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為外在表演的人格

近十年來，“人格”這個字眼又經常地掛在人們的嘴邊了。這背後的心理狀態，顯然是感覺到某種自粉碎“四人幫”以來所產生的時代氛圍，以及對自己、對國民一個長時期以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扭曲性格的一種反省。然而，隨著這一概念越來越頻繁地被人們使用，我卻越來越感到疑惑了。我們先來看看一則短文：

清室皇族金寄水的人格[90]

寄水先生乃多爾袞直係後裔，清朝睿親王的嫡子。先生雖為清朝宗室，卻極有民族氣節，“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先生不得已蝸居北平，生活亦為之清苦拮據。遂有客為之說項，欲為寄水謀一偽事，但被先生凜然相拒而不就：“金某豈能為五鬥米向非我族類的倭寇折腰！”1939年，偽滿洲國宗人府駐京辦事處勸先生前去“帝京”“排班”承襲“睿親王”的世傳爵位，寄水拒而設誓：“縱然餓死長街，亦不能向石敬瑭輩稱臣。”……先生諳熟王府及舊都三教九流掌故軼聞，又擅書法，工詩詞，所作每每超逸自然，靈性為先，識者謂其尤近納蘭容若風韻。先生非高陽酒徒，然雅愛小酌，吟事論文抵談掌故與故人友輩，引為快事。先生性情澹泊，淡於名利，操節自守，聞於同輩。……先生嚐書五絕一首，或見其誌。詩曰：“午夜捫心問，行藏隻自知。此心如皎日，天地定無私。”

對於寄水先生品德的評價，我無緣置喙。我想說的是，這篇短文標題中的“人格”二字，指的顯然是“人品”。民族氣節，個人修養，淡名利、守操節，這些無疑都是中國自古以來所推崇的個人品德，寄水先生以陶淵明自況（“不為五鬥米折腰”）也正說明了這一點。但中國古代其實並無“人格”一詞。我們今天說“四人幫”蔑視個人的“人格”、踐踏人的尊嚴、貶低人的價值，指的是另外一層意思，而不是“人品”。隻有“人格”是有可能受到侮辱的，對於“人品”卻無所謂侮辱。一個人在受到侮辱人格的對待時，卻完全可以絲毫也無損於他的人品。

現代意義上的“人格”一詞，來自於西文person（英文personality，德文personalitaet），其含義首先是指個人性或私人性，其次，它還意味著個人身上的身體特征、性格氣質、容貌風度，是體現在外的個性特點。從詞源上說，它來源於拉丁文persona，本意是指“麵具”（mask），一種遮蔽性和表演性的偽裝，轉義為用這麵具所表演出來的角色。西文中這個詞並沒有道德（以至“道德高尚”）的含義，正如“人格化”（personification）一詞也沒有道德含義（隻意味著“擬人化”）一樣。198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人格”條下標出三種意義：1·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2·個人的道德品質；3·人的能作為權利、義務的主體的資格。[91]顯然，隻有1、3兩條與西方所謂person的含義相合，至於第2條，我懷疑是中國人對這一譯名望文生義附會上去的結果：人格=人的品格=人品。而由於中國人曆來把道德品格理解為一種內向自省的“無私”精神（如上引金寄水先生“捫心自問”的五言詩一樣：“天地定無私”），因此我們在無私的品格這種意義上理解的“人格”，便與人格作為私人性、個人性的這種原意具有了恰好相反的意思。前者是一元的，後者是多元的；前者是道德的，後者是認知的；前者是內省的，後者是外向的；前者“行藏隻自知”，後者是向別人表演；前者體現為非主體的天道實體，後者是權利和義務的主體；前者是對私人的否定，後者是對私人的肯定。

澄清上麵這一點，在今天很有必要。現在有些學者、特別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由“人格”一詞在現代中國人詞匯中的含混意義而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龐樸先生在其《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論綱）》中說：

用西方的觀點看中國，可以說中國人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人格（韋伯）；用中國的觀點看西方，可以說西方人沒有形成一種社會的人格。合理的觀點，也許是二者的統一；因為人既是獨立的個體，又是群體的分子，既是演員，又是角色。[92]

然而，人格的本義就是個人性，它隻能是“獨立”的。否定個人，就是否定個人的獨立性，也就是否定人格本身。獨立人格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的人格”，因為它承認且隻承認一個人人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把“獨立人格”和“社會人格”人為地分裂開來之後又去尋求“二者的統一”是不切實際的。難道“演員”和“角色”分得開嗎？難道“獨立人格”不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原則，而是什麽“禽獸行”嗎？當然，龐先生所謂“社會人格”，意思似乎在於強調一種“群體的人格”。這的確是現代中國人的獨創，但絕非中國“人文精神”的傳統，因為嚴格說來，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試把這個詞翻譯回西方去，看看西方人能否理解這樣一種怪物：一種非個體的“人格”（person，又譯“個人”），一種“群體的”私人！這正如說一個“圓形的”方、“木製的”鐵一樣不通。要使這一概念有點意思，就得改變“人格”一詞的含義，把它轉變為一種道德性質的“品格”（但這樣一來，“獨立的品格”又說不通了，可見這裏完全混淆了兩種不同的“人格”概念）。龐先生出於這種對“人格”的道德化理解，認為孔子和儒學的反功利主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就是“致力於人格的自我實現”，就是“貶低物質享受的價值，重義輕利，以道製欲”，這種說法是不倫不類的，也絲毫看不出粉碎“四人幫”之後真正人格（person）覺醒的影子。如果說重義輕利、以道製欲是中國文化的原則，那麽它同樣也是“文革”（革文化的命）的原則。但無論是“政治掛帥”、批評“物質刺激”，還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都與所謂“人格的自我實現”毫無關係。其實中國人從來不具有person意義上的人格觀念，不懂得唯有個人（私人）才是權利和義務的最終主體，而唯有不僅僅承擔義務（“義”）而且擁有自己的權利（“利”）的個人，才真正具有完整的人格。正因此，中國人必然隻能將人格理解為一個人的“品格”，即用普遍性的“道”來製約、壓抑個人欲求這種做人原則和道德規範。

在西方人看來，任何人、包括十惡不赦的罪犯都有人格，這是一個事實（其依據是每個人都有靈魂、思想和理性能力這一事實），並沒有道德褒貶的意思。一個人有人格並不就是道德的，隻有他尊重人格（包括尊重自己的人格）才是道德的。人格本身並不意味著諸如“高風亮節”“大義凜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或“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類的德行，相反，它標誌著一個人的“不可入性”、不可窺探性，即他的隱私，他有權將自己個人的東西（即使實現出來將是不道德的、可羞的、醜陋的，如罪惡、卑劣的念頭）秘而不宣，隻要他不用這些東西付諸實行或損害別人。因此，人格就是“麵具”，就是表演或扮演的“角色”。

隻有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所謂“四人幫”“踐踏人的尊嚴”“侮辱人格”究竟是什麽意思。這就是否認人是一個獨立的封閉體，用外在暴力或輿論壓力去“觸及人的靈魂”，把人當作一個沒有內心世界的物件，任憑政治權力來解剖和檢查，使人的一切個人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謂“逼、供、信”，所謂“揭開某某人的麵紗”，所謂“思想犯罪”，都是根據這一點。今天人們要求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的隱私權，無非是要求把人當作具有不可侵犯的內心世界的“個人”，而不是一頭可以隨意擺弄的牲口。不允許任意幹涉和窺探個人的一切未觸犯法律的私人行為，不論是以“群眾”的名義，以“組織”的名義，還是以“重義輕利、以道製欲”的“道德”的名義。人的心靈是一個複雜的有機整體，不可能“淨化”為幾條道德戒律；思想越深刻、情感越豐富，就越難以用簡單的“好壞”“美醜”“善惡”“君子小人”來歸類。但有一點是無疑的：真正善良、真誠、美麗的心靈，首先是建立在維護一個獨立、完整的內在人格的基礎上的，而對個人人格的普遍蔑視和粗暴踐踏，則隻能使我們的國民性變得日益淺薄、粗陋和偽善。

這種個人人格的結構，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麵：孤獨意識、責任心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