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國氣象：唐朝為何有開放包容的氣質？

談及盛唐，我們自然會想到一種開放包容的氣質。正如魯迅先生寫過的“拿來主義”，那種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氣質，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也是唐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樣的特質。那麽，這個氣質是從何而來的呢？

其實，我們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特別容易形成一種封閉的形態——北邊是廣袤的草原，東邊是浩瀚的大海，南邊不僅有大海，還有熱帶叢林和令古人談之色變的瘴氣。至於西南邊，則有雲貴高原、青藏高原，隻有一條能夠順利到達中亞、西亞的交通幹道，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絲綢之路。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開放包容的心態，不主動地對外去尋求往來，就很容易陷入閉關鎖國的狀態。

更何況，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農業民族為主的國家，而農業民族天然地具有封閉性。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得農業民族不像遊牧民族那樣具有那麽大的流動性，而是往往長期定居於某地；也不像商業民族，對於各地原材料的輸入、產品的行銷等方麵有著強烈的需求，所以農業民族更容易閉關鎖國。不過值得欣慰的是，縱觀這幾千年的曆史，除了少部分時間（比如明朝和清朝）外，我們中國都懷有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尤其是在唐代，這樣的開放包容達到了一個巔峰——這與唐人那種多元文化的混合氣質密切相關，與他們永不停止的好奇心密切相關，也與他們渴望獲得更美好的物品、更先進的技術的內在心理需求密切相關。總之，唐人的開放包容，在我們看來，是中華民族的幸運點。

文明因交流而更加文明。閉關鎖國帶來的惡果，我們在清代就已經見到了。此外還有一個反麵典型，就是曆史上的美洲原住民。自打上古時代，白令地峽變成白令海峽之後，美洲原住民與舊大陸之間就斷絕了往來，幾乎成了閉關鎖國的一個典型。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選擇，他們也別無選擇。至於所謂“徐福到達美洲”之類的說法都是不可信的，都是虛無縹緲的小說家言。

我們也知道美洲原住民這種閉門發展最後帶來的結果是什麽：除了會冶煉黃金，美洲原住民幾乎沒有掌握其他的金屬冶煉技術，以至於在麵對西方殖民入侵者的鋼鐵刀劍和槍炮的時候，美洲原住民用的還是黑曜石做的兵器。他們也沒有見過戰馬（馬在美洲大陸上原本是存在的，但是後來被美洲原住民的先祖獵殺殆盡），以至於在西方殖民者騎著戰馬出現在戰場的時候，他們甚至以為這是神。

還有，當一個民族不與外麵交往，逐漸形成純血體質後，甚至會導致身體應對疾病的能力下降，美洲原住民正是如此。這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西方殖民者入侵美洲之後，殺死美洲原住民最多的，不是刀劍與槍炮，而是殖民者帶來的各種細菌和病毒——天花、流感、傷寒等。為什麽將它們攜帶到美洲大陸的西方殖民者沒事？因為他們要麽有抗體，要麽有應對的經驗。可是不要說天花那種大殺器，有時候，往往對於舊大陸人來說非常稀鬆平常的一場流感，一種普普通通的細菌和病毒，就能要了很多美洲原住民的命，因為他們毫無抵抗這類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西方殖民者帶來的那些疾病，殺死了成百上千萬的美洲原住民。

閉關鎖國、閉門造車帶來的負麵影響是全方位的。當然，開放包容也會帶來很多的問題，世界上沒有盡善盡美的事，但它帶來的益處遠遠大於壞處。

其實，與其說是唐朝選擇了這種氣質，不如說它根本別無選擇，因為這是曆史大勢造成的，與唐朝所處的曆史背景密切相關。唐朝文化，是草原遊牧民族文化和中原傳統文化的結合體。

唐朝之前，是魏晉南北朝與隋朝。魏晉南北朝本就是一個各民族間有衝突有融合的時代，而隋朝雖然自稱為“漢人政權”，實際上卻有著很強的“胡化”特點，甚至連楊堅的家族也曾一度用過鮮卑人的姓——普六茹氏。而西魏宇文泰所創立的關隴集團，正是隋唐兩代的政治基礎。

關隴集團，顧名思義，是出身於關、隴這些地方的軍功貴族集團。它還有個特點，就是胡漢結合。當年宇文泰創立這個集團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發揮西魏地區的人力、物力資源，增強內部凝聚力，所以他在鮮卑舊製的基礎上，結合漢族的製度，創立了八柱國和府兵製。以宇文泰為首的八大柱國，控製著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命脈。除了他自己和北魏宗室元欣不掌兵之外，六大柱國大將軍又各自下轄兩名大將軍。換句話說，八大柱國加十二大將軍，這二十個家族把中國的政治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長達數百年。

根據陳寅恪先生的觀點，這個集團有兩大特征，一是“融治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胡漢結合，結合的都是胡漢精英。二是“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在那個年代，受到草原遊牧民族部落政治的影響，並沒有文武官的分別。比如被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是文官之首的長孫無忌，曾經帶兵打過仗；而被大家都毫無疑問地認為是武將出身的李勣，其實也當過文官。

所以，李唐集團的統治基礎，就是胡漢結合的軍功貴族集團。就連李唐皇室自己，本身也有一半的少數民族血統。李淵的母親獨孤氏就是鮮卑人。李淵的老婆竇氏，也是鮮卑貴族。李淵當年娶竇氏的方式，都不是漢人的方式。是什麽呢？比武招親。

關於比武招親，許多人都是從武俠小說裏邊看來的，但那是中國傳統文化嗎？中國傳統文化裏麵哪有比武招親這一說？比武招親本來就是胡人文化中的一個特色。當年的竇氏本來就是鮮卑貴族，竇家要選女婿，就在門屏上畫上兩隻孔雀，誰能射中孔雀的眼睛，誰就能娶他家的女兒。貴族子弟都去應征，最後李淵脫穎而出，他一箭就射中了孔雀的一隻眼睛。之後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蒙的，李淵張弓搭箭，又射中了第二隻孔雀的眼睛，超規格完成了任務，抱得美人歸，娶回了竇氏。

竇氏為他生下了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玄霸，以及平陽公主等子女，這使得李唐皇室擁有了一半的鮮卑血統。所以，李唐皇室自身就是漢人與鮮卑人的混血。

前些天有一位記者采訪我的時候，他問我：“唐與宋究竟有什麽不同？”我談了好幾點，其中有一點是這麽說的：我們極少把宋朝稱為帝國，但是我們說唐朝是一個帝國。為什麽這麽說？那是因為唐朝在整個東亞世界的秩序當中是居於領導地位的，它是整個東亞、東北亞國家的領袖。

在李世民滅掉東突厥之後，他被當時的各國酋長共同擁立為“天可汗”。當時李世民說了這麽一句話：“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意思就是說：“這真新奇，我是中原的皇帝，同時也能夠稱可汗嗎？”但是到了後來，他還是接受了這個稱呼。在寫給這些少數民族酋長的信裏，李世民也稱自己為“皇帝天可汗”。

在此之前，中國的皇帝沒有同時稱可汗的。當然，要是較真的話，也有那麽兩位：一個是隋末割據山西地區的劉武周，他曾經既稱皇帝，又被突厥任命為“定楊可汗”；還有一個，就是侵占今天內蒙古南部和陝北的梁師都，他也是隋末的，也是既稱帝，又被突厥人立為“大度毗伽可汗”。問題是，這兩位所建立的政權都不是正式的政權。在中國真正的大統一王朝裏，又當皇帝又當可汗的，應該說唐太宗是第一人。

這意味著，中國的統治者變成了一個二元統治者。也就是說，他對中原人來說是皇帝，對周邊的少數民族和外國來說是可汗。此時的帝國具有二元性，這就是一個大帝國的特質。所以說，唐朝真正實現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存。

因此，唐太宗自願稱可汗，能反映出在這個民族融合的過程當中，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而且唐太宗還說過這麽一番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就是把他們視同一體。說實話，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魏晉南北朝以來，在中原大地上，既有民族的仇殺，也有民族的融合。而到了隋唐這個時期，民族融合已經占據了上風。所以對於唐朝來說，它應該是曆史大趨勢的集大成者。因此可以說，他們這種開放包容的氣質，與其說是自己的選擇，不如說是別無選擇的一種繼承。

唐朝對於少數民族以及外國，采取冊封製度加羈縻製度，這是漢朝以來的傳統。從漢代以來，中國的皇帝就非常熱衷於“萬邦來朝”“萬國衣冠拜冕旒”這種事，唐朝也不例外。而在中國的胡人、胡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要配合政府進行一下政治表演，因為每個皇帝都有個“萬邦來朝”的夢。比如，王莽當年非常羨慕上古天子“有遠夷重譯而來”，意思是遠方來的外國使節，語言跟漢地都不能直接相通，要先經A國到B國，將他的語言由A語翻譯成B語，然後再由B語翻譯成漢語，這就叫作“重譯而來”。王莽登基的時候，想找遠邦的貢使“重譯而來”又找不到，於是就找了一個人來扮演。這人嘴裏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麽，不過對王莽而言，隻要給他表演好就可以了。

在朝貢機製之下，中原王朝對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要求，就是用“朝貢”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臣服。至於實際上貢了多少，中國皇帝根本不在乎。作為“天朝上國”的君主，他們並不在乎那點小錢，在外邦上貢之後，他們往往會以兩倍、三倍甚至十倍的價值進行回饋。

在這種機製之下，如果周邊少數民族以及外國服從中國的朝貢機製，那麽對於中國的皇帝來說，這就是他的屬國；如果不服從，那就是與他為敵。甚至連唐代的皇帝死了之後，都要在他的陵墓前麵豎立藩臣像，以示君臨天下。比如，隋唐兩代為什麽都要伐高麗（隋唐時期，在正史和當時的政府文件當中，這個國家的國名都叫“高麗”而不是“高句麗”）？隋唐兩代矢誌不渝，就是因為在中原王朝看來，高麗不肯被納入朝貢機製中來，是整個東亞國際秩序當中的一個缺環。我們今天並不會覺得這是多大的事，但是在那個年代的國際秩序之下，這就是天大的事。我在韓國甚至看到過，在相當於我國唐代的新羅時期，他們新羅王的陵墓前麵，也模仿唐朝豎立了胡人形象的藩臣像。可是新羅哪來的胡人藩臣呢？

此外，唐代國子監講學，要有外國使節站立聽講；宣布德音，也要有藩民在場。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很多的胡人入漢地之後是穿漢服的，但是每到這種特別的時候，政府就會下令“藩客入京，各服本國之服”，為的就是花團錦簇，好展現“萬邦來朝”的氣象。

說實話，有的時候，中國皇帝為了“萬邦來朝”，在有些地方做得有些過分了，隋煬帝就是個典型。隋煬帝應該算是一個頗有作為的皇帝，但是這個人的優點和缺點都非常突出，而他的那些缺點最後導致了隋朝二世而亡。在對待“萬邦來朝”這個問題上，他就展現了他性格當中的一個缺點——好大喜功。

隋煬帝曾為了追求“萬邦來朝”的盛世景象，在洛陽舉辦萬國大會，而且還人為地去製造這樣的繁華景象。例如，他規定萬國大會期間，洛陽城裏所有的行道樹的樹幹，要全部用絲綢包裹起來；城裏所有的酒店老板，在來朝客商去吃飯時不許收錢，過後由官府結賬。到了晚上，城中還要給來朝客商表演歌舞，光伴奏的樂隊就有一萬人。一萬人的樂隊，像指揮家小澤征爾一樣拿一根小指揮棒來指揮肯定不行，或許都得像指揮軍隊一樣，拿大旗來指揮。萬國大會的歌舞晚會，就盛大到這樣的地步。

有些聰明的胡商也能看出問題來，比如隋煬帝想展現洛陽城裏“吃飯不要錢”，有胡商馬上就問了，說：“隋朝真的富到這種地步了嗎？那沿途過來的時候，我怎麽還看到有吃不飽飯的乞丐呢？既然吃飯不要錢，他怎麽不來吃？”這就一語中的了。這種“萬邦來朝”就屬於“演”得過分了。真正的“萬邦來朝”，應該建立在各國對你國力的敬仰、對你文化的向心力的基礎上。隻有這樣，才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萬邦來朝”。

“萬邦來朝”，確實可能是秦漢以來中國曆代封建帝王的追求和夢想。但我們不能因此說，唐朝的開放包容就是在追求政治符號，追求政治形象。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種開放包容的氣質是來自唐人骨子裏的。這是他們的曆史造就的，是他們的出身造就的，也是他們的文化價值觀造就的。

但唐朝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中原傳統文化。這裏牽扯到史學界的一個著名的爭論——隋唐文化的底蘊究竟是什麽？唐長孺先生堅持認為，唐朝文化的底蘊是南朝化的，換句話說，唐朝文化最根本的基調是由保留了漢魏文化的南朝文化所決定的。而以北大的田餘慶、閻步克等先生為代表的另一批學者，則堅持“北朝出口”的說法，意思就是說北朝文化對唐代的影響更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一個問題在學界是不存在爭論的，那就是唐朝的文化同時融合了草原遊牧民族文化和中國傳統本土文化。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這種開放政策的背後也有它的曆史局限性。當時的唐朝，對外保持著足夠開放的態度。少數民族以及外國人進入長安之後，可以經商，可以出家，可以當官，可以考進士，可以成親。但是對於本國國民，政策就非常嚴格了——本國國民，無故不得出國。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絲綢之路從漢代就已經開辟了，擁有非常悠久的曆史，但我們一說起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腦海當中浮現的都是些少數民族或者是外國人的形象，很少有漢族商人。

漢族商人當然是存在的，比如吐魯番文書中就有漢族的商人在弓月城（今新疆伊犁地區）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商人發生貿易糾紛的記載。但為什麽胡商是主流？因為唐朝自己的國民一般無故不得出國。所以我們就能理解，鑒真為什麽去日本要“六渡”，因為前麵幾次遭到了政府的層層阻撓；而玄奘取經甚至要“偷渡”，就是因為這是一以貫之的規定，除非政府委派，否則唐朝國民是不允許出國的。玄奘出去的時候沒有什麽名氣，也沒有接受政府的委派。之所以在他回來時為他舉辦那麽盛大的歡迎儀式，是因為他在印度聲名鵲起，並傳回了中國。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出去和回來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樣的。

此外，當時還有一個規定，雖然外國人在華可以娶華人女子為妻，但是外國人要返回本邦的話，即便作為他的妻子和孩子，唐朝國民也是不能被帶出國境的。

所以，這種情況就使我們形成了一種印象：一說起絲綢之路、大漠駝鈴，在我們腦海當中，牽駱駝的人就是高鼻深目的胡商。

唐朝開放包容的氣質，來自它獨特的曆史淵源。它對待少數民族以及外國人的政策，並不見得同樣適用於本國的國民。所以這種包容，有些地方令我們心馳神往、魂牽夢縈，有些地方也真的有它的曆史局限性。

不過，相比較於中國其他的時代來說，唐朝仍然是一個具有高度開放精神的時代。這也是為什麽，當我們說起唐朝文化時，會覺得那麽神往。唐人開放、包容、自信的心態，是非常受我們現代人喜愛，讓我們憧憬的。

開放包容的氣質，就是唐朝的時代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