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九點剛過，我回到我住的旅館。我和凱南·庫利長談了一番，在我的記事本裏填滿了好幾頁紙，上麵密密麻麻地寫著他的朋友、生意夥伴和家族成員的名字。我去車庫檢查了弗朗辛的豐田凱美瑞，發現那盤貝多芬磁帶還在磁帶卡座裏。就算弗朗辛的車裏還有其他線索，我也沒有發現。
我沒能檢查用來運送屍體碎塊的灰色天霸。綁匪違章停車，交管局的拖車在周末的某個時候把車拖走了。我可以想點兒辦法查到它的下落，但那有什麽用處呢？這輛車肯定是綁匪為了棄屍而偷來的，而且從車況來看，很可能早就被車主扔掉了。警方鑒證人員也許會在後車廂或車裏找到汙漬、織物纖維或其他什麽證據，說不定能變成一個有價值的調查方向。但我沒有能做這種鑒證工作的資源。到頭來我很可能隻是在布魯克林跑來跑去，搜尋一輛多半會對我守口如瓶的破車。
我們坐進別克車，走了一條漫長而迂回的線路，途中經過達戈斯蒂諾超市和大西洋大道上的阿拉伯美食世界，然後向南到海洋大道和法拉格特路路口的第一個電話亭，然後沿著弗拉特布什大道向南，再沿著N大道向東，開到韋特蘭斯大道上的第二個電話亭。我並不是非要親眼見到這些地點不可，盯著投幣電話看不會讓你突然得到海量的情報，但根據以往的經驗，到現場去走一走人行道，爬一爬樓梯，親身體驗一下氛圍，花費的這些時間往往是值得的。這能營造一種真實感。
這麽做同時也讓我帶著庫利兄弟再次從頭到尾過了一遍案情。在警方調查中，目擊證人幾乎總是會抱怨說他們必須向不同的人反複講述同一件事。在他們看來，這麽做毫無意義，但其實這麽做很有意義。你向很多不同的人講述了很多遍，也許你會想到什麽你先前遺漏的細節，也許不同的人會聽到其他人忽略的要點。
途中我們在弗拉特布什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館停了停，這家店叫阿波羅，我們三個人都點了希臘烤肉卷餅，味道很好，但凱南幾乎沒碰他那份。出來後，他在車裏說：“我應該要個煎蛋或者其他什麽的。自從那天晚上以後，我就沒法吃肉了。我連碰都不想碰，一進嘴我就想吐。我相信我遲早能克服，但最近我必須記住點別的東西吃。真是沒道理，點的東西送上來，你卻沒法逼著自己吃下去。”
彼得開著凱美瑞把我送回家。自從綁架那天以來，他就住在位於殖民路上的弟弟家，晚上睡客廳沙發，他需要回一趟他的住處拿換洗衣服。
要不是這樣，我肯定會打電話叫出租車。我喜歡搭地鐵，我在地鐵上很少會感覺不安全，但口袋裏揣著一萬美元還要省那點兒出租車費，似乎有點兒吝嗇過頭了。要是碰到搶劫，我肯定會覺得自己在犯傻。
那一萬美元是給我的定金，兩遝百元大鈔，每遝五十張，與用來付弗朗辛·庫利的贖金的另外八十遝毫無區別。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麽為我的服務定價，但這次凱南省去了我思前想後的麻煩。他把兩遝錢扔在桌上，問我預付這些夠不夠。我說這太多了。
“我付得起，”他說，“我有很多錢。他們沒掏空我的口袋，還差得遠呢。”
“所以你付得起一百萬美元？”
“那要出一趟國才行。我在開曼群島有個戶頭，裏麵存了五十萬美元。樓下的保險箱裏有將近七十萬美元。其實我應該能在紐約籌到另外三十萬美元的，隻需要打幾個電話。我總在想。”
“想什麽？”
“沒什麽，胡思亂想。比方說，假如我付了一百萬美元，他們會不會放她活著回來？假如我打電話的時候沒那麽咄咄逼人，禮貌一點兒，使勁拍馬屁之類的。”
“他們還是會殺了她。”
“我也是這麽對我自己說的，但我怎麽可能確定呢？我不可能不讓自己去想，也許有什麽事情是我應該做的。比方說，我從一開始就硬氣到底，除非他們向我證明她還活著，否則我一分錢都不會付。”
“他們打電話給你的時候，她很可能已經死了。”
“老天在上，希望你說得對，”他說，“但我沒法確定。我總是在想，也許有什麽辦法能讓我把她救回來。我一直覺得她的死是我的錯。”
我們走高速公路回曼哈頓，先走濱海公園大道，然後經郭瓦納斯高速公路穿過隧道。這會兒車流稀少，但彼得還是慢悠悠地開，時速很少超過四十千米。剛開始我們沒怎麽交談，而沉默往往會自己增長。
“這兩天真是夠受的。”他最後說。我問他是否還能堅持住。“哦，我沒問題。”他說。
“抽時間去參加活動了？”
“我算是挺有規律吧。”過了一會兒，他說，“但自從出了這件爛事，我就沒找到機會去參加活動。你知道的，我有點兒忙。”
“你必須保持清醒，否則你也幫不上你弟弟的忙。”
“我知道。”
“灣脊區也有戒酒會的活動。你不是非得進城不可。”
“我知道。昨晚我本來想去一場的，可惜沒抽出時間來。”他的手指輕輕敲打著方向盤，“我以為咱們回去能趕上聖保羅今晚那場，但時間已經晚了。等咱們到地方，肯定早就過九點了。”
“休斯敦街十點鍾有一場。”
“呃，我說不準，”他說，“我要先回一趟我那兒，收拾我需要的——”
“就算錯過了十點那場，十二點還有一場。同一個地點，休斯敦街，第六大道和瓦裏克街之間。”
“我知道地方。”
他的語氣裏有些東西在拒絕我繼續出主意。過了一會兒，他說：“我知道我不該不去參加活動的。我會盡量趕上十點那場。十二點那場我沒法確定。我不想留凱南一個人待那麽久。”
“也許明天白天你可以在布魯克林參加一場。”
“也許吧。”
“你的工作呢，你不用上班嗎？”
“暫時不去了。星期五和今天我請了病假，但就算他們最後不要我了，也沒什麽大不了的。那種工作很容易找。”
“什麽工作，送信？”
“其實是送外賣。五十七街第九大道路口的那家熟食店。”
“肯定很難受吧？你做那麽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而你弟弟在大把撈錢。”
他沉默片刻，然後說：“我必須和這一切保持距離，明白嗎？凱南要我去為他做事，或者和他一起做事，隨便你怎麽說好了。但我不可能做那一行還什麽都不沾。倒不是說毒品會從早到晚包圍著你，因為事實上並不會，你很少會親手接觸你賣的貨。問題在於整體態度，或者思維方式，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然。”
“關於戒酒會活動，你說得對。我自從知道弗朗辛出事了，就一直想喝酒。我說的是知道她被綁架，那時候他們還沒撕票呢。我還沒到隻差臨門一腳的那個地步，但我很難不讓喝酒的念頭進入腦海。我剛把它踢出去，它就立刻溜回來了。”
“你和你的監督人有聯係嗎？”
“我其實沒有監督人。剛開始戒酒的時候，他們給我分配了一個臨時監督人，一開始我打電話給他算是挺有規律，但後來我們或多或少疏遠了。反正打電話很難找到他。我應該找個正式監督人的，但天曉得為什麽，我一直沒去辦這件事。”
“萬一有一天——”
“我知道。你有監督人嗎？”
我點點頭：“我們昨晚才聚過。我們通常每周日一起吃飯，坐下來過一過上周的情況。”
“他會給你建議嗎？”
“有時候吧，”我說，“但之後我還是會想怎麽做就怎麽做。”
我回到旅館房間，第一通電話先打給了吉姆·法布爾。“我剛和別人談到你，”我說，“有個朋友問我的監督人給不給我建議，我告訴他，我總是你怎麽說我就怎麽做。”
“你運氣很好，老天沒有一個雷當場劈死你。”
“我知道。但我決定不去愛爾蘭了。”
“是嗎？昨晚你似乎下定決心了。睡了一覺，忽然改變想法了？”
“不是的，”我承認道，“想法沒有改變，今天上午我還去找了旅行社，搞到一張星期五晚上出發的便宜機票。”
“然後？”
“然後今天下午，有人給我一個活兒，我接下來了。你想去愛爾蘭待三個星期嗎？我的機票錢恐怕是拿不回來了。”
“你確定？損失那麽一筆錢似乎很可惜。”
“嗯，旅行社說過我的機票是不能退的，而我已經付過款了。不過沒關係，這個活兒我能掙到不少錢，損失得起這兩百美元。但我想告訴你的是，這下我不會去索多瑪與貝蛾拉[1]之地了。”
“聽上去你是在往火坑裏跳，”他說，“所以我才擔心你。你總和你那位朋友在他的酒吧消磨時間，但居然還能保持清醒——”
“他替我們兩個喝酒。”
“好吧，反正不管怎麽樣，你似乎撐下來了。但要是去了大西洋的另一邊，平時支持你戒酒的體係離你幾千英裏遠，再加上你最近的焦躁情緒——”
“我知道。但現在你可以睡得安穩了。”
“盡管功勞不是我的。”
“哦，這我就說不準了，”我說，“也許你也出了一份力。上帝行事神秘莫測。他創造的奇跡無處不在。”
“是啊，”他說，“讚美他老人家。”
伊萊恩卻覺得我沒法去愛爾蘭真是太糟糕了。“看來你這個活兒是不可能往後推一推的。”她說。
“是的。”
“也不可能在星期五之前做完？”
“星期五能開始辦就不錯了。”
“真可惜，但聽你的語氣，似乎並不失望。”
“我也這麽覺得。還好我沒打電話告訴米克我要去，這樣就省得我再打一次電話給他說我改主意了。實話實說，有事情可做讓我很高興。”
“而且是能讓你施展手腳的事情。”
“沒錯。比起度假，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東西。”
“是個好案子嗎？”
我還沒告訴她這個案子的事情。我思考片刻，說：“是個可怕的案子。”
“嗯？”
“我的天，人類居然能這麽互相殘害。你以為我已經習慣了，對吧？但我永遠也不可能習慣。”
“想和我談一談嗎？”
“見麵再說吧。明晚照常？”
“除非你的工作擋路。”
“我覺得應該不會。我七點左右過去找你。萬一要遲到，我會打電話給你的。”
我洗了個熱水澡，好好睡了一覺。第二天早晨，我去銀行打開保管箱，在備用金裏加了七十張一百美元。我把兩千美元存進支票戶頭，剩下一千美元現金揣在口袋裏。
以前有段時間，我會心急火燎地去捐錢。我曾經在空****的教堂裏無所事事地消磨過許多個小時，簡而言之，就是我會按宗教傳統捐什一稅[2]，在我收到的每筆現金裏抽出一成，塞進我路過的下一個募捐箱。隨著戒酒，我也放棄了這個古老的習慣。我不知道我為什麽會停止捐錢，但我也沒法告訴你我為什麽會開始這麽做。
我可以把我那張愛爾蘭航空的機票塞進離我最近的募捐箱，因為它對我反正也沒什麽用處了。我去了一趟旅行社，證實了我的猜想，也就是這張機票是不能退的。“通常來說，我會叫你去找個醫生，寫封信證明你不得不出於健康原因取消行程，”他說，“但在這兒行不通，因為和你打交道的不是航空公司，而是一個獨立機構，他們從航空公司批發座位，然後以超低折扣對外出售。”他說他可以試著幫我轉賣，於是我把機票留給他，然後走路去搭地鐵。
我在布魯克林待了一整天。離開殖民路那座屋子的時候，我拿走了一張弗朗辛·庫利的照片。我去第四大道的達戈斯蒂諾超市和大西洋大道的阿拉伯美食世界時，向人們出示這張照片。我追查的這條線索恐怕早斷了，今天是星期二，而綁架發生在上個星期四，但在這方麵我也無能為力。要是彼得能在上個星期五打電話給我，而不是等周末過去再聯係我，情況肯定會好得多，然而他們畢竟還有其他事情要辦。
除了照片，我還向人們出示了信誠調查偵探事務所的名片，名片上印著我的名字。我的解釋是我在調查一件保險索賠案。我客戶的車被另一輛車剮擦了，那輛車停都沒停就一溜煙地跑了，假如能確定肇事方的身份，索賠的辦理進程就能大大加速。
我在達戈斯蒂諾超市和一名收銀員談了談，她記得弗朗辛是個常客，而且總是付現金——這在普通人的社會裏是個會被記住的特征，但在毒品交易圈裏是標準做法。“我還能告訴你一件她的事情，”女收銀員說，“我敢說她很會做飯。”我肯定看上去一臉茫然。“她不買預包裝成品，不買冷凍的和冰鮮的。她永遠買新鮮食材。像她這麽年輕的人，你很少會見到有幾個喜歡做飯的。但你從來不會在她的購物車裏看見微波爐快餐。”
超市小工也記得她，主動告訴我她總是給兩美元的小費。我問他有沒有見到什麽貨車，他記得有一輛藍色廂式貨車停在超市門前，然後跟著她一起走了。他沒注意到貨車的型號或車牌號，但對顏色相當確定，他還記得車身上好像畫著電視維修之類的標牌。
大西洋大道那家店裏的人記得的比較多，因為值得注意的細節本身就比較多。櫃台裏的女人一眼就認出了照片裏的人，而且能告訴我弗朗辛都買了什麽——橄欖油、芝麻調味醬、蠶豆蘸醬和另外幾件我連聽都聽不懂的東西。但她沒有見到綁架的具體過程，因為當時她在為另一名客人結賬。她知道肯定發生了什麽不尋常的事情，因為隨後有個客人進來，說兩男一女從店門口跑出去，跳上了一輛貨車的車廂。客人擔心他們是不是搶了超市，這是在急急忙忙地逃跑。
我在中午前又問了幾個人，到了中午，我考慮去隔壁吃午飯。但我沒有，而是想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塞給彼得·庫利的忠告。我自己從上個星期六開始也連一場活動都沒參加過，今天已經是星期二了，而我晚上還要和伊萊恩一起度過。我打電話給小組協調辦公室，得知十分鍾步行距離外的布魯克林高地在十二點半有一場活動。演講者是個矮小的老太太，她的外表能有多整潔和體麵就有多整潔和體麵，而她的人生故事說得很清楚，她並不是一直這個樣子的。按照她的說法，她曾經是個垃圾婆，睡門洞，從不洗澡或換衣服。她沒完沒了地強調她以前有多麽肮髒，氣味有多麽難聞。你很難把這個故事和桌首的這個人對上。
戒酒會活動結束後，我回到大西洋大道上，繼續上午的工作。我在一家熟食店買了三明治和香草汽水，趁機問了問店主。我站在門外吃完東西，然後走到路口，找報攤夥計和兩個顧客聊了聊。我走進阿勒頗，向收銀員和兩名侍者打聽情況。我回到阿尤伯的店裏——我問的那些人都用這個名字稱呼阿拉伯美食世界，所以我也改了叫法。總之我回到那兒，那女人這次想起了擔心藍色貨車裏的男人搶了超市的那位客人叫什麽。我在號碼簿裏查到他，但電話打過去沒人接。
走訪大西洋大道的時候，我扔掉了保險調查的借口，因為那套說辭和他們有可能見到的情形對不上。另一方麵，我也不想留下發生了綁架殺人那種級別大案的印象，否則說不定有人會覺得作為一名好公民，他有義務向警方報告情況。我琢磨出來的幌子大致如下，根據交談對象的情況略作調整：
我的委托人有個妹妹，正在考慮和一個想留在國內的非法移民辦理結婚登記。未來的新郎有個女朋友，她家裏非常反對這樁婚事。女方的兩名男性親屬這幾天一直在騷擾我的委托人，想說服她幫忙阻止婚事。她很同情他們的處境，但不是很想被卷進去。
上個星期四他們跟蹤她，尾隨她來到阿尤伯的店裏。她買完東西出去的時候，他們找借口把她騙進他們的貨車車廂，然後帶著她兜圈子，企圖說服她幫忙。到他們放她下車的時候，她氣得有點兒發瘋，而且為了擺脫他們，她不但把買的東西（橄欖油、芝麻醬等等）扔在了車上，而且還忘記拿手包了，手包裏裝著一個相當值錢的手鐲。她不知道那兩個男人叫什麽，也不知道該怎麽聯係他們，所以——
要我說，這個故事充滿漏洞，但我也並不是在說服電視台投拍電視劇試播集，我隻是用它來讓正派市民安心，讓他們認為盡力幫忙不但高尚而且安全。我得到了許多免費的忠告，舉例來說：“那種婚姻不可能有好結果，她應該告訴她妹妹那不值得。”但我也得到了相當多的線索。
四點剛過，我決定今天到此為止了，搭地鐵去哥倫布圓環，以幾分鍾之差躲過晚高峰。前台有我的幾封信，其中大部分是垃圾郵件。我郵購過一次東西，現在每個月都會收到十幾份郵購目錄。我住的房間很小，連放郵購目錄的地方都沒有，更別說有地方放他們希望我買的東西了。
回到樓上，我扔掉了大多數信件，隻留下電話費賬單和兩張留言字條。字條上都通知我有個叫“凱·咖喱”的人打過電話，兩點半一次，三點三刻一次。我沒有立刻打電話給他。我累得沒力氣了。
這一天掏空了我。倒不是身體上有多累，我畢竟沒有一連八小時扛水泥袋，但和那麽多人談那麽多話也是要付出氣力的。你必須集中精力，編故事的時候尤其需要聚精會神。除非你是個病態撒謊狂，否則說假話永遠比吐露真相更加耗費精神；測謊器就是根據這個原理設計的，而我的經驗能證明它的真實性。扮演這樣一個騙子角色一整天能掏空你，特別是大多數時候你還得站著。
我衝了個熱水澡，把臉重新刮幹淨，然後打開電視蹺起腿，閉著眼睛聽了一刻鍾新聞。五點半左右，我打電話給凱南·庫利，說我有些進展，但沒什麽特別值得報告的情況。他問有沒有他能做的事情。
“暫時還沒有，”我說，“明天我會再去一趟大西洋大道，看能不能把情況補充得更加完整。等我在那兒問完，我就去一趟你家。你會在家嗎？”
“當然，”他說，“我也沒地方可去。”
我設好鬧鍾，再次閉上眼睛，六點半的時候，鬧鈴把我揪出夢鄉。我穿上正裝，係上領帶，下樓去了伊萊恩家。她給我倒咖啡，給她自己倒巴黎水，然後我們叫出租車去了上城區的亞洲協會。那兒最近開了個以泰姬瑪哈陵為中心的展覽，剛好合上了她在亨特學院修的那門課。我們走遍三個展廳，發出相應的感歎，然後跟著人群走進另一個房間，坐在折疊椅上聽一位音樂家的錫塔琴獨奏。我完全無法判斷他的水平是高還是低。我不知道你該如何分辨（或者他自己該如何分辨）他的演奏有沒有跑調。
然後還有一場供應葡萄酒和奶酪的招待會。“咱們不需要留太久。”伊萊恩嘟囔道。幾分鍾的微笑和寒暄過後，我們終於回到了街上。
“剛才每一分鍾你都樂在其中？”她說。
“挺好的。”
“我的天，”她說，“男人為了上床，能逼著自己熬過何等的難關啊！”
“行了吧，”我說，“沒那麽糟糕。印度餐館裏放的不就是這種音樂嗎？”
“但在餐館裏你不是非聽不可。”
“剛才你難道在聽？”
我們去了一家印度餐館，喝濃縮咖啡的時候，我把凱南·庫利和他妻子的遭遇說給伊萊恩聽。等我講完，她呆呆地坐了一會兒，低頭盯著麵前的桌布，就好像上麵寫著什麽神諭。然後她緩緩地抬起頭，看著我的眼睛。她是個能幹的女人，而且很有忍耐力，但此時此刻，她脆弱得令人難過。
“我的天哪！”她說。
“看看人能做出什麽樣的事情。”
“不存在任何底線，對吧？永遠能更加墮落。”她喝了一口水，“那種殘忍，徹底的施虐狂。為什麽會有人能——唉，為什麽要問為什麽呢？”
“我猜肯定是為了快感，”我說，“他們肯定得到了巨大的快樂，不但是殺人的時候，還有羞辱他、戲弄他的時候，對他說她會在車裏等他，會在家裏等他，最後讓他在一輛破福特的後車廂裏發現她被剁成了碎塊。殺她不一定是為了施虐。他們有可能認為比起留下一個能指認他們的證人，殺人滅口更加安全。但像他們那樣存心折磨人就沒有實際的好處了。分屍費了他們很大的工夫。對不起，飯桌上不該談這種話題的，對吧？”
“相比之下，拿來當上床前的助興故事就非常帶勁了。”
“會讓你立刻興致高昂？”
“沒什麽能比這種事更讓人心情激**的了。不，說真的，我不介意。我是說，我介意，我當然介意了，但我不會神經過敏。把一個人剁成碎塊，這當然很惡心了，但其實這隻是最不重要的一麵，對吧？真正讓人震驚的是世界上存在這樣的邪惡，天曉得它會從哪兒冒出來，毫無理由地消滅一個人。可怕的是這個，而且無論胃裏有沒有東西，它都一樣恐怖。”
我們回到她的公寓，她放上我們倆都喜歡的悉達·沃爾頓鋼琴獨奏唱片，我們一起坐在沙發上，幾乎不說話。放完一麵，她把唱片翻過來，第二麵放到一半，我們走進臥室，這次**激烈得驚人。事後，我和她都很久不說話，直到她最終開口：“我就這麽說吧，小子。要是能一直這樣下去，總有一天咱們會很擅長這件事的。”
“你真這麽認為？”
“反正到時候我不會吃驚的。馬特，留下來過夜好嗎？”
我吻她：“我就是這麽打算的。”
“嗯——打算得好。我不想一個人睡。”
我也不想。
[1] 狹義指愛爾蘭都柏林的兩家劇場，廣義可指愛爾蘭。
[2] 一種宗教性質的稅收。基督教教會中的信徒們通常以自己的收入或財產的10%向教會捐獻。——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