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常，特別是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作家們一提到“文明”和“野蠻”的話題，便會眼睛放光、筆底順暢起來，那傾向，大抵是說野蠻要比文明好，更美也更有刺激性。莫言的《紅高粱》曾使我們在這方麵大開眼界。遺憾的是他還隻是站在山東高密東北鄉的土埂上自吹自擂，而並沒有把擂台擺到美國去的奢望。張賢亮卻在這裏給我們提供了一幅西洋景（或“國際舞台”）。他讓“野蠻的”（或自以為野蠻的）章永璘與浸透了西方文明的台灣女導遊在同一張**較量，互相扒下了“胎膜”。“我們都同時用原始的力量恢複到原始狀態。我們都聞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濕的氣味。我們一起體驗到野蠻人的快樂。從文明到野蠻和從野蠻到文明同樣艱難。但我們竟一步就跨過了一萬年。”（第92頁）“我想我們兩人大概是一人這時要從文明走向野蠻一人這時要從野蠻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點上碰撞上了。”（第93頁）顯然，在這場文明和野蠻的較量中，代表“野蠻”的章永璘是絕對的勝利者，是控製局麵的一方，因為整個**都是向原始狀態的複歸，是向章永璘的“老家”的回歸。野蠻在自己的“家門口”打敗了文明。所以章永璘故作天真地說“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蠻的交叉口。我不知道是應該向文明走還是應該向野蠻走”（第93頁），實在是言不由衷。他實際上根本沒有在文明麵前自慚形穢的感覺，而隻有對自身野蠻的得意。甚至當他此時聯想到當年野蠻地遭到“槍斃”的全過程（第94—104頁）時，他仍然驕傲地想“我已經被改造成一個受苦的人而現在卻叫我去享受我便會比受苦還難受”（第109頁）。麵對現代文明的壓力他動不動就冒出一句勞改隊的痞話。他覺得既然他已經死過好幾次他這條小命是撿來的他就可以向整個世界任意發泄他心中的“暴戾之氣”。（正如王朔表明的：我是流氓我怕誰！）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襯托下突現出來的這種“野蠻”是非常脆弱的，它其實並不是真正原始強健的生命力，而是另一種扭曲變形的文明。這種文明的古老程度、悠久曆史和深邃城府遠遠超過西方文明，與它相比，西方文明簡直是小兒科。章永璘已經做到了連死都不怕，但千萬別以為他因此就成了一頭無所畏懼的狼。“我不害怕死，但害怕恐懼。最害怕的是恐懼著，又不知道為什麽。”（第117—118頁）其實他完全知道為什麽，這就是害怕孤獨，即“害怕我好像和他們不一樣”，“我總是在追求和別人一樣”。與大家一樣，即使是死，他也會感到“很美”甚至“自由”（第121頁）。這就絕不是野蠻人能做得到的了。這種懦弱的人格一旦遭到孤立，就會被人看出“這小夥子的球跟他媽的蠶豆那麽大一點”，“連鬼看了都笑話”（第123頁）。很難想象，這“蠶豆那麽大一點”的東西中藏有多少原始生命力，能夠應付那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這要麽就是吹牛，要麽就是台灣人畢竟還屬於中國文化的範疇，在這個範疇中，章永璘是老資格的統治者，女導遊則是未經世故的兒童。所以，“非常令我驚詫的是我以前在大陸可愛的政治教育完全可以用來對付你在愛情上的要求，好像我自小到大就在一所欺騙女人的學校就讀”（第139頁）。也就是說，他用來滿足女導遊的絕不真正是他原始的生命力，而是他的“文化”，這種文化天生有一種戀母的傾向，即在自己的性對象身上把自己變成嬰兒。“我多麽想從你身上回到我母親的身上去”（第140頁），即回到母親子宮裏去。這種戀母情結表現在社會文化上，就是回到群體、集體的懷抱裏去，這正是害怕孤獨的心理根源。

章永璘卻似乎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他抱怨“階級路線”的貫徹使他與母親成為勢不兩立，教導他愛領袖就必須“胸中充滿仇恨”，從而導致了他在女人麵前的**病（第143頁）。但他沒有看到，階級路線其實給他找到了另一個更偉大的母親，這就是“群眾”。**病的病根正是對這另一個母親的愛戀。“應該”之愛（“階級感情”等等）其實就植根在他固有的戀母情結之中，因而使他噤若寒蟬、無法反駁，“僅僅用一根手指就推倒了我原始的愛情”（第143頁）。因此他返回這種戀母傾向絲毫也不能使他從根本上健全起來，而隻能使他更進一步地放棄自己、融化自己，取消自己在子宮外的獨立存在。無怪乎“我刨遍了胸膛裏每一個角落都發現不了那份要付給你的愛藏在哪裏”（第144頁）。這並不是別的什麽人把他的愛清除出去了，而是他自己的戀母傾向使他永遠無法建立起成年人的獨立的愛情，永遠把他推向嬰兒和胚胎的境地；並不是“對我多年的批判養成了我時時自我批判的習慣”（第124頁），而恰好是他從小不願意長大，眷戀母親的**和子宮，使得他對自己身上任何超出嬰兒的改變和發育持強烈的否定態度，才導致了他對外來的批判（這種批判歸根結底是批判他不純潔）心悅誠服，心領神會，奉為圭臬。所以，“他之所以那麽害怕批判是因為批判者的聲音早就在他自己心裏嘰嘰喳喳，那是他不斷自我批判的繼續”（第200頁）。戀母轉化為眷戀群體，害怕孤獨甚於害怕死亡（因為肉體的死亡至少還說明與母親的某種聯係，而對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人來說，孤獨意味著純粹的被否定、無）；自我批判、自我取消導致**。

看來唯一能突破戀母情結的就是人類原始本能的性成熟了。戀母的文化畢竟是非自然的和反自然的。當年章永璘的**病的治愈並不是由於投身於群體文化之中（如作者可能會認為的），而正是由於暫時遊離於群體文化之外，是由於文化的鬆弛和疏忽使他得以展示了一個成熟男人的能耐（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此，在中國，性能力的健康成長或恢複通常都是通過反文化或鑽文化的空子才獲得了一席之地。這種對文化的抗拒使中國人真實的**顯得特別“痞”，它始終是“名不正言不順”的，甚至長期以來是無名的、匿名的。一個有文化的中國人，倘若他不願意“墮落”，不願意口是心非（“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他就必須自覺地禁絕性快感和**。有文化的中國人的楷模和樣板就是無性人（如“樣板戲”中那些不結婚、不生育的人物）。然而，有文化的中國人至今還在綿綿不絕，這件事實本身就說明了他們的原則本質上的虛偽性、自相矛盾性。所以退而求其次，文化原則要求中國人在**時至少不要顯得太張狂、太“痞”，要有節製和克製，要有文化和想到文化（如傳宗接代、弘揚和光大祖宗基業等）。這使得中國人的**索然無味。幸好中國曆來文化人不多，群眾“文化素質”不高，否則很難想象今天能發展成12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章永璘當然是文化人並且一心想繼續做一個文化人，雖然他對這個文化的仇恨和詛咒脹滿了心胸，但他仍然死抱著這個文化原則不放，問題似乎隻在於如何使這個原則與他的原始本能相調和，否則他就會“始終對愛心有餘悸，就和對政治運動心有餘悸一樣”。現在，一個代表西方文化的可人兒來到了他麵前，這可人兒以一種“太文明化了”的語言告訴他，他不必為自己的性欲感到羞恥，也用不著苦苦追求那超出性欲之上的特別意義。“是你，指導我落在性欲的滿足上，原來這就是愛。”（第145頁）“是你教我知道了**就等於愛，這樣我便安心了，我用不著再去尋找什麽愛的‘意義’。”（第153頁）現代解釋學認為人隻看見他想要看見的東西。章永璘從西方文明中看出的正是他長期以來所想望而又不能名正言順地說出來的東西。他從另一種文化中獲得了表達這種東西的文化語言。他不再擔心自己的墮落，他感到這種墮落其實是一種更高的文明，是西方人想望都想望不到的。他今天是以一種賜予者的姿態把中國文化最不可言傳的奧秘“弘揚”到了西方女人的**。

但另一方麵，台灣女導遊在他身上追求的卻是**的“意義”，野蠻和痞在西方文化中都有了意義，都被“意義化”了。在她看來，語言本身不是空殼，也不是擋箭牌，而正是這種意義的“文化”（文明化）的表達，因而是美麗的（“一隻狼”是美麗的）。當章永璘滔滔不絕地向她說著大話、空話和謊話時她卻在如醉如癡地欣賞著這些話的“意義”。她並不注重這些話的真假，她看重的是形式。隻有章永璘（和一般中國人）才一心隻想到形式底下的實質性的內容（如是否能占到便宜）。這就是兩種文化在他們兩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既相交叉又相錯過的奇怪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