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裏，發生了幾件事情。
我跑了三趟日落公園，兩趟是我單獨去的，第三趟TJ陪著我。一天下午我心煩意亂，打他的尋呼機，幾乎立刻接到了他的回電。我們在時報廣場地鐵站碰頭，一起乘地鐵去布魯克林。我們在一家熟食店吃午飯，在那家古巴小館子喝拿鐵，然後走了好一會兒。我們一直在聊天，盡管我對他依然沒什麽了解，他卻知道了我的一些事情——隻要他真的在聽我說話。
等回城的地鐵時，他說：“喂，今天你不用給我錢，因為咱們什麽都沒幹。”
“你的時間總該值點兒什麽的。”
“那得做事才行，但我今天一直在閑逛。哥們兒，我從小到大這麽做都是免費的。”
另一個晚上，我正要出門去參加戒酒會的活動，卻接到了“丹尼男孩”的電話，於是火速趕往科羅納的一家意大利餐館，有三個小痞子在那兒活動，他們最近變成了散財童子。他們是綁匪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科羅納在皇後區北部，離日落公園足有幾光年，但我還是去了。我坐在吧台前喝聖培露礦泉水，等那三個穿絲綢禮服的家夥來撒錢。
電視開著，十點鍾的第5頻道新聞說警方剛剛逮捕了三名男性，他們不久前搶劫了四十七街的一家鑽石店，還用槍托打傷了店員。酒保說：“哎，你說巧不巧！這幫渾球兒連著來我們這兒玩了三個晚上，花錢好像怎麽花都不嫌快。我就覺得他們的錢來路不正。”
“他們用傳統的老辦法掙錢，”我旁邊的男人說，“盜搶。”
我離謝亞球場隻有幾個街區遠，然而離大都會球隊還有幾百英裏遠，那天下午他們在瑞格利球場以一兩分之差輸給了芝加哥小熊球隊。洋基隊在主場迎戰印第安人隊。我走到地鐵站，上車回家。
另一天我接到德魯·卡普蘭的電話，他說凱利和布魯克林凶殺科的夥計要帕姆跑一趟華盛頓，去匡提科拜訪聯邦調查局總部的暴力犯罪分析科。我問她哪天去。
“她不去。”他說。
“她拒絕了？”
“在她律師的建議下。”
“我不確定，”我說，“聯邦調查局最強的向來是公關科，但據說他們給連環殺人狂做側寫的部門也很厲害。我認為她應該去。”
“嗯，”他說，“可惜你不是她的律師。親愛的朋友，我的職責是保障她的利益。再說，大山反正會來穆罕默德這裏[1]，他們明天派人來見帕姆。”
“結束後讓我知道一下情況，”我說，“隻要不和你委托人的利益相抵觸就行。”
他大笑：“別挖苦我，馬特。她為什麽非要大老遠地跑一趟華盛頓？讓他來這兒好了。”
見過側寫師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說側寫師對這次會麵不以為意。“他似乎有點兒漫不經心，”德魯說，“就好像兩死一殘還不值得他花時間。我猜凶手殺的人越多，他們就越有事可做。”
“有道理。”
“是啊，但對後麵的受害者來說就沒什麽安慰性了。他們恐怕更希望警方能盡早抓住罪犯，而不是讓他為調查局的數據庫加料。他告訴凱利說他們為西海岸的一個變態做了一份非常詳盡的側寫。他們敢確定那家夥小時候集郵，知道他做第一個文身是幾歲，但他們還是沒抓住那個該死的家夥。我記得他說受害者目前已經達到四十二名，還有另外四個人很可能也死在他手上。”
“我明白雷和他的朋友為什麽是小角色了。”
“而且他對犯罪頻率也沒什麽興趣。他說連環殺人狂的活動通常更加頻繁，也就是說他們不會隔幾個月才犯一次罪。他說要麽是他們還沒磨合好，要麽他們隻是偶爾來紐約，大多數時候在其他地方作案。”
“不可能，”我說，“他們太熟悉這座城市了，不可能是外地人。”
“為什麽這麽說？”
“嗯？”
“你怎麽知道他們很熟悉這座城市？”
因為他們差遣庫利兄弟跑遍了布魯克林，但我不能這麽說。“他們把兩座外區公墓當作棄屍地點，”我說，“還有森林公園。你說哪個外地佬會在萊克星敦大道擄走一個姑娘，然後把屍體扔在皇後區？”
“任何人都有可能這麽做，”他說，“假如他擄走的姑娘不是他想要的。讓我想一想他還說了什麽。他說他們很可能三十歲出頭，小時候很可能受過虐待。他說了很多泛泛之談，但他提到的一點讓我渾身發冷。”
“什麽？”
“這個人在分析科待了二十年，自從科室組建就加入了。他很快就要退休了，他說他非常高興。”
“因為他耗盡熱情了？”
“沒這麽簡單。他說這類案件的數量一直在以可怕的速度遞增。從增長曲線目前的形狀來看，他們認為這類案件會在眼下到世紀末之間的某個時候達到峰值。他管這個叫‘運動殺人’，說按照他們的看法，它即將成為風靡九十年代的休閑活動。”
我剛開始參加的時候，他們並不這麽做，但戒酒會活動近來經常會邀請戒酒還不到九十天的新人上台，先做自我介紹，然後報告天數。大多數時候，這樣的宣告會引來全場鼓掌。但聖保羅教堂的活動不會這麽做，因為曾經有個會員連續兩個月每晚都來，每次開場前都會說一遍：“我叫凱文，我有酒癮，我已經戒酒一天了。昨晚我喝了酒，但今天我沒喝！”人們受夠了為這種聲明鼓掌，因此下一次組織會議的時候我們在激烈討論後投票，決定取消鼓掌這個環節。要是有人說：“我叫艾爾，我戒酒十一天了。”我們會說：“你好，艾爾。”
我從布魯克林高地走到灣脊區找凱南·庫利要錢的那天是星期三。星期四晚上八點半的那場活動中，後排響起了一個熟悉的聲音：“我叫彼得，我有酒癮和毒癮，我戒掉兩天了。”
“你好，彼得。”大家齊聲說。
我原打算在中間休息的時候找他聊一聊，卻被坐在我旁邊的女人拖住了，等我轉身去找他時，他已經走了。散場後我從旅館打給他，他不接電話。我打到他弟弟家。
“彼得在戒酒，”我說，“至少一小時前是在戒酒。我在戒酒會上見到了他。”
“今天早些時候我找到了他。他說我給他的錢大部分都在，那輛凱美瑞也沒出事。我說我在乎的不是錢和車，而是他，他說他挺好。你覺得他看上去怎麽樣？”
“我沒看見他，隻是聽見他發言了。等我去找他的時候，他已經走了。我打給你隻是想說一聲他還活著。”
他說謝謝。兩天後的晚上，凱南打電話給我，說他在樓下的大堂裏。“我的車違章停在門口，”他說，“你吃過飯了嗎？下樓吧，我在外麵等你。”
我坐進車裏，他說：“你比我熟悉曼哈頓。想去哪兒？選個地方吧。”
我們去了第九大道的巴黎花園餐廳。布萊斯喚著我的名字打了招呼，給我們安排了一張靠窗的桌子，蓋瑞在吧台像演電影似的揮了揮手。凱南要了一杯紅酒，我要了礦泉水。
“地方不錯。”他說。
點完菜，他說：“我不知道，哥們兒，我沒有理由要進城。我隻是在開車亂轉，卻想不到能去哪兒。我以前經常這麽做，隻是開車亂轉，為汽油短缺和空氣汙染貢獻一份力量。你這麽做過嗎？哦，你不行，你沒車。要是周末想出城玩玩，你會怎麽做呢？”
“租車唄。”
“哦，對，”他說，“我怎麽沒想到。你經常出城嗎？”
“天氣好的時候算是經常吧。我女朋友和我喜歡去州北，或者去賓夕法尼亞。”
“哦，你有女朋友？我一直想問來著。你們在一起很久了嗎？”
“不算太久。”
“她是做什麽的？不介意我問一下吧。”
“研究藝術史的。”
“非常好，”他說，“肯定很有趣。”
“她似乎覺得很有趣。”
“我是說她肯定很有趣。一個有趣的人。”
“非常。”我說。
今晚他的氣色好了一些，頭發理過，臉也刮幹淨了，但依然帶著某種疲憊感，而焦躁的情緒在底下湧動。
他說：“我一個人不知道該做什麽。我在家裏走來走去，坐立不安，都快把自己逼瘋了。我老婆死了，我哥哥天曉得在幹什麽，我的生意要完蛋了，而我不知道該做什麽。”
“你的生意怎麽了？”
“也許沒事，也許會出大事。前幾天去歐洲的時候，我安排了一筆交易。下周應該有一批貨到岸。”
“也許你不該告訴我的。”
“你試過摻鴉片的大麻膏嗎？不過既然你隻酗酒，那就應該沒試過。”
“沒試過。”
“我這次進的就是這東西。在土耳其東部種植，通過塞浦路斯運往美國，反正他們是這麽說的。”
“問題出在哪兒呢？”
“問題出在我應該放棄這筆交易的。參與者裏有幾個人，我找不到理由信任他們，而我之所以會加入，是因為全世界最糟糕的理由——因為我必須找點兒事做做。”
我說：“我為你工作僅限於調查你妻子的案件，為此我可以無視你的謀生方式，甚至願意為你違反幾條法律。但一旦牽涉到你的那個行當，我就不能為你工作或幫你做事了。”
“彼得說為我工作會導致他開戒。這對你來說也是個影響因素嗎？”
“不是。”
“隻是因為你絕對不會碰這個行當。”
“對，應該是這樣。”
他思考片刻，然後點點頭。“我能理解，”他說，“我尊重你的立場。但另一方麵，我希望你能幫我，因為假如有你援助，我就能放手大幹了。另外，這一行非常掙錢。你知道的。”
“當然。”
“但也很肮髒，對吧？我知道。我怎麽可能不知道呢？這是個肮髒的行當。”
“那就脫身吧。”
“我正在考慮。我沒打算要一輩子做這一行。我每次都對自己說再幹幾年，再做幾單，再往海外賬戶裏存幾筆。熟悉的故事，對吧？”
“到時候你去幹什麽呢？”
“賣別的東西唄。”他哈哈大笑起來，“這次去歐洲我認識了一個人，和我一樣，也是黎巴嫩裔，我在巴黎和他還有他老婆做伴。‘凱南啊，’他說，‘你必須從這個行當脫身，它會殺死你的靈魂。’他希望我去當他的合夥人。你知道他是幹什麽的嗎？他是軍火商，老天在上，他賣武器。‘哥們兒，’我說，‘我的客戶買了貨隻會去殺自己。你的客戶會去殺別人。’‘不一樣的，’他堅持說，‘和我做生意的都是好人，有地位的人。’然後他給我列舉他認識的重要人物，比如中央情報局、其他國家的秘密情報組織。所以說不定我會退出毒品生意，去當一個了不起的軍火商。你難道更喜歡這樣？”
“你難道隻有這一個選擇？”
“你說真的？不，當然不是。我可以買賣任何東西。我說不準，我老爸說到腓尼基人的經商天賦時也許有點兒誇張，但我們的族人確實是遍布全世界的商人。我從大學退學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旅行。我去探望親戚。地球上每個角落都能見到黎巴嫩人，我在尤卡坦有姨媽和姨父，中美洲和南美洲到處都有我的表兄弟。我去非洲，一個名叫多哥的國家有我母親那邊的親戚。在我去那兒之前，我甚至沒聽說過這個國家。多哥的首都叫洛美，我家親戚在那兒做外幣兌換的黑市生意。他們在洛美市中心租了個辦公室套間。大堂裏沒有牌子，你必須爬樓梯才能找到他們。但他們的生意倒是做得正大光明，從早到晚都有人帶著想要兌換的外幣進進出出，美元、英鎊、法郎，還有旅行支票。黃金，他們也買賣黃金，稱重估值。
“辦公室裏有一張長桌，從早到晚都有錢在桌上換手。我不敢相信他們每天要經手多少錢。我當時還是個孩子，從沒見過大量現金，那會兒卻看見了堆積如山的錢。你要明白，他們每筆交易隻抽一兩個點，但交易量巨大。
“他們住在城市邊緣一座有圍牆的莊園裏。地方必須足夠寬敞，否則住不下那麽多仆人。我是個從卑爾根街來的小子，從小到大和我哥哥住一個房間，而我的這些親戚，每個家庭成員都有至少五個仆人，孩子也不例外。一點兒也不誇張。剛開始我很不自在，我覺得這太浪費了，但他們向我解釋了原因。富人有義務多雇用人，創造職位就是在幫助他人。
“‘留下吧。’他們對我說，想拉我入夥。要是我不喜歡多哥，他們的姻親在馬裏做同樣的生意。‘但多哥更舒服。’他說。”
“你現在還能去嗎？”
“換個國家開始新生活，那是你二十歲的時候才會做的事情。”
“你多大了，三十二歲？”
“三十三歲。對於入門級的工作來說老了點兒。”
“你不一定要從收發室做起嘛。”
他聳聳肩。“說來有趣，弗朗辛和我也討論過。她不能接受，因為她害怕黑人。想到要去一個黑人國家，成為那兒屈指可數的白人之一，她就心驚膽戰。她說，萬一他們決定接管呢？我說，親愛的，有什麽好接管的？本來就是他們的國家，他們已經是主人了。但她在這個話題上不是很講道理。”他的聲音變得冷厲，“可你看看是誰把她拖上了那輛貨車，看看是誰殺害了她。白人。你一輩子害怕一樣東西，卻被另一樣東西摸上來要了性命。她不複存在了。我甚至沒看見屍體，我見到的是殘缺的屍塊。我半夜去我表哥的獸醫診所，把屍塊燒成骨灰。她消失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一個黑窟窿，我不知道該怎麽填補。”
“他們說時間能撫平傷痕。”我說。
“拿我的時間去填窟窿好了。我的時間多得不知道該怎麽打發。我從早到晚一個人坐在家裏，都開始自言自語了，而且嗓門兒還挺大。”
“身邊曾經有伴兒的人確實會這麽做。你會克服的。”
“不克服又能如何呢？就算我自言自語，又有誰會聽見呢，對吧？”他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然後還有性，”他說，“我不知道該怎麽處理。我有性欲，你明白嗎？我還年輕，這是天性。”
“剛才你還說你太老了，沒法去非洲開始新生活。”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有性欲，我不但不知道該怎麽發泄，而且覺得不該擁有它。無論我是不是真的和其他女人上床，光是這麽想，我就覺得不忠了。再說，就算我想和女人上床，又能去找誰呢？我該怎麽辦，在酒吧裏用甜言蜜語勾搭女人？去按摩店，花錢找個對眼的韓國妞幫我解決？去約會，帶女人看電影，和她探討人生？我想象自己這麽做，但發現我寧可待在家裏**，可我連手槍都不會打，因為甚至**都讓我覺得不忠。”他突然泄氣，向後靠在椅背上。“對不起，”他尷尬地說，“我不想對你說這種話的。我根本沒打算要說這些。我都不知道話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我回到旅館，打電話給我“研究藝術史”的女朋友。那天晚上她去上課了，還沒有回來。我在答錄機上留言，但不確定她會不會打給我。
前幾天的一個晚上，我們過得很不愉快。晚飯後我們租了一部電影，她想看，但我不想看，也許我因此有點兒生氣，我也不確定。總之不管為什麽，我和她之間的氣氛不太對勁。電影結束後，她說了句帶點兒顏色的評語，而我說她說話該注意點兒，別那麽像是出來賣的。換作平時，這種話是可以被接受的打趣，但我的語氣聽上去很認真，而她用同樣刺人的話還擊。
我道歉了，她也道歉了，我們都同意翻過這一篇了，但感覺起來就是另一碼事了。到了睡覺時間，我們在城區兩頭各自上床。第二天打電話的時候，我們沒提昨晚的事情，而且一直到現在也沒提過，然而每次我們交談，它就會沉甸甸地橫在我們之間，甚至不說話的時候也一樣。
十一點半左右，她打給我。“我剛進門，”她說，“我們幾個同學下課後去喝了一杯。你今天過得怎麽樣？”
“挺好。”我說。我們聊了幾分鍾，然後我問我這會兒過去是不是太晚了。
“我的天，”她說，“我也很想見到你。”
“但時間太晚了。”
“我看是的。我累壞了，隻想衝個澡就睡覺。沒問題吧，親愛的？”
“當然。”
“明天再聊？”
“嗯。睡個好覺。”
我掛斷電話，對著空****的房間說“我愛你”，聽見這三個字在牆壁之間回**。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兩個人都能熟練地把這三個字從言談中剔除出去，此刻聽著自己說這句話，我不禁懷疑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感覺到了一些情緒，但無法確定究竟是什麽。我衝了個澡，擦幹身體，對著浴室洗臉池上方的鏡子打量我的臉，然後意識到了那是什麽情緒。
戒酒會每晚都有兩場午夜活動。離我比較近的一場在西四十六街，我趕到的時候他們剛好開始。我給自己倒了杯咖啡，找位置坐下，幾分鍾後我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我叫彼得，我有酒癮和毒癮。”很好，我心想。“我戒掉一天了。”他說。
這就不太好了。星期二他戒掉了兩天，今天他隻戒掉了一天。我想到戒酒戒毒的困難程度，那就像你想爬上救生艇，卻怎麽也找不到能抓住的地方。然後我就不再去想彼得·庫利了，因為我來這兒是為了我自己，而不是他。
我認真地聽著主講者的發言，但我沒法告訴你我究竟聽見了什麽。台上的人說完了，公開討論環節開始，我立刻舉起手。我得到發言機會，於是說：“我叫馬特，我有酒癮。我戒酒好幾年了，自從入會以來，我已經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有時候我會忘記我依然過得一塌糊塗。我和女朋友的關係正在經曆困難期，而直到沒多久以前，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在我來這兒之前，我覺得坐立不安，不得不衝了五分鍾的淋浴，熄滅我內心的情緒。然後我才明白過來，那是恐懼，是我在害怕。
“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害怕什麽。我感覺要是我放開頭腦，會發現我害怕這世上的所有事物。我害怕長期關係，也害怕結束關係。我害怕某天醒來照鏡子，會看見一個老人盯著我；害怕有朝一日我會一個人死在住處，直到臭味飄出去才會被人發現。
“於是我穿好衣服來到這兒，因為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有這樣的感覺。另外，盡管已經這麽多年了，我還是不明白像這樣亂說一通為什麽有助於保持清醒，但確實有幫助。謝謝各位。”
我猜我聽上去多半像個情緒不穩定的絕望中年人，但參加活動會讓你學會不在乎自己聽上去像什麽，因此我也不在乎。在那個房間裏你確實很容易掏心掏肺，因為除了彼得·庫利，我一個人也不認識，而既然他才清醒了第一天，這會兒很可能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聽不完，更別說在五分鍾後還能不能記得了。
不過，也許我聽上去並沒有那麽糟糕。活動結束時，全體起立，齊聲念誦靜心禱文，然後前麵兩排的一個男人過來問我要電話號碼。我給了他一張名片。“我經常外出，”我說，“但你可以留言。”
我們聊了一分鍾，然後我去找彼得·庫利，但他已經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在活動結束前離開的，還是一結束就溜掉了，但反正就是走掉了。
直覺告訴我他不想見到我，而我可以理解。我記得自己剛開始戒酒時遇到的種種困難，堅持清醒幾天，然後開戒，然後周而複始。他還有一個不利因素，那就是羞恥感，因為他戒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然後再次失去控製。各種事情加在一起，他很可能要努力一段時間才能找回自尊。
但另一方麵，至少他此刻是清醒的。盡管他隻戒了一天，然而從某個角度來看，你能擁有的永遠隻是一天的清醒。
星期六下午，電視轉播的體育比賽看到一半，我打電話給電話公司的接線員，說我弄丟了啟動和解除呼叫轉移的說明書。我想象她檢查記錄，發現我從沒訂購過這項服務，於是打電話報警，巡邏車立刻包圍了我入住的旅館。“放下電話，斯卡德，舉起手，出來！”
還沒等我想象完，她就播放起了一段錄音，電腦合成的人聲向我解釋我該怎麽做。它說得太快，我來不及記錄，於是我又打了一次電話，重複這個流程。
出門去伊萊恩家之前，我按照提示一步步設置，把打給我的電話自動轉接到她的線路上。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設置的時候我談不上有多大的信心。
她買了曼哈頓戲劇俱樂部的票，看的是一場晦澀而憂鬱的話劇，作者是某個南斯拉夫人。我猜翻譯大概損傷了一些寓意，然而台上演繹的劇情依然發人深省，拽著我走進了心靈深處的黑暗通道，但就是不肯開燈。
整出戲都沒有安排休息時間，因此它造成的苦難更是雪上加霜，從頭到尾就是一種折磨，九點三刻散場的時候，我們連一秒鍾都不想多待了。演員謝幕，場內亮燈，觀眾蹣跚離開，就像一群僵屍。
“真是良藥苦口。”我說。
“也可能是毒藥。對不起，最近我選東西的眼光特別好，對吧？上次是你討厭的那部電影，這次是這出戲。”
“我不討厭這出戲，”我說，“我隻是覺得我和它打了十個回合，臉上挨了好幾記重拳。”
“你覺得它到底想傳遞什麽信息？”
“也許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才能說清楚。至於想傳遞的信息？我不確定。大概是說這個世界已經爛透了吧。”
“這還需要看話劇嗎？”她說，“翻開報紙就知道了。”
“啊，”我說，“也許在南斯拉夫不一樣呢。”
我們在劇院附近吃晚飯，話劇的氣氛壓迫著我們。吃到一半，我說：“我有話想說。我想為那天晚上的事情道歉。”
“已經過去了，親愛的。”
“我不確定有沒有過去。我最近情緒不太對勁，部分是因為這個案子。我們有過一些突破，感覺像是取得了進展，但現在又完全卡住了，我自己也覺得進退不得。但我不希望它影響到我們。你對我非常重要，我們的關係對我非常重要。”
“對我也一樣。”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情況似乎有所好轉，盡管話劇的氣氛沒那麽容易消散。吃過飯，我們去她家，我上廁所的時候，她去查看答錄機。等我出來，她好奇地看著我。
她說：“沃爾特是誰？”
“沃爾特？”
“他說打電話就是想打個招呼，沒什麽重要的，想告訴你他還活著，回頭也許會再打給你。”
“哦，”我說，“前天夜裏戒酒會上認識的一個人。他才戒酒不久。”
“你把我的號碼留給他了？”
“沒有，”我說，“我為什麽要留你的號碼？”
“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哦，”我忽然明白了，“哈，看來設置好了。”
“什麽設置好了？”
“呼叫轉移。我告訴過你，K兄弟他們折騰電話公司的時候幫我訂了呼叫轉移服務。今天下午我啟用了。”
“所以你的電話會轉到這兒來？”
“沒錯。我不怎麽相信真能成功的，但顯然我設置好了。怎麽了？”
“沒什麽。”
“你確定？”
“當然。你想聽一聽留言嗎？我可以再放一遍。”
“要是隻說了那些，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可以刪掉它了？”
“隨便你。”
她刪掉這段留言，然後說：“他撥你的號碼，接電話的卻是一段女聲的自動答錄，真不知道他是個什麽心情。”
“嗯，他顯然不認為他撥錯了號碼，否則也就不會留言了。”
“不知道他認為我是什麽人。”
“一個神秘的女人，聲音特別性感。”
“他很可能認為咱們住在一起。除非他知道你一個人住。”
“他對我的了解僅限於我戒酒了以及我腦子不正常。”
“為什麽不正常？”
“因為我在認識他的那次活動上說了很多胡話。在他看來，說不定我是個神父，而你是教區宿舍的管家。”
“我們沒玩過這個遊戲。神父和女管家。‘祝福我吧，神父，因為我是個壞女孩，我需要被好好打一頓屁股。’”
“那我可一點兒也不吃驚。”
她咧嘴一笑，我向她伸出手，電話鈴聲卻專挑這個時刻響了。“你去接，”她說，“多半是沃爾特。”
我拿起聽筒，一個聲音低沉的男人說他找馬德爾小姐。我一言不發地把聽筒遞給她，走進另一個房間。我站在窗口，望著東河對麵的燈光。過了幾分鍾，她走過來站在我身旁。她沒提起剛才的電話，我也沒有。十分鍾後，電話又響了，這次她去接，結果是找我的。是沃爾特，戒酒會鼓勵新人多打電話，於是他就打給我。我沒和他聊多久，等我放下電話，我說：“對不起，我不該這麽做的。”
“沒關係，你經常來這兒。總得讓別人能找到你。”過了幾分鍾，她說，“把聽筒摘下來吧。今晚咱們都不接電話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喬·德金，最後和他還有他的兩個重案組朋友一起出去吃午飯。回到我住的旅館，我問前台有沒有留言，前台說沒有。上樓回到房間裏，我拿起一本書看，三點二十分，電話響了。
伊萊恩說：“你忘記取消呼叫轉移了。”
“哦，我的天，”我說，“難怪沒有留言呢。我剛到家，整個上午都在外麵，完全忘記這回事了。我本來想直接回家設置的，結果忘記了。電話肯定煩了你一整天。”
“沒有，但是——”
“但你是怎麽打進來的？你打這個號碼，按理說信號應該彈回去，你聽見的是忙音才對。”
“第一次打的時候確實是的。然後我打給前台，他們把電話轉給你。”
“哦。”
“看來從總機轉過來的電話不會被轉移。”
“看來是的。”
“TJ打過電話，但不重要。馬特，凱南·庫利剛打過電話，叫你立刻打給他，他說情況緊急。”
“是嗎？”
“他說生死攸關，而且很可能是死。我不知道什麽意思，但他聽上去很認真。”
我立刻打給他，凱南說：“馬特，謝天謝地。別掛電話，我哥哥在另一條線路上。你在家，對吧？好的，你千萬別掛電話，等我一會兒。”聽筒裏哢嗒一聲，過了一分鍾左右，又是哢嗒一聲，他回到了線上。“他正在路上，”他說，“去你住的旅館，他會在門口接你的。”
“他出什麽事了？”
“彼得？不，他沒事。他送你去布萊頓海灘。今天沒空坐地鐵轉來轉去了。”
“布萊頓海灘有什麽？”
“很多俄國人，”他說，“該怎麽說呢？他們中的一個人剛打電話給我，說他經曆了我經曆過的商業難題。”
隻可能代表一件事情，但我想確定一下。
“他妻子？”
“更糟糕。我得走了，咱們在那兒見。”
[1] 該句出自俗語“如果大山不走向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必須走向大山”，比喻如果對方不肯按你的意誌行事，你就隻得調整自己的做事方式。——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