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朝之亡是亡於無錢還是亡於無兵？

曆史上往往有很多相似的事。宋朝時，王安石想通過變法解決積貧積弱的問題。有人因此產生誤解，以為宋朝的經濟很落後。事實上，到了仁宗、神宗時代，宋朝經濟已經很發達了，財富也已經非常多了。大家說宋朝積貧，其實指的是朝廷貧。

明朝也一樣，自明太祖在廢墟中建立明朝以後，通過百年的發展，明朝已進入一個多元化社會，農業在發展，手工業在進步，商業在繁榮，城市更在繁榮。當時不僅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說，還有被稱為“花都”的揚州和被稱為“仙都”的南京，這都是城市繁榮的表現。明太祖時期雖有海禁，但民間走私從來沒有中斷過。隆慶年間，月港開海，民間的海外貿易取得了合法地位。萬曆時期，澳門成了“雄鎮”，海外貿易也更繁盛了。

但是，明朝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城市的繁榮、財富的積累，主要是民間的積累，而不是朝廷的富有。特別是禁海令一出，明朝就把海外貿易的財路給切斷了，即使後來有月港開海，也無濟於事。這裏我要引用廈門大學林楓教授的一個研究成果：當時的月港通海進出口的貿易中，明朝政府能夠收到的稅大概連商人利潤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至於澳門被葡萄牙占領，能收到的稅就更少了，而且大量的貿易都是走私。明朝的禁海實際上主要禁的是朝廷，無法禁到民間，也禁不了大規模的走私貿易。大量的白銀進入明朝，但它不是朝廷的，而是商人的。

所以，明朝社會在發展，財政卻沒錢，這是因為製度的缺陷。黃仁宇教授有本書，《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專門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明朝的稅收製度是明太祖製定的。明太祖以農業立國，將農業稅作為立國之本，所以明朝的稅收主要是農業稅。明太祖的時候，官方數據顯示，天下土地是八百五十多萬頃，但實際上真正的稅田隻有四百多萬頃。一百年以後，能夠收到稅的數字反而進一步降低了，這是因為大戶在不斷隱瞞數字。

明朝初年有兩種“冊”：一種叫作“黃冊”，就是賦役黃冊，所謂“賦役之法定焉”；一種叫作“圖冊”，即魚鱗圖冊，用來記錄土地歸屬，因此“土田之訟質焉”。哪塊土地是誰家的，通過魚鱗圖冊可以辨別出來。

黃冊十年登記一次，將人的戶口、財產全部登記後，收稅就可以靠黃冊了。南京後湖（今玄武湖）有黃冊庫，專門收藏當時全國的黃冊。黃冊雖然在製度上是十年一造，但是越到後來越流於形式，越到後來越是抄前麵的。

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大明會典》（弘治年間書成，萬曆年間重修），其中人口是用戶數翻五倍來計算的，有多少戶數，翻五倍就是它的人口數。所以戶數隱瞞得越厲害，人口隱瞞得也就越厲害。

曹樹基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是，明朝到了後期，人口絕對超過一億，但是一直到張居正時代，朝廷所掌握的戶口數字也隻有一千多萬戶、五千多萬口。還有五千多萬口都瞞報了，且朝廷不是不知道，而是沒辦法查清。所以，黃冊形同虛設，地方官要真正掌握地方情況，要靠另外一本冊——白冊。上報給朝廷的資料和官員自己所掌控的資料是不一樣的。有心的官員在用黃冊應付朝廷的同時，用白冊管理地方，有了白冊，才能夠摸清當地戶、田、人、稅的情況。

明朝以農業稅為主，而農業稅又不好持續增高。因為農業的增產很困難，還可能碰到旱災、水災，經常會減產，所以在真正繳稅的時候，是繳不了黃冊上規定的那麽多田糧的。洪武年間的稅田是四百四十多萬頃，到了弘治年間有所減少。到了萬曆年間，通過張居正的“土地清丈”增加到七百多萬頃，稅糧也增加了很多。張居正變法以後，明朝每年的田糧稅收大概是兩千五百萬兩。包括黃仁宇教授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明朝這時每年的稅收有四千萬兩銀子左右，其中田糧稅將近兩千五百萬兩，再加上鹽稅、工商稅、畜牧過往稅以及其他，一共將近四千萬兩。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個學生的文章，他提出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說法：表麵上，每年總稅收是四千萬兩銀子，但其中一半以上要存留在地方，以應付地方的開支、官員的俸祿、地方官軍的餉銀以及明朝宗藩的宗祿。祿米大部分放在這裏，所以財政是不能動的。

萬曆年間，每年到戶部最大的倉庫太倉的是四百萬兩銀子左右，但這四百萬兩銀子不一定每年都能收得到。萬曆五年（1577）或六年（1578），到太倉的稅銀是四百二十多萬兩，超過了四百萬兩。當年的支出（主要是百官的俸祿、軍隊的餉銀）是三百九十多萬兩，結餘三十萬兩。但是到了第二年，太倉隻收到三百六十多萬兩稅銀，就連發軍餉都不夠了。

可以說，明朝幾乎每年都是財政赤字，嘉靖以後，情況就更加嚴峻起來。到了萬曆時期，不但是財政收不抵支，皇帝還不斷地從戶部的太倉要銀子。

人們往往以為皇帝富有天下，應該很富裕，但事實未必如此。明朝的皇帝和曆代皇帝一樣，每年的開支都是固定的。明朝不僅官員二百多年不漲薪水，實際上皇帝的用度也是不漲的。經濟發展了，皇帝的用度卻不增長，皇帝就覺得自己變得越來越窮，要想辦法弄銀子。比如正德皇帝就想了一個辦法，他讓宦官到北京各個門，包括崇文門、張家口等，去收過往的商稅，直接提供給皇室。

而萬曆皇帝沒這個本事，他要求張居正每年增加二十萬兩銀子作為皇帝的用度。每年二十萬兩皇帝用度加上三百八十萬兩左右的軍餉，就是四百萬兩。如果地方收不上來這麽多，又不能欠皇帝的錢，那就隻能欠軍餉。所以嘉靖以後，明軍的軍餉經常被拖欠，和前期是不一樣的。

明太祖曾有一句豪言壯語：“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粒米。”明太祖養活軍隊，靠的是屯田。當時的軍隊實行屯田製，采用衛所製，衛所把三成的軍隊用於防禦，讓七成的軍隊在內地屯田。而邊境的防禦任務多一些，所以屯田的軍隊少一些，但是每個軍士也都有屯田的土地，所以後來糧食叫作“屯田子粒”。永樂初，屯田的收入一度達兩千四百萬石，相當於農戶所納田糧的三分之二，說明那個時候屯田的效果是很明顯的。但是，隨著後來人口的增長，屯田被宦官、豪強侵占變成農田，或者成了皇家的皇莊，屯田的收入就大大減少了。

到了嘉靖以後，特別是到了萬曆以後，明朝的軍費開支年年呈現赤字。一方麵朝廷財政不足以支撐軍費開支，另一方麵軍官還要克扣軍餉，所以能夠發到軍士手中的糧餉就更少了。

嘉靖二十九年（1550），韃靼的軍隊兵臨北京城下。兵部調集北京附近的軍隊，才發現很多士兵上不了馬、持不了槍，因為真正的士兵都到外麵做生意去了，留下的軍餉又都被軍官瓜分了。到朝廷檢閱的時候，軍官再臨時用錢雇來市井之徒充數。此時的明軍，就變成了這樣一支軍隊。

到了萬曆時期，因為張居正變法，朝廷的財政出現過一個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的階段，但是隨後又出現了幾大問題：

第一，皇室的用度不斷增加。

第二，軍隊也發生了變化。原來的衛所軍戶已經不能打仗了，所以明朝從衛所裏調集一部分軍隊成為班軍，輪流到北京去參操，同時開始用雇傭兵。以熊廷弼時期為例，天啟年間，他養一個兵一年要十八兩銀子，養一萬士兵就要十八萬兩，養十萬兵就要一百八十萬兩。所以，財政收入遠遠不夠支付給軍隊的錢。

第三，接下來發生了“萬曆三大征”，即寧夏之戰、播州之戰和朝鮮之戰，其中朝鮮之戰的規模最大。這三場戰爭一共用了將近八百萬兩銀子。戶部沒有這麽多錢，就要向另外一個倉庫——太仆寺去借。

太仆寺是兵部下屬的一個衙門，原本是專門管軍馬的。後來馬交給民戶去養了，而民戶給朝廷銀子，所以這筆錢就叫作“馬價銀子”。到萬曆年間，太仆寺的馬價銀子儲備有一千萬兩以上，變成了朝廷的一種預備金。

由於“萬曆三大征”，由於皇帝每年要增加用度，由於“國本之爭”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告一段落（我想朱常洛絕對沒有做太子的打算，是文官們終於如願以償地讓皇長子坐上了皇太子之位）後朱常洛要大婚，還有福王、潞王等人要大婚、就藩，太仆寺借出了一千多萬兩銀子。

到了萬曆三十五年（1607），據太仆寺提供的數據，整個太仆寺的預備金隻剩下二十多萬兩銀子。這個時候女真的問題還沒有出現，女真的問題一出現，朝廷的錢糧就更少了。

崇禎時期，有一個工部主事到節慎庫（工部的倉庫）巡視，發現庫中隻有一千四百兩銀子。他覺得這樣的情況又悲哀又可笑，於是說了一句自嘲的話：“朝廷一貧如此，令人發笑。”事實上，他這哪裏是發笑，簡直是連哭都沒有眼淚。

實際上，早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萬曆皇帝不斷要求戶部從太倉拿銀子的時候，戶部尚書和內閣首輔就在相對而泣了，泣的就是朝廷沒錢。

從某種角度看，與其說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或者是被清朝替代的，不如說明朝是“窮死”的。萬曆二十四年（1596），兩宮失火，緊接著三大殿失火，朝廷拿不出銀子來重建宮殿，隻有派出礦監稅使，以這個名義到外麵弄銀子。

明朝朝廷沒錢，但民間還是有錢的。

崇禎年間，清兵在北方步步相逼，南京的徽商卻還有錢請戲班子打擂台。一些徽商支持這個戲班子，另一些徽商支持另外一個戲班子，看哪個戲班子演戲時觀眾更多。

當時的大家族一般都養著戲班子，能養好幾個戲班子的家族是非常富有的。紹興有一個姓張的大戶人家（張岱就是這家人的子弟），在北方戰爭明軍一敗塗地、朝廷沒錢應付的時候，他們家的戲班子照常演戲，而且把來自杭州、南京的戲班子都打敗了。

《金瓶梅》是中國曆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明朝“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之一。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前後兩任巡按禦史交接，西門慶通過前任巡按禦史，請後任巡按禦史到家裏吃飯。為了擺這一桌飯局，西門慶用兩千兩銀子打造了一套純銀餐具，準備吃完飯以後，就把這套餐具送給新上任的巡按禦史，以此來跟新的保護傘打好關係。

一個有錢人給七品巡按禦史的見麵禮就是兩千兩銀子，而崇禎時期，工部的倉庫中總共隻剩下一千四百兩銀子。可見此時的明朝社會在發展、財富在積累，隻是朝廷沒錢了。

那麽明朝是亡於無兵嗎？明朝的軍隊從來沒有少於過一百萬人，怎麽能說是缺兵呢？事實上，明朝是缺能打仗的兵，更缺朝廷能夠指揮得了的兵。

明朝的軍事製度繼承於元朝，實行軍戶製：父親當兵，兒子繼續當兵，這個家庭就是軍戶，和民戶、匠戶、灶戶等區別開來。明朝把各種各樣的人群分為各種各樣的戶，是什麽戶，以後就幹什麽事，所以軍戶是要承擔提供兵源的任務的。

另外，明朝的將領也是世襲製，這種製度實際上並不適合明朝。元朝來自草原民族，生來就會打仗。但明朝隻有第一代將領是跟著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的，能打仗，他們的下一代可能就不能打仗了。

到了明朝中後期，明朝的衛所也發生了變化，變成了一種養軍服役的地方。政府要單獨從衛所裏抽調一些精銳軍隊，以營為單位另外編組，一個營三千人，靠他們來打仗。正統年間，於謙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這些重新編組的軍隊叫作“團營”。後來明武宗也這樣做，於是明朝的軍隊由原來的軍演變到後來的兵，打仗是靠營兵的。

隨著時代、經濟和人們觀念的發展，明朝軍人的地位急劇下降。中國有句民諺：“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在人們眼中，好男人是要考科舉、出仕的。王陽明一直想要做聖人，做像馬革裹屍的馬援、投筆從戎的班超那種聖人，但是明朝已經失去了那樣的時代環境，他隻能回到書桌前，通過考科舉、出仕，來為朝廷做貢獻。

我有一個朋友研究民間文學，他跟我說，在漢族的文學中，如果皇帝、宰相的女兒到了婚齡要招女婿，會搭台樓、拋繡球，最後一定會把繡球拋在一個秀才身上，這就是價值觀的體現。如果是蒙古族、女真族的女兒，她一定不把繡球拋在讀書人身上，而是要拋在勇士身上，她要選一個騎馬、射箭最厲害的人。按她們的標準，甚至可能會拋在魏忠賢身上，因為魏忠賢才是嫻熟於騎射的人。這就是漢族和蒙古族、女真族價值觀的不同。

明朝繼承了宋朝崇文抑武的價值觀，武官被視為武吏，身份隻是吏，監察禦史可以對他們發號施令。明朝軍隊的結構是這樣的：總兵官是軍人，提督是文人，監軍是太監。軍人的地位急劇下降，好男兒不當兵了，所以軍隊的戰鬥力也就越來越弱。

盡管朝廷每年要花幾百萬兩銀子養兵，但是軍隊的戰鬥力還是不行，這種情況從“土木之變”就可以看出。不過在“土木之變”發生時，嚴格來說明軍還有能打的，而嘉靖年間，軍隊不能打仗的情況就更嚴重了。嘉靖時期有兩大外患：一個叫作“南倭”，指倭寇；一個叫作“北虜”，指盤踞在北方河套地區的一些蒙古部落。那些蒙古部落想什麽時候南下就什麽時候南下，明朝軍隊無力阻擋。

成化年間，兩個蒙古漢子趕著幾千頭牛和羊，擄掠了幾百個漢族的老幼婦女，踩著已經結了冰的河麵，大搖大擺地渡過黃河，但是“九邊重鎮”之一的固原鎮明軍竟然不敢出擊。正德年間，明武宗北伐，帶著浩浩****的軍隊和蒙古人打了一架，隻殺死了七個蒙古人，回來以後封敕的將士卻有九千七百多個。可以想見，明軍根本就沒有和蒙古的主力軍對戰，而隻是攻擊了一些散兵遊勇。在和蒙古人對峙的態勢中，明朝的軍隊已經不能打了。

此外，對於倭寇，我一直認為“抗倭”的說法是不對的。明軍是國家的軍隊，倭寇是日本的浪人（屬於散兵遊勇）和很多沿海地區打扮成倭寇形象的民眾的統稱，二者之間的戰鬥怎麽會用“抗”？由此可以看出，這個時候明朝的軍隊已經沒有戰鬥力了。所以“無兵”指的不是軍隊的數量，明朝軍隊的數量從來就沒少於一百萬；“無兵”指的是他們不能打仗，有這些軍隊跟沒有完全一樣。

當然，後來明朝也出現了一些能打仗的軍隊，在東南沿海出現了俞大猷和戚繼光的“戰爭機器”。戚繼光在浙江招礦工組建戚家軍，演練鴛鴦陣，並且從外麵購買或者從海盜手裏繳獲的火器，比起倭寇的武器來也絲毫不遜色。所以戚家軍打倭寇幾乎是所向披靡。

倭寇被基本消滅後，這台“戰爭機器”轉移到了北方。戚繼光做了薊州總兵、神機營副將。明朝的神機營是專門管火器的。戚家軍的火器很厲害，這支軍隊後來在萬曆東征援朝的時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在《百家講壇》講《萬曆興亡錄》的時候，把戚繼光推為明朝將領第一人，卻有處細節沒說好：我說戚繼光的影響力沒有李成梁那麽大。其實，雖然李成梁家族出了八九個總兵、副將，而戚繼光家族沒有，但戚繼光訓練出了一支真正的軍隊，並且編了兩本書——《紀效新書》《練兵實紀》，這是戚繼光根據領兵、練兵的經驗寫下來的，絕對不是紙上談兵。戚繼光的這台“戰爭機器”既在剿滅倭寇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北部邊境防禦時起了重要作用。到了北邊以後，戚繼光主要持防守戰略。我們現在看到的從山海關到居庸關的這一段明長城，就是由戚繼光主持修建的。戚繼光守邊十六年，留下了這樣一份寶貴的財富。

另外一台“戰爭機器”在東北，是在張居正的支持下，由上文提到的李成梁負責打造的。李成梁後來憑借戰功被封為寧遠伯，他的兒子李如鬆、李如梅、李如柏也都升至總兵。從萬曆年間開始，明朝和蒙古、女真對峙，靠的就是這一台“戰爭機器”。

李成梁的軍隊後來由兒子李如鬆繼承。明朝在援朝戰爭期間攻打平壤的戰役中，靠的是兩支軍隊，一支是李成梁的李家軍，另一支是由戚繼光薊鎮兵帶去的火器軍隊。明朝靠著他們才得以幫助朝鮮打下平壤。但是在碧蹄館遭遇戰中，李如鬆帶去的家丁傷亡大半，李家軍的戰鬥力急劇下降。

在朝鮮戰場上，不僅有戚家軍、李家軍這兩台“戰爭機器”，還有宣大（明朝宣府鎮、大同鎮的合稱）麻貴的“戰爭機器”和西南劉的軍隊，以及廣東的陳璘所部。這些軍隊之所以能打，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用的是“兵”，特別用的是“丁”。這是他們在打造“戰爭機器”的長期過程中物色、培養的精銳軍隊，是將帥的私人軍隊。兵在精而不在多。南北朝的時候，葛榮帶領六鎮造反，號稱有八十萬大軍。爾朱榮隻有八千軍隊，卻能夠從山西打到河北，直闖葛榮的大營。爾朱榮用八千戰勝八十萬，靠的就是私人軍隊，他們是拚命打仗的。

明朝能打的軍隊就是這些，都是由邊疆將領在戰鬥中培育起來的自己的軍隊。這些軍隊需要軍餉，但是朝廷的軍餉不夠，於是他們就要就地取材，因此軍紀渙散、殘害地方的情況也就無法避免了。

清兵南下的時候還遇到了一支很厲害的軍隊，就是鄭成功的軍隊。明朝禁海沒有禁到民間，而是禁到了朝廷，所以明朝的海防力量後來非常薄弱，不堪一擊，否則也不會讓倭寇在沿海肆虐。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當年是海盜，他們手下這支後來歸降南明的軍隊，正是由海盜軍隊收編的。鄭成功帶著這支軍隊，一度打到南京城牆下，後來退據台灣。這支軍隊同樣也是鄭氏父子打造的私人軍隊，而不是明朝的軍隊。我在《國史通鑒》的宋遼金元篇中說，1140年前後，金兵和宋軍對抗，雙方都發現不認識對方了。金兵不是原來的金兵，宋軍也不是原來的宋軍，此時的宋軍是嶽家軍、韓家軍。明朝的情況和南宋是相似的。

明朝後期，既無錢又無兵，軍隊的數量雖然很多，但是當明朝掌控不了局勢的時候，軍隊就不聽朝廷的話了。

袁崇煥成名於寧遠一戰，他守城用的火器來自澳門，號稱“紅夷大炮”“威武大將軍”。女真人從來沒見過這種炮，所以在寧遠城下吃了虧。明朝發現火器太有用了，意識到應該打造火器。在徐光啟的建議之下，明朝購募“西炮葡兵”：采購西方的火炮，招募西方的教師，訓練新兵。以尚可喜為首的幾個將領統率這支新兵，在山東登州一帶訓練水師。這支水師後來和毛文龍又有了關係，毛文龍活躍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之間，憑借這支水師以及其他軍隊，不斷騷擾女真後方。女真要向東發展的時候，不得不顧忌這一支軍隊。但是這支軍隊不聽朝廷使喚，所以袁崇煥做督師的時候，才想要拿毛文龍開刀樹威。

崇禎皇帝重新起用東林黨人，從鬆江府請退休官員錢龍錫做大學士。但是天啟年間閹黨和東林黨鬥得一塌糊塗，這時朝廷已經很難收拾局麵，根本無暇管外部的事情。清兵席卷整個遼東，西北又有農民起事，錢龍錫為此請教他的老師、當時的名人陳繼儒。

錢龍錫請教道：“朝廷的事該怎麽辦？”

老師給了一個建議：“拔一毛而利天下。”

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是說在這個時候，明朝每一個既得利益者都要放棄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齊心協力把朝廷維持好，把這個國家維持下去。

錢龍錫到了內閣以後不久，就和袁崇煥見了麵。袁崇煥說到準備解決毛文龍，錢龍錫吃了一驚：“眉公真神人也！”意思是他的老師怎麽知道袁崇煥要“拔一毛”（殺毛文龍）呢？這個眉公指的就是陳繼儒。陳繼儒特別崇拜蘇軾，所以自號“眉公”，外人稱之為“陳眉公”。

崇禎二年（1629），袁崇煥借著視師的機會，去皮島巡視，將毛文龍抓捕斬首。這樣一來，悍將固然伏法，但是他手下那些驕兵卻全部散落到了女真一方。尤其是明朝最厲害的那支由葡萄牙軍官培訓的火器軍隊，他們在尚可喜等一幫人的帶領下，乘著海船，浩浩****從登、萊駛向遼東，全部投降了清兵。從此以後，清兵不但在野戰中可以席卷而下，而且在攻城戰鬥中，火器也比明軍更厲害了。

到南明也是一樣，左良玉的軍隊不聽福王的指揮，各鎮軍隊不聽督師史可法的調遣。

明朝後期，無錢不是真正沒有錢，而是朝廷財政空虛；無兵也不是真的沒有軍隊，而是沒有能夠打仗、聽從調遣的軍隊，是驕兵悍將不聽朝廷指揮。明朝就在這樣“無錢”又“無兵”的狀態下，走向了滅亡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