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B
一
於思曼還叫於曉紅的時候，我每周六都能見到她。在一個無法預知幾年以後就會有雙休日的年代，周六下午的每一個鍾頭，都有現在的兩個或者三個小時那麽長。
我在空了一大半的校園裏出牆報，用兩根手指將淤積在美術字裏的一團紅色或者黃色暈開。我把時間掰碎，塞進邊框和題花裏。我在一篇文章的最後一行折斷一支粉筆，把更小的那一截扔向操場上的沙坑，最後卻落進操場邊的一叢冬青樹裏。“管亦心，就你這點兒力氣，”我的表姐於曉紅的聲音從背後傳來，“學人家男孩子做什麽？”
我知道她說的男孩是誰。他住我樓上，老寧波竇家的孫子，竇什麽寶。我從來不知道中間那個是什麽字。我隻知道，在我二年級的時候，他還是憶江新村的第一千個“小寶”，到我四年級，他已經成了新村的第一個“阿B”。
“側麵，側麵，”他斜著身體，脖子扭出一個奇怪的角度，在餘光裏捕捉於曉紅嘴角的弧度，“不像阿B嗎？真的不像嗎？”
攤在於曉紅麵前的是一張黑膠唱片。封套上的男人臉上打著橙色的光。於曉紅說，她從來沒有看過能把眉頭皺得那麽好看的男人。
“不像。你的頭發燙得太卷了，哪有人家的自然。你看你哪有那樣的下巴、那樣的鼻梁、那種邊框的眼鏡，”於曉紅細長的手指在空中畫出大大小小的矩形，然後輕輕一甩就像彈開一串泡沫，“你看你，根本連眼鏡都沒有。”
“我沒燙，”他的聲音漸漸低下去，“我是自來卷。”
但是阿B這個綽號還是飛快地在新村裏傳開。他們說，阿B腦子活絡，賣相登樣，遲早要發達；他們說，阿B家裏來了貴客，穿煙灰綠圓點襯衫的香港姨婆要吃大閘蟹。阿B大清早到小菜場旁邊的岔路上找南通小販，差點兒讓人坑了。他們說，反正他樂意的呀，姨婆千裏迢迢地來，總不見得空著手。不作興的呀。竇家媳婦這下該有周大福的金項鏈戴了。
我從來沒見過阿B的媽媽戴金項鏈，我隻知道那張黑膠唱片，確實是阿B的香港姨婆順手從家裏拿來的。“我不要聽的啦，”阿B學著姨婆那半鹹不淡的港味寧波話，“他們講現在的細路仔歡喜聽這種時代曲。”
還要再過好幾年，我們才找到一台可以放那張唱片的電唱機。皺眉頭的男人唱的是咬舌頭的廣東歌，聽起來像那種帶著沙瓤差一點點就要餿但終究沒有餿的西瓜。唱針打滑，沙瓤微裂，於曉紅的肩膀輕輕聳動。
那時候電台裏的播音員開始小心翼翼地捏細聲帶，管自己叫“DJ”，學著用各種小名、花名、英文名稱呼港台明星，他們又唱歌又演戲又主持，哪哪兒都是他們的臉。那時候三五年的差別就是一代人與另一代人，所以鄧麗君隻是鄧麗君，但譚詠麟就是“阿倫”，張國榮就是“哥哥”。直到那時，我才弄清楚樓上的阿B是跟著香港的阿B叫的，而香港的阿B大名叫鍾鎮濤。
可我還是沒弄清楚於曉紅跟阿B到底算什麽關係。
“算同學啊。”於曉紅拍拍我辮子上的粉筆灰。
他們是小學同學。整個新村的孩子都上同一所小學。我上六年級的時候，於曉紅和阿B已經畢業四年了。於曉紅是他們那一年唯一考上區重點中學的，然後繼續升上了那所學校的高中。阿B去了普通中學，然後進中專。那是儀表局最好的中專——竇家媳婦特意從三樓跑下來，向我媽宣告——分數線也不比於曉紅的學校差多少呢。
她並沒有太誇張。儀表局的中專都是定向培養，踏進校門等於捧住了幾十個無線電廠裏的飯碗。所以，那幾年（當然僅僅是那幾年），應該選高中還是選中專，真的是沒有什麽標準答案。
“曉紅媽這個人就是心思重。”我媽的臉上沒有什麽表情，就好像曉紅媽隻是曉紅的媽媽，並不是她的親姐姐。曉紅媽七歲得過腎炎，幹脆晚上了一年學，高中畢業正好趕上一九六六年。
“什麽叫一九六六年，你們哪裏想得出來。突然之間，到處都是滾滾燙的。好像什麽都有了，就是高考沒了。曉紅媽哭了一天，尖著嗓子叫：腰子上一點點小病，做啥要休學！你說說看，對你外婆哭也就算了，對我哭有什麽用？我比她還小三歲零八個月，她沒有書念，我也沒了，是不是這個道理？”最後幾個字，聽起來就像是從我媽鼻子裏哼出來的。
在我媽看來，於曉紅的媽當年生了一場腎炎，便注定了於曉紅從認字的那一刻（也許是從出生的那一刻？），就堅決地走向了中專的反麵，阿B的反麵。她覺得，這跟曆史問題、時代風尚或者分數線高低都沒什麽關係。
所有與於曉紅和阿B有關的記憶，所有的時間線，都是在那個六年級的下午，在那麵黑板前才突然匯攏的，從此便有了一個確鑿的起點。此前的散漫線索就像是在史前、遠古、某種透明的氣泡中飄**，說有也有，說沒也沒。就是那一天，於曉紅閃爍的眼神，以及她每周六早放學先跑來找我——我是說這行為本身——突然都有了嶄新的、真正的意義。並不是因為於曉紅的家就在小學旁邊，並不是因為她需要來跟我炫耀高中有什麽新鮮故事——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現在成了她和阿B之間唯一的紐帶。
二
初夏的夜總不夠夜。太陽終於被按下去，但斑斑點點的天光還在把牆的邊緣照得異樣地亮。隔著馬路站在地勢高處，我住的那棟樓看起來小得不成比例。依稀望見三層樓頂上剛剛搭好的腳手架——這一排舊房子都在加層，我們這些底樓的住戶，天天有人敲著臉盆罵房管所。
阿B和於曉紅站在我身後的兩側。我想我身上也許早就裝滿天線，不曉得為什麽今天全都給接通了。兩個小時前，我對於曉紅說你快來吧，我媽成天念叨你。一個小時前，我到三樓送一碗菜肉餛飩給竇家，衝著正在對著鏡子吹口哨的阿B多眨了兩下眼睛。我就像童話裏老謀深算的仙女，手指向哪裏，哪裏就畫出一道彩虹。
曉紅姐姐帶我去看燈，這是個奇怪的借口。但我媽也隻是挑了挑眉毛：“你都六年級了，還要看這個？”
要看要看。看了可以寫作文。於曉紅忍不住推我一把，在我耳邊說你差不多行了啊。
從我們家出門，過一條大馬路就是光學儀器廠。關於這家廠的記憶，橫穿我的童年，我甚至懷疑它伸進了記事前的混沌地帶。那四盞大紅燈籠，我被抱在我媽懷裏看過，騎在舅舅脖子上看過；然後，拉著我看燈的手，漸漸地不能再把我的手整個捏進拳頭裏；最後，看燈時再也沒有人擔心，不拉緊我的手就會把我弄丟。這四盞燈籠，窮盡了我看它們的角度——雖然知道不可能，但我總覺得，由始至終，都是同樣的四盞。
光學儀器廠是整個新村的地標。一條幾乎幹涸的河道，一座陡然爬升的橋，把大馬路分成兩段，一頭通往城鄉接合部的農田（最多再過三年，就會有房地產商人跑來畫圈），一頭分布著好幾座工廠。光學儀器廠是其中看起來最不像工廠的工廠。它門麵高大寬闊，沒有厚厚的、既然掃不幹淨就沒人掃的塵土。大鐵門幾乎總是開著，上下班時的人潮不算洶湧，約在那裏等人，似乎比別處更體麵一點兒。
誰也不知道光學儀器廠為什麽喜歡掛燈，好像僅僅是為了證明招牌上的“光學”兩字並非多餘。起初，這裏亮燈多半跟敲鑼打鼓同步。那時候有的是可以敲鑼打鼓的理由，有人當兵要敲鑼，有人退休要打鼓——哪天若是敲鑼打鼓經久不息，多半是因為終於抓到了什麽壞人。這兩年已經聽不到鑼鼓聲，但光學儀器廠的燈還是時不時地亮起來——過年過節是一定的，但有些亮燈的日子讓人摸不著頭腦。
“今天是他們廠慶吧？”我聽到於曉紅的聲音從身後飄來。他們倆起初還裝出不期而遇的樣子，後來想到隻有我一個觀眾，就沒再往下演。
“沒有的事兒，”阿B顯然在往她跟前湊，“去年冬天不是剛慶過一次？”
背後睜開一雙眼睛的感覺無比美妙。耳朵收集到的零碎詞語，毫不費力地拚成畫麵。我聽到於曉紅說某年夏夜橋那邊田埂上曾經充滿豬圈的氣味，聽到阿B順口哼起的“我從壟上走過”。那以後，於曉紅說，我就再沒有過橋。
豬圈早就拆了，阿B說，你這高中生太兩耳不聞窗外事了。那邊——我想象著阿B按住於曉紅的肩膀把聲音壓得更低——遲早會造大房子的，你信不信？聽說已經有人來看過地了。
不信，於曉紅嘟嘟囔囔，鞋底來回擦著地麵。那邊以前是墳地，我媽說不吉利。
“我姨婆也這麽說，”阿B的聲音裏幾乎帶著笑意，“但姨婆還說過，人要發達，地要發達，都是擋也擋不住的。”
信不信以後我們會住到那裏去，有一屋子唱片？阿B的聲音飄浮在半空中。他說“我們”的時候拖了個奇怪的長音。我豎起耳朵，還是沒有聽到於曉紅怎麽回答他。
馬路對麵的腳手架已籠上一團暗影。我想，如果現在飛到腳手架上往這邊看，黑夜裏的光學儀器廠，一定亮得晃眼而失真。燈籠裏大約新換了功率更大的燈泡，紗燈籠罩看起來就像要燒著了一樣。門楣上添了一圈白色燈泡綴成的光帶，它散發的白熾光與燈籠的橙紅色光暈彼此衝撞，誰也不服誰。已經有好久沒聽到於曉紅和阿B說話的聲音。我沒有回頭看，我想象著他們突然獲得了武打片裏的那種輕功，輕輕騰空躍起，消失在廠區深處的草叢裏。
三
後來橋那邊果然起了高樓。然而，在我跟阿B徹底失散之前，我並沒有見到他住進去。有一陣子，他倒是離“一屋子唱片”比較近。我親眼看見他的床底下，印著“上海”字樣的灰色旅行包裏裝滿了來曆不明的碟片和磁帶。
我仍然是他們之間的信使。阿B從床底下翻出一盒封套模糊得根本看不清人臉的磁帶，讓我交給於曉紅：“希臘的金嗓子娜娜。這個不好弄，翻了兩版，封套複印走了樣，讓她將就將就吧。我再去打聽有沒有好的。”
“你的……姨婆怎麽什麽都有？”
阿B抹一把額頭上掛住一層薄灰的汗水，嘴角**著想說點兒什麽，卻隻是搖搖頭。
“那跟他的姨婆沒什麽關係，”於曉紅打開盒帶，隨手拿起鉛筆在滾軸上用力轉了兩圈，再塞進雙卡收錄機，“先是有人從外麵弄到母帶，翻錄個幾十盤，擺個攤就能賣。這個人啊，不好好念他的中專，什麽時髦幹什麽，現在賣上拷帶了？他沒有本錢，最多也就是個二道販子罷了。”
娜娜·莫斯科莉的歌聲總是在緊要處打兩個顫，心剛剛揪起又被癢癢地鬆開，就像是憑空起了一陣小風，從裏向外吹，經過鼻腔時我忍不住打了個噴嚏。
我很快從阿B那裏打聽到他在電影院旁邊的弄堂裏賣拷帶。“那可不是一般的電影院，”阿B昂起頭說，“你跟於曉紅講，那裏是隻放藝術片的。‘法國電影周’知不知道？那邊的黃牛我都認得，我可以用一盤‘達明一派’換兩張票。”
然而，在電影院邊門外的那條弄堂裏，於曉紅衝著阿B一字一頓地說：“兩張怎麽夠呢？”她一邊說一邊把我拽過來。她的半邊臉在陽光下，半邊臉在陰影中，以至於臉上呈現出某種悲喜交集的表情。我可以自己回家的，我在她耳邊輕聲說。她沒理我。
阿B整個人都在陰影裏。這是那種外麵就算是大太陽裏麵也永遠有一攤積水的弄堂。他的灰色旅行袋擱在身邊一處廢棄門麵的第二格石階上，袋口拉鏈半開。他立在牆邊，一副簡易木架支在牆上。一大塊塑料布被分割成幾十個透明的插袋，拷帶、封套、樣品挨個插在上麵。他誇張地做出一個咬牙的動作，彎下腰從旅行袋裏摸出一張CD，說：“行，三張就三張。”
那時候CD剛冒頭，大部分人家都沒有CD機。阿B家當然也沒有。我在封套上看到歪戴著禮帽的外國男人，看到盒子邊緣有一大塊刺眼的豁口，從盒子直裂到裏麵銀色的光碟，像阿蘭·德龍在電影裏演過的那種英俊光滑的麵孔上閃電一般劃過的刀疤。
“聽說這些海關打口碟，聽到某一首歌會突然停下來，或者發出那種……可怕的聲音。反正我隻管賣，從來沒聽過。”
我猜，那感覺就像一棵用不鏽鋼做的仙人球，慢慢滾過胸口。
用打口碟換來的電影票，位置還是有點兒偏，我離安全出口隻隔了三個座位。那天連著放了兩部片子，一部叫《水源》，另一部叫《甘泉瑪儂》。故事是接著講的，演員也是同一撥，更像是一出戲的上下集，加起來足足有四個鍾頭。
我至少睡了三覺。第一次醒來，銀幕上漫山遍野地跑著一大群兔子，於曉紅笑得歪倒在阿B肩膀上，又很快彈起來，坐直。第二次醒來，女主角光著腳爬樹，好像有風吹起她本來就沒有好好穿著的衣服，渾圓的光屁股在我眼前閃過一道白光。於曉紅的手下意識地去捂我的眼睛，手伸出一半卻被阿B拉住，不肯放開。這回於曉紅沒有掙脫。第三次醒來，我被於曉紅的抽泣弄醒，阿B湊在她耳邊說著什麽，我聽不見。音樂響起，女主角倔強的側影，影院裏不同角落裏飄散著同一股黴味。我徹底醒過來，又餓又渴。
影院門口就是一條美食街。晚上八點半，晚飯點已過，夜宵還沒開張，阿B說這條街還沒醒過來。“那醒過來是什麽樣？”我問他。
“我有一回收攤以後還逛了一會兒，十一點，這條街上就跟變戲法一樣停滿了車。桑塔納都排不上號。我見過一輛這麽長的，”他雙臂平舉，指尖努力往遠處拉伸，“就跟吃喜酒似的。老板和老板的女朋友，都來吃蛇羹。這條馬路，家家都養著幾缸蛇。”他的手指順勢劃過去，淩空罩住了整條街。
於曉紅像蛇一樣嘴裏發出噝噝的聲音。“沒事兒，”阿B的手垂下來去握她，這回她躲開了，“一條也逃不出來的。你看那些大老板，一個個都橫著走，有人怕嗎？”
那個晚上終結於街口的小吃店。隻有那家店在賣阿B買得起的鹽水花生、油煎帶魚、金瓜絲海蜇、生煎和啤酒。於曉紅似乎故意沒有擦幹臉上的淚痕，眼睛裏保持著剛剛看完法國電影之後的那種動人的濕潤。在小吃店油膩的燈光下，這種濕潤變成一層輕霧，使得阿B跟她的距離既格外親近，又十分遙遠。
阿B開始唱歌，沒頭沒尾，副歌連著副歌，唱到筷子飛出去兩回，我給他一根一根撿回來。他喜歡唱廣東歌，從來沒有唱準過，卻好像要把每個字都咬出牙齒印來。才起了個頭，於曉紅就嚷起來：“這明明是首美國歌，英文的，Right Here Waiting ……你唱的這叫什麽呀？”
兩瓶啤酒下肚，阿B也顧不上看於曉紅的臉色了。他扯開嗓門嚷嚷：“英文就了不起嗎？讀個高中就了不起嗎？就算真考上了外語係也……也就那麽回事兒吧。‘在此等候’，這幾個字兒一點兒腔調都沒有。你聽聽鍾鎮濤是怎麽唱的——”
他把粵語字一個一個翻成普通話，硬邦邦地砸在桌麵上：“秋色信內藏，憑紅葉暗示，常期望春天早些飄至。”
聽懂了嗎，於曉紅？憑紅葉暗示，憑，紅葉，暗示。聽懂了嗎——你？
於曉紅還在嘟嘟囔囔地說香港人就會抄日本人的抄美國人的自己什麽都沒有，我拽拽她的衣角。她一抬頭撞見阿B瞪大的眼睛裏布滿的血絲，隻好把剩下的話全吞回去。
我想起阿B的香港姨婆第一次出現在竇家時，於曉紅過來探頭張望；我想起她那時跟我閑聊，說樓上這一家子，大概再過兩天就出遠門去了，再也不回來了。我想起她說著說著就走神了，好像自己也跟著去了。突然間，我覺得阿B的強詞奪理，也還是有一點兒道理的。
四
新村裏的老住戶，原先有一大半都在附近的工廠裏上班。到於曉紅考上師大外語係的那一年，往外搬的已經明顯比往裏搬的人更多。我們樓頂上加的那一層，原先是某家單位得到了房管所的默許，想出一筆小錢給職工改善住房待遇的。這一層剛剛加上，樓下三層的住戶就天天跑到房管所抗議——房子結構動了，底下越發潮濕難耐，找誰去要補償？這個架勢嚇得那家單位隻好往回縮，房管所也不表態，於是這一層就一直空關著，莫名其妙地成了這棟樓的公共空間。在尚未粉刷過的水泥空房子裏說話，有空落落的回聲，適合小孩子捉迷藏，也適合大人處理某些不適合在其他地方處理的事情。
這樣的房子似乎有一套神秘的情報係統，所以於曉紅的媽媽前腳進來串門，三樓竇家阿婆就打發外孫女下來。“你外婆有話講？”曉紅媽眉毛一挑，欲言又止，到底還是跟著上了樓。
她這一去，我媽便坐立不安，我一時弄不清她是在擔憂，還是在興奮。她逼著我上去看了三回，前兩次送兩把竹椅子，第三次送一把南瓜子。
從三樓的木質樓梯，轉到四樓的水泥台階，我的腳步聲好像突然被吸進了黑洞。我放慢節奏，三步一停。我聽到，竇家阿婆的聲音中氣十足，明顯蓋過了曉紅媽。
“現在小孩的事情我是不要管的，有辰光不會乘乘風涼？但是弄著弄著就不對頭了，事情搞到我老阿姐那裏，丟人丟到香港，我就要問一問了，你說是不是？”
“關我們家於曉紅什麽事兒呢？”曉紅媽的怒氣被她竭力穩定的聲調裹成四四方方的形狀。按我媽的說法，曉紅媽在廠裏的資料室上班，所以“把自己當成了知識分子”。
“我這個阿姐啊，別看從香港來，那也是吃過苦的人，這幾十年不比我們這裏熬得容易。早年跟著她當海員的男人坐遠洋輪過去，人才落腳，孩子剛生下一雙，男人就死了。她能怎麽辦？跟這頭又斷了聯絡，六六年……”
“關——曉紅什麽事兒呢？”
“看看……嫌老太婆囉唆？你聽我往下講。阿姐這輩子過得那麽辛苦，新聞裏一說開放了開放了，她就一個人尋過來，兩個兒子根本不管她的。她千辛萬苦，好容易摸到這房子，認了老親眷。小輩不懂事體，當她那裏有金山銀山？擔保？拿什麽擔保？我阿姐幾十年前認得我，又不認得我這個孫子。他要是想跑到日本去洗盤子、背死人，那要看他自己造化，讓姨婆出這個錢，擔這個保，哪能開得了這個口？”
“怪了，你孫子的事情，要怪我們曉紅？”四方的形狀繃不住了，我聽到曉紅媽在水泥樓板上來回走動。
下樓跟我媽匯報的時候，她的眉眼從鼻子周圍慢慢散開：“我當什麽大事兒呢……於曉紅再有心機，寫信要留學擔保的事兒，她也沒法按著阿B的頭寫，你說是不是？竇家老阿姐駁了阿B的麵子，不接那個茬——這種事情到底傷麵子的呀。他這個大姨婆，老早我們不曉得內情，現在看看，在香港也沒過上好日子。兒子出息那是兒子的事兒，年輕的可以一抬腳移民去加拿大，年紀大的孤零零守著窩，要錢沒錢，要力氣沒力氣。葉落歸根這種事嘛電視裏拍拍的呀，真回到這裏她也住不慣了。這樣比比，倒是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麵的……”
我不喜歡我媽用這種口氣說話，截住她話頭：“那麽，他們，我是說曉紅姐姐，跟阿B，以後會怎樣？”
我媽瞪大了眼睛，像電視機出了故障似的定格。“什麽怎麽樣？你知道了什麽——難道你知道他們現在——有點兒什麽？”
我不知道。我沒法告訴我媽，有那麽一兩次，於曉紅撕掉了阿B夾在信封裏的紙，又用透明膠粘好。“你要是好奇，”於曉紅冷冷地說，“可以拆開看，反正以後都不會留的。”我向她發誓，我不要看，我沒有好奇心。
最後一次上樓的時候，曉紅媽和竇家阿婆已經像沒事兒人一樣地把手拉在了一起。新村裏的鄰裏關係，自有一套迅速而柔韌的邏輯。整棟樓似乎都跟著安靜下來，所有豎直的耳朵全都耷拉下來，各忙各的去了。
曉紅媽抱怨無線電廠的職工開始下崗——搞不好我這年紀就要提前退休了，您說憑什麽。竇家阿婆似乎覺得剛才擺完了那些重話，已然耗盡了力氣，眼睛一大一小地半眯著，就像一隻犯困的貓頭鷹。她心不在焉地接著話，說你提前退就退好了，沒什麽大不了的事兒，我孫子耗在儀表局的中專那才叫——
“唉，這些我不懂，他們也不要我懂。我隻曉得我們寧波人不靠別的，就三條：做人家[1]，勞碌命，還有，懂事體。你放心，我的孫子我曉得，跟你們家曉紅走不上一條道，他不可以拎不清。拎不清要摔破頭的。”
貓頭鷹垂下頭，發出低沉的鼾聲。
五
很多事情，若不是隔了一大段時光，重新把它們歸攏在一起，你不會感覺到它們其實是同時發生的。那一年，於曉紅大學畢業，改名於思曼，我考上了大學；那一年，香港回歸，香港的阿B宣布破產，跟他老婆——那個以前跟他合唱過《我的世界隻有你最懂》的老婆轟轟烈烈地離婚；那一年，竇家阿婆去世，而在此之前，她至少有三年沒有收到香港姐姐的任何音信——“一定是死了，隻是沒有可以跟我們報喪的人。”竇家阿婆冷靜地說。
那一年夏天，上海的阿B來敲我家的門，遞過來一隻壽碗，低聲說：“管亦心，大學生，我要找你說件事兒，這回我真的要發達了。”
光學儀器廠周圍的舊屋已經拆了大半，廠房本身也在等待重新整合，拆分並入一家或者幾家有限公司，隻是工人們每天傳說的方案都不太一樣。我們站在大門口，頭上還掛著前年春節的燈籠，垂下來的穗子抽絲脫線，像一團殘破的紅色蜘蛛網。
“眼看著就要搞出一個商業區了——你說在這裏創個業怎麽樣？就這裏。”阿B亂蓬蓬的鬈發倒向一邊，被抹過多了的摩絲結成沉重的硬塊。
“拷帶，還是VCD？”
“咳，早就不幹那個了……長大啦，得搞點兒穩重的事業。”
我想起有一陣，阿B賣的片子落到掃黃打非辦手裏，搜出兩張有點兒嫌疑的，罰掉了本錢不說，學校裏還貼了張處分的告示。沒人知道阿B後來到底有沒有拿到中專畢業證，有沒有去哪家工廠上過一天班，隻看到竇家媳婦逢人便說儀表局的國營企業不比從前，如今的年輕人，萬萬不能在這棵樹上吊死了。
我懶懶地追問了兩句，總算弄清楚，阿B說的“穩重的事業”，是要跟人合夥盤個小店麵，賣尋呼機。“拷帶哪裏比得上尋呼機來錢，”他的眼睛開始放光，“你看看現在，傳呼電話間嗓門最大的長腳阿四，已經越來越沒活幹了吧？”
我使勁兒想了想，阿四扯開喉嚨喊，聲音便能傳過三棟樓的絕活，確實有大半年不怎麽聽到了。
這一回阿B的計劃似乎比以往更長遠。他給我算賬，賣掉一台尋呼機，成本和利潤對半，每個月還能淨收台費，這一塊兒沒什麽成本，人拉得越多錢來得越快。“你想想看，咱們這一帶還看不到幾家店麵吧，我先下手為強，賺夠錢了就再盤一家……說不定哪天買一段頻率，包一個發射台，那就真是出頭了。”
我忍不住打斷他：“如果錢真那麽好賺，別人也不是傻子啊……”
他沒接我的茬，視線落到更遠方，沉浸在某種遠比他現在的話題更為柔軟而縹緲的情緒裏：“你不懂，我再不混出點樣子，她就真以為我都是在騙她。”
一股渾濁的熱流堵在胸口。我差點兒衝口而出，說她可能早就不在乎你有沒有騙她了。在師大的這幾年，於曉紅好像一直在並不相幹的兩極間搖擺：考托福去美國，還是跟詩社裏的某個才子談戀愛。被美國領事館拒簽的那個晚上，她對詩歌和才子的迷戀達到了頂點。
“簽證是個玄學，”她對我說，“當你把每一條‘移民傾向’都背熟以後，就隻能聽天由命了。然後，那個章還是在你的護照上敲下來。一道傷口，一個判決。你知道嗎，我甚至看到那個簽證官笑了。答應我忍住你的痛苦不發一言穿過這整座城市——你需要有個人在那種時候給你念這句詩。”
阿B弄不到簽證也不會念詩，更要命的是，他似乎並不相信遺忘是人的本能。那幾乎斷絕了往來的幾年，被他一廂情願地凍進了冰箱——隨時取出來，一切都可以再接上。
“進貨是要本錢的——你哪來的錢？”我隻能用最實際的問題來抵擋跟他搭不上調的焦慮。
“阿娘[2]——”他的雙手下意識地合攏，微微抬起，看起來像是對著破爛的燈籠穗子祈禱，“她藏過一點兒私房錢……你知道我們寧波人是最最做人家的。我要是不肯拿，她自己也不花。本來是讓我去日本上語言學校的，數不太夠，至少不夠帶走一個人。這些錢，過個太平洋不行，過條馬路開個店，正好。”
那也是你和你阿娘的全部身家啊，我差點兒衝著他喊，到底還是忍住了。
那天有沒有看到煙花，我其實說不準。阿B說他聽到夜明珠噗噗彈射的聲音。我沿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到西北方向的夜空亮得失真，一道晃眼的弧光仿佛劃過，卻又迅速歸於沉靜。太遠了，阿B說，你念書念太多，近視得厲害。
“是不是看錯了？今天有什麽理由放煙花？香港不是上個月就回歸了嗎？”
阿B沒接話，他似乎更深地沉入了自己的世界。他的嘴角明明還掛著微笑，眉頭卻已微微皺緊。那麽多年，我第一次覺得，他的側影，從額頭到鼻翼的那個部分，真的有一點兒像唱片封套上的鍾鎮濤。
“你聽我說，阿B哥，”我聽到自己的聲音遠比我預想中的柔軟，“我打包已經打得差不多了，再過兩星期就搬到宿舍裏去了。你看，學校雖然不遠……我好久沒見過曉紅姐姐了——噢，是思曼姐姐，我報到之前會想法子見見她。”
於思曼正在青島畢業旅遊，跟詩人在一起。我沒有告訴阿B，我覺得他也不想知道。
“沒關係，”他打斷我，反反複複地說，“等她再看見我的時候，我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六
一個故事總是有結局的，差別在於你把句號畫在哪裏。於思曼的軌跡一直在我的餘光中延伸，我有一搭沒一搭地看著她像所有人那樣，結婚，後悔結婚，在合適的年紀收窄自己的人生。有時候，我會寧願這樣隔著距離地注視，在某個更有戲劇性的時刻“戛然而止”。就像阿B那樣。關於他的最後一條消息是我媽說的。那天，樓上竇家兵荒馬亂，我媽說阿B又給請進了公安局。
“這一次高級了，是協助調查。”我仔細看看我媽的表情，確定她沒有諷刺的意思。
“前一陣樓上不是一直說他賺到錢了，要買橋那邊新造的大房子嗎？”
“賺嘛是賺過一點兒——”我媽說，“可是，這孩子我從小看到大，好好的，踩在平地上都會有坑……”
這個坑是阿B的上家埋下的。這兩年尋呼機生意好，人人都想在城裏的哪個製高點豎起一柱發射台，賣機器那點兒賺頭真不如入網送機賺台費，何況手上隻要有個幾千用戶，就可以連台帶用戶一起賣給大公司。阿B的上家徐老板心思太活絡，年前進了一大批便宜貨，發票出了問題，被海關查封。這一查不要緊，拔起蘿卜又帶出了泥，有人發現徐老板公司申請頻率的手續根本沒辦完。郵電局並沒有批準。那個發射台完全是違法使用信道頻率。
阿B押上了一大筆錢，從徐老板那裏購入機號，這下全砸在手上。他本是協助調查，公安局並沒有追加什麽嚴厲的處罰，可到底還是把他的貨給一股腦兒沒收了。好比踩空一級台階，落下去雖然不是萬丈深淵，也不見得能立馬拍拍屁股站起來。
“本來倒是趕上一個好風口的……別人做這行，賺了錢又去建台，建了台再連台帶號打包賣掉，賺來第一桶金，轉個手就投進了房地產——看看他們現在是什麽身家！”幾年以後，我媽學到一大堆新名詞，跟我和於思曼興致勃勃地算起了這筆老賬。
於思曼猝不及防地聽到這個名字，臉色一變，匆匆跑進衛生間。
“所以……阿B還幹這個嗎？”
“我怎麽知道，”我媽衝著我擠擠眼睛，向衛生間努努嘴，故意提高嗓門說，“他們搬走以後我們就斷了聯絡。有什麽意思呢？我巴不得把以前的事情全忘了。”然後她又突然把聲音壓到最低，“聽說，他們都回寧波鄉下去了。說是要休整一段時間，然後就沒再回來。”
衛生間裏的水龍頭開到了最大。頓時，整個空間裏都是嘩啦嘩啦的潑濺聲，還有水龍頭裏發出的鳴響。洗手，洗任何東西，都沒有必要發出那樣大的聲音。
“也是。咳，現在都用手機了，我還在問尋呼機的事兒……”我訕訕地給自己打了個圓場，把話題轉向別處。
然而故事終究是由人來講的。你完全可以往前折個半頁，把句號畫在一個更明亮的地方。也許應該選在被拆掉的光學儀器廠舊址、阿B的通信器材小店旁邊，或者那一年新開張的卡拉OK廳。
那時的卡拉OK已經有包房，卻沒有全套的數字點歌係統，隻有半手動的點歌機。你得在厚厚的點歌本裏查到你要的那一首歌的編號，然後輸進去，等著那幾排紅色的小燈再亮上一盞。你伸著脖子看花眼，你被頭上轉動的燈球閃得太陽穴一跳一跳，你聽著耳邊全然失真的混響，忍受著別人的荒腔走板，可你還是傻樂傻樂的。
阿B的酒量比法國電影周那年大得多。他點了金湯力，要我也嚐一口。我搖搖頭，說我喝芬達吧，他說芬什麽達呀，管亦心你喝鮮榨的橙汁——對對，叫柳橙汁，姨婆是這麽說的。我說別費那事了，我坐坐就走，阿B哥我知道我錯了，我沒辦成事兒，我一個人來算什麽呢？思曼姐姐是忙，真的忙，她那是外企——
在阿B店裏幫手的小夥計把點歌本從頭翻到尾，嘴裏嚷著大哥啊哪有《讓一切隨風》啊，鍾鎮濤過氣啦，隻有一首《隻要你過得比我好》。隻要你過得比我好，過得比我好，什麽事都難不倒，一直到老。
“俗，”阿B鄙夷地說，“這店真沒品位，粵語歌那麽少。”
我願意把句號寫在這一刻，我相信阿B也是。在燈球的照耀下，他整個人通體閃亮，仿佛成了某種抽象的存在，身前身後都不再奔跑著時間的猛獸，張開血盆大口。
“這算多大點兒事啊。”他的笑聲的後半截被朋友們的嘶吼淹沒，有人在唱著要在雪地裏撒個野。
“等一件事兒等得久了，你猜你最怕什麽？就像排個老長老長的隊，前麵越來越短，這時候你突然就慌了。這事兒鬧的，你都要排到頭了你怕什麽？你怕什麽？”
是啊，阿B你怕什麽？
“怕排錯隊嘛，哈哈哈。你要買大排骨的，排了半天才發覺大夥兒都在買蔥。這下好了，蔥倒是有了，大排骨沒了，你拿什麽做蔥烤大排骨？”
我笑出了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