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山海經》“文體”的古今定位：小說、地理書和遊記
自古以來，《山海經》的文學定位始終存在著視角上的多元化傳統。比如，西晉時，郭璞稱時人皆論《山海經》之“怪”，以其為“怪書”，今人又常將《山海經》《黃帝內經》和《易經》並列稱為“上古三大奇書”，讚其之“奇”，這是基於批評論給出的定位。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謂其為“古之巫書”，袁珂又在《山海經校注》中視其為“神話之淵府”，這又是從內容角度給予《山海經》的定位。自《山海經》初創、成書，並不斷整理、考釋到如今，從這些角度出發的文學定位還有很多。它們相對主觀，所以大多仁者見仁、莫衷一是。不過，就文體論角度出發，《山海經》文體定位的觀點倒基本上是可以統一的。
首先，以“經”命名的古籍很多，所謂“經”大多是“經典”之“經”，即劉勰謂之“恒久之至道”者，也就是絕對真理，相當於宗教的教義，是人思想、道德和行為的標準界定。可《山海經》的“經”字，卻並非尋常所見儒釋道“經典”之“經”字。它的文體不是字字珠璣的“經”，它不是經文，也不能代表某一個學術流派的思想。從比較大的文體範圍來劃分，古人普遍認為《山海經》的文體應該被劃入“小說”這一大類。而其“經”字應釋為經過、曆經，用來表現人在空間上、地理上的運動。
徐州劉知幾像
劉知幾認為：小說分十類，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和都邑簿，《山海經》是地理書。
中國古典文學體裁“小說”經過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最初的“小說”與今日的小說概念相去甚遠。“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雲：“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莊子所謂的“小說”，指修飾瑣屑的言論，這一概念顯然更接近於後世小說細分類別中的“瑣言”或者“瑣語”。古代文論史中，文體論是發展最早、價值最高的組成部分之一，早在南朝時，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就研究或提及了包括騷、詩、樂府等35種文體。相比這些，“小說”的研究開始得較晚，最早的小說細分由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他從史學角度出發，將小說分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和都邑簿等十類。此後，明代的胡應麟從文學體裁的角度上，又將小說分為六類，即誌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和箴規。到了清乾隆年間，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將小說的細分進一步精簡為三類，分別是以《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為代表的雜記，以《山海經》《穆天子傳》為代表的異聞和以《博物誌》《述異記》為代表的瑣語。此外，西晉郭璞注《山海經注》還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異聞之屬》當中。可見，無論是唐代劉知幾的“地理書類小說”還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異聞類小說”，小說一直被作為古代時《山海經》一書在文體上的基本定位。
《少室山房筆叢》，明，胡應麟著
《少室山房筆叢》（胡應麟）認為：《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是地理書，其文體類似於《穆天子傳》。它是戰國時候富有獵奇心理的士人取材於《穆王傳》，並參考《莊子》《列子》《離騷》《周書》和《晉乘》創作而成的。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在小說研究方麵卓有成就。其不僅辨析了小說的作者、真偽、考證成書時間和流布版本，亦在小說內容價值上做出了相應的評論和裁斷。
與現代小說不同，在以士大夫為文化主體的漫長的古代曆史中，小說更多被視為正史的附庸，它所顯現的文學價值是遠遜於其史學價值的。因此，“補正史之闕”是古代小說的主要功能。作為一本以“幽魂靈怪”為主要文學形象的小說，與今人一樣，古人在有感於神話的宏大與瑰瑋的同時，也不至於篤信神話本身的真實性。所以，古往今來，從正經補史的角度出發，《山海經》的研究者們普遍認為以山巒、河流的分布為主要內容的曆史地理信息是該書最重要的史學價值。
不過，與在相同或相近時代“成書”的《尚書·禹貢》和《漢書·地理誌》不同，《山海經》所記載的曆史地理信息往往顯現出更強的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在《山海經》的敘事上就有清晰的體現。以《南山經》開篇的三座山為例：
《山海經注》，晉，郭璞注
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諸家並以（《山海經》）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久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
狌狌，《南山經》，明，蔣應鎬、武臨父繪
又東三百裏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
（再向東三百裏的地方叫作堂庭山，山中生長著茂密的棪樹林，有很多白猿，盛產白水晶和黃金。）
又東三百八十裏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多白玉，多蝮蟲，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再向東三百八十裏的地方叫作猨翼山，山上有很多怪獸，水中有很多怪魚。山中出產白玉，還有很多反鼻，很多怪蛇，很多怪樹，而且這座山不能攀登。）
白猿，《南山經》，明，蔣應鎬、武臨父繪
蝮蟲，《南山經》，明，蔣應鎬、武臨父繪
《山海經》的5篇《山經》，有著統一的、程式化的敘事方式。5篇《山經》的開篇均寫作“某山經之首曰某山”，之後以每座山為一小節，小節的開篇又均寫作“又向某方向××裏曰某山”，之後依次介紹該山中的礦產、動植物和農作物資源，幽魂靈怪，以及發源或流經該山的河流或該山水係所屬的河流流域，如無，則不表。與古代正規的地理著作相比，《山海經》有著鮮明的特征，即其敘事是第一人稱敘事，其所記載的曆史地理信息有著被省略的主語。在5篇《山經》中，這個主語的存在顯現得尤為清晰，如《山經》中反複提及的“又東××裏曰某山”“又南××裏曰某山”“又西××裏曰某山”和“又北××裏曰某山”等，其釋意是“再向某個方向走××裏的地方叫某山”，可見，《山經》的敘事是以這一被省略的、被用作主語的人物的足跡作為敘事線索的。
《山海經注·提要》（四庫本）雲：“《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雲，《禹本紀》《山海經》所言怪物餘不敢道，而未言為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因此，《山海經》敘事中，被省略的主語是大禹。也就是說，《山海經》一書所記載的曆史地理信息是大禹遊曆“神州”時的所見所聞。這一觀點自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山海經》首次整理編目後確立下來，拋開後世對《山海經》作者和成書時間問題的質疑，自西漢的劉向、劉歆，東漢的王充及至清代，僅就“大禹行而見之”而言，該觀點可謂是古代《山海經》研究領域內最重要的“正統”觀。因此，先不論《山海經》的作者是誰，成書於何時，作者假托禹遊曆“神州”，其足跡正是《山海經》的敘事主線。所以，若按照今人的理解，《山海經》的文體可能更接近於遊記體小說。也就是說，從敘事的角度看，《山海經》也可以是一本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