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朝之亡是亡於宦官還是亡於文官？
我們上一章談到了萬曆皇帝個人所謂的酒色財氣的問題。而由“國本之爭”引發的黨爭的問題、礦監稅使的問題、“三大征”的問題、女真崛起的問題，都是在萬曆時期出現的。這些問題，萬曆皇帝如果處理得好，明朝可能是另外一個模樣。但非常遺憾的是，他並沒有處理好。
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許多朋友和我有過交流，我也到網上瀏覽過各種信息，發現有很多種觀點。我歸納了一下，大致是這些：有認為是亡於宦官的，也有認為是亡於文官的；有認為是亡於黨爭的，也有認為是亡於“國本之爭”的；有認為是亡於礦監稅使的，也有認為是亡於“三大征”的。當然，也有我們前麵說到過的，認為是亡於萬曆本人惰政的，以及認為是亡於崇禎皇帝個人能力有限的。
本章我們來討論一下明朝是亡於宦官還是亡於文官。
明朝的國家製度呈現出“雙軌製”的特點：明朝有一套文官係統，負責管理國家事務；又有一套宦官係統，其中的機構設置幾乎和文官的係統對等，也就是說外廷有什麽文官機構，內廷就有什麽機構與之對應，所以明朝的宦官係統非常龐大。我將其稱為“以內製外”，這是明朝政治製度的重要特點。
隨著政權、國家及君主製的出現，宦官群體出現了。由於各種原因，人們往往認為，宦官是中國曆史上危害最大的群體之一，但實際上，宦官裏也有很多偉大的人物，比如明朝的鄭和。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的航海壯舉，也是人類航海史上的一次壯舉。在這以後，一直到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海軍遠航到亞丁灣打擊索馬裏海盜，中國海軍才又一次浩浩****地出現在印度洋上。當然，這兩次之間還有一次，晚清時期，清政府到歐洲買船時，海軍曾渡過印度洋。但那一次隻是路過，而不是去辦事。
東漢時期的宦官很猖獗，但是其中出了一個蔡倫，他改進了造紙術，發明了“蔡侯紙”，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影響非常大。美國一個跨行做曆史研究的天文學博士曾寫過一本暢銷書，《影響人類曆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蔡倫不但被收錄其中，排列的位置還很靠前，僅次於孔子——孔子排在第五，蔡倫排在第七。所以說，中國曆史上也出了很多偉大的宦官。某種意義上，受了腐刑的司馬遷也是宦官，但是他並沒有在宮廷裏服役，所以不能算在內。
中國曆史上宦官為禍最烈的有三個時期。
第一個是東漢。東漢第一代皇帝是漢光武帝，他是一位偉大的帝王。漢光武帝之後是漢明帝和漢章帝。漢章帝死得早，他兒子漢和帝繼位時年齡很小。從漢和帝開始，幾乎後來所有的東漢皇帝都是幼年（充其量是少年）繼位，有些繼位時甚至還在繈褓中。這樣一來，皇帝的母親就要聽政，而他們的母親都還隻是少婦。小皇帝如果是三歲，他母親充其量隻有二十多歲；小皇帝如果是八歲，他母親充其量也隻有三十歲。她們沒有政治經驗，不會理政，隻能靠她們的哥哥、父親乃至祖父。所以，從漢和帝時期開始，東漢就出現了外戚專權的情況。皇帝逐漸長大，開始想要親政，但是他的母親、舅舅、外公都無視他的成長，繼續把他當小孩子看，絕對不放權力。皇帝都是有個性的，也都是受過教育的，隨著年齡增長，就想要從外戚手中奪權。奪權靠誰？母親家靠不住，父親家已經被隔離，而文官一般依附於外戚，甚至可以說，外戚就是文官的首腦。最後皇帝隻有依靠宦官，依靠那些從小陪他吃喝玩樂，陪他長大，陪他學習，甚至已經被他當作好朋友的宦官。皇帝和宦官要奪權，外戚不給，於是就會發生宮廷政變，皇帝得以鏟除外戚。皇帝掌權之後，他繼續依靠宦官，所以就出現了宦官專權的情況。
然而，奪權不久皇帝又死去了，繼位的又是個小皇帝，又變回了外戚專權的局麵。所以東漢循環往複，六個外戚家族先後專權，這在中國曆史上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因此，也就一定有六次鏟除外戚的鬥爭和鬥爭後重新出現的宦官專權局麵。宦官專權以後，許多和外戚有關係的正派人士也受到打擊，後來的“黨錮之禍”就是如此。一直到袁紹進京，才把宦官全部殺掉，但東漢也就亡了。東漢後期，宦官成為皇帝的保護神，有宦官在才有皇帝，如果沒有宦官，皇帝也不複存在。
第二個是唐朝。唐朝的問題出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前期，官員和漢朝的官員一樣，都是“出將入相”的——到外地特別是邊境地區，就成為將領，回到京師，就成為宰相或其他文官。這樣一來，唐朝大臣，特別是邊境的大臣權力就比較大。“安史之亂”爆發後，皇帝意識到原本受信任的安祿山、哥舒翰都是少數民族，其他大臣中雖然有漢人，但也不受信任，於是皇帝派宦官監軍。監軍的權力很大。“安史之亂”爆發之初，安祿山、史思明的軍隊攻打長安的門戶潼關，哥舒翰固守潼關，在前線監軍的宦官逼迫他出擊，才導致哥舒翰戰敗被俘。“安史之亂”後，宦官監軍在唐朝變成了一種慣例。特別是在唐肅宗繼位以後，宦官開始掌握軍權、處理軍機，所以唐朝後期管軍事的樞密使都由宦官擔任。而唐朝最厲害的禦林軍——神策軍也掌控在宦官手中。唐朝宦官此時可以廢立天子，也可以進退宰相。
唐朝有一個著名的官員叫李德裕，他在淮南做節度使的時候，聽說監軍的宦官要回京做樞密使，就送給了他很多的錢財。後來這個宦官沒走成，就要把錢財退回給李德裕。李德裕說：“我們之間是好朋友的關係。我送你禮物，不是因為你要升官，即使你不升官，我們也是好朋友，所以不會收回禮物。”這個宦官很感動。過了若幹年，這個宦官果真去長安做了樞密使，於是才有了李德裕進京做宰相的後文。可見，有時候宦官跟文官的關係也很密切。
第三個就是明朝。無論是漢還是唐，宦官專權都是在國家出現問題的時候發生的。但明朝不是這樣，明朝的宦官是國家機器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已經融入明朝的國家機器了。
我在前麵說過，明朝政治製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雙軌製”，即外廷的文官有什麽衙門，內廷的宦官也一定有相應的衙門。比如，廢除宰相以後，外廷地位最高、權勢最大的是內閣，然後是六部中的吏部尚書；內廷則有司禮監，它可以對應外廷的內閣和吏部。明太祖在位時就已經設立了全套的宦官機構。明朝人以及明史研究人員把明朝的宦官機構稱為“二十四衙門”，即十二監、四司、八局。實際上，除了這二十四衙門以外，還有很多的庫、館等。
明朝的宦官衙門係統極其龐大。內廷第一監是司禮監。司禮監本來不是十二監的第一監，原來的第一監是內官監，後來隨著司禮監權力的擴大，司禮監成了內廷的第一監。其中有掌印太監、提督太監、秉筆太監，而秉筆太監還分第一人、第二人，等等。另外還有提督東廠太監、提督軍營司禮太監。雖然外廷的內閣以票擬來掌握國家大事的處理權，吏部掌管官員的任命，但內閣和吏部的係統加在一起，都不一定能夠和司禮監抗衡。明朝人說司禮監和內閣是“對柄機要”，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遠遠沒有概括司禮監的全部功能。
我們來看看在這種“雙軌製”之下，明朝的國家大事是如何決策的。明朝在形成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的運作模式以後，所有的地方事務都要相應地報告給中央的六部和都察院，然後六部和都察院提出自己的處理意見，由文書房直達禦前。皇帝將這些意見交給內閣處理，內閣根據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和實際情況進行票擬，即用黑筆字代表皇帝進行批示，批完了以後要交回去，皇帝再交給司禮監的宦官批紅。一般來說，對於國家大事，內閣怎麽處理，司禮監就怎麽照抄，但不是作為司禮監來抄，而是代表皇帝用紅筆照抄，抄好了以後把它發到六科，這就是聖旨了。明朝不僅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處理國家大事；還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負責稽查六部百司之事。每一科的掌印長官都給事中僅有七品，而一般的左右給事中都是從七品。這是以七品官來對二品衙門（六部）的事務進行批駁，同時對皇帝的詔令也進行封駁。
皇帝通過司禮監的批紅而下達的詔令分為兩種：一種是處理各種事務的批文，一種是針對不同事情下達的聖旨。無論哪種，都得到六科進行審批。如果六科覺得這些詔令不符合祖宗法度，不符合聖賢道理，尤其是不符合當下形勢，就可以把它們駁回。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下的若幹道手諭都曾被六科駁回，把皇帝氣得要命。明朝的辦事程序就是如此。
很多人以為司禮監和內閣是對抗關係，那就錯了，它們是合作關係，是皇帝的左右手，一隻手票擬，一隻手批紅。而且，明朝永樂至宣德年間，在內廷設立了內書堂，專門教導小宦官讀書識字。後來這些宦官大多進入了司禮監和文書房。至於內書堂的老師，則都出自翰林院，後來不少進入內閣。所以，司禮監的宦官多為大學士們的學生。
很多研究者隻看到明太祖立過鐵牌，規定過宦官不得幹預政務，直到明英宗時王振專權後，鐵牌才不知道哪兒去了。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問題，內書堂培養出來的宦官，就是用來幹政的，那這個鐵牌保得住嗎？
我在《論明代宦官的知識化問題》中專門討論過相關問題。明代司禮監的宦官是有文化的宦官，文化程度甚至不比外廷的文官差。因為他們的老師比外廷文官習舉業時的老師資曆更高，宦官是翰林院的這些官員教出來的。他們跟內閣大學士之間有師生之誼。即使沒有師生之誼，他們在傳統教育的熏陶下，也有共同的理念——他們是共同為明朝服務的，是共同為治國安民服務的。
所以，明朝的司禮監和內閣之間首先是合作關係。當然，各種利益、瓜葛會造成矛盾衝突，不過矛盾不一定發生在宦官和文官之間，而是發生在這一批宦官和文官與另外一批宦官和文官之間。
比如萬曆年間，張居正和宦官馮保的關係好，高拱和宦官李芳、“大俠”邵芳的關係很好，他們間的鬥爭都是有內線、外線的，鬥爭的壁壘有時候並不分明。甚至可以說，明朝外廷的文官要辦事，非得要有內廷的宦官支持不可，否則辦不好。
舉個例子，宣德年間，由於蘇鬆重賦，又發生水災，造成蘇南地區出現很多問題，於是明宣宗派巡撫去解決流民、稅收和地方治安問題。派到應天府的南直隸巡撫是江西吉水人周忱。
周忱在永樂年間進入翰林院，以庶吉士身份學習。他和蘇州知府況鍾一道，把整個蘇鬆地區治理得井井有條，大家都認為他是個人才。有一次他派人把江南的漕糧送到北京去，有官員回來說運漕糧的船遇到風浪翻了，所以漕糧沒了。周忱把日記打開，說：“某年某月某日，萬裏無雲，怎麽來的風浪？”所以騙不到他。但是在後來王振被抄家的時候，有人發現了周忱給王振寫的一封信，自稱“徒孫”，而且王振家裏的地毯全是周忱送的，尺寸大小絲毫不差。既然這樣，該如何評價周忱？
所以在明朝，外廷的文官和內廷的宦官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合作的，他們共同為皇帝、為大明服務。
當然，宦官也有很多不好的影響。他們確實幹了很多壞事，其中有一批人更是臭名昭著。第一個是王振，第二個是創建西廠的汪直，第三個是劉瑾，第四個是最要命的魏忠賢。閹黨就是以魏忠賢為核心和首領建立起來的，他們幹了很多壞事，打擊了很多正派人物，並且以權謀私，為自己的家族謀得了不少利益。
吳晗先生的《朱元璋傳》和丁易先生的《明代特務政治》都突出了明朝的兩個機構：一個是東廠，專門偵緝官員的事務，由宦官統領；另一個則是錦衣衛。
明代的錦衣衛同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但是錦衣衛裏處理刑偵事務的隻是北鎮撫司，是錦衣衛中的一個機構。而北鎮撫司的校尉，又是為東廠服務的。東廠和北鎮撫司、錦衣衛之間，既有係統之間的矛盾，又有結合，更多的時候是合作。東廠的緹騎、校尉，都是從錦衣衛過來的。這兩個衙門對於官員的監督、稽查非常嚴格，如果誰犯了罪就會被直接逮捕，不是下到刑部大獄，而是下到錦衣衛的詔獄（明朝的監獄有多種，有大理寺的監獄，有刑部的監獄，這都是正常的監獄；另外有詔獄，是根據皇帝的詔令而將人逮捕進去的監獄，令人談之色變；後來還有西廠）。人們對明朝宦官控製下的東廠和錦衣衛的北鎮撫司非常痛恨，他們也確實幹了不少壞事。但是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他們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官員，不大針對平民，也沒那麽多時間去針對平民。
所以我是這樣評價明朝的錦衣衛和東廠的：第一，毫無疑問，這是法外之刑；第二，有些時候這又是沒有辦法的，它們是對文官的製約機構。文官也並非都是好人。諺語有雲“天下烏鴉一般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自古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些都是說文官的。錦衣衛和東廠主要對文官進行製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反腐”力量。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國家機器裏又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不過，明朝的宦官會給後人留下這麽不好的印象，還有其他原因：第一，我們所看到的都是文官、士大夫寫的材料，他們對宦官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和歧視；第二，這跟現在的輿論和媒體有關係。比如當代的幾部優秀電影，《新龍門客棧》《龍門飛甲》《錦衣衛》等，都把明朝的宦官塑造成了反派角色，而人們對明朝宦官、錦衣衛、東廠的直觀印象，大多來自這些影視劇。
所以，明朝是否亡於宦官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毫無疑問的是，宦官，特別是魏忠賢必須承擔責任。以他為主體核心的閹黨和東林黨之間的鬥爭把明朝僅剩的一點正義和精神耗費殆盡，而且他還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宦官主宰朝廷。
明朝宦官的參政是全方位的。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其他方麵，宦官的影子無處不在。我們上文說過，司禮監是一個龐大的係統，對應的是外廷的內閣和吏部。而和明朝的兵部乃至戶部對應的機構叫禦馬監，還下設兩個營的軍隊，一個叫勇士營，一個叫四衛營，力量非常強大。地方有鎮守宦官，一般叫鎮守中官，嘉靖時期才收回。所以，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宦官都全方位參政，這也表明，明朝宦官是整個國家機器中的重要構成部分。
但是，明朝宦官的專權卻是可控的。
以司禮監為例，司禮監有掌印太監、提督太監、秉筆太監，但是提督東廠的既不能是掌印太監，也不能是提督太監，還不能是秉筆太監的第一人，而是秉筆太監的第二人。這就形成了一種製約。文書房在編製上是司禮監下屬的機構，但文書房的工作直接對皇帝負責，司禮監的掌印、提督、秉筆太監都無權幹預，這又是一種牽製。
明朝史學家王世貞說，不要看有些明朝的宦官專權得厲害，隻要頭天晚上從會極門遞出一張兩寸寬的紙片，專權的宦官第二天就會身首異處。實際上，都不用兩寸寬的紙片，皇帝隻要兩天不見他，其他宦官就會把他弄死，因為他們是一個一個盯著的。
所以說，明朝的國家機器架構是一種全方位的製衡：以下製上，小官製約大官，然後上下相維；以內製外，宦官也接受十三道監察禦史的監督，也在外廷的監督對象之中，然後內外相製。因此，明朝沒有失控的條件。否則魏忠賢那麽厲害，為什麽崇禎皇帝能夠剛上台就把他打倒？就是因為有全方位的製衡機製。
不過，由於明朝宦官的氣焰十分囂張，人們對宦官危害的感受就非常深。
說到對明朝宦官提出的最尖銳的批評，不得不提明清之際偉大的思想家黃宗羲。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在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中被下獄，自殺了，所以黃宗羲和閹黨有殺父之仇。另外，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是東林黨。所以他對宦官專權有極其深刻的感悟。
黃宗羲寫了一本政治思想類的著作《明夷待訪錄》。其中對於君主製和宦官的批判，幾乎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強音：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訪錄·原君》）
這是黃宗羲對自己所親身經曆的明朝君主的批評，也是對清朝君主的警示。下麵則是他對明朝宦官的批評：
奄宦之禍，曆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幹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明夷待訪錄·奄宦》）
當然，黃宗羲抨擊的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表現，帶有一定的極端性，但他說得不是沒有道理。
入清之後，黃宗羲也是前明遺老。經常有人說清朝黑明朝，實際上，真正黑明朝的是明朝人自己。從明憲宗成化年間開始，明朝進入多元化時代，社會輿論逐漸開放，各種娛樂活動也隨之而出。明朝的戲曲和小說常常描寫當朝人，比如嚴嵩還未倒台的時候，就有戲曲在演“打嚴嵩”；海瑞還在世的時候，就有人開始編造海瑞和嚴嵩鬥爭的故事。其實這完全是“關公戰秦瓊”，海瑞到北京做主事的時候，嚴嵩已經罷官回家了，兩人根本沒有交集。明朝人經常如此。
吳晗先生的《朱元璋傳》對明太祖和明朝的“文字獄”的批判非常多，但是他用的很多材料都引自祝允明（祝枝山）的《野記》。祝允明這本書不僅名為“野記”，內容也都是道聽途說而來的，有點像今天的微信朋友圈，裏麵的內容不能說全是假的，但是會有添油加醋的成分。明朝人對明朝的這種黑是他們的一個特點，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個性，到了明朝後期更是如此。
萬曆後期，朋黨形成。齊、楚、浙、昆、宣諸黨，與東林黨人相互攻伐。天啟後期，以魏忠賢為核心的閹黨形成。宦官專權的危害的確很大，國家大事他們通通不管，把全部精力都用來黨同伐異，造成了大量的冤獄。但是，我特別要說的是，明朝文官對於明朝的滅亡也難辭其咎。
正德年間，宦官劉瑾十分活躍，以他為首的八個宦官被外廷的文官斥為“八虎”。正德皇帝十五歲繼位，他不喜歡老師，不喜歡讀書，最喜歡的就是打架鬥毆。他喜愛文藝，是一個戲曲愛好者，他甚至可能成為一個好演員，但唯獨不是一個好皇帝。內閣、六部的士大夫們覺得皇帝這樣下去不行，於是不斷警告正德皇帝，提醒他說：“你要和我們接近，不要和那些宦官接近。”正德皇帝陡然說：“先生們，難道天下事都是宦官敗壞的嗎？十個文官中，好人才有三四個，壞人倒有六七個，這不用我說，先生們也知道。”弄得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目瞪口呆。
正德皇帝說得並不錯。崇禎皇帝繼位後，當機立斷，鏟除了以魏忠賢為核心的閹黨中的宦官，以及依附魏忠賢並構成閹黨的浙黨、楚黨、齊黨、宣黨、昆黨等，贏得一片喝彩。但過了不久，形勢就發生了變化。崇禎皇帝斥退宦官之後起用文官，而且用的都是輿論評價極高的文官，如錢龍錫等。但是，文官辦不了事，沒有擔當，繼續黨同伐異。東林黨和其他派係的鬥爭，一直延續到南明的弘光政權。甚至到桂王政權時，他們還在繼續鬧。
晚明的一個極大的問題是，幾乎所有人都在意氣用事，沒有方寸，沒有規矩，更沒有是非。所以我在《“山人”與晚明政局》一文中指出：“廟堂已無是非，以江湖之是非左右之；而江湖之是非實為意氣。朝廷已無主張，以輿論之主張左右之；而輿論之主張實為遊戲。”
崇禎皇帝看到文官中有擔當、有才幹的人很少，畏事的人比較多，又開始慢慢地任用宦官了。有人向崇禎皇帝提意見：“皇上，你初政的時候貶斥宦官，現在為什麽又開始用宦官了？”崇禎皇帝說了一句讓文官瞠目結舌的話：“你們沒有看到我用文官嗎？用文官的時候，你們又辦成了什麽事？如果文官能幹，文官能辦事，我犯得著用宦官嗎？”文官無言可對。崇禎年間，很多時候都是宦官監軍辦壞了事。可人們往往沒有看到的是，正是因為文官的無能和無所作為，才造成了崇禎皇帝派宦官監軍的結果。
崇禎十年（1637）左右，浙江著名的文官集團領袖倪元璐向崇禎皇帝推薦一個老頭兒，鬆江人陳繼儒。倪元璐說，如果能夠把陳繼儒請來，朝廷的事有可能辦好。實際上這個時候陳繼儒已經死了。到這個時候，人們才想起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兒，指望他來改變國家的命運，滿朝文武都幹什麽去了？
明朝可以說是文官集團意氣風發的時代。明太祖曾經有意識培養明代士大夫的氣節。有一個姓蕭的禦史得罪了明太祖，明太祖準備讓人把他推出午門殺了。在推去午門的過程中，明太祖又覺得，此人不過是語言衝撞了自己，也沒有幹什麽壞事，如果把他殺了，好像處置太過，顯得自己太意氣用事，所以立即讓錦衣衛把他押回來。蕭禦史回到大殿，明太祖說：“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誤？”蕭禦史說：“我沒犯錯誤，是皇上您犯了錯誤，所以我跟您提出來。”明太祖一看，哪有這麽認死理的人，說：“繼續，推出去殺了！”路過翰林院的時候，蕭禦史高聲喊：“今天值班的是誰？你記下來，皇上無緣無故殺死了禦史蕭某某！”
明朝就形成了這種很有意思的風氣：士大夫向皇帝提意見，皇帝要對他進行懲罰——或者是責罵，或者是廷杖，或者是罷官。但是士大夫受廷杖或者被罷官以後，出了皇宮，出了北京，聲譽就更高了，大家都更加欽佩他。
明朝出過一個“四鐵禦史”馮恩。所謂“四鐵”，是說他的膝、口、膽、骨都像是鐵鑄的，絕不屈服。馮恩是王陽明招收的最後一個弟子。當時王陽明在廣西，朝廷派馮恩去慰問，他因此成為王陽明的弟子。後來他成為“四鐵禦史”，極了不起。
中國曆代文官中湧現出了許多偉大人物，數不勝數。“唐宋八大家”都是文官。蘇洵曾經屢次落第，他跟別人說：“考進士真是難，比上天還要難，比如我就考不上。”但是他有驕傲的資本，他又說：“考進士真是容易啊，像摘路邊小草一樣容易，比如我的兩個兒子都考上了。”說到文官裏的偉大人物，也不能不說文天祥，他維係了中華民族的一線正氣。到了明朝，內閣初起的時候，“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都是很偉大的文官。正德年間，中央有楊廷和，地方有王陽明。萬曆年間，又有張居正這麽有擔當、有才幹的偉大文官。
但我還是認為，相對於宦官，文官對明朝滅亡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因為國家主要還是由文官在治理。中國古代有一種說法：“治國為安民，安民在治吏。”治國的目的是安民，安民要靠文官。
宋元明清時期，知府、知州、知縣都被稱為“親民官”。他們和底層民眾接觸最多，最了解底層民眾的呼聲，也最了解國家政策，知道什麽樣的政策是民眾需要的。他們的優劣、好壞，直接決定民眾的福祉、地方的安定，所以王陽明提出：“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
為了維護好親民官，曆代朝廷采取了多種措施。吏部的重要工作是選拔官員，都察院的重要工作是監察官員，國家的製度很多都是為了澄清吏治而設置的。吏治好，政權就穩定，民眾就安居樂業；如果吏治出現問題，整個社會都會出現問題。而文官正是吏治的主要構成部分。
明朝的文官一方麵為國家治理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麵又在為自己謀利益，而且常常貪心不足。
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崇禎皇帝“責臣罪己”：
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悃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遞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殃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撲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網念工。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於閭裏，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幹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著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祗天意。（《明季北略》）
從上到下，所有層級的官員、吏員，所有的貴族、鄉紳，被崇禎皇帝數落了個遍。誰說皇帝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他什麽都知道，但積習已深，身為皇帝也一點兒辦法都沒有。
讀者朋友們可以體會這兩句話：“出仕專為身謀”，出來做官就是為自身做打算；“居官有同貿易”，任職以後，就像在生意場上做生意。這兩句話把當時的官場麵貌全部揭示了出來。
金庸的小說《鹿鼎記》很有意思，它揭露了中國古代官場的潛規則，其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千裏為官隻為財。”這句話可以說是明朝文官的一種畫像，也是中國曆代文官的一種畫像。
當然，回過頭來說，明朝的文官如果不貪汙受賄，經濟上就會非常困難。明朝堅持以農業立國，以農業稅作為主體稅，所以在“三餉加派”之前的兩百多年間，稅收不僅沒有增加，反倒減少。因此，明朝的官員兩百多年都沒有漲過薪水，不但不漲，朝廷還通過“折色”等方式，變相降低官員收入，這要人家怎麽活？所以很多官員都去經商、兼並土地了，當然，更多的官員直接選擇了貪汙受賄。
明朝官場風氣的敗壞，一方麵是官員自身道德喪失，另一方麵也跟朝廷沒有很好地解決官員的生計問題有關。特別是明末，確實也有能為百姓、為朝廷謀利的文官，但是他們一旦卷入黨爭，人性就都變了。就像有些人，可能平常和我們是很好的朋友，看著很不錯，但是一旦他們用化名在網絡上發表意見，簡直認不出來了，仿佛變了一個人。這就叫“風尚所致，賢者不免”。
明朝的文官到後來已經變質了。隨著黨爭越來越激烈，隨著他們對朝廷越來越失望，整個官場的文官也在破罐子破摔。不能否認這個時期仍然有很多偉大的文官，比如孫承宗、袁崇煥、史可法等，他們都是文官的優秀代表。但是從整個官場上來說，隨著時代的推移，明朝從萬曆時期進入崇禎時期，眼看著農民軍越來越壯大、清軍頻頻入關，文官集團的主流趨勢變成了放棄明朝政權，因為明朝已經無法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需要尋找新的主人，以維護並擴大自己的利益。
在李自成建立大順、向北京進發的過程中，明朝的文官紛紛投靠李自成；在多爾袞率軍進入北京的時候，明朝的文官又紛紛投靠大清。所以說，明朝的亡國和文官的主流群體放棄明朝有直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