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之亡是亡於萬曆還是亡於崇禎？

通常講明史，都是按時間順序：先是太祖、成祖，然後仁宗、宣宗，接著英宗……然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明朝為什麽滅亡”這個問題更感興趣。

很多年輕的“明粉”對漢人建立的最後一個皇朝有比較深厚的感情，他們覺得，這麽好的明朝，為什麽說亡就亡了？

還有一些朋友勉強屬於“明黑”，他們覺得明朝的問題太多：文官有問題，武官有問題，皇帝有問題，宦官有問題，到處都是問題。有些人甚至認為，明朝不亡，哪裏有清朝那麽大的疆域？它真應該亡，不亡都沒有天理。

但是，無論是“明粉”還是“明黑”，大家都很關心“明朝為何會亡”這個問題。基於這個原因，在這本書裏我們不按時間順序講明史，而是討論“明朝為何會亡”的問題。

那麽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明朝之亡，是亡於萬曆還是亡於崇禎？

答案似乎非常明顯，明朝就是在崇禎皇帝在位時期亡的，怎麽又亡於萬曆皇帝了？實際上，從曆史進程的角度來看，明朝的滅亡有一個過程；而從個人作用的角度來看，到底是崇禎皇帝的責任更大，還是萬曆皇帝的責任更大，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清朝所修的《明史》中有一句著名的話：“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不僅僅是清朝人的看法，更是明朝遺老遺少們的看法。甚至在萬曆後期，有識之士就已經普遍對明朝的前途感到擔憂了。這就是我們首先要討論明朝是亡於萬曆還是亡於崇禎的原因。

說到崇禎皇帝，坦率地說，我對他抱有諸多同情，因為他是明朝曆史上最具有悲劇性的三位帝王之一。

這三位悲劇性帝王都是誰呢？

第一位是明代宗朱祁鈺。“土木之變”中，朱祁鈺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鎮被蒙古瓦剌部俘虜，作為監國的朱祁鈺臨危受命，做了皇帝。當然，起初於謙等人向孫太後報告，要推舉他做皇帝時，朱祁鈺死活不肯，說哥哥還在瓦剌人手上，當務之急是救人，他怎麽能做皇帝呢？於謙引用孟子的一番話，打消了他的顧慮：“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朱祁鈺見推托不過，這才做了皇帝。

原先，朱祁鈺和哥哥朱祁鎮兄弟二人關係極好、感情極深，所以盡管朱祁鈺到了就藩（到外地做藩王）的年齡，朱祁鎮仍然把他留在京城。

但是，人性、人心是會發生變化的。因為哥哥還健在，弟弟開始是死活不肯接哥哥的位的。但是當坐上了皇位以後，弟弟又死活不肯下來了。弟弟不但不肯下來，還把被瓦剌人放回來的哥哥幽禁在南池子，把已經被立為太子的哥哥的兒子廢掉，然後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但是，悲慘的是，被自己立為皇太子的兒子，竟然一年以後就死了，而被廢的哥哥的兒子竟然茁壯成長。這一陰影，特別是其中暗含的宿命論的心理暗示，是十分可怕的。朱祁鈺一直被這個心理暗示籠罩，導致身體每況愈下，在朱祁鎮通過“奪門之變”重新做了皇帝之後，朱祁鈺不久也就死了。

出於同情，我對朱祁鈺這位悲劇性皇帝的評價是來時帶來一片亮星，走時不留一抹塵土。這種評價當然過高，但我的意思隻是朱祁鈺作為監國、作為皇帝，一出場就開啟了“再造大明”的曆程，在於謙等人的輔助下，化解了“土木之變”給明朝帶來的危機，並且采取各種措施，緩解了國內的各種矛盾；而隨著英宗的“奪門之變”，朱祁鈺從此幾乎消失在明朝人的記憶之中。但不論怎樣，從朱祁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性變化的例子。

第二位是崇禎皇帝的父親——明光宗朱常洛。明朝黨爭的第一個直接起因“國本之爭”，就是因為他的事引發的，雖然他一直在刻意避免介入所有的“爭”。朱常洛爭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被立為太子，結果在太子位上一熬又熬了二十年，最後好不容易做了皇帝，竟然不到一個月就死了。我有時在想，如果身為父親的明神宗朱翊鈞多活兩個月，或者朱常洛少活兩個月，明朝不就沒有這個光宗了嗎？命運真是折騰人，也折騰明朝。

崇禎皇帝朱由檢可以說是明朝的第三位悲劇性皇帝。

很多人都覺得，清朝人動不動就抹黑明朝，但我認為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不但康熙皇帝評價明太祖朱元璋“治隆唐宋”，而且清人編修的《明史》也說明太宗朱棣“遠邁漢唐”（《明史·成祖本紀》）。而對崇禎皇帝，《明史》的評價也是非常高的。我們看看《明史·莊烈帝本紀》的讚語：

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

這是清朝對崇禎皇帝的評價。

初繼位的時候，崇禎皇帝朱由檢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如果放在當下，他還是一個高中生。他幾乎不認識所有的文官武將，也沒有處理過任何政務，但他竟然能夠當機立斷，迅速鏟除以魏忠賢為核心的閹黨，召回被閹黨貶斥到各地的以東林黨人為主體的、被輿論稱道的官員，並收回在各地任職的宦官，這是何等的果決、何等的氣魄。鏟除閹黨、起用“東林”、收回“閹豎”，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繼位之後的“三把火”。如《明史》所說，正是這三把火，讓人們看到了明朝複興的希望，“天下想望治平”。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明朝內外都麵臨著嚴峻的問題：朝臣的門戶相爭並沒有平息，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持續著；疆場上的將士不是厭戰，就是不聽使喚；還有讓人感到絕望的連年災荒和隨之而來的由陝北民變引發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無法被平息，並且迅速集結為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起義軍。當然，更為嚴峻的問題是清兵在關外咄咄逼人的攻勢。

麵臨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崇禎皇帝能怎麽辦？他難免會舉措失當。這其實是個惡性循環，形勢越惡化，人心中越著急；人心中越著急，舉措越失當；舉措越失當，形勢越惡化。

所以，《明史》對崇禎皇帝的評價應該說是非常公允、客觀的。不但《明史》這樣評論，就連李自成在進入北京之前發布的檄文裏都說“君非甚暗”。這就是說，崇禎皇帝並不昏庸，而是實實在在無法挽回這個時局。計六奇《明季北略》摘錄了李自成的檄文：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營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思；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在中國曆史上，像崇禎這樣的皇帝不止一個，但是像崇禎這樣能夠不斷地檢討自己，不斷地反思，又不斷地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卻並不是太多。

不少朋友和我說，崇禎皇帝朱由檢大概是中國曆史上下“罪己詔”最多的皇帝。“罪己詔”這三個字很特別，它是詔令，更是向天下公布的自我檢討。具體地說，“罪己詔”是皇帝進行自我批評、給自己定罪，並且希望取得全體民眾和天地神靈諒解的一種公文。

在古史傳說中，堯、舜、禹在統治天下的時候，每當遇到自然災害，就要向天地、民眾做檢討。在我看過的史料裏，最典範的“罪己詔”應該屬於漢武帝。偉大的漢武帝為漢朝開邊拓土，建功立業，為中華民族做出了那麽大的貢獻，竟然也下過“罪己詔”。他所下的“罪己詔”叫“輪台罪己詔”。不過，這個事情前些年在學術界有爭論，辛德勇教授認為漢武帝悔過罪己是野史上的一種不真實的記載，這一觀點在史學界引起了很大範圍的討論。但是，主流研究仍然認同漢武帝確實曾低下高貴的頭，西漢的政策也由此發生了變化。在我看到的材料中，南宋皇帝下的“罪己詔”是最多的。這沒有辦法，前有金朝咄咄逼人，後有蒙古磨刀霍霍，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南宋政權都處在風雨飄搖中。南宋的君主希望通過不斷下“罪己詔”的方式來得到民眾的理解，與他們共渡難關。

當然，如果論個人，中國有史以來下“罪己詔”最多的君主，莫過於崇禎皇帝朱由檢。我看到的材料是三次，但是有很多朋友說有五次或者六次。

我先來說說三次可以證實的“罪己詔”，這三次“罪己詔”幾乎可以展示明朝滅亡的過程。

第一次“罪己詔”發布於崇禎八年（1635）十月。

崇禎皇帝下這道“罪己詔”，是由於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及其他農民起義軍分路攻打了鳳陽。有些史料說起義軍們曾經開過一個會，宗旨是號召各路農民軍協同作戰，共同粉碎明軍的圍剿。這次會議被稱為“滎陽大會”，起義軍們在會上做出了攻打鳳陽的決策。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也是他的祖陵所在。不僅如此，明朝建立之後，雖然定都南京，但朱元璋一直認為此舉乃迫不得已。他既不滿意把南京這個六朝粉黛之地作為國都，又不忍心勞動民力另外建都，所以一度想學元朝的樣子，把鳳陽建成中都；他又按皇家規製，重新修繕父親、祖父的陵墓，使之成為明朝的祖陵。現在鳳陽發掘出的明朝宮殿遺址，規模幾乎和南京的一樣宏大。崇禎八年正月元宵日，各股農民軍從各個不同的方向向鳳陽進發，擊潰了守護陵園的明軍，摧毀了陵墓，燒毀了宮殿，這就相當於動搖了明朝的根基。《明季北略》用帶有文學色彩的描述記載了當時的情形：

賊自汝寧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偽為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鬻錦帨、椒棗，或為僧道、乞兒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鹹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雞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紮，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燒享殿，燔鬆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於堂下，死之。殺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裏。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

這件事情對明朝，特別是對明朝最高統治者的打擊和震動極大。崇禎皇帝聞訊，素服而哭，齋居武英便殿，減膳撤樂，青袍視事，又遣官告於太廟，殺漕運都禦史楊一鵬，勒令地方官員六個月之內剿滅“群賊”。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賊”不但沒有被剿滅掉，“賊勢”還越來越大。

值得一提的是，幾年之後，李自成成了氣候，明朝也幹了同樣的事情：米脂縣的知縣邊大綬，在總督汪喬年的授意之下，把李自成在老家米脂縣的祖墳給挖了。相互挖祖陵、挖祖墳，意味著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隨著國內農民軍的力量發展壯大，崇禎皇帝迫不得已，下了第一道“罪己詔”。這道“罪己詔”情真意切，說自己繼位八年以來，雖然做了一些事，但是很多事情沒做好，內則讓賊寇折騰了七年，不但迄未被剿滅，還摧毀了皇陵；外則讓後金三次越邊牆而入，兵臨京師。每每夜半驚醒，自己都深感愧對列祖列宗，決心要奮發圖強，振作起來，剿滅流寇。

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調勍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亦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明季北略》）

第二次“罪己詔”發布於崇禎十五年（1642）十月。此時不僅張獻忠、李自成的起義軍“死灰複燃”，清兵更是從多路破關而入，從長城的各個關隘進入華北平原，對明朝的統治給予了極大打擊。就連身居北京城內的官民，也是“一夜三驚”。

這是明朝滅亡的又一個關鍵點，當時的明朝軍隊在和清兵的對抗中隻能挨打，而清兵想什麽時候入關，就可以什麽時候入關。在這種情況下，崇禎皇帝發了第二道“罪己詔”。

人們都說長城偉大，但偉大的長城是擋不住強敵的。清朝的康熙皇帝認為，前朝建築長城，並不能解決邊患，就像明朝的長城無法阻擋清軍入關，因此“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清實錄》）。從北邊防線來說，清朝比明朝做得更好的原因，是它團結了蒙古。清朝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比較成功，當然，這和滿族與蒙古族、藏族在宗教信仰、民族習性上更接近有關，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明朝則沒有這種優勢。

第三次“罪己詔”發布於崇禎十六年（1643）二月。這個時候李自成已經建國並定國號為“大順”了。他的大順軍奪取了平陽、太原，正浩浩****地向京師進發。這是明朝滅亡的第三個轉折點。

崇禎皇帝召集重臣，說是要禦駕親征。當然，崇禎皇帝也不過是做出姿態而已，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崇禎真的禦駕親征，不但於事無補，更是羊入虎口。大臣們紛紛勸阻，表示這事兒不需要皇上禦駕親征，由大臣出征就可以了。大學士李建泰主動請纓，代替皇帝前去抵禦李自成。此時崇禎皇帝已感到大勢將去，下了第三次“罪己詔”。這道“罪己詔”嚴格說起來是崇禎皇帝亡國前發布的最後一道詔書。

通過崇禎皇帝發布的三次“罪己詔”，我們可以看到明朝傾覆的三個節點。

第一次，國內的農民起義軍不但無法被鎮壓，而且勢力越來越大，甚至摧毀了鳳陽的明朝祖陵。

第二次，邊外的清兵大舉越過邊牆，深入河北、山東，甚至京津一帶，明清戰爭徹底易勢。明朝雖然是被李自成推翻的，但即便沒有李自成，按這種趨勢發展，清朝取代明朝也隻是時間問題。

第三次，李自成的大順軍正從山西浩浩****地向京城進發，明朝不日就要滅亡了。

有很多人說崇禎皇帝還下過另外三道“罪己詔”：第一道在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第二道在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或者六月，第三道在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但這三道“罪己詔”其實都不能算數。

先說最後一道發布在煤山的疑似“罪己詔”，那不是“罪己詔”，而是遺詔。張岱的《石匱書後集》記載了這件事：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上禦前殿，鳴鍾集百官，無一至者；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太監王之俊（王承恩）跪帝膝前，引帶扼脰同死。上披發，禦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薄城三次，逆賊直逼京師，是皆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於地下，將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毋傷我百姓一人。”

可見，這道詔書是寫給農民軍看的，而不是給他的文武大臣或者天下百姓看的，所以它是一道遺詔，而不是“罪己詔”。

另外一道詔書是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發布的，它並不是大家所說的崇禎皇帝的“罪己詔”，而是“責眾臣罪己”。當時天象發生了變化，而且明朝內外的憂患非常多，崇禎皇帝憂心忡忡，命令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都禦史以及各部官員自省並做出檢討，所以這段文字叫作“聖諭責臣罪己”。“責臣罪己”就是讓大臣們做自我檢討。所以說，這一道詔書不是君主的“罪己詔”，而是皇帝在責令大臣們“罪己”。

有些人見到“罪己”二字，就以為是崇禎皇帝的“罪己詔”，實則不然。

有一些傳言說還有一道“罪己詔”，是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或者六月，因為全國形勢岌岌可危而發布的，但我沒有找到任何相關史料。

做曆史的人，應該堅守的原則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這個原則是胡適先生提出的。有一次，我到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做學術講座，獲贈了一個茶杯，茶杯上就有這句話。我們說崇禎皇帝發布過三道“罪己詔”，這是有確切材料可以證實的。而另外的三道，一道是給農民軍的遺詔，一道是讓群臣責己的詔書，還有一道我沒看到過相關史料。

崇禎皇帝的“罪己詔”展示了明朝滅亡的軌跡。明朝之亡，亡於崇禎時代，這是毫無疑問的。

崇禎皇帝以十七八歲的年齡繼承皇位，在位期間勵精圖治、殫精竭慮。可惜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明朝還是亡了。

很多朋友問我，崇禎皇帝還有那麽多的軍隊，還有那麽多擁護他的人，為什麽不像當年宋高宗趙構那樣向南跑，跑到南京去？

事實上，崇禎皇帝對於繼續生存下去已經完全喪失信心——他對自己喪失信心，對群臣喪失信心，對大明也已經喪失信心。

崇禎皇帝認為，北京都待不下去，跑到南京又能幹什麽呢？即便跑到南京，不還是要依靠這些人嗎？這些人已經被證明是靠不住的，所以崇禎皇帝說“君非亡國之君，而事皆亡國之事”“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皆亡國之臣”。無論這是原話，還是別人根據他的想法說出來的，都是這個意思。李遜之在《崇禎朝野紀》、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記載的是：“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鄒漪在《明季遺聞》中記載的是：“朕本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明史·李建泰傳》中記載的則是：“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

這些話的意思是一樣的：大明之亡，除了朕無辜之外，文武大臣都應該承擔責任。所以，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在遺詔中表示農民軍可以殺盡文武大臣，但是不要殺百姓。這封遺詔傳播開來以後，很多南明遺老非常感動，他們覺得有君如此，亦複何求？

就像前麵我講過的，崇禎皇帝是個非常具有悲劇性的人物，在清朝所修《明史·莊烈帝本紀》的讚語中，也指出當時的局勢是大廈已傾，他無力回天。這種無力回天的狀況是明朝的統治者長期惰政造成的，其中最不可推卸責任的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所以人們又普遍認為，明朝之亡的主要責任不在崇禎皇帝身上，萬曆皇帝應負的責任更大。

萬曆皇帝朱翊鈞的惰政與愛財，與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勵精圖治、殫精竭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戲劇性的是，萬曆皇帝偏偏又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曆史的樂趣不僅在於它的規律性、必然性，更在於它的偶然性、不確定性。

正如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百年的王朝，但是很難有千年的王朝。五代十國時期，吳越王錢鏐修築王宮，有術士勸他把西湖填掉，然後建造更大的王宮，以此保政權千年不倒。錢鏐很有智慧，他說：“曆史上隻有百年的王朝，哪裏見過千年的王朝？何況百年以後，中原難道沒有王者出現嗎？如果有王者出現，我們就要歸附。”這是一種趨勢，一種必然性。

明朝什麽時候亡，亡在哪個皇帝的任內，因什麽而亡，某個皇帝的在位時間有多長，這些問題都帶有偶然性、不確定性。明朝的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是勵精圖治的，他做了三十一年皇帝；明成祖朱棣是開疆拓土的，他做了二十二年皇帝。而惰政而又貪財的明神宗朱翊鈞，在皇位上竟然坐了四十八年之久。但他們的兒子又都短壽：朱元璋的太子朱標沒有等到繼位就死了；朱棣的太子朱高熾監國二十多年，等到父親死後，他繼位不到一年就死了；朱翊鈞的兒子朱常洛做皇帝沒做滿一個月就死了。這又是一種偶然性。

萬曆三十年（1602），萬曆皇帝曾經得過一次重病。此時的明朝，正在發生一件大事。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開始，萬曆皇帝向全國各地派出宦官，稱“礦監稅使”——到各處挖礦的宦官，叫“礦監”；到各地增加稅收，稅外加稅的宦官，叫“稅使”。礦監稅使到各地之後，就算明明沒有發現礦，但隻要看到哪一家人富裕，就說別人家的房子、墳地、田地下麵有礦，要在此處開礦。為了避免家破人亡，人們就得繳納罰款，繳納礦銀。可見這完全是敲詐勒索。

礦監稅使引發了全國各地無數民眾的反抗：臨清是運河邊上一座繁榮的碼頭城市，南來北往的商船很多，在明朝的多個鈔關裏麵，其收得的稅款位居前列，這裏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暴亂；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中國當時最繁榮的地方，但這裏同樣發生了手工業工人和業主的鬧事；反抗得尤其厲害的是湖北地區，武昌、漢陽、承天、襄陽、荊州等地到處都在鬧事，給明朝的統治造成了嚴重影響。大學士、六部尚書以及言官不斷上疏，要求廢除礦監稅使。

萬曆三十年（1602）的一天，病重的皇帝把大學士沈一貫等人召到仁德門外，然後讓首輔沈一貫一人進仁德門，到皇帝所在的啟祥宮（又名“太極宮”，位於皇帝寢宮乾清宮的西側）後殿西暖閣。沈一貫進入暖閣，隻見皇帝先是躺在**，然後坐在地上，接著突然站起來，說：“我快要死了，在此之前我滿足你們的要求，收回全部礦監稅使。”

沈一貫非常高興。一出仁德門，大家就問他：“皇上有什麽指示？”沈一貫說：“皇上病得很重。”見到大家神色凝重，沈一貫又說：“皇上答應收回全國各地的礦監稅使了。”

眾人一聽，激動得歡呼“萬歲”，回到內閣就開始起草收回全國各地全部礦監稅使的文書，高興了一個晚上。

誰知第二天早上，皇上的病突然好了，還派宦官到內閣來索取一件東西——剛剛擬好的“收回礦監稅使”的詔旨。大學士們不給，來的宦官就越來越多，最後竟然來了二十多個宦官搶聖旨，把大學士的頭都打破了，詔旨也搶回去了。萬曆皇帝另外下了一道詔旨，宣布一切照舊，不收回礦監稅使。

經過萬曆三十年（1602）的這場鬧劇以後，萬曆皇帝竟然又活了近二十年，這二十年不能不說是大明的悲劇。中國曆史上的皇朝常常是這樣，隻要這個皇帝還健在，他要折騰，你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中國農民的智慧》，講了一個類似的故事。王安石變法期間，官府發放的青苗錢，理論上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為了避免貧苦農民向高利貸者借高利貸，由國家發放的貸款。但是這個舉措後來變味了，變成按戶等來發放青苗錢。一般而言，宋朝的大地主是一等戶，中小地主是二、三等戶，自耕農算是四等戶，佃戶等可以算是五等戶了。按理說，最希望得到政府支持的應該是下等戶，但宋朝政府的規定恰恰相反，戶等越高、越有錢的人，能得到的青苗錢就越多，這樣做的目的是從他們手中收取更多的利息。如此一來，富裕的上等戶乃至中等戶不願借青苗錢。可利息是必須繳的，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實施“青苗法”就成了變相征收財產稅。而下等戶借貸則十分踴躍，踴躍得令人吃驚。但是，他們借貸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消費。蘇軾記載，他路過某地，發現那個地方並不繁華，但是酒樓、茶館、賭場幾乎座無虛席。蘇軾奇怪，問怎麽回事。別人告訴他，這兩天衙門正在發放青苗錢，大家領到青苗錢後，都會全部消費掉。蘇軾問：“那以後怎麽還呢？”人們回答說：“命有一條，錢是沒有的。”可見，麵對官府的敲詐勒索，百姓是能拖就拖，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等到皇帝、太後萬歲節的時候，官府會赦免欠款；等到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繼位的時候更會大赦天下，官府的債務就一筆勾銷了。

但是，萬曆皇帝活的時間委實太長了，長得令別人難以承受，而且隻要他在位一天，他就堅持不撤礦監稅使。

應該說，萬曆皇帝繼位後的前十年，明朝的氣象還是令人振奮的。經過張居正改革，在北邊，明朝和蒙古的問題解決了；在東北，明朝和女真的問題正在解決；在內地，各種民變也正在平息。尤其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進行土地清丈，給明朝的財政帶來了很大的意外之喜。所以，《明史·神宗本紀》在讚語裏對這一段曆史進行了高度的評價：“神宗衝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但是這種形勢是張居正改革帶來的，張居正去世後，問題就出現了。《明史·神宗本紀》接著說：“繼乃因循牽製，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湣，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張居正去世之後不久，萬曆皇帝就開始和母親鬥氣。他的母親李太後是個奇女子。在她的丈夫明穆宗去世後，隻有二十六歲的她成為太後。李太後信任司禮監太監馮保和內閣首輔張居正，三人形成了一個“鐵三角”。他們在輔佐萬曆皇帝的同時，當然也嚴厲教育和管製著這個少年皇帝。後來張居正死了，萬曆皇帝也成年了，他的最愛是鄭貴妃。但母親李太後不但不讓鄭貴妃取代皇後，也堅決不讓鄭貴妃的兒子做太子，“國本之爭”由此而起。為這件事，萬曆皇帝不但和母親鬥氣，也和滿朝官員鬥氣，因為他們都不讚成立鄭貴妃的兒子為太子。萬曆皇帝向各地派出礦監稅使，固然是為自己斂財，但從很大程度上說，斂財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補貼鄭貴妃和她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如果有對這段曆史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讀讀我的《萬曆興亡錄》。

前麵我們講過，“明朝之亡，亡於神宗”的說法來自《明史·神宗本紀》中的讚語，這不是清朝抹黑明朝的明證，而是明朝遺老共同的認識。

如果去讀一讀《明神宗實錄》中這段時間大臣們、言官們的上疏就可以發現，那時人們已經指出，萬曆皇帝如果再這樣折騰下去，必然走上財政赤字、國庫空虛、兵無糧餉、將扣軍餉的亡國之道。而且，明朝的藩王又特別多子，國庫每年要給他們發俸祿，導致國家財政更加困難。所以大學士和戶部尚書談到國家的財政困難的時候，才會相對而泣。

我們之後要具體說萬曆年間的各種問題，這裏先談萬曆皇帝個人。張居正在世時，明朝可以說是逐漸振作了起來。但是，這既是明朝振作的過程，也是萬曆皇帝對張居正逐漸積累恨意的過程。萬曆皇帝受到一貫的傳統教育，認為“朕即天子，禮樂征伐由天子出”。但是，現在大明皇朝不是天子做主，而是張先生在做主；而張先生之所以能做主，是因為李太後的支持。李太後、馮保和張居正形成了一個“鐵三角”，雖然“鐵三角”治理國家治理得非常好，但他們同時也對萬曆皇帝進行著壓製，幾乎無視這個皇帝正在長大的事實。

史書中有一個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情節：張居正教萬曆皇帝讀書，萬曆皇帝按要求背誦，背誦到一個地方，張居正高聲嗬斥：“錯！”把萬曆皇帝嚇得要命，不敢吭聲。這種事情一次就夠了，何況經常發生。所以張居正一死，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皇帝鬆了一口氣，是因為三座大山倒了一座；李太後也鬆了一點兒小氣，其實她也覺得張居正管得太嚴厲了。

於是明朝繼續沿著正德、嘉靖、隆慶以來的，我稱之為“多元化”的道路行進，社會逐漸自由開放。但多元化到了極致，就很容易走向渙散。人們都在享受生活，享受到極致便是“酒色財氣”，而萬曆皇帝也融入了這種氛圍，由此形成了最高統治者和社會群體互動的“酒色財氣”。萬曆十七年（1589），有一個七品官叫雒於仁，原本是一個地方的知縣，後來他到北京做大理寺評事，來了一年，沒有見過一次皇帝，他就到處打聽皇帝在幹什麽。其實，不需要打聽，人們都在口耳相傳皇帝的所作所為。於是，雒於仁向萬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意思是說：“天下人都在傳，說是皇上得了四種病——酒、色、財、氣。第一是酒。皇上不但喜歡喝酒，而且經常是‘盡達旦之歡’。第二是色。皇上不但寵愛鄭貴妃，還喜歡那些長得標致的小太監，這就有點喜歡男色了。第三是財。皇上要求宦官向自己行賄進貢，有進貢就高興，沒有進貢就懲罰。最後是氣。皇上還愛生氣，為了各種小事，比如宮女、財富，氣得要命。”雒於仁繼續說：“天下沒有任何郎中可以給皇上您治病，能治皇上病的，隻有我。”

萬曆皇帝看到奏疏後，氣得要命，把內閣首輔申時行等人召來，指著雒於仁的奏疏，說：“你們看看，這樣一個小官，無君無父之徒，竟然如此侮辱朕，你們管還是不管？”

申時行老奸巨猾，說：“皇上，這個我們不能看。否則傳了出去，天下人就都知道皇上有哪些毛病了。”

萬曆皇帝說：“難道就這樣算了，不治他的罪嗎？”

申時行說：“治罪也不好。治罪要有罪狀，可如果公開他的罪狀，肯定會具體涉及罵了皇上的事情，這些事都是不好說的啊！”

萬曆皇帝說：“那怎麽辦？”

申時行說：“讓他自己寫個辭職報告。”

萬曆皇帝說：“隻能這樣嗎？”

申時行說：“這是最好的辦法。”

最後，雒於仁打了一張辭職報告，退休了。萬曆皇帝繼續他的酒色財氣，而內外形勢也在他的酒色財氣中繼續惡化。

那麽，明朝到底是亡在崇禎還是亡在萬曆？後麵各章將圍繞這個問題中一些更具體的因素展開，比如說明朝到底是亡於宦官還是亡於文官？明朝到底是亡於東林還是亡於閹黨？這些因素其實都和萬曆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