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朝之亡是亡於“流賊”還是亡於女真？
“流賊”是明清統治者對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稱呼，後來毛澤東也稱李自成起義為“流寇式”的農民起義。那麽大明是亡於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流賊”（農民起義軍），還是亡於以努爾哈赤、皇太極為代表的女真勢力？
在我看來，明朝像是北方農民磨子上的小麥或者高粱，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軍像磨底，努爾哈赤、皇太極的女真則像磨蓋。而如果沒有磨蓋，或者沒有磨底，這個磨就無法運轉；一個磨底、一個磨蓋配合著不斷地磨，就活活把明朝磨成了齏粉。
所以，如果說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應該是農民軍和女真軍的雙重打擊。在這種雙重打擊之下，明朝是沒有辦法延續下去的。
已故明史學家顧誠教授專門就明末農民戰爭寫了一部《明末農民戰爭史》，是明史研究的經典著作。讀者如果對李自成、張獻忠的活動感興趣，可以讀一讀這本書。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姚雪垠先生寫了小說《李自成》，從第一卷到第三卷，用文學的筆墨描繪了李自成、張獻忠的生平事跡，將明末農民戰爭的圖景展示得非常壯觀。當然，任何小說都有自己的問題，《李自成》把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塑造得非常“高大全”，把崇禎皇帝描寫得很刻薄、剛愎自用。不過這都是文學作品的一種塑造方式。金庸先生也曾經寫過一本反映明末農民戰爭的小說《碧血劍》。
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個皇朝都是被農民戰爭摧毀的。秦朝的滅亡和農民軍有關；西漢的滅亡毫無疑問是因為綠林、赤眉起義；東漢的滅亡和黃巾軍不無關係；隋朝末年有農民大起義；唐朝末年有黃巢等人的起義。有意思的是宋朝沒有比較大的農民起義。宋朝雖然有一個方臘起義，但是沒有成氣候，盡管《水滸傳》把梁山好漢的起義描繪得很壯觀，但實際上隻是小打小鬧。到了元末、明末，又有農民戰爭。
有讀者問：“為什麽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戰爭？”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建立大一統的國家政權，加上諸侯混戰，人力、物力都投入這些戰爭之中了，所謂的“農民起義”就無法形成。那個時候也還沒有完全醞釀好農民的階級或者農民的社會群體。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才把所有農民都聚集起來。用馬克思的說法，本來個體農戶是一個個獨立的馬鈴薯，在國家政權建立以後，特別是秦始皇的大一統建立以後，用“秦”這個麻袋把農民裝起來了，所以農民的力量才顯得壯大起來。
天啟七年（1627）七月，澄城王二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直到清朝的康熙前期，“夔東十三家”才最後失敗。這場戰爭前後持續了三十多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非常大。曆朝曆代都有“流賊”“流寇”，但是論危害之烈、禍害之深，沒有能超過這一場的。
這場農民戰爭的直接後果是推翻了明朝，間接後果是引發了清軍入關。此外它還有一個長久的影響，是對經過明朝二百多年發展，到天啟、崇禎時期積累的上億人口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清朝入主中原以後，能夠掌握的戶口數字比明朝開國時還要少得多。
中國曆史發展的階段性和王朝興亡之間的關聯，有時候是非常明顯的。隨著官場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內部問題越來越多，幾乎當時所有人都認為明朝不能再存在下去了，甚至對明朝滅亡有些期待。但是，一旦明朝滅亡，大家的好日子也就結束了，要進入清朝的循環，重新從苦難開始，休養生息，然後再發展。
明末農民戰爭的爆發既和國內政策有關係，也和外部的變化有關係。如果沒有女真在關外崛起壯大，如果沒有明朝集中大軍在薩爾滸和後金決戰，如果沒有後來一係列的明朝和女真—滿族的戰爭，明朝的財政危機可能還不至於那麽嚴重。這些事情湊在一起，明朝的財政就更加緊張了，於是政府開始向農民攤派。攤派與連年的自然災害，無疑是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兩根導火線。
天啟到崇禎時期，甚至從萬曆開始，明朝的大地就遭受著一輪又一輪的自然災害。自然災害對於社會的發展、政權的存亡有很大影響，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明朝“流賊”的興起正是因為自然災害。
天啟年間，有位延安籍的官員回到老家，他對眼前的景象大吃一驚。他發現老家災情竟然如此嚴重，但官府根本沒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民眾流離失所，賣兒鬻女的情況比比皆是。同時，地方官員迫於朝廷的壓力，仍然在強行征收賦役。回到北京後，這位官員立即給朝廷上疏，說明了陝西一帶的災情和民眾缺乏救助的情況。
對此類事情，朝廷也束手無策。當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製定了應對自然災害的製度化政策：一旦某地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地方官應該立即停止征糧，然後向朝廷打報告，請朝廷派官員來勘察災情，如果災情嚴重，就立即開倉濟民，再來考慮如何緩解災荒。但是，這樣的政策隻有在國家掌控能力比較強、人口不太多、自然災害不過於頻繁的時候才有效，否則就無效。
《明實錄》記載，永樂年間，太子朱高熾在南京監國，每一年春冬要代表父親到鳳陽的祖陵祭祀。路過安徽的時候，朱高熾發現自然災害非常嚴重，地方官府卻還在收糧。他立即命人把當地知縣召來，說：“太祖高皇帝的祖製你難道忘記了嗎？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你還向農民收糧，這是在為朝廷招怨哪！”
曆代明智的統治者都認為，地方官凶狠掠奪民眾，實際上是在為朝廷招怨。因為民眾不但會把怒氣對準個別官員，更會把怒氣對準朝廷，認為是朝廷沒管好下屬。
天啟年間，陝西澄城知縣張鬥耀麵對災荒和饑民，不僅沒有開倉放糧（當然也許無糧可放），反倒催糧逼餉，急如星火（當然完全可能是迫於上司的催逼）。用如今流行的說法就是，他不但沒有把槍口抬高一寸，反而把槍口對準了農民兄弟的胸口。土地裏沒有收成，本地民眾四處逃難，他處民眾卻流亡到了澄城。此時有一個性情急躁，同時對官府早已不滿的白水縣農民，名叫王二（不知是名字早已不可考，還是根本就沒有名字）。他流落到澄城，帶著澄城和白水的農民衝進縣衙，殺了知縣張鬥耀。官軍前來鎮壓，這幫民眾退無可退，於是揭竿而起。
一旦走了這一步，就隻有走下去。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的農民戰爭，曆史就不會濃墨重彩地寫小小的澄城縣和殺知縣的王二了，王二在澄城殺知縣的這件事，後世大概率就不會知道了。
曆史有一個普遍規律：一件事情能否成為曆史事件，不僅在於它本身，還在於它的後續發展。秦始皇的偉大在於統一中國，但是如果沒有兩漢的繼往開來，沒有兩漢對秦始皇統一大業的鞏固、對秦始皇遺產的繼承，秦始皇統一中國可能隻是曇花一現。所以，如果後來沒有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沒有傳說中三十六營、七十二家的一百零八支隊伍在各地起事，王二的這件事就會被掩埋在曆史的塵埃中。但此時的明朝已經到處布滿了幹柴，隻要一個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
明末農民戰爭就是在這種狀態下發展起來的。
這裏又有種種偶然因素，但是偶然因素在必然的趨勢下，往往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李自成原來的工作很不穩定，好不容易謀了一個公差，當上了驛站的驛卒。但在崇禎三年（1630），有位名叫劉懋的給事中，出於對國家財政的憂慮，為了節省開支，為了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對女真的戰爭，提出了一個自認為很有價值的建議——裁減天下驛卒。這條建議是為朝廷節省開支的，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采納。
朝廷雷厲風行，減少了在驛站上的開支。有記載說，省下的開支達六七十萬兩之多。雖然對於明朝財政整體來說這隻是杯水車薪，但畢竟也是杯水了。這樣一來，好不容易謀到一份職業的李自成，和與他同樣命運的人們一起失業了，如果不投農民軍就得餓死。和朱元璋一樣，李自成並非“首義者”，開始的時候都是跟在別人後麵。但是，由於李自成的膽識、勇力、人格魅力都遠超他人，他跟著張獻忠、高迎祥等人的步伐，在農民軍裏迅速脫穎而出，成為各路農民軍的領袖，並且和張獻忠分別建立了大順、大西兩個政權。
崇禎八年（1635）十月，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各路農民軍共同殺往鳳陽，摧毀了明朝在鳳陽的祖陵。這對明朝統治者，尤其是皇族的心理打擊非常大。前文講過，崇禎皇帝因此下了第一個“罪己詔”。
崇禎皇帝調集各路人馬，打擊農民軍。其中出現了幾個著名人物，比如洪承疇、孫傳庭和盧象升，他們的才能就是在這次戰役中顯現出來的。這是當時明朝最傑出的一批官員和知識分子。李自成、張獻忠的政權在他們的連續打擊之下，走投無路，接近滅亡。但就在這個時候，崇禎十一年（1638）前後，清軍大兵壓境，突破長城，所過的府州縣城，明軍皆閉城不出，任由清兵踐踏。清兵如入無人之境，兵鋒直抵北京城下。
京師是天下的根本，明朝朝廷隻好將正在圍困農民軍的官軍調往北京，李自成、張獻忠的勢力得以死灰複燃。李自成率軍進入河南，傳說這時有位叫李岩的秀才投奔了義軍，提出了“吃闖王，用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在死亡邊緣徘徊著的饑民知道了闖王李自成。闖王的軍隊所過之處，饑民從者如潮。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先生的小說《李自成》中，對這一段都有生活化的描述，我最早也是在這兩部書中知道有李岩、紅娘子的。但據顧誠先生考證，李自成軍中的主謀是舉人牛金星，實際上並沒有李岩和紅娘子。後來的學者們進行了許多討論，不斷有人根據府誌、縣誌說確有李岩。其實這都是理解上的錯誤，他們所說的某誌上有關於李岩的記載，隻是“李岩”這個自然存在的人，而不是在李自成軍中有這些故事的人，彼李岩非此李岩。
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張獻忠也建立了大西政權。農民起義一旦建立政權，就是形勢的一大轉折，意味著他們開始要奪取政權了。在李自成的大順軍勢如破竹殺奔北京的過程中，崇禎皇帝既不議和，也不逃跑，而是選擇了在城破之時自縊殉國。所以，明朝毫無疑問是亡在了“流寇”，亡在了李自成和張獻忠的相互配合上。
明末農民戰爭有三個關鍵節點：
第一，農民軍攻下鳳陽，對明朝統治者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同時向民眾展示了農民軍的力量。
第二，崇禎十一年（1639），清兵跨長城而入，橫掃華北大地，明朝的軍隊都被調去抵禦清兵，給了農民軍一個死灰複燃、重新崛起的機會，此後農民軍的勢頭就不可抵擋了。
第三，李自成建立大順，張獻忠建立大西，這對明朝是一種根本性的摧毀。從此以後，明朝的將領、官員紛紛放棄明朝，投靠大順、大西政權。
我曾經寫過一篇《從明末農民戰爭看漢族地主階級》的文章，文中證實了在明朝滅亡的過程中，漢族地主，包括從皇親國戚到閣部大臣，再到翰林院、六科十三道的官員等，他們的主體都在恪守一個宗旨：寧可亡國，不可破家。因為國是朱姓皇帝的，家才是自己的。所以，在李自成、張獻忠的大順、大西軍所到之處，他們歸降大順、大西；當大清入關之後，他們又紛紛拋棄大順、大西，投靠大清。也就是說，哪個政權能夠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歸附於哪個政權。當然，我指出這個現象，並不是否認在明亡清興的過程中，還有許許多多效忠於明朝、堅持抗擊大順、大西、大清的漢族讀書人，但是，他們並沒有成為主流。而且，越是身份高的漢族地主，“轉型”越快；效忠明朝、堅持抵抗的，多為下層官員和士人。
在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崇禎皇帝無力抵抗，於是在一個宦官的陪同之下，他在煤山自殺了。這個時候，明朝就亡了。雖然還有一個南明弘光政權，但那隻是一個偏安的小朝廷。如果沒有清軍入關，李自成的大順隨時可以將其摧毀，取代明朝，開始對中國的統治。那麽，繼明朝之後的新政權就應該是順了。當然，也許大順政權取代明朝之後，李自成會聽讀書人的建議，根據“大哉乾元”有“大元”、“大明終始”有“大明”，換一個更加響亮的國號。但是，清兵入關了，後來的曆史發展是大清取代了大明。
閻崇年老師在《百家講壇》節目中講過《明亡清興六十年》，陳生璽老師寫過一本學術著作《明清易代史獨見》，如果讀者對這段曆史感興趣，也可以讀這些著作。當然，更推薦顧誠先生的《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
女真是中國一個古老的民族，它的曆史甚至不比漢族短。西周時，東北地區有一個民族叫作“肅慎”。後來，肅慎改了多個名字，有的時候中原稱之為“挹婁”，有時候叫“靺鞨”，有時候叫“渤海”（唐朝還有渤海國）。這些都是女真人的先祖。所以，它是中國一個曆史悠久的民族。這個民族在遼代產生了參與中原地區事務的強烈願望，在完顏阿骨打的率領之下，他們建立了金，滅了契丹人的遼，接下來把北宋也滅了，也就是“靖康之變”。
宋人、遼人把與契丹比較接近，甚至入了契丹籍、接受契丹管理的女真人叫作“熟女真”；把沒有歸契丹統治管轄，隻是接受封賜而不受約束的女真人叫作“生女真”。完顏阿骨打和他的祖先就是生女真。生女真後來統一了熟女真，滅了遼，又滅了北宋，並且和南宋對峙，形成了一個金政權。而且，在宋金關係中，金是宗主國，宋是附屬國。這對漢人來說很難接受。也因此，南宋就不能叫“大宋”了，隻有北宋才能叫“大宋”。
蒙古—元朝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滅了女真人建立的金，並且接管了整個東北地區。女真人生活在了元的統治之下。
入明以後，明朝的女真中，最靠北邊正在由原始部落向階級社會過渡的部落，被明朝人稱為“野人女真”；進化較快的被稱為“建州女真”；進化最快，和漢人接觸最多的被稱為“海西女真”。
和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一道，作為一個“磨蓋”對明朝政權進行碾壓的，則是以建州女真為主體的女真。
第一代接受明朝賞賜的建州女真首領叫作猛哥帖木兒。
永樂年間，明成祖派軍隊巡視黑龍江流域，這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漢人政權的軍隊到達的東北方向最遠之處。真正率領這支軍隊的，是一位女真族的宦官，大學教材說他的名字是“亦失哈”，但我一直認為這個名字應該是“易信”的不同翻譯，因為明成祖奪位之後派到東北做“鎮守中官”的，正是易信。他被稱為“狗兒”，與被稱為“馬兒”的回族宦官鄭和齊名。“靖難之役”的時候，他們打仗都是既不要命，又有謀略。明軍不但在黑龍江流域巡視、耀兵，還在距離黑龍江入海口二百裏左右的廟街（又叫“特林”）設置奴兒幹都司，又建造了永寧寺。“永寧”的意思當然是永遠安寧，不要發生動**。明軍還立了一塊敕修奴兒幹永寧寺碑。後來永寧寺倒塌了，宣德年間又有明朝軍隊去巡視，重建永寧寺，立重修永寧寺碑。碑文用漢、蒙、女真三種文字鐫刻，兩側則是漢、蒙、藏、女真四種文字的六字真言。這兩塊碑現在尚存，保存在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永樂年間是明朝疆域最為遼闊的時候，東北的女真各部都屬於奴兒幹都司下的各衛、各所。努爾哈赤的先祖就是建州衛的都指揮，而努爾哈赤本人也接受了明朝的封賜。也就是說，在明朝極盛時期，東北地區的女真民族是它的治下臣民。但是，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往往也要爭奪生存空間，並且向統治者進行抗擊。
隨著女真和漢人——尤其是東北漢人的接觸日益密切，女真人——特別是海西女真通過互市、聯姻等關係，一方麵保持著本民族傳統，另一方麵對漢族非常熟悉。漢族對他們也非常熟悉了。
曆代的中原政權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政策是能夠懷柔就懷柔、能夠打擊就打擊。不但漢人政權如此，少數民族政權同樣如此。鮮卑人建立了北朝後，對更北邊的少數民族采取的就是這種政策；遼對女真也采取了這種政策。打擊、分化、“以夷製夷”，是中原政權對周邊少數民族的一貫政策。
明朝也奉行這種政策：對聽話的少數民族首領懷柔、賞賜，對不服管的少數民族首領進行軍事打擊。李成梁就是因為打擊女真及散居在東北的蒙古部族而被封伯爵的。張居正主政的時候，用了兩個著名將領：一個是戚繼光，他以守為主，對付蒙古人；一個是李成梁，他以攻為主，對付東北一帶的蒙古人、女真人。女真族和李成梁家族的“戰爭機器”之間，有很深的恩怨。如果有恩，他們當然很高興；如果有怨，他們就不僅要把怨算在李成梁身上，而且還要算在明朝身上。
努爾哈赤的父親、叔叔都支持明朝，但是明朝在打擊阿台部落的時候，殺死了努爾哈赤的父親。明朝軍隊解釋是誤殺，但是努爾哈赤認為這一定是故意殺害。所以他和明朝有殺父之仇。
萬曆年間有一係列事情，除了內部的國本問題、黨爭問題、礦監稅使問題，以及“三大征”之中的朝鮮問題外，女真問題也正在顯現。萬曆十一年（1583），也就是張居正死後的第二年，努爾哈赤公開起兵，號稱繼承父、祖“遺甲”十三副。所謂的“遺甲”，就是指全副武裝，有馬，有刀，有箭，還包括頭盔、鎧甲。這就是正規軍的裝備。
從此以後，努爾哈赤在女真內部和其他部落展開爭奪戰。他先掃平了建州女真中非愛新覺羅族的各個部族，又統一了海西女真，還征服了野人女真。明朝萬曆年間，努爾哈赤大體上已經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統一。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明朝在遼東的地盤。
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自己的政權，國號金，又叫“大金”。因為過去有一個滅遼、滅北宋的大金，所以明朝人稱努爾哈赤建立的這個金為“後金”。當然，這個稱呼有鄙視的意思。
後金建國時，定都於赫圖阿拉（位於今遼寧省新賓縣），靠近鴨綠江。明朝守軍中的很多人和努爾哈赤統率下的女真人做過生意，彼此都是好朋友。在努爾哈赤的威逼利誘之下，撫順的守將和努爾哈赤勾搭到了一塊，他們裏應外合，在後金建國後的第二年就偷襲並一舉拿下了撫順。得知撫順被奪，明朝大吃一驚，開始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號稱有十幾萬人，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春，也就是後金建國後第三年，兵分四路，浩浩****地殺奔撫順和赫圖阿拉。
這場戰役，看上去女真是被動的防守方，明軍是主動的進攻方，但從本質上說，恰恰相反。女真不斷向西、向南發展，總體上是攻勢；而明朝是為了阻擋其攻勢，才組織了這次非常倉促的攻勢，其實是以攻為守。明軍雖然號稱有十多萬人，但都是從各地緊急調來的，許多南方的軍隊並不適應東北的天氣，棉衣、軍靴、馬匹、武器的補給嚴重不足。
當然，其中也有幾支厲害的軍隊，包括曾經在援朝抗倭戰爭中打出威風的劉的軍隊，還有李成梁兒子所帶領的李家軍。這個兒子不是李如鬆。李如鬆的親兵在朝鮮戰爭中幾乎喪失殆盡，後來他又在東北的一次戰鬥中了埋伏，去世了。這次帶領李家軍的是李如鬆的弟弟李如梅。
明朝對此戰誌在必得，但是實際上明朝想要取勝很困難。明朝旨在撲滅一個新興政權，但是對於士兵來說，這場戰爭和他們幾乎沒有關係。明軍中有的士兵來自福建，有的士兵來自西南地區，努爾哈赤的威脅離他們的家鄉太過遙遠。不僅如此，他們的父親、兄長還處在明朝官府的催租、逼餉之下。所以，明軍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是不能指望他們全心全意地賣命。
反觀女真，他們是要捍衛自己新建立的政權，為生存而搏鬥，而且還是在內線作戰。努爾哈赤說：“任爾幾路來，我隻一路去。”明朝軍隊分四路發起進攻，但努爾哈赤是一路接一路地打。在建立後金之前，努爾哈赤已經建立了軍事組織。他把建州女真和後來征服的海西女真分成紅、黃、藍、白四個旗，後來又將他們擴充為了八個旗，加上了鑲紅、鑲白、鑲藍、鑲黃。如果以正常七千五百人為一旗計算，八旗軍有六萬人，可以說，在薩爾滸之戰時，努爾哈赤的軍隊編製就已經非常完備了。
明朝軍隊兩路人馬全軍覆沒，主將戰死。這兩支軍隊的主將，一位是曆任延綏、薊鎮、遼東總兵官，聲名顯赫、敢於搏擊的杜鬆；一位是參加過援朝戰爭、勇冠三軍，號稱“劉大刀”的劉。杜鬆、劉在明軍中素有威名，他們的戰死，對於明朝、明軍來說，都是極大的震撼。
薩爾滸之戰的失敗，是明朝在和女真生死搏鬥中的第一次失敗。
女真—滿洲取代明朝，可以分幾個重要節點：第一個節點是1616年建立政權，第二個節點是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第三個節點是1636年皇太極建立大清，第四個節點是1642年的鬆山之戰。
大清的國號很有講究。“明”是日字旁，是火德，“清”是水字旁，水可以滅火，那種取明朝而代之的願望和決心，從這個國號上就已經顯示出來了。皇太極還把女真的族名改為滿洲。
鬆山之戰時，明朝鬧出過一個笑話。洪承疇率領的明軍主力在鬆山之戰中全軍覆沒，自己也下落不明。明朝的大臣們誤以為他死了，為他舉行了國葬和國祭。後來，他們才聽說洪承疇竟然投降了。不僅如此，後來洪承疇還用他的聰明才智，輔佐清朝入主中原，對南方各地進行統治和安撫。
到了1644年，李自成在農曆三月十九日進入北京，拘禁了明朝的所有官員，還傳檄山海關外的吳三桂，勸其投降。吳三桂認為崇禎皇帝死了，天下大勢已定，大順即將建立全國性的政權，所以帶著一部分精兵前去北京投降，主要軍隊仍然留守山海關。
吳三桂離開山海關不久，北京傳出消息，說他全家八十一口被下獄。據記載，吳三桂聽後說：“我去了以後，他們就會放掉我的家人。”後來又有人報告說：“將軍，你最喜歡的女子陳圓圓被劉宗敏（李自成的大將）擄去了。”吳三桂一聽，當即大怒。他當時三十二歲，血氣方剛，認為不能吃這個虧，立即撥馬而回，投靠了清軍。後來，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吳偉業寫詩說：“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就是說，吳三桂聲稱投降清朝是為了報君、父之仇，但這隻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陳圓圓被劉宗敏占有了。
此時，清太宗皇太極已經去世，他的兒子福臨也就是順治皇帝繼位，而真正掌權的則是福臨的皇叔多爾袞。吳三桂此時投靠的就是多爾袞。
李自成聽到消息後，帶兵出征，在山海關向清軍發起決戰。在清軍和吳三桂聯軍的打擊下，李自成的軍隊一潰千裏。據記載，當時先是吳三桂的關寧軍和李自成的大順軍投入戰鬥，但大順軍源源不斷而來，關寧軍抵擋不住，節節敗退。李自成本人站在高處觀戰，看到這樣的情形十分高興。但他突然發現，關寧軍的左右側後，有兩股騎兵如狂風般殺出。當他看清騎兵的旗號是“滿洲”後，大吃一驚。大順軍在大清軍的衝擊下，頓時潰敗，李自成在隨從的護衛下，狂奔而去。
李自成退回北京，在1644年的農曆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北京舉行了“登基”大典，第二天就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兵進入北京。據記載，北京城內，安堵如故，百姓甚至不知道敵軍進城，但見滿城關外打扮的官兵，卻是秋毫無犯。多爾袞護著順治皇帝來到北京，他宣布歸降的明朝官員一概官複原職，並為崇禎皇帝舉行了葬禮。明清之間的改朝換代，就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所以清朝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大清的江山並不是得之於大明，而是得之於“流賊”，因為明朝在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進京時已經滅亡了。
可以說，從直接的效果看，明朝是在兩股力量的交叉作用之下，被折騰而死的。如果沒有關外的女真，明朝應該還能延續，或許還有機會解決內部問題。但我認為，即使沒有內部的問題，要抵禦女真和後來的清軍入關，恐怕也是比較難的。因為明朝上上下下的官員和既得利益者認為明朝不能維護他們的利益，如果清兵入關，反倒能夠維護甚至擴大他們的利益，他們很有可能樂意迎接女真入關。
當然，曆史不可以假設，如果內部沒有李自成、張獻忠的問題，也許明朝能夠阻擋住清朝也說不定；而如果沒有關外的女真，明朝鎮壓李自成、張獻忠，幾乎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