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另類視角：日本、突厥、阿拉伯對唐朝看法各不相同？

想要了解唐朝時的中外關係，我們當然不僅要看中國的史書，也得看一下外國人是怎麽看我們的，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的兼聽則明。

當時的國際關係錯綜複雜，不過限於交通和通信條件，能夠跟唐朝建立密切關係的國家也不可能遍及全球。我們選其中一些主要的來看一下。

首先是我們的東鄰日本。在唐朝看來，日本對於它來說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力。征討朝鮮半島時，唐軍先是滅掉了百濟，然後南北夾擊要滅高麗。在這個過程當中，向來與百濟是盟友關係的日本決心發兵幹涉。於是，在齊明女天皇的策劃之下，日軍出動支援朝鮮半島上的百濟殘餘勢力，與唐軍對陣，雙方爆發白村江口戰役。這場戰役，唐軍大獲全勝，幾乎全殲了日本的艦隊，日軍的前線主帥也被當場擊斃，日本大敗而歸。

這場戰敗給日本留下的教訓是刻骨銘心的，但是這對他們來說也有好處——這更加強化了他們向中國學習的決心。而對於這場勝利，唐朝的態度則很有意思。

唐朝打了這麽一場勝仗，殲滅敵人三萬多人，燒毀敵艦幾百條，怎麽都算是一場大勝。但這場勝利在唐朝的史料當中隻留下來短短的幾句話，兩三行就寫完了。我們現在研究白村江口戰役，隻能靠《日本書紀》等日本史料。

為什麽日本史料裏把這場戰役寫得篇幅極長？因為他們被“打疼了”，對他們來說這是刻骨銘心的。而對於唐朝來說，尤其對於當時唐軍前線的總指揮來說，這場勝利隻是“灑灑水（小意思）”，隻不過是唐軍在朝鮮半島眾多戰鬥當中的一環而已，沒有什麽可誇耀的。為什麽會有這種心態？因為在當時唐朝的眼睛裏，像日本這樣的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乃至文化影響力，幾乎都沒有辦法跟唐朝相提並論，當時的日本是無法向中國輸出什麽東西的。雖然到了宋朝時，向中國學習了很多之後的日本，開始不斷地有發明能夠反饋到東亞大陸上來，但是當年的日本沒有這樣的實力，所以中日兩國看對方的視角並不平等。

當時的日本，對中國是一種全麵學習的心態。在日本的飛鳥時代，推古天皇讓聖德太子作為攝政，開展了一係列的政治改革。聖德天子當時製定了十二階冠位、十七條憲法，並且派出了遣隋使。第一個遣隋使的名字叫小野妹子——千萬不要真的以為他是個妹子，小野妹子是男性，隻是名字叫“妹子”而已。這是有記載以來的第一位遣隋史。

當時日本人最羨慕隋唐的律令製，所以後來日本的曆史學家把隋唐稱為“律令製國家”。用律令、格式等法律條文來管理國家，在我們看來是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所以唐朝人不會這麽自稱。但日本是由混亂的部落政治國家演變為律令製國家的，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所以“律令”兩個字對於他們至關重要。他們模仿當時唐朝的律令典章，製作了自己的律令典章，比如《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等。

總之，日本靠著全麵學習唐朝步入了文明階段，甚至連他們的城市建設都在亦步亦趨地模仿唐朝的長安城。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有個共同的特點：它們幾乎完全模仿了隋唐長安城的基本樣式，甚至連街道的名稱都有沿用。長安城的中軸線叫朱雀大街，平城京的中軸線也叫朱雀大街；我們的宮殿叫太極宮，他們的就叫太極殿。之所以連名稱都要抄，就是為了進行完全的仿造。渤海國的上京龍泉府，還有後來西夏的興慶府，也幾乎都是在模仿隋唐長安城。

關於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究竟模仿的是長安還是洛陽這個問題，有個說法認為平城京模仿的是長安，而平安京除了一部分模仿長安外，還有一部分模仿的是洛陽。但是現在的研究認為這個說法不對，它們應該都模仿的是隋唐的長安城，而沒有模仿洛陽。關於這個問題，推薦大家看一下中國社科院王仲殊先生的《試論唐長安城與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東半城（左京）為更繁榮》。這本書的標題很長，但是它很有意思，裏邊提到了一個觀點：平城京也好，平安京也好，實際上模仿的都是長安。

那麽為什麽後來平安京又被稱為“洛陽”，乃至於到了戰國時期，各路軍閥去京都都被稱為“上洛”呢？王仲殊先生認為，這跟後來日本天皇的推動密切相關。嵯峨天皇更加喜歡洛陽，盡管平安京是按照長安城來建造的，但是他在給宮殿、城門、街道取名時，往往都采用了洛陽的名稱；在他口中，也往往用洛陽來指代京城。在他的推動之下，後來的平安京具有了越來越多洛陽化的色彩。這座都城按照長安城來建造，後來卻又按照洛陽的建築、街道來命名，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反映了中國文化對於當時日本的影響。

日本真的很在意它在唐朝的文化地位、形象究竟如何。曆史上曾經發生過一個“含元殿日本使者爭長事件”。爭長，就是爭座次。唐玄宗天寶年間，正是大唐盛世最鼎盛的時候，當時日本國的使者（第十批遣唐使）來到含元殿，給皇帝祝賀新年。在進入含元殿之後，他突然發現自己被排在了東邊這一列，而這一列排在最前麵的外國使節來自新羅。這下，日本的遣唐使不幹了，他向唐朝官員聲明說：“新羅還要向我大日本進行朝貢，可現在我們的座次竟然排在他們下邊，我不幹。”當時值殿的將軍叫吳懷寶，他見日本使者鬧得厲害，便決定臨時給他們調換位置。吳懷寶把新羅的使者由東邊的一列調到了西邊，放在了西邊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吐蕃），然後把日本國的使者放在了東邊的第一位次上。這下日本國的使者高興得不得了，回去之後連忙向天皇匯報。在他看來這是“為國爭光”的行為，但這件事在唐朝的史料當中根本沒有記載。和前麵的例子一樣，在唐朝人的眼裏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但在日本人的眼裏，這件事大得不得了。

關於“我們怎麽看外國”，有史書為證，史書中有很多當時唐朝與少數民族乃至外國往來的記載。而“外族怎麽看唐朝”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做到兼聽則明了。

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研究突厥史離不開突厥的碑刻，在這些碑刻中，有一塊著名的碑叫“闕特勤碑”，它描述的是突厥的毗伽可汗和他的弟弟闕特勤的事跡。而值得關注的一點在於，這塊碑是由唐朝的使節帶著唐朝的工匠豎立的，一塊完全秉持著唐朝風格的碑。碑的兩麵是兩種文字，一麵是漢文，一麵是突厥文字，但漢文和突厥文字完全是兩個意思，這塊碑也就成了曆史上著名的“兩麵派”。

在碑的正麵，唐玄宗盛讚闕特勤和毗伽可汗的盛德與武功，說的那些話都好聽得不得了。當然，在我們看來這也就是一些外交辭令，但起碼是非常有禮貌的那種外交辭令。但是在碑的反麵，突厥文字所描述的內容，聽起來就讓人不那麽舒服了。

碑的反麵說：“我（毗伽可汗）與漢人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他們給予了我們大量的金子、銀子和絲綢。漢人的話始終甜蜜，漢人的物品始終精美。利用甜蜜的話語和精美的物品進行欺騙，漢人便以這種方式令遠方的民族接近他們。

“當一個部落如此接近他們居住之後，漢人便萌生惡意。漢人不讓真正聰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獲得發展。如果有人犯了錯誤，漢人絕不赦免他們，從其直係親屬直到氏族部落。你們這些突厥人，曾因受其甜蜜話語和物品之惑，大批遭到殺害。啊，突厥人，你們將要死亡，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漢人，因而遭到大量殺害。”

接下來，毗伽可汗告誡大家：“漢人不可接近，漢人沒有誠信可講，你們千萬不要接近他們，你們就留在於都斤山（今蒙古杭愛山），以這兒為中心，然後派遣商隊，到遠方去進行商業活動，你們便將無憂無慮，而且能夠永遠地生活下去。”

碑後的題記顯示，這塊碑是唐朝的使者張去逸（唐肅宗張皇後的父親）帶著唐朝的工匠來做的。那麽突厥人在碑文裏把漢人罵成這個樣子，他為什麽沒有去管一管？恐怕張去逸和唐朝工匠根本就不認識人家的文字，在工匠把正麵唐朝皇帝給的碑文刻完之後，是由突厥人提供了他們的碑文。而工匠隻是照原樣刻完，也不知道寫的是什麽，於是就留下了這麽一塊“兩麵派”的碑。

坦白說，史書是人寫的東西，隻要是人寫的東西，它都有自己的立場。漢人建立在漢人的立場之上，其他民族也建立在他們的立場之上。對於曆史的記述，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不見得就一定是他們對或者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具體看待，要注意史書之中史料話語權的問題。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在雲南麗江博物館有一塊吐蕃的告身碑，上麵記載著另外一件事。我們總覺得在唐朝的少數民族羈縻政策之下，各民族應該對唐朝的統治一致擁護，但事實並不是這樣。在這塊碑的記載中可以看到，當時措絨地區的少數民族受唐人統治若幹年，對唐人的統治深惡痛絕，最後由當地的酋長率領投向了吐蕃。吐蕃發給他們“告身（相當於委任狀）”，然後刻碑紀念此事。在研究中外關係史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種“各說各話，各表立場”的現象。

再來說說阿拉伯人眼中的唐朝。阿拉伯剛好橫亙在歐亞大陸的中間，它的曆史悠久，對於當時的世界來說是重要的力量之一（尤其是在後來伊斯蘭化以後）。因此無論是對歐洲還是東亞來說，阿拉伯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阿拉伯人很早就已經意識到了中國的存在。在成書於1世紀的《印度洋航海指南》裏就曾提到，馬六甲之北，海之極端，有一個國家叫作“秦”，那裏盛產絲綢和生絲，並且描述了貿易的路線。有趣的是，這段話實際上是從希臘人那裏傳來的，因為希臘人早先曾經用“絲”（Thin）這個詞來稱呼中國，阿拉伯人隻是沿用了這樣的稱謂。

此外，在法基赫所寫的《各國誌》中，也描繪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世界圖景。他說：“世界景象分為五部分，猶如鳥首、兩翼、胸部、尾部。世界之首為中國，背後是瓦瓦，右翼是印度，左翼是可薩，可薩後麵有兩民族，其一是孟沙與摩沙，在他們後麵是雅朱者和馬朱者，胸部是麥加、希賈茲、敘利亞、埃及與伊拉克。尾部是從紮特—胡瑪姆（亞曆山大港附近）至馬格裏布。”

當然，我們不必深究這個世界圖景是否準確，這隻是那個年代阿拉伯人對於世界的一種認知，他認為最東端的國家（相當於鳥首）就是中國。

隨著絲綢之路日漸興盛，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阿拉伯人始終是商人中的主力軍之一。尤其是在海路上，當時阿拉伯的航海技術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當時在廣州港的眾多外國商船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阿拉伯。由於廣州港的商貿非常繁榮，唐朝後來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市舶使承擔的功能有點類似現在的海關，但它的主要職責並不是負責關稅，而是滿足皇室的需求，滿足朝貢機製的需求。從這點上來說，市舶使又兼有部分“外交部”的色彩。外國的使者、商團來到廣州之後，擔任市舶使的宦官代表皇帝來挑選其中最好的商品，再用幾倍於市場的價格把商品買下，用於上貢。

所以在唐朝的很多史書，比如《新唐書·地理誌》《唐六典》以及《唐會要》之中，我們都能看到廣州都督府進貢很多香藥、象牙等不產自中國本土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當中相當大一部分來自遠洋貿易。一般情況下，外國商人願意與市舶使做這樣的交易，因為市舶使給的價格更高。

但這樣的交易也不是一直和諧的。在一本阿拉伯商人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中，就曾經提到過一個貿易糾紛案。當時有一個來自呼羅珊地區的商人，來到廣州之後與市舶使發生了衝突。他從伊拉克采購了大批貨物來到中國，在市舶使來選購他的商品的時候，不知是市舶使給出的價格過低，還是直接強行奪走了他的貨物，雙方產生了嚴重的糾紛。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位宦官看來，這種搶奪商人貨品的事很平常，所以根本不把這個商人放在眼裏。

而這位商人是個“軸脾氣”，他竟然決定從廣州出發，到長安去告狀。他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星夜兼程趕到了皇帝所在的京城“胡姆丹（阿拉伯人對長安的稱謂）”，向中國的皇帝稟報了事情的原委。經過調查，中國的皇帝公正地處理了這件事，他把那名宦官召了回來，貶到皇陵去做看守。唐朝就是這樣，宦官和宮女犯了錯之後，給他們的處罰就是貶到某個皇陵去。我們都知道，看守皇陵都是在那些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如果叫個外賣，要送十二個小時的那種。這是符合唐朝製度的處理方式，因此這個案件在阿拉伯商人看來，是處理得很合適的。

不過，並不是所有案件都能得到合適的處理，甚至還因此釀成過血案。比如在武則天時期就曾經發生過廣州的胡商（《新唐書·王傳》記載是“昆侖”，“昆侖”也是對南海一些國家的稱謂）殺死廣州都督路元睿的事。關於這件事，《資治通鑒》記載得很詳細。路元睿對手下管束不嚴，結果他手下的人為非作歹，借著遠洋貿易的當口，向外國的商人索取賄賂，強占貨物。有外國商人不忿，向路元睿匯報了此事，希望路元睿秉公處理，但是路元睿偏袒自己的部下。

外國商人懷恨在心，趁一次宴會時，懷揣利刃闖入廳堂，把路元睿及其手下十多人全部殺死。這些凶手本就是海上來的，殺完人之後，便上船揚帆遠去，從此再也沒有踏足中原。這裏必須要對史官表示一下欽佩，麵對這樣一個殺害廣州地方長官的惡性案件，史料當中的記載還是比較公正客觀的，既說明了凶殺案的性質，也專門提到事件起因是路元睿偏袒他的僚屬，侵占胡商的貨物，可以稱得上是不偏不倚。

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年），嶺南的將領哥舒晃發動叛亂，殺死了當地的節度使。唐政府派人率兵平亂的過程中，不僅殺了哥舒晃，還殺了一些胡商。這其中恐怕有一個重要的緣故，就是這些胡商參與了哥舒晃的叛亂。還有，唐肅宗時期也曾經發生過波斯與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共寇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這樣的事件。這絕不是波斯和大食的政府行為，而是商人的行為——要麽是海盜行為，要麽是貿易糾紛演變的衝突。總之，在當時絲路的繁華盛景之下，也不是所有的時候都是和諧的。

當然了，在阿拉伯人眼中，中國還是一個泱泱大國，有著發達的技術、璀璨的文化、精美的物品。對於唐朝的很多事情，他們的記載也非常有趣。《中國印度見聞錄》裏提到，唐朝的每一個十字路口都設置有高大的石碑，上麵刻著各種疾病和藥物的名稱，說明什麽病要用什麽藥來醫治，這在唐朝叫作“藥方碑”，就是用豎碑的方式給老百姓一個用藥指南。此外，如果某個人很窮，還可以從國庫當中得到藥費。這就反映了唐朝的醫療狀況。

有時候，用第三方的眼光來看待本國是很有必要的，畢竟有些細節，在中國的史料當中根本沒有記載。比如，阿拉伯人記載了世界上最早的手紙。我們從前都不知道手紙是什麽時候開始被使用的，現在看來應該是在唐朝。那麽在唐朝之前，古人上完廁所之後是怎麽清理的呢？窮人會找個土坷垃去擦，也算是環保衛生。講究點的則用“廁籌”，也就是竹木片去刮。好多漢代的竹木簡，比如敦煌懸泉鄉的那些，全是在茅坑裏發現的，那些竹木簡在寫完字之後被當作廢物，作為廁籌使用。在我們的印象裏，中國人用廁籌好像是一直用到至少宋元時期的。而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阿拉伯人寫道：唐朝人不講衛生，便後不用水洗，而是用中國造的紙來擦。這是我們目前能夠見到的世界上最早的廁紙的記載。

所以，有時站在別人的視角之下看我們的曆史，還是很有意思的。盡管裏麵有些話在我們聽來會覺得不舒服，但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曆史的記載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