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一我吃完午飯回來，前台有我的一通留言。上麵寫著：請致電彼得·咖喱。底下的號碼是718打頭的，所以不是從布魯克林就是從皇後區打來的。我不記得我在布魯克林或皇後區認識一個叫彼得·咖喱的人，事實上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認識姓這個的人，但我不認識的人打電話給我也不是什麽稀奇事。我上樓回到房間裏，撥通了字條上的號碼，接電話的是個男人。我說：“咖喱先生？”
“哪位？”
“我叫馬修·斯卡德，有人留口信叫我打給你。”
“有人留口信叫你打給我？”
“是的。上麵說你是十二點一刻打進來的。”
“你說你找誰來著？”我又念了一遍名字，他說，“哦，我知道了，你就是那個偵探，對吧？是我哥哥打給你的，我哥哥彼得。”
“上麵說是彼得·咖喱。”
“等一等。”
我等著，過了一會兒，另一個聲音說：“馬特，我是彼得。”這個聲音與前一個很像，但稍微低沉一點兒，也稍微柔和一點兒。
“彼得，”我說，“我認識你嗎，彼得？”
“對，咱們互相認識，但你未必知道我叫什麽。我算是聖保羅教堂戒酒會的常客，呃，五六個星期前主持過一場活動。”
“彼得·咖喱？”我說。
“是庫利，”他說，“我是黎巴嫩裔，我想想該怎麽形容一下我自己。我戒酒一年半了，住在西麵五十五街的一家寄宿公寓裏，我當過信使和快遞員，但我的本業是電影剪輯，隻是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回去——”
“你的人生故事裏有很多毒品。”
“沒錯，但最後真正打倒我的還是烈酒。想起來我是誰了嗎？”
“嗯。你發言的那天晚上我也在。隻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姓什麽。”
“規定裏也沒說我要報上全名。”
“所以，彼得，有什麽事嗎？”
“我希望你能過來一趟，和我，還有我弟弟聊聊。你是偵探，我認為我們需要的就是個偵探。”
“能大致說說是什麽方麵的事嗎？”
“呃——”
“不方便在電話上說？”
“最好別在電話上說，馬特。總之這是偵探的工作，而且非常重要，無論你開價多少，我們都願意。”
“呃，”我說，“彼得，但我不知道我現在能不能接活兒。事實上，我剛計劃好要外出，就這個周末，飛海外。”
“去哪兒？”
“愛爾蘭。”
“聽上去很不賴，”他說，“但你看，馬特，就麻煩你來一趟吧，聽我們說說是怎麽一回事？你聽完，要是你覺得你無能為力，我們也不會埋怨你，我們會按時間付你谘詢費和你的來去車錢。”他弟弟在他背後說了句什麽，我沒聽清，然後彼得說：“我會告訴他的。馬特，凱南說我們可以開車過去接你，但還是必須回來談，所以我認為你直接叫出租車比較快。”
我忽然意識到這個當信使和快遞員的人開口閉口都是出租車，然後他弟弟的名字勾起了我某種回憶。我說：“彼得，你不止有一個弟弟吧？”
“不，就這一個。”
“我記得你在介紹個人情況的時候提過他，好像和他的行當有關係。”
一陣停頓。然後，彼得說：“馬特，我隻求你過來一趟，聽我們說說情況。”
“你們在哪兒？”
“你熟悉布魯克林嗎？”
“那我必須死了才行。”
“什麽意思？”
“沒什麽，我想到什麽就說出來了。一個很有名的短篇小說，《隻有死者才熟悉布魯克林》[1]。我以前算是挺熟悉布魯克林的某幾個片區。你們在布魯克林的哪兒？”
“灣脊區，殖民路。”
“那就簡單了。”
他報上地址，我記了下來。
R線地鐵，當地人叫它BMT[2]百老匯線，從牙買加區的一百七十九街一直開到布魯克林西南角，終點站離韋拉紮諾海峽大橋隻有幾個街區。我在五十七街第七大道路口的車站上車，在終點站前的兩站下車。
有些人堅持說一旦離開曼哈頓，你就離開了紐約市。他們錯了，你隻是來到了這座城市的另一個部分，但毫無疑問，差異相當明顯。你閉著眼睛也能覺察到，能量等級不一樣，連空氣都不再充斥著那種緊迫感了。
我在第四大道上走了一個街區，經過一家中國餐廳、一家韓國果蔬店、一家場外賭馬店和兩家愛爾蘭酒吧，然後拐上殖民路，很快就找到了凱南·庫利家。他家在一片獨門獨戶的住宅區裏，這方正敦實的建築物像是修建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門前有一小塊草坪，半段木台階從地麵通向正門。我爬台階走到門口，按響門鈴。
彼得開門請我進去，領我來到廚房。他把我介紹給他弟弟，他弟弟起身和我握手，然後示意我坐下。他沒有坐下，而是走到爐台前，然後轉身看著我。
“謝謝你肯跑這一趟，”他說，“斯卡德先生，在開始之前，介意我提兩個問題嗎？”
“完全不介意。”
“先喝點兒什麽？不是喝一杯的那種喝，我知道你和彼得是在戒酒會認識的，但我有現成的咖啡，還有軟飲料。咖啡是黎巴嫩人的喝法，大體而言很像土耳其人或亞美尼亞人的咖啡，非常濃，勁兒很大。要是不想喝，我還有一罐尤本速溶咖啡。”
“黎巴嫩咖啡聽上去就很好。”
味道也很好。我喝了一口，他說：“你是偵探，對吧？”
“沒有執照。”
“什麽意思？”
“意思就是我沒有正式身份。我偶爾為一家大型事務所做按次計酬的活兒，在這種情況下，我用他們的執照辦事，但除此之外，我就隻能以非正式的私人身份做事了。”
“而你曾經是警察。”
“沒錯。好些年前了。”
“嗯，警員或便衣，還是什麽？”
“我曾經是警方的偵探。”
“所以是有金色盾徽的了？”
“沒錯。我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分局幹了幾年，在此之前我在布魯克林待過一小段時間。七十八分局，管的是公園坡和從那兒往北的一塊地方，也就是所謂的博倫姆山。”
“嗯，我知道那地方。我就是在七十八分局的轄區長大的。知道卑爾根街嗎？就在邦德街和內文斯街之間。”
“當然。”
“我和彼得就在那兒長大。法院街和大西洋大道有幾個街區，你在那兒能見到很多中東人。黎巴嫩人、敘利亞人、也門人、巴勒斯坦人。我妻子是巴勒斯坦人，她父母住在總統街上，旁邊就是亨利街。那是南布魯克林，不過現在大家都叫它卡羅爾花園。咖啡怎麽樣？”
“很好。”
“還要加的話，說一聲就行。”他開口想說什麽，但又停下了，扭頭望向他哥哥。“我不知道，哥們兒，”他說，“我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老弟，你有話直說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轉向我，把一把椅子掉轉過來，然後倒騎在上麵，“情況是這樣的，馬特。我可以叫你馬特嗎？”我說當然可以。“情況是這樣的。我想知道的是，假如我告訴你一些事情，我需不需要擔心你會去告訴其他人。其實說到底，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還算是個警察。”
這是個好問題，我自己也經常琢磨這個問題。我說：“我當了許多年警察。自從離開警隊，每年我身上警察的成分就會少一點兒。你想問的是無論你對我說什麽，我能不能保守秘密。從法律的角度說，我沒有律師的責任和義務。你對我說的話不受法律的保護。但另一方麵，我也不是一名執法人員，因此我並不比普通市民更有義務要上報我所獲知的消息。”
“所以結論是什麽？”
“我也不知道結論是什麽。結論似乎可以變來變去。我不可能為了讓你安心而承諾什麽，因為我不知道你會對我說什麽。我大老遠跑到這兒來是因為彼得不肯在電話上多說話，現在我來了，你似乎還是什麽也不想說。也許我應該回家才對。”
“也許你確實應該回家。”他說。
“老弟——”
“算了，”他說著站了起來，“主意確實不錯，哥們兒，但行不通。我們自己去找他們吧。”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卷鈔票，剝出一張一百美元，隔著桌子遞給我。“這是來回車費和谘詢費，斯卡德先生。我很抱歉害得你大老遠地白跑一趟。”我沒有伸手去拿，他說，“看來你的時間比我想象中的更值錢。拿著，別生氣，可以嗎？”他又加了一張，但我還是沒有伸手去拿。
我向後推開椅子，站了起來。“你什麽都不欠我的，”我說，“我不知道我的時間值多少錢。謝謝你請我喝咖啡，就當咱們扯平了吧。”
“你就收下錢吧。老天在上，出租車跑個單程都要二十五美元了。”
“我是搭地鐵來的。”
他瞪著我：“你是搭地鐵來這兒的？我哥哥不是叫你坐出租車嗎？省那點兒小錢幹什麽，況且出錢的還是我！”
“把你的錢收起來吧，”我說，“我搭地鐵是因為那樣更方便，也更快。庫利先生，我怎麽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是我的事，而我怎麽做事我自己說了算。你別教我怎麽在城裏跑來跑去，我也不會教你怎麽做毒品生意。”
“我的天！”他說。
我對彼得說：“很抱歉，咱們浪費了彼此的時間。謝謝你能想到我。”他問我需不需要他送我回曼哈頓，或者至少送我去地鐵站。“不了，”我說，“我想在灣脊區走一走。我好幾年沒來過這兒了。有次辦案子的時候我來過離這兒隻有幾個街區的地方，就在殖民路上，不過要再往北一點兒。一個什麽公園對麵。‘鴞首公園’，好像叫這個名字。”
“離這兒八個還是十個街區。”凱南·庫利說。
“應該是吧。雇我的那個家夥被控殺了他妻子，我幫他洗清了罪名。”
“所以他是無辜的？”
“不，他確實殺了他妻子，”我說，想起了整個事件的經過，“但當時我不知道。我是事後才發現的。”
“但你已經無能為力了。”
“不，當然有辦法，”我說，“湯米·蒂拉裏，他叫這個名字。我忘記他妻子叫什麽了，不過他女朋友叫卡羅琳·奇塔姆。她死了，他因此進了監獄。”
“他女朋友也是他殺的？”
“不，她是自殺的。我把現場布置得像是謀殺，而且布置得會讓警察去抓他。我幫他脫了一次罪，但他應該獲罪的，所以陷害他一次似乎挺公平。”
“他被判了多少年？”
“能多久就多久。不過他死在了監獄裏。有人一刀捅死了他。”我歎了口氣，“我本來還打算從他家門口路過，看看能喚起多少回憶，但回憶似乎全都自己跑回來了。”
“讓你覺得不舒服嗎？”
“你是說回憶嗎？沒什麽特別的感覺。我能想到很多更讓我不舒服的事情。”我用視線掃了一圈，尋找我的大衣，然後想起來我沒穿來。外麵已經是春天了，天氣適合穿運動夾克，不過晚上溫度會降到四十華氏度[3]以下。
我走向房門，他說：“斯卡德先生，請稍等一下。”
我扭頭看著他。
“我剛才腦子亂了，”他說，“對不起。”
“沒什麽好道歉的。”
“不，我應該道歉。我沒控製住自己。你別往心裏去。今天早些時候我砸爛了一台電話，我撥號，對方占線，我頓時暴怒，抓著聽筒往牆上砸，直到外殼碎得稀爛。”他搖搖頭，“我從沒這樣過。我的弦繃得太緊了。”
“最近這種事很常見。”
“是啊，我猜也是。前幾天有人綁架了我妻子，他們把她分屍後塞進一輛車的後車廂裏，算是把她還給了我。也許其他人的弦繃得也有這麽緊。我反正不知道。”
彼得說：“老弟，別激動——”
“沒事，我不激動。”凱南說，“馬特，你稍微坐一會兒。聽我從頭到尾把整件事說給你聽，然後你再決定還想不想走，就當我前麵什麽都沒說過。我不在乎你會不會去告訴別人。我隻是不想把這件事大聲說出來，因為一說出來，事情就會變得太真實，但事情已經發生了，對吧？”
他一五一十地說給我聽，大致就是我前麵敘述的那個經過，隻不過我補充了一些在後來調查時發現的細節，但庫利兄弟自己已經挖掘出了相當可觀的事實。星期五，他們找到了她的豐田凱美瑞，車還停在大西洋大道上，他們通過她停車的位置知道了她去過阿拉伯美食世界，而後車廂裏的購物袋證明她去過達戈斯蒂諾超市。
他說完，問我要不要再喝杯咖啡，我拒絕了，接受了一杯蘇打水。我說：“我有幾個問題。”
“問吧。”
“屍體是怎麽處理的？”
兩兄弟交換了一個眼神，彼得示意凱南告訴我。凱南深吸一口氣，說：“我有個表哥，他是獸醫，開了家寵物診所，在——呃，在哪兒並不重要，總之在老城區。我打電話給他，說我需要單獨借用一下他的工作場所。”
“那是什麽時候？”
“我打電話給他是星期五下午，星期五晚上他把鑰匙給我，我們去了一趟那地方。他有個裝置，簡而言之就是個焚化爐，用來火化經他安樂死的寵物。我們把……我們把——”
“別激動，老弟。”
他不耐煩地搖搖頭：“我沒事，我隻是不知道該怎麽說。你們警察是怎麽說的？我們把碎塊，弗朗辛的碎塊帶過去，然後火化了她。”
“你們拆開了所有包裹——”
“沒有，為什麽要拆開呢？膠帶和塑料袋反正都能燒掉。”
“但你確定就是她嗎？”
“是的，我們拆開了足夠多的包裹，為了……確定。”
“這都是我必須問的問題。”
“我明白。”
“重點在於沒有留下屍體，是這樣吧？”
他點點頭。“隻有骨灰，還有一些骨頭的碎片，剩下的就是這些。想到火化，你會以為最後隻剩下粉末一樣的骨灰，就像從爐膛裏清出來的煤灰，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他還有個輔助裝置，用來把骨頭碎片碾成粉，這樣你拿到手的骨灰就沒那麽紮眼了。”他抬起眼睛看著我，“我上高中的時候，每天下午在盧那兒幫忙。我不會說他的全名叫什麽。就算說了又有什麽區別？我父親希望我當醫生，他覺得這樣能提前鍛煉我。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用，但我很熟悉診所和那兒的設備。”
“你表哥知道你為什麽要借用他的診所嗎？”
“人們隻知道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他肯定不會覺得我半夜溜進去是為了給自己打狂犬病疫苗。我們在店裏待了一整夜。他的焚化爐是寵物尺寸的，所以我們必須分幾批燒，中間還必須等爐子冷卻。我的天，光是想一想，我就要死了。”
“對不起。”
“不是你的錯。盧知道我用了爐子嗎？我猜他肯定知道。他肯定很清楚我做的是什麽行當。他很可能以為我殺了個競爭者，想要毀屍滅跡。人們成天在電視上看這種東西，以為世界就是這麽運轉的。”
“他沒有反對？”
“我們是一家人。他知道我有急事，也知道這不是可以商量的事情。另外，我給了他一些錢。他不想要，但他有兩個孩子在上大學，所以他怎麽可能不拿？而且錢並不多。”
“多少？”
“兩千美元。就葬禮來說，開銷相當低了，對吧？我是說，買一口棺材都有可能不止這個價。”他搖搖頭，“我把骨灰裝在一個鐵皮罐裏，鎖進樓下的保險箱。我不知道該怎麽處理它，完全不清楚她會希望我怎麽做。我們從沒討論過。天哪，她才二十四歲，比我年輕九歲，準確來說，是八歲十一個月。我們結婚兩年了。”
“沒有孩子？”
“對。我們打算再等一年，然後——唉，我的天，太可怕了。介意我喝一杯嗎？”
“不介意。”
“彼得也這麽說。媽的，我不喝。星期四下午我和綁匪在電話裏談完後喝了一杯，接下來就再沒碰過酒瓶。我會有衝動想喝酒，但我每次都能克製住。知道為什麽嗎？”
“為什麽？”
“因為我想感受這一切。你認為我做得不對嗎？帶她去盧的診所火化。你認為我做錯了嗎？”
“我認為這是不合法的。”
“嗯，對，不過我不怎麽在乎這方麵的問題。”
“我知道你不在乎。你隻是想讓她走得體麵一點兒。但在這個過程中，你也銷毀了證據。對那些知道該往哪兒看的人來說，屍體保留了大量的信息。你把屍體燒成骨灰和骨頭碎片，這些信息就全都丟失了。”
“這重要嗎？”
“也許有助於知道她是怎麽死的。”
“我不在乎這個。我隻想知道是誰幹的。”
“知道了前者，也許就能知道後者。”
“所以你認為我做錯了。天哪，我不可能打電話給警察，把一麻袋碎肉交給他們，說：‘這是我妻子，好好照顧她。’不，我絕對不會報警，混我這一行的不可能報警。但假如我打開那輛天霸的後車廂，她整個人躺在那兒，盡管死了，但屍體是完整的，那麽我也許還有可能會報警。但像這樣——”
“我能理解。”
“但你認為我做錯了。”
“你做了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彼得說。
難道每個人不都是這樣嗎？我說：“我這人不太知道對錯。換了我，很可能也會這麽做，尤其是假如我有個家裏有焚化爐的表哥。但我會怎麽做並不重要。反正你已經這麽做了。現在的問題是，接下來你打算怎麽做？”
“接下來？”
“這是個好問題。”
但這不是唯一的問題。我問了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且大多數問了不止一遍。我讓這兩個人翻來覆去講述事情的經過，在記事本上做了許多筆記。最後我發現，弗朗辛·庫利的屍塊似乎是整件事裏唯一可供查證的證物，而它們已經化作了青煙。
等我最終合上記事本時，庫利兩兄弟坐在那兒等我發話。“從表麵上看，”我說，“他們相當謹慎。他們寫了個好劇本，然後從頭演到尾，沒有向你們泄露有關他們身份的任何線索。就算他們在某處留下了蛛絲馬跡，目前也還沒有浮現出來。超市或大西洋大道的停車地點也許有人見到了什麽，能認出某個綁匪或瞥見了車牌號，花些力氣去尋找這樣的證人也許是值得的，但目前證人是否存在還說不定。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任何目擊者，或者他見到的東西不構成任何線索。”
“你的意思是我們沒希望了？”
“不，”我說，“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假如想要調查，就必須在他們留下的線索之外做工作。一個起點是他們弄走了四十萬美元。他們有可能做兩件事，兩者都有可能引起注意。”
凱南思考了一下。“花錢是其中之一，”他說，“還有一件呢？”
“吹噓。混黑道的人就喜歡吹噓，尤其是有事情可以誇耀的時候，有時候他們會在樂於出賣消息的人麵前吹噓。訣竅在於要把風聲放出去，讓這些人知道誰想買消息。”
“而你已經有主意了？”
“我有很多主意，”我承認道，“前麵你問我在多大程度上還是個警察。我不知道，但我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還是我戴警徽那會兒的老套路，我會翻來覆去地琢磨案子，直到我能找到某個切入點。碰到這種案子，我立刻就能想到好幾條不同的調查路線。這些路線完全有可能到最後都走不通，但每一個方向都依然值得一試。”
“所以你想查查看？”
我低頭看記事本，說：“嗯，我有兩個問題。前一個我好像在電話上對彼得說過。本周末我應該去愛爾蘭的。”
“去辦事？”
“去消遣。我今天上午剛安排好。”
“還來得及取消。”
“是的。”
“取消的話，無論損失多少，我給你的費用都肯定能彌補。另一個問題是什麽？”
“另一個問題是，假如我查到了什麽，你會怎麽做？”
“嗯，你知道我會怎麽回答。”
我點點頭：“這就是問題了。”
“因為你不可能立案，你沒法告他們綁架和謀殺。沒有證據能證明他們存在任何犯罪行為，看起來隻是有個女人下落不明。”
“沒錯。”
“所以你肯定知道我想要什麽，明白這一切是為了什麽。非要我說出來嗎？”
“最好還是說給我聽聽。”
“我要那夥家夥的命。我要親自動手，我要看著他們死。”他說得既冷靜又漠然，聲音裏沒有任何情緒。“這就是我想要的，”他說，“這會兒我隻有這一個目標，其他的我什麽都不想要。我沒法想象我這輩子還會想要別的東西。你是不是也猜到了？”
“差不多吧。”
“做出這種事的人，他們能劫走一個無辜的女人，把她變成碎屍，你難道還在乎他們會發生什麽？”
我想了想，但沒想多久。“不在乎。”我說。
“動手的事情就交給我們——我和我哥哥。根本不需要你下場。”
“換句話說，我隻是判他們死刑。”
他搖搖頭。“他們是自己找死的，”他說，“就因為他們犯下的罪行。你隻是幫了老天爺一把。你覺得呢？”
我依然猶豫。
他說：“你還有一個問題，對吧？我的行當。”
“這是個因素。”我說。
“準確地說，我不是拆家。我是他們所謂的上家。知道兩者的區別嗎？”
“當然，”我說，“你是總能躲過法網的大鱷。”
他大笑起來：“我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大鱷。從某些角度說，中層分銷商才是最大的，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他們手上。我按重量運貨，意思是我要麽批量把貨弄進來，要麽向把貨弄進來的人進貨，再轉手賣給拆成小包裝出售的人。客戶做的生意很可能比我大，因為他們永遠在買進賣出，而我一年隻交易兩三次。”
“但你混得不錯。”
“確實。風險很高，你要擔心法律，要擔心想黑吃黑的人。然而風險越高，通常回報也越高。另外，生意永遠存在。總有人需要貨。”
“你進過監獄嗎？”
“沒有，我也沒被逮捕過。所以假如你顧慮的是這個，擔心麵子上會不好看，被人知道你為一個有前科的毒販做事——”
“我顧慮的不是這個。”
“好的，從官方的角度來說，我不是有前科的毒販。我不敢說警方緝毒科或緝毒署裏沒人知道我是誰，但我確實沒有案底。據我所知，我從來沒有被立案調查過。我家裏沒有竊聽器，電話沒有被監聽。假如有，我肯定會知道，這個我前麵已經說過了。”
“對。”
“你稍等一下，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他走進另一個房間，帶著一張照片回來。這是一張五乘七英寸的彩色照片，裝在銀色相框裏。“這是我們的結婚照，”他說，“兩年前拍的，其實還不到兩年，到五月才滿兩年。”
他身穿燕尾服，她穿白色婚紗。他笑得很燦爛，而她笑不露齒，前麵我已經說過原因了。但她也在笑，你看得出她渾身洋溢著幸福。
我不知道該說什麽。
“我不知道他們對她做過什麽，”他說，“這是我不允許自己去想的事情之一。但他們殺了她，把她剁成肉塊，他們還拿她開了個下流的玩笑，我必須做點兒什麽，否則我肯定會自殺。要是我會調查，我一定會自己去查。事實上我和彼得已經試過了。但我們不知道該怎麽做，我們沒有這方麵的知識，我們不了解調查的步驟。你之前問的那些問題還有你的調查方向，先不說能不能查到什麽了，至少讓我明白了一點，那就是我在這個領域裏一竅不通。所以我需要你的幫助，無論要我付你多少我都會掏腰包，錢不是問題。我有很多錢，無論需要花多少我都願意。要是你不肯接，我要麽另外找人幫忙，要麽繼續自己查，否則我還能做什麽呢？”他隔著桌子從我手裏拿走照片，盯著它看。“天哪，多麽美好的一天，”他說，“接下來的每一天也都很美好，然後就一頭紮進了泥潭。”他望向我，接著說：“對，我是上家，我是毒販，你愛怎麽叫就怎麽叫。對，我想宰了那夥雜種。我攤牌了。你就說句話吧，接還是不接？”
我最好的朋友，我打算去愛爾蘭會合的那個家夥，他是個職業罪犯。根據坊間傳說，有天夜裏他大搖大擺地走過“地獄廚房[4]”的街道，拎著一個保齡球包，從裏麵掏出一顆敵人的腦袋給別人看。我不敢發誓說這事情真的發生過，但不久前在馬斯佩斯的一個地下室裏，我站在他身旁，看著他手起刀落，剁掉了一個人的一隻手。那天晚上我手裏拿著槍，而且也開過槍。
所以，盡管在某些方麵我依然完全像個警察，但在另一些方麵，我已經發生了可觀的改變。我早就吞下了駱駝，區區蚊蠅有什麽好擔心的？
“我接了。”我說。
[1] 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原書名為Only the Dead Know Brooklyn。
[2] 布魯克林-曼哈頓運輸股份有限公司（Brooklyn Manhattan Transit Corporation）曾是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的城市運輸控股公司，現為紐約地鐵B部門之一。——編者注
[3] 約4.44攝氏度。
[4] 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島西岸的一個地區，早年是一個著名的貧民窟，因其雜亂的居住環境、嚴重的種族衝突與高犯罪率而聞名。——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