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在1928年出版的小說《主教殺人事件》（The Bishop Murder Case）裏，主人公菲洛·萬斯（Philo Vance）曾想象有這樣一個人：他擁有以無限極速瞬間遊曆時空的能力，彈指間便可縱覽人類曆史。他既能在半人馬座阿爾法星上看到地球4年前的影像，也能在銀河間追溯地球4000年前的光景，還能在時空裏擇其一點同時見證冰河時代和今天！

本書無法為讀者提供上述如此優越的視角，但我們還是意圖從整體出發觀察世界，突破當局者迷的困境，回顧在整個地球上真正發生的變化，而非一鱗半爪。同時，本書還要把這些變化集中展示出來，有如銀河中的觀察者在無垠時空中所見的那樣。

菲洛·萬斯是威拉德·賴特（Willard Wright）以筆名S. S. 範·達因（S. S. Van Dine）所作小說中虛構的偵探，他並無真才實學，科學邏輯也荒誕不經。然而，他關於視角會影響曆史呈現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轉向虛構視角的技藝可以改變我們看待過去的方式。即便是微小的視角轉變也能帶來新發現。例如，在描繪靜物時，塞尚（Czanne）習慣於在最佳觀察位之間切換，試圖將各種靈感整合至同一個構圖當中。他筆下的一盤蘋果的邊緣曲線似乎永遠無法拚合。他畫的瓜果也是怪異鼓脹，因為他想捕捉從不同角度觀察水果所見到的形狀變化。他的畫作整合了諸多元素，每個元素都有其自身的視角。他不停地描繪同一類物體，因為常見常新，每一次回顧都讓人對局部的瑕疵感到不悅。

過去就像塞尚的畫作或一件球形雕塑，從任何一個單一視角都無法揭示客觀現實。客觀現實作為所有誠實觀察者的共識，除非采用包含所有可能的主觀視角，否則它隻會在遙不可及、難於捉摸的某處徘徊。每當我們轉換觀察位，我們就能發現新的一麵，然後回頭嚐試將其整合到畫布當中。換言之，克利俄（Clio）是一位在林間被偷窺的浴中女神。每次我們的目光從不同位置來回閃過，我們都會有更多的發現。

我們能從日常經驗中體會到多維視角的優勢。披頭士樂隊（the Beatles）曾經唱道：“以己之道觀之，以彼之道觀之。”為了重現犯罪過程，我們必須綜合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視角；為了再現事件的細節，我們需要許多目擊者的證言；為了認識整個社會，我們需要了解處於不同權力和財富階層的人群的所思所想；為了理解文化，我們需要將其置於特定環境並傾聽周遭的評價；為了抓住核心，我們需要抽絲剝繭。但是過去不易把握：我們需要增添情境才能將其看得更清楚，正如為了讓目標更明確，我們在目標的周圍畫上靶環並為它塗色。

我能想象到的最宏大且最客觀的視角來自菲洛·萬斯“想象中的侏儒”（hypothetical homunculus），他們用整體眼光認識星球，用全景視野審視完整的過去。全球曆史學家的問題是：“位於宇宙瞭望台的星際觀察者眼中的曆史是怎樣一番景象？”我懷疑萬斯的侏儒可能會提及如人類這般微不足道、壽命短暫的物種。草、狐狸、原生動物或病毒可能看起來更有趣：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它們都具有一些與人類一樣顯著的特征，如分布廣泛、適應力強、物種延續時間長。但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人類擁有一個鮮明的特征：我們有別於所有其他物種之處在於五花八門的文化體驗，這種體驗之豐富多樣遠勝於他者。人類擁有一係列紛繁複雜又差異巨大的行為方式，而其他物種的此類差異則相對較小，盡管其中不少物種在身體構造和基因上與我們非常相似。比起其他任何具有文化特征的動物（即便是最像我們的大猩猩），我們都擁有更多樣的生活方式、飲食方式、社會結構、政治體係、交流表達方式、禮儀以及宗教儀式。此種多樣性正是本書的主題。

在過去的60年左右的時間裏，研究者已經在許多靈長目動物中確認有文化存在，並聲稱許多其他物種也是一樣。然而，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文化的善變出乎意料。當某種文化物種群體以不一致的方式發生變化時，就會產生分化，但這個過程在人類群體中發生的頻率要高得多，轉變的範圍要大得多，其他動物無法與之相比。人類文化把這一係列不斷發生的變化稱為“曆史”。它們毫無規律地自我轉變、發散並混合，現代尤其是最近都在明顯加速。它們隨時隨地都在急劇地變化著。

本書試圖通過探尋互相關聯的主題、內涵豐富的故事以及串接曆史的線索，盡可能多地緊扣住我們多樣性的全貌。有人認為，整個曆史的宏大敘事內涵豐富，涵蓋了進步、天意、日益增強的複雜性、周期性變化、辯證衝突、演化、熱力學以及其他不可逆的趨勢。然而，銀河觀察者肯定會注意到微妙的、難以預測的，但更引人入勝的故事。《智人全史》的撰稿人通過五條途徑梳理史料。如果你喜歡，可以稱其為大敘事，也可以喚作元敘事。但故事情節是客觀可信的，並將在書中鋪陳展開。

第一個故事有關分散與融合，即生命如何繁衍與相遇。對於分散的問題，我想如果銀河觀察者用一個詞來總結我們的曆史，那肯定是“優勢”（dominant）。它意味著智人（Homo sapiens），我們這個在考古記錄中首次出現的人種，其有限而穩定的文化如何經過擴散和自我轉化，發展出令今天的我們彼此感到驚訝的、規模宏大且差異巨大的生活方式，並占據了星球上每一個可居住的角落。我們發源於一個小物種，在東非這個資源有限的環境中以一種統一的方式生活。在這裏，所有人的行為方式都相差無幾：搜尋相同的食物，通過同一套綱常連接彼此，應用同樣的技術，運用相同的溝通方式，研究同一片天空，盡其所能想象同樣的神靈，還很可能如其他靈長目動物般服從男權，同時又崇尚女性身體的魔力——這種魔力具有獨特的再生能力，並與自然的節奏相協調。正如本書第一部作者展示的那樣，隨著移民群體適應新的環境並與他人失去聯係，他們發展出與眾不同的傳統，以及獨特的行為思考方式、家庭和族群組織方式、世界觀、相互交往和適應自然的方式，並崇拜他們獨特的神靈。

直到大約12000年前，他們都擁有類似的經濟模式：通過狩獵采集來維持生計。但是氣候變化引發了不同的策略，有些人選擇繼續傳統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人選擇放牧或耕種。馬丁·瓊斯（Martin Jones）在第三章講述了相關故事。第四章和第七章則闡明正是農業促成了各種文化變革。約翰·布魯克（John Brooke）撰寫的第五章說明，諸如氣候突變、地震及微生物的演化等人類無法控製的環境要素，其動態調整有時會維持，有時則會破壞我們所處的生態環境。此外，文化具有自身的動力，部分原因是人類的想象力不可遏製，不斷重新描繪世界並激勵我們實現願景；部分原因是每一次改變，尤其是發生在科學、技術和藝術等文化領域的改變，都釋放了新的發展潛力，其影響在我們周圍比比皆是。

然而，僅僅追蹤人類的分散是不夠的。在大部分故事中，與分散相反的趨勢，即我們說的融合，也在同時進行。大衛·諾思拉普（David Northrup）在書中的論述就涉及了這個主題，並且在第四部以後的章節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逐步反映了文化建立或重建聯係、溝通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彼此之間越發相似的途徑。在融合過程中，隨著疆域探索、邊界擴張、商業開拓、宗教傳播、移民遷徙和戰爭，彼此隔絕的文化得以相遇。人們在人員、商品甚至武力互動的同時，也交流了思想和技術。

融合與分散不僅兼容而且它們是互補的，因為文化交流引入了新鮮事物，刺激了創新並促進了其他各種變化。在人類大部分的曆史中，分散遠多於融合，也就是說，盡管彼此相遇並相互學習，但文化卻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彼此之間越發不同。隔離令人類中的大多數分開已久。不可逾越的海洋、令人生畏的沙漠和綿延的群山隔絕了可能帶來轉變的接觸。然而，在某一個有爭議的時刻，天平開始傾斜，令融合變得更加明顯。關於這個時刻的具體時間及確定方式，本書的撰稿人仍然莫衷一是。過去的五百年間，融合之勢日漸顯著。地理大發現終結了絕大多數人群的孤立狀態。全球貿易使每種文化都能觸及他人，全球通信體係讓這一過程瞬間完成。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占據全球霸權，似乎使從歐洲和北美向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傳播尊享特權，正如我們現在所說的那樣，“全球化”變成了藝術、政治和經濟方麵的西方化。分散尚未停止，隻是被掩蓋了。在全球化的架構下，舊的差異依然存在，而新的差異正在誕生，其中有些是寶貴的，有些則是危險的。

隨著分散和融合在書中的纏繞和解開，它們又同另一條線索糾纏不休。在第七章裏，伊恩·莫裏斯（Ian Morris）稱其為“增長”：這種已經引發了各個年齡階層的迷茫和困惑的加速變化，有時出現徘徊和逆轉，但如今已經無法控製地加快了速度。人口、生產和消費的增長雖然有時放緩，但永遠不會停歇。從定居點、農莊，到不斷成長的城市乃至超級都市，人口日益走向集中。從酋長國到民族國家，再到帝國乃至超級大國，人口與複雜的政體同樣迅速增長。

從某些方麵來看，正如大衛·克裏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第十一章中所展現的那樣，所有類型的加速都可以用能量消耗來度量。某種程度上講，大自然通過全球變暖的方式提供了加速人類活動所需的能量。如今，我們傾向於將全球變暖視為人類肆意揮霍能源，引發溫室效應的惡果。但是，地球上的氣候首先取決於太陽這顆恒星，它強大且遙遠，以致可以無視人類的細小活動。此外，地軸傾斜度和地球運行軌道的不規則性也是影響因素，但這些都非人力所能及。除了書中第三部涉及的氣溫驟降的短暫“小冰期”，以及其他氣溫小幅波動的時期（讀者將在第一部和第三部讀到其事件和影響），差不多有兩萬年的地球變暖都是非人類活動的自然事件帶來的。

同時，人類積極參與的三大變革進一步拓展了我們獲取能量的途徑。首先，人類從尋覓食物轉為生產食物，即從采集到耕種。正如馬丁·瓊斯的章節所闡明的那樣，此種轉變並非完全是人類創造力的產物，也不是包括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內的一些考察者所認為的偶然事件，而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漫長過程。這是一種相互調整植物和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建立了相互依存的關係：失去彼此，人類和其他物種都將無法生存。就人類的力量所取得的成就而言，農業的出現是一場保守的革命，發起者是那些希望延續其傳統食物供給方式，但又不得不尋找新的方法來保證供應的人。其結果是正常進化模式被驚人地中斷：為達成人類的目的，經由精巧的分類、移植、培育和雜交，新物種破天荒地通過“非自然選擇”的路徑橫空出世。

第八章和第十章描繪了進化過程的第二場變革：從16世紀開始的遠程跨洋航行帶來了“生態革命”。因此，在大約1.5億年的大陸漂移歲月中，於彼此分離且漸行漸遠的大陸上分散演化的生物開始發生交換，其原因部分是人類有意識地增加獲取各種食物的機會，部分是生物群（如雜草、害蟲和微生物）隨著人類進行貿易、探索、征服或移民活動搭便車的意外結果。先前從大陸到大陸的分散演化方向轉變為一種新的趨同模式。因此在今天，從一個氣候區到另一個氣候區，我們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各類生物。

並非所有的結果都對人類有利。因人群突然感染陌生的細菌和病毒，充滿疾病的環境急速惡化。然而，人類還算幸運，正如大衛·諾思拉普和大衛·克裏斯蒂安分別在第八章和第十一章提到的，微生物世界的其他變化抵消了負麵影響。例如，為了應對全球變暖，某些最致命的病毒發生了突變，新宿主不再是人類。同時，人類可食用的食物資源分布的變化以兩種重要方式極大地增加了能量供應。首先，可供選擇的食物類型極大豐富，有助於人類社會抵禦疫病和生態災難，而此前可供選擇的作物和動物種類非常有限。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某些新作物營養價值並不高，對健康具有破壞性影響，並且會讓某些人群陷入了過度依賴馬鈴薯或玉米等單一作物的境地，易引發饑荒。其次，更直觀的是，世界食物生產的總量受生態革命的影響而出現增長，生態革命使農民和牧場主能夠開拓此前未開發的土地（特別是那些旱地、山地和貧瘠土地），並提高現有農田的產量。

新增的動力來源也增加了食物能量的供應，包括畜力、重力、風力、水力、發條和齒輪（很小程度上），以及用於取暖和烹飪的燃料（以木材為主，輔以蠟、動植物脂肪、泥炭、草皮和廢草、焦油和煤）。但是直到工業化時期到來，化石燃料和蒸汽動力的使用成倍增加時，世界能源使用方式的變革方才出現。這一革命帶來了不確定的影響。伊恩·莫裏斯指出人類的“成事”（get things done）能力有了無法估量的提升。但安加娜·辛格（Anjana Singh）同樣在書中論及，新具備的能力也被用於破壞性的目的，帶來戰爭屠戮、環境汙染和資源枯竭。近百年來，電力取代了蒸汽動力，新的發電方式已開始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但不確定的影響依舊存在。

伴隨著分散和變化的加速，本書的第三個主題顯現出來，即人與大自然其餘部分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斷變化著，有時是對人類的回應，或者換用當今流行的術語叫“人為因素”的一種反映，這種影響已經構成人類文化的一部分。更甚之，這種關係也反映在人類無法控製且仍然基本無法預見的領域，諸如氣候、地質活動以及疾病。每個社會都必須調整其行為，以平衡開發與保護之間的關係。文明或許可以理解成為滿足人類目的而對環境進行改造的過程，例如，改造環境以適應放牧和耕作，然後用新的旨在滿足人類需求的人工環境取而代之。伴隨著為支撐不斷增長的人口和人均消費而加劇的資源掠奪，環境史某種程度上成了另一部有關加速變化的編年史。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一直很不穩定，並且變得越來越矛盾。一方麵，人類支配著生態係統，掌握了生物圈的大部分資源，並消滅了我們認為具有威脅性或競爭性的物種；另一方麵，在無法掌控的自然偉力麵前我們依然渺小脆弱，正如我們無法阻止地震，無法影響太陽，也無法預測每一場新的瘟疫。

人為幹預環境的經曆看上去像是一係列九死一生的故事，每一個都如曆險記般傳奇，情節豐富，跌宕起伏。農業幫助務農者在氣候變化中生存下來。然而，它在家畜間創造了新的疾病，使人類社會陷入依賴特定糧食供應的困境，為組織和發動戰爭，管理生產、灌溉和倉儲的專製政體提供了合理性。工業化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但代價是“煉獄般擁擠的城市”（infernal wens）[1]和“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2]中令人生畏的勞動條件。化石燃料釋放了巨大的能量，但引發了空氣汙染和全球變暖。人工合成的殺蟲劑和化肥讓數百萬人免於饑饉，卻侵蝕了土壤，破壞了生物多樣性。核能使世界免於能源枯竭，同樣也威脅著世界安全。醫學使數百萬人免於身體疾病，但四處蔓延的“生活方式疾病”（通常由**、暴食、吸毒和酗酒導致）和蜂擁而來的精神疾病大肆損害生命。總體而言，全球的健康環境危機四伏。高昂的醫療成本使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無法享受到醫學進步的紅利。技術使我們免於遭受持續出現的一係列自發性問題的侵擾，但是又創造出危害更強、風險更大、解決成本更高的問題。具有技術依賴性的世界就像一首歌中的老婦人一樣，為了抓住一開始吞下的那隻蒼蠅，她不斷吞下捕食前者的更大動物。她的結局“當然是死去了”。當前，我們沒有比依靠技術升級更好的策略。

本書第四個主題顯然涉及一個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變革影響的領域：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的局限性。所有有關人性的停滯和多麵的故事顯然都有著一成不變的背景，善與惡、智慧與愚昧都超越了文化的邊界，似乎永遠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正如伊恩·莫裏斯指出的那樣，盡管我們提升了成事的能力，但我們的道德和待人處世仍然陷於自私與敵對。安加娜·辛格也指出了我們增強的能力中有多少被用於破壞：相互攻擊、毀壞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係統，摧毀作為我們共同家園的生物圈。

當然，我們可以指出某些改進。也許本書中最令人欣慰的變化是我們的道德共同體逐漸擴大，幾乎涵蓋整個人類。這項成就令人驚歎，因為人們通常並不善待自己親人或同胞之外的人。正如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viStrauss）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語言裏除了代表群體成員的名詞，都沒有“人類”一詞，稱呼外人的詞匯往往都帶有“野獸”或“惡魔”之類的含義。在外貌、膚色、文化差異、地位高低、能力強弱的表象下，引導人們看清人類共同體的努力是長期而艱巨的。一些關鍵節點可以在曼努埃爾·盧塞納·吉拉爾多（Manuel Lucena Giraldo）、安加娜·辛格、保羅·盧卡·貝爾納迪尼（Paolo Luca Bernardini）和傑裏米·布萊克（Jeremy Black）所寫的篇章中見到，但盲點依然存在。一些生物倫理學家仍然認為某些少數人群是有缺陷的或者是沒有資格享有人權的，比如腹中的胎兒、安樂死的受害者以及被認為太小而無意識的嬰兒。有些人認為我們的道德共同體因排斥非人類的動物而永遠不可能達到完美。在實踐中，當機會出現或人們意識到必要性時，我們的作為一如既往地充滿敵意，譬如壓迫和剝削移民難民、迫害少數民族、消滅假想敵、欺壓窮人，同時擴大不公正的財富差距、占用公眾資源，並且不尊重“人權”。盡管大衛·克裏斯蒂安可能會提出反對，但關於終止或至少減少暴力的主張似乎為時過早。對現代化武器破壞性的恐懼減少了大規模戰爭，但恐怖主義卻得以擴張。除了恐怖主義和戰爭罪行之外，謀殺犯罪有所減少，自殺卻多了起來。在世界某些地方，墮胎取代了殺嬰。毆打已經不再成為體罰孩子的方式，虐待癖卻獲得了寬容，甚至得到了某種尊重。總體而言，比起以往，人類沒有變得更好或更壞，更愚蠢或更聰明。然而，道德停滯的影響並不是中性的，因為技術的提升增強了邪惡和愚昧的力量。

最後，正如本書想展現的那樣，講述人類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故事可以用到我所說的主動權概念，即某些人類群體影響其他群體的能力。主動權的變化與權力和財富的全球分布大體一致。除了某些例外，更強勢、更富裕的群體會影響在這些方麵呈劣勢的群體。讀者在書中會看到，在大約7000年的時段裏，我們能夠從中見證主動權的轉換。它首先集中在亞洲西南部地區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由於某些無法察覺的原因，在基督教時代早期，它開始集中於亞洲東部和南部。直到16—17世紀，在某些方麵，可以看出它在緩慢西移，這種西移趨勢在19—20世紀得到加速。西方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在中國獲得了同等的尊重。在中國人眼中，西方“野蠻人”取得的成就的確有些出人意料。總體上看，18世紀西歐市場的整體化程度似乎比印度要高，工資水平也高於印度和中國。金融機構，尤其是英國的金融機構，為新市場提供資金的能力也更強。但是就生產力總量和貿易平衡而言，中國和印度在19世紀前一直引領世界。目前，西方霸權似乎正在衰落，在這方麵，世界正恢複到主動權不集中的狀態，文化交流呈現多向性。而中國正重新回歸到她的“往常”位置上，成為最有潛力的世界強國。

回溯曆史，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兩種西方意識形態在全球占了上風，也可以看作西方霸權的**和總結。作為極權主義的一種，法西斯主義在20世紀中期瓦解，它的對手蘇聯也在20世紀90年代解體。同時，世界上大部分政府放鬆了管製，釋放了市場的力量。但黎明很快走入黑暗，宗教，曾被世俗主義者寄希望於自行消亡，如今卻被恐怖分子用來為其行為辯護。這些恐怖分子通常看上去像是精神病患者和被不法分子控製的受害者，但說起話來則像是原教旨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資本主義被證明具有欺騙性。它沒有增加財富，反而加劇了貧富差距。即便在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裏，有錢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差距也在新千年伊始達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全球範圍內，不平等的情形備受責難，每個億萬富翁都對應著成千垂死的窮人，他們無法獲得基本的衛生、居住和醫療條件。日本和西班牙公民的預期壽命幾乎是布基納法索農民的兩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監管不足的市場弊端，但沒人知道該怎麽辦。經濟蕭條仍在繼續，加劇了人們對極端主義政治滋生的普遍擔憂。

曆史是對變化的研究。因此，這本書按時間順序排列各部分。每一部分開頭都有一位環境史專家描述環境情境及其與人類的互動關係。其他各領域的學者則探討相關時期的文化議題，通常有一章講述藝術和思想，一章講述政治和行為。上溯到約一萬年前，關於人們思想和行動的史料證據是共生的，因此撰稿人在書中各部分都將其合為一章。在較近的年代，證據已經足夠豐富，能讓我們看到人們的差異和相似之處，這既包括記錄思想和感受的方式，也包括參與政治和社會實踐行為的方式。因此，章節數會相應增加。

讀者會發現，盡管本書的所有撰稿人都試圖同世界拉開距離，以便從整體或盡可能地從整體的角度觀察世界；盡管所有人都銘記著分散、加速、環境互動、文化局限性及主動權轉換這些主題，但撰稿人之間依然存在張力。各人對於主題的輕重緩急的考量都不盡相同，有時還存在潛在的關於價值觀、意識形態原則或者宗教信仰的分歧。即便如此，參與寫作的每個人都精誠合作，充滿善意，整體工作令人愉悅。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撰稿人之間觀點的多樣性也呼應了曆史的多樣性，有助於我們從多種角度看待它。我希望讀者們會喜歡這一點。

[1]用以形容19世紀倫敦城中的景象——肮髒、汙穢、人口密集、城市擁擠不堪。參見弗朗西斯·謝潑德（Francis Sheppard）《倫敦1808—1870：煉獄般擁擠的城市》（London1808-1870:The Infernal Wen），《倫敦史》（History of London），伯克利及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71年。——編者注（如無特殊說明，本書腳注均為編者注。）

[2]出自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彌爾頓》（Milton）中的一首短詩《耶路撒冷》（Jerusa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