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維爾斯坦006
“你要做的就是找準自己的位置。”
但是，一個月又一個月——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我還是找不到這個開頭。“這應該不難的呀。‘易如反掌，要不根本就不是這麽回事。’或者就像那個不知名的家夥說的，‘要是不像鳥語，那才不對頭呢。”
羅莎蒙德偶爾搭腔說：“怎麽能把拉維爾斯坦和鳥語混為一談呢？有點兒莫名其妙，不該這樣呀。”
伴隨著這樣的對話，又好幾年過去了，我顯然還是開不了頭，麵臨著巨大的障礙。羅莎蒙德不再積極鼓勵我，也不給我提什麽建議了。她很聰明，任我自便。
然而，我們差不多依舊是天天談論拉維爾斯坦。我時常回憶他，比如，一遇到籃球比賽就舉辦晚會、到希臘城與學生聚餐、購物旅行、他經常舉辦活潑而又嚴肅的學術研討會。要是換成別的女人，很可能會逼我，令我心煩。“他畢竟是你的摯友，況且你也發過誓要寫的”，或是“到了來世他會十分失望”。可羅莎蒙德十分善解人意，她知道我自己也這麽想，而且經常悶悶不樂。有時候，我想象他穿著壽衣，躺在他恨之入骨的父親邊上。拉維爾斯坦過去常說：“那個家夥歇斯底裏，一邊抽打我的光屁股，一邊胡言亂語，亂喊亂叫——後來，不管我表現得多出色，他還是覺得我不成器，因為我始終沒能成為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會員。‘你是出版了一本書，而且反響也不錯——可你不是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的會員呀，不是嗎？’”
羅莎蒙德隻是說：“優等生榮譽學會會員這件事，你就三言兩語、一筆帶過，拉維爾斯坦在來世一定會心花怒放的。”
我回答她說：“拉維爾斯坦不相信什麽來世。他即便是真的在什麽地方活著的話，記住他這個蠢貨爸爸，記起我們所稱的這個凡人人生的任何部分，又能給他帶來什麽快樂呢？唯有我才會想象自己看到已故父母在那一邊的情景。還看到我的兄弟、朋友、堂兄弟姊妹、阿姨、叔叔……”
羅莎蒙德時常點頭稱是。她承認自己也有類似的傾向。有時她還補上一句：“我問自己，他們這會兒在來世幹什麽呢？”
“你要是就這個話題進行民意調查的話，你會發現，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希望見到已故的親人：他們愛過並繼續愛著的故人們——他們時常欺騙，有時候甚至鄙夷、憎恨或是習慣性對之撒謊的，也是這些人。你不是這樣的人，羅莎蒙德，你異常誠實。但是，即便是拉維爾斯坦這樣一個非常實際、不會產生任何幻覺的人，也說……他告訴我，在他所有密切接觸的人當中，我最有可能不久便會隨他而去——隨他去哪兒？我能趕上他嗎？我們能見上麵嗎？”
“這些話，你不能寫得太多。”羅莎蒙德說。
“幼稚的愛是產生這些幻覺的源泉，要力圖證明這句話易如反掌。我實話實說，半個世紀後，我感覺自己還能見上我的母親。弗洛伊德對這種愛很是不屑，認為它多愁善感，空洞無物。可弗洛伊德是名醫生，十九世紀的醫生們對感情很粗暴。他們常說，人類是化學成分的代表，隻值六十二美分——這幫家夥極為理性，十分無情。”
“可拉維爾斯坦絕不是那種頭腦簡單的人。”羅莎蒙德說。
“當然不是。但是，我們要是走近看一看——讓我來告訴你一個古怪的想法。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我要是給拉維爾斯坦寫那本回憶錄，那我和死亡之間就不存在任何障礙了。”
聽我這麽說，羅莎蒙德哈哈大笑。“你意思是說，你的責任完成了，就沒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不，不。我很幸運，我還有你，羅莎蒙德，為了你，我也要活下去。我努力想說的大概是，在拉維爾斯坦看來，除了紀念他，我這輩子也許再沒什麽事情可做了。”
“這樣想的人都很奇怪。”
“他覺得自己給了我一個重大主題——主題中的主題。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想法。但是，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個理性的現代人。理性的人可能不會在黃昏時分去見自己已故的親人——不管這個時分出現在何方。”
“都一樣。”羅莎蒙德說，“實際上，他固執己見，不能怠慢。”
“那為什麽是我呀？不消半分鍾，我就可以說出五個更有資格的人名來。”
“記錄他的思想，是可以的。”羅莎蒙德說，“可他們寫起來會幹巴巴的。再說了，你們倆是到晚年才結交的朋友。照道理，老人是不會產生這樣的依戀情結的……”
她大概是想說，老人不會墜入情網。他們不會冒冒失失地陷入這種磁場中，因為這裏沒有他們要做的事呀。
“有一兩年時間，拉維爾斯坦對我一直緊盯不放，因為我和薇拉三天兩頭跑去看拉杜·格利萊斯庫和他妻子。”我對羅莎蒙德說。
“他倆讓你們很開心是吧？”
“他們帶我們去高檔餐館——總之是最貴的那種。薇拉非常喜歡吻手和鞠躬禮節、對女士殷勤體貼，還喜歡胸花、敬酒。她非常開心。格利萊斯庫也裝出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對我們聚會的那些夜晚，拉維爾斯坦極為好奇。他說，拉杜以前是鐵衛團成員。可我對這一點倒並不特別在意，也不了解個中的含義。我這個態度讓拉維爾斯坦很不開心。”
“你沒發現他是個納粹分子？”羅莎蒙德問道。
“拉維爾斯坦進一步告訴我說，大約十年前，曾計劃安排格利萊斯庫到耶路撒冷去演講，但邀請被取消了。不知為什麽，這件事居然沒引起我的注意。我一定是太忙了，沒有把它們聯係起來。有時候，我的確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對要見的東西決定視而不見。拉維爾斯坦自然是注意到了，我對這些事卻不大注意。
“拉維爾斯坦隻想知道格利萊斯庫的政治路線。我告訴他說，晚餐桌上他談的都是古代史。他朝煙鬥裏裝煙絲，劃了很多根火柴。你越是緊緊地抓著煙鬥不讓它抖，拿著火柴的手指就越是加倍地顫抖。他朝煙鬥裏不停地塞著煙絲，可總是不順利。塞不進時，他就用大拇指往裏壓，可手指又沒有力氣。這樣的人政治上怎麽會有危險呢？他拖著外罩袖子，把手關節都給遮住了。”
羅莎蒙德說：“我猜想，同你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對格利萊斯庫來說，意義非同尋常。可是奇克，你觀察問題總是避重就輕，這就是你的行事方式。”
“拉維爾斯坦最終也是這樣跟我說的。很奇怪，我居然任由別人這樣利用我。”
“你想討好你妻子。你渴望得到她的好評。拉維爾斯坦或許覺得，你聽任自己受騙上當。這樣不容易陷入困境……”
“我想自己曾經說過，這是法國-巴爾幹式的荒謬。不知為什麽，我並沒把巴爾幹法西斯分子當作一回事。賬單送來時，拉杜從椅子上一躍而起，一把給抓了過去。這就像在比賽似的，我沒有一次搶到過賬單。有件事我很是納悶，他每次付賬時，鈔票總是那麽幹淨，連一點兒褶皺都沒有，就像剛從銀行裏取出來似的；而且賬單上金額是多少，他好像從來沒瞧過一眼。你要是大蕭條時代長大的，你是不會漏過這種事的。”
“你是在用自己的描述，逗拉維爾斯坦開心。”
“我是想這樣做，可他不肯聽我講述有關煙鬥和怪癖之類的事。他在等我擺脫困惑。”
“喂，你可是他欽定的傳記作者，你領會問題這麽遲鈍，他會不開心的。”
“那是當然。他對我講拉杜前往耶路撒冷的邀請被取消時，具體情況我連一個字也沒問。我明白，我又沒有抓住機會。”
“嘿，他選你為他作傳，並不是覺得你是個完人。”羅莎蒙德說。
“對於一些基本的東西，考慮到我的無知愚笨，我們倆還是盡力保持一致。”我對她說，“他通曉古希臘、羅馬文學；毫無疑問，我則一竅不通。但是，我要是錯的話，我不會花力氣在原地繼續犯錯。後來，我從生活中領悟到，老是認為自己正確是多麽的愚蠢啊。”
“你必須是正確的，你別無選擇。”羅莎蒙德說。
“薇拉的計劃是，應該用格利萊斯庫取代拉維爾斯坦。在巴黎時，阿貝闖進我們房間，當時她穿著襯裙，嚇了一跳，跑進了衛生間——她跑的姿勢怪怪的，踮著腳一跳一跳的——還把門給鎖上了。她隨即告訴我，我們再也不要見到拉維爾斯坦了。”
“這確實很奇怪。”羅莎蒙德說。說起薇拉，羅莎蒙德的談吐總是很得體，也很謹慎：“這是發生在薇拉派人接她母親過來的時候嗎？她有沒有帶母親一起去巴黎？”
“沒有，沒有。這事發生兩年前，那個老姑娘就已經死了。盡管如此，你的預感還是對的。她仰仗母親幫她處理——我該用什麽詞呢——人際關係。她自己不會處人處事。總之，那個老姑娘很不喜歡我——女婿是個猶太人，玷汙了她的晚年生活。”
“你現在終於講到正題上了。”羅莎蒙德說，“你對所有問題都進行了深入思考，可最重要的卻偏偏沒有——你是從猶太人這個問題開始的。”她說。
“一點兒沒錯。談話圍繞這個問題兜來兜去——這麽多的其他人，千百萬的其他人都甘願赴死，對猶太人來說這意味著什麽？人類中的其他人驅逐他們。希特勒就曾說過，他一旦掌權，就要在慕尼黑的瑪利亞廣場搭起一排排絞首架，把猶太人全給絞死，一個也不留。這一切都是有案可查的。希特勒正是靠打猶太人牌才獲得權力的。他沒有其他計劃，也不需要。他把德國和歐洲許多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猶太人，從而當上了總理。總之，就格利萊斯庫這個人而言，我認為他並不是一個惡毒的反猶主義者。可是，人們要求他表明立場時，他表態了。他有投票權，也投了票。拉維爾斯坦很清楚，這種需要深思熟慮的討厭事情，我是從來不會做的。”
“你不知道從哪裏著手思考，是吧？”
“我嘛，是在美國語言環境中過著一個猶太人的生活。這種語言環境對理解陰暗的思想毫無幫助。”
“你和拉維爾斯坦談過這種邪惡勢力嗎？”
“我可能談過。阿貝的性格要比我開朗多了——心胸開闊，光明磊落。他更像一個正常人，但絕不是一個天真的人。”
“我跟著他研究過修昔底德。”羅莎蒙德說，“我至今還記得他必須要講的雅典瘟疫，死去的父母或姐妹們，和陌生人一起被扔在柴堆上火葬。但是，把這種情況同二十世紀發生的大量死亡聯係在一起——他沒在課堂上講過這個內容，你能記得他或許說過的話嗎？”
“你怎麽想，”我問羅莎蒙德，“像拉維爾斯坦這樣的人，或許會把自己的生存——他每天都意識到自己在死去——與這個事實聯係起來，即二十世紀有數百萬人被奪去了生命，現在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這上麵來了。我這裏想起的不是那些戰士、農民、富農、資產階級、黨員，也不是被指定參加強迫勞動的人、在古拉格群島或是法西斯集中營裏送死的人——這些人很容易被趕到一起，用牛車裝起來送走。這些人一般不會引起拉維爾斯坦的注意。他們都是那些常見的‘失敗者’，政府沒有理由去關心他們——有人稱之為‘流沙社會’，將受害者吸進沙堆埋起來或者悶死。處理這些人最簡便的方法，就是除掉他們，將他們變成屍體。還有一些猶太人，他們也失去了生存權，劊子手同樣直白地告訴他們——‘沒有理由表明你們不該死’。所以，從位於亞洲的俄羅斯古拉格群島，一直到大西洋海岸，到處可見摧毀生命或死亡蔓延的無序狀態。你要想起的是以意識形態為理由——也就是以某種理性為托詞——被奪去生命的千百萬人。理性表現為做事有條不紊或者目標堅定，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最瘋狂的虛無主義形式，在德國軍隊中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分析大師達瓦爾看來，德國軍國主義導致了最極端、最可怕的虛無主義。這種人生觀在普通士兵當中，激發了最血腥、最瘋狂的複仇主義的屠殺熱情。因為這種熱情貫穿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因此所有責任都歸咎於發布所有命令的最高層。所以，每個人都被宣告無罪。他們一個個都成了十足的瘋子。納粹國防軍就是這樣在逃避罪責。假設用民間的方法來減輕這種罪惡行徑，那會怎麽樣，拉維爾斯坦問我。他又追了一句：‘不過，我這是在胡說八道。’他對所有的話題都有堅定的看法，但到了最後，他卻閃爍其詞，說起了自己的狀況，這時候他更多的是傷感，而非嘲諷，對不對，羅西？”
“他也不會讓自己長時間地深陷傷感之中。”
“是呀，麵對千百萬人被奪去生命，人們普遍願意容忍。接受它，就像是二十世紀的風氣。你在戰鬥中特別體諒士兵，以此掩護自己。但是，我在想在古拉格群島和德國勞改營裏大批死去的人。為什麽這個世紀——我不知道該用什麽詞才能把它表達出來——要發生如此慘絕人寰的屠殺？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們沒有一個人表現出剛強不忍之氣。”
拉維爾斯坦去世約莫兩年後，我才記起這次特別的談話。患上吉蘭-巴雷綜合征之後，拉維爾斯坦刻苦練習行走，努力恢複雙手的功能。他明白，身體每況愈下，不得不屈服了，但他並非一味地屈服。不能用咖啡研磨機倒沒什麽，可刮胡子、寫便條、穿衣服、抽煙、開支票，這些都得用手呀。如果你不設法恢複健康，你就會失去四肢能力，成為一個無可救藥之人，這一點幾乎人人皆知。那天早上，他和我碰巧看到鸚鵡落滿了冬青樹，在啄食紅色漿果，將樹上的白雪濺得四處紛飛。此時，人們正在拉維爾斯坦的臥室裏拆卸裝有三角形鋼架的病床，將其搬出室外。“謝謝拆卸工人。”他說，目送著床從貨運電梯運下去，“我再也不想見到那玩意兒，跟海軍索具似的。”
他獨自在走路——雖然腳步還不是很穩，但就跟麻風病人拉撒路似的——要是有過這個人的話。你剛從死人那裏兜了一圈回來，撞見了整個綠色鸚鵡家族，這幫熱帶飛鳥，從中西部的冬天裏幸存了下來。拉維爾斯坦對我咧嘴，笑著說：“甚至還有一個猶太人在關注它們。”盡管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但他隨即又一次問我說，這些鳥怎麽變得這麽多啊。我瞬間變成了一名大自然的專家。所以，我再一次將它們描述一番：那些吊在樹上或電線杆橫木檔上的修長袋子，那是鳥巢，看上去就像是拉得長長的尼龍襪，垂下來有三十英尺之多，裏麵在孵化鳥蛋。“這些鳥巢讓你想起了東區的一棟棟公寓。”我對他說。
“我們讓尼基開車送我們過去看看。它們的大本營在哪兒？”
“在約翰遜公園。不過在第五十四街邊上的一條胡同裏，還有一大群棲息在那兒。”
然而，我們始終沒去看那些鳥巢——鸚鵡棲息的、在風中飄搖的一層層管子。我們再次見麵時，拉維爾斯坦卻告訴我，他和尼基要飛往巴黎。
“你去那兒幹什麽？”
看得出，我的問題很愚蠢，冒犯了拉維爾斯坦，他對我很是失望。不過，他在最親密的朋友麵前是不會流露出來的。他對我自然也是如此。“醫院裏的人告訴我說可以去巴黎。”
“是嗎？”我說。
醫生們的理由清晰明了。他雖然快要死了，可完全適合飛行。巴黎是讓他非常快樂逍遙的地方之一：那裏有他最親密的朋友，還有他人生中許多尚未完成的事宜。他如果一心要去，幹嗎不遂他的心願呢？醫生們認為，十天的旅程不大會造成什麽嚴重傷害。對我來說，二十五個小時的空中旅行非把我給累趴下不可。可在機場，拉維爾斯坦可以坐輪椅。而且他不像我，他坐的是頭等艙。說得再深一點兒，我恐怕得承認，一個快要死的人還要去乘飛機，我覺得這樣做似乎不是很嚴肅。像拉維爾斯坦這種情況，“完全適合飛行”，這句話是什麽意思，無人知曉。他乘的是波音727，還是他的外罩下麵藏著一對強有力的翅膀？
我雖然真的覺得拉維爾斯坦對我很失望，但我相信他不會感到驚訝。我們倆長期以來保持一種默契，就是不向對方隱瞞或羞於坦陳任何事情。我也沒有任何東西可隱瞞拉維爾斯坦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意思是說，幾乎沒有任何事情是他自己察覺不出來的。所以，說得準確點兒，他也應該知道我對巴黎印象不好。有一個猶太自由思想家這樣描繪巴黎——上帝像是在法國。意思是說，即使是上帝，也在法國度假。為什麽呢？因為法國人都是無神論者，和他們在一起，上帝可以無牽無掛、信馬由韁，就跟所有遊客一樣。
即便是到了最後，我也沒能理解，拉維爾斯坦在巴黎還有一種生活，一種補充式的生活。這次短暫的告別旅行回來後，他心情比較愉快，隻字未提他的法國朋友。可他的神情表明，該做的事都已做完了。
然而我得知，施萊醫生現在命令拉維爾斯坦回醫院做“進一步檢查”。尼基證實了，不過又說，拉維爾斯坦要住的病房到下周初才能空出來。星期天下午，他辦了一個派對——有比薩和啤酒，野餐式的，用的是紙杯和紙盤。他買了新的影像設備——最新時尚，他說（我甚至也覺得這個表達要比“最新水平”要好）——歌唱家和演奏家都能全景展現，而且還有一種熱帶叢林之光的即時效果。拉維爾斯坦挑選播放的是他最喜愛的碟片之一——羅西尼的《意大利女郎在阿爾及爾》。演員和歌唱家們出現在銀屏上，畫麵又平又薄，又高又寬，逼真得令人難以置信——正如拉維爾斯坦說的，科技把藝術重新武裝了起來。歌唱家的麵孔猶如威尼斯的彩裝玻璃，豐富多彩，攝像機帶著你目睹他們美麗的黑眼睛，甚至看到他們的牙齒。拉維爾斯坦穿著駝絨睡衣，坐在休閑椅上，一邊欣賞，一邊解說這台新設備——對外行們的無知，還嘲諷兩句。不過，他這樣做有些力不從心，不時地按著靜音鍵，好讓大家聽見他說的話。最後，他實在是吃不消了，尼基將他扶起來，領了出去，說：“他太興奮了，他以為就一次不午休沒有關係。可是，他還是扛不住。”
影像設備處在靜音狀態，拉維爾斯坦本人也是一聲不吭，或許是從一個陌生的視角重新審視病情和死亡情況。他跟著尼基向外走。我們領著他回到他的臥室，裏麵放著一張雪橇式的床，上麵鋪著鴨絨絲被。他重新躺到枕頭上時，我把所有的亞麻被、真絲被全給他蓋上。
不久，公寓便空無一人。遲來的人趕到時，尼基按住電梯按鈕，開著門說：“阿貝看到你們一定會十分開心，可他現在服了各種藥，頭腦不是很清楚。”
第二天，拉維爾斯坦提起這個話題時，我說：“尼基很機靈，什麽問題都不肯回答，所以派對很快就結束了。”
“他從不回答問題，是吧？每個角落裏都有一些無言的問題，但他不去理會。這樣做沒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行的。”
“他關掉新的影像設備。我想我是不會關這玩意兒。”
拉維爾斯坦最後的日子是在家中度過的。這期間我經常上午去陪他。我和他住在同一個街區，又不需要遵守什麽定點時間，因此一吃過早飯我就過去了。尼基通常到淩晨四點才上床睡覺，因此一倒到**就睡著了，一直睡到早上十點。而拉維爾斯坦由於沒人陪伴，則叉著兩條大膝蓋躺在那兒打盹。醫生們給他注射麻醉劑（使他鎮靜下來），可這並不能阻止他思考——從頭開始考慮各種問題。即便他在打盹，觀察他那張別致的猶太人麵孔，你也能了解到他的很多東西。你無法想象他這個十分奇怪的身軀，容納著他奇特的才智。他的禿頂，很奇特，光禿禿的，幾乎就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不毛之地，這寓示著他沒有隱瞞任何東西。他會說——就像他一向喜歡用法語一樣——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他現在麵臨的卻是墳墓。
盡管我還比他大幾歲，他卻把自己看作我的老師。嘿，這是他的行當嘛——他是個教育家。他從不把自己表現成一名哲學家——哲學教授不等於哲學家。他曾接受過哲學訓練，學會了應該如何度過一個哲學人生。這個是哲學研究的內容，也是人們為什麽要讀柏拉圖的原因。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更高質量生活的源泉。如果拉維爾斯坦非得在它們之間進行選擇的話，他選雅典，而對耶路撒冷充滿了敬意。可在他最後的日子裏，他要談論的則是猶太人，而不是希臘人。
我對他的這個變化進行評論時，他對我很不開心。“為什麽不談猶太人？”他說，“在南部各州，人們今天還在談論南北戰爭，甚至比一百多年前談得還要多得多。可是，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數百萬人慘遭殺戮，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同你沒有任何區別，與我們也毫無二致。我們不能對他們不聞不問。摩西與上帝對話，上帝給他明示。這種聯係已經保持了數千年。”
拉維爾斯坦就這樣絮叨了好一會兒。他說，曾幾何時，猶太人被用來衡量整個人類的邪惡人性。“你對人們說，你們要是廢除了統治階級或者資產階級，將生產方式理性化，對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實行安樂死，那麽便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你隨即又向懷抱這種思想的人提出建議：消滅猶太人。於是，他們真的開始這麽幹了。他們把歐洲一半以上的猶太人全給殺了——你和我，還有奇克，是屬於幸存者。”這些不是拉維爾斯坦說的原話，我作了一些解釋。他的原話是，作為猶太人，我們現在知道什麽事可能會發生。
“無人知曉這樣的事情下一次又會從哪個旮旯裏蹦出來——法國？不，不，不是法國。他們自己在十八世紀已經嚐過了太多的血腥，他們不會在意發生這種事，但是他們自己是不會幹這種事的。可俄國人會不會呢？《錫安山長老會議紀要》[52]這份文件是俄國人杜撰的。就在不久前你還在跟我談吉卜林呢。”
“不錯，就是吉卜林。一個了不起的作家。”我說，“可有人請我看一看他的書信集。其中有一篇寫的是他對愛因斯坦大發雷霆。這件事發生在本世紀初。他說，猶太人為了自己的種種目的，扭曲了社會現實。可是，這還不夠，愛因斯坦又用他的相對論扭曲了物理現實。猶太人曲解物理宇宙，並試圖傳達猶太人虛假的認知。”
“那麽，你必須把吉卜林從你喜歡的作家中剔除出去。”拉維爾斯坦說。
“不，我們無法建立一個猶太人的索引。一方麵，我們絕不能將此強加於人，即便是猶太讀者也不行。誰又能指望你刪去塞利納的名字？順便問一句，我借給你他寫的那本小冊子《美麗的床單》……”
“我一直沒時間看。”
“你對虛無主義者情有獨鍾。”我說。
“我猜想，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編造大量高雅的謊言。我喜歡把虛無主義看成一種狀態，並且生活在這種狀態中。知識界的那些虛無主義者，我可受不了。我寧可喜歡那些怙惡不悛之人，坦率、不掩飾。那種自然的虛無主義者。”
“塞利納建議，應該像消滅細菌那樣，徹底消滅猶太人。這是他的醫生天性使然，我想。在他的長篇小說中，由於藝術的影響，他受到了限製，但是在宣傳作品中，他可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殺人魔。”
這次談話談到這裏就暫時結束了，因為救護車又悄無聲息地開到了拉維爾斯坦家的門口。救護人員對這裏已經是輕車熟路，按下了貨運電梯的響鈴。拉維爾斯坦進出醫院，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所以他壓根兒就沒理會。
施萊醫生從未同我談過拉維爾斯坦的病情。他是個超級認真的醫生——身材不高，腰板筆直，長著鷹鉤鼻，辦事效率高。他的頭發已經所剩無幾，朝上梳著，直挺挺的，是易洛魁人[53]的發型。關於拉維爾斯坦的病情，他不必向我解釋，因為我和拉維爾斯坦沒有血緣關係。不過，施萊基本上看出來，拉維爾斯坦和我是密友，於是無言地同我打著招呼——幾十年前我在美國廣播公司音樂廳遇到一個巴黎女士，她教我將此稱為鯉魚之歌。其他人似乎從未聽過這種表達，但我發誓我聽過——兩條大魚張著腮幫子，在清澈的水泡泡中無聲地進行交流。施萊醫生就是通過這種方法通知我，拉維爾斯坦的時日已是屈指可數了。羅莎蒙德也說：“這可能是拉維爾斯坦最後一次進醫院了。”我也這麽覺得。尼基自然也已經得出同樣的結論。他用大量時間奔波辦事，接聽電話。是尼基，而不是護士們，使用電動剃須刀幫拉維爾斯坦剃胡須。拉維爾斯坦則閉著眼睛，頭懶洋洋地靠在後麵，仰著腮幫子。他的鼻子下麵套著一個小塑料罩，給他提供氧氣。
“看上去不是特別好，是不是？”尼基在走廊裏對我說。
“實際上是不大好。”
“他有句話要對律師講。他要我派人去把莫裏斯·赫布斯特叫過來。”
我們都知道，這個病是恢複無望了。拉維爾斯坦最後一次住院時，在病**即興組織了一次學術研討會，主持得相當成功。那時，他仍在進行教書表演。即便是現在，他的學生們依然坐在訪客接待室裏的巨大天窗下——等著他叫他們進去——但是，盡管他會叫到他們中的一兩個人的名字，但他已不再教學，不主持研討會了。事實上，從他的動作中，我已經看出死亡正在逼近的早期跡象——脖子和肩膀已撐不住腦袋，麵色也變了，特別是眼睛下麵。他闡述觀點，隻能三言兩語，而你是什麽感受，他已經不大關心了。所以，你最好不要談論帶有觀點的話題。關於薇拉，他說：“你就範了——你試圖向我推銷一幅彩色女人剪紙畫，就像他們以前通常掛在電影院門廳裏的那種硬紙板人物肖像一樣。你知道，奇克，有時候你說，你沒有任何東西是不能告訴我的。可你扭曲了你前妻的形象，你會說，這麽做是為了維護婚姻，可那麽做道德嗎？”
“這完全是事實。”我說，他抓住我這一點，不容我置辯。我責備他對虛無主義者情有獨鍾，不太喜歡“更有原則”的當代學術同仁。可他或許會補上一句，說虛無主義者至少不會提出，把小資產階級的道德缺陷和謊言，當成更高原則甚至美的範例。
尼基，拉維爾斯坦的中國兒子——和這些談話毫無關係——在那兒給他擦臉。隻有醫療技術人員給拉維爾斯坦做X光，或是抽血采樣時，他才站到一邊。我不時地用手撫摸我朋友光禿禿的腦袋。看得出，他希望別人撫摸他。我驚訝地發現，他頭皮上有發楂，不是很明顯。他似乎覺得，光頭比稀毛更適合他。所以，他刮臉時也刮頭。可不管怎樣，這顆腦袋瓜子都在向墳墓滾去。
“今天，是外麵的天很黑，”拉維爾斯坦問我，“還是我的情緒低落？”
“不是你的情緒，是一塊厚厚的雲遮住了天。”
因為天氣而煩心，這也不像是拉維爾斯坦。關心天氣的人，天氣會滿足他們的願望。有時候他批評我不該“檢查外麵的世界”——眼睛盯著白雲。“你能指望大自然永遠都按照自己的規律運轉嗎？你認為自己衝進大自然，會獲得一種洞察力嗎？”他這樣問我。但是，這些美好的時刻現在很少出現了。更多的時候，他看上去像是處於昏迷狀態——羅莎蒙德總會小聲焦急地問我：“他還活著嗎？”
有好幾次我都無法給她確信的回答。事實多次清楚地表明，他已回天乏術。他躺在那兒，呼吸時快時慢，頭邊的架子上吊滿了藥水瓶，在一對醒目的大耳朵後麵排列著。你偶爾會想，他寧願在打盹中離開人世。他大概在追尋自己不願討論的某種思路。曾幾何時，他將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獻給了人類生活中的兩個極端問題——宗教和政府，就像伏爾泰說的一樣。拉維爾斯坦不相信伏爾泰的思想是嚴肅的。但他的確經常進行總結，而且總結得很恰當。要是在今天，拉維爾斯坦也許會補上一句，為啟蒙運動而戰而享譽世界的伏爾泰——“砸爛一切無恥！”——對猶太人則恨之入骨。然而，還有一個身體上的不同不能忽視。拉維爾斯坦的身體伸展開來很是高大，將近六英尺半高，他的睡袍，要是一般病人穿，會拖到腳踝，可他穿起來隻到膝蓋上麵。他的下嘴唇也很大，彎彎的，親切可愛，而大鼻子則不太好看。他在用嘴呼吸。皮膚的質感猶如煮熟的澱粉。
我能感覺到，拉維爾斯坦正在追尋猶太人的思想或猶太人的精髓軌跡。即使是在這樣的日子裏，他每次談話甚至還提起柏拉圖或修昔底德，是不多見的。現在的他滿腦子是《聖經》的經文。他談論宗教，感歎做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人；成為人，而且除了人什麽也不做，是多麽的不易。他有時候講話還是蠻有條理的，但大多數時候他都讓我摸不著頭腦。
跟莫裏斯·赫布斯特說起這件事時，他說：“是呀，趁身上還有一口氣，他當然要講個不停，一吐為快——對他來說，這是當務之急，因為這涉及那宗滔天之罪。”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戰爭清楚地表明，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猶太人無權生存。
這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麵對諸多選項，其他人做出某種選擇——他們的注意力被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吸引。麵對諸多問題，他們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選擇。可是，“上帝的選民”則沒有選擇。如此強烈的仇恨和對生存權的否定，聞所未聞，也從未體驗過。人們集體性地一致認為，消滅猶太人，滅絕猶太人，世界會變得更好。這種決心要讓猶太人滅亡的意誌得到廣泛認同，並被認為是言之有理。罪惡滔天，是達瓦爾教授的用語，表示罪惡、仇恨以及通過焚屍爐和萬人坑消滅這批闖入者的決心。這件事我們不必細說。但是，赫布斯特和拉維爾斯坦這些人得出結論：一個人不可能拋棄自己的根，也不可能改變你的猶太人血統。拉維爾斯坦和赫布斯特繼承了他們的老師達瓦爾的思想，認為猶太人自古以來就見證了人們不肯為此贖罪。
由此可見，拉維爾斯坦在彌留之際仍在思考這些問題。他想說的都已闡明，隻是無力表達自己的結論。其中有一個結論是，猶太人應該對猶太曆史懷抱濃厚興趣——比如說要對他們的正義原則產生興趣。但是，並非萬事都能解決。那麽，拉維爾斯坦又能幹什麽呢？
但不管怎麽說，拉維爾斯坦都不可能再在這兒了。既然如此，他能給朋友什麽樣最重要的建議呢？他開始談論即將到來的猶太教新年，要我帶羅莎蒙德去猶太教教堂。赫布斯特確信，拉維爾斯坦給猶太人指出了一條最好的道路。猶太人最寶貴的遺產就是宗教，別無其他。
四十年前，赫布斯特和拉維爾斯坦是同學，關係密切。我請赫布斯特給予指教，否則我的表現可能會更糟。但我如果開始提問，則會要進行自我解釋，可我又不喜歡這樣做。拉維爾斯坦已經奄奄一息——他躺在那兒，全身裹得嚴嚴實實，雙目緊閉。他要麽睡著了，要麽就在思考彌留之際必須思考的問題。我的感覺是，在這最後的時刻，他竭盡所能，做完能做的一切——我的意思是，為他關心的人、為他的學生們，做完一切。如今，我年紀大了，當不了學生了。再說，拉維爾斯坦也不相信成人教育。對我來說，信奉柏拉圖哲學已經太晚了。人們稱作文化的東西，其實什麽也不是，隻是一個花裏胡哨的辭藻而已，是人們無知的表現。拉維爾斯坦有時說，我自己選擇做個夢遊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是朽木不可雕也，隻是意味著何時準備采取行動，由我自己決定。
你可以告訴我非常重要的東西，我也完全能夠理解，可拒絕盲目接受。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固執。
現在，能和你討論這種事情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真是糟糕透頂。既然人們如此頻繁地要求我們做出評判，那我們要是不斷使用或不斷濫用（評判），這些評判自然會變得粗俗起來。接下來，你當然也就看不到任何原創，也見不著任何新穎的東西，到頭來沒有一張臉，也沒有一個人再讓你感動。這時，拉維爾斯坦出現了。他又一次把你的臉轉向原創。他迫使你重新打開已經閉上的雙眼。
關於這個話題，有一天我竟然口述起筆記，講得太多了。當時還是我秘書的羅莎蒙德發表了一些獨到的個人見解。她說：“我覺得，我明白你在談什麽。”不久之後，我被說服了，以為事實真是如此。
尼基，還有拉維爾斯坦的繼承人和主要的吊唁人——其中不少是拉維爾斯坦的對手——將公寓站得滿滿的，就在街角周圍。在他家的公寓樓和我們之間有一塊草坪，小孩子在上麵翻跟鬥，學習拋、接東西。從我臥室的窗子看出去，那裏曾是拉維爾斯坦的家。你看到家裏有燈光，但不再有派對了。更糟糕的是，羅莎蒙德一語道破：“整個街區都變成了一座公墓，一個你熟悉的死人的社區。散步的時候，你甚至會不自覺地指點那些老朋友、老熟人家的門窗。走在街上，你會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朋友和他們的女友們。拉維爾斯坦是個親愛的朋友——百萬裏挑一的朋友。但是，他會說你太壓抑了。”
羅莎蒙德覺得，我們必須搬家。我們在新罕布什爾有一棟房子，波士頓的一所大學發來一封為期三年的邀請信，請我去開設以前拉維爾斯坦和我一道開設的幾門課程（我獨自也能教）。校方主動在後灣區為羅莎蒙德和我提供了舒適的住所。她在張羅搬家的事，我不用操心。後灣區的這套公寓是全裝修的，所以我們可以把中西部的那套房子轉租出去。如果我們不適應東部，還可以回來。因此，我們不必為直接看到草坪對麵拉維爾斯坦家的窗子而憂傷。
“作為一個特別的犒賞……”羅莎蒙德舉起一本漂亮的彩色旅遊雜誌——陽光明媚的海灘、樹木蔥鬱的山頂、棕櫚樹、當地的漁夫。她提議我們去加勒比海度假。我們將在波士頓卸下行李，扔掉包裝我們行李的紙箱。然後，我們將取道聖胡安，飛往聖馬丁島。在那裏，我們將悠閑地漂遊，在溫暖的大海裏放飛夢想，給我們的生命電池重新充電。
“你是從哪兒弄到這些誘人的旅遊宣傳冊的，羅莎蒙德？聖馬丁島，是嗎？德金夫婦去的不也是這兒嗎？”
“別介意。他們可是好朋友。你需要什麽，他們會一清二楚。”
“我建議的是度假，不是工作。”羅莎蒙德說，“我猜你去過加勒比海。”
“是的。”
“你不喜歡那兒？”
“那兒是一個巨大的熱帶貧民窟……不過，我基本上每次都是經過波多黎各去的。那兒的大賭場比比皆是，大片的環礁湖臭氣撲鼻，又黑又渾——當地民眾一副靠救濟的樣子，怏怏不樂。後來，歐洲人乘著包機去了。他們帶回去一種感覺，認為如此亂象都是美國人搞出來的，卡斯特羅應該得到獨立而又明智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和荷蘭人的支持。”
但羅莎蒙德最終還是執意要去。不過，我發現，我們剛結婚那會兒，她盡管堅持己見，但總是把我的興趣放在第一位。德金夫婦給我們推薦了一套海邊小公寓。行李都被托運過去——夏天用的所有衣服、身份證件、泳衣、防曬霜、涼鞋、驅蟲劑。不管怎麽說，沿著海邊，聖胡安看上去還是挺迷人的。為了打發航班之間的等候時間，我們跑到大飯店的酒吧裏。我們坐在裏麵，邊上是一個在拚命喝酒的美國人。他對我們說，他妻子得了一種怪病，一病不起。這個人說，他在達拉斯有一家公司，他妻子則在一流的、大型的聖胡安醫院就醫，他在兩地間來回奔波。她有好幾周都不能說話了，大概也聽不見——誰曉得呢？她已失去意識，雙眼緊閉，也許就是睜不開了。“她毫無反應。我跟她說話，感覺自己就像一個他媽的傻子。”
我們的巴士來了，我們撇下他離開酒吧。他看上去很像是紅紅的砂岩絕壁，一頭白發直直地懸垂在絕壁上。見他如此痛苦，羅莎蒙德不忍心撇下他——她就是這樣善良。我們向那個人道別，可他沒有理睬我們。
大約半小時後，我們降落在聖馬丁島，通過了入境檢查飛機棚，那是一個巨大的活動圓拱屋，由波紋狀的綠色鐵皮搭建而成——熱帶地區的一切，在我看來都像是一種臨時應付。在一個辦公櫃台前，我們頂著熱烘烘的燈光，排隊付費，等著給護照蓋章。然後，我們坐上出租車，來到島上的法屬地區。我們的女房東一臉不悅，因為我們讓她等到了三更半夜。我們剛上床一會兒，又來了一個火冒三丈的男人。他衝著門又是踢，又是捶，大聲嚷著要殺了她。我說：“要是門上的安全鏈被撞開了，那真是要出人命了。”但是，警察開著車頂上閃著警燈的警車，過來把他給帶走了。
“你有什麽感想？”羅莎蒙德問我。
我記得我說，就那兒的氣候而言，這或許是正常的。好極了，就是變化無常。
我不願意被旅遊景點迷住。這或許是上了年紀的緣故。我過去很喜歡旅遊，可現在躺到**，我聞了聞亞麻布的味道，於是聞出這裏的床單和枕套有一股洗衣粉味，衛生間下麵還有化糞池的臭味。
我們沿著主街一路走到頭，去喝早晨的咖啡。小酒店和麵包店裏的服務員都說法語，說得很蹩腳。我們坐在咖啡館露天座位上，四周的景色盡收眼底。這兒有什麽可看的呢？或者有什麽可幹的呢？首先，我們要買日常生活必需品。然後，我們去遊泳。海灣裏很少看到海浪。你可以長時間地躺在水麵上漂浮，或者躺在沙子裏祛濕，還可以沿著海邊溜達，檢閱袒胸露背的女人——曬或秀她們的**。我猜想，這是返璞歸真。但是，那些女人的眼神表明，你要是跟她們說話，她們是不會搭理你的。
我們往回走的時候，賣午餐的店鋪都開門了。大約二十來個烤架上烤著豬排、雞肉和龍蝦，這些東西擠在一起，火苗直往上躥，比正常燒飯做菜所需的火焰還要旺。每個店鋪前都站著一個滿麵笑容的攤主在叫賣。他們舉著鮮活的龍蝦，抓著龍蝦的胡須或尾巴搖來搖去，樂嗬嗬地吆喝著。要是蝦子的哪個部位沒被抓緊，胡須或尾巴斷了，蝦子掉到地上，則會引來一陣笑聲。
“我們離開這裏吧。”羅莎蒙德說。她抱怨燒烤的煙味熏得她眼睛痛。可讓她更受不了的是龍蝦遭受折磨。回到新罕布什爾後，她在路上隻要看到火蜥蜴，總會將它們撿起來帶到安全的地方。我常說：“你把它們放到那兒，它們也許還不想待在那兒呢。”是我不對，不該取笑她善心泛濫。對各方人員來說，心慈手軟這個問題都會讓人感到不自在。心腸軟，會遭到心腸硬的人的數落：“這是生活法則，我們得吃東西。難道甲殼類動物自己就不吃同類動物？”不過，這麽說隻是托詞。你不過是用教科書知識來點綴你的“解釋”而已。這些長著甲殼的龍蝦，爪子掉了難道還會再生不成？這似乎表明我們為什麽要開設科學課程，以此掩蓋我們的冷酷；至少讓這種冷酷變得名正言順。波洛尼厄斯[54]在吃飯，不是他在那兒吃，而是被蟲吃掉——這是他吃了一輩子飯要付出的代價。
你不能用自己的仁慈卷尺去衡量一切影響。你還沒來得及躲開，你那些死去的東西就突然把你給團團圍住了。拉維爾斯坦對這種事會怎麽說？他會說：“女孩式的厭惡。”意思大概是說：“她是個心慈之人，問題都必須親手解決。對於這種事，每一個成年人都必須要深思熟慮。至於紅色火蜥蜴，大概可以放進意大利麵條醬裏……”
我很感激這個海灣，它把我們給圍在了一起；我也很感謝這些邊界，我們的四周圍著這些邊界線，讓我很喜歡。我來這裏不是和大海搏鬥的，而是來遊泳的，靜靜地漂遊；是來向拉維爾斯坦**心聲的。羅莎蒙德時常拽著或拉著我到齊肩深的水裏，抱著我在水裏遊來**去。她不是一個很健壯的年輕女子——她也不必要那麽壯。海水似乎比湖水或塘水的浮力更大，你不用費力就能漂浮起來。羅莎蒙德身材苗條，但不是骨瘦如柴，形銷骨立。她一頭棕色頭發一直披到肩上，猶如取之不盡的財富。她的眼睛長長的，是藍色，不是棕色，不是你期待的她深色頭發的那種顏色。她一邊推著我的身體在水裏漂遊，一邊唱著亨德爾的清唱劇《所羅門》裏的音樂，幾個月前我們在布達佩斯聽過這些音樂。“長生不老，”她唱道，“開心——開心的所羅門。”這是一首合唱曲，她獨唱著，下麵的海水**漾著，與她一唱一和。躺在她的前臂上，我看見千百隻淡黃色的飛蛾在慢悠悠地飛旋。現在一定是它們的繁殖期。主要街道上彌漫著燒烤散發的煙霧。兜售燒烤的攤主們，惡魔之子，被太陽曬得眼睛都睜不開，可依舊樂嗬嗬地拎著鮮活龍蝦的胡須把它們搖來搖去，招攬遊客。
我覺得自己永遠也不會惦記這個熱帶天堂。相反，就在羅莎蒙德用動聽的歌喉唱著“長命百歲”的時候，我倒是想起了墳墓裏的拉維爾斯坦，想起他所有的天賦，他無限快樂的性格，還有他的智慧，可這一切現在全都隨他而去了。我認為，拉維爾斯坦指示我為他作傳，不是希望我寫一些富有個性的東西就滿足了——自然是我的個性，我的意思是。
羅莎蒙德和我交換了位置，改由我托著她在水中漂浮。海麵上泛起的漣漪，將腳下的沙子攏成了沙脊，口腔裏的硬齶也隆了起來。“我們回家途中要不要在福爾熱龍停一下，為今晚訂個餐位？那兒距離海邊大約隻有五分鍾的路程。”
羅克茜·德金寫了一張便條，要我們交給貝迪耶先生，他是這家餐館的老板。羅莎蒙德已經為我們倆訂好了位子。餐館方麵的事情，你盡管相信德金夫婦好了。拉維爾斯坦在世的最後幾年間，他們多次去看望他。我們經常在希臘街或是庫爾班斯基的餐館俱樂部一起就餐。
那天晚上，我們沿著涼爽的海灘走到福爾熱龍。羅莎蒙德把鞋子和涼鞋都放進一個手提袋裏。我們穿上鞋子，走進麵向海邊的那扇大門。涓涓的細水歡天喜地地流入花園——葡萄藤、灌木叢和鮮花。貝迪耶夫人在廚房裏忙碌著，沒有注意到我們。貝迪耶先生看著羅克茜熟悉而親切的便條，並沒有露出濃厚的興趣。他禿頂，身材高大，身強力壯，身子骨裏透著一股暴力傾向。他傳達的信息，要是能用文字表達的話，便是：“我已做好準備，滿足客人（顧客）可能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我壓力太大，隨時都會暴跳如雷。”他是唯一的侍者，店裏坐滿了客人，他卻沒有一個幫手。而所有顧客的飯菜都是他妻子一個人在做。可是，遊客們應該明白，他們和這對夫妻不是同一社會階層的人。
我在進行這番簡單的描述時，時常感覺到拉維爾斯坦對我的影響。也許還得承認，我在日常事務中還時常可見他的音容笑貌。這是他的性格魅力使然，也是因為他的生活比我的更具內涵，我離不開他的組織經驗——他或許也想堅持下去。從他的角度講，他也離不開我。而且，許多人都想擺脫死去的人。恰好相反，我卻想方設法緊緊地抓住他們不放。我固執地預感到——現在應該是一清二楚了——他們並沒有永遠離開。拉維爾斯坦才不會理會這些幼稚的想法呢。好吧，或許是幼稚吧。不過，我不是在辯論，我隻是在如實報告而已。我知道，承認這種幻覺，等於說精神上不再令人可敬。你看到了，即便我也得服從大眾的觀點。但是，拉維爾斯坦不斷地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我或許可以為此作些簡單的解釋。他死的時候，我開始明白，把我們上次見麵以來發生的事情告訴他，已經成了我的習慣。
然而，拉維爾斯坦總是以種種怪誕的方式出現在麵前。從他繼續存在的地方，不管這個地方是哪兒，拐彎抹角地走進我的生活，我不會假裝說沒有此事。這不用采取方式，討論什麽來生。我不想為此事爭論。從理智上講，這個消息缺乏可信性，但我不能僅僅因為這個就對此事熟視無睹。
好了——福爾熱龍餐館的貝迪耶先生今晚推薦吃什麽？冷菜紅鯛魚，澆上蛋黃醬。羅莎蒙德還點了另外一條魚。兩種魚燒得都不大好吃。室溫下的鯛魚又濕又黏，而蛋黃醬猶如氧化鋅軟膏。
“沒燒透。”
她嚐了嚐，也覺得魚沒燒熟，中間部分還是生的。
“跟老板說，你可以用法語跟他講。”
“他的英語更好一點兒。沒人喜歡那種雲裏霧裏的談話，一頭霧水。他幹嗎要用法語跟我聊呢？他認為我可以選一門伯利茲[55]開設的課程。”
我吃不完紅鯛魚。晚餐拖了很長時間。
羅莎蒙德說：“這是個糟糕的夜晚——在這麽美麗的地方，他們做的飯菜居然這麽難吃。”
溫暖、平靜的熱帶海麵上，明月當空。在這種環境中，你不能提供這麽難吃的晚餐。從公寓走過去不到十分鍾就有一家餐館，那裏本該是一個新娘的夢鄉——不用購物、削皮、做飯、上菜、洗碗或處理垃圾。
直到午夜時分，空中交通才安靜下來。我很快獲悉，有許許多多的私人飛機降落在當地的機場——表明有一大批美國人、墨西哥人、委內瑞拉人、洪都拉斯人，甚至意大利和法國運動員，他們個個腰纏萬貫，會駕駛飛機——這些人喜歡現實裏處處都能隨心所願。他們希望剛想到一個地方，幾個小時後就能夠到達那兒。十六世紀時，西班牙的海上旅行有時要持續幾個月時間，而如今，你白天在委內瑞拉打高爾夫球，晚上就可以在尤卡坦享用晚餐，第二天早上又能回到帕薩迪納市，及時趕上觀賞“柑橘杯”橄欖球比賽。
開始時你心裏還在想，這些腰纏萬貫的富翁駕駛著飛機飛來飛去，擬定航程，計算油耗——可很快你就不得不承認，長時間飛行使你感到非常累，你會疲憊不堪。
實際上，福爾熱龍餐館的貝迪耶讓我染上了疾病。
我抱怨累，全身沒力氣，羅莎蒙德對我說，是連續疲勞，再加上焦慮和悲痛造成的。拉維爾斯坦是因為自己肆無忌憚的性習慣送的命。可憐的拉維爾斯坦。羅莎蒙德同我一樣，還在為他悲傷。她對你的抱怨並不是充耳不聞——而是全神貫注，而且不急不躁。她說，假期剛開始，通常都有這種難以承受的沉重感。她深情地撫摸著我的麵頰，對我說，我得補覺。
我補了覺，可感覺還是不見起色。魚身上攜帶的毒素是抗高溫的，我後來才知道這一點，即便多燒或多烤一會兒魚肉，也無法殺死毒素。後來到了波士頓，有人對我解釋說，雪卡毒素[56]很快就能被身體排泄出去，可它對你的神經係統已經產生了致命的傷害。這些傷害跟拉維爾斯坦得的吉蘭-巴雷綜合征的症狀非常相似。開始時的症狀是突然厭食，甚至連看一眼食物都惡心。所有食物的味道我都討厭。晚餐我隻能吃些牛奶衝泡的脆玉米片。我不停地對羅莎蒙德講，這對我反而有好處，身上的贅肉沒了。我說，就跟每個美國人一樣，我吃得太多了。
“有那麽難聞嗎？”羅莎蒙德問。
接著，我對她講法國烹飪已經大不如以前：“過去隨便到哪家小餐館都能嚐到美味的菜肴。或許是旅遊業弄壞了烹飪的標準；或者說，是不是農民階層的消失，可能導致法國烹飪正走向敗落？”
“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快樂之一，奇克，就是你對每一個問題都有極其豐富的想法。可是你似乎完全喪失了食欲。我覺得你是太疲憊了——疲憊過度、勞累過度——這個寧靜的地方，對你來說太過寧靜。你真的是過於疲倦。”對我反應的力度和強度，她明顯有些擔心。
“我們得逃離這個令人惡心的、臭烘烘的食物味道。”
“那我們出去吧。”
“好的，我們走。你需要吃飯了，羅莎蒙德——你應該好好吃一頓。我沒胃口，可我想要你吃點兒東西。”
在那個島上，我晚上一直睡不著——心髒跳動不正常。心髒病學家施萊醫生給我開的奎寧藥，我已經增加了服用的劑量。我就著幾杯奎寧水把藥片給吞了下去。我頭腦相當清楚，可埋怨腳板底發麻。“有一種震顫穿過雙腳，很不舒服。”我說。
“或許是你坐姿不對，試試看站著工作。也可能是你服用奎寧過量。”羅莎蒙德說。
“施萊醫生說，我心律不齊——纖維性顫動——服多少劑量都可以。仁慈的上帝啊！如今每個人說起話來都像醫生。”
我們倆在海邊散步，逃避大街上雞肉、龍蝦攤鋪發出的臭味。走到福爾熱龍時，老板懶洋洋地躺在外麵，假裝在看大海，我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搭理。“遠離法國五千英裏，他解放了，不用再彬彬有禮了。”我說。
“我們已經不在那兒吃飯了……”
“跟它沒關係了。人們教他禮貌，可他就是一頭豬，禮貌對他不起作用。可怕的人隨處可見。真是劣材難成器。”
我不知道我的病嚴重到了什麽程度，隻知道自己會一陣陣地發火，或是莫名其妙地覺得不正常，有點兒精神錯亂。我意識到自己老愛重複說過的話，察覺到羅莎蒙德憂心忡忡。她不知道該怎麽辦。也許她在責備自己不該帶我來這兒。有件事一直困擾著我，大概值得描述一番。我常對羅莎蒙德說，衰老導致諸多問題，其中之一是時間在加速。日子一天天地一晃而過，“就像特快列車駛過地鐵站一樣。”我經常跟羅莎蒙德提起《伊萬·伊裏奇之死》，來闡述這種情況。小時候，日子過得很慢，可老了，時光飛馳，正如約伯說的，“比織布工的梭子還要快”。伊萬·伊裏奇還提到，將一塊石子扔向空中，慢慢升起。“落回地麵時，它則會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速度加速降落。”你受到地心引力的控製，整個宇宙都參與到加速你走近末日的進程。我們要是能夠重新回到我們熟知的、美好的孩提時代，那該多好啊。可我覺得我們又太熟悉我們人生經曆的數據了。這些數據是以格式塔[57]的形式在我們身邊湧現出來的——也就是越來越抽象的形式——我們認識這些數據的方式，就是將人生一個個經曆迅速轉變成一部危險的、雜亂無章的快進喜劇。我們需要迅速處理，以消除迷惑兒童、推遲或延緩兒童期的種種細節。藝術可以將我們從這種雜亂無序的加速中拯救出來。比如詩歌的格律、音樂的節奏、繪畫的線條和色彩。但是，我們正在加速入土，闖入我們的墳墓，我們的確是感受到了這一點。“要是這些隻是說說而已也就算了，”我對羅莎蒙德說，“可我天天都能感受到。無效的思考，本身就會吞噬剩餘的生命……”
“你和拉維爾斯坦討論過這個問題嗎？”
“嗯……是的，討論過。”
“他是這麽對你說的？”
“他說伊萬·伊裏奇選擇了一個‘習俗婚姻’，還說他和妻子要是相親相愛的話，情況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
“可憐的人真是你恨我，我恨你。”羅莎蒙德說，“閱讀這部小說，就像穿越一大堆碎玻璃，真是一種折磨。”她非常聰明，羅莎蒙德。我們不僅能夠相互交談，還能期待相互理解。
現在，我們開始查找朋友德金交代我們的那幾本卷宗，我們倆一起翻閱他要我們為他複印的那幾頁內容。這隻是點雜活兒，真的，羅莎蒙德把大部分活兒都給做了。這裏沒有複印機複印這個規格紙張的卷宗。我大聲朗讀那些選段，羅莎蒙德把它們全部輸進她的文字處理器。開始時我對這個材料並沒有什麽興趣，可很快就被吸引了，吸引我的不是法律問題，而是德金客戶提起的版權訴訟。該書是以一份日記為素材寫成的，寫日記的是一名美國醫生。他獲得國家機構什麽的提供的一筆研究經費，在新幾內亞熱帶雨林從事一項數年的研究，操著混雜語言或是島上的方言。他的報告寫得非常好，產生了很大影響——有時甚至令人終生難忘。他描寫一處懸崖邊，上麵開滿了璀璨奪目的鮮花，他將其描繪為“深紅色的蘭花瀑布”。文中有不少段落用詞華麗，但你能感覺出，他這是在對姹紫嫣紅的大自然進行回應。他懷抱堅定的科學目的，整篇文章都很重要——將人類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他首先從自己研究的部落生活飲食缺乏蛋白質開始寫起。他說，在原始時代的戰爭中，那兒的土著人是不願白白浪費敵人的身體的。
我的主要興趣不在這種科學推測。我說過好幾次，我的特長是在日常生活裏從平常中發現不平常。這一點，拉維爾斯坦也指出過多次，不是本體，也不是“事物本身”——我把這一切全都留給世上的康德們去研究。深紅色的蘭花溪水在叢林中一路向下流淌數百英尺，林中的那些黑乎乎的無頭屍體便是不尋常現象，難道不是嗎？那些男人都是剛剛被殺害、斬首的，頭顱就在邊上。記載這一切的研究人員說，這些頭顱都是用來購買老婆的貨幣。所以，獵殺者專門獵頭。但是，把這個美國研究者吸引到溪水邊埋伏的，不是那些戰鬥的戰士，而是烤肉的味道。“這就像是家裏廚房的味道——爐子裏烤著有益健康的腿骨肉，或是一隻感恩節火雞，就是那種開胃的美味。人肉也能激起你唾腺的反應……勇士們主動遞給我一些人肉串。被殘殺者身子被翻過來，肚子朝下。地上灑滿了殷紅的鮮血。勝利者們覺得，我的麵部表情異常滑稽可笑。他們說：‘嘿，隻是肉而已，同其他肉沒任何區別。’”的確，除了開胃香味所需要的內容，作者還記述了其他內容。狩獵者們說，要是他們遭到埋伏，就會被對方給煮了、吃了。對我們來說，這可能是合情合理的；對他們來說則是生活的現實。叢林中的獵物並不是很多，狩獵者經常累得筋疲力盡，亟須吃東西。那個美國人繼續思索列寧格勒遭納粹包圍的日子，也談起日本士兵在菲律賓叢林中被切斷退路時吃他們死去戰友的屍體，還提到了南美田徑運動員在安第斯山脈墜機身亡。當然，我們自己的虛無主義者告訴你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他們不得不承認，人吃人也完全合情合理。“可我感到很不舒服，”這位美國研究人員寫道，“人的屍體在這個開滿鮮花的天堂裏，還流著鮮血，大腿就被割下來燒烤，散發出誘人的味道。對我來說，這比看著戰士們提著人頭還難以忍受。他們抓著灰蒙蒙的頭發，搖著那些人頭去提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