楚事件是東周禮崩樂壞的重要標誌，它對楚文化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並由此引發了楚文化對當世和後世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向“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文化格局的轉變，也使禮樂文化和先秦審美觀在東周發生了由簡約向繁冗、由質樸向奇巧的轉變。《禮記·王製》曰：“作**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可到了東周，得益於風起雲湧的變法運動對經濟的拉動，東周的生產力空前發達、物質空前豐富，這使祭祀的文化觀由敬畏變成了驕奢，這令關乎禮樂的國之重器變成了諸侯王日常生活的奢侈用具。

自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先後有秦滅楚、漢亡秦。《隋書·經籍誌》載：“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山海經》輾轉流入漢宮，才有了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所雲：“《禹本紀》《山海經》所言怪物餘不敢道，而未言為何人所作。”可見，司馬遷在編著《史記》時，是讀過《山海經》的。西漢中期以後，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格局的形成，由國家主導的大一統的學術研究體係得以重建，加之張騫出使西域和絲綢之路的開通，開放、開拓的政治經濟政策激發了時人探索世界的欲望，這無疑極大地促進了《山海經》自廟堂向民間的傳播與《山海經》在民間的流行。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劉向、劉歆父子將搜集到的散落的三十二卷《山海經》編成十八卷，即今《山海經》流傳版本的祖本。兩晉時的文學家、訓詁家郭璞又以此十八卷為底本作《山海經注》（今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尤袤刻本是迄今可見郭璞《山海經注》的最早版本，也是後世刻本的祖本）。

《山海經箋疏》，清，郝懿行箋疏

明清兩代，由於經學、訓詁學的昌明，《山海經》的研究迎來了新的高峰，《山海經》的全注、補注版本也逐漸增多。這一時期，先後出現了明代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楊慎的《山海經補注》，清代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王紱的《山海經存》、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等。其中，尤以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實事求是，堪稱乾嘉學派及古代訓詁學的雙重巔峰。三朝閣老、一代文宗阮元曾點評清代三家校本，雲：“吳氏廣注，征引雖博，失之蕪雜。畢沅校本，訂正文字，尚多疏略。惟懿行精而不鑿，博而不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