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公元1000年的世界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並沒有新技術導致區域間旅行的勃興。正如在更早的時代一樣，此時的人們仍主要通過步行，或騎著動物，或乘坐畜力車，在陸地上遷移；靠乘坐獨木舟、帆船或木船橫渡水麵。在公元1000年，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有所增加，因為農產品剩餘導致了人口的增長，使得一些人停止了全職耕作，轉而為市場生產商品，並成為商人。
在公元100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就是現在的中國，它的人口約有1億。縱觀整個曆史，中國人可以占據地球上生活著的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隨著中國商人和船隻與東南亞及南印度的人們進行貿易，宋朝（960—1279）經濟蓬勃發展；而水稻種植也支撐起東南亞及南印度迅速增長的人口。
中東和歐洲糧食種植區的人口雖不像亞洲那麽多，但數量仍然很大。公元751年到大約公元900年，阿拔斯帝國（Abbasid Empire）控製了西起北非、東到中亞的大片領土。
阿拔斯帝國的統一促進了許多農作物在帝國各地的流動。有些作物，如高粱，原產於西非；還有些作物，比如大米，來自印度。而來自伊朗和印度的熱帶植物的種植，則激勵農民在整個夏天進行勞作（這是他們以前從未有過的），這改變了整個阿拔斯帝國範圍內的人民生活。這一變化在阿拔斯帝國哈裏發統治時代的早期，為伊斯蘭世界的腹地帶來了持續的繁榮。
然而，公元900年以後，阿拔斯帝國分裂為幾個地區性王朝，每個王朝都由不同的軍事領袖統治。位於巴格達的哈裏發依然是伊斯蘭共同體名義上的首腦（在前阿拔斯帝國的領土上，各地穆斯林仍舊會在周五的禮拜中提到他），但阿拔斯帝國不再統一。前阿拔斯帝國土地上的人口則繼續增長，在公元1000年時估計達到3500萬至4000萬人。
隨著西歐當地居民采取了意義深遠的農業變革，西歐的人口也有所增加，英國曆史學家R. I. 摩爾（R. I. Moore）稱其為“穀物化”。他們在越來越多的土地上種植了小麥和大麥。在法國北部和英格蘭，耕種者們率先認識到，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年複一年地種植同樣的作物，會降低土地的肥力，於是他們讓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休耕。
公元1000年以後，農民們開始輪作他們的莊稼。蕪菁、苜蓿和穀物的輪作是一種流行的方式，有助於保持土壤的養分。這種做法對提高農產量非常重要，但傳播緩慢（而輪作此時在中國已經廣為人知）。與此同時，其他的發明創新——馬拉犁、水磨、風車和鐵製工具（後者比木製工具更能深入土壤）——也增加了糧食產量。在“穀物化”之前，西歐的大部分土地都沒有被定期耕種；但在“穀物化”之後，這種狀況有了改善。
除了人口的增加，這些變化還促進了歐洲定居社區的興起。在廣泛種植穀物之前，西歐的許多農民都是居無定所的，他們到處遷徙，去耕種土地和飼養牲畜。斯堪的納維亞和東歐的農民也是如此，他們跟隨著飼養的豬、山羊、綿羊、牛和馬等牲畜群而流動。但由於農作物輪作和農業的其他發展，農民開始建造房屋並在村莊定居，這首先發生在法國、英格蘭和德意誌地區，然後發生在東歐和北歐。
歐洲人口幾乎翻了一倍，從公元1000年的不到4000萬，增加到1340年的7500萬（在1347年黑死病暴發之前）。人口的這一增長與中世紀溫暖期相吻合，中世紀溫暖期始於公元1000年，在1100年左右達到頂峰，至1400年結束。由於氣候曆史學家尚不了解是否全世界都出現了變暖的現象，因此他們現在將這一時期稱為“中世紀氣候異常期”。正在進行的研究表明，盡管某些地區（例如歐洲）的溫度升高，但其他地區變得更冷。
歐洲各地的人口分布也發生了變化。南歐和東歐（意大利、西班牙和巴爾幹半島）的人口增加了50%。由於農業技術的提高，西歐和北歐（即今天的法國和德國所在的地區）的人口增長要快得多：那裏的人口猛增了三倍，到1340年，歐洲近一半的人生活在北歐和西歐。
中國人口的遷移與歐洲情況相似，但方向相反：中國人向長江以南的水稻種植區遷移；而歐洲人則向北遷移，遠離地中海，遷往北海。公元742年，中國6000萬人口中的60%生活在北方，他們在那裏種植小麥和小米；但到公元980年，62%的人生活在中國南方，他們在那裏種植水稻——一種比北方糧食作物產量更高的作物。
與中國皇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公元1000年，沒有某位君主實現過對歐洲的統治。在東歐，拜占庭帝國是最繁榮的國家，但其軍事實力正在迅速衰落，這迫使皇帝依賴雇傭軍或外國軍隊。盡管如此，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歐洲最先進的城市。當西歐人來到這裏參觀時，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其街道之美或其建築的精致複雜，尤其是宏偉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在西歐，查理大帝（Charlemagne）統一了今天的法國和德國，但當查理大帝在公元814年去世後，他的王國一分為三。在公元10世紀，德意誌國王奧托一世（Otto I）、他的兒子奧托二世和孫子奧托三世（他們三人被稱為“奧托三帝”）是西歐最強大的統治者。奧托王朝控製了德意誌王國和羅馬的領土，但沒有控製整個意大利半島，意大利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屬於拜占庭帝國。國王擁有的權力使其可以任命教皇；反過來，在公元962年，教皇為奧托一世加冕，使之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他的兒子和孫子也繼承了這一頭銜。
奧托三世選擇讓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Sylvester II， 999—1003年在位）領導羅馬教會。西爾維斯特二世是他那個時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之一，他知道一點代數運算方法，這是歐洲人從伊斯蘭世界學到的一種數學技巧〔“代數”（algebra）一詞來自阿拉伯語“al-jabr”，意指平衡方程兩邊所需的操作〕。
公元1000年正值西爾維斯特二世統治時期，但這一年對歐洲人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很少有人使用這種從耶穌誕生之日開始紀年的曆法。該曆法在公元6世紀就已經存在了，但發展緩慢，直到16世紀，教會才正式接受它。大多數人以在位的國王或教皇來紀年，例如人們稱公元1000年為西爾維斯特教皇在位的第二年。
很少有基督徒相信公元1000年基督會重返人間。各種各樣的巡回布道者和教會改革者都聲稱自己是彌賽亞，並領導了暴動，但他們的運動發生在不同的世紀，都不在公元1000年左右。
在公元1000年世界上所有的農耕帝國中，學者們對中美洲的瑪雅了解最少。大約在公元600年以前，瑪雅人已經開始廣泛使用灌溉技術來種植玉米，他們在位於今墨西哥、伯利茲、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原始中心地區的高地上種植玉米。瑪雅在公元700年左右達到人口頂峰，當時其總人口已達數百萬。（2018年的一項估計認為瑪雅人人口數為1000萬至1500萬。）位於今危地馬拉的瑪雅城市蒂卡爾（Tikal）是公元600年至800年間最大的城市之一，約有6萬居民。在公元8世紀末，可能是因為過度耕種或環境變化，多個城市崩潰並被廢棄。公元830年以後，瑪雅人幾乎沒有建造新的城市。而公元1000年至1100年間發生的一場長時間的幹旱，導致人口急劇下降，大量人口遷移到尤卡坦半島的北部，在那裏，新城市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崛起了。
盡管瑪雅文字的書麵記錄止步於公元1000年之前（最後的石刻文字可追溯到公元910年），但奇琴伊察的瑪雅人經曆了複興，他們將貿易往來擴展至北起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四角地（Four Corners，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和猶他州的四州交界處），南到巴拿馬和哥倫比亞的廣大地區。大都市奇琴伊察擁有一個巨大的球場和一個精密的天文觀測台。這座城市給公元1000年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許多鄰近的統治者都派遣使者攜帶禮物，拜訪瑪雅統治者。
公元1000年的世界人口是多少？粗略估計為2.5億人。比起那些沒有人口記錄的社會，我們對那些進行過人口普查的社會（比如中國）更為了解。而農耕社會要比流動的遊牧社會擁有更多的人口。亞洲的中國、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都是主要的稻米生產國，亞洲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超過50%，約有1.5億人）；歐洲緊隨其後，約占世界人口的20%；非洲可能占了另外的20%，而美洲隻占10%或更少（大洋洲的人口從未達到世界總人口的1%）。
2.5億的世界人口是曆史的轉折點。當探險家們從其祖國出發，前往鄰近疆域時，與人口較少的早期時代相比，此時的他們更容易遇到人。
在農業蓬勃發展、人口增長的不同地區，有些人能夠停止耕作，居住在城市裏。公元1000年到1348年間的歐洲城市並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巴黎有2～3萬人口，伊斯蘭時期的科爾多瓦（Córdoba）有45萬人口，兩者都比宋朝的都城開封和臨安人口少，這兩個城市都至少擁有100萬人口。
隨著城市的發展，有創業精神的商人也越來越多。他們在遙遠的地方購買到非凡的物品，而人們想要更多物品的渴望也被激發了。貿易貨物通常是重量較輕的物品，如羽毛、毛皮、漂亮的紡織品和藥品。貴金屬是一個重要的例外，人們願意帶著它們長途跋涉。
在一些相似的社會中，糧食的盈餘也有助於大型文化官僚機構的存在。他們都有自己的書寫係統。公元1000年，世界上最主要的文獻是由拉丁語、古冰島語、希臘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梵文和漢語寫成的。因為有書麵記錄，我們對這些重要地帶的人們及其近鄰的了解，遠超於對沒有文字係統的地方的了解。
本書沒有涵蓋地球上的邊遠地區，這些地區沒有文字記錄，或沒有與相鄰地區進行貿易。澳大利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某些地區以及美洲多個地區都是如此。在這些地區中，有的居民從事狩獵和采集，並進行間歇性耕作。他們在春天播種，夏天不予照料，秋天則回來收獲。近年來，有人認為漁獵的生活，遠遠優於在田間種植農作物。事實可能的確如此。但是漁獵沒有產生足夠的盈餘，以支持人口的大量增長。這些社會並未孕育出書寫傳統，這意味著除了借助考古學，我們對他們知之甚少。許多人認為，書寫首先出現在大型的農業帝國中，因為統治者需要掌控自己的臣民，並記錄稅收情況。
盡管如此，那些與外界接觸甚少的地區並不都是一樣的。在西非，古城傑內（Jenne-jeno）促使學者們重新思考他們的基本假設，即隻有定居的農業社會才能興起城市。在那裏，當地人多是牧民，他們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與其牧群一起遷徙，但會在傑內度過雨季，當時的傑內人口多達兩萬。該古城遺址有一個深達8米的巨大的碎陶器堆積層，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年，證明當時已經存在著一個主要的定居點。有趣的是，關於傑內的唯一書麵記錄來自外部人，他們在公元1000年左右開始書寫與該城市相關的內容。
在世界上文獻記載較少的地區，當然也存在類似的大型定居點，但我們是通過考古發掘才知道它們的。在許多地方，如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考古學是我們唯一的資料來源。
在我們當下的世界裏，人們已經仔細地探索了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並詳細繪製了地圖，但在公元1000年，歐亞大陸各地的作者們，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裏。他們對遠方感興趣，並記錄下他們對處於已知世界邊緣的土地的了解。用漢語、希臘語和拉丁語寫作的古典時期的作家們，都曾描述過生活在那裏的類似人類的生物。許多後來的作者還簡單記錄過一些沒有頭、沒有四肢，或是呈現出其他奇怪形狀的物種。公元1000年左右的早期旅行者，對他們的鄰居所知甚少，而且總是充滿無所畏懼的精神。
注：書中地圖係原文插附地圖
阿拉伯語文獻詳細地記載了非洲-歐亞大陸上許多無文字社會的居民、貨物、貿易路線和習俗的情況。一位名叫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urradadhbih， 820—912）的阿拔斯帝國郵政和情報部門的波斯官員，撰寫了第一本地理書，書中描述了位於特定路線上的不同國家及其特產。他很恰當地把其作品命名為《道裏邦國誌》（The Book of Routes and Realms）。後來使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寫作的地理學家們，在描述他們觀察到的不同地方時，使用了相同的書名，這些著作對於理解公元1000年的世界至關重要。中國人也有書寫異國的悠久傳統，他們的描述提供了同樣有價值的信息。[1]
要判斷這些敘述的可靠性，最好的方法是將一份報告與其他可用資料進行比較，然後判斷該報告記載的是否屬實。
這種方法使我們能夠檢驗那些聲稱有的旅行者在哥倫布之前就到達了美洲的理論。有些理論是完全可信的，並得到了廣泛的學術支持；另一些則毫無根據，引發了人們的高度懷疑。例如，維京人航行到紐芬蘭島的證據是板上釘釘的，而中國人先於哥倫布到達美洲的說法則是推測性的。
對一些人來說，中國人最先到達的想法既富有吸引力，又耐人尋味：如果他們已經來過，會發生什麽情況呢？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海軍在船隊統帥鄭和的帶領下[2]，在15世紀時航行到東南亞、印度、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海岸。然而，沒有證據表明統帥鄭和的船隊越過好望角航行到美洲、大洋洲或南北兩極——所有這些主張都是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作品《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提出的。這本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銷量超過了其他所有關於中國曆史的書籍，但沒有一個認真研究中國曆史的學者接受這本書的觀點。這本書的問題如此之多，以至於一位研究明史的知名學者起訴該書的出版商，因為他們把這本書當作非虛構類書籍來銷售。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2014年的一次演講中稱，穆斯林探險家也比哥倫布更早抵達美洲。他的證據是克裏斯托弗·哥倫布記錄了在古巴看到清真寺的情景。但實際上，哥倫布在他的日記中寫到“其中一個（當地的山脈）山頂上還有一座小山，就像一座優雅的清真寺”，他顯然是在描述一座清真寺形狀的小山，而不是一座真正的清真寺。
一位專業的曆史學家S. 弗雷德裏克·斯塔爾（S. Frederick Starr）也持有類似的說法，認為比魯尼（al-Biruni）比哥倫布更早認識到美洲的存在。比魯尼是中亞一位傑出的博學之人，生於公元973年，死於1040年之後。他以研究曆法、天文學、地理學和印度而聞名。S. 弗雷德裏克·斯塔爾聲稱“比魯尼發現了美洲”，稱比魯尼認識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一塊大陸，與非洲-歐亞大陸相望。這是不準確的。
比魯尼並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但他確實認識到地球是一個球體，這一知識從古希臘人傳到用阿拉伯語寫作的學者那裏。比魯尼還知道，人類隻生活在地球表麵的一小部分地區。北極對人類來說太冷了，而赤道以南又太熱了。他懷疑地球的另一端大部分都被水淹沒了，而非洲-歐亞大陸的居民對此毫無所知。比魯尼是一個足夠嚴謹的思想家，他沒有排除那裏有一些人類定居地的可能。然而，比魯尼從未發現過一個大陸，更不用說一個叫美洲的大陸了。
除了比魯尼和伊斯蘭世界的其他主要學者，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人很少能想象出整個地球。當時世界上最完整的地圖，是由伊德裏斯（al-Idrisi）在1154年繪製的，該地圖展示了大部分非洲-歐亞大陸，但並沒有展示美洲。伊德裏斯是意大利西西裏島的一名製圖師，伊斯蘭化的西西裏島也是當時進入歐洲的門戶之一。伊德裏斯是個土生土長的休達（Ceuta）人，在西西裏國王羅傑二世（Roger II）的宮廷裏工作，他在一個直徑超過2米的銀盤上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並附上了顯示所有地方的經緯度坐標的完整列表。不出所料，最初的地圖被毀掉了（可能因為白銀的價值而被熔化了），但通過那些根據伊德裏斯所收集信息而繪製的地圖，他的地點列表連同對每個地點的簡要描述都被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本書（英文版）的封麵上的地圖正是其中一幅。
從公元1000年開始，隨著歐洲人學習阿拉伯語和翻譯阿拉伯語文本，更多的知識從伊斯蘭世界進入歐洲。歐幾裏得的幾何學是從原希臘語的阿拉伯語譯本，再翻譯成拉丁語的，斐波那契（Fibonacci）則引進了阿拉伯數字（這比羅馬數字方便得多）。
知識的傳播並不局限於學術領域。歐洲人還學會了如何玩新遊戲。國際象棋最初是公元600年左右，在印度發明的，後來傳遍了伊斯蘭世界，並於公元1000年前後在歐洲流行起來。這個遊戲教授了軍事戰略的基礎知識；玩家們認識到，同單獨行動相比，與多名兵卒一起行動更為明智。隨著國際象棋進入歐洲，一些棋子有了新的身份；“象”之所以成為“主教”，是因為工匠們誤認為象的兩根長牙是主教帽子上的兩個尖角。有些棋子是用象牙製成的，但更多的則是用海象牙製成的，在維京人最活躍於北大西洋的時期，大量海象牙進入歐洲。
習慣於乘坐飛機、火車、汽車和輪船的現代旅行者，往往把早期旅行想象得過於困難。我們很好奇人們是如何徒步穿越數千公裏的，卻忘記了大多數人一天可以走32公裏，而且能夠持續很長時間。公元1000年的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方式，一位使節在1024年到1026年間，徒步行走了超過4000公裏的路程。
記錄這次長途旅行的曆史學家並沒有提及這位使節是如何做到的，但我們可以推測，不管地形有多艱難，他——以及這本書中的大多數探險者——得到了當地向導的幫助。在20世紀90年代，村民們幫助一個研究小組克服了喜馬拉雅山脈的一處困難路段，向他們展示了多條在任何地圖上都沒有出現過的路線。根據一年中時間和雪量的不同，這些路線的行進難度也有所不同。甚至還有一條適合孕婦行走的平坦路線。
現存有很多關於不同時代和地區的徒步旅行速度的數據。正如16世紀初西班牙人對印加地區的記載顯示，如果信差是在不攜帶任何行李的狀態下行進，且是分段傳送，而不需連續跑完全程，那麽整個信差團隊可以達到一天240公裏的驚人行進速度。
當然，攜帶食物和武器的士兵要走得更慢。包括波斯統治者薛西斯、亞曆山大大帝、漢尼拔——甚至更現代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軍隊在內，古代軍隊的行軍速度介於每天16～32公裏。即使是現在，美國陸軍準則也規定了每天32公裏的正常行軍速度。任何更快的速度都可以稱為強行軍。
騎馬者的騎行速度可以更快：在蒙古，現代騎手如果頻繁更換坐騎，一天可以騎行483公裏。在過去，蒙古士兵在激烈的戰役中可以連續幾天保持每天100公裏的速度。
良好的道路條件也能顯著提高速度。在公元1000年，道路情況差別很大。在最發達的社會，比如中國，土路和河上小橋隨處可見，交通也很方便。其他國家則幾乎沒有道路，探險者不得不自己找尋道路。
陸路旅行的條件，也決定了人們能把大宗貨物運送到多遠的距離。公元1000年左右，新墨西哥州查科峽穀（Chaco Canyon）的居民會定期將玉米拖運到150公裏外，偶爾也會從270多公裏外的地方運來大量木材（查科峽穀沒有樹木）。他們有時甚至會走得更遠去購買金剛鸚鵡羽毛等奢侈品。
在公元1000年，長距離並不是陸路旅行的唯一困難。溫度、地形和障礙物等因素，會加快或減慢出行的速度。
乘船出行的情況也是如此，不管是在河中行舟還是海上航行。出行的速度各不相同，並且令人驚訝的是，航行或劃船的方式通常並不比陸路快。當然，坐在船上比在陸地上行走要輕鬆得多。
維京人的船隻以其靈活輕便的結構、高速度的航行以及在淺水區的強登陸能力而聞名。在航行時，維京船仿製品的最高速度達到了每小時27公裏，但這種速度隻能維持很短的時間。裝有三角帆的波利尼西亞雙體獨木舟的速度明顯要慢得多，其速度約為維京船以正常風速航行時的一半。即使在今天，建造精良的傳統帆船平均時速也僅為16公裏，而“美洲杯”帆船賽的參賽選手的速度是這一速度的五倍。
劃艇或乘坐獨木舟的速度要慢得多，大約每小時11公裏。除非在短程衝刺，否則很難劃得比這個更快。但劃艇可以向任何方向行駛，而帆船則不能直接逆風前進。劃船對於維京人的成功至關重要。不論風向如何，他們都可以在海岸附近航行，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劃槳，並發動襲擊，然後迅速逃離。
洋流塑造了公元1000年時的水手們的旅程，今天也一樣。如果水手們能順著海洋表麵的規則洋流，也就是所謂的環流航行，就能前進得更快。環流是由風型、重力、來自太陽的熱量以及地球自轉的速度決定的。北半球的環流（北大西洋環流和北太平洋環流）順時針流動，而南半球的環流則逆時針流動。
由於北大西洋環流的順時針方向，所以穿越北大西洋到加拿大的旅程比回程要困難得多。維京人緊靠著海岸，被流動緩慢且冰冷的格陵蘭洋流帶到冰島和格陵蘭島，然後從那裏又被拉布拉多洋流帶到加拿大。這種旅行有其危險性。格陵蘭洋流在格陵蘭島南端的法韋爾角（Cape Farewell）遇到了溫暖得多的墨西哥灣暖流，由此產生的霧和風經常將船隻吹離航道。
公元985年或公元986年，一位名叫比亞尼·赫爾約夫森（Bjarni Herjolfsson）的維京水手可能就遇到了這種情況。他從冰島起航前往格陵蘭島，希望在那裏找到自己的父親，而他的父親剛剛搬到了由“紅發”埃裏克（Erik the Red）建立的新定居點。
從冰島到格陵蘭島，比亞尼和他的船員們航行了三天。據薩迦記載：“風停了，他們受困於北風和大霧；有許多天，他們不知道該往哪裏去。”當天空放晴的時候，他和手下看見了陸地，但比亞尼對格陵蘭島有足夠的了解，知道它是什麽樣子的，顯然這塊陸地並非格陵蘭島。在探訪了另外兩個地方之後，他們改變了航向，安全到達格陵蘭島。比亞尼和他的手下從來沒有踏上過這塊陸地，但他們的報告啟發了雷夫·埃裏克森（Leif Erikson）——被認為第一個到達美洲的維京人。雷夫在公元1000年沿著比亞尼的足跡前行，最終在加拿大東北部靠岸。
當維京人遠航返回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時，可能遇到了屬於北大西洋環流一部分的墨西哥灣暖流。航行於墨西哥灣暖流，就好比航行於一條穿越平靜海域的湍急河流。墨西哥灣暖流沿著美洲東海岸向北移動，然後轉向紐芬蘭島周圍的大西洋。它到達不列顛群島，然後繼續向北進入歐洲。墨西哥灣暖流一天移動超過160公裏，它的寬度（因為它與周圍水的顏色不同，所以肉眼可見）大約是70公裏。
橫跨太平洋的路線距離，遠大於那些橫跨大西洋的路線距離：太平洋最寬的地方在印度尼西亞和哥倫比亞之間，綿延兩萬公裏，而大西洋最大的寬度隻有6400公裏。甚至日本和加利福尼亞州之間的距離也達8800公裏。早期的水手們利用北太平洋環流，使用帶有帆的雙體獨木舟，繼續他們在跨越太平洋航線上的擴張；像維京人一樣，他們不使用任何航海儀器。他們從薩摩亞（Samoa）出發，在1025年左右到達了社會群島（the Society Islands），並花了兩個半世紀的時間才到達夏威夷、複活節島和新西蘭。
事實上，正如下麵這14名不幸的日本水手所發現的那樣，如果條件合適，一個人可以在沒有帆的情況下隨洋流漂流跨越太平洋。1832年12月2日，他們乘坐長約15米的木製漁船，從日本東海岸的名古屋出發，駛往東京。一場強烈的風暴把他們吹離了航線。這艘沒有桅頂的船先是被黑潮卷走，然後是被北太平洋洋流推著前進，這兩股洋流都是北太平洋環流的一部分。
大約14個月後，也就是1834年1月，這艘船在華盛頓州的奧澤特鎮（Ozette）靠岸。隻有三名水手靠著飲用收集的雨水、食用魚類和捕獲偶爾出現的鳥類生存下來。由於沒有維生素C的供應，這些人很容易得壞血病，他們的11個同伴已經死亡。
風向為一些旅行提供了便利，也給別的旅行帶來了麻煩。任何有經驗的水手都知道，順風而行，船隻的航行速度會更快。季節性天氣模式對某些地區有相當大的影響。最著名的是季風，它是由於春季臨近，歐亞大陸升溫，空氣流向海洋，然後在6個月後沿著相反的方向回流而引起的。到了公元1000年，航海家們精確地掌握了風向和季風時間，這樣風便可以帶著他們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航行。
正如研究阿拉伯航海史的偉大曆史學家喬治·F. 霍拉尼（George F. Hourani， 1913—1984）所指出的那樣：“這條從波斯灣到廣州的海路，是人類在16世紀歐洲擴張之前距離最長的常規航路。作為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這條航線值得人們關注。”沿著波斯灣—中國航線航行的船隻，其航行距離幾乎是哥倫布航行距離的兩倍；如果加上從伊拉克的巴士拉到莫桑比克的索法拉（Sofala）的這段航程，那麽航程則是哥倫布航程的三倍。
公元1000年左右，印度洋和太平洋見證了阿拉伯地區、印度、東南亞、東非和中國港口之間貿易的繁榮。沒有水手到菲律賓東部去，因為中國人認為所有的海水在那裏匯聚成一個危險的漩渦，沒有船能從那裏返回。
這種看法有其依據。印尼貫穿流將溫暖的海水從太平洋帶到印度洋；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通過印度尼西亞群島，然後向西進入印度洋。這些洋流發生碰撞，並在東南亞島嶼周圍向四麵八方移動，導致當地海平麵上升了46厘米，超過了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這裏的水流波濤洶湧且麵積開闊，以至於科學家們不得不創造一個新的單位“斯維爾德魯普”（Sverdrup）——該單位的流量為每秒100萬立方米——以測量流量。洋流的方向使得漂浮在海洋中的船隻和其他物體很容易向南和向西進入印度洋，但任何向北的移動都比較困難。
因為往南走更容易，人類早在大約5萬年前就乘船前往澳大利亞，但幾乎沒有人往北走。因此，至少在1300年或1400年以前，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或東南亞大陸之間幾乎沒有接觸。事實上，中國人最初去澳大利亞是為了尋找海蛞蝓，它們也會被稱為海參。中國消費者非常喜歡海參，以至於他們的漁民先是在廣州附近的水域過度捕撈，然後沿著東南亞海岸南下直到越南，再從那裏到印度尼西亞，最後在1400年左右到達澳大利亞的北海岸。
在公元1000年，大多數水手通過“航位推算法”來導航，這意味著他們依靠肉眼以及對太陽、月亮和星星運動的了解，來選擇自己的航線。但穆斯林航海家和中國人是例外，前者使用六分儀，後者大約在公元1000年製造出了船用磁性羅盤。
熟練的波利尼西亞人和維京水手能夠通過仔細觀察海浪、海草、鳥類的飛行姿態、陸地輪廓來確定航線。密克羅尼西亞人馬烏·皮埃魯格（Mau Piailug）研究了傳統的波利尼西亞航海係統，在20世紀80年代，他把這項知識傳授給了史蒂夫·托馬斯（Steve Thomas），托馬斯後來成了一名狂熱的航海家，再後來又成了電視節目《老房子》（This Old House）的主持人。馬烏解釋說，當天氣晴朗的時候，他就借助星星來導航，當天空烏雲密布的時候，他就靠海浪的形狀來確定路線。
像波利尼西亞探險者一樣，維京人不使用任何工具。為什麽在公元1000年，他們要去新的地方旅行？事實上，社會結構，特別是武裝團體的組織結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因為這種組織結構促使雄心勃勃的酋長們尋求新的領土；用古英語寫成的著名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現存唯一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而故事發生在那之前的幾個世紀）解釋了這些群體是如何運作的。年輕的瑞典王子貝奧武夫前往丹麥幫助一位鄰國國王，該國的領土受到一個名叫格倫德爾（Grendel）的怪物的威脅。陪伴貝奧武夫的大約有20名年輕的男性，他們在貝奧武夫身邊戰鬥，和他一起航行到遙遠的地方尋找奇珍異寶。作為回報，貝奧武夫把財物獎勵給這些追隨者，財物通常是從其敵人那裏掠奪來的銀臂章。貝奧武夫的追隨者們並不總是在打仗；有時他們會出去閑逛，享受彼此陪伴的樂趣。
維京武裝團體的成員不全是男性；這一群體有時包括少數女性，通常是領導者的妻子。而女性也可以領導戰隊。袒胸露乳的弗雷迪斯最終成功指揮自己的船隻到達美洲，正如由她的後代流傳下來的薩迦所敘述的那樣。武裝團體也不是由來自同一地方的人們組成的；來自不同國家或操著不同語言的人經常會聚在一起。小型戰隊可能有20名左右的成員，但他們可能會成長為100人至200人的大團體。而成功吸引到更多追隨者的戰隊領袖可能最終會成為國王。
維京人“紅發”埃裏克的真實生活經曆說明戰隊領導者如何帶領自己的人，走出本國並來到新的領土。公元980年，埃裏克在冰島被判犯有謀殺罪，被流放了三年。由於他此前已被驅逐出挪威，因此隻得出發尋找新的領地，這一新領地即格陵蘭島，人們大約是在公元900年發現了這個島。當三年流放結束後，他又回到冰島招募追隨者，這次，他們乘坐25艘船前往格陵蘭島。其中的11艘船被風吹離了航線，再也沒有出現；其餘14艘船抵達了格陵蘭島，船上的人建立了東部定居點。埃裏克的兒子雷夫和其他穿越北大西洋到達加拿大的維京人，也都率領著他們自己的戰隊探索新領地。
讓我們從1492年以前的歐洲和美洲之間的某個接觸時刻開始我們的全球之旅：公元1000年，維京人登陸紐芬蘭島。我們將從那裏出發，沿著書麵資料所描述的路線環遊世界，並根據考古發現重建其他路線。
公元1000年，維京探險家們使全球性的環線得以閉合。一個物品或一條信息，第一次可以穿越整個世界。當然，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是哪個具體的物品或信息。但因為維京人在公元1000年時航行到加拿大，開辟了一條從歐洲到達美洲的航線，所以事實是（而並非假設），那一年形成了一個全球航線網絡。於是，我們開始了全球化的曆史。
注：書中地圖係原文插附地圖
[1] 如《諸蕃誌》（宋趙汝適）、《嶺外代答》（宋周去非）、《島夷誌略》（元汪大淵）、《真臘風土記》（元周達觀）等，更多類似書目，可參見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譯者注
[2] 鄭和以正使身份下西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