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蘇格拉底沒有信仰神，還唆使年輕人墮落？蘇格拉底審判案——公元前399年，雅典
雅克·路易·大衛：《蘇格拉底之死》
（La Mort de Socrates，1787）
時間與法庭
公元前399年，雅典陪審員法庭
案件當事人
蘇格拉底（Socrates）
審判焦點
蘇格拉底沒有信仰神，還唆使年輕人走向墮落？
審判結果
有罪，死刑
曆史質問
對與錯是根據個人的理性標準來判斷的，還是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或共同體的權威來判斷的？
蘇格拉底是否說過“惡法也是法”？
蘇格拉底以“認識你自己”“惡法也是法”兩句名言成為雅典婦孺皆知的哲學家。第一道命題在倫理學和社會學上沒什麽問題，所以並沒有產生什麽爭論（這句話被刻在德爾斐神殿的大門上，而且不是蘇格拉底第一次說的）。可第二道命題卻因在社會學（道德、法律、政治）和哲學上有一定的問題，從而在學術界引起了爭論。蘇格拉底到底是不是真的認為或者說過“惡法也是法”，我們先簡單地觀察一下國內[1]學術界的爭論狀況。對這道命題最早提出質問的是權昌殷、薑正仁教授。據他們透露，直到20世紀90年代，很多道德學、哲學教科書裏記載著如下的內容：
蘇格拉底以肆意瀆神罪和唆使年輕人墮落罪被判處死刑後，曾經有人勸說監獄裏的蘇格拉底亡命國外，可他始終堅持“惡法也是法，既然是法就不能違背”的信念，最後欣然喝下了毒藥。[1]
1993年，兩位教授在各自的文章裏詳細分析柏拉圖的著作《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克裏同》之後做出結論：蘇格拉底並沒有說過那樣的話，也沒有因為那句話就喝下毒藥，而是為了堅持自己的哲學主張才選擇死亡的。換句話說，那是過去權威主義政權為了強調守法精神而炮製的言論。很多紙刊上介紹了兩位教授的主張，後來李正浩、金柱日、樸東千等教授也先後發表了支持他們主張的文章。
在學術界提出這樣的觀點且沒有多少反對聲音的情況下，2002年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向韓國教育部部長呼籲，有關蘇格拉底的故事有可能對人權尊重意識的形成產生負麵影響，因此有必要適當修訂小學教科書裏有可能對人權侵害合理化或者造成偏見的一些內容。2004年韓國憲法法院指出，過去的儒臣和權威主義政權出於維護共同體利益的目的強調了犧牲個人基本權利的主張，從而在強化守法教育的過程中濫用“蘇格拉底逸事”，為此憲法法院要求用實質性的法治主義討論資料來修訂教科書的一些內容。
2007年開始發行的教科書裏已經刪除了“蘇格拉底逸事”，也沒有過多地記述有關守法精神方麵的內容。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憲法法院全麵認可教授們的主張，他們不提誰對誰錯，隻是認為將“蘇格拉底逸事”編入教科書對民主主義國家的法治主義和人權意識有所不適而已。換句話說，他們采取的是模棱兩可的曖昧態度。
對此，崔鳳哲教授反駁道，蘇格拉底認為惡法也是法，但同時他又認為當惡法給他人造成傷害時，可以不遵守惡法。然而到頭來惡法竟給他自己帶來傷害，蘇格拉底在無奈之下隻能接受罷了。金尚敦教授主張，“蘇格拉底逸事”展現了對惡法的抵抗與守法的高尚之間的對立關係，因此作為守法精神的典型案例理應在教科書裏活用。這些都是專業性極強的觀點，而且不是通過爭論得出的觀點，因此一般人很難理解。這裏我想通過對蘇格拉底案審判過程的反複研究，談一談我的個人所見。事實上因沒有對審判過程的正規記錄，我隻能在審判結束後柏拉圖為自己的老師所撰寫的《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其他對話錄中尋找一些依據。
雅典民主主義的成長與斯巴達戰爭的失敗
忒修斯在希臘東南方地區建立的城邦（Polis）——雅典——最初以君主政體的形式出現，後來隨著貴族掌握實權便逐步改換成貴族政權。通過海上貿易致富的商人和手工業者們對貴族政權極為不滿，於是推舉梭倫為首席執政官，要求實施公民大會主導下調整貴族和平民權利的政策。梭倫雖然實行了多項改革措施，但因雙方都不滿意，隻好退出了首席執政官位置。後來僭主庇西特拉圖通過武力奪取政權，實施了救濟貧民、發展經濟的一係列政策。他死後，雅典經曆了貴族之間爭奪權力的混亂局麵。到了公元前6世紀末，克利斯提尼實施了陪審員製度、五百人議事會製度、給公選公職人員發放津貼製度、驅逐有可能成為獨裁者的人物的陶片放逐製等有利於擴大平民權限的製度，從而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激進的直接民主。
在體現人民意誌的民主政治（demokratia）製度下，18歲以上的男性自由公民可以在公民大會參與並決定對共同體產生重要影響的事項。他們把參與陪審員審判當作最高權限。在古雅典沒有專門負責控告的機關，凡是市民都可以成為控告人。負責審判的陪審員都是通過公選產生的，他們在認真聽取控告人和被控告人的陳述之後作出判斷。
公元前490年，發生了東方大帝國波斯入侵希臘城邦國家的波斯戰爭。通過馬拉鬆戰役和薩拉米斯海戰，雅典與其他城邦國家聯手將戰爭引向了勝利，其中重武裝步兵和由帆船舵手組成的海軍立下了汗馬功勞。由此雅典急速發展成最大、最強的城邦國家，市民的權限也進一步擴大了。公元前479年，波斯大軍被希臘聯軍打敗，從那個時候起，大約在半個世紀的時間內，雅典將殖民地擴展到小亞細亞，以民主政體帝國的姿態享有了最高的榮譽和權力。除了競爭對手斯巴達以外，雅典與眾多城邦國家聯合起來，結成提洛同盟，以強大的海軍力量和繁榮的貿易積蓄財富。作為同盟的盟主，雅典還介入兄弟城邦的政治，顛覆那裏的寡頭政治，幫助他們實施民主政治。此間他們還在雅典衛城構築了眾多建築物。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裏庇得斯三大悲劇作家和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曆史學家非常活躍，蘇格拉底也作為街頭遊說的哲學家活躍在雅典集市上。
公元前443年，雅典民主政治的最高領導者伯裏克利正式登場，從此雅典確立了民主製度，在經濟、文化等方麵迎來了鼎盛期，在公民大會權限得到強化的同時國力也有了巨大的提升。然而雅典帝國的輝煌並沒有持續多久，隨著斯巴達與南希臘城邦國家結成伯羅奔尼撒同盟，從公元前431年起，實施民主政治的雅典和實施寡頭政治的斯巴達之間爆發了長達27年之久的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戰爭中，伯裏克利不幸犧牲，接替他的領導者不過是個沒有責任感的鼓動家，根本沒有能力指揮國民參加戰爭。到了公元前404年，戰爭以雅典的投降而宣告結束。戰爭結束後，雅典因長時間的戰亂和傳染病人口銳減，因戰爭費用和戰後賠款等問題財政幾近崩潰，再加上圍繞戰爭追責和國家運行問題政權內部意見不統一，雅典社會陷入極其混亂的局麵。
公元前404年，在斯巴達的唆使下，雅典的富裕階層和貴族階層發動政變，成立了“三十人寡頭政權”。他們極力抨擊雅典的民主主義，讚揚斯巴達，掌權那天起就實施了掠奪市民和外國人的財產、處死包括民主派領導人在內的1500人、將參政權隻給3000名富裕市民等恐怖主義政治。對此，已經經曆過民主主義的市民們奮起抵抗獨裁和恐怖政治，民主派市民們還組成軍隊欲與寡頭派決一死戰。然而兩派經過8個月的協商最終達成妥協，即國家恢複民主政體，對市民除了直接殺害反對派的行為以外不再追究其過去的政治行為（赦免）。雅典恢複民主主義時代，市民也過上了往日的和平生活。盡管如此，內部糾紛和暴力事件給市民留下深深的創傷。在這樣的情況下，蘇格拉底被市民審判，最終被處以死刑。
對蘇格拉底的控告，審判的開始
公元前399年5月的一天早晨，70歲的蘇格拉底被推上設置在集市（Agora）上的雅典陪審員法庭，開始受審。蘇格拉底的父親是石匠，母親是助產婆，蘇格拉底年輕的時候也與別的市民一樣在評議會工作過一年，也曾作為重武裝步兵參加過三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並獲得過勇士獎。
然而從40多歲開始，蘇格拉底走上了與眾不同的路。他整天在雅典的市場和馬路上走街串巷，見人就提出與實際生活沒有什麽關聯的“什麽是道德，什麽是正直美好的人生”等問題。蘇格拉底說自己對這些問題不太清楚（無知之知），所以向對方討教。他以這種方式向那些誤認為自己什麽都懂的人不斷提出質問，從而引出他們的想法（對話法或產婆術）。蘇格拉底試圖通過這種形式引導人們走向倫理上、道德上正確的人生路（知行合一）。很多人一開始覺得蘇格拉底的這種提問非常愚蠢、老套，可在反複的對話中，他們不知不覺反省或回想自己走過來的人生路。包括年輕人在內的一些人拜蘇格拉底為師向他求教，但也有不少身居社會領導層的人對此很不快，甚至覺得有辱於自己的地位和名譽，並開始敵視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對自己的年輕弟子們強調，對傳統的宗教信仰和傳統人生價值觀也要敢於提出疑問，並自我做出理性分析和理性判斷。
若在和平時期，對這種具有批判性和負麵性的思維方式可以有所寬容，然而當時的雅典形勢是因斯巴達戰爭的失敗國內政局混亂不堪，整個社會處於動**不安的嚴峻時期。有些人還認為蘇格拉底在“三十人寡頭政權”恐怖政治時期並沒有受到多少迫害，還有他的不少弟子曾參與過當時的恐怖政權，由此人們懷疑蘇格拉底對雅典民主政體的忠誠心。治理混亂、撥亂反正往往需要一個替罪羊，世界史上著名的“蘇格拉底審判案”由此拉開了序幕。
圖1 蘇格拉底的弟子們也許是混亂時代的產物，蘇格拉底以褻瀆神靈罪和唆使年輕人墮落罪獲得了死刑判決。尼古拉斯：《給伯裏克利說教的蘇格拉底》（1780）
詩人梅雷圖斯（Meletus）、雄辯家盧孔（Lycon）、民主派政治家阿尼圖斯（Anytus）三人以“不信仰國家信仰的神而信仰新的神”“唆使年輕人墮落”等嫌疑控告蘇格拉底，要求法庭審判蘇格拉底。當時雅典法律到底都有哪些條目我們無從知曉，而這個“不信仰神”罪現在隻能推斷為褻瀆神靈罪和大不敬之罪。這是個很模糊的罪名，其適用範圍也應該是非常廣泛的。
根據至今流傳的希臘神話，古雅典人一開始堅信包括宙斯在內的奧林匹斯諸神左右所有人的命運，可隨著貿易和人際交流的發展，人們逐漸與外部世界接觸，在此過程中他們的傳統宗教信仰漸漸淡薄，探索自然（自然哲學家）、探討人類社會秩序、說教他人（詭辯家）的思潮漸漸興盛起來了。蘇格拉底也在年輕的時候又是學自然，又是說教他人，等等，與那些詭辯家沒什麽兩樣。唯一不同的是，蘇格拉底從年輕的時候就說自己能夠聽到“精靈”（Daimom）的教導，並以此引導人們從內心選擇正確的人生，做正確的事情，抵製不良行為。用現在的觀念來分析，應該說這是蘇格拉底出自良心的勸告。雅典人認為，有一種人類所不知的超自然力或超自然靈魂在左右蘇格拉底的思想。事實上他的弟子們確實為他的說教所迷惑，顯現出輕蔑或懷疑傳統信仰的跡象。他的弟子阿爾基比亞迪斯甚至說雅典的年輕人被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深深迷惑，就像“被毒蛇咬而無可治愈”一樣，達到不能自拔的境地。在控告人看來，蘇格拉底是拒絕傳統神靈的人、大逆不道的人、誤導年輕人走向墮落從而敗壞社會風氣的人。
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是在由抽簽選出的500名陪審員組成的法庭上進行的，這些陪審員都是鞋匠、木匠、鐵匠、農夫、商人等不同領域的普通市民。法庭既沒有指導陪審團的法官，也沒有對他們的意見產生影響力的檢察官和律師。陪審團在聽完控告人和被控告人的陳述之後（此次審判也沒有證人），當天就做出了結論。陪審團以雙方平時的人品和口碑作為重要的判斷依據，而控告人和被控告人則以說服力極強的口才攻擊對方或為自己辯解。陪審團有時還複讀別人擬好的文章，可蘇格拉底卻拒絕友人的幫助，僅憑自己的理性和口才做了自我辯解。當時沒有上級法院推翻以超過半數讚成的簡單方法推定是否有罪的陪審團的決定，也沒人向法庭判決提出異議。隻要陪審團宣告有罪後要求雙方列出適用的刑罰，再從列出的刑罰中選擇一項判決即可。
《蘇格拉底的申辯》裏隻介紹了被控告人蘇格拉底的申辯內容，並沒有敘述此前的法律程序。現在推測，有可能是行政官將控告狀和在預備聽證會上作的蘇格拉底的陳述內容向旁聽者念誦之後，分別給控告人和被控告人各三個小時的陳述時間和辯解時間。《蘇格拉底的申辯》由三部分構成：針對有罪判決之前的控告理由和對控告的第一次辯論；針對有罪判決之後處以哪種刑罰的第二次辯論；針對死刑判決之後被控告人感受的辯論。
第一次辯論
雅典市民們，因控告我的人，我不知道你們都經曆了哪些事情。其實因為控告我的人，現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麽人。這說明他們的控告詞具有非常強大的說服力。可麵對案情的真相，我敢說他們等於什麽也沒說。[2]
開場白之後，蘇格拉底向陪審團請求諒解，自己不會有條有理地進行辯解，而是像平時在街頭演講一樣想到什麽說什麽。蘇格拉底對控告人控告自己的原因推測道：“蘇格拉底不信神，成天琢磨天上的東西、地下的石塊。他具有極力宣揚依據不充分的邏輯的智慧，誤導年輕人提出各種疑問從而使他們失去虔誠之心以致墮落。”蘇格拉底的這個推測說明當時雅典人都在誤解蘇格拉底的言行從而對其持有偏見，即他們認為蘇格拉底的言論隻不過是無神論者的思想加詭辯論者的言論而已。蘇格拉底覺得這就是對判決產生影響的重點，於是先發製人地進行了反駁。
蘇格拉底強調，陪審員們應該知道自己這一生根本就沒有做過什麽自然哲學探索，也沒有宣揚過依據不充分的邏輯。他還具體說明了作為偏見的禍根——詭辯論者的言論與自己的舉止談吐根本不一致的事實。他極力反駁道，自己給人家說教從來沒有收過錢，自己也根本不具備像詭辯論者那樣值得炫耀的高深知識，在這一點上自己與詭辯論者完全不同。蘇格拉底說自己受到人們的非議隻是因為自己與自然哲學家和詭辯論者不同，具備了人類的智慧。至於這是什麽樣的智慧，他說自己也說不清楚。對於蒙受非議的理由，蘇格拉底複述了德爾斐神殿一個女祭司向自己的友人說抽簽抽得一個神諭的故事，那個神諭上寫著“世上沒有比蘇格拉底更智慧的人”。聽到這個故事，蘇格拉底與政治家、詩人、工匠等人談論了那句神諭，他們都表示現在才知道自己一直不明白什麽是真正美好的東西。隨著自己無知的暴露，他們感到羞恥、憤怒，以致喚起了他們控告蘇格拉底的想法。這裏我們先聽一聽蘇格拉底對那個“神諭”內容的解釋：
圖2 城邦國家雅典：這裏既有古建築群雅典衛城，也有商業活動繁忙的集市。哲學家和市民一般聚集在這個集市討論政治及社會問題。這裏當然少不了蘇格拉底的身影。
圖3 抽簽神諭的場所：德爾斐是供奉智慧與預言之神阿波羅的神殿，也是神聖的抽簽神諭的場所。入口處刻有兩條箴言“認識你自己”“有所為，有所不為”。
市民們，事實上真正具備智慧的就是神，我覺得這句神諭的意思是人類的智慧幾乎或者根本沒有什麽價值。我覺得神隻是借用蘇格拉底的名字說說人類的無知罷了。就是說把我的名字當成一個例子說說罷了。這句神諭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句話：“世上的人們，你們當中如果有一個人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在智慧方麵是毫無價值的人，那麽他就是最智慧的人。”[3]
蘇格拉底解釋了人們對自己的誤解和偏見以後，又對控告理由做了反駁。這一部分在梅雷圖斯的對話中有記載，且爭議較多，因此簡單歸納一下。第一，關於國家信仰的神的問題。說蘇格拉底既是無神論者又是信仰新的神的人，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話題。蘇格拉底不主張“太陽是石，月亮是土”的無神論，他本身也堅信神的存在，而且在更高的層麵上堅信神的存在。第二，關於新的神的問題。蘇格拉底從內心深處聆聽精靈引導我們走向正確的人生路的聲音，這是來自神的精靈的神諭。別人也從德爾斐神殿抽取神諭，堅信神的子孫——精靈，在這一點上蘇格拉底與他們沒有什麽兩樣，因此他並不是信仰新的神的人。第三，關於唆使年輕人墮落的問題。就像馴馬隻有具備馴馬資格的人去做一樣，教育年輕人也必須由具備教育資格的人去做。蘇格拉底在年輕人中間生活，的確年輕人很容易學壞，可他沒有理由唆使他們學壞或者墮落下去，更沒有一個弟子說因為蘇格拉底的說教而墮落了。接著，蘇格拉底又做了“為自己生涯的辯論”：
如果有人問我：“蘇格拉底先生，您現在還不為把自己送上不歸之路的事情感到羞恥嗎？”我將對那個人做出如下正義的回答：“先生，您問的這句話才讓我感到羞恥。但凡有一點社會價值的人，在做某一件事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義的，是不是有益於他人或有害於他人的。可與此相反的人卻往往先考慮生與死的問題。您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恰恰說明您正是屬於後者的那種人。”[4]
我在街頭遊說不是為了別的，首先是為了照看在座的年輕人或年長人的靈魂（讓他們的靈魂升華到最高境界），然後是說服他們不要把肉體和金錢看得太重。我經常勸告他們：“並不是有錢就有德，而是有德才有錢，有德才能得到對人類有益的所有東西，不管是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如果說我的這句話使年輕人走上歧途，那麽我的這句話就算是有害的了。[5]
蘇格拉底還把自己比喻成牛虻（長相類似蒼蠅的昆蟲），大塊頭純種血統的馬一般都是又懶又笨的，因此需要牛虻蟄一下。同樣，既然自己是神為了保護雅典而派下來的，因此絕不停止對雅典市民的說教和批評教育。
在第一次辯論中，蘇格拉底在極力申辯自己無罪的同時著重強調了自己的哲學原則和人生觀的正當性。他說，他是神派下來保護雅典的，他們判他死刑完全是出於忌妒。陪審團判他死刑，其實是在害他們自己。他不會跪求免除死刑，相反他會極力指教、說服審判官的。然而，蘇格拉底的這些言論反而激起了陪審團的憤怒與仇恨。法庭上擺放了兩口青銅缸，用來決定有罪與否。辯論結束後，陪審團向其中的一口青銅缸裏投入了一枚青銅圓盤。最後投票數為有罪票280張，無罪票220張，有罪票多於無罪票。蘇格拉底最終成了犯下不敬罪的罪人。
第二次、第三次辯論
法庭宣告罪名成立之後，梅雷圖斯請求法庭給蘇格拉底下達死刑判決。當時有個慣例，罪犯可以提出離開祖國流亡國外的請求，如果沒有特殊情況，陪審團往往接受罪犯的流亡請求。然而在第二次辯論中，蘇格拉底的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蘇格拉底說自己這一生忙於說教別人根本沒有閑暇時間受到過貴賓待遇，因此理應像奧運冠軍那樣在迎賓館吃一頓飯，這才是最公平的刑罰。本應要求寬大處理的罪犯反而要求獎賞一頓飯，蘇格拉底也覺得自己說得有些過分，於是改口說自己沒有理由被判刑蹲監獄，因驅逐出境而背井離鄉到處流浪也不可取，最後提出自己可以繳納一定量的罰金。他的傲慢態度對陪審員來說簡直是一種戲弄。在結束辯論之前，蘇格拉底再次強調了作為一個人應該怎麽生活的問題：
我天天與人們談論道德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比如如何反省自己、警醒他人的一些話題），我覺得這才是人類所享受的最美好的人生。如果我說沒有反省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人生，你們會更加不信任我的。可事實上人類就應該按我的這一主張生活下去。隻是很難說服而已。[6]
票數是360∶140，陪審員們最終還是接受了控告人的將蘇格拉底處以死刑的提案。審判進行了約10個鍾頭後當天宣告結束。事已至此，對別的罪犯來說已經沒有什麽機會，可也許是考慮到蘇格拉底的名聲，法庭最後還是給了他一個向陪審團提出質問的機會。蘇格拉底依次對投下死刑票的人和投下無罪票的人說：
如果你們殺一個人就覺得能夠阻止人們對你們不義行為的譴責，恰好說明你們的人生是一個很不光彩的人生，你們的心理也是非常陰暗的。你們不可能從這種陰暗中解脫出來，即使解脫出來了也是很不光彩的。相反，對人寬諒、對己嚴格的人，就沒有什麽陰暗心理，對這些人來說解脫也是一種美好的事情。[7]
如果說死亡就像沒有任何知覺的睡眠一樣，也就是說如同連一場夢都沒有的睡眠，那麽死亡可以說是一次意料不到的收益。由此看來整個人生再長也不過是一個夜晚的時間。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死亡等於從這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去生活，即遷移到全部死亡的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審判官先生們，如果這是真的，世上還有什麽比這更好的事情呢？審判官先生們，你們必須尋找一個良好的死亡機會，還要留意如下的一個真實，即一個好人不管他活著還是死亡不會有任何壞的結果。對他們，神不能不關照。[8]
蘇格拉底最後再說一遍人的命運，走向了監獄：
哦，已經到了離開這裏的時間。我走向死亡，你們走向生活。我們雙方到底哪一方走向更美好的地方，除了神以外誰都不知道。[9]
與克力同的對話
為頌揚建國者忒修斯，對蘇格拉底的死刑執行推遲到派往德洛斯島阿波羅神的祭司回來為止。在祭司回來前夕，蘇格拉底小時候的朋友克力同來找他，誠心勸告他越獄。可蘇格拉底向他耐心解釋了自己不能越獄的理由，《克力同》中記載著全部的對話內容。
克力同勸說蘇格拉底道：“哪怕采取不正當的方法也要越獄，能越獄卻坐以待斃的是膽小鬼，一個真正勇敢的好男人，哪怕為了回報勸說越獄的親友的一片好心也應該堅強地活下去，養育子女，教育子女，與他們同甘共苦。”對此，蘇格拉底強調了自己一貫的人生態度。人活著固然重要，而過一種堂堂正正的日子更重要。任何時候故意做出不正當的行為都是不正義的事情，哪怕對方以不當的行為來加害自己，也不能因此以不正當的行為來報複對方。一旦同意某一件事情是正確的，那麽我們就一定遵守下去。如果自己現在越獄，就等於是加害於人，是不正義的行為。克力同表示無法理解，於是蘇格拉底便將國法和國家擬人化，以想象性的自問自答的對話方式給他作了說明，而這一部分正是與“蘇格拉底到底說沒說惡法也是法？”的質問有關聯的部分。這裏先介紹一下李正浩教授撰寫的一篇論文：
·越獄是以個人的意誌將判決的約束性肆意無效化的行為，因此實際上是破壞國法和國體的行為。
·越獄是違背個人與國法之間協議的行為。
·國法是養育和教育蘇格拉底自身及其祖上的父母一樣的存在，甚至是比父母和祖上更高的存在，而蘇格拉底則是國法的子女或奴隸般的存在，因此違背國法是比抗拒父母的意誌更不正義的行為。
·任何時候都有離開的自由，可看完審判和國事的處理結果仍沒有離開，說明他已經同意遵循國家的命令。
·既可以接受國家的處分，如有不服也可以說服國家，二者當中可以選擇一個。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選擇越獄，那麽對蘇格拉底這樣一個對個人與國家的協議比性命更重視的人來說，無疑是犯下一生最大的罪過。
·審判過程中曾判過驅逐刑給他免死機會，他當時拒絕了，可到現在卻要越獄，這是違背與國法之間協議的奴隸般卑賤的行為。
·與國法之間的協議是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而且蘇格拉底本身又是個非常喜歡和看好國法的人，這樣一個人麵對死亡卻違背國法，顯然是自相矛盾的笑話。
·蘇格拉底若是逃跑了，不用說給朋友們添麻煩，在國外也會因破壞法律罪而受到指責。
·蘇格拉底若是逃跑了，反而證明審判官的判決是正當合理的。
·蘇格拉底若是逃跑了，與他平生給弟子們講的道德與正義以及法律是人間最珍貴的東西的說教相互矛盾，往後也不能繼續說教他人，對子女的養育也毫無益處。
·蘇格拉底接受死亡，算是以死亡來澄清自己是因別人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的罪名而死亡的冤情，可如果越獄，就是對誹謗和迫害自己的人的報複，是對協議的背棄，也是有辱於國家和朋友的行為。因此，越獄是非正義的，從而克力同的懇求也是不正當的。[10]
審判結束約一個月後的公元前399年6月，蘇格拉底在牢房裏送走家屬之後，在親友和弟子們麵前喝下毒芹汁結束了生命。柏拉圖的對話錄《斐多篇》詳細記載了蘇格拉底最後一天從早到晚的所有經過。蘇格拉底對弟子們講完死亡和靈魂的不滅性以後，到隔壁洗澡間洗澡，洗完澡回到原來的牢房安慰大聲痛哭的眾弟子之後毅然喝下毒藥。當他感知藥性已經發作，便掀開蓋在臉上的白布說出了最後一句話：
克力同，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2]一隻雞，別忘了代我償還。[11]
在曆史的法庭上
雅典善良的市民蘇格拉底為什麽會被人控告以致處以死刑呢？現在想來，蘇格拉底對人們喋喋不休的有關道德和人生的說教，在一些人心目當中不僅沒有起到自我反省的效果，反而引發了反感和羞辱感。當學會對話法的年輕一代對著大人或長輩刨根問底的時候，那些大人或長輩們有可能心裏一個勁兒地埋怨蘇格拉底，是因為他的說教慣壞了那些年輕人，以致毀掉了這一代人。蘇格拉底傾耳聆聽發自內心的聲音並以此分辨是非，還主張別人也必須這麽做。對此不少人認為他的這一主張使市民在對待神的信仰問題上產生混亂。在此之前，雅典人一直把神看作倫理規範的源泉、形成市民共同體的神聖力量。不是依據普通市民雜七雜八的意見，而應由品德高尚的人以他的智慧來治理這個國家。蘇格拉底的這一主張作為反對雅典民主主義、無視市民權利的思潮，顯然違背了當時的時代潮流。
蘇格拉底的有些弟子們在與斯巴達的戰爭中曾背叛過祖國和參與過“三十人寡頭政權”，這些人對民主派政治人物們來說無疑是轉嫁當時混亂局麵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最好的替罪羊。戰爭結束後雅典恢複安定局麵的時期，市民們需要的不是對他們一直信仰的價值觀和信念進行挑戰的人，而是對這一價值觀和信念給予認可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蘇格拉底不僅沒有低頭認罪，獲取陪審團的同情心，反而一個勁兒地主張自己的正當性，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蘇格拉底是個十分固執己見的人。當初決定有罪與否的表決上有罪票數和無罪票數相差無幾，如果當時蘇格拉底的辯論稍微溫和一點就可以得到無罪判決。結果蘇格拉底的“刨根問底”的哲學思想被陪審團認為是煽動人們不信神、引發社會混亂的思潮，因此得到陪審團的容許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再來看看蘇格拉底審判案是否適法、公正。用現在的觀念來看，審判僅一天就結束，既沒有證人，也不允許上訴，這些現象都是難以理解的，可在當時情況下，這個審判過程並沒有違反雅典法律。“不信仰國家信仰的神，唆使年輕人墮落”，事實上這些嫌疑在一般情況下很難做出有罪推定，蘇格拉底的辯論並沒有過錯。對信仰新的神的嫌疑，盡管蘇格拉底辯解說，那不是新的神，而是來自靈魂深處的良心的聲音，但這種神在傳統意義上是沒有被人們接受過的，因此很難判斷有罪與否。要想申明自己無罪，蘇格拉底應該積極說清自己信仰的神到底是什麽，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去服從的神的命令到底是什麽。然而，即使這樣申辯，以當時的傳統觀念也是很難得到無罪判決的。雅典政權在“維護國家權力、有益於製定政策”的主旨下給了市民在公民大會和集市上自由發言的權利。可陪審團卻認為蘇格拉底的言行與這個權利毫不相關，完全是危害共同體的言行。在雅典曆史上以唆使年輕人墮落罪和不信仰神的罪名被判死刑的，蘇格拉底是第一人。雖然不能說是公正的審判，但因犯罪後果嚴重，不足以用罰金來彌補，因此隻能判死刑。針對雅典民主主義，後世的哲學家對這場審判提出了很多批評，這場審判的第一責任人無疑是陪審團，被告人也從此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圖4 國民參與審判：韓國自2008年1月起實施了陪審員審判製度，在滿20歲以上的國民申請者中任意選定陪審員參與刑事審判。先由他們評定嫌疑人有罪與否，裁定適當的刑罰，然後審判庭參考他們的意見做出判決。電影《委托人》（2011）中國民參與審判的劇照
現在我們探討一下蘇格拉底審判案提出的哲學性的質問，即分辨對錯與是非是根據個人理性標準來判斷的，還是根據多數意見或共同體的權威來判斷的問題。如今的自由民主社會尊重個人的良心和自律性，保障社會的多樣性，這是民主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因此，在道德層麵上由每一個個人根據自律性來判斷對與錯，在共同體政治決策層麵上則遵循民主程序，以多數人的意見來判斷對與錯。可在雅典，人們隻能在國家的框架內從事有益活動，因此共同體的規則成了人們日常遵守的道德標準，而共同體的判斷標準又是根據高度重視國家力量和市民利益的民主政體中多數人的意見而製定的。可蘇格拉底並沒有完全接受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和共同體的權威性見解，而是對其持以懷疑的態度（理性的懷疑主義），認為應該不斷地思考什麽是道德，什麽是美好的生活（道德性個人主義）。他說幫助人們過上這樣的生活才是自己的政治目的。柏拉圖認為老師是因雅典普通市民的無知和忌妒而含冤死去的，由此他主張一個好的國家必須由具備最高智慧和品德的哲學家來治理。在善人和良民之間發生矛盾，個人自由和社會安定之間產生隔閡，當高尚的少數人和普通百姓相互對立的時候，由於蘇格拉底重視的是前者，而雅典人重視的是後者，於是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蘇格拉底是否真的說過“惡法也是法”？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等對話錄裏並沒有出現這句話。有人說《克力同》裏的擬人化國法和國家聲音裏多少含有這句話的意思，可這種觀點很難令人接受。第一，蘇格拉底已經向克力同表示按照哲學原則自己不願意越獄的意圖，可克力同沒有理解他的意思，於是他用普通百姓的傳統觀念作了補充說明。第二，因蘇格拉底本人對爭議焦點的這個問題沒有像平時那樣予以尖銳的批判，因此很難認定這是他的真正想法。第三，蘇格拉底受審的時候說過“哪怕國家命令我拋棄哲學，我也絕不會拋棄”，從這一點上看，蘇格拉底比起國法更重視自己的良心和哲學精神。因此，這句話不符合蘇格拉底一貫的做法和信念。第四，在公元前406年的一場戰爭中，有一批將軍未能拯救一艘被擊沉的軍艦裏的士兵，於是“五百人評議會”對那些將軍作了一次性的審判，當時蘇格拉底堅決反對他們的違法決定。公元前404年，蘇格拉底還曾公然反對為處以死刑將某一個人從某一個地點帶過來的“三十人寡頭政權”僭主不當的指示，他的這些舉動說明他“如果是惡法就不遵循”的想法。即便有“惡法也是法”的理念，蘇格拉底拒絕越獄也不能認為是他心裏有“惡法也是法”的意念，他最後喝下毒藥完全是“任何情況下也不能行惡”“不懂哲學的人生對哲學家來說是毫無意義的”等信念的使然。
據金柱日教授透露，日本統治時期，日本法學哲學教授在課堂上說過一句沒有任何出處的話：“蘇格拉底曾說過惡法也是法。”然而當時的學生們沒有提出什麽異議就接受了這一觀點。筆者反對將“蘇格拉底逸事”作為守法案例寫入小學、中學、高中教科書，因為“蘇格拉底逸事”有可能帶來諸多誤解，再說古雅典和今天的韓國在法律秩序和市民權利等方麵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我們不應把守法教育的重點放在有著眾多爭議的某一哲學家的特殊案例上，而應該放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各種案例上，並讓學生們根據他們的理解能力去思考、去討論。
蘇格拉底審判案長期以來被眾多學者和知識分子研究和深入探討。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興起了反對越南戰爭的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當時圍繞著“表現自由”和“市民不從”兩個觀點發生了廣泛的爭論。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民主政權下的雅典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市民在公民大會、法庭、集市上暢所欲言，隨意表達自己的觀點。保障言論自由，不僅是為了保障市民的權利，更是為了提出多種見解後通過反複的駁斥和論證能準確地製定政策的主要方向。由於這種言論自由是基於維護共同體的存在、維護共同體的利益，因此與此無關的或是反對和批評共同體的主張往往被壓製、被禁止。盡管蘇格拉底自認為自己的主張會把自己的祖國和雅典人引向正確的路子上，可當時因戰敗和內亂而麵臨危機的雅典政權再也沒有給批判傳統價值觀的哲學家以寬容。蘇格拉底要求市民接受批判精神，然而正是這個要求成了禍根，他最終被處以死刑，這不能不說是對雅典民主政權的曆史性的諷刺。“市民不從”與前麵提到的“惡法也是法”有著很大的關聯。很多人認為蘇格拉底踐行了“市民不從”，然而這也需要分析國家體製和社會狀況、政策和法律的不當程度、不從者平時的信念和不從方式等因素。
[1] 韓國國內。
[2] 希臘神話中的醫術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