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明朝之亡是亡於東林還是亡於閹黨？
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是明朝曆史上，特別是晚明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影響到明朝官場的走向，影響到明朝萬曆後期、天啟和崇禎年間的政策製定和人心向背。如果沒有東林黨，就沒有閹黨；如果沒有閹黨，後來也就不會鬧出那麽大的事情。
東林黨的出現，和明朝的“國本之爭”是直接相關的。
說起來很好笑，萬曆皇帝十歲繼位，二十歲的時候有了第一個兒子朱常洛，也就是天啟皇帝和崇禎皇帝的父親。但是，朱常洛的出身不好。帝王之家，子以母貴，母親的身份高貴，兒子的身份才高貴。皇後的兒子叫嫡子，是最高貴的；貴妃的兒子也比較高貴。但是朱常洛出身微賤，他是萬曆皇帝一時興起，和一個並不了解也並不真正喜歡的，李太後宮中的宮女生下的孩子，因此他被萬曆皇帝嫌棄地稱為“都人之子”。這就埋下了明朝後期黨爭的導火索。
過了三年半，萬曆皇帝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嚴格說來，這個兒子是皇三子，因為原本的二兒子夭折了，所以皇三子就變成了皇次子，他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是鄭貴妃的兒子，而鄭貴妃是萬曆皇帝最喜歡的女子，她比萬曆皇帝小兩歲，與萬曆皇帝情深意長。萬曆皇帝在位後期，天天在宮裏幹什麽呢？有人分析：第一，在抽煙；第二，跟鄭貴妃討論文學問題。
毫無疑問，因為孩子母親的原因，萬曆皇帝不喜歡皇長子朱常洛，喜歡皇次子朱常洵。於是外廷的文官開始警惕了。
明朝有時候確實是文官壞事。文官恪守祖宗法度、聖賢道理，認為立皇子要以立嫡、立長為原則。朱常洛是皇長子，而萬曆皇帝的皇後沒有兒子，既然沒有嫡子，就立子以長，這叫“長幼有序”。實際上，這也有可能是他們想借此壓製鄭貴妃。他們擔心皇帝和鄭貴妃在一起，就會沉溺於女色，就會不管理國家大事。中國人很多時候都把男人幹壞事歸罪於女人，比如，把商紂王亡國歸罪於妲己，把周幽王亡國歸罪於褒姒。他們也不想想，就算沒有鄭貴妃，萬曆皇帝難道不會有王貴妃、馮貴妃嗎？
朱常洵出生以後，內閣打報告，要求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萬曆皇帝覺得這明顯是針對自己與鄭貴妃的兒子，所以不予理睬。但是，文官們不依不饒，持續地上疏，請求早立“國本”。
“國本之爭”就是圍繞著皇儲發生的爭論，表現最激烈的是下層言官——禦史和給事中們。內閣大學士、部院大臣有時候要考慮皇帝的麵子，說話比較委婉，但是言官絕不委婉。皇帝不表態、內閣部院玩矜持，言官們沒有耐心了，把怒氣指向了內閣，認為內閣在這個問題上立場不堅定，態度模棱兩可，沒有做到堅定不移。所以，言官們開始對內閣、部院進行譴責。明朝官場上小官罵大官、大官怕小官的怪事，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了。年紀輕、資曆淺的言官們理直氣壯，站在聖賢道理、祖宗法度的角度，義正詞嚴地抨擊內閣不作為。他們得到了一些中下級官員乃至高級官員的支持和讚賞，其中就包括後來著名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
明朝滅亡的前兆出現在萬曆皇帝身上，他的母親李太後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有一句話說：母子齊心，其利斷金。不知道李太後是同情自己宮中的這個宮女，還是對鄭貴妃不滿，抑或是和兒子吃醋，她堅定地支持外廷文官，要立宮女的兒子朱常洛為太子，反對立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這樣一來，外廷文官和萬曆皇帝的母親就站在了一條線上。我有時候也不理解，李太後本來是很有主見的，為什麽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和兒子站在一起？實際上，明朝曾經有過皇帝在太後的默許下廢黜皇後的先例。比如，明宣宗讓自己的皇後打報告辭職，然後改立他喜歡的孫貴妃做皇後。
這個時候，萬曆皇帝孤立無援。隨著文官的不斷抨擊，萬曆皇帝表態了：“我從來沒有說過，也從來沒有想過讓老三做皇太子，你們為什麽這麽著急？”
在皇帝做出承諾後，文官們開始更加理直氣壯地爭論，從萬曆十四年（1586）開始，一直爭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爭了整整十五年。“國本之爭”的過程，也正是東林和東林黨出現的過程。
東林黨的第一位領袖是大名鼎鼎的顧憲成。顧憲成是明朝南直隸的鄉試解元。他人格高尚，堅持原則，甚至有點兒認死理。認死理是成為一個思想家的前提條件，但是作為一個官員，認死理的態度容易在官場引起各種矛盾。顧憲成也的確引起了諸多矛盾。他在吏部做文選司郎中，主持官員的考核，對一些聲望不太好的官員大肆貶謫，引起了官場內部的動**。
張居正死後，接替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的是申時行。這是一位擅長斡旋於官場的老江湖。黃仁宇先生寫《萬曆十五年》時，就多次談到申時行。申時行最擅長斡旋、調和，保持一團和氣。但隻有大家都和氣，申時行的這一團和氣才能夠保持得住。“國本之爭”開始以後，這一團和氣就保持不了了。
後來，王錫爵接任內閣首輔。王錫爵是蘇州太倉人，很有個性。他這樣看待顧憲成的做法：“你堅持原則是可以的，你有正義感是可以的，你品德高尚我也是欽佩的，但是你不能認死理，不能內閣有什麽決定，你就跟內閣作對，這是不對的。”黃宗羲《明儒學案》、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王錫爵把顧憲成請到內閣麵談，說：“我跟你說一件很可笑的事。”
顧憲成說：“發生了什麽可笑的事？”
王錫爵說：“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他的意思是，內閣一定會和皇上在國本問題上達成協議，讓顧憲成不要著急，他會處理這個事。王錫爵覺得，外廷沒有必要這麽著急在短時間內解決國本問題，如果引起皇帝的反感，事情反而不好辦。但現在的問題是，內閣說什麽，顧憲成這些人就反對什麽，這讓他們怎麽辦？
這句話一出來，顧憲成即回了一句話：“這種說法固然可笑，還有更可笑的事情。”什麽事情比“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更可笑？顧憲成說：“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意思是，天下人的輿論希望怎麽樣，內閣、朝廷偏偏不這樣，這是什麽道理？
當然，兩個人都是君子，繼續保持一團和氣，一笑泯恩怨。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你。
“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曾經我覺得這兩句話證明了明朝的自由和開放，但後來我過了知天命的年紀，再讀這條材料，就發現其中的問題大了：社會、輿論的多元化，已經嚴重衝擊了國家的一體化。這條材料說明，明朝的文官已經渙散，人心已經不齊了。明朝的士大夫形成了很大的輿論勢力，他們可以通過輿論鼓動群眾，對內閣、皇帝進行壓迫，但是他們從來不對後果負責。所以正如我上一章所說，明朝的文官對於明朝的滅亡是需要負很大責任的。
顧憲成後來又得罪了很多人，出了一些問題，因此被革職回家。他的老家在常州，於是他來到常州府的無錫。這裏有一個始建於宋代的、由文化人楊時開創的著名書院——東林書院。顧憲成就在這裏和他的弟弟、朋友開始講學。和顧憲成誌同道合的朋友越來越多，顧憲成的聲望也越來越大。他不但在東林書院講學，還被請到各地書院講學，更不斷有各書院和東林書院相互呼應，形成了一種聲勢。
聲勢越大，東林書院、顧憲成的威望就越高，這就容易出問題了。包括顧憲成在內的東林人，覺得自己總是正確的，別人總是錯誤的，容不得向他們提意見的官員，也容不得和他們意見不同的學者。高層之中還能保持一團和氣，但東林書院的弟子們將不同的觀點視為異己，對它們進行猛烈的抨擊，這引起了很多官員的反感。
顧憲成退休的當年，浙江寧波人沈一貫出任大學士。以他為首的一幫浙江官員不同意東林的看法，於是和東林的弟子們辯駁，他們被東林稱為“浙黨”。其他對東林的某些看法不同意的官員，也被東林的弟子們冠上了類似的名頭：山東人被稱為“齊黨”，昆山人被稱為“昆黨”，湖廣人被稱為“楚黨”，南直隸的宣城人被稱為“宣黨”。
所謂的“黨”，都是政敵給他們安上去的，他們一般不會認為自己是“黨”。在中國古代，人臣不黨，有黨必誅。官員是不能結黨的。所謂的昆黨、楚黨等，都是東林書院的弟子們給別人冠上的，反過來，他們也被稱為“東林黨”。這個時候，閹黨還沒有出現，文官內部就已經四分五裂，鬧得一團糟了。
所以毫無疑問，在晚明的所謂黨爭中，東林黨應該承擔很大的責任。
他們的確是一批富有正義感的人士。在講學的同時評議朝政沒有錯，但是他們不能不允許別人評，不能禁止不同意見的發表。而且被稱為楚黨、浙黨、宣黨、昆黨的人中，也有很多極其優秀的人，他們不願意被別人稱為“黨”。實際上顧憲成、高攀龍也不希望自己被別人稱為“東林黨”，但有時候人是被形勢推著走的。形勢所致，賢者不免。一旦陷進去，再想脫身都脫不開了。
魏忠賢時代，有一位首輔叫葉向高。葉向高非常希望調和各黨派之間的關係，把大家穩定下來，共同為朝廷出力。但是，後來葉向高發現他沒有辦法平息黨爭，還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誰願意去爭名奪利？誰願意去弄黨爭？我們都是好朋友，但是真正激化矛盾的是下層。有時候，是下層的輿論在推著上層人士走。”
每一個時代都有派別之分，人們對朝政都有不同的看法，一旦形成派別之後，往往又有左、中、右之分，有溫和派、激進派之分。如果一個時代各種不同的派別攜起手來，以大局為重，調整各種矛盾，互相尊重，這個國家就能治理好。如果各派中的激進派推動各個派別陷入無序的紛爭，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那這個國家就完了。
人們往往說是閹黨壞事，但閹黨出現之前，東林黨和楚黨、浙黨、昆黨等的爭論就已經壞事了。這種爭論不死不休，各黨都在找機會來打擊對方。
明朝有各種各樣的官員考核製度：一是考滿，文官三年一考，九年考滿，考滿就要升官；二是考察，地方官三年一考察，京中官六年一考察（這叫作“京察”）。考滿是考政績，考察是考官績。
萬曆三十三年（1605）考察的時候，東林黨人士掌管著專門進行考察的吏部和都察院。萬曆三十九年（1611），還是他們主持考察。在這兩次京察裏，東林黨對齊、楚、浙、宣、昆各黨進行了大規模壓製。當然，他們的這種壓製主要是針對小官的，壓製大官需要經過皇帝的允許。這種做法引起了其他黨派極大的反彈。萬曆四十五年（1617），換成浙黨主持考察時，他們也借機對東林黨人進行報複，東林黨的低品官員和行事高調的官員，基本上都被用各種各樣的理由貶了職。
六年後，到了天啟年間，東林黨重新掌管吏部和都察院，此時吏部由趙南星掌管，都察院由鄒元標掌管。鄒元標剛剛中進士的時候，有幾個翰林院的官員抨擊張居正奪情，因此受到廷杖。鄒元標在午門外目睹了這一場廷杖。廷杖結束後，他沒有收起彈劾張居正的奏疏，而是繼續投遞，導致自己也遭到廷杖，一條腿落下了終身殘疾。但是到了萬曆後期，也是他最早提出為張居正平反。應該說，鄒元標是一個有氣節、有原則的人，這樣的人主持都察院，應該是非常公正的。
但是，在趙南星、鄒元標的主持下，東林黨人還是犯了老錯誤，甚至是變本加厲地犯了老錯誤。他們黨同伐異，貶斥異己，一方麵獲得一片喝彩聲，另一方麵引起了極大的官憤、民憤。有人擔心他們做得太過分會引起反彈，而反彈果然很快就開始了。
實際上，東林黨引發的問題，在中國曆史上都曾出現過，像東漢的“黨錮之禍”、宋朝的“元祐黨人案”等。非常不幸的是，這種事情在明朝接近於重演。從萬曆後期一直到整個天啟時期，各種黨爭極大地損耗了明朝的元氣。明朝之亡，不能不說與閹黨和東林黨的鬥爭有直接關係。
但到底是閹黨的責任大，還是東林黨的責任大，這就要看我們怎麽分析了。可以這樣說，即使沒有閹黨的出現，東林黨和浙、楚、齊、昆、宣諸黨的鬥爭仍然會延續。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執政，貶斥了諸黨。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年之後的京察，諸黨就肯定不會東山再起嗎？即便六年後他們沒有東山再起，十二年後呢？東林黨人能夠持續把控朝政嗎？這很困難。東林黨得罪的人越多，對立麵越多，自身也就越危險。而且，東林黨打擊對手的手段越嚴厲，反彈的力度就會越大，對手的手段也會更加嚴厲。
在天啟年間那一次京察之後，朝野上下有一陣子歡欣鼓舞。當時的朝廷被稱為“眾正盈朝”：東林黨人認為，內閣、吏部、戶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監察禦史都是他們的人，他們的人都是正人，所以這是“眾正盈朝”。
但是，任何一個看上去是“眾正盈朝”的時候，都是危機四伏的。被他們貶斥為小人的那些“非正人”，一定會通過各種辦法進行反擊。東漢是這樣，宋朝是這樣，明朝同樣如此。如果沒有魏忠賢和閹黨，東林黨和其他諸黨的鬥爭將長期延續。恰恰因為有了魏忠賢，各黨對東林黨人的報複，不用再等六年，更不用再等十二年，而是馬上開始了。
魏忠賢可以說是天啟年間一種妖孽般的存在。《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都根據時人的描述，給魏忠賢做了畫像：
第一是無賴。他是個無籍之徒，沒有正當的職業，不務農，不經商，沒有從事手工業，更沒有考科舉，是社會上一個流浪的混混兒。
第二，此人有至少三個喜好，一是喜歡喝酒。喜歡喝酒的人往往酒肉朋友多，人脈都很強大。二是喜歡賭博。賭博是個惡習，賭博場上無父子，這說明他不講情麵。三是喜歡騎馬射箭。據說他射術和騎術都非常好，經常是“奇中”，別人都射不中，隻有他可以射中。這三個愛好顯示他性格果斷，非常有擔當，有膽識。此外，魏忠賢雖然目不識丁，但是博聞強記。我看到這些材料，覺得在這個時候的明朝，從辦事的角度看，幾乎沒有一個文官能比得上這麽一個人。甚至可以說，他具備政治家需要的一切特點。但非常不幸的是，他的名字叫魏忠賢。這是他本人的一個悲劇，也是明朝的一個悲劇。
大概在二十來歲的時候，魏忠賢與人賭博，欠下賭債。他被對方逼債，走投無路，幹脆自宮成為宦官，進入皇宮。從年齡上來說，他比萬曆皇帝小約五歲。到了宮裏，魏忠賢被分配在提督東廠太監屬下，所以他對東廠非常熟悉。後來，在機緣巧合之下，魏忠賢被分配去伺候當時已經被立為皇太孫的朱由校（後來的明熹宗天啟皇帝），成為朱由校門下的宦官。魏忠賢比朱由校大四十歲左右。按當時的年齡來看，魏忠賢不但算得上是長輩，而且算得上是祖輩了。魏忠賢對這個比自己小四十來歲的皇太孫投入了感情和愛心，千方百計地嗬護他、養育他，使得朱由校對魏忠賢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有意思的是，魏忠賢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即使不是一見鍾情，也是性格投緣。他們成了好朋友，甚至有史料記載說，他們是“對食”，也就是情人。
這樣一來，魏忠賢既得到了皇長孫的重視和信任，又得到了客氏的支持，人脈關係極其強大。等到朱由校繼位之後，魏忠賢就走上了升官發財的快車道。他雖目不識丁，但排除了所有障礙，打破了所有製度，成了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對政事有了發言權。魏忠賢不但是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還提督東廠，擁有偵緝權。此外，他還提督寶和三店（寶和店是皇店），這就使他有了經濟來源。
到了這個時候，魏忠賢的勢力越來越大。他有膽識、博聞強記又心狠手辣，所以迅速成為宦官的首腦。而被東林黨壓製、排斥和打擊的昆黨、浙黨、宣黨、齊黨、楚黨等派係，也開始依附於魏忠賢。開始時他們攀不上魏忠賢，就攀附魏忠賢的親戚，攀附魏忠賢手下的小宦官。各黨的頭麵人物也開始依附於魏忠賢。掌權的東林黨人一看，諸黨依附了魏忠賢，有了更大的靠山後又開始死灰複燃，就覺得要想壓製諸黨，必須先打擊魏忠賢。於是，東林黨人把抨擊的目標對準了魏忠賢。這又是一個策略上的失敗。
吏部尚書趙南星是東林黨人的頭麵人物，清正廉潔，不徇私情，魏忠賢很佩服他。但是，趙南星不但瞧不起魏忠賢，還不斷給他臉色，當著明熹宗的麵奚落、斥責他，這就為日後埋下了隱患。
這時出了一件大事。“東林六君子”之一的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曆數魏忠賢的種種罪行，列出了二十四大罪狀。這二十四大罪狀一傳出，所有人都認為魏忠賢這回罪責難逃，死定了。其實並非如此。我想強調一個事實：幾乎所有時代文官和宦官的鬥爭，都是以文官失敗而告終的。為什麽？因為疏不間親。文官們根本不知道皇帝在想什麽。他們認為的天大的事情，在皇帝那裏，其實根本就不是事情。
楊繼盛當年彈劾嚴嵩，根本不說“嚴嵩”兩個字，他把“嚴”字改成了“賊”字，整篇奏疏裏都是“賊嵩”如何如何。但是嘉靖皇帝一看，這不都在說他嗎？奏疏裏提到的很多事情是朝廷辦的，並不都是嚴嵩辦的，而且很多罪狀都是吹毛求疵的。
徐階在整嚴嵩的時候，將他的兒子嚴世蕃下獄，大理寺羅列了他的種種罪狀，準備置嚴世蕃於死地。徐階一看，笑了，說：“你們要替嚴世蕃開脫？”
大理寺的大臣們急了：“徐大人開什麽玩笑？我們是要嚴懲嚴世蕃。”
徐階說：“你們把這樣的罪狀提交上去，嚴世蕃馬上就能出來。因為你們說的這些事情，都是朝廷的事。”在徐階出主意之後，嚴世蕃才被處死。
隻有皇帝身邊的人知道皇帝真正想什麽。士大夫彈劾宦官的時候，經常不得要領。
楊漣列出的二十四大罪狀，不但沒有扳倒魏忠賢，反而把魏忠賢徹底推到了東林黨的對立麵。魏忠賢心中僅有的一點兒對東林黨人的敬意和寬容**然無存了，從此決心要殺戮東林黨人。
當然，也有些“有識之士”看得很清楚。這些“有識之士”主要分兩類：
一類是東林黨人或同情東林黨人的有識之士，他們覺得楊漣這一弄，弄得連回旋餘地都沒有了。當時的內閣首輔葉向高看到了這一點，他向皇帝提議，讓魏忠賢暫避鋒芒，回家休養一段時間，這就是講策略了。天啟皇帝沒有同意，在他看來，楊漣彈劾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狀，絕大多數是誣陷，是不實之詞，並且這二十四大罪狀還有譏諷朝廷、譏諷皇帝之意。
還有一類是浙黨、昆黨、齊黨、楚黨、宣黨裏的“有識之士”，他們一看到楊漣列出的二十四大罪狀，非常高興，覺得他這是在自尋死路，是在幫他們的忙——魏忠賢起先不忍心對東林黨下手，現在這個“二十四罪”一出，終於決心下手了。於是，他們更加堅定不移地投靠魏忠賢，而東林黨人將他們統統斥為閹黨，並且堅定不移地和他們劃清界限，閹黨就此形成。
但是有意思的是，所有被東林黨人斥責為閹黨的人，從大學士、吏部尚書到六科給事中，並不因此為恥，而是以此為榮，他們認為自己是走在一條康莊大道上。到了這時，這場黨爭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閹黨，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都認為自己是正人，都斥責對方是奸邪。
當時有人發表評論，說正德年間依附於劉瑾的官員都是偷偷摸摸的，唯恐別人知道；但是到了天啟年間，大家依附於魏忠賢，都覺得自己光明正大，沒什麽丟人的。大家看到，凡是依附於魏忠賢的所謂閹黨，無不加官晉爵；凡是和閹黨、魏忠賢作對的，無不遭殃，高級官員被逼辭職，低品官員直接被貶斥，甚至被下獄。以楊漣為代表的所謂“東林六君子”統統被下獄，他們有的被處死，有的自殺，有的死在獄中，造成了一場極大的冤獄。如果說他們犯了罪，那就是指責了魏忠賢、和所謂的閹黨對抗。這實際上不是什麽罪，但是在那時就變成罪了。
一旦官場和社會瘋狂到這樣的程度，就是時代的悲劇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道理可講。東北的女真人步步緊逼，沒有人去管，熊廷弼在東北抵禦女真兵，立下大功，但是也因為黨爭的問題被斬首，傳首九邊。這樣一來，誰還給朝廷辦事？那就隻有一條路可以走了——依附於閹黨。
北京的官員通過各種關係成為閹黨，地方官也想攀附魏忠賢。但地方官見不到他，於是有人投機取巧，在自己的管轄地界內建立魏忠賢的生祠（也就是在魏忠賢還活著時就給他建廟），來表彰他的豐功偉績。有人向魏忠賢報告說：“某地已經有你的生祠了。”魏忠賢一聽說此人是誰，就立即給他升官。這就成了一種榜樣，其他的地方官也紛紛效仿：這個縣立生祠，那個縣也立生祠；這個府立生祠，那個府也立生祠。
開始的時候，誰立了生祠，魏忠賢知道後就給予誰獎勵。到了後來，全國各地都立生祠。如果有誰不立生祠，被魏忠賢知道，那他就要受到懲罰。這樣一來，國已不國，朝廷也不朝廷了，人們完全沒有是非之分，也不再認真辦事，而是在意氣用事。
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崇禎皇帝上台以後魏忠賢被殺才告一段落。崇禎皇帝繼位以後貶斥閹黨，可東林黨人再次出手，繼續黨同伐異。
有兩個數字能說明當時有多少人被卷入黨爭。
在閹黨執政期間，有一個閹黨叫韓敬，他按照當時非常流行的小說《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將，把他們認為的東林黨人一個一個列出來，編為《東林點將錄》：有“五虎上將”，有“正麵先鋒”，還有“及時雨”，等等。《東林點將錄》一共列出了“一百零八將”，從內閣的大學士、六部的尚書侍郎、都察院的都禦史，一直到各部的主事、給事中、禦史等。它得以推廣，靠的是另外一個叫王紹徽的閹黨。韓敬和王紹徽都不是等閑之輩。
韓敬是宣黨首腦湯賓尹的學生，天分極高，儒、佛、道三教皆精，深得湯賓尹的器重，通過湯賓尹的違規操作，韓敬連中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會元、狀元，後來因此被彈劾。天啟年間，韓敬投靠閹黨，弄了《東林點將錄》，並且堂堂正正地署上了自己的籍貫和名字：“歸安韓敬。”歸安在現在浙江省湖州市，在明朝是湖州府的歸安縣。如果誰是歸安縣的人，就像是杭州的錢塘人、蘇州的長洲人一樣光榮。
王紹徽是陝西人，在魏忠賢掌權的時候曾做到吏部尚書。他在做六科六部的官員時曾經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幹了很多好事，但是由於出身不好，不是東林黨人，而被東林黨斥責為閹黨。
等到崇禎年間，翻盤的東林黨人又搞《奸黨錄》，一共懲治了三百多人，同樣也是從內閣大學士、司禮監太監到各部官員。
東林黨、閹黨裏都有很多有識之士，但是，一旦他們在這個瘋狂的時代被卷進黨爭，明朝直接就會被拖垮。
可以說，明朝的整個官場都被卷入黨爭之中。明朝的滅亡，無論是閹黨還是東林黨都應該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