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害怕孤獨除了體現在性觀念上外，就是體現在政治生活上。“一個男人總是隨時隨地麵臨著兩樣東西的進攻：一個是女人一個是政治。”（第170頁）這是章永璘數十年苦難生涯的總結。書的第四部寫到章永璘在美國聽到他的小說在大陸又受到批判的消息，他嚇壞了。“他現在盼望著身邊有一個人。隻要一聽到‘受批判’，第一個條件反射是立即有一股冰涼的孤獨感淋遍全身。”（第169頁）受批判就是受孤獨，要愛一個女人就是要求自己孤獨地向一個女人突進，這兩者都是同樣的可怕，比死還可怕。所以“‘文化革命’中中國人竟然如此殘暴、如此荒誕不經，多半有性壓抑的原因。”（第177頁）不同的是，性壓抑在現在已經可以通過逃到西方的觀念，甚至西方女人的**來解除，政治上的“恐獨症”卻是任何外來文化所無能為力的。章永璘在和女電影演員重逢時說：“‘我們’是誰？我們是‘被搞亂了的一代’。”他是在重複女演員的話：“我們的思想被搞亂了，生活被搞亂了，好像連上帝預先給我們安排的命運都被搞亂了！”但什麽叫“搞亂了”，書中始終沒有交代。其實，“搞亂了”就是回複到了原點、混沌，就是你我不分、生死不分、人鬼不分、人與物不分，全都互相摻和、攪混。“你被‘搞亂了’你也‘搞亂了’別人”，“墓地其實就是再生之地。這樣想你便會感到這個世界上並無什麽罪惡可言，所有的罪惡都功德無量。”（第213頁）“原來在這裏完全沒有人為的規範。”（第177—213頁）哪怕是一棵樹，也隻有用鐵絲網圍起來才能幸免於他人的幹擾和侵害（第228頁）。所以，“搞亂了”正是每個中國人靈魂中害怕孤獨，總想與別人（也與天地）“同在”、摻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根本傾向。“不是什麽別人喜歡搞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喜歡別人這樣搞他們，就像孩子喜歡有人把他陡地拋到空中，又陡地悠到**。”（第218頁）有的人寫檢討有癮，就是指望通過誠懇地痛罵自己，而再次從**被悠到空中。

但既然如此，為什麽章永璘還覺得這種“搞亂”比死更可怕呢？為什麽每個中國人回憶這種亂局會心有餘悸呢？“中國人確實不怕死，但不怕死的人卻並沒有搞出什麽驚天動地的名堂，就是因為我們除死亡以外卻怕著別的什麽東西。那麽怕的是什麽呢？是什麽比死還可怕呢？我真沒有想透。”（第179頁）其實，“搞亂”是中國人害怕孤獨的表現，“害怕搞亂”同樣也是中國人害怕孤獨的表現。真正說來，中國人害怕的不是“搞亂”，而是在亂中及亂完之後自己被釘在“不許亂說亂動”的位置上，正如中國人不怕寫檢討，怕的是這檢討不被上級和群眾通過，永遠被逼著交代問題。所以隻要沒有這種顧慮，中國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的，過不幾年就盼望來一次“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把那些與群眾稍有不同的人的“尊嚴、愛情、自尊和自信以及與群體的認同感”剝奪殆盡（第188頁）。“文化革命”就是一場有人高興有人愁的運動。章永璘當時如果給他一個整別人以救自己的機會，他未必不會活得有滋有味興致勃勃。隻是由於在這場運動中每個整別人的人到頭來都挨了整，所以它才不像過去那些運動那樣總是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而遭到了“全盤否定”（但直到今天也還有些沒吃夠虧的人在喃喃地念叨著它的“光明麵”）。誰能說這場運動不是中國有史以來全民族的一次大融合呢？在大串聯中，在揪鬥“走資派”中，在派性鬥爭中，上下級之間、父母子女兄弟之間、有錢沒錢之間、有文化沒文化之間、高貴與卑賤之間的一切界限均被打破。每個人和每個人都互相“搞亂”，以“革命”的名義彼此滲透。就連過去那些“牛鬼蛇神”（如右派），也都蠢蠢欲動地想在這場運動中改變自己的命運，並且確實做到了與那些“走資派”在“五七幹校”的牛棚裏平起平坐、彼此彼此。這是一場人人都渴望投入群體懷抱的運動。如果一定要追問什麽比死還可怕、或什麽比生命更重要的話，那麽唯一的回答隻能是：對“群體認同感”的剝奪，或者是歸還。

但群體認同感不僅表現在空間並列的同時性上，而且表現在時間先後的曆時性上，這就是對上一代人，乃至對死人的認同。章永璘時時不忘自己是“強盜的子孫”，他祖先的聲音在他的夢境中，在他的心靈深處震響。他從他父親30年前的情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對女人的趣味。他以為“不斷追查祖宗八代和不斷地批判傳統的結果卻是使每個人都失去了祖宗也失去了傳統，每個人都成了斷了線的風箏在天空飄來**去”（第192頁）。要是真有這麽簡單就好了！其實被追查祖宗八代被斷了傳統的隻是那些“黑七類”，為的是“紅五類”的祖宗八代和“革命傳統”更加一脈相承。並不是對傳統的看重使我們失去了傳統，而是對傳統的批判恰好更加鞏固了傳統。他在父親的女人身上驀然發現“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他……他在幾個女人身上所做過的事其實是亙古以來不斷發生的事的不斷重複”（第199頁），他“竟然會把自己、自己的父親和目前對他展開批判的批判者全攪合在一起”（第201頁）。因此並沒有他、你、我，沒有“人”，隻有“我們”，隻有亙古不變的傳統！

於是這傳統就積澱為地下層層疊疊的白骨。章永璘回憶起在勞改隊，為了糊弄那些向隊上索要已故勞改犯骨殖的家屬而被派往亂葬岡子挖死人骨頭的事。那些骨頭都是些無主的骨頭，張三的或是李四的根本不重要。“我們這代人真是連骨頭都被搞亂了！誰知道我們身體裏支撐著肉體的骨頭是不是我們原來的骨頭！”（第209頁）事實上也是如此。人活著時就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挖出來交給別人，交給大家或“群眾”，死了何必在乎哪根骨頭或哪副骨架是自己的呢？人生前或死後都不是自己，生前隻是呼口號時一致舉起的一片樹林般整齊的手臂，死後則是被野獸飛禽叼亂和“打成一片”了的森森白骨。章永璘想起《紅樓夢》中“賈天祥正照風月鑒”的故事，這整個挖骨頭的工作恰好就是風月寶鑒的一個放大了的象征。但章永璘的觀點比曹雪芹更進步、更現代化了，他表明中國人“既能看風月寶鑒的正麵也能看它的反麵”，即不僅能從一個美麗的胴體中看出一副骨架來，也有本事從一副枯骨中看出一具美麗的胴體來。現代中國人決不會由於對白骨的恐懼而妨礙他**的情緒。他甚至可以憑一副帶長辮子的女人骨架而引發無限浪漫溫柔的美好聯想！他認為真正的大徹大悟就是發現“女人最美的不是她的肉體而是她的骨頭……肉體已經定型並且還會衰老，不變的骨頭上卻可以產生出無盡的想象，你想象那副骨頭上的肉體有多美，她便有多美”（第221頁）。賈天祥當年若進化到這一步，他也許就不會撒手凡塵了。現代中國人的“意**”水平早已比幾個世紀前高了不止一個層次。這種意**已不隻是隨時移情於一個一個“水做的”清純女子，而是徹底地普遍化為沒有形體的（“氣做的”）“裸裎的靈魂”，而“以這種隨時隨地都能**的姿態飄逸在宇宙空間”（第206頁）。當然，它也能夠附著在某一個活生生的女人身上，他可以要求他的長頭發的情人按照那副枯骨的頭發式樣編一條長長的辮子，以便“心安理得地與她**”（第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