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維爾斯坦007
羅莎蒙德現在發現我真是病了——盡管我還矢口否認，穿過路邊燒烤升起的煙火，走了好幾英裏去找感恩節火雞，可我們一隻也沒有找到。當地那些母雞瘦骨嶙峋，似乎隻長絨毛，不長羽毛。在商店的冰櫃底部，她發現幾包硬邦邦的雞腿和雞翅。她說，它們化凍後看上去更糟。在這個盛產山藥和椰子的島上，沒有可吃的綠色蔬菜。她辛苦了好幾個小時，做出了雞湯。出於感激，我拿自己開個玩笑，說吃不下去——想起我小時候看見一位移民母親大聲哭喊說：“我的喬伊不能吃蛋卷冰激淩。他轉過頭不看它。他要是不舔一口的話，他就得喪命呀！”
或許是因為我覺得熱帶地區是個死亡威脅，所以不管遇到什麽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我都本能地從樂觀角度去想。我在不停地思考一個問題，就是這兒的土壤非常疏鬆，不像北方的那麽堅硬。要把一個人埋在這種腐爛的珊瑚土裏，一定很不容易。我可不想和羅莎蒙德談論這個令人抓狂的問題。羅莎蒙德在責備自己不該勸我來歡度這個愉快的假日——但我知道，我相信她這麽做是對的。我感到很奇怪，但我告訴自己，這種渾身不適，自打我從北方來的時候就有了——一種不安或紊亂，猶如某種十分抽象的痛苦。多年前，我發現自己被困在波多黎各很長時間，感覺很不舒服，就跟眼下在這個熱帶環境裏的感覺一樣——猶如環礁湖裏升起的滯留鹽水和大海裏腐爛物發出的氣味——叢林植物和腐爛動物發出的奇怪臭味。波多黎各的貓鼬跟其他地方的狗一樣，隨處可見。你想不到，這麽大的動物居然就生活在大路邊、鄉村的後街上。
夜晚，鎮上傳來一陣陣當地部落演奏的音樂聲。公雞報曉，叫得你睡不安寧。不過，我的睡眠本來就不多，能夠吃的也隻是一些玉米片而已。我抱怨自來水水質不好，羅莎蒙德現在十分擔心我，就經常跑到店裏購買沉甸甸的瓶裝水拎回來。
很顯然，我病了，但我又不能讓人說我生病。我感覺現在思維都有些不正常。漸漸地，這些思想清晰起來，我發現我是在焦心勞思進化的問題。當然，我是相信進化論的——證據千千萬，有誰還會拒絕接受呢？現在不甚明了的是，進化是通過隨機變化發生的，大批真正信仰科學的人都深信如此。“一切都會發生，隻要時間充足，幾十億年的時間足以讓你麵對所有的過錯和絕境。”遺傳學家沃森已經製定了這一規則。但是，正如我告訴羅莎蒙德的那樣——同時我也是在同沃森爭辯——如果你想到精細的人體資源，成千上萬的資源，非常精細，不可能是偶然發生的，那麽沃森談論的便是粗糙的木匠活——男孩子的木工坊或是手工訓練，而不是精細的木工活。
回想前麵的日子，我很對不起羅莎蒙德——為她感到難過，她那時明知我病了。她設法在小廚房裏做一些滋補品，做一些我之前常愛吃的飯菜。但是，市場上賣的肉都太惡心。她做的湯，我一口也喝不下。樓下的那家法國人一直在燒那狗屎晚飯，我一聞到那味道就惱火。
“那些心地善良、作風正派、和藹可親、彬彬有禮的人，怎麽能自己燒鍋做出——而且還吃！——這種亂七八糟的狗屎東西！”
羅莎蒙德說：“我要是去叫他們把窗子關起來，他們會不開心的。可你不覺得你該去看醫生嗎？在這條路的南麵有一個法國醫生。我們已經多次看到過他的招牌了。”
我吃不下晚餐，所以在此之前我們就坐在門廊裏喝杯酒。羅莎蒙德拿出帶餡的橄欖，我吃了一點兒。我喜歡吃鳳尾魚餡的橄欖，西班牙式的那種，可這裏隻有甜椒餡的。我發現，觀看加勒比夜晚的天空，無法不想起上帝。想起上帝時，又不能不想起那些升入天空的死去的親朋好友。隨後，你與他們重新建立聯係，最後做出如實的、能夠忍受的評價——反思一生的行為、感情、愛好。在這一點上我做得一點兒也不好。
我感謝羅莎蒙德，她想盡一切可能從科學上弄清事實。因此，第二天我便去看醫生。美國人不大相信外國藥品。他們常以為，法國醫生隻會對你說，你肝髒有問題，不能多喝酒。路南麵的那個醫生隻字未提喝酒的事情。不過，他告訴我，我得了登革熱。好了，還不算太糟。登革熱是一種熱帶病，由蚊子傳染的，吃點奎寧就可以了。於是，我把當地產的奎寧加到葡萄糖酸奎尼丁裏一起服用。葡萄糖酸奎尼丁是美國醫生——施萊，就是責備拉維爾斯坦一出重症監護室就抽煙的那個醫生——給我開的處方藥，防止心動過速。
羅莎蒙德又跑了一趟藥店——來回可是有三英裏路呢，而且是頂著烈日，無遮無擋的。她對法國醫生的診斷似乎將信將疑。不過，不管登革熱有多嚴重，還是可以治的。
那個做晚餐的臭味快要把我逼瘋的鄰居，主動跑上樓來幫忙。他們說，他們隨時可以開車送我去四十公裏開外的M鎮醫院。一路上，風光旖旎，但我清楚地意識到，車堵得厲害，都是些破破爛爛的農用車和呱呱車（巴士）。
法國醫生態度溫和，就像我們說的，診斷時“輕描淡寫”，不喜歡危言聳聽。因此，我決定承認患上登革熱這個事實，沒有大驚小怪，並服用他開的奎寧合劑。羅莎蒙德和我一起閱讀《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共同回顧拉維爾斯坦說的格言：沒有偉大的政治，**就無法展現。安東尼說“我要死了，埃及，就要死了”，克莉奧佩特拉把小毒蛇放到她的胸口上。讀到這裏時，羅莎蒙德不禁潸然落淚。隨後，我們上床睡覺，但是睡得時間不長。
在洗手間裏，我暈倒在冰涼的瓷磚地上。我是在黑暗中一路摸著走出洗手間，卻突然摔倒了。羅莎蒙德抱不動我，也無力把我滾到**。她跑到樓下叫醒女房東，女房東立刻打電話叫救護車。她倆告訴我救護車在路上了，我對她們說我絕不同意去醫院。那種鬼地方我已經見夠了。殖民地的藥，特別是在熱帶地區，讓人不放心。
羅莎蒙德說：“你必須去。”但是，看到我態度異常堅決時，她又跑到樓下女房東家，打電話請醫生上門來。醫生就在路的南麵，過來隻需五分鍾。醫生被叫醒後一點兒也沒生氣。他打開手電筒，查看我的喉嚨和眼睛。兩個身材魁梧的護理員抬著一副折起的擔架，把門廳堵得嚴嚴實實。穿工作服的黑人已經開始把擔架放到地板上打開，不想我突然說：“我哪兒也不去。”
羅莎蒙德詢問醫生的意見。醫生說：“好吧，他要是堅決不肯去，那就不去吧，這也不是絕對的。”他讓救護車開走了。對兩個護理員來說，去不去都沒多大區別，於是他倆一聲不響地離開了。隻剩救護車的發動機在怒吼。
我們想法兒度過了當晚剩下的時間。天亮後，我連提都沒提早飯，隻是坐在外麵望著前麵黑乎乎的礁石——大氣和海水一如既往地運行。這個季節的景觀之一，是大片、大片的淡顏色飛蛾，就是淡黃色的那一種，個頭不大，花紋也不漂亮，在空中飛來飛去，一會兒飛向大海，一會兒又飛回到植被茂盛的陸地。
羅莎蒙德在樓下借用女房東家的電話，這個電話之前從未給我們用過。女房東不願幫我們接電話傳遞消息，也不許房客打電話。可我現在病了，再說她也不想讓我死在她家的房子裏。我想，羅莎蒙德一定也很清楚這個事實。異常奇怪的是，我對此幾乎沒有任何感覺。太陽還沒升起，光線隻夠辨別**和固體——大海——外表單調，內裏空虛，表裏如一。羅莎蒙德一向隨和溫順，優雅端莊，謙恭虛己，彬彬有禮。可女房東脾氣那麽壞，航空公司電話接線員又是滿口官腔，冷酷無情，與他們打交道，她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現在則展現出（毫無疑問）一種內在的堅強和意誌力。她從樓梯爬上來時，微笑著說：“我們明天一早就回去。現在是感恩節，飛出聖胡安的機票很多，飛回聖胡安的卻一票難求。不過，我說乘客有一個急診病人。他們說會準備好輪椅恭候在那兒。”
輪椅！我壓根兒也沒想到我的病居然嚴重到了這種地步。結果表明，羅莎蒙德雖然經驗不足，卻比別人都清楚實際情況。我從未預想到病情這麽危急。
一大清早能指望叫到出租車嗎？沒問題。首先是因為女房東，那位滿腦子生意經、容貌標致可不開笑臉的加勒比中年黑人，昨天晚上就留心了救護車和醫生。也可能她和那個年輕的法國醫生簡單地交流過了。那個醫生做事謹慎，但不夠真誠。不過，她不需要他的警告；隻要瞧一眼站在外麵樓梯上的我，我那張滿目皺紋、滿是晦氣、灰暗的臉就全清楚了。
一直擔驚受怕的羅莎蒙德，現在非常高興，終於可以離開這裏了。她的臉色不再暗淡無光，因為現在要飛回波士頓，那兒可是有成千上萬的醫生。她似乎已經得到這個信息：待在島上，必死無疑。她問我：“我們把什麽書、什麽論文給丟掉？”這個問題很好辦。“重的全部丟掉，尤其是勃朗寧的《詩集》。”我以前一直討厭勃朗寧，現在把他與烹飪和法國鄰居歸為一類。
我不願扔掉的是我朋友德金的那本雜誌——寫食人族的那一期。我念念不忘烤人肉、食人者、被割下的人頭。頭顱麵朝上，躺在長滿蘭花的懸崖邊上，四周的草地上濺滿了鮮血。吃人肉這一景象對我的意識——我毫不諱言——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因為病了，所以非常容易受到影響。我本來是不會為了任何原因而丟下這些文章的。我可以用生病作為借口。可在飛行途中，那些文章不見了。
容貌標致、表情嚴肅的女房東一副如釋重負的神情，她的反應說明了一切。終於把我們給打發走了，她別提有多開心、多自豪。讓他離開這裏，到別處去死吧——坐出租車或是乘飛機。天還沒亮，她就爬起來給我們送行；法國鄰居也來了。前一天晚上，他們一定是被拉著警笛、閃著紅燈的救護車給吵醒了。他們滿懷善意和遺憾祝我們一切安好，揮手同我們告別。畢竟大家都是體麵之人。女房東來告別，意味著“滾吧”。換成她，我也會這麽想。淩晨五點鍾，她站在燈光下向我們揮手告別——完全擺脫我們了！
談起我們被攪亂的假期，羅莎蒙德說：“真是一場噩夢！”在疾駛的“咣當咣當”響的出租車裏，她如釋重負，向這個島嶼告別。她至少是擺脫了那個戴防護麵罩的摩托車手，這家夥每周都要占領大街一兩次。他一身皮衣，頭戴巴克·羅傑斯牌頭盔，全副武裝；他露著大牙齒，緊咬牙關。他在街上橫衝直撞，卻不見警察的影子。見他飛奔過來，行人四處躲閃。摩托車發著轟鳴聲，來回飛奔，揚起陣陣灰塵，遲早會撞死行人。“鎮上的瘋子。”羅莎蒙德這樣稱他。“我再也不用擔心來回藥店路上碰上他了。”她說。
機場麵積達好幾千平方英尺。在金屬材料建成的綠色機場大棚裏，羅莎蒙德幫我這個病人坐進等候在那兒的輪椅裏。我坐在裏麵，感到心餘力拙，隻好在大腿上簽旅行支票，支付出境費。實際上，我覺得自己並不需要坐輪椅。我對羅莎蒙德說，我自己能走，並表演給她看，爬了許多級台階走進飛機。到了聖胡安，我走下飛機，非常感激，又坐進了第二張等候在那兒的輪椅。大多數行李都堆在我雙腳周圍，放在我膝蓋上。可接下來要檢查護照，我必須得站起來。最糟糕的要數海關檢查。羅莎蒙德隻得把大箱子和裝衣服的旅行塑膠袋從行李傳送帶上拎下來，放到檢查台上檢查——全部打開，回答問題，然後重新鎖上，用力拖下來，重新裝到飛往美國的航班上。她沒有男人那種提重的力氣和必要的肌肉。在這裏，我發現自己永遠不再是個身強力壯的旅客了。羅莎蒙德對檢查人員說我身體不好，可他們聽了無動於衷。
這一天是感恩節，飛機上一半座位都是空的。乘務員說我也許想把身子伸開來，於是領我到後排的位子上，把一排座位上的扶手全部收起來。我要了一杯水，緊接著又要了一杯。我從來沒有這麽口渴過。乘務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南太平洋上也得過登革熱，他有許多經驗之談。他主動要給我送來氧氣機。羅莎蒙德催我戴上吸氧麵罩，可我隻是要水喝。
與此同時，羅莎蒙德在設法電話聯係我在波士頓的醫生。他們中有兩個醫生——“初診”醫生和心髒科醫生。心髒科醫生在打高爾夫球，聯係不上；“初診”醫生到新罕布什爾參加家庭晚宴去了。
我想起飛行途中又一次談起了格利萊斯庫的年輕朋友，他在一個男廁所的隔間裏被人殺了。
“你跟我講過他了。”
“什麽時候講的？”
“不久前。”
“我似乎無法把他從我腦子裏趕出去。我不會再提他了。但我想，不知為何，我居然把他和拉維爾斯坦給聯係到了一起。知道嗎，我不喜歡格利萊斯庫這個人，不過發現這家夥也確實是妙趣橫生。拉維爾斯坦也覺得，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法，我也有這個特點。說他有趣，是沒有追究他。可他是有嫌疑的——有人認為他和殺人犯沆瀣一氣。我似乎就是無法牢記那些吊死在肉鉤上的人。”
羅莎蒙德想方設法集中注意力。她鼓勵我說話。她在擔心我的病。
“他是在上廁所——解大便時被打死的，凶手是貼身開的槍。拉維爾斯坦認為，這是我犯的一個典型的錯誤……”
“他是說格利萊斯庫和殺人犯勾結在一起？”
“千真萬確。他說，我應該知道得更多。”
“可這樁謀殺是發生在拉維爾斯坦去世之後呀。”
“但他以前的判斷是正確的。他說，格利萊斯庫，這個書呆子，一個著名的學者，終究是個納粹分子。”
我反反複複地談論格利萊斯庫，羅莎蒙德試圖把我從這個話題中引開。她說：“你和他有什麽共同之處？”
“他過去常引用我的話跟我說。”他翻出我之前說過的一句關於現代幻滅的話。在現代思想的廢墟中，世界依然在那兒等待我們去探索。他是這樣說的，一張抽象的灰網掩蓋了整個世界，目的是要把世界變得簡單一些，用符合我們文化目的的方法解讀世界，這張抽象的灰網編織出來的便是我們眼中的世界。我們需要不同的觀點，各種各樣的看法——他是指擺脫思想控製的觀點。他將其視之為措辭問題：“價值”“生活方式”“相對論”。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的觀點。我們要清楚——我們人的深層次需求，無論怎樣，都是這些措辭難以表達的。我們無法爬出可能是表現這種需求的“思想”和“文化”陷阱。措辭用對了，會有很大的幫助。不過更大的幫助，是領會現實的本領——一種用你充滿愛意的麵頰麵對它、用雙手緊緊地貼著它的衝動。
“可後來，拉維爾斯坦從左外場，我的意思或許是從右外場，敦促每個人都去讀塞利納的作品。好吧，想方設法去讀。塞利納是一位極具天賦的人，也是一個瘋子，很瘋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發表了《屠殺瑣事》。在這本小冊子裏，塞利納大聲討伐、公開抨擊占領和掠奪法國的那些猶太人。許多法國人都認為，他們的真正敵人是猶太人，而不是德國人。希特勒——那是一九三七年——要把法蘭西從猶太人的占領中解放出來。英國人與猶太人結盟，計劃摧毀法蘭西。法國已經淪為猶太人的妓院。猶太人妓院——上帝的妓院。德雷福斯案[58]又重新回到大眾視野中來。當局收到了千百萬封反猶者寫來的反對德雷福斯的誣告信。我讚同拉維爾斯坦的觀點，塞利納不要假裝自己沒有參與過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我也不會用遊擊手格利萊斯庫去交換右外場選手塞利納——你要是用棒球術語來表達的話，你會發現這些事是多麽的愚蠢。”
羅莎蒙德處處遷就我。我從來沒有病成這個樣子。我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生病。感覺不舒服，就是呀。很顯然，我身體功能出了毛病。不過，我如此高壽，完全可以說我不是要死了，隻是生了個病而已。秘密反動團體有可能認定我死期已到——你的同胞組成的秘密奸黨團投票決定，必須要暗殺你。所以研究處決你的計劃。這被說成出於政治考慮，可事實上是邪惡的意願使然。一個古怪的、花花公子式的學者，養成了一些日常習慣，要坐下來解決上廁所這個自然需要——每日必做的事情——然後被旁邊隔間裏的暗殺者開槍擊中，當場斃命。
羅莎蒙德決定從機場直接去醫院。
可我堅持要直接回家。一躺到**，我就沒事了。當然，我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不知道我發燒的溫度有多高，一心要表現出安然無恙的樣子。羅莎蒙德讓步了，把旅行包和箱子塞進出租車的後備廂中。到了目的地，付過小費，怎樣把行李拖到樓上去，顯然成了問題。司機明知我們有困難，可一拿到錢，立馬就開走了。我們有難處，對司機而不是我，這是明擺著的。我爬上樓，鑽進了床裏。
“離開那個可惡的小島真開心。”我對羅莎蒙德說，“還是同一天吧？現在大約是十二點了？我們是黎明時分起飛的。‘時針正指向正午’，就像茂丘西奧說的。這是拉維爾斯坦最喜歡的莎士比亞詩句之一。”
睡在自家的被子裏，感覺既安全又舒服。我對羅莎蒙德說，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上一覺。可現在剛過十二點——還不是睡覺時間。睡一覺就能解決問題，羅莎蒙德不同意我這個看法。但是，通過某種我看不到的能力，她發現我情況危急。“你要是睡著了，就可能永遠也醒不來了。”她後來這樣說，同時還在繼續努力聯係醫生。“感恩節是闔家團圓的日子——是玩樂、打高爾夫的時間。”
羅莎蒙德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她打坐沉思，上瑜伽課。她的腳指尖可以伸到太陽穴的位置。但是，將那些行李從聖馬丁島拖回來，可把她給累壞了。她不知用什麽法子，居然把行李順著樓梯拖進了三樓的公寓。你也許想不到，她竟然還有這身力氣。
這比求助醫院容易多了，她說。她打了那麽多電話，沒一個有人接。遇到假日，醫生們不上班，住院實習醫生應該代替他們上班。“好了，這不像你想的那麽緊急。”我說，“你可以明天再找醫生談嘛。”但是，羅莎蒙德很清楚，我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我要是還待在聖馬丁島，今天早上就可能已經死了。如果我沒有趕上從波多黎各飛來的中轉飛機，我就可能死在了聖胡安。假如依我自己，在自己的**睡上一夜好覺，那我便會一睡不起。羅莎蒙德說，沒有氧氣，我活不過今晚。
太陽落山了，烏鴉像汽車喇叭一樣在尖叫。在這裏，它們變成了城市的飛鳥。有位法國詩人稱它們是美味的烏鴉[59]——可是，是哪位詩人？我懷疑，即便是拉維爾斯坦，也可能不知道。我的腦子已經不清楚了。但我確信自己的枕頭和被子可以救我。
但是，羅莎蒙德打電話給住在紐約上城的父親。“想想看您能聯係上哪一位最有影響的人。”她問父親，“請他幫幫忙。”
在我的通訊錄中，羅莎蒙德幸運地發現了斯塔林醫生家的電話號碼，是這個醫生帶我們到波士頓來的。她把所發生的情況告訴斯塔林，他回答說：“不消十分鍾，你會接到安德拉斯醫生的電話。他是醫院院長。你電話不要占線。”安德拉斯醫生已是耄耋之年。他很快就來了電話，詢問羅莎蒙德，我有哪些症狀。接著，他又說派一輛救護車過來接我去醫院。羅莎蒙德告訴他，在加勒比海的時候，我就不肯乘救護車。年邁的院長問是否可以直接和我談？可以的，沒問題。我對他說我待在這兒挺舒服的，就躺在自己的**。不過，為了讓妻子開心，我可以答應讓醫生檢查。但是，我不願意讓擔架抬著出去。經過一番傻乎乎的討價還價，我同意以一名乘客的身份坐救護車過去。
“可以！”安德拉斯醫生說，“我們需要你馬上就過來。”
於是，我坐到駕駛員邊上，救護車閃著旋轉的警示燈，警報器嘶啞地哭泣著，一路將我送進急診室。進去後，一張輪床將我推進一個角落，有幾個醫生給我做檢查。接下去發生了什麽，我隻是星星點點地知道一些。我隻記得自己立馬被戴上了氧氣罩。隨後耽誤了好一會兒，因為有的醫生說我應該立即進入心髒重症監護室，而其他醫生則認為我的呼吸有問題。護士把氧氣罩套到我臉上時，我不停地揮手推開。羅莎蒙德守在一旁照顧我。她說：“你必須要戴氧氣罩，奇克。我不想讓他們把你雙手捆起來。”
“可我喘不過來氣呀。”我說。
對於眼前發生的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一位負責醫生沒有穿白大褂，隻是穿了一件襯衫。麵色紅潤的他，話不少，卻很專業，他在漫不經心地描述我的病情。在這種情況下，男男女女紛紛出現，露麵，現身。這位健談的醫生好像是在談一些技術問題，與我的病情毫不相幹。但是，我完全誤解了這一切。我被送進了心髒重症監護室。在那裏，就在當天晚上，我出現了心髒衰竭。可我一點兒都不記得了，也不記得被推進了肺部重症監護室。羅莎蒙德告訴我，用醫學術語講，我得了肺炎，雙肺全白了。一台機器在幫我呼吸——管子插進喉嚨裏，又從鼻孔裏伸出來。
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沒意識到羅莎蒙德就睡在旁邊的一把躺椅裏。有些病人的親戚在重症監護室裏安營紮寨，照顧病情嚴重的兒子或姊妹，羅莎蒙德經常和他們一起在病房裏過夜。在最初的十天裏，羅莎蒙德一直沒回家。餐盤裏能找到什麽殘羹剩飯，她就吃什麽。她不肯去自助餐廳，生怕去那兒吃飯時我離開了人世。護士們對此很理解，所以開始為她提供食品。
我是後來才知道這一切的。我一定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和死神搏鬥。在那幾周裏，醫生給我服用了大量安眠藥。這種藥有一個效果，就是能暫停一切心理活動。我到底是死了還是活著，我沒有細想。全部的表象（外部世界）都消失了。我已故的兩個兄弟一度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穿著常穿的襯衫、領帶、鞋子以及裁縫給他們做的西裝。我的父親站在後麵的背景裏，他沒有走上前來。兩個兄弟表示，他們對自己目前的狀況感到心滿意足。我沒有大聲喊我的父親。他了解這是規矩。我也不知道問問題有啥用。我感覺自己已經走了一大半路程，就快到他們那兒了，所以不是很著急、很好奇。我需要了解信息，可答案得要等。後來，兩個兄弟退回去了，或者說被退出了。我並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將死之人。我滿腦子是幻想、錯覺、荒誕不經的因果關係。據說，安眠藥會消除記憶。可我的記憶力一向都很頑強。我能記得，自己的身子不時地被翻來翻去。牢記自己職責的護士或護理員，在敲打我的後背，命令我咳嗽。
我去過各種各樣的醫院重症監護室，探望住院的拉維爾斯坦和其他親朋好友。我雖然是個健康之人，可有時也會自然而然地冒出一個愚蠢的念頭，心想或許有一天我也可能會被綁在那兒，身上插著那些救命的機器。
可現在，那個瀕臨死亡的人變成了我。我的肺功能已經衰竭，一台機器在幫助我呼吸。我已不省人事，同死人一樣，對死亡也是一無所知。但我的大腦（我猜這是腦袋吧）充滿了幻象、幻想、幻覺。這些都不是睡夢，也不是噩夢。要是噩夢的話，還有逃生口可以逃呢……
我能回想出來的，大多是自己四處遊**的情景和煎熬難過的時刻。其中有一個幻覺是，我在一個城市的大街上尋找可以過夜的地方。我終於找到了。很久以前，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那地方是個電影院，我走了進去。售票亭被木板圍了起來。可就在亭子後麵，在一塊向上的瓷磚斜坡上，有幾張折疊軍用床。那裏沒在放電影，幾百張座位上空無一人。但我獲悉，這兒的空氣都是經過特別處理的，吸進去對肺有好處。在這裏過夜，從醫療角度講，有助於你恢複健康。所以，我加入那兒的六七個人，睡了下來。到了早上，我妻子應該開車來接我。車子就停在附近的一個停車場上。這裏沒有人瞌睡，也沒有人愛說話。起床後，他們不是在門廳裏溜達，就是在床邊坐著。地板有五十年沒擦了，或許時間更長。沒有暖氣，睡覺的話，必須穿戴整齊，穿上大衣，扣上紐扣，穿上鞋子，戴上帽子，有簷無簷的，都不能脫。
我甚至還沒有從重症監護室裏被放出來，就從**爬了下來，心想我是在新罕布什爾，我的一個孫女正在房前屋後滑雪。我很不高興，她父母居然不把她帶進來見見爺爺。這是一個冬天的早晨，或者說我以為是的。實際上，這時一定是午夜時分了，可陽光好像依舊明媚，照得雪地亮閃閃的。我爬過床邊的鐵欄杆，可沒注意到身上還插著各種吊藥水的管子和針頭，這些藥水瓶裏裝的是各式各樣靜脈注射的混合藥水。我光著腳，踩在陽光明媚的地板上。我看著自己的雙腳，就好像是別人的似的。它們似乎不肯承載我的重量，可我逼迫它們就犯，服從我的意誌。緊接著，我就四腳朝天地摔倒了。起初我沒有覺得痛。我惱火的是，我無法下床走到窗前。我躺在那兒，一臉無助。一個護理員跑過來，說：“我聽說你這個家夥就是不安分。”
有一個醫生說，我的後背腫得通紅，從空中看就像是森林著火似的。醫生們給我做了個CAT造影掃描。我就像是坐在一輛擠滿乘客的有軌電車上，覺得喘不過氣來，像是有人在從後麵推我。我懇求讓我下車，可沒人願意幫我。
當時，醫生給我服了大量血液稀釋劑，摔跤是很危險的。我在內出血，護士給我套上約束背心。我的兒子們已經成年，我要他們叫一輛出租車。我跟他們說，我還是在家裏比較好，在浴缸裏泡泡澡。“不用五分鍾我就可以到家了。”我說，“就在拐角那兒。”
我經常覺得自己好像就在波士頓的肯莫爾廣場下麵。雖然這些幻覺中的環境個個荒誕不經，卻能給你一種獲得解放的感覺。有時候我在想，站到死亡的門檻上，我是不是不會像其他常人那樣輕鬆愉快，欣賞這些荒唐可笑的幻覺——無須虛構的小說。
我發現自己在一個很大的地下室，石牆早年刷了顏色。不過，有些地方依舊是白色的，白得像農家奶酪。可是，這些奶酪如今已是髒兮兮的。熒光燈將地下室照得通亮——一張張桌子上擺著舊貨店裏的商品，大多是女人的衣服，是捐給醫院轉賣的，如內衣、長筒襪、毛衣、圍巾、裙子等。桌子多得不計其數。這個地方讓我想起了法林地下折扣店，不久顧客就在那兒，你推我搡，相互爭吵，討價還價。不過，我這裏倒沒人打架。遠處有一些年輕女人，像來做慈善活動的誌願者。我坐在那兒，千百個真皮躺椅把我困在中間。要想從這個髒兮兮的奶酪似的角落裏逃走，簡直是白日做夢。我身後是一根根粗大的管子，從天花板上伸下來，插到地下。
我心裏老是想著被迫穿在身上的約束衣或者叫套頭衫，痛苦不堪。這件悶熱的卡其布約束衣把我束得結結實實——這不是要我的命，把我給捆死嗎？我試著解開它，可白費力氣。我想，注冊的社會慈善機構裏，要是有個誌願者給我送來一把刀或是一把剪子，該有多好啊！但是，那些誌願者離這兒有好幾個街區，根本聽不見我的聲音。我在很遠的一個角落裏，四周全是蘇丹式躺椅。
令人難忘的還有一段經曆。
醫院裏的一個男護理員站在一個活動梯子上，往牆壁的支架上掛聖誕節金屬紙箔、槲寄生和常青樹樹枝。這個護理員並不大關心我。他就是那個說我不安分的家夥。不過，這並沒有阻止我把他給記錄下來。記筆記是我工作內容的一部分。活著就是——或者以前是——工作。所以，我觀察站在三級台階梯子上的他——肩膀傾斜，後背很寬。然後，他爬下來，把梯子搬到下一個頂梁柱前，掛上更多的金屬紙箔和帶刺的常青樹樹枝。
在遠處的邊上還站著一個老頭，身材矮小、神色緊張、煩躁不安，穿著一雙絨氈拖鞋在走來走去。他是我的鄰居，他家的房間窗戶都大開著，直接對著我的房間盡頭，可他卻不肯搭理我。他胡須稀疏，鼻子就像是刮罐子的塑料刮子，頭上戴著貝雷帽。他一定是個藝術家，可他那長相，我感覺他好像對藝術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不一會兒我想起來了，我在電視上見過這家夥。他是一個藝術家，很受人尊敬。他一邊作畫，一邊講課，講授的主題都是很時髦的——環境主義、整體性的花精，等等。他的素描，畫麵朦朧，表現我們對自然環境的熱愛和責任。他在黑板上首先畫了一個煙波浩渺的海麵，接著用粉筆的側麵，勾勒出一張不易察覺的麵孔幻影——披著一頭卷發的女人，頭發就像煮熟的蛋黃，寥寥幾筆就勾畫出了大自然，暗示自然中的人——某種神話，同樣可能是某種東西的投影，說不定還是一個水中女神或萊茵河畔的少女。其實，你不能怪這家夥的畫神秘莫測，充滿了迷信色彩。你要怪隻能怪他自大自滿——用法語說就是自負。我喜歡自負這個字眼兒，不大喜歡沾沾自喜，正如我喜歡英語的呼吸不暢，不大喜歡法語裏的令人窒息——完全窒息、臉色蒼白（是魏爾倫說的？）。你要是窒息了，那還去管臉色蒼白幹嗎？
這個亞拿尼亞，或者說假冒的預言家（藝術家），定居在這裏——他的公寓長長的，緊貼著醫院大樓。他的住處在拐角那兒，所以我從**是看不見的。我瞥見他家的書櫥以及滿地的綠色地毯。懸掛聖誕節金色紙箔的護理員，對藝術家畢恭畢敬，可對我連瞧都不瞧一眼。無用之輩！他不許我給他留下印象。我隻是想說，我不是他思想中喜歡的那種人。
總之，這位電視上的藝術家擺出一副是這裏老居民的樣子，可很快就發現他那天就要搬走了。一個個紙箱子從他寓所——或是廂房——裏搬出來。搬運工把東西堆在一起。書架上的書不見了，就連書架也被急匆匆地拆了。一輛廂式貨車倒著開進來，一轉眼就裝滿了。緊接著，藝術家的老婆，穿著一件金綠色的長袍從家裏走出來，彎腰被扶進了車子的駕駛室。她戴著一頂絲絨帽。電視上的藝術家將自己的絨氈拖鞋塞進輕便外套的口袋裏，換上一雙懶漢鞋，爬上車，坐在妻子邊上。
那個男護理員站在那兒同他道別，然後對我說：“下一個就輪到你了。我們需要地方，我的命令是立刻讓你出院。”話音剛落，一幫人就把架子給拆了，將所有東西都拆開。周圍全部拆光了，就像是戲劇舞台上的景片[60]，什麽也沒剩。一輛廂式貨車倒著開進來，我的便服、博爾薩利諾帽、電動剃須刀、洗漱用品、音樂唱片等，全被塞進了一個個超市購物袋。我被攙著坐進輪椅，抬進了一輛鉸接式卡車。我發現裏麵有一個辦公室——不，是護士台，台子不大，但樣樣俱全，上麵還裝著電燈。卡車後擋板打開了，上麵的門還沒關上，車子就咆哮著直接開向地下，開進了一條隧道。車子繼續全速行駛了一會兒。後來，我們停下來，引擎沒有關，轟隆隆地響個不停。
隻有一個護士在護理。看見我煩躁不安，她主動要給我刮胡子。我告訴她可以刮。於是，她給我塗上肥皂沫，用一次性的舒適牌或吉列牌剃須刀幫我刮。知道怎樣給男人刮臉的護士寥寥無幾。他們給你塗上肥皂沫後，不是像過去的理發師那樣，先用熱毛巾敷一下，將胡子變軟。你要是不塗上肥皂沫，讓胡子浸泡一會兒，刮刀片就會扯到胡楂，扯得臉像針紮似的痛。
我對護士說，我在等我妻子羅莎蒙德四點鍾過來，可大圓鍾早過了四點。“你覺得我們是在什麽地方？”護士說不上來。我猜是在波士頓的肯莫爾廣場下麵，要是他們把空轉的發動機關掉，我們可以聽到綠線地鐵行駛的聲音。現在快六點了，是早上還是下午，誰說得清呢？我們現在慢慢地停在一條人行道邊上，行人——不是很多——不是穿過人行道走到街上，就是從街上走過來。
“你看上去有點兒像印第安勇士。”護士說，“而且，你瘦了很多，皺紋也多了不少，胡子都長到了皺紋裏，很難刮。你以前胖嗎？”
她不理解這些話是什麽意思。
沒有搬運貨車了。我必須把房間騰出來，因為有人急等著用。深更半夜的，我被搬到醫院的另一地方。“你跑到哪裏去了？”羅莎蒙德來時，我責問她。我對她很生氣。可她解釋說，她從**突然坐起來，睡意全無，全是在擔心我。她打電話給重症監護室，得知我被搬走了，她跳上出租車就奔了過來。
“現在是傍晚？”我說。
“不，是黎明。”
“我在哪兒？”
護理的護士動作麻利，富有同情心。她拉起簾子，將我的床圍起來，並對我妻子說：“鞋子脫了，和他一起睡吧。你需要睡上幾個小時。你倆都需要。”
為了把情況介紹清楚，還有一段短暫的幻覺要說一下。
這裏有薇拉的身影。
因此，我們兩個在這裏向世人展示，供大家評判。她張開優雅的手，示意大家注意我局促不安的姿勢。
在這個場景中，她和我發現我們在一家銀行裏——一家投資銀行——站在拋光的石牆前。這一次，我們又鬧得很不愉快。可我是薇拉請過來見她的。她是由一個二十四五歲、不到三十歲的男子護送過來的。這家夥長得像西班牙人，舉止非常優雅。在場的還有一個男人，是個銀行家，會說法語。我們眼前是漂亮的大理石牆麵，上麵嵌著兩枚硬幣，一枚是十美分，另一枚是一美元銀幣，銀幣的直徑有十至十二英尺。
薇拉把我介紹給她的西班牙同伴。也算不上是介紹，因為他壓根兒就沒搭理我。接著，她簡單地解釋說：“以前我從未體驗過什麽叫美妙絕倫的**，你總宣稱性革命，我想我也應該嚐試一下——嚐一次，以便搞清楚和你在一起，我到底被剝奪了什麽。”
我說：“這就像一隻巨大的兔籠子，裏麵裝著千百萬隻兔子，用雌兔子來抽樣檢驗所有的雄兔。”
但是，這次見麵的第一階段就這樣，很快過去了。見麵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讓我充滿內疚，給我精神上注射溶解劑或軟化劑。
“你能告訴我，我們這是在哪兒？”我問道，“我們為什麽要在這兒，在這些硬幣前見麵？它們代表——什麽？”
銀行家隨之走上來說，多年後，右邊的這枚十美分硬幣可以變成直徑達十英尺的一美元。
“那要多久以後呀？”
“一個世紀吧，或許更長一點兒。”
“好吧，你算的是對的，我不懷疑——可這麽做是為了誰呀？”
“為了你自己。”薇拉說。
“我？虧你想得出。”
“通過人體冷凍法，”她說，“一個人將自己冷凍儲藏。一個世紀後，人們把他或是她解凍，重新複活。我們讀過一篇通俗小報，報道說霍華德·休斯得了不治之症，他將自己冷凍起來，等人們發現了治療方法時，再把他解凍、複活。難道你不記得了？這叫冷凍法。”
“你現在就凍上，我隨後跟上。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在二十一世紀一起醒來。”
大理石麵板的灰色光澤和高度拋光都是精心設計的，目的是勸告大家相信，美元永遠都是安全的。但是，這同時也是冷凍車間——或地窖的門麵。這樣做或許很蠢。你把自己的身體放在這張大理石門麵的後麵，和其他投資者堆在一起。你可能會躺在實驗室裏，一代又一代的技術人員兼牧師們守護著你，調節溫度和濕度，觀察你的狀況。
“你會重生。”薇拉說，“算一算每百萬美元產生的複合利息吧。我們倆都會複活。”
“老來伴？……”
銀行家實際上穿的是一件圓角下擺禮服。他用老到的口吻說：“到那時，壽命會延長到兩百歲。”
“這是我倆婚姻的唯一機會。”薇拉對我說。
“婚姻”這個偉大的字眼裏，一定帶有塞爾維亞語的裝飾音（降B調A，降B調C）。
“喂，看在上帝的分兒上，薇拉！這樣討論死亡話題是不對的，即便推遲一個世紀再死，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必須提醒你，我已經死過一次了，又重新活了回來。在我腦子裏，觀察問題的新（奇怪卻能解放思想）老（錯誤）方法之間存在距離，令人驚奇。
英語不是薇拉的母語。她無法對事物重新進行解釋，因為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要表達的意思表述出來。她所能做的隻是重複別人的話，然後按照自己的理解，再把那些事實陳述出來。這樣，討論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我告訴她：“這個我做不了。”
“你為何做不了？”
“你這是在要我自殺。自殺是禁止的。”
“是誰禁止的？”
“這有悖於我的宗教信仰。猶太人是不自殺的，除非他們像在馬薩達圍攻[61]中遭遇失敗，或者像在十字軍東征中要被砍成碎片。那樣的話，他們先把孩子殺掉，然後再自殺。”
“你從來不依賴宗教，除非想要贏得辯論。”薇拉說。
“假設我一冷凍，你就變卦了，跑去狀告銀行。”我說，“接著，你要求領取我的財產，因為我人死了。他們無法證明我是不是能夠解凍、複活。或者說，你認為他們讓我複活下來，就是為了打贏這場官司？整個案件在法官麵前辯來辯去，可那個法官蠢得連自己的屁股都找不到。”
提到訴訟，銀行方代表麵色蒼白，我有些同情他，盡管我自己感覺也不太好，心髒嚴重衰竭。
“這是你欠我的。”薇拉說。
她是什麽意思？但是，不與不可理喻的人爭論，是我的原則。我隻是搖頭，重複道：“不能這樣做，不能，我不會做的。”
“你不明白自己提出的都是什麽要求。”我說。
“不明白？”
“照你這麽說，意思是我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麽？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我們倆一起站在法官辦公室裏登記結婚，我從來沒做過比這更離譜的事。我邀請來參加婚禮的一位學校老朋友，非常喜歡薇拉。法官在書中尋找婚禮服務內容時，他對我耳語說：“即使這段婚姻不超過六個月，哪怕隻有一個月，那也是很值的——真是**肥臀、貌若天仙啊。”
我又接著和薇拉在銀行裏進行對話。我可以聽到自己在說什麽，而且相信自己滿臉嚴肅。“很久之前我就進行自我調整，以求像大家那樣自然地死去。一生中，我見過大量死亡，我已做好準備。而且關於墳墓——又冷又濕——我也許想得太多了。我想得太仔細，對死人的感覺或許過多了——這種感覺不正常。但是，你千萬別幻想說服我，讓我把自己交給科學做實驗。你的提議令我感到羞辱。但是，如果你能夠誘使我娶你，你大概覺得自己會說服我，讓我冷凍一個世紀。”
“是的，我確實認為你虧欠了我。”薇拉說，聲音壓過了我。
我們倆遇到的困難，大多數是誤解造成的，是她難以理解我的世界觀。狗懂笑話，貓卻不懂，所以她從來就沒有機會笑。其他人笑，薇拉也會跟著笑。可要是沒有笑料的話（這很好笑），她則笑不出來。而且，我在餐桌上說笑時，她總懷疑我是在取笑她。
我確信自己還在銀行裏，拋光的牆壁上嵌著一枚十美分硬幣和一枚大大的美元。這時，我也許還沒意識到，在現實世界裏，人們正在搶救我的生命。醫生給我用藥，護士給我護理，技師給我用技術，都在忙著幫我。我獲救後，或者說假如獲救，我就要繼續活下去。
而且，要不是那篇關於霍華德·休斯的文章，薇拉可能不會建議說冷凍一個世紀是個絕妙的想法——我躺在那兒，冷凍起來，成為一塊冰，等待複蘇或複活。與此同時，她和那個西班牙男朋友便可以尋歡作樂（順便提一下，除了“早上好”，他從來沒跟我說過一句話）。
對於這家銀行、這些硬幣、這些同伴——還有薇拉、薇拉的那頭西班牙種馬、投資顧問、薇拉關於性革命的評論等，對這一切的真實性，我都毫不懷疑。
“你對那次銀行會麵信以為真。”我描述完當時的情況，羅莎蒙德，我的妻子，我真正的妻子，問我，“為什麽在你看來如此真實的事情，總是糟糕透頂？我有時納悶，不知道能不能勸住你不要這樣自虐。”
“是呀，”我讚許說，“它給人一種具體的滿足感，這種快感雖然不好，但可以保障經曆像真的一樣。這就是我們的經曆，也是我們生活的樣子。大腦是一麵鏡子，反射著整個世界。當然，我們看見的隻是畫麵，不是現實，可這些畫麵對我們很珍貴，我們漸漸地愛上了它們，即使我們意識到，大腦這麵鏡子是個多麽扭曲的器官。但是，現在不是故弄玄虛的時候。”
那好吧……回頭見。我們來生再相見吧。
如果這些碰麵時間更長一點兒（盡管我更喜歡越短越好），我就該提起我的妻子，給予她應有的讚美。到處都有實實在在的專家在關注她：“好一個國色天香！”“她多專情啊！”病人臨終，親戚們往往都像頭暈目眩的小鳥，被棒球場中場上空的燈光照得不知所措，亂飛亂竄。但是，羅莎蒙德可不是這樣。為了救我，隻要需要，她什麽都會去做。這也是為什麽重症監護室專門為她而修改了規章製度。他們對兄弟、姐妹、母親、丈夫、妻子等，了解都很廣泛，很全麵。我這種情況，活下來是個不可能的選項，可她似乎仍在全力搶救這樣一個輸家。在其他人——主要是女人們——看來，我之所以還一直待在死亡線這一邊，就好像是羅莎蒙德的緣故。
這些女人是因為愛情才去拯救生命的嗎？要是民意測驗專家向她們調查這些問題，她們會矢口否認。正如拉維爾斯坦曾經說過的一句名言，美國的虛無主義深如無底洞。愛情，按理說——或者按照現代人的看法——這種情感，在今天都不足為信。不過，在死亡前線工作的重症監護室的護士們，比那些在安靜的走廊裏工作的人，更樂於接受純潔的感情。羅莎蒙德，一個身材苗條、一頭黑發、鼻梁挺拔的大美女，人們似是而非地認為，她天生如此。她受過高等教育——一個博士，非常聰明，不會受騙上當——但依然深愛自己的丈夫。愛情在這些護士中獲得了隱秘的支持。她們工作在臨終地帶，其中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最終都會走向太平間。病房裏的醫護人員為她——也是為了我們——更改了規章製度。她獲準到病房裏，睡在我的病榻前。
我從重症監護室“畢業”時，他們讓羅莎蒙德準備了一個小型晚餐會。貝托魯奇醫生從家裏帶來蔥醬味意大利麵。我坐起來，吃了幾叉子麵，然後就新幾內亞食人問題發表演講。我說，被屠殺的敵人在山崖邊燒烤著，懸崖上長滿了熱帶鮮花，綿延峭壁數百英尺，恰似瀑布。
我從重症監護室被送出來時，羅莎蒙德獲得允許，依舊可以自由出入病房，不受任何限製。晚餐後，她開著福特維多利亞皇冠牌轎車回家。為了不讓我擔心，她說：“這個車挺穩的，很可靠。它被挑選出來做警車專用車，開著它，在交通信號燈前停下，我感覺很安全。那些壞蛋都知道，我是一個便衣警察，身上帶著槍呢。”
當她一瘸一拐地爬上三樓時，一隻貓在那兒恭候她，也可能是在責怪她把它給忘了。這是一隻鄉下的貓，以前靠捕食耗子、金花鼠和小鳥為生。可如今，它整天瞧著白頭翁、冠藍鳥和碩大的烏鴉消磨時光。這些鳥要比林中看到的烏鴉大多了——這大概是因為城裏家養的植物比較小。快到傍晚時，它們吵吵嚷嚷地從我們家的屋頂上飛走了，就跟鋼鋸發出的聲音一樣。
我猜想，這是在滿足某種生物需要吧，可我對這個不感興趣。當時，我對理論根本就不予理會——就像我根本不去思考為了活命在如何掙紮一樣。假如我停下來去考慮這些問題，那麽我就會意識到，我這是在徒手把自己從地下挖掘出來。有人可能會誇我對生活執著或忠誠。可在我看來，絕不是那回事——就像土豆似的，索然無趣。
羅莎蒙德打開冰箱，發現裏麵什麽吃的也沒有（沒時間去購物），隻好嚼幾塊幹酪皮，然後用一條土耳其毛巾，把頭發裹成高高的圓錐形保護起來，站到淋浴下衝熱水澡。到了**，她給父母打電話聊了起來。她將鬧鍾定在七點，因為明天一大早她就要趕到醫院。醫生給我開的藥的藥名，她全能背出來。醫生發現，每一種藥我吃了有什麽反應，我對什麽過敏，或者我前天的血壓是多少，她全能說得出來。這個漂亮女人的大腦像是裝了一台儀器，具有很強的分類能力。她信心滿滿地對我說，我們會高壽的，可以活到下一個世紀。她說，我是個奇才。可我寧可把自己看成一個怪人。
任何問題，隻要一提出來，她立刻就能理解。拉維爾斯坦很是喜歡她。當然，他從來沒有我這個優勢，也沒有我接近她的便利。這次危機過後，羅莎蒙德說，她從未懷疑過我能活過來。我也似乎相信自己不會死，因為我還有未盡事宜。拉維爾斯坦還在指望我履行諾言，認真撰寫他委托我寫的回憶錄呢。就是為了這份諾言，我也得活下去。當然，很明顯，這會產生一個必然的結果：回憶錄一旦寫出來，我就失去了保護，便會像其他人一樣，成了無用之輩。
“可你的情況跟這個不一樣。”羅莎蒙德說，“一旦你摸準了道路，那什麽也阻擋不住你。而且，為了我，你也要活下去呀。”
我經常回想自己問拉維爾斯坦，他朋友中誰有可能不久便會隨他而去。“去給你做伴。”我這樣對他說。他將我的膚色、皺紋和麵色全麵打量了一番，然後說我最有可能。他就是這樣的人。你如果要他直截了當的話，他是不會給你留麵子的。他這個人可謂清澈見底，就像是速凍液。他的意思是，我將是他朋友中第一個去找他在來生相聚的人？這是我們倆談話的語氣透露出來的。可他後來又不相信什麽來生。遇到這些事情，他總是聽從柏拉圖的教導。柏拉圖常常談及來生，可很難說他在多大程度上嚴肅認真地接受了這個觀點。我不打算和代表柏拉圖形而上學思想的相撲冠軍一起跨進滑溜溜的相撲賽場。他那個大肚子隻要一撞，就會把我撞出燈光璀璨的賽場，重新回到嘈雜的黑暗中。
因此，我對這次畫麵進行評論時，拉維爾斯坦突然衝我哈哈大笑，都笑成了結巴：“哈哈。”盡管如此，他對我這個回答還是有些尊重，有些敬意。
可接下來他又進一步說：“你看上去像是不久就會來和我做伴似的。”
這是一個有血有肉之人對我的信任，既不情願，又很正常，同時又秘而不宣，令人費解。肉體會萎縮、消失，血液也會幹涸，但是沒人會在腦海裏，在內心深處，相信那些畫麵真的會停止不動。
大約百分之四十的重症監護病人會死在重症監護室裏。沒有死的，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也會終身殘疾。這些殘廢之人被送到健康產業稱作的“慢性病護理院”。從此，他們再也別想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剩下的，那些幸運者，據說是躺在“普通病房”裏。
躺在普通病房裏，我再也不用重症監護室裏的醫生們照顧了。他們在那裏工作了數百個小時，累得筋疲力盡，其中有兩個現在順便過來看我，對我說他們要去度假。由於我是他們取得的一個巨大成功的病例，所以他們到普通病房來看我，同我道個別。阿爾巴醫生帶來自家廚房裏燉的雞湯，而貝托魯奇醫生送來的禮物，則是家裏做的意大利鹵汁麵條，外加番茄醬肉丸，就像我在重症監護室裏吃的那種。我依然不能自己進食，隻是拿著調羹，手直發抖，碰得餐盤直響，怎麽也送不進嘴裏。貝托魯奇醫生過來同羅莎蒙德和我共進晚餐。我很不正常，總是把話題帶回到食人這個問題上。不過，貝托魯奇醫生對我非常滿意，說：“你差不多脫離危險了。”是他救了我的命。我坐起來，一邊吃著他親自做的晚餐，一邊東拉西扯地閑聊。羅莎蒙德也很開心，很激動。這是我住在普通病房的第一個晚上。我不用去慢性病護理院，去過殘疾人的生活了。
我轉到普通病房時，那個神經科住院實習醫生對我進行了一次預檢。我的病曆夾在一個厚厚的裝訂夾裏，放在護士台，可供查閱。我病危那幾周，羅莎蒙德每天都記日記，那個實習醫生還向她了解情況。
當天晚上，神經科主治醫生巴克斯特博士大半夜跑過來，也向她了解情況。她已經在我床邊的扶手椅裏睡著了。
巴克斯特醫生帶來一包紮針。他給我做檢查——將針紮進我的麵孔——他發現，我的上嘴唇（用我自己的話說）僵硬了。很奇怪的是，即便是說話或大笑，它也僵著不動，局部麻木了。他對我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測試——我都沒能過關。他不時地要我畫鍾麵，可一開始我怎麽也畫不出來。雙手不聽使喚，根本控製不住。喝湯也好，簽名也罷，都不行。我拿不住筆。他說：“給我畫一個鍾。”可我能畫出來的隻是一個歪歪斜斜的圓圈。對巴克斯特醫生來說，我的症狀像是中毒。在聖馬丁島，貝迪耶給我吃的是一條有毒的魚。那個神經科醫生說，我是中了雪卡毒素。我現在願意相信，加勒比海那個地方真是糟糕透頂。我在那兒看的那位法國醫生，診斷我是患了登革熱。他可能，隻是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專門研究雪卡毒素的一位澳大利亞專家，通過電話向在波士頓的巴克斯特醫生描述了這種疾病的種種症狀。巴克斯特的一些波士頓同事並不認同這個診斷。不過，我還是非常喜歡巴克斯特。嚴格來講，這種喜歡與藥沒什麽關係。
簡言之，我必須做出決定，要不要努力去康複。我一連好幾周不省人事，身體機能都荒廢了——無法辨認東西。我的括約肌功能紊亂了，走起路來跌跌撞撞的，要緊緊抓著一個鐵架子。我曾是一個大家庭中年紀最小的，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並已成人。他們遺傳了我的長相，來看我時，使我感覺像是我在看自己——我們關係依然很密切，但很快就被後來的相處模式取代了。如果拉維爾斯坦在的話，他會勸我保持冷靜。我感覺自己已經疲憊不堪，遭受了很大傷害，我對這一切深感厭倦，但他們還在抓著我治療。
羅莎蒙德決心已定，我應該繼續活下去。毫無疑問，是她救了我——帶我從加勒比海及時地飛回來，重症監護期間一路陪伴著我，睡在我病榻邊的椅子上。我呼吸困難，她就抬起氧氣罩，擦擦我的口腔。直到人們拿來了呼吸機，她才回家待個半小時，換一身幹淨的衣服。
常來看我的醫生是巴克斯特。不過，他來的時間不定，有空就會來。他會說：“給我畫一張鍾麵，十點四十七分。”或者說：“今天幾號？現在，別告訴我你生活在一塊高原上，不必知道具體的日期。我需要從你這兒得到具體答案。”或者說：“九十三乘以七十二等於多少——現在……用五千三百二十二除以四十六。”
他無意同我討論“更深入的”問題，或者說與我康複程度有關的問題。
八歲時，我患過一次肺炎，引起腹膜炎，不久便康複。出院後，我需要做出決定，是否要和兩個哥哥一樣，終身殘疾。他們非常恨我，因為我獨霸了父母的愛和關心。我還是個孩子，怎麽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實在是不可思議。然而，我現在明白了，我選擇不做弱者。在一家舊貨店裏，我發現一本沃爾特·P.坎普寫的關於健身的書。於是，我效仿這位著名的橄欖球教練——伸直雙臂，將裝滿煤炭的桶從地下室拎上來。我還做引體向上訓練，對著拳擊沙袋和體育協會裏的瓶狀體操棒進行鍛煉。我研究了一本題為《如何強身健體、保持強壯》的小冊子，很受啟發。我對每一個人說，我在鍛煉身體。這不是吹牛，但事實證明，我沒有體育天賦。盡管如此，我八歲時做出的決定，至今依然有效，大約七十年後的今天，我準備再進行鍛煉。
非常巧合的是，巴克斯特醫生在樓上又接收了一名雪卡毒素患者。她是在去佛羅裏達的途中感染上病毒的。毒素嚴重破壞了她的神經係統，但不久毒素就被排泄掉了，一連好幾天都沒有症狀。幸運的是，她剛感染就被發現了。魚攜帶的毒素從她體內的血液裏過濾之後，她便康複，可以回家了。
我仍推著助行鐵架在彎彎曲曲的走廊裏走路，決心恢複雙腿的功能。親切和藹的護士托著我筆直地站在淋浴下，將我身上擦滿肥皂，進行衝洗，我感到很丟臉。護士什麽都見過，看到我的身體毫不吃驚。
我猜想，我的高級神經科專家和善良的天使，對我這樣的病例十分熟悉，非常清楚“我目前的狀況”。假如任由小肌肉萎縮，我本已受到損傷的手腳就可能會跟著萎縮，也會失去平衡感。我要是甘願如此，就不會決定做這般努力了。耍些小雜技、揉搓油灰球、做拚圖遊戲，這些確實會讓人疲憊不堪，但當你查看身上時，會看見自己幹癟的手臂內側，長長的皺褶還是一道一道的。
隻是到了現在我才漸漸理解，醫生的治療技術是多麽的精湛；我才明白，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要是不按照他的規定去做那些訓練，那我整個人就垮掉了。我雖然討厭那些訓練，可我不能讓自己的身子垮掉呀。再說了，羅莎蒙德不辭辛勞地幫助我恢複，我也不能愧對她呀。不錯，我是想放棄，可她將全部的心血都撲在了我的身上，幫我活下來。我要是放棄，那無疑是在侮辱她。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活著一定意味著可以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隻有身體強壯了，我才能獨立去做我生活中必須要做的那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