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維爾斯坦004
上帝很早就在我麵前顯靈。他梳著一個中分頭。我明白我們之間是相互關聯的，因為他照著自己的模樣創造了亞當，並用嘴一吹，將生命賦予了他。我大哥和他一樣，也梳著一個中分頭。除了大哥，我還有一個二哥。我們中最大的是我們的姐姐。總之……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我以前從未見過。它贈送的第一個禮物就是世界本身。物質將你們聚到一起，並通過那兒的必要磁場，把你們給吸引住。獲準來看這個世界是一種特權——來觀看、觸摸、聆聽。把這種感覺描繪給拉維爾斯坦聽，本該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他可能會不屑一顧，說盧梭早就在他的《懺悔錄》或是《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中描述過這些內容了。這些最初的認識論印象，我並不想要人們已經預料到了，也不希望人們將此棄之一邊。這個現實，我在這些相同的標誌下已經看了七十多年。我還覺得，這些神秘的現象，我要等上幾千年才能看到、聽到、聞到、摸到——輪到我走進生命，走完人生後再次消失。我本該對拉維爾斯坦說：“這是我生存下去的唯一機會。”但是，他正瀕臨死亡，現在跟他說這些話不太合適。我本想向他描述我隱秘的玄學思想，好讓他對我有充分的了解。這個想法現在隻好作罷。隻有少數靈魂特殊的人，找到過接受這類啟示的方法。
像孩子似的進一步洞察這個外部世界：在蒙特利爾的羅伊街上，一匹挽馬摔倒在結冰的路麵上。天空黑壓壓的，就跟灰色大衣的襯裏似的。要是小動物的話，或許還能站起來，可這家夥腰部太大，隻能四腳朝天，徒勞無益地折騰著。這匹長毛飄飄的佩爾什挽馬，目光驚恐，青筋暴起，不是彪形大漢根本救不起它。但是，一群身材矮小的男人站在角落裏，隻會嚷嚷各種各樣的建議。他們對警察說他運氣真好，這匹馬摔倒在羅伊街，要是寫進報告裏，這可比在拉戈什蒂耶爾街容易多了。隨後，一群穿著黑色校服的女學生，兩兩一排，排著見不到頭的奇怪隊伍，迎麵走了過來。她們臉色煞白，像是得了肺結核似的。監視她們的修女們，把雙手插在袖子裏取暖。這條街髒兮兮的，到處是深水坑，坑裏結著一層冰。
童年的這個印象——真實的世界——成人是可以容忍接受的。不到一定的年齡，這種印象是不會改變的。在富足的家庭裏，這種現象存在的時間或許會更長。但是，拉維爾斯坦也許會爭辯說，這會導致自我放任的危險。你要麽繼續生活在頓悟之中，要麽擺脫頓悟，開始擇業，承擔任務，遵從理性的原則，關注社會，或關心政治。這時，來自“無人知曉之世界”的那種感覺便會自行消失。根據柏拉圖的理論，人的知識全部源自回憶，對早先在別處生活的回憶。拿我來說吧，拉維爾斯坦認為，觀察的獨特性大大超出了應有的程度，而且，出於其自身奇怪的原因，還在進行培養。他想，人類首先要求我們加以關注集體，而我卻深陷在“個人的形而上學”之中。他的嚴格批評對我大有裨益。我雖然這輩子改不了了，但我想，由一個關心我的人指出我的缺點和弱點，真是再好不過了。不過，我並不打算通過批評這個外科手術，摘下我一雙與生俱來的形而上學的隱形眼鏡。
這是自由社會給我們設下的圈套之一——讓我們永遠像個孩子。阿貝可能會說：“怎麽選擇，這取決於你自己。你要麽繼續像個孩子一樣進行觀察，要麽換個身份。”
就這樣，盡管還患有其他疾病，拉維爾斯坦的身體卻再一次好轉，並且正學著怎樣坐起來。這好像是他第十次嚐試了。尼基已經學會如何操作三角形升降架。拉維爾斯坦的身體開始好轉的話，尼基便會用輪椅推著他走走，羅莎蒙德和我則跟在後麵。拉維爾斯坦的眼睛似睜似合，頭耷拉著。尼基推著他在寬敞的公寓裏轉來轉去——這房子本該是給更加快樂、更為正常的人住的。可這是他的王國，裏麵的財產全是他的。
羅莎蒙德眼裏噙著淚水，問我拉維爾斯坦能不能再恢複到他以前的樣子。
“他戰勝得了吉蘭-巴雷綜合征嗎？我應該說，他的情況正在好轉。”我說，“去年，他得了帶狀皰疹——皰疹或其他什麽病。他戰勝了帶狀皰疹。那一次，他贏了。”
“但這種戰鬥，你能贏上幾次呢？”
“一切都是你離開時的樣子。”尼基對拉維爾斯坦說。
地毯、掛件、拉克利裝飾、繪畫、書籍和激光唱片，他把收藏的舊留聲機唱片全給賣了，都是些經典唱片，數量很多，從而與先進的科技保持同步。他的激光唱片很多，全編成了目錄，都是從倫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寄來的，而且全是最新的巴洛克音樂風格。尼基和我所稱的那些“指揮部”電話全被切斷了，隻有尼基臥室裏的電話，如他所說還在“運轉”。在這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城市裏，找不出第二家像這樣的公寓——到處鋪著價值連城的古董地毯，廚房的洗滌池上放著一台發著噝噝聲的商用濃縮咖啡機。然而，拉維爾斯坦再也無法操持這個家了。壁爐台上方依舊掛著朱迪斯揪著荷羅孚尼頭發的繪畫。荷羅孚尼張著嘴，朱迪斯則兩眼遙望天堂。這幅畫的作者是希望你把朱迪斯看成純潔的猶太人民的女兒，一個姿色天然而貞潔的美女，即便她剛剛砍下了同伴的頭顱。拉維爾斯坦對於這一切是怎麽看的呢？在拉維爾斯坦的私人天地裏，找不出什麽蛛絲馬跡，以表明他在性方麵的偏好。不管從什麽角度講，人們都沒有理由懷疑他跟普通人似的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軌行為——那些老派的男同性戀稀奇古怪的勾引行為。他實在受不了一個大男人說話娘娘腔，還搔首弄姿。
拉維爾斯坦坐著輪椅巡視自己的寓所，他的感覺顯然是痛苦的：我要是走了，這些東西怎麽辦？我一件也帶不進墳墓。這些漂亮的東西，都是我從日本、歐洲、紐約，從世界各地買來的，是經過反複考慮，並且和行家、朋友們反複討論後才決定買下的……是的，拉維爾斯坦已是日薄西山。看到他坐在滾動的輪椅裏，裹著花格子衣服，寬闊的後背佝僂著，甜瓜似的腦袋耷拉在一邊，你或許想象不出，他的身體形象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多麽的深刻，他的怪癖、口頭語、習性以及最近遭受的種種感染，又是多麽的不值一提。多年前，拉維爾斯坦到我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鄉間別墅做客，他問我，擁有這棟大卵石別墅、古老的楓樹、核桃樹、花園，我有沒有一種地主的感覺。實話實說，雖然這一切我都非常喜歡，但我並沒有把自己看成這些土地和財物的主人。因此，即便發生最糟糕的事，就算全副武裝的地方民兵突然來襲擊我，把我當作猶太僑民給趕出去，我也無所謂。他們襲擊的目標主要是猶太人，而不是地主。在這種情況下，我關心的是美國的憲法，而不是我的投資。這些房間、岩石、綠色植物，對我的重要器官不起任何作用。要是失去了它們，我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住。可要是憲法，這奠定萬物的法律基礎，遭到了破壞，那我們則要倒退到混亂無序的原始狀態了，他常常這樣警示我。
那次到鄉下做客，拉維爾斯坦是冒著生命危險，開著一輛租來的車，從漢諾威出發，經過91號州際公路，一路開過來看我的。他動作協調性很差，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很不安全——坐在駕駛員位子上戰戰兢兢的。除了作為乘客坐過車，他從來沒碰過車，所以他高度緊張。而且，他並不喜歡鄉下。
拉維爾斯坦再次借用蘇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的觀點對我說，一棵樹，看上去美不勝收，卻始終一言不發，交流隻有在城市中、在人與人之間才可能發生。他很喜歡交談，一邊交談一邊思考，喜歡向後仰著身體，讓泉湧的思想噴湧而出——他指導，檢查，辯論，修正錯誤，頒布基本規則，將希臘語和即興翻譯融為一體，說話結結巴巴，解釋時愛用猶太人的笑話活躍氣氛，笑聲不斷。
在鄉下，拉維爾斯坦從未自己單獨出門、到田間地頭走一走。他眺望樹林和草地，但和它們毫無關係。不知何故，阿貝一直把盧梭牢記在腦海裏，而盧梭則非常喜歡田野、樹林。盧梭對植物很有研究。然而，拉維爾斯坦對植物興趣索然。他可以吃色拉，但看不出為此冥思苦想有何意義。
拉維爾斯坦來鄉下看我。我有一個難以言表的愛好：喜歡偏僻和獨處。他來訪，是對我做出的讓步。我為什麽要把自己關在樹林裏呢？我完全有把握這樣猜想，他對我這樣做的動機，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審視，角度之多，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便我冥思苦想到永生永世，也想不出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對我當時的妻子薇拉感到好奇——這些都是在羅莎蒙德出現之前的日子裏——還一心想弄明白我為什麽要娶這樣一個女人。現在，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明白嗎，他是真的才智過人，大腦一直在持續不斷地工作。而我呢，雖然也有才智，但隻是偶然地、間歇性地表現一下而已。他深思熟慮，思考透徹，考慮出的結果都是建立在業已驗證之準則的基礎上——我怎麽形容呢？……就拿鳥打比方吧，他是一隻雄鷹，而我隻是個抓抓小蟲的小鳥什麽的。
然而，他知道，我是理解他的那些原則的——甚至無須向我解釋。如果說他有錯覺，那也是唯一的一個，就是無論如何我都能接受他的糾正。他可是老師，這你知道。這是他的職業——教育別人。我們都是老師。幾千年來，猶太人在教導他人，也在接受別人的教導。如果沒有教導，就不可能有猶太這個民族。拉維爾斯坦當過達瓦爾的學生，或者說門徒，如果你更喜歡這麽說的話。這個哲學家令人敬畏，你或許沒聽說過。他的崇拜者們說，從這個術語的古典意義上講，他是個哲學家。我不是這個方麵的評判家。哲學是一門深奧的學問，而我自己的興趣愛好與此截然不同。在我有限的智力範圍內，想起已故的達瓦爾我便充滿了敬意。拉維爾斯坦滔滔不絕地談論著自己，我最後隻好去拜讀他的作品。我要是想了解阿貝的一切，就必須得這麽做。以前，我在街上時常碰到達瓦爾。他身材瘦小，一副極其心不在焉的樣子，目光柔和，戴著一副眼鏡，將自己激烈的觀點、見解給遮了起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居然在美國，甚至在國外，處處遭到學界的仇視，被視為洪水猛獸、逆端異己，實在是難以想象。作為達瓦爾的主要代表之一，拉維爾斯坦也遭人仇視。不過，被視為敵人，他根本不在乎，毫不怯懦。對於教授這個階層，我不大關心。在這個令人不堪忍受的世紀裏，教授們並沒有給我們提供多少濟世良方，好在這個世紀馬上就要過去了。這就是我的想法，或者說我曾經是這麽想的。
想想拉維爾斯坦造訪鄉下那一周，還是很開心的。狹長的新英格蘭，恬靜安寧——陽光明媚，綠色蔥蘢，橘紅色的罌粟花花床，與紅白色的牡丹花交相輝映。
透過活動百葉窗簾看出去（他用顫抖的手指，挑開百葉窗橫條，使空隙變大），他看到了盛開的鮮花——此時正好是杜鵑花綻放的季節——他發現，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隻是這個季節缺乏戲劇性，無力喚起人們真正的興趣，與人世間的戲劇性簡直無法相提並論。
他問道：“你妻子總是這個樣子嗎？”
“什麽樣子？”
“‘什麽樣子’，他說，薇拉將自己關在她鄉間的鬥室裏，每天十四個小時，筆挺挺地坐在那兒讀書看論文。”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呀，她就是這樣研究她的混沌物理學。”
“一動不動，就這麽直挺挺地坐著——甚至連喘氣都不曾有。你從來看不到她喘氣。這不把人給憋死嗎？她是怎麽做到的呢？”
“她在準備論文。她要參加一個會議，對某人的研究進行點評。”
“她必須要呼吸喘氣呀——斷斷續續地。我對她進行了觀察，”拉維爾斯坦說，“我看不出她在呼吸，除非是秘而不露。”
當然，他這是誇大其詞。不過，諸多事實表明，他並沒有撒謊。而且，關於她的呼吸，他還說服我接受了他的說法。我還沒來得及考慮是否同意，他就已經說服了我。他給我提了一個建議，就是不必接受薇拉的行為舉止。我們去鄉下期間，她把自己鎖在房間裏。於是導致兩個人孤零零的。我們夏天在英格蘭就是這樣過來的：同在一個太陽下，同住一個星球，兩個人卻分割開來，互不來往。薇拉緘默無言時尤為動人。沉默，似乎是她祝福自己美麗的一種禱告形式。拉維爾斯坦也許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到新罕布什爾來和我小聚數日，很快就看出了我的處境。他很討厭鄉下的風光。但為了我的緣故，他撂下自己的生活。他不喜歡離開他城裏的電話總機指揮台。要是切斷他與華盛頓和巴黎信息員們的聯係，切斷他與他的學生、他培訓過的人、他的那幫兄弟、他新收的門徒、那屈指可數的幾個幸福之人的聯係，他會感到渾身不自在。
“這些年來，你都是這樣過夏天的，是嗎？”
他常往巴黎跑，一有機會就跑過去待一周，最好是一個月。他承認，巴黎已經不是過去的巴黎。盡管如此，他還是常常引用巴爾紮克的話說，世上不管什麽地方，凡事都不是事，隻有得到了巴黎的關注、評價和證明，那才叫事。然而，這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沙皇皇後和國王們不再從巴黎引進詩人和哲學家了。像拉維爾斯坦這樣的外國人給法國聽眾作報告，講解盧梭時，報告大廳裏都是座無虛席。人們可能會說，法國依然是歡迎天才的。但是，法國知識分子中，沒有幾個是阿貝·拉維爾斯坦大加讚賞的。他並不關心愚蠢的反美情緒。他也沒有必要博得巴黎人的熱愛或寵愛。總體而言，他更喜歡巴黎人的**行邪性，不喜歡他們的彬彬有禮。
巴黎（這個旁白很重要）是阿貝·拉維爾斯坦和薇拉第一次發生口角的地方。當時，薇拉和我乘飛機過去領取一項外國作家獎，阿貝也在那兒。我們下榻在皇家橋酒店。拉維爾斯坦急不可耐，激動不已，急切地想見到我，於是站在酒店前廳裏大聲地喊我，不等我回應，就衝了過來。他本想擁抱我——也許擁抱薇拉，要是她碰巧先出現的話。可她穿著吊帶長襯裙，轉身跑開了，跑進洗手間，“砰”的一聲關上了門。但是，阿貝和我已是數月未見，再次相逢，我們倆都格外興奮，幾乎沒想到薇拉，也想不到拉維爾斯坦會失禮闖進臥室。他應該先敲一下門。她提醒我說，這畢竟是她的臥室。
從她跑出來時那副嬌媚含羞、怒氣衝衝的神情，我就知道拉維爾斯坦錯了，他冒犯了她。她對行為得體自有一套看法，我不願意去想它、安慰她。她後來說，她決不會原諒他如此莽撞地闖進她的房間。為什麽他不提醒她一下就闖進去？她還沒穿好衣服呢。
“是呀，他是太魯莽了。”我說，“對於拉維爾斯坦這樣的人來說，這是……這是他的一個魅力之處，就是行事衝動……”
這樣解釋並沒有讓薇拉消氣。我每說一個字為拉維爾斯坦解釋或辯護，就立刻會招來她連珠炮似的猛烈反擊。“我到巴黎不是來見你的狐朋狗友們的，”她說，“也不是半**身子就讓他們朝我衝過來的。”
“你在海灘上不是露得更多嗎？”我說，“隻穿著簡約派服裝設計師們所謂的泳裝。”
薇拉同樣進行了駁斥：“兩者環境不同，況且你有權做好準備。你同我說話，一副居高臨下的樣子，在你眼裏，我就像一個愚昧無知的女人。請你不要忘了，我在我的研究領域享有崇高的地位，絲毫不比你的差。”
“當然，當然，甚至更高。”我說。
商界人士、律師、工程師、華盛頓的名流、各領域的科學家們，都喜歡貶低我，我都習以為常了。就連他們的秘書，也從電視上學會了辨別事物重要性的方法，所以我——一個不可理喻的傻瓜——一出現，他們就會抬手掩麵偷笑，互使眼色。
因此，我讓薇拉盡情地表現出高高在上的樣子，而拉維爾斯坦卻說，我應該保持更多的、應有的自尊，不要裝出這副含垢忍辱的神情。可我並不打算改變自己的風格，去迎合鋪天蓋地的批評聲。我對現狀和自己的缺點了如指掌。我腦子裏一直牢記，死神正在逼近，隨時都可能赫然出現在眼前。
總之，對於拉維爾斯坦的“魯莽行為”，我本該預料到薇拉會小題大做。她一直在準備，就阿貝這件事要和我說個明白。阿貝闖進她酒店裏的房間，正好給了她翹首以待的機會。
“我不想再在這裏看到他。”她說，“我還要你記住，你答應過我，要帶我去沙特爾。”
“我說會的，當然會帶你去——我是說，我們一起去那裏。”
“我們邀上格利萊斯庫夫婦。他們倆可是我們的老朋友了。格利萊斯庫教授會去的，娜內特不一定——她很久沒有進行這種旅行了。她不喜歡讓別人在大白天裏看到她。”
我自己也發現了這一點。格利萊斯庫女士在她那個時代，可是一位楚楚動人的淑女，是你很久之前讀過的那類如花似玉的少女之一。格利萊斯庫則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不完全是一個榮格的追隨者——但也不能說完全不是。你很難對他進行歸類。
拉維爾斯坦從不強烈指控任何人。但他說，專門研究這些領域的學者們，提起格利萊斯庫，都說他是鐵衛團[40]團員，與二戰前羅馬尼亞的法西斯政府有聯係。他曾擔任布達佩斯納粹政權外事機構的文化官員。“你不喜歡考慮這種事情，奇克。”拉維爾斯坦說，“你娶了一個讓你膽戰心驚的女人。當然，你會說，她對政治一竅不通。”
“她對政治確實知之甚少……”
“她堅信，一個科學家必須擺脫和超越這種事情，這很自然。可這些人都是她的夥伴。我們也不妨直麵一下事實。”
我說：“我承認，拉杜·格利萊斯庫是東歐圈子裏男人們的行為楷模。”
“你是指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紳士們的那套狗屁玩意兒？”
“是的，大致是這樣。善於體貼的男人，唯有這種人，才會記住生日、蜜月以及其他周年紀念日。你得親吻女士們的手，向她們贈送玫瑰；你要讚美、奉承她們，為她們挪椅子，奔過去為她們開門，同總管商量，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女人都希望這樣的男人寵愛她們，崇拜她們，服從她們，浪漫地追求她們。”
“那些蠢貨扮成騎士隨時聽候差遣？當然，這不過是遊戲而已，可女人們卻樂在其中。”
從蒙帕納斯車站到沙特爾的距離很短。要是帶薇拉去看大教堂，我更想挑一個草莓時令季裏的集市日去。但是，薇拉對沙特爾並不真的感興趣，她感興趣的是帶她到那兒去。什麽哥特式建築，什麽彩色玻璃，她全都興趣索然。她隻是想讓自己如願以償而已。
“薇拉提出各種條件要你去滿足她，對不對？”拉維爾斯坦說，“她不會連自己的行李也全要你帶來吧？”
“說得沒錯。我是取道倫敦過來的。”
“她在家有個約會取消不了，所以你就自己飛過來了，並且把她的宴會服也帶來了……”
他對我所做的這些差事並沒有予以讚賞。他的觀點再清楚不過了。他曾描繪說，我的婚姻裏隻有阿諛奉承。作家都當不了好丈夫。他們的厄洛斯全部獻給了藝術。或者說，他們也許無法專注於婚姻。他對薇拉的評判甚至更嚴厲。“也許我是不該衝進她的臥室。”他承認說，可轉而又補充道，“可也沒看到什麽呀。再說了，我也沒那個興致。她穿得整整齊齊的，沒露出什麽呀。她穿著吊帶長襯裙，裏麵的內衣全穿著呢。她幹嗎要那樣大呼小叫的？為什麽呀？”
“禮節唄。”我解釋說。
拉維爾斯坦不同意這個說法：“不，不，不是禮節，這看上去根本不像是禮節。”
語言表達上我一般不大有問題。我的意思是說，她隻是還沒準備好讓別人去看。除非你是和她住在一起，否則你根本不知道她早上怎麽處理頭發、麵頰、嘴唇（特別是上唇）——這是她梳妝準備的過程。她必須要打扮成一個美麗的女人出現在世人麵前。可是，這種美是在檢閱美，就像西點軍校或哈布斯堡王朝輕騎兵接受檢閱一樣，需要準備。人們可能懷疑我有偏見。但我向你保證，我確實遇到過一些怪誕不經的女人——我碰巧結過幾次婚，我這兒有一個自我保護的問題。
拉維爾斯坦說：“薇拉是不是來自黑海地區？”
“是又怎麽樣？”
“多瑙河東部，還是喀爾巴阡山脈？”
“我說不準具體位置。”
“這個無關緊要。”阿貝說，“一個東歐式的貴婦。現代法國女性不會如此拿腔作勢。東歐過來的人常常亦步亦趨地效仿法國人的做派，他們在國內沒過上什麽好日子，住的地方挺惡心的。他們隻需要從法國人的視角看自己。像齊奧朗[41]這樣的人，甚至我們的朋友——你的朋友——格利萊斯庫，就很適合這樣做。他們都希望變成法國人。可你的妻子不一樣，比別人古怪多了……”
我打住了他。我要是承認說，她確實如他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古怪的現象，那麽我就會落下一個不忠的罪名，遭世人唾罵。我是用情人的眼神看她的，但又不完全是。我還用自然主義者的眼光看她。她真是燦若天仙。我還要承認，她臉上的一些部位使我想起了喬爾喬內。你可以在一張小地圖上，將薇拉的祖籍畫為希臘，甚至埃及。當然，一流的知識分子，那可是宇宙的傑出人才。再說，薇拉還擁有一個聰明絕頂的大腦。裝著科學知識的這部分大腦，特別值得尊敬。然而，拉維爾斯坦認為，科學家中擁有偉岸人格的，這樣的例子可謂寥寥無幾。偉大的哲學家、畫家、政治家、律師，他們中有；但在科學界，靈魂偉大的男人或女人卻鳳毛麟角。“是他們的科學偉大，不是他們人偉大。”
現在，我得將巴黎的話題放一放，重新回到新罕布什爾上。
我從鄉下待的幾天時間裏得出結論：拉維爾斯坦的來訪，證明他充滿了感情。他對田野、樹木、池塘、鮮花、小鳥等，根本沒興趣。對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來說，看這些東西純屬浪費時間。他為何要撇下那些電話、餐館、紐約或芝加哥的一切便當和情場上的種種**？因為他想親自看看，我和薇拉之間在新罕布什爾出現了什麽問題。
一天就足夠了。“我一直在觀察。”他說，“我發現她將你放在蟻塚之上進行監視。難道你們就沒有一起做過什麽？比如徒步旅行？”
“仔細想想，還真是沒有。”
“遊泳呢？”
“她偶爾會跳進鄰居家的池塘裏。”
“燒烤、野餐、走訪、聚會？”
“這些她都不喜歡。”
“那她就不能告訴你，她主要喜歡什麽嗎……”拉維爾斯坦將那張大臉湊到我麵前。他屏住呼吸，默默地引導我完全順著他的思路去思考：我幹嗎要每天忍氣吞聲地遭受這種緊張的折磨，而且沒完沒了？
薇拉所需要的一切，正如她說的，就是捧著一個筆記本，坐在一個安靜的角落裏，製表畫圖，抬起膝蓋，屏住呼吸，一動不動。但是，她還是把負麵的情緒不斷地撒到我身上。新罕布什爾的這個角落，楓樹參天，山核桃樹樹齡長達數百年之久，可謂美不勝收——樹蔭下的角落裏長滿了長春花和苔蘚，這意味著……算啦，對薇拉來說，這什麽意味也不是。她終日沉浸在她那偉大的抽象思維裏。
“那你在其中扮演什麽角色？”拉維爾斯坦問道，“你也許代表著其他男人會從她那兒得到的一切……所以，有個問題令人很著迷，她一頭埋進的到底是她的科學還是她的巫術？由於你一無所知，所以你的答案似乎必須是科學。”
這樣說似乎挺合理的。
“她的一貫做法是，”我說，“每隔幾周，她就要打點一下行囊，包括宴會服，因為她不僅要出席自然科學會議，還要參加社交聚會。她開著那輛白色捷豹轎車，順著東部沿海地區，由北向南，出席一個又一個會議。”
“可以這樣說嗎，她暗示她排斥你，所以她不在家時，你會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拉維爾斯坦可能會同情我，但更多的時候，是在琢磨我種種自相矛盾的古怪行為。
“你從那地方得到了什麽？”他會這樣問我，“那兒應該是你幽靜的、綠色蔥蘢的隱身之地，是你思考、工作的地方。或者至少可以推進你的計劃……”
我和拉維爾斯坦常常是無話不談，對於他的批評我都是欣然接受。他對朋友的生活、性格、秘而不宣的私密生活——他們的性需求或性變態，他都是真心實意地關心。他不帶任何私心地觀察朋友，常常令我吃驚。他指出你的缺點，並不是要貶低你、抬高自己。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我為什麽要感謝他觀察我的原因。我發現我將自己的種種怪癖，毫不隱瞞地全部告訴了他。
我可以跟你講一個這種談話的例子。
“我承認你說得對，這是一個美麗而又寧靜的地方。”拉維爾斯坦說，“但你能解釋解釋大自然都給了你——一個城市猶太人——什麽啟示？你可不是什麽當代的超驗主義者。”
“不是的，那不是我的特長。”
“而且，對你鄉下的鄰居們來說，你是一頭猛獸，本該在滅世洪水中淹死。”
“是的，絕對應該。可我並不在乎是否融入或歸屬於鄉下社區。吸引我的是鄉間四周的那片寧靜……”
“這個話題我們以前談過……”
“因為它很重要嘛。”
“生命在疾駛而去。你的光陰飛逝似箭，比織布機的梭子或扔向空中的石子還要快，”他像一個寵愛子女的父親對我說，“而且在以每平方秒三十二英尺[42]加速下沉——這是打個比方，表示奔向死亡的速度令人恐怖。你希望時光像孩提時代那樣，慢悠悠的——一天就像一生似的。”
“是呀，要做到這一點，你的心靈需要保留一些平靜。”
“就像一個俄國人說的。”拉維爾斯坦說，“我記不清是哪個了，但你要解釋自己真正在忙什麽的時候，奇克，你總像俄國人。而且，多年來，你一直忙於安排你的生活問題——就是你的私生活。這就是為什麽你最終成為主人，擁有這棟別墅和那些三百年的老楓樹，更不用說那些平坦、碧綠的草坪和石牆。我們國家政治自由，所以才會有個人隱私和個人自由，私生活才不會遭到騷擾。但是，你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你的時光正在飛馳而去——而你的妻子則決心要擊垮你的計劃，阻止你安靜地實現自我。俄語中應該有個術語，描述這個……啊，這個……啊情況。我能想象出她以前是怎麽勾引你的。她打扮起來確實是一個養眼的大美女，而且身材又很性感……”
一開始，拉維爾斯坦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冒犯薇拉。為了我們的友情，他要我們倆平安相處。他很熱情，隻要薇拉說話，他就會全神貫注地傾聽，很尊重她。在此過程中，他表現出一種藝術鑒賞家的樣子——猶如伊紮克·帕爾曼在給一個小女孩兒演奏兒歌。至於他心裏是怎麽判斷的，姑且不去管它。即便在巴黎的賓館裏他闖進薇拉房間的那一刻，他也沒有忘記和薇拉之間默認的友好條約。他對自己觀察到的東西，從不自欺欺人，全部都原汁原味地印刻在大腦裏。
但是，他和我成了朋友——兩人情深意切——而且，我們倆要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相互理解，也不可能擁有這份友誼。遇到這種時候，他便仰起光禿禿的頭，靠在椅背上。他那滿目皺紋的蒼白麵孔，又大又可愛，他脖子和肩膀上的肌肉居然能支撐起來，令我好生奇怪，因為他腿部肌肉就少得可憐，隻夠完成自己的目的，或是實現自己的願望。
保持健康的關係本該易如反掌，不過你需要一個極限的挑戰。因此，你發現自己在極力討好一個女人，但不管怎麽討好，這個女人就是不領情——不領你的情。
“你很幸運，”拉維爾斯坦接著說，“你有一份職業，所以這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這不是真正的性奴役或精神病態的實例。這是人性的枷鎖，真的。但對你來說，這無足輕重，僅此而已。你盡管可以樂在其中，將注意力轉移到懷特山那如茵的綠色、純樸的明淨之中，從這些小毛病——性折磨——裏尋取樂趣。”
“自從你在巴黎突然闖進我們的房間，她就開始說你我關係不正常。”
聽我這麽說，他神情冷淡地停了下來。從他的沉默中，我能看得出，這個始料未及的“信息”，正在由一台大功率儀器——我這麽說不是在開玩笑——進行處理。拉維爾斯坦聰明蓋世，這樣評價他，毋庸置疑。他是學術帶頭人，無論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在成千上萬人的眼裏，他都是名副其實的帶頭人。他跟法國人講盧梭，向意大利人解說馬基雅維利，等等。
他停了一下又說：“喂！她說關係不正常，她所表達的是我理解的那個意思嗎？已經結婚這麽多年了……你們結婚多久了？”
“整整十二年了。”我回答說。
“十二年了！多可悲呀！”拉維爾斯坦感歎，“就像你給自己判了十二年的有期徒刑似的。你真是個忠貞不貳的丈夫，日複一日、日往月來地服刑，表現很好也不讓休息，不許申請保釋。”
“我的工作很有趣，我整天在忙工作呢。”我解釋道，“早晨，她穿好衣服，化好妝，然後對著三個燈亮程度不同的鏡子——分別在梳妝間、衛生間、客衛間——再審視一遍頭發、麵容、身材，然後便‘咣’的一聲衝出大門，弄得我半是頭疼、半是心痛，無法釋懷。”
“她不會打扮。”拉維爾斯坦說，“麵料都是怪怪的——她去年穿的那個叫什麽來著，鴕鳥皮？……到頭來她反而指責你和我有丟人的性關係。你是怎麽說的？”
“我捧腹大笑。我跟她說，這種事我甚至不知道怎麽做，我都這把年紀了，也不準備去學。這聽起來就像是個笑話，可她還是不相信我……”
“她無法信你。”拉維爾斯坦說，“炮製這個可憐的罪名，花了她巨大的心血。她這方麵的智商低得可憐——盡管人們告訴我她在混沌物理學界是一大權威。”
阿貝一定是從他的電話網絡中獲得這個信息的。“他的關係比電話交換機上的插頭還要多。”而現在，通信技術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數據，這句老話則被這些數據淹沒了。
拉維爾斯坦向各地的朋友們了解薇拉的情況，準備向我報告比我想要了解的多得多的消息。這樣，我得用雙手拍打耳朵，緊閉雙眼。可都這把年紀了，你不可能依舊那麽天真。在現代，這種天真，十分之九實則是一種無動於衷，對罪惡的無動於衷，是一種決心，決心不讓自己被可能讀到、聽到或看到的一切影響。熱衷醜聞，使得人們一個個都變成了發明創造的能手。薇拉在她的科學研究上是個能手，在行動舉止上卻是個低能兒。
作為拉維爾斯坦推心置腹的朋友，你會不自覺地了解到大量你不是很感興趣的東西。但是，在你的內心深處，你時而感覺自己依舊處在中世紀，甚至金字塔時代，抑或是迦勒底的吾珥[43]年代。
拉維爾斯坦告訴我薇拉同一些人的關係，我在此之前從未聽說過這些人。他說，他準備把這些情敵的名字告訴我，可我不想聽。她既然不愛我，那我就發揮自己與生俱來的生物學的智慧，躲在辦公桌後麵伏案工作，完成一些久拖未決的項目——我引用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句對自己說：
因我有諾言不能違背，
要趕完長路方能安睡。
這兩行詩經常被改成：
因我需要燒烤食材，
要到遠方才可醒來。
這是對我，而不是對弗羅斯特開的一個玩笑——一個喜歡說教的老家夥，他說話的內容大都是他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勝利。不可否認，他擅於自我推銷，天生就是個公關高手。盡管如此，他依然是一位曠世奇才的作家。
聽到薇拉所謂的不端行為，我內心頗為不安。記得拉維爾斯坦對我講她各種各樣的緋聞時，我連站都站不穩，踉踉蹌蹌的。為什麽夏季有那麽多會議要參加？她為何不告訴我可以聯係上她的電話號碼？當然，這些事要不是怪怪的話，我是不會感興趣的。就像我以前說的，拉維爾斯坦對內幕消息如癡如醉。他的朋友們要是給他帶來新鮮特別的消息，他便會給他們加分鼓勵。期盼他為你嚴守秘密，這種好事你想都別想。我對此並不感到特別擔心。如今，人們要是刺探你的秘密的話，那可是比過去聰明百倍。他們要是掌握了你的秘密，就會多增加一份對你的控製力。你無法停止或製止他們。即便你如願建成了許多迷宮，你肯定還是會被挖出來。當然，我很清楚，拉維爾斯坦對“秘密”根本不關心。
但是，既然拉維爾斯坦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我這樣說絕非挖苦諷刺，他的興趣確實很廣——我需要掌握他朋友和學生們的一切情況，就像一個在診斷病情的醫生，必須要看你一絲不掛的身子。醫生都有醫德醫規的約束，不可透露你的隱私。你要是想到這一點，那麽這種比較就不會成立了。拉維爾斯坦可不管什麽約束。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還是小夥子的時候，“**裸的真相”這個觀念十分流行。“讓我們都了解**裸的真相。”有個名叫克萊爾·謝裏登的英國婦女，寫了一本回憶錄《**裸的真相》。她理應去革命時代的俄國訪問訪問。在那裏，她同列寧、托洛茨基，還有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重要人物，似乎相處甚歡。
不過，這一切隻是時代背景而已。
讓我們接著往下聊。
拉維爾斯坦還在談論薇拉的話題。他說：“你給她提供了一個地方——夏日裏美麗的鄉間——可她對這個地方一點兒也不稀罕，奇克，要不然她會在這兒多待一段時間。所以，我好生奇怪，你幹嗎要費這麽大勁呢？可是，”他繼續道，“讓我來告訴你我從中看到的一切。我看到一個猶太人，一個移民的孩子，對美國的房產很重視。你想做什麽就可以自由地去做什麽，可以完全實現自己的願望。你是一個美國人，置地建房是你的特權，可以住在房子裏盡情享受你的權力。不錯，這裏沒有別人，隻有你一個人。所以，你在新罕布什爾這兒建了這座避難所，四周掛滿了你家的紀念品。你母親的那把俄國茶壺可是個漂亮東西。這個……啊，這個……啊，真是太精致了。可它距離圖拉[44]實在是太遠、太遠了——圖拉的茶壺，就跟紐卡斯爾的煤一樣，舉世聞名。這個……啊，這個……啊，茶壺從未在這樣一個異國之邦，在這麽一個最偏僻、最遙遠之地出現過。你呢，奇克，你在宣布自己作為一個美國人的一切權利。你這樣做非常勇敢，但也有點兒瘋狂……方圓數英裏[45]，隻有你是個猶太人。你的左右鄰居們都相互依靠。你有誰依靠啊——你那個非猶太人的妻子？你有自己的理論——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你有憲法保障，這非常令人欣慰。可以肯定，其他忠於憲法的人，對此也會感到欣賞……”
“我還得要設想一下，你的稅額很高……”
“這是必然的。而且現在每年都有新的教育評估。”
他說：“我能想象出他們這裏的教育狀況。你參加過這個鎮上的會議嗎？”
“參加過一次。”
“你那個趾高氣揚的妻子呢？”
“她也去了。”
在這個莫名的或者新的疾病反複出現前，拉維爾斯坦和我有過許多類似上麵這樣妙趣橫生的交談。他似乎覺得，他對我的行動提出的看法，我應該要加以重視。事實上，我發現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很有用。比如，他說我毫無冒險精神。他問我：“你的幾次婚姻都讓我很著迷——你還記得那個史蒂夫·布羅迪，對不對？”
“那夥計為了打賭，從布魯克林大橋上跳了下去。”
“就是這家夥——一個很有個性的人。”
去看看柏拉圖的《理想國》，尤其是第四卷。我沒有仔細讀過這些鴻篇巨製，可要是你對此一無所知，卻又想跟上拉維爾斯坦的思想，則一點兒希望也沒有。我倒是沒有真的被這些思想嚇倒。現在，對於柏拉圖，我耳熟能詳，就像熟悉埃爾莫·倫納德一樣。
“我跟你說的東西，沒有一樣是你不能立刻理解的。”有時候，拉維爾斯坦會這樣宣稱。但在和老好人奇克的交談中，他有可能練就了一種談話藝術，而且非常注意和奇克交談的語速，都是慢條斯理的。作為一名天才教育家，他還可能知道我的大腦能夠容納多少知識量。
在新罕布什爾，他會一次又一次地強迫我重複那些過時的玩笑、噱頭和俗套的雜耍。“唱一首吉米·薩沃的歌給我聽聽”，或者“演一下那個受到欺騙、暴跳如雷的丈夫是怎麽反應的，再來一個？那個心碎的男人對他的好友說：‘我老婆騙了我。’”
“嗯，是的。他朋友又說：‘每天和她**，一天至少一次。一年下來準叫她一命嗚呼。’
“‘不！’那個家夥大驚失色，‘就這個答案？’
“‘一天一次。這麽頻繁呀，這絕對會要了她的命……’
“隨後，一塊提示牌被拿到台上。這樣你可以想起怎麽演。一個引座員戴著圓帽子，穿著雙排扣衣服，拿來一個放著提示牌的三腳架。牌子上寫著‘五十一周後’幾個黑體字。接著，那個丈夫坐在輪椅裏，由老婆推上舞台。他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被毯子裹著，像個殘疾人似的。他老婆卻像一朵正在綻放的鮮花，身上穿著網球服，腋下夾著網球拍。她對他體貼入微，一會兒幫他壓緊毯子，一會兒又親他。他雙目緊閉，看上去像死了一樣。她說：‘休息吧，親愛的，我去打一盤就回來——很快，很快。’她大步流星地離開後，氣若遊絲的丈夫把一隻手舉到麵前，遮住嘴，悄悄地、妙趣橫生地、神神秘秘地對觀眾說：‘她不知道，她隻有一周好活了。’”
在那些日子裏，羅莎蒙德要乘坐很長一段的輕軌。這個城市非常寬，她要穿越全城。一路上，她的思想和感情全放在同行乘客們的臉上。她給我帶來了一周的信件和電話留言。她做我的研究生助理長達兩年時間，替我打字、發傳真。薇拉對她總表現出一副傲慢的樣子，甚至都不請她坐一下。我時常給羅莎蒙德遞上一杯茶，讓她感覺舒服一些。她穿的衣服雖然有些破舊，但絕對清爽、整潔。可薇拉認為她是個衣著邋遢的小東西。薇拉總是擺出一副趾高氣揚的貴族派頭。她給自己買了許多麵料怪異的衣服，比如鴕鳥皮，而且價格十分昂貴。有一個季節，她專門買鴕鳥皮服飾——一頂大的鴕鳥皮帽子，式樣像綠林好漢戴的那種，羽毛全給拔了，上麵滿是毛囊孔。挎在肩膀上的單肩包、靴子、手套，也全是鴕鳥皮的。她是個正教授，年薪很高，足夠她花的。她的五官輪廓挺拔，這才是美貌唯一至關緊要的條件。
薇拉說：“你的小羅莎蒙德非常想照顧你。”
“我認為，她相信我的婚姻很幸福。”
“要是這樣的話，她幹嗎總是帶著一件泳衣？”
“因為她要乘坐輕軌，又遠又熱，再說她喜歡到湖裏遊泳。”
“不，是因為你可以看見她漂亮的身材，否則她該去自己住的城市那一頭遊嘛。”
“她覺得在這裏遊比較安全。”
“你不是所有時間都在口述信件吧？”
“不全是。”我承認說。
“那你們談什麽呢——希特勒？”
對薇拉來說，這些話題都不值一談。同混沌物理學相比，這些話題根本就不存在。我要提醒你，她可是出生在距離斯大林格勒飛行航程不到一小時的地方。但是，她的父母想方設法，不讓她知道一丁點兒關於納粹國防軍和古拉格勞改營的消息。唯有她深奧的研究最重要。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薇拉對政治頗有天賦。她敢肯定，世人都會認為她很好。她一心希望大家把她看成一個熱心的人、友好的人、慷慨的人。提到她，連拉維爾斯坦都說：“她關注世人，令世人受寵若驚。她購買最昂貴的生日禮物送給別人。”
“沒錯。她去吸引熟人，讓他們疏遠我，實在是好笑。我可不想去比賽花錢。”
“你是想告訴我，奇克，她是某種外星人？”
然而，在某些方麵，我對薇拉的看法要比拉維爾斯坦的好。他不那麽容易拜倒在薇拉的那種魅力之下。另外，我依舊像別人一樣看待她——穿越房間，衣著昂貴，腳尖飛快地向前一插，腳跟幾乎不怎麽著地。她對走路、談話、聳肩、微笑等的看法新穎獨特。認識她的美國人都認為，她是歐洲式優美和高雅的靈魂。羅莎蒙德自己也這麽看。我解釋說，這種優雅的背後實則是一種特別的笨拙，很是惹人眼球。但是，她所有的威望、她在物理學界的知名度，她享受的豐厚年薪，她傾國傾城的獨特魅力，所有這一切，是任何女人都望塵莫及的。羅莎蒙德經常感歎：“她真是一個卓爾不群的大美女——瞧那細腰、那美腿，那身上的每個地方。”
“確實如此。不過，這裏還是有點兒不自然，像是設計好的，缺乏真情實感。”
“即使結婚這麽久了還這樣？”
我本來希望和薇拉珍惜這段婚姻，因為我之前結過幾次婚。但我後來多多少少還是放棄了努力，大約十多年沒有對薇拉提出任何要求。早晨，她“砰”的一聲摔門而出。我則轉向工作，每天都是這樣過的。拉維爾斯坦像打卡報到似的，從城市的那一邊打電話過來，和我聊上一兩個小時。羅莎蒙德每周至少一次，乘公共交通從城市那一端到這裏來。我經常建議她乘出租車，可她說她更喜歡乘坐輕軌。羅莎蒙德說，她的未婚夫喬治認為輕軌非常安全。這裏的運輸管理局對輕軌的治安管理比紐約有效多了。
就在那個時候，一切變得越來越糟。我剛從塔拉哈西參加完我兄弟的葬禮回來，又及時奔去看望另一個兄弟——已經奄奄一息的西蒙，結果那天竟然是他生命的終點。他對我說：“你穿的襯衫很漂亮，奇克——很有檔次，紅灰條紋相間。”
我倆一起坐在藤條沙發上。他的麵孔被癌症折磨得消瘦不堪，可依然不失往日那幽默風趣的無畏神情。
“可我聽說你想買一輛柴油奔馳車。我勸你別買。”他說，“這種車麻煩不斷，一點兒用都沒有。”他已是彌留之際，或是焦躁不安，全身都在顫抖。現在，他已奄奄垂絕，所以我答應他不買柴油車了。我們兩人默默無語，相視而坐。良久之後，他說，他想爬回**去。他已是氣若遊絲，無力挪動。曾幾何時，他可是一名球類運動員，雙腿結實強健。可現在，肌肉全部萎縮了。我在他後麵看著他，想想是不是要幫他一把。他已無力心隨所願了。然後，他轉回頭，對著我，眼珠向上翻著——眼神空空如也，眼珠發白，沒有一絲生氣。隻聽護士大叫一聲：“他要離開我們了。”
西蒙提高嗓門說：“不要激動嘛。”
他碰到妻子和孩子們意見不一或開始爭吵時，就常說這句話。他在家中的作用，就是不讓事情失控。他沒意識到，他的眼珠子已經翻到頭頂上去了。不過，我以前見過這種臨終的情景，知道他正在駕鶴而去——護士說得沒錯。
就在同一周，我參加完西蒙的葬禮，再過幾天也就是我的生日，我大喊大叫，氣憤不已，腳踹薇拉的衛生間門。這時，我想起兄弟說的遇事要冷靜，這幾乎就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所以，我離家出去了。晚上回來時，我發現薇拉給我留了一張便條，說她到葉蓮娜家睡了，這是另一個巴爾幹裔法國女人。
第二天晚上我再回家時，我發現家裏到處都是彩色的圓形大膠貼——我的東西標記的都是綠色，她的是橙紅色。公寓裏那麽多大圓點，看得我頭暈目眩。這些顏色都怪怪的，很誇張、很惡心。膠貼是裝在盒子裏送來的，盒子上明明寫著顏色是“淺淡色”。這些膠貼營造了一種暴風雪的效果——“是我的和你的暴風雪”，我這樣對拉維爾斯坦說。
我搬進新的公寓後，拉維爾斯坦教的一幫學生，過來幫我開箱拆包。羅莎蒙德也在其中。很自然，她對我收藏的那些書籍很感興趣。搬家公司的箱子裏裝得全是書，比如我大學裏讀的華茲華斯的詩歌，我在莎士比亞書店裏買的《尤利西斯》。巴黎排字工人在排版喬伊斯的這本小說時，弄出了許多匪夷所思的錯誤——不是“撫摸我們吧，帕狄。上帝啊，我多麽渴望”，而是排成了“強暴我們吧”，摩莉說。這一切都是樓下大街上兩條狗在**惹的禍。“生命就是這樣開始的。”利奧波德·布盧姆心裏想。這一天，他讓摩莉懷上了他們的兒子，可孩子沒能活多久。生命之牆的每一麵，像貼瓷磚一樣，都貼滿了事實，你不可能將個個都解釋清楚，隻會注意那些惹人注目的。譬如，薇拉給所有東西貼上淺綠色和橙紅色膠貼時，她臉上必定會有某種表情。看著它們，會讓你失聲尖叫，奪門而逃。因此，幹嗎要娶這種女人呢？作為一個妻子，她幹的最後一件事，竟是粘貼沒有成千也有數百的標簽。同樣，摩莉為什麽要嫁給利奧波德·布盧姆？她的回答是“他和別人相比也不差呀”。
薇拉的上唇緊巴巴的。我總愛格外關注她的這個特征。要是有什麽專橫的傾向，它就會自行表露出來。我查看照片時，習慣將五官分開來看。這個額頭告訴了你什麽，或是那雙眼睛這樣看是什麽意思，抑或那個小胡子有什麽含義？二十世紀最經典的獨裁者希特勒，蓄的胡子就截然不同。希特勒的嘴唇，回想起來，是極其招眼的。有件事讓人很好奇：薇拉吻你時，她的嘴唇會刺痛你。
她有辦法引導你，向你展示如何做個男子漢。這種本領在女人中十分普遍，超乎你的想象。不是她腦子裏裝著過去喜歡的舊愛，就是她要遵守自己的男性選擇標準，即榮格式的、男子漢氣質十足的男人，這是她挑選男性的特別意向，或者說是她與生俱來的對男性的幻覺——當然，這是無意識的。
拉維爾斯坦對這種東西才沒耐心呢。他說：“這種榮格式的男人形象直接來自拉杜·格利萊斯庫。薇拉是格利萊斯庫夫婦極為親密的朋友。你們以前隔一周就要和他們聚餐一次。當然，你是個作家，需要見各種各樣的人。”拉維爾斯坦說，“隻有你這樣位置的人，這麽做才是自然合理的。體育界和電影界人士、音樂家、商品經紀人，還有罪犯，他們都是你的麵包、黃油、肉和土豆。”
“那麽我為何不該同格利萊斯庫及其太太聚餐呢？”
“絲毫不反對呀，隻要你別忽略那些事實。”
“什麽事實，關於他們的？”
“格利萊斯庫在利用你。他以前在自己的國家是個法西斯。他現在需要忘掉這一切。這個人是個希特勒的追隨者。”
“噢，是吧……”
“他從未否認自己參加過鐵衛團是吧？”
“從未提過這個話題。”
“你竟然沒有提過這個話題。你還記得布加勒斯特大屠殺嗎？他們在屠宰場裏用掛肉的鉤子，把人活活地吊起來屠殺他們——活活地剝皮。”
人們很少聽到拉維爾斯坦提起這種事情。他時常會引用黑格爾的名言名句暢談“曆史”，興致勃勃地推薦大家閱讀《曆史哲學》的部分章節。和他交談，幾乎沒有談起令人壓抑的“詳情細節”。“你知道格利萊斯庫是鐵衛團創始人內伊·約內斯庫的追隨者嗎？這事他從沒提過？”
“他確實經常提，不過大多時候他提的是自己在印度的時光，以及如何師從一位瑜伽大師學習瑜伽。”
“這個迷人的東方經曆是他杜撰出來的。你待人太寬厚了，奇克，這也不完全是什麽天真。你知道他是在造假騙人。你們之間有個心照不宣的協定……非得要我抖出來嗎？”
“他們在利用你掩護自己。”拉維爾斯坦說，“你真不該和這些仇視猶太人的家夥這麽熱乎。不過，他們是薇拉的朋友，所以你在他們麵前很賣力，並且格利萊斯庫要什麽，你就給什麽。他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名羅馬尼亞的民族主義者，對猶太人十分殘暴。他不是雅利安人——不是的，他是達契亞人。”
這些我都知道，而且十分清楚。我還注意到，格利萊斯庫同C.G.榮格過往甚密。榮格自認為是雅利安人的某種救世主。但是，人們對這些巴爾幹半島的飽學之士又能怎樣呢？他們可是興趣廣泛、才華橫溢——不僅是科學家和哲學家，而且還是曆史學家和詩人；他們研究梵語和泰米爾語，到索邦神學院作學術報告，講解神話；要是細問下去，他們還能告訴你他們“略知”的一些人，跟你講這些人在仇視猶太人的準軍事組織鐵衛團裏的情況。
事實上，我很喜歡觀察格利萊斯庫。他有許許多多下意識的習慣性動作，比如抽煙時坐立不安，一會兒掏煙鬥，一會兒又裝煙鬥，再不就用鐵絲通條捅捅煙杆，或是清理煙鬥裏黑炭似的煙垢。他身材不高，光頭禿頂，但後腦勺蓄著長發，一直伸到衣領處。頭皮無遮無擋，形如河灣，上麵經脈暴起，看上去像是經脈充血，與拉維爾斯坦的禿頂——病態的、橢圓形的、甜瓜似的——大相徑庭。格利萊斯庫在用毛蟲似的煙鬥通條不停地折騰時，還繼續清晰地講解一些深奧的話題什麽的。他眉毛濃密，一張寬臉時刻準備著和別人交流思想。可是，又沒有交流，因為他中斷了，一心在思考某個神話或曆史話題，而關於這個話題，你也沒什麽可告訴他的。我毫不介意。我不願意承擔必須將交談進行下去的責任。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專業知識的領域，就像一塊草坪，別人為你不斷地澆灌，為你保持一片綠色，這是多麽賞心悅目的一件事。有時，拉杜會談起西伯利亞的薩滿教，或者澳大利亞最初的婚姻習俗。人們認為你是來聆聽拉杜的談話，或是向他取經學習的。格利萊斯庫夫人據此想法，甚至在客廳裏安排好了座椅板凳。“這就是他如何控製談話話題，繞開他那段法西斯主義的經曆的。”拉維爾斯坦說，“然而，他寫的關於猶太人的梅毒傳染了巴爾幹半島的偉大文明，這些都有案可查。”
格利萊斯庫太太過得一直都不大好。從臉上皺紋來看，她有六十多歲了，盡管這個年紀讓她悶悶不樂，可她依舊對男人要求很高——一本活的禮儀手冊。她對丈夫參加鐵衛團的曆史了解多少，這根本猜不出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德國人已經占領了法國、波蘭、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這期間，格利萊斯庫成為倫敦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後來在薩拉查[46]的獨裁統治下，他又在裏斯本嶄露鋒芒。
但是，到現在為止，格利萊斯庫的世紀中葉的政治已經死亡，被埋葬了。薇拉和我與格利萊斯庫夫婦一起到飯店吃飯時，談話的內容不再是戰爭和政治，而是古代曆史或者神話學。這位教授外麵穿著晚禮服，裏麵是一件白色高領真絲襯衫。他挪開椅子讓女士們入座，替女士們別上胸花。他的手抖個不停，對香檳酒異常講究。“他掏出一大卷五十元鈔票，用現金付了賬單。他沒有用信用卡。”
“我沒看到他到銀行取錢嘛。”拉維爾斯坦說。
“也許他是派秘書去兌現支票的。不管怎麽說，他是用幹幹淨淨、沒有一絲褶皺的現鈔付的款。他甚至連點都沒點一下，就丟下一遝綠油油的鈔票，做了個‘都拿去’的手勢。隨後，他急忙跑到餐桌對麵，為妻子點上香煙。一副彬彬有禮、畢恭畢敬、常年從花店訂購玫瑰、吻手和鞠躬的樣子。”
“全是法國做派，美國人的標準就不一樣了。更何況，你還是一個猶太人。就神話而言，猶太人最好要懂得自己的地位。他們幹嗎要和神話扯到一起呢？因為神話把他們給妖魔化了。猶太人的神話同陰謀論有關係，比如《猶太賢士議定書》。而且，你的那個拉杜寫過有關神話的書，寫過很多，不計其數。總而言之，奇克，你想要從神話學裏要什麽？你是不是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輕輕地拍拍你，告訴你說，你現在已經變成了一位錫安山[47]長老？經常想想吧，想想那些吊在肉鉤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