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冰河之子：人類散居世界與文化分化濫觴（公元前20萬年至公元前1.2萬年）
第一章 冰原來客：一個適應性物種的出現與散布
克萊夫·甘布爾
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在其哲學史著作《犁、劍與書》（Plough, Sword and Book）中說道：“原始人（primitive man）活過兩次：第一次在他的時代為自己謀生，第二次則在我們的建構中為我們再活一回。”此類雙重生涯引發了考古學家的關切，他們想方設法去廓清深度曆史與現實之間的迷霧。與其他學者類似，蓋爾納的世界曆史框架基於三方麵的大變革：農業、城市和工業。最近，考古學家又增添了“人類革命”（human revolution）這第四個維度，認為在大約5萬年前，智人就已經融會掌握了日後文明發展所需的所有認知、創造和社交的技能。
智人的藝術、裝飾、墓葬、久居場所以及奇石異貝的貿易可能就是上述變革的明證。他們額寬腿長，反映了從母親那裏繼承來的非洲血統。他們能說會唱，還會彈奏樂器。我們可以充分假設，他們已認同了親屬關係。他們通常被稱為“現代人”（modern human），這個術語對研究人類深度曆史並無益處，因為它損害了我們重建曆史的廣度。這些人仍然是古人類（hominin），是我們以及我們所見人類化石的祖先。不過，純粹主義者基於分類學的理由爭辯到，像尼安德特人這樣的古人類，應該被排除在“人類”（human）這個我們用來形容自己的概念之外。
▲ 1.1 第一章中出現的地名 本書插圖係原文插附地圖
考古學家很快就發現了有關技能的證據。正如新的年代測定方法所揭示的那樣，這些技能至少在20萬年前就開始緩慢積累。在非洲的不同地區，都發現了產生於不同年代的具有革命性變化的標記，例如人造珠子、顏料的使用以及彈丸技術的變化。近十年來考古學家和遺傳學家的發現，需要一個能包容人類起源多樣性的、更為複雜的解釋框架，而不是單一的“現代”主線結構。
非洲之外另有故事。隨著人們離開非洲大陸，文化標記的蹤跡越發模糊。在舊世界的其他地方，非洲移民後代的曆史僅能從分子層麵窺探一二，這些痕跡保存在當今人類的基因、稀有化石或新大陸（主要是澳大利亞）的定居遺址中。例如，中國南方福岩洞發現了人類牙齒，但是沒有發現珠子和顏料的使用。這些牙齒的曆史介於12萬年至8萬年前，在沒有遺傳信息的情況下，可以推測它們代表了來自非洲的一個早期人類分支。然而，這些人並未帶有“現代人”的標記物，比如出現在同時代非洲的珠子和使用過的赭石。此外，福岩洞中也沒有發現石器。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常規的考古手段無法定義“現代人”。人類而非古人類的起源研究是不太容易通過借用革命的隱喻來探索的。
並不是離開非洲就能成為人類。過去的200萬年間，許多人屬（Homo）群體離開了非洲，卻沒有成為現代人類。如果因為延宕許久才遲遲離開，就將他們歸類為不甚現代（not-quite-modern），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他們的延遲在我們看來可能很奇怪：在社會發展、思想傳播和技術進步時，默默無聞從來就不是我們如今所公認的“現代人”的特征。但是這些人自顧自地生活，並不關心我們是否有能力重建他們的生活。同時，他們生活在生物和文化進化的選擇壓中。這些因素正是我了解人類深層曆史的切入點。
曙光初現
關於人類深度曆史的研究，我的敘述的內在動力既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現代化，也不是技術的進步。藝術和文化的發展將在第二章中探討。我的敘述是將人類看作全球旅行者。尚無古人類能穿越大洋或西伯利亞凍原進入美洲。隨著人類的出現，遠洋航行已經到達澳大利亞和大洋洲附近的島嶼。之後，美洲有人類定居，地球可居住麵積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000多年前，當這些遷徙者抵達太平洋的三個偏僻地區，即夏威夷、複活節島和新西蘭時，人類已經通過長途跋涉成長為一個全球性物種。客觀而言，從最早的古人類誕生到非洲以外人類的出現，其間400萬年的時間裏，全世界僅有四分之一的地區有定居者。而在過去的5萬年，這段不到古人類曆史的百分之二的時間裏，世界其餘四分之三的地區都被迅速占據了。在歇口氣的同時，我們也發現自己是孤獨的人類種群。我們在最初遷徙途中遇到的其他古人類種群都消亡了，他們中的一些同我們雜交，一些則與我們失去聯係。有如聖誕節大促銷，我們種群的身價因多樣性的急劇減少而日益高漲，並由此獲得了相應的全球地位。
本章將考察這種敘述的背景以及人類在非洲經曆的進化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氣候變化的機製及其對當地環境和資源的影響。本地的生存空間必須如齒輪相扣一般適應氣候、地球的軌道運行節奏和地質構造變化等相互關聯的驅動因素。這些因素在不同的尺度上運作，即行星、海洋、大陸和區域。它們顯現出可變的速度，該速度是由它們的合力所產生的常規氣候周期的振幅和頻率決定的。這些周期與緯度、經度和海拔高度對太陽能生產力的持續影響相結合，從而為那些能力和智商出眾的古人類種群提供不斷變化的生態機會。這樣的機會表現為季節變化所帶來的食物豐匱以及饑餓風險的增減。性別因素在找尋最佳食物的過程中作用也很明顯，兩性在我們物種繁衍過程中所承擔的角色大相徑庭。這意味著人類深度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性別內涵。出於上述原因，在講述一個進化故事時，女性必定是其中的焦點之一。然而，站在以男性祖先持矛狩獵場景為內容的複原圖和立體模型前，讀者不這麽認為也情有可原。
在深度曆史中，對人類而言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公認的第一批直係祖先是否真的與他們的過去大不相同。這就引出了更多的問題：當我們遇到某人時，如何去認識他；其他種群是否為氣候和環境所改變；到底是什麽讓我們成為全球性物種。相關問題還包括人口規模、全球定居的時間、可能導致血統改變的生物和文化結構以及達爾文關於自然選擇和性別選擇機製的影響。
▲ 常見的情景重現：揮舞長矛的男性祖先在狩獵。實則這是一種誤導：女性對尋找最佳食物作出了主要貢獻。
認識人類
在深度曆史中，有四條途徑可以用來認識人類：基因、解剖學、人工製品和地理學。證據鏈各有其自身的程序假設、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項，這使此種跨學科的分類工作極具挑戰性。
多年來，驗證人類的證據主要是解剖學，尤其是頭骨化石的形狀（見表1.1）。雖然樣本量非常稀少，但這並未阻礙生物人類學家設計進化樹，並應用基於生殖隔離的生物物種概念來解讀散碎的材料。長期以來的傳統將生物物種定義為實際上或潛在地進行自然**的種群，這些種群與其他相近種群無法繁衍共同的後代。
考古學已經檢驗了這個概念。最初的研究是通過當今人類的基因來繪製人類祖先的分布圖譜，其中線粒體脫氧核糖核酸（mtDNA）用來追蹤雌性祖先，Y染色體（Y chromosome）用來追蹤雄性祖先。但是，這些都無法表明遷出非洲的古人類與他們遇到的當地種群之間沒有出現雜交。
表1.1 克裏斯·斯特林格和彼得·安德魯斯定義“現代人”的解剖學標準
▲ 智人的頭骨（左）與更古老的祖先如尼安德特人（右）相比，骨頭更薄，前額高，下巴突出。自赫胥黎（Huxley）以來，解剖學家一直認為這些特征是我們進化地位的重要標誌。
後續的研究重建了已滅絕的古人類的基因組。這一突破得益於骨骼DNA提取和測序技術的進步。研究結果中有兩個發現應予重視。首先，生殖隔離這個生物物種概念不適用於人類種群。歐亞尼安德特人至少在50萬年前就同非洲人類種群隔絕開來，那時他們最後一次共享祖先海德堡人（Hamo heidelbergensis）（時間估算是基於假定的突變和差異率）。然而，當今人類約有4％的基因來自尼安德特人，這表明經過長時間的分離後他們依然成功進行了雜交。其次，可能還有很多我們沒有化石記錄的滅絕世係。在俄羅斯阿爾泰地區的丹尼索瓦洞穴（Denisova Cave）中新發現了一個古人類種群，這預示著未來十年裏可能會有更多的發現。上述遺傳證據來自年代尚未確定的指骨，經測試預計它將提供又一個尼安德特人基因組。
人類解剖學和遺傳學研究需要繼續努力以協調他們的數據。正如考古學家斯萬特·帕博（Svante P??bo）所說：“我當然希望最終給這個世界帶來確定性而不是混亂。”考古學麵臨的一個挑戰在於炎熱地區骨骼化石中的DNA難以保存，而它在溫帶地區保存良好，在阿爾泰等氣候寒冷地區則是最佳。例如，在位於北緯25度以南的中國南部福岩洞中發現的化石，目前從中提取DNA的機會就微乎其微。
第三條證據鏈來自考古學。理查德·克萊因（Richard Klein）早年曾繪製了一張清單（見表1.2），用以證實發生過一場短暫而劇烈的人類革命。這張清單的內容現在已經有了擴展，涵蓋了更廣的時空範圍。考古學家的目標在於，一方麵要適應資源利用的變化和新的人工製品的出土；另一方麵要根據具有現代外觀頭骨的出現和當今人類的親緣地理學研究，利用不同的DNA證據鏈重建、繪製人類起源和遷徙的地圖。這方麵取得的進展有限，具體可參見表1.3。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場人類革命，而是一個曠日持久的事件。
表1.2 考古記錄中可檢測到的全套現代行為特征的十點清單（始於5萬年至4萬年前）
表1.3 “現代人”中智人出現的時間框架
距今30萬年到5萬年的重要技術演進
▲ 距今30萬年到5萬年的某些重要創新。這表明向某些所謂現代行為的演化是緩慢漸進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來自非洲的各類基因、解剖學和人工製品證據，經過漫長的組合分析，建構出另一個假定的祖先，他可能會讓我們修改蓋爾納的論斷，改為原始人活過三次，除了前兩次，還得為生物人類學家再活一次。這就是“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AMH）。他和我們長得很像，自上次共享祖先以來就生活在同一時間範圍內，但在構成他們世界的藝術、音樂和符號應用等關鍵領域，他們並沒有展現出全套現代技能。這種分類最早在1971年得到應用，目前已經十分普遍。來自埃塞俄比亞赫托（Herto）地區的有著16萬年曆史的三個頭骨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根據外形，這三個頭骨被歸為一個亞種，即長者智人（Homo sapiens idaltu）。名稱的最後一個詞在阿法爾語中意為長者。發現的石製工具可能製作於30萬年前的任何時期。不過這些頭骨在死後被加工過：剔除皮肉並進行了部分拋光。發掘者把這看作一種有意為之的葬俗。具有現代的長相，經曆奇異的頭骨改造，卻使用古老的石器製作技術，這些方麵看似有些矛盾。在經過頭骨、基因和新人造物的比較後（見表1.2），長者智人最終被判定屬於AMH，還不完全算是“現代人”。
運用AMH概念來解讀種種證據，得到的更多是關於我們而非古人類的分類。AMH概念被發明出來是為了解決一個矛盾，即與古老類型石器一同發現長相具有現代特征的頭骨。如今，考古遺傳學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然而，這三條證據鏈不太可能呈現出一幅和諧的圖景。當涉及生物和文化特性時，必須可以預見矛盾的存在。考古學家通常根據獨占性（monothetic set）的構想來製訂計劃。要被歸類為“現代人”，或者說是鐵器時代部落的代表或古代城市國家的公民，個人必須表現出與同類物質標記的高度一致性。現實情況是，身份認定基於共享某些特征而不是共享全部，這是一種多元視角。兩者的區別在於獨占與共享。AMH是關於身份認定的一個好例子，要獲得“現代人”俱樂部的成員身份，如果應用單一的標準，AMH將被拒絕，但如果應用多元的標準，AMH就能通過。隨著分子層麵證據的增加，人們的期望值也高漲起來，我們開始聽到“基因意義上的現代人”（genetically modern human， GMH）的說法。
AMH故事中另一個複雜的事實是在印度尼西亞的弗洛勒斯島（Pulau Flores）發現的一種古人類，他們腦容量較小但使用石器。這種來自鱷魚洞（Liangbuaya）的古人類因其一米高的身材而被稱為霍比特人，他們似乎與人類進化的預設軌跡相矛盾，這種預設認為在同等體型的情況下大腦進化有增大的趨勢。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大腦體積為401立方厘米，而與他們同時代的更新世智人的大腦體積已經達到1478立方厘米。然而，不考慮體型的話，弗洛勒斯人的腦形成商數（Encephalization quotient， EQ）為4.3，而智人是5.4。在這個比率上弗洛勒斯人數值較小，但還是比所有的南方古猿高，甚至也比海德堡人高。
表1.4 三個古人類種群對比
▲ 靈長目動物大腦體積比較：各組數字間的相關性很明顯。
鱷魚洞的發現是出人意料的，並被認為不適用於智人的生物物種概念。盡管如此，他們還是被列入人屬。小腦袋的他們被拿來和更古老的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做比較，後者大腦體積為464立方厘米，腦形成商數為2.81。關於大腦顱腔模型的研究表明，盡管二者的大腦都很小，但它們的結構卻不同，鱷魚洞的居民更接近我們的現代形式。把他們列入人屬的最後一個理由是，他們在3.8萬年至1.2萬年前滅絕，而非洲南方古猿早在240萬年前就滅絕了。
現在讓我們從分類開始，問一些關於最早的智人的問題。是什麽造就了他們與眾不同的下巴和四肢的比例（見表1.1）？答案是：並沒有太多不同。他們有著與他們的近親尼安德特人相似的體格。冰河時期的人類體格健壯，體型普遍較大。全新世氣候變得溫暖，而且蒸煮後的穀物、碳水化合物變得柔軟且易於消化，從而改變了飲食習慣，這都使骨骼變得更細更輕。此外，尼安德特人同樣擁有作為關鍵因素的體積龐大的大腦。
大腦的大小很重要，因為可以用它來推斷個體所生活的社會群體的規模。一項關於現存的非人類靈長目動物的群體和大腦體積的研究表明，大腦體積與社會群體大小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統計關係：大腦越大，個體所生活的社會群體就越大。例如，黑猩猩的大腦體積為367立方厘米，單獨個體典型的社交網絡包含其他57個個體。獼猴的大腦更小，體積為63立方厘米，社交網絡同伴有40個。存在這些差異的原因在於記憶和維持社會關係是一種挑戰，並受到一種認知負荷的限製。大腦體積與群體規模之間的這種關係導致人們將大腦描述為社交大腦，並提出了以下假設：在人類進化中，大腦的增大是由我們的社交生活驅動的。解釋這一過程的選擇壓，最初就是說明生活在較大群體中有利於抵抗捕食者這個優勢。
如果大腦體積與群體關係圖上的連線也包括人類大腦的體積，我們會發現擁有我們一般大小大腦體積的靈長目動物，其所在群體預測的同伴人數約為150人。這就是著名的“鄧巴數”，因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而得名。他和生物人類學家萊斯利·艾洛（Leslie Aiello）一起最先研究了前述關係。社交大腦假說涉及社會複雜性，與更多人交往的能力，以及對人的曆史、動機和互動時的反應方式等相關信息的保存。基於靈長目動物圖的“鄧巴數”最早被提出時，還沒有出現基於互聯網的社交媒體。網絡社交媒體的出現證實了鄧巴的預言。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臉書賬號的平均好友數量是130人，該數字是根據14.4億個活躍用戶的數據集計算得出。無論是臉書好友還是更新世的個人網絡成員，決定因素是互動的頻率和強度。從最初麵對麵的，到越來越多地通過信物和紀念品，再到解決異地聯係的技術（例如信件、電話和現在的互聯網），我們找到了擴展社交生活的方式，超越了有形存在。這項技能是我們成為全球物種的重要組成因素。它讓我們能夠越過大洋，深入寒冷的內陸地區，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很低並且罕有社會交往。
不過，無論人們居住的環境或物質文化與技術如何，“鄧巴數”仍然是基本的社會構成要素。而物質文化與技術可以是手持的石製工具，也可以是當前矽革命時代的觸屏界麵。我們頻繁與之正式互動的人數會保持穩定。“鄧巴數”支撐著社會，其規模從獵人和采集者的數百人到工業世界的數十億人。在社交障礙開始之前，我們可以通過承受個人信息的認知負荷來做出最好的解釋。因此，從認知上說，不管我們認為自己有多高的理解能力，我們仍然是一個與自己的更新世直係祖先非常相似的物種。
冰河時代與人類
人類的進化是伴隨著周期性過程，其間穿插著火山爆發之類的事件，在行星、海洋、大陸和地區的地理尺度上進行的。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人類所適應的當地生態模式，並通過食物資源的分布和穩定性，施加強大的選擇壓。
◎流動與最初的社會網絡
當下的我們可以從狩獵和采集經濟為主的流動社會的應對中觀察到上述選擇壓的結果。季節性的資源豐匱、旱澇交替、寒暑相易，迫切要求上述社會發展出文化上的應對措施以避免陷入饑饉。這其中就包括了獲取食物並高效儲存的各種技術。由此，一年中各時段都能保證食物充足。鑒於當地生態環境各異，解決之道必然不盡相同。
在降低饑餓風險和應對本地選擇壓方麵，有兩種策略至關重要，即流動與共享。流動使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上適應變化的食物資源。低緯度和高緯度社會的流動程度有所差異。在赤道地區，人們的飲食中大部分是植物性食物，因此人們經常遷徙，營地的使用時間也很短。水源的不確定、食物的難於儲藏以及營地周圍資源的快速消耗，都促進了沿著既有路線進行的流動。反之，在高緯度的北極地區，獵人並不頻繁遷徙，他們會永久或半永久地留在某些地方。與赤道上的同類相比，他們在這些村莊間移動的距離更遠。他們有更複雜的技術來捕捉敏捷靈巧的海洋哺乳動物、遷徙的馴鹿以及鮭魚，然後經過煙熏和幹燥，保存在倉庫、地窖和石砌的貯藏室裏。
無論哪種環境，流動都是生存和成功的關鍵策略。因此，覓食者的生活場景最好描述為道路與遊獵區，而非停留於固定地區。當農業在全新世期間應用於中低緯度地區時，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流動的減少，這顯然會影響人口的數量。北極地區獵人的定居生活方式並沒有帶來人口增長，這不同於那些已經從事農業的人（見第三章）。
人類使用的第二種策略是構建社交網絡。他們尋找食物和資源的路線，同時也是貿易、音樂和婚姻傳播的網絡，它超越了原有的血緣親屬關係，在空間和時間上拓展了個人的接觸範圍。跨區域的交流和親屬關係網絡被描述為“親密關係”（kinshipping），即我們人類建立社交關係的能力不基於血緣關係，我們稱呼的“阿姨”並不是真正的阿姨，孩子也是大家的“兒子”。例如，在南部非洲的卡拉哈裏（Kalahari），通過親屬關係和聯盟，個人與配偶成了一個交換原料、手工產品和信息的跨區域網絡的一部分。社會關係的建立發揮了保障製度的功用。假如當地的某些地區遭遇旱災，關係網的成員身份可使災民不受阻礙地前往能夠獲得幫助的地區。澳大利亞各地都能找到類似的網絡，直到18世紀，那裏都是狩獵和采集者的寶地。在那裏，人們的身份因地而異，涉及出生地、信仰所在地、更遠的旅行、狩獵和采集的地域，以及與血緣異同者相遇的地點。虛擬的親密關係讓我們在社會和地理空間中自由移動，展現我們物種好客的一麵。當然，我們也會因此吃閉門羹。
◎地球軌道變動帶來的變化
通過人們對當地生態的反應，我們得以更深入地了解現今的狩獵和采集社會。不過，我們也必須考慮到他們和我們遠古祖先所處環境之間的巨大差異：現實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的溫暖的間冰期，而且變暖趨勢日益加劇。因此，我們現在要把注意力轉回到250萬年至1.1萬年前的更新世冰河時代。
人們早就知道，地球軌道、自轉和地軸傾斜度的變化（分別稱為偏心率、歲差和轉軸傾角）會影響氣候。利用天文數據，確定這些環行軌道周期的時長就成為可能，其中偏心率周期是10萬年，轉軸傾角周期是4.1萬年，歲差周期是2.3萬年。這些周期解釋了氣候變化的規律，並在廣義上導致了更新世的溫暖期和寒冷期。不過，為天文學家們所說的多變氣候找到證據是很困難的，相關突破來自深海鑽探計劃。通過研究從岩芯中回收的小型海洋生物，我們可以獲得它們微小外殼中氧同位素變化的連續記錄。發現表明，海洋麵積大小的變化（溫暖時期大，寒冷時期小）會反映在這些微小海洋生物骨骼中兩種氧同位素16O和18O的比例上。一項早期的發現認為，過去的80萬年不像地質學家曾聲稱的那樣經曆了四次完整的“間冰期—冰期”循環，而是經曆了八次。此外，與百萬年前極地冰蓋最初形成時相比，這些周期變化更加猛烈，成為地球變得愈加寒冷幹燥的長期趨勢的組成部分。偏心率（地球橢圓軌道每隔10萬年的變化）目前主導著氣候機製。80萬年前，偏心率變化周期更短一些，極端轉軸傾角周期持續時間也不到4.1萬年。
▲ 冰河期是隨著與太陽距離的改變以及太陽光線照射地球的角度的改變而產生的。
◎海洋溫度與大陸架
冰蓋的增長意味著海洋的縮減。後者提供的水分形成了覆蓋加拿大、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歐地區厚達3000米的勞倫泰德冰蓋（Laurentide ice sheet）。在其他諸如西伯利亞北部和阿拉斯加地區，盡管非常寒冷，卻不曾有足夠的水分來形成冰蓋。
冰蓋的擴張也有好處。在冰期的鼎盛階段，世界海平麵下降幅度達130米，使大陸架暴露出來，也把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連接起來，形成了白令古大陸（paleocontinent of Beringia）。這些大陸架以前都是大塊陸地。在白令陸橋地區，陸地增加了160萬平方千米；歐洲芒什大陸架（European Manche shelf）則在冰蓋以南增加了50萬平方千米。然而，由於靠近冰蓋而導致的極度寒冷和強風，使這些土地並非富饒多產或有吸引力。更引人注意的是非洲南端溫帶地區附近的一小片大陸架。但是，不論哪一個冰河期，獲利最多的都是東南亞地區，當海平麵到達最低點時，大陸架露出形成巽他古大陸（paleocontinent of Sunda）。與這片新大陸相隔一小片海的，則是薩胡爾古大陸（paleocontinent of Sahul），它包括塔斯馬尼亞、澳大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
正如表1.5所示，陸地麵積的擴大是十分顯著的。冰蓋削減海洋麵積使陸地露出，上述兩塊古大陸合起來所占麵積大約是露出陸地總麵積的三分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露出發生的位置。赤道穿過巽他古大陸和北部薩胡爾古大陸，這些古大陸大部分地區位於熱帶區域內。因此，它們位於太陽光照最強的區域，此時熱帶雨林正在減少，熱帶草原棲息地正在擴大。後者對人類是有利的，因為那裏易於獲得生存所需的動植物資源。
巽他古大陸的“發財機遇”（bonanza）——一旦實現了跨洋的薩胡爾古大陸也是一樣——在於更新世期間海平麵的下降是常態，而非特例。假如我們考察一下最近一次“間冰期—冰期”周期（13萬年至1.1萬年前）的海平麵曲線，我們會發現間冰期期間與現今海平麵高度相當的時期隻占大約8%。同樣，最低海平麵狀態也隻占了周期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地區海平麵高度比現在的水平低20—100米，正如表1.5所示，這造就了世界上最具生產力的生態區裏主要的新增陸地。
表1.5 海平麵不同下降幅度對陸地麵積的影響（特別是巽他古大陸和薩胡爾古大陸）
◎大陸和地區：地質構造和沙漠
冰和海洋賦予了人類進化的節奏。地質構造運動形成的大陸、火山爆發和主要沙漠棲息地的變化都與巽他大陸架（Sunda Shelf）的露出一樣給人類帶來了巨大影響。
在過去30萬年裏，地質構造運動對陸地形態和造山運動影響甚大。舊世界有一條綿延超過1.1萬千米的地質構造脊柱。它從沿著南北大裂穀（south-north Rift Valley）延伸的“非洲之牆”（Wall of Africa）開始，向東穿過亞洲壁壘（Ramparts of Asia）。該地帶東部的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的上升速率估計每年達到5毫米，在過去20萬年間造就了大量的地質隆起。東非和南亞的此類造山運動的重要性在於它們形成的雨帶以及高原對季風模式的影響。地質構造運動也使進化方式麵貌迥異，豐富了生態多樣性，還可能造成種群隔離，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新物種進化過程中的分化與成形。
當前生物多樣性熱點的位置反映了地質構造運動的影響。任何一個地方的“熱度”都是根據當地特有的植物和動物的物種數量來衡量的。我們在繪製這些熱點時，能清楚地看到這些“物種工廠”（species factories）多位於熱帶地區附近，那裏的太陽光照最多，初級生產力（以新植物生長量來衡量）最高。譬如東非和東南亞，那裏的地質構造運動和火山活動很活躍，導致了棲息地以及生活其中的種群的隔離。主要的熱點還分布在中緯度地質構造運動活躍的地區，特別是土耳其和高加索。
▲ 1.2 生物多樣性熱點（注：生物多樣性熱點也是人類進化的重要中心。T1和T2是舊世界早期人類最早居住的兩個地區。）
最後納入考量的主要的大陸棲息地是舊世界的沙漠。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沙漠帶是深度曆史中人們遷徙的障礙，它從撒哈拉沙漠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島和巴基斯坦，仿佛是非洲這個瓶子裏的巨大軟木塞。現在我們對此有了更深的認識。有四位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借助衛星圖像進行了野外考察，揭示出以前存在的巨型湖泊、河流和廣闊的內陸水係。當時的沙漠地區經曆了幹濕交替的周期循環，並不是擴散和交流的障礙。綠意盎然的阿拉伯和撒哈拉定期出現，在這期間水分豐沛。在更新世，撒哈拉以南的乍得巨湖（Lake Megachad）麵積從36.1萬到83.7萬平方千米不等（北美的蘇必利爾湖麵積為8.2萬平方千米，中亞的裏海麵積為37.1萬平方千米）。撒哈拉以北的費讚巨湖（Lake Megafezzan）要小一些，但麵積仍達到13萬平方千米。對綠色阿拉伯時期古湖泊岸線的科學測定表明，上一個間冰期中，潮濕時段在13萬年至12萬年前占據很長時間，在8萬年前也短暫出現過，這些時段裏海平麵也相應處於高位。因此，在阿拉伯和撒哈拉的綠色年代，舊世界東部以熱帶雨林為主的巽他古大陸麵積最小。在各大洲，人類所需陸地食物資源分布的差異引發了吸引力條件在強弱之間的定期波動。
棲息地的變化也在地區的尺度上體現。上文提及的生物多樣性熱點，正是本地物種特有分布比率較高的地區。另一片從法國西南部到阿拉斯加橫跨北半球的大區域是猛獁象大草原，它以適應冰河時期寒冷天氣的典型物種長毛猛獁象命名。猛獁象大草原在海洋性和大陸性氣候條件下都是一個高產的畜牧環境，大量的獸群如馴鹿、馬、野牛和長毛犀牛，以及獅子、鬣狗和狼三種食肉動物都表明了這一點。這裏動物種群的生產力隻有處於非洲低緯度地區的熱帶稀樹草原才能超越，那裏有更多的羚羊和馬科動物，以及大象、長頸鹿、犀牛、河馬和水牛等大型動物。在印度北部和中國的溫帶地區也發現了多產的動物棲息地。在人類到來之前，美洲大陸存在各種各樣如今已滅絕的動物，包括乳齒象和某些大型的樹懶、熊和犰狳。同時期薩胡爾古大陸的有袋類動物也極其多樣，包括巨型袋鼠和犀牛般大小的雙門齒獸（Diprotodon）。相比之下，西南亞熱帶雨林的植物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其中也生活著體型較小的森林動物，但沒有形成大規模種群。在其他地區，森林和草原之間的周期性變化不僅伴隨著植物分布的變化，也伴隨著動物分布的變化。同樣的模式在歐洲大陸的分界線上也能見到，隻是規模小一些。南麵是一個避難區，而北麵和東麵區域依次擴張和收縮，其中的植物和動物適應著寒冷或溫暖的氣候。
植物和動物的這種區域性變化在意料之中，同時也是深度曆史的一部分。區域邊界通常很難劃定，因為隨著氣候變化，生活在那裏的動植物麵臨著生存壓力，要麽隨著不斷變化的棲息地移動，要麽留在原地適應新形成的棲息地。但是在區域範圍內，分布模式的持久性是能夠觀察到的，這顯示了區域視角的價值。在東非，湖泊盆地在古人類進化中的重要性備受強調。在澳大利亞，水通常是一個重要的製約因素，為了研究人類的適應性，該大陸被劃分為與主要流域相對應的區域。當語言的文化模式和物質文化在某地區重合時，人們在該區域內的互動似乎比在區域外更頻繁。流域分區的方法也在歐洲得到應用，用來解釋關於九個不同地區定居規模和頻率的考古證據的差異。該應用中，流域還加上了緯度、經度和地形這些常數，無論太陽能在哪裏轉化為資源，無論所處環境是間冰期還是冰期，它們都是恒定的，並且適用於世界範圍。
◎推拉因素和“物種工廠”
接下來是用來理解20萬年以來人類進化的環境框架。我們看到了智人離開非洲時所遵循的祖先遺留的模式。這種模式可以被認為是非洲和東南亞兩個熱帶地區之間的推拉機製，這兩個地區是生物多樣性地圖上主要的“物種工廠”。其他高度多樣化的地區，如馬達加斯加和南非沿海地區，其產品不是為了向外擴散。相反，它們為本地市場生產物種而不是出口，因此本地物種特有分布比率很高。但是在非洲和亞洲的熱帶地區，新種群的傳播從來都不是單向的。巽他古大陸同高加索和阿爾泰的北部中心地帶之間的動物交換，與大陸規模增加的周期相適應，它的棲息地從熱帶森林變為熱帶草原；在潮濕的時段，撒哈拉-阿拉伯沙漠帶反向將種群從非洲大草原吸引到南方，然後在幹旱的時段又將它們逐往北方。這是古人類種群擴散的基本動力源，其精確的作用機製尚在研究中。沙漠、大陸架、雨林、熱帶草原和地質構造運動的推拉因素還不像它們所依賴的偏心率、歲差和轉軸傾角的連鎖循環那樣已被很好地理解。
▲ 1.3 新動物物種反複進化的“工廠”［注：東非和東南亞兩個赤道地區（已圈出）突出表現為“工廠”，包括人類在內的新的動物物種在這裏反複進化。這些地區也是人口快速增長的地區，環境的變化推動了這兩個高產地區之間人和動物的頻繁流動。這種鍾擺效應形成了人類進化背後的地理引擎之一。］
澳大利亞展示了微型的效用模型。有人認為，這種推拉形式在大陸尺度上運作，人口增長從內陸的幹旱地區走向沿海較為潮濕的地區。這些沿海地區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正是因為可利用的資源對人口產生了吸引力，促使其跨越內部流域的邊界而來。潮濕豐裕的沿海地區較高的疾病發病率促成了一種機製，使模型得以完善，這種機製平衡了人口與資源，使來自內地的移民活動得以繼續。
這是全球範圍內人類曆史的發展模式。無論經濟基礎是狩獵和采集植物，還是放牧和種植作物，人口增長最快的中心一直是溫暖的溫帶和亞熱帶地區。赤道附近也存在疾病帶，北緯46度以北地區紫外線不足會帶來環境健康問題。但對於尼安德特人，或居住在北緯51度西伯利亞地區具有獨特遺傳特征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來說，後者似乎不是問題。
◎全能的人類
古人類和人類是如何應對這些氣候變化的？他們可能無法適應未來或一個地球軌道周期的跨度，也無法預料海平麵會下降。人們很容易認為，智人與我們祖先的區別，在於我們作為生態“通才”有能力應對大量環境挑戰和機遇，利用技術找到關於季節性資源短缺、抵禦寒冷和跨越海洋的解決方案。顯而易見的推論是，被智人取代的更早的古人類都是“專才”，適應了像猛獁象大草原那樣的特殊環境。當麵臨從間冰期到冰期的環境變化時，這些專才要麽繼續尋找環境相同的地區，要麽在當地滅絕。然而，通才和專才之間的區分忽略了古人類具備的靈巧技能和流動性，而這才是他們關鍵的生存策略。
除了“專才”和“通才”，還有具備第三類特征的種群，即全能的古人類。他們在環境變化的選擇壓下進化出標誌性的全能性。由此，他們沒有去適應過去200萬年裏日益寒冷和幹燥的氣候。如果他們適應了，那麽我們很可能會看到環境塑造的專才或通才。我們認為環境的不一致性，而不是更加幹燥寒冷的氣候趨勢，在更新世期間施加了最大的選擇力，並導致了在本地範圍內對古人類產生的影響的多變性。譬如能提供生存所需食物的小塊土地，它隨著季節和時間發生變化。通過檢查從深海岩芯中獲得的更新世溫度曲線，我們對全能的古人類可能的環境選擇進行了推測。這條曲線是目前我們唯一有連續記錄的環境變量，覆蓋了人類進化的時間範圍。研究結果很明確：當溫度反複無常（當然環境也因此頻繁變化）時，全能者在模擬實驗中打敗了“專才”和“通才”。
古人類成為像加拉帕戈斯（Galápagos）的雀類和吃地衣的馴鹿這樣的生態“專才”，或是像雜食的熊和豬這樣的飲食“通才”，同解剖學和生物學要素無關。但是為什麽隻有全能的古人類，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物種，而不是其他古人類？我將在最後一節研究這個問題。
◎散居全球
我已經談過定義人類的三條路徑——解剖學、基因和人工製品（還可參見第二章），現在是時候轉向第四條路徑，從地理學方麵提供一幅農業產生前10萬年的全球散居的圖景。為此，我要提到所謂五個人類地球（Terrae）中的兩個，描述其發展過程。人類地球形容的是地球在特定時間被人類的祖先群體占據的情況。我首先關注距今20萬年到1.1萬年的時段，涉及2號地球（180萬年至5萬年前）和隨後的3號地球（5萬年至4000年前）。
人類在這個有限地理範圍內的活動是由前文已經描述過的環境動力驅動的，受撒哈拉-阿拉伯沙漠帶的幹濕交替和熱帶的巽他古大陸海平麵高低起伏影響，該動力在大陸範圍內發揮作用。這種大格局在較小的區域範圍內會受到持續的地質構造變化的影響。但是在2號地球的舊世界範圍內，地理區域為最早廣泛分布的古人類（直立人，Homo erectus）所占據，他們在接下來的200萬年間繁榮增長。這是我們種群最早的代表（智人）沒能突破的範圍。
我們對第二階段3號地球的人類地理更為熟知，因為它包括薩胡爾古大陸、俄羅斯北部未受冰川影響的北極地區、白令古大陸以及美洲的各類棲息地。在最後一個冰河期（7.1萬年至1.1萬年前），指數級的擴散開始了。它是由過著狩獵和采集生活的流動人口完成的。冰河時期的人類除了狗之外，沒有其他家畜。擴散需要技術進步，包括船隻、防寒衣物、房屋以及新技術——譬如儲存食物和去除高產植物所含毒素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需要一個新的社會框架，從而允許人們跨越地區，不在原地停留。3號地球的定居者沒有到達遙遠的太平洋島嶼，他們的定居依賴被馴化的作物和動物，以將人類的棲息地轉移到遙遠的大洋洲。全球散居的曆史發生在全新世晚期的4號地球。定居者不是去適應環境，而是利用環境。
對比2號地球的古人類世界和3號地球的人類世界，兩者之間的差異可以總結為在熟悉的封閉區域內外的生活。離開非洲並不意味著人類已經出現並將很快取代居住在非洲大陸以外的古人類。相反，那些“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和他們的預期對手“基因意義上的現代人”，都是2號地球上普通的居民和旅行者。最近在中國福岩洞發現的現代牙齒同以色列斯庫爾（Skhūl）和卡夫澤（Qafzeh）洞穴挖掘出的AMH的古老頭骨，其年代已經通過科學方法被確定為13.5萬年至8萬年前。這些發現說明了傳統擴散模式是從一個大陸物種工廠到另一個，從非洲到巽他古大陸，又從巽他古大陸回到非洲，但總是停留在2號地球框定的範圍內，這個範圍已經存在了差不多200萬年。
◎是什麽讓全球擴散成為可能？
前麵提到的船隻和禦寒衣物當然有助於全球擴散，但它們的短缺並不是長久以來限製地理擴散的唯一因素。技術進步不受腦力和靈感的約束，他們需要一個可以想象新事物的社會環境。在石器時代沒有必要發推特，就像生活在矽時代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石質箭鏃一樣。
激發這些創新以及那些被視為象征性想象標誌（藝術、裝飾和第二章會談到的葬禮儀式）的社會背景，涉及四種文化元素：
1. 一個以親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這種關係跨越幾代人，遵循權利（如婚姻伴侶）和義務（如好客）。這些關係沒有基因上的禁忌，允許個人通過建立親緣關係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他們的社會影響。
2.不同時期所需材料和物品的積累和消耗。這涉及食物和原材料的儲存，還包括收集和囤積貴重物品。
3.利用這些資源來建設由男性控製的社會。以前，是女性和當地生態係統中的最佳資源之間的關係決定了兩性之間的合作方式。男性現在合作保護這些資源，並通過親緣關係控製經他們許可的交換鏈。
4. 家庭經濟進一步加強了對這些資源的利用，並為全球定居者提供了機會，將生活場景（環境生態位）隨著他們一並遷移。農民的遷移和園藝種植者在太平洋的定居就是兩個實例。
◎識別定居者
無論是AMH還是GMH，都沒有特有且廣為使用的新的人工製品來反映其遷移活動。然而，考古學家習慣於用清晰的證據來確定流動的人群。最明顯的例子是從近東進入歐洲的農民，他們帶去了新石器時代的一眾事物，包括長屋、罐子、石磨、鋒利的斧頭、綿羊、小麥和大麥。這一波擴散的浪潮把當地的獵人擠到一旁，並在幾千年內將其淘汰。類似的一波全新的文化層麵的浪潮來自農業的傳播和拉皮塔（Lapita）文化的擴散，前者5000年前進入非洲，以作物、牲畜、特色陶罐、冶金學、班圖語為標誌；後者在3500年前開始向遙遠的太平洋進發，以裝飾繁多的陶罐、複雜的葬禮儀式以及各種馴化過的作物和動物為標誌。
但是，如果運用3號地球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視野來觀察深度曆史，畫麵就會被扭曲。在更早的2號地球範圍內，沒有什麽相應的標誌能反映人類在大陸之間的多次遷移活動。20萬年至5萬年前，石器製造技術在這個世界的各個棲息地都非常相似，通常是從精心準備的石坯上敲出薄片狀的石板，然後修整成一套尖頭、刮刀、小刀、槽口和刻刀。鑲嵌技術已經存在或成熟，這是一個將人工製品（通常是骨頭、金屬或石頭）連接到手柄或皮帶的過程，並由此生產出木材、石頭、筋腱和黏合劑製成的複合人工製品，這是自然界所沒有的。實際情況就是2號地球大部分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技術都是相同的。那麽，追蹤AMH和GMH遷移活動的特有的文化標誌物集合在哪裏呢？
但是3號地球的歐洲不能代表2號地球的世界。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種群從東非和巽他古大陸的“物種工廠”來到這裏。初步的遺傳證據表明有許多次遷徙活動。利用公認的並不準確的分子鍾來確定它們的年代是一個挑戰。從考古學角度看，它們蹤跡難覓。
◎2號地球的非洲（20萬年至5萬年前）
根據目前的證據，定義人類的三條途徑（解剖學、人工製品和基因）在非洲匯聚到一起。埃塞俄比亞的赫托和肯尼亞的奧莫發現的最早的AMH具備了表1.2所描述的特點。人工製品的證據顯示了貝殼裝飾、骨器製作技術、膠黏鑲嵌、顏料使用和獨特的發射物等方麵的全麵革新。此外，在同一個地點還發現許多非洲人的文化技藝。尤其在南非沿海、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尖峰地區（Pinnacle Point）的大型洞穴以及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裏發現了曆史悠久的遺存，在這些地方都能追蹤到上述革新的痕跡。好望角地區的革新特別豐富，北非的洞穴也是如此。令人感興趣的是在摩洛哥的塔福拉特（Taforalt）的鴿子洞（Grotte des Pigeons）裏發現了貝殼製成的珠子。更驚人的是，在相隔8400千米的布隆伯斯洞穴裏，同樣的納斯魯厄斯·克勞斯海貝（Nassarius kraussianus）被用來製成珠子，然後被串成項鏈。
這兩個洞穴裏的發現，用科學技術測定的年代至少追溯到8.2萬年前。將這些發現同來自數個南非洞穴的經過切割雕刻的赭石碎片放在一起考察，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麽有人認為非洲出現了第一件非實用的、具有象征性的藝術品（參見第二章）。
就解剖學和物質文化而言，2號地球時代的非洲是一個創新的大陸。這是一塊龐大而多樣的大陸。毫無疑問，非洲內部與外部的人口流動同樣持續不斷且複雜。中國南部和西南亞其他地方出現的AMH遺存，在箭鏃、貝殼製品或顏料的使用上沒有同樣的創新。埋葬行為大部分發生在以色列斯庫爾和卡夫澤地區。這種有意的埋葬行為在過去為尼安德特人占據的北方地區相對常見。
第三條證據是基因。分別基於現代Y染色體和線粒體脫氧核糖核酸數據的男性和女性譜係地理（phylogeographies），在非洲人之間比在其他任何現存群體中都更加多樣化。基於分子鍾和突變率的年代測定存在統計上的不確定性。然而，有跡象表明，今天所有線粒體譜係的起源都是來自生活在19.2萬年前的一位女性。這些譜係被細分為稱為單倍群（haplogroups）的分支，正是它們構成了譜係生物地理學重建人類起源的數據。源自線粒體夏娃，四個單倍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進化，其中最後一個L3單倍群據分子鍾估計出現在7.2萬年前。因此，當具有現代長相的人出現以及物質文化發生創新時，GMH似乎已經在非洲四處遷移了。考慮到人類有雜交的傾向（如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不把20萬年前這個時間點之後的所有非洲人都看作智人，也就是後來的“現代人”，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但是他們的家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什麽方位？對L3單倍群的數據進行建模表明，人口增長發生在8.6萬年至6.1萬年前。東非正是這種情況。這一地區同樣是生物多樣性的熱點，也是人類基因最多樣化的地區，因此東非符合條件。
L3單倍群的意義在於，它是唯一一個在非洲內部和外部的現代種群中都有發現的單倍群。最大的問題是它什麽時候搬到了2號地球的其他地方。有人提出，7.1萬年前蘇門答臘島上多巴（Toba）火山的大規模爆發導致了一個火山冬季，毀滅了亞洲的區域種群，促進了人們離開非洲。但是這種影響被誇大了，火山灰下落確實可能具有毀滅性，但在其他地方，人口流動和較少的人口數量使快速適應新環境成為可能。例如，多巴火山大爆發並沒有使另一種大型靈長目動物猩猩滅絕。
◎3號地球：抵達薩胡爾古大陸（5萬年前）
解剖學、基因和文化創新要素在大陸的匯合，是非洲被視為起源之地的原因。而薩胡爾古大陸（新幾內亞、澳大利亞和塔斯馬尼亞）則是被定義為全球物種的人類的擴張目標，這一旅程的開啟，使他們成為今天孤獨的種群，是僅存的還保有原始基因的一支。6萬年至5萬年前人類到達澳大利亞，標誌著2號地球和3號地球之間的過渡，同時也是深度世界曆史的一個轉折點。當人們告別2號地球抵達這一地區時，新的單倍群被建立起來，許多表型變異如膚色、頭發、身高和麵部結構的遺傳基礎被奠定，這些變異在地區人群中仍然可見。
關於從起源地東進到目的地的路線一直爭論不休。古遺傳學家斯蒂芬·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描述了一條從阿拉伯和印度到東南亞的沿海路線，這是一條巨大的擴散弧線，沿途豐富的海洋資源促進了人口增長，並推動了擴散。同樣，北部陸路可以將流動人口帶到土耳其到伊朗一線的生物多樣性熱點，並從那裏到達2號地球的其他地區以及北緯55度的環境邊界之外。兩條路線都沒有任何考古證據的支持，考古遺傳學的時間數據也不可靠。這就是薩胡爾古大陸的最初定居問題如此重要的原因。應該存在一條至少70千米長的水上通道，最有可能的方向是從蘇拉威西（Sulawesi）到巴布亞西部（West Papua）的多貝拉伊半島（Bird’s Head Peninsula）。通過放射性碳測定，薩胡爾古大陸年代最早的考古證據來自伊萬涅山穀（Ivane Valley），它位於東部的新幾內亞高地，海拔超過2000米。在那裏發現的石斧和露兜樹果殼（Pandanus nutshell）的年代在4.9萬年至4.4萬年前。4萬年至3.5萬年前，薩胡爾古大陸的主要棲息地就已經有人定居，這些地區包括新幾內亞的高地和幹旱內陸、塔斯馬尼亞西南部的冰川地帶和北部沿海地區的稀樹草原、大洋洲附近俾斯麥群島（Bismarck Archipelago）和所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的大型島嶼，這些地點都要跨過海洋。由於薩胡爾古大陸有明確的放射性碳測定的年代譜係，我們就有可能對擴散速度做出估算。從多貝拉伊半島到塔斯馬尼亞島西南部距離7500千米，放射性碳測定其年代跨度為5000年，速度相當於1.5千米/年。這一速度的實現有賴於使用薄片而不是石刀的石器鑲嵌製作技術，以及漁民—采集者—獵人的流動生活方式。
北緯55度以北的定居點所麵臨的挑戰不隻是極端的寒冷，還有人類定居點的退化。這些定居點特別強調商品以及親屬關係這樣的習俗，它們將人們連接到一個稀疏的區域網絡。假如人口密度低且食物儲備缺乏，我們就很難了解人們如何通過可預測的交往和聚集來發揮社會單元的功能。
定居在未受冰川影響的北極地區並走過白令陸橋的人群來自哪裏尚不確定，但兩個候選地是阿爾泰和貝加爾湖地區，其考古地點可追溯到5萬年到4萬年前。其中最早的一處北極定居點——亞納犀牛角遺址（Yana Rhinoceros Horn Site），在西伯利亞北部北緯71度的地區被發現，其年代可追溯到3萬年前。在北極圈西伯利亞中部相似緯度地區發現了一隻被獵殺的猛獁象，其年代可追溯到4.5萬年前，它為亞納的證據提供了有力支持。亞納遺址位於白令陸橋以西3000千米。那片地區有明確考古紀年的最古老的遺址位於阿拉斯加的天鵝地（Swan Point），距今1.4萬年。一項對放射性碳年代測定的研究建立了一個“快—慢—快”的速度模型，用以描述人類從阿爾泰到阿拉斯加這接近7000千米的擴散曆程。伴隨著這一定居趨勢的人工製品並沒有形成一個獨特的單一的體係。
當人類在北美穿越冰雪去尋找太陽時，文化多樣性也顯露出來。他們選擇的路線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若冰雪融化了，他們可能由陸路而來，或者駕船沿著西海岸南下，或者兩者兼有。多年來，克洛維斯（Clovis）文化中華麗的石製投擲矛尖被視為這些第一批定居者的標誌，它們在各大洲以不同形式出現。放射性碳測定的第一波擴散年代表明，定居者們移動得非常快，以14—23千米每年的速度占據新領地。以這種速度，他們在進入無冰的北美地區後用了大約1000年到達南美洲的南端。然而，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克洛維斯的矛尖並不代表第一批美洲定居者。對放射性碳年代的法醫研究揭示，克洛維斯文化隻延續了200年，從13130年至12930年前。這就使關於定居速度的估計不大可信。另一種可能是，在克洛維斯文化出現之前，這些獨特的石製矛尖可能已經迅速傳播到廣闊區域，要麽作為一種理念，要麽作為交換和展示的對象，並且這是在沒有人口流動的情況下實現的。來自智利的蒙特維德（Monte Verde）、賓夕法尼亞的梅多克羅夫特岩棚和得克薩斯的德布拉·L. 弗裏德金（Debra L. Friedkin）遺址這些年代更早的遺存的證據支持了這一論點。這三個地方都能可信地追溯到至少1.5萬年前，甚至可能更早。來自這些廣泛分布的地方的人工製品沒有任何類似克洛維斯特征的人工製品，它們在許多方麵彼此不同。它們也不像克洛維斯那樣與巨型動物有關。有人認為正是這些動物資源刺激了急劇的擴張，並導致了美洲動物種群的大規模滅絕。對克洛維斯手工藝品的解讀看上去是另一個例證，即對大陸最早定居地的考古調查總期望重複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口分散的模式。
◎3號地球：歐洲
尼安德特人的腦容量與當時的同類相當，所有種群的個人社交網絡規模都達到了“鄧巴數”所說的150人。社交網絡中其他成員數量的日益增長對任何靈長目動物都造成了接觸時長的問題，人類也不例外（見表1.4）。有一個推論是尼安德特人和人類都有語言。講話處理信息的速度更快，在更大的個人社交網絡中進行有效互動由此成為可能。
尼安德特人也精通象征性行為。他們有一些簡單的裝飾品，如塗有赭色的貝殼和墓葬，但僅存在於洞穴裏。他們挑選並穿戴黑色的鳥羽，用鷹爪製作珠寶。他們所表現出的差異在於諸如親屬關係這樣的基礎社會結構。他們同2號地球緊密相關。盡管他們在其間活動，但沒有越過邊界。我們也沒有發現任何大規模儲存材料和貨物的證據，由此表明他們已經與他們的同類，甚至靈長目祖先不同，在當時已經控製了資源。
人類在上個冰河時代的一次短暫緩和期內來到歐洲定居。2.6萬年前，當冰川環境完全恢複後，隨著芬諾斯坎迪亞冰蓋（Fenno-Scandinavian ice sheets）的再次擴張，大陸分水嶺以西的大部分地區被放棄了。已經有一個大型放射性碳數據庫建立起來，用以研究來自南方長期避難區的種群隨後在該地區的人口重構。這一過程開始於1.6萬年前一個非常寒冷的階段，起先規模很小，隨後在溫暖的間冰期加速。僅在1.29萬年至1.17萬年前的新仙女木時期（Younger Dryas period），隨著環境恢複到接近冰河時期水平，人口數量才有所下降。定居點從歐洲南部向北部擴張，推進了925千米，速度達到了每年0.77千米。向無主土地的遷移有一個明顯的考古學標誌，即所謂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根據對人口密度的人種誌估算，我們得出在間冰期末期（Late Glacial lnterstadial）向北方擴張的過程中，西歐避難區的人口從1.7萬人增加到6.4萬人。
小結
新仙女木時期結束時，3號地球的世界包括除南極洲以外所有的大陸，根據目前最樂觀的估計，人口總數為700萬人。在接下來的1.1萬年裏，這個數字上升到了70億人。然而，盡管數量在增長，創新、技術、經濟和社會日益繁雜，但有些方麵仍保持不變。得益於親屬關係、社會群體、物質儲存和男性之間的合作，這700萬人已經到達了全球，隨之而來的是控製權的變化和資源的重新組合。他們也達成了全球地位的第四個要求，馴化作物和動物。他們還沒有放棄前人的流動策略，即資源與不同規模和停留時間的人口單位相匹配。從認知上說，這些人在他們的個人網絡中所能找到的同伴是有限的。憑借這一網絡，人類曆史上的雄心和想象力得以實現。150人的“鄧巴數”被證明是萬能的，因為它將本書其餘部分描述的更大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結合在一起。因此，對於第一批被我們認為是自己直係祖先的人是否與他們的過去有很大程度的決裂，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並非革命的產物。我們成為孤獨的全球物種是想象力的結果，並得到先進認知技能的支持，這賦予我們神話、後代、祖先、神和曆史。這是一個聰慧、多才多藝的直立行走物種的文化夢想，他總是擅長動手，擅長說話，具有社會創造力。這種被社會和文化驗證的想象力，預見到超越、冒險以及走出古人類長期生活的2號地球舒適區的益處。依靠想象力建立世界，然後生活其中，正是人類的特征。定居3號地球提供了最清晰的圖景，表明我們的祖先何時跨過了門檻，從古人類的曆史變成人類的曆史。我們總能深刻地吸取過去的教訓。正如“鄧巴數”和人口對環境的壓力所顯示的那樣，進化原則仍然在構建我們的生活。但是，一旦這些充滿想象力的世界有人居住，向著未知海岸的航程與充滿開發潛力的實驗就將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