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來自印度河穀——史前古城哈拉帕與摩亨佐·達羅
考古學家的發現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由於他們的工作，一個隱藏了5000年之久的文明被發現了，這個文明並不是外來人入侵的結果，而是印度次大陸這塊神秘土地上的自身產物。
1924年，英國古典學者兼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爵士（John Marshall）在一份給印度考古研究院的報告中向國際考古學界宣稱：
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被長期遺忘的文明的廢墟。恰如施裏曼發現提倫斯和邁錫尼那樣，這樣的情形並不常見。但此時此刻，我們在印度河平原上似乎即將得到這樣一個發現。迄今為止，我們有關印度古代的知識幾乎從未將我們帶回到比公元前3世紀更早的年代。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現在出土了一類全新的物品，與我們先前所知的全無共同之處。[79]
馬歇爾爵士所說的地方就是哈拉帕與摩亨佐·達羅。
摩亨佐·達羅遺址中挖掘出的水井（左上）、廢水槽（右上）和廁所（左下）。
印度河源頭在中國的青藏高原，經喜馬拉雅山與喀喇昆侖山之間流向西南，右岸交匯阿富汗的喀布爾河，左岸匯流於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區之五河（薩特萊傑河、拉維河、傑納布河、傑赫勒姆河、印度河），流經巴基斯坦而入於阿拉伯海。在五河之地衝積平原厚厚的淤泥和沙土之下，800個工人、一群技術人員和包括馬歇爾在內的印度考古研究院官員，在摩亨佐·達羅發掘出一座聞所未聞的公元前3000年的城市。
這座城市擁有非凡的整體規劃，如同中國的紫禁城——一條南北向的長長的中軸線（寬達30英尺的大馬路）貫穿整個城市街區，每過200碼左右就有一條東西向的小街與之呈直角相交，一張由寬5—10英尺的小巷組成的龐大路網連接了各個街區。
著名的中心大水池及其示意圖。南麵有兩個入口通向一圈柱廊環繞的水池。浴池中央右側的一口雙壁水井可能曾為浴池供水，左邊實頂拱的排水溝則把用過的水排空。
房屋一般至少有兩層，用火燒磚砌成，磚高、寬、長的比值一律為1∶2∶4。馬歇爾認為砌磚的精細程度幾乎無法再提高了。房屋設計精細，采光和透氣性都很好。整個社區使用覆蓋式下水道，很多人家都有自用的水井，而社區的水井則位於主要街道的沿線，構成了上古世界裏獨一無二的公共供水和衛生係統的一部分。城市中的生活垃圾則傾倒於指定的存放地點，再集中運出城外進行掩埋。
當歐洲人還生活在森林裏，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夏朝遠沒有開始，仍處於石器時代的時候，摩亨佐·達羅已經擁有了遠古世界最先進的供水和排汙係統。
在摩亨佐·達羅，一個水井網絡為每個街區提供方便的淡水來源。幾乎每家都有沐浴平台、廁所。城中還有一個範圍廣大的排水係統將多餘的水排走。在城市公共部門的正中心，還有一座被大建築群包圍的磚砌大水池，蓄有一池深水，它在當時絕對是一個技術上的奇跡！考古學家推測這裏原來是寺院或者祭司們的住處，因為這種類型的用於宗教洗禮的水池，在現代的印度教寺院中依然存在。
這座城市的居民用水量如此巨大，以至於考古建築師邁克爾·詹森說他們是最早跨越“將水作為基本的必需品和作為奢侈品加以揮霍”的界線的人。清潔和沐浴似乎已經上升為他們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今天的印度教徒，把外部身體的清潔當做培養內心神性的手段，因此，一天沐浴2—3次是最起碼的要求，一個祭司甚至在大小便之後都要沐浴或淨足。
此後，更多的考古發掘展示了印度河穀文明的精湛技藝和一幅傳承久遠的文化圖景：
哈拉帕與摩亨佐·達羅的居民使用同一種類型的陶器和標準化的銅及灰燧石工具，佩戴黃金、紅玉髓、貝殼、赤陶、天青石、綠鬆石打造的裝飾品。由於物品交換的需要，印度河文明使用大量的度量衡器具，出土的砝碼具有二進製的特點，重量比為1∶4∶8∶16……但是到64時，砝碼重量又變成了十進製，因此有學者認為印度先進的數學就源於印度河文明。
最關鍵的是，考古學家也挖掘出了哈拉帕文明的精神世界——他們的宗教信仰，竟然與今天印度人的信仰特征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威勒爵士在摩亨佐·達羅發現並確認了一座神廟。神廟裏出土的幾件雪花石膏器皿和遍布這座建築的雕像斷片具有一流的做工，顯示它們是用在宗教儀式場合的。其中的一件石刻頭像被認為是一位祭司的胸像。
更富有宗教色彩的是一尊7.5英寸高的精致石像，其雙眼狹長如蓮花瓣，半開半閉，做冥思狀；雙唇厚重緊閉，不怒而威；長須連鬢；左肩披有一件飾有三葉形花紋的袍子，類似的花紋在美索布達米亞、埃及和克裏特都被用在神和神聖的動物身上做裝飾，象征星宿或天體。石像既顯示出王者君臨天下的氣度，又有哲人般的靜穆玄遠。顯然，這是一位溝通天地、執掌乾坤樞紐的人物，考古學家將它稱為祭司——國王像。這類人物在韋陀經典裏被稱為Raja-Rsi，Raja是王，Rsi是聖哲，Raja-Rsi就是聖王、哲人王。在古代中國，相應的稱呼是“明王”。他具有與天地神明溝通往來的能力，從而有資格為萬民君師，“垂衣裳而天下治”。
摩亨佐·達羅出土的祭司——國王像
另一尊在摩亨佐·達羅發現的雕像是青銅舞女像，**，麵露喜色，長臂纖腰，體態嫻雅婀娜，身上隻戴著項鏈和叮當作響的鐲子。她應該是約5000年前用來娛神的少女舞者。直至今天，舞蹈和音樂仍然是印度人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用以表達他們對神的敬愛。有些神廟招募還未到青春期的少女，經過訓練後她們便正式嫁給廟裏所供奉的神。少女手臂上戴的鐲子幾乎沒及肩部，至今印度西北部的婦女還保留著這種獨特的風俗。
在哈拉帕還出土了一個象首小塑像，上有白色和紅色顏料的印跡。據此，可以推測當時的哈拉帕人已經馴化了一些野象並將其裝飾後用在宗教儀式上。在今天的印度次大陸，大象依然是神力的象征，裝飾華貴的大象，麵部塗上油彩，作為宗教慶典裏神像的坐騎。象頭神甘內什（Ganesh）則被認為是“一切障礙的清除者”，是在一切宗教儀式中第一個被召喚的神靈，也是成功、財富與智慧的賜予者。其他出土的刻有大象的印章也證實了這種熱帶動物5000年來在印度一直受到熱愛與尊崇。
摩亨佐·達羅出土的雕像裏還有一個赤陶像，是一位母親女神，**肥臀，頭上戴著高高的頭飾。頭飾作杯形，杯子中發現的灰燼說明這樣的小雕像或許是一個香爐或油燈。類似的形象在印章中也有表現，比如在樹林中嬉戲的長著角的豐產女神，其中一個正在產下一棵樹。這些形象與印度的女神（Devi）——豐產、財富和繁榮的守護神——極其相似，女神至今仍是印度教徒最喜愛的神靈之一。對來自遠古的女神或薩克蒂（Shakti）即性力的崇拜，構成了以後數千年印度文化的顯著特征。
摩亨佐·達羅出土的青銅舞女像（左上）；**肥臀的赤陶女神像（右上）；哈拉帕遺址出土的象首小塑像（左下、右下）
哈拉帕與摩亨佐·達羅最神秘也是最典型的出土文物是一種黏土印章，種類和數量都頗不少。雖然至今考古學家還未能完全破譯出印章上的古老文字，印章上的圖畫卻已經揭示了很多有趣的東西。在一枚印章上，一個男人以標準的瑜伽坐姿（asana）坐在禪座上，兩腿盤攏，腳跟斂至軀幹以下，危然端坐，仿佛正處於深深的禪定當中。這證明韋陀本經和奧義諸書所盛讚的瑜伽修煉術絕非歐亞大草原遊牧民的創造，至少5000年前，甚或更久遠的年代之前，瑜伽術就已經在印度次大陸存在了，並作為一種通往神聖的修煉方法而受到尊崇。史前的印度河穀人已然理解禁欲和苦修對生命的意義，在體驗天人合一的極樂狀態，這真令我們後人驚訝！似乎印度人早已洞察了生命和宇宙的奧秘，他們隻要坐在地上就能進入極樂世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瑜伽是韋陀文化的根基與核心，沒有瑜伽，韋陀文化就失去了內在的動力和生命，而這個根基，事實證明，早就紮根於印度次大陸，並非由所謂“入侵的雅利安人”輸入。
摩亨佐·達羅出土的這枚印章上，出現了史前時代的瑜伽士造型（左）；一位現代的瑜伽士在冥想，他的坐姿依舊承襲了遠古遺風（右）
其他的印章表明，古韋陀的大神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經存在。除了前麵所說的象頭神、母親女神，在印章上還發現了毀滅之神——濕婆（Siva）——的形象。他穿著虎皮，戴著麵具，頭上長著長角，恒河水從兩肩流出；另一個印章上的神的身上畫了三個角，他帶著公牛與一個女孩子在樹叢中跳著一種古怪的舞蹈。學者們認為這是濕婆的早期形象，三個角代表濕婆的三叉戟，女孩子是濕婆的永恒伴侶帕筏蒂（Parvati），而公牛則是他的坐騎神牛難敵（Nandi）。哈拉帕遺址發現的三件石雕“林伽”——象征濕婆的男性**——進一步證實了為韋陀諸經所推崇的濕婆崇拜早已經流行於印度河穀文明之中。
印章上表現最多的是各種各樣的動物：犀牛、大象、老虎、蛇、鱷魚、羚羊、瘤牛，以及山羊等。但最常見的是頭上長著長角的長角公牛，最近的研究認為它是**崇拜的象征——後來印度教“林伽”（linga，印度教崇拜的陰莖像，是濕婆神的象征物）崇拜的濫觴。
哈拉帕印章上出現了圖畫狀的象形文字，其中有些已經被譯解出來。考古學家將這種文字命名為“原始梵語”（Proto-brahmi），認為它是梵文的早期形式。哈拉帕遺址最底層出土的一塊陶片上，還出現了幾個形式更簡古的陶文，被認為是一種前哈拉帕時期使用的文字。這幾個陶文已經被破譯，它們對應於一組梵文：ila vartate vara，意為：莎拉斯瓦提河環繞的神聖之地。莎拉斯瓦提河作為一條久已消失的聖河，似乎僅僅出現於韋陀諸經裏，我們將在後文討論莎拉斯瓦提河在印度史前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陶文的刻畫形狀，居然與中國半坡、樂都、二裏頭出土的陶文符號十分類似。[80]
哈拉帕印章上還出現了在印度文化中極具普遍性的象征符號——吉祥“卐”符（Svasti）、OM，以及菩提樹葉。
除此之外，印度的考古隊在哈拉帕還找到了用來舉行火祭的祭壇（yajnavedis）。火祭可以說是韋陀文明中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在全部《韋陀經》中作為人、神溝通的主要方式被反複提到。在比如《百道梵書》（SatpathaBrahman）這樣的韋陀典籍中，有對祭壇構造和幾何學原理的精細描述。哈拉帕祭壇的構造和幾何數據竟然完全符合這些韋陀典籍的記載！
哈拉帕出土的刻有公牛和原始濕婆的印章（右上、右中、右下）；哈拉帕印章上的象征符號——菩提樹葉、OM，以及吉祥“卐”符（Svasti）（左上、左中、左下）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考古工作揭穿了大不列顛學者設下的學術騙局，早期印度河穀文明的真相大白於世。1973年，在邁戈爾地區，瑙沙羅的發現將哈拉帕文明追溯到了公元前7000年。同樣，郫路支斯坦發現的梅赫爾格爾（Mehrgarh）遺址也將早期哈拉帕文明推到了公元前6500年。在哈拉帕、羅塔爾（Lothal）、蘇爾拘塔德（Surkotad）、貢塔西（Kuntasi）和喀利邦崗（Kalibanga）都發現了馬骨的遺存。考古學家認為最終找到了印度次大陸文明的源頭，他們的結論是：“這一文明不是外來入侵的結果，文明的靈感也不是舶來品，而是從當地人長期的努力、卓越的才智和複雜的信仰中產生的。”[81]
由此而來的結論是：編撰韋陀經的人，並非歐亞大草原的遊牧部落——“入侵的雅利安人”，而是曾經創造了哈拉帕文明，被韋陀諸經所讚美的，自古以來就生活在印度次大陸的“雅利安人”。前者來自殖民主義學者的虛構，後者才是在遠古曆史上存在過的“真正的雅利安人”。
就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來看，印度河文明（Indus Civilization）的高度、深度、廣度和悠久度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象。印度河文明區域擁有良好的生態壞境，由於高山融雪和熱帶季風兩種降水補給，使得這裏水量豐沛，可達2070億立方米。這裏還有十分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藏資源，主要有銅、天青石、錫和瑪瑙。印度河文明鼎盛於公元前2600年的哈拉帕文明，但其根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7000年〔例如梅蘇赫爾格爾（Mehrgarh）、瑙莎羅（Nausharo）等地的史前文化〕，並且各文化層之間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在哈拉帕時期，出現了裝備有洗澡間、衛生設施、排水槽的磚砌房屋，經過嚴密規劃和布局的城市、街道、社區，高度發達的城市供排水係統，城堡和大型宗教性建築，以及用於遠洋貿易的大型倉庫和船塢。在印度河流域，1500餘個聚落已經被發現，它們分布於大約68萬平方公裏的範圍內，但實際上印度河文明向東和向南拓展，遠遠超出了印度河流域，總的覆蓋麵積可能達到130萬平方公裏。從地理上來看，哈拉帕文明的麵積大約是同一時期的埃及古王國的兩倍、蘇美爾和阿卡德的四倍。雖然沒有留下像古埃及金字塔或蘇美爾塔廟那樣的宏偉建築，但印度河文明的城市建設、分工管理，以及手工業和海陸貿易極為發達，其全部城市文明的複雜性，遠非西亞和北非所能望其項背。大型城市比如哈拉帕、摩亨佐·達羅、甘瓦裏瓦拉（Ganweriwala），居住人口四五萬，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都市。
農業方麵，印度河文明使用犁耕，土地耕作呈十字交叉狀。冬季作物主要有大麥、小麥、芥末、亞麻、豌豆、小扁豆、鷹嘴豆等。夏季作物主要為芝麻、棉花、大米、小米、豆類等。牲畜主要有瘤牛、綿羊和山羊。
手工業方麵，印度河文明有製作玉石、玉髓、瑪瑙、海貝等裝飾品的高超技藝，尤其擅長製作珠子和手鐲。印度河流域進口從阿富汗開采的天青石和從德幹高原開采出的瑪瑙，經過加工後輸出到兩河流域。印度河文明還生產青銅器、印章、彩陶。印度河工匠是遠古世界最富有創造力、技術最高超的工匠之一。他們使用複雜的技術程序和專門的窯爐，把原材料製成全新的生活用品。較為驚人的是，印度河銅鋸竟然與現代的鋼鋸一樣銳利，這表明印度河銅匠可以生產出同鋼一樣堅硬的銅。用濕黏土高溫製成的石鐲和石環可謂獨一無二，其技術在印度河文明末期便已消失，考古學家經十餘年實驗，至今仍無法完美複製。
一種獨特而神秘的飾物為這個史前世界性貿易體係的存在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蝕花紅玉髓珠（garnelian），最早出現於古代印度河穀文明，印度河穀文明衰落後，蝕花紅玉髓珠及其製作工藝也隨之消失，考古界通常把印度河穀時期的蝕花紅玉髓珠稱為一期蝕花紅玉髓珠。在很多古代文明的考古發掘中，都曾出現印度河穀時期蝕花紅玉髓珠的身影。印度河穀的哈拉帕、摩亨佐·達羅和昌胡達羅（Chanhudaro）等，兩河文明蘇美爾時期的烏爾城和啟什城，古埃及中王朝的阿拜多斯，還有敘利亞、希臘、伊朗和波斯灣等，甚至中國新疆昭蘇縣和額敏縣，都發現了印度河穀蝕花紅玉髓珠。4000多年前，印度河穀人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將這種蝕花紅玉髓珠，傳播到當時古代文明的各個角落。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穀地區的蘇爾圖蓋（Shortughai），曾發現印度河穀人的貿易中轉站。蘇爾圖蓋的印度河穀文明貿易中轉站，被用於獲得中亞的黃金、銅、錫和青金石等資源。蘇爾圖蓋距離額敏縣和昭蘇縣，較兩河南部和印度河穀地區更近，路徑上更為便利。但也不排除印度河穀人通過蘇爾圖蓋與新疆昭蘇縣和額敏縣發生交流的可能，或者印度河穀人出現在新疆昭蘇縣和額敏縣的可能。
葉舒憲先生在《內蒙古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發表《草原玉石之路與紅瑪瑙珠的傳播中國（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一文，他認為，在中國境內，與草原玉石之路伴隨而來的是來自南亞和中亞地區早期文明的紅瑪瑙珠的自西向東傳播。最近，在新疆和河西走廊西段發現的紅瑪瑙珠表明，距今約三四千年的四壩文化先民發揮著向河西走廊以東乃至中原地區輸送紅瑪瑙的“二傳手”作用。赤峰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則發揮著“三傳手”的作用。由於帕米爾高原的阻隔，紅瑪瑙珠從印度河穀地區傳播到新疆整整耗費了三千年時光，而從新疆到燕山以北的傳播僅僅用了三四百年時間。再經過塞外史前文化的中介，紅瑪瑙珠最後輾轉輸入商周文明。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明，通過史前最早的世界性海洋貿易體係，印度河穀文明或原始韋陀文明（Proto-Vedic Civilization）影響所及，向西越過中亞、西亞，沿著波斯灣、北非海岸直到地中海，向東一直延伸到東南亞直至長江流域的諸多地區。並且，與埃及和西亞相比，印度河穀文明具有與眾不同的特征：很少發現武器和屠殺、奴役的痕跡；財富分配相對平均，幾乎不存在極富和極窮的分化現象；有一套以手工飾物（諸如手鐲、項鏈）標示階層和身份的禮製體係。總之，這是一個以祭司和聖王（Rajarshi）為中心，擁有高度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王製、靈知的遠古高級文明。
國際學界一度認可莫蒂默·惠勒的觀點：印度河穀文明是由於雅利安人的東侵而滅亡的。惠勒的觀點依據是在摩亨佐·達羅遺址最上層發現有格鬥而死的人體骨架遺跡，以及韋陀詩歌中讚美因陀羅摧毀城堡的句子。但這顯然是一個謬論，如果據馬克思·繆勒所說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最早約為公元前15世紀，印度河文明衰亡卻在公元前18—17世紀，時間上完全不符合。同時，摩亨佐·達羅遺址上層的人體骨架遺跡，亦不能成為證據。
關於雅利安文明的起源，這或許是世界曆史裏最糾結的地方。兩百多年來，許多傑出的學者試圖追尋雅利安文明的發源地，但盡管有大量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卻迄今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自19世紀以來，由西方學者提出的雅利安人入侵說，一直占據著學術界的主導地位。但與此同時，隨著20世紀印度本土學術的自覺和考古學、語言學、曆史學方麵的新材料、新觀點、新方法的出現，雅利安文明的南亞本土起源說也開始登上學術舞台，並獲得了印度本土文化圈的廣泛支持。跟中國一樣，印度史前史研究由此也進入了一個擺脫西方學術模式，走出疑古思潮的新時代。近二十年來，印度考古學家大多認為：印度河是雅利安人的故鄉，印-歐語係的發源地。不過，這個說法所伴生的民族主義情緒應該被剔除：雅利安人並不是某個特定的種族，印度河文明也不屬於某個國家，它屬於史前超級文明圈，屬於全世界。從考古發掘來看，印度河文明是一個開放的融合型文明，其中生活著多個種族，既有白種人，也有黃種人和黑種人。
由於中國學者對古印度曆史、文化了解甚少，尤其是印度史前史研究的新動向、新思路，這方麵的資料國內全無譯介，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隻能單方麵信從西方學界所盲目堅持的源於種族主義的雅利安人入侵說。其實，即使在西方學術界內部，這兩派對立的學說也在不斷爭論、補充當中，至今尚無定論。牛津大學於2001年出版愛德溫·布賴特（Edwin Bryant）著《探索韋陀文化起源——論印度-雅利安移民》（Quest for the Origin of Vedic Culture——the Indo-Aryan Migration Debate）一書，匯集了兩派學說代表人物的主要論文，可說是對19世紀以來兩派論爭的一個總結。
除了前麵已經提到的，在支持本土起源說的印度學者裏，B.B.拉爾（B.B. Lal）作為當今印度考古界的領軍人物，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他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發現的彩繪灰陶是印度現代考古學的裏程碑，他將其定位在了《摩訶婆羅多》的年代，並斷定印度河文明代表了韋陀雅利安文明。拉爾憑借已有的考古學證據推斷，帶有城垣防禦工事的哈拉帕古城就是梨俱韋陀中的“城”（Purs），城中居民有遠洋船隊，從事海上貿易。雅利安人並非遊牧或農耕部落，如一般人所構想的，他們是產業主，住在規劃完備的城市裏。他們有組織相當嚴密的政治機構，掌握了馴馬的技術，還舉行種種祭祀，喀利邦崗發現的祭壇便是明證。此外，他把《梨俱韋陀》的時間追溯到了公元前4000年。
關於印-歐語言及其文化發源地，在對較早的各派理論進行了一番梳理後，拉爾指出，如果按照這些理論，幾乎歐洲的每個部分都成了發源地：斯堪的納維亞、芬蘭、俄羅斯西南部、德國、立陶宛，等等，事實上，沒有一個地方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也拒絕了中亞和西亞起源說。他認為，南亞才是更合理的選項，跟哈拉帕考古發現相對應的是韋陀諸經，而哈拉帕使用的語言就是梵文。根據梅赫爾格爾一地的考古發現，拉爾把哈拉帕文明的上限推到了公元前4500年，下限推到公元前1600年。
但拉爾這個說法的漏洞在於，假如築城而居的哈拉帕人就是韋陀雅利安人，那他們的居住中心應該在莎拉斯瓦提河上遊盆地，根據韋陀諸經記載，那裏才是婆羅多人的聚居地，才是雅利安之地（Aryavarta）。但從哈拉帕成熟期的居住地分布來看，他們更多地聚居於莎拉斯瓦提河下遊盆地，即今巴基斯坦的巴哈瓦爾浦（Bahawalpur）地區。據此，居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尚未幹涸的莎拉斯瓦提河上遊盆地，撰寫了最早的韋陀諸經、創造了輝煌的韋陀文明的韋陀雅利安人，對我們依然是個謎，哈拉帕文明或許隻是其旁係分支。
還有一種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雅利安人的聖河莎拉斯瓦提河有可能是阿富汗境內的哈拉克斯維提河（Haraxvaiti）。雅利安人的故鄉有可能在中亞一帶，後來他們遷徙到阿富汗地區，在那裏進行了分化，一部分進入印度形成印度-雅利安人，創立韋陀教；另一部分進入伊朗形成伊朗-雅利安人，創立拜火教；雙方信仰的神祇的善惡和各自語言中字母s和h都發生了對調。比如伊朗人拜火教中的善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在印度的梵語語境中被換成了Asura即阿修羅或惡魔。這種推測似乎比較合理，但缺乏考古和文獻方麵的證據。
另一位重要的印度學者是P.L.巴爾伽筏（P.L.Bhargava），他也把韋陀諸經上溯到了4000~5000年前。他的研究表明，《往世書》（purana）體係和韋陀體係是一致且對應的，《往世書》的記載或許也以某種方式（比如口頭傳誦）存在於韋陀時代。他認為：韋陀文獻所提供的證據已經清晰地反映出一個史實：由於大洪水的緣故，雅利安人離開了最初的家園，在其領袖摩奴（Manu）的指引下，來到了印度七河（Sapta-Sindhu）流域。這個史實在往世諸書裏得到了進一步的描述，往世諸書將所有雅利安王室的起源追溯到摩奴——維筏斯伐特（Vaivasvat）之子，明確肯定他就是印度-雅利安的第一個國君[82]。巴爾伽筏進一步指出，同樣的史實也可以在西亞聖典《阿維斯特》（Avesta）裏找到。故此，他推斷，因為大洪水，雅利安人離開了最初的家園，其中的一支來到了印度七河流域並定居下來，而另一支遷徙到了伊朗。
對於世界史前史研究，西方學術界一直采取了兩套標準。對於西方曆史，可以無限上推，比如近代自德國西利曼（Schliemann）、英國伊文斯（Evans）在希臘本土克裏特島上的新發現以來，西方學術界居然將希臘曆史推前到5萬年之久。而對於東方曆史，他們拒不承認韋陀文明的本土起源，也不承認夏朝的存在，遑論黃帝、伏羲了。印度學者已經漸漸醒悟，有了學術自覺，而中國的學者們依然跟著西方學術界亦步亦趨，總是把中國曆史斬頭去尾，縮短曆史的時間；把經書古籍視為神話傳說，將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相比附，加以自我矮化。另一方麵，中國的學者還對印度學者追溯韋陀文明起源真相的訴求，一律置之不理甚或斥為謬見邪說，其態度有時比西方學者更為傲慢。對此，我想借用杜維明先生的一句話：當中國的學者懂得彎下腰身向印度學習時，才表明他們真正成熟了。
一個世界性學術風氣轉變的征兆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編撰的《中亞文明史》第一卷裏，“雅利安人入侵說”已經不再被提到，代之而起的是印度河文明獨立起源說和上古亞洲文明圈互動說。該書總結道：
來自中亞各地的考古資料反映了整個發展過程，並且展示了極度輝煌的古代東方文明的全貌，這些文明以眾所周知的哈拉帕型文明（是為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創造之一）為巔峰，分布在肥庶的印度河流域、蘇聯中亞南部、伊朗東部以及阿富汗。
……考古發掘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例證，表明中亞的居民一方麵與美索不達米亞及埃蘭文明進行交流，另一方麵則與中國文明進行交流。諸如波斯灣這樣的中介地區，則感覺到了文化交流的衝擊，從而成為文化發展中心，而哈薩克斯坦草原地區，則發展成了以戰車為象征的一種社會和軍事的精英階層。於是，學者們的不懈努力使得我們能夠重建一段連續的中亞文明史，它是人類偉大遺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3]
但是，當我們清除了殖民主義者設下的迷霧，把目光再次投向遠古的韋陀文獻時，卻發現了更多的秘密和疑問，它遠遠超越了我們目前對世界文明起源的理解，最終把我們引向更大膽的假設，向傳統的文明起源學說提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