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萊：“邦蒂”號的指揮官

“邦蒂”號是一艘曲線優美的戰船。1784年，這艘原名“貝西婭”號的小型三桅船下水，於1787年被英國海軍部購來用於考察，並重新命名為“邦蒂”號。1790年，它被反叛者在皮特凱恩島燒毀。

1789年4月28日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清晨，海軍少尉、英國皇家海軍運輸船“邦蒂”號的指揮官威廉·布萊，被粗魯地從沉睡中叫醒，他的部下衝進艙房，把他綁起來押到甲板上，在這裏他被告知，他屬下的第一長官弗萊徹·克裏斯蒂安和其他幾位船員一起接管了這艘船。這些叛亂者把他們的前任指揮官及其18名忠誠的追隨者一起驅逐到一艘隻有8米長的小船裏，在大船離開之前給布萊等人留下5天的口糧，讓他們在太平洋裏漂泊。

布萊完成了不可能的事：他和死亡戰鬥了7個星期。在沒有航海圖和任何導航工具的情況下，他駕著超載的小船行駛了7408公裏，抵達了印度尼西亞帝汶島的古邦。布萊憑著記憶辨認方向，駕船穿越未知海域，甚至還新發現了斐濟群島和新赫布裏底群島北部的許多島嶼——可謂航海史上名垂千古的壯舉。

直至今天，這次戲劇性的“‘邦蒂’號反叛事件”仍舊讓人津津樂道。當初，“邦蒂”號起航時並無任何異常。為了降低供養農奴的成本，西印度群島的幾個農場主請求英國海軍部門指派一艘船到塔希提島，並從那裏帶回麵包樹幼苗。為此，英國購買了商船“貝西婭”號，並重新命名為“邦蒂”號（英文意為“善事”）。為了安全運送麵包樹幼苗，這艘28米長的三桅船船尾的房間，原為指揮官的艙房，現被改造成暖房。

布萊被選為這次考察的指揮官。1776——1780年，他曾作為掌舵人或者“主帆船手”參與了著名探險家詹姆斯·庫克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遠航考察。主帆船手是英國戰艦上最高頭銜的水手長官。作為領航員，他必須是一位勤奮的海員和航海家。他的地位和薪水相當於一位海軍少尉，盡管水手長官的頭銜低於海軍軍官，並且水手長官的任命無須由國王委任，隻需通過海軍委員會（海軍管理機構）的“授權”。

威廉·布萊的同時代人繪製的他的肖像版畫。這幅版畫上還附有布萊的簽名（見159頁右下角）。

1754年，布萊在普利茅斯一名海關官員的家中出生。當他還是個小男孩時就在海上謀生，並很快成了一名出色而有天賦的海員。或許正因如此，年僅22歲的布萊就被同樣優秀的領航員庫克選為“決斷”號的掌舵人，並且在航行中經常被委以重任。布萊和他的支持者庫克一樣，對各種科學研究非常感興趣，兩人之間的關係如此親密，以至於塔希提島的當地人以為他們是父子。然而，他們的旅行卻以悲劇告終：1779年，布萊眼睜睜地看著他的老師庫克被夏威夷原住民殺害。

從庫克的最後一次遠航返回後，盡管布萊升為海軍少尉，但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海軍大量被裁減，所以他的頭銜並沒有實際意義。他於1781年結婚，成為一艘商船的船長，這艘船的主人是他妻子的親戚。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弗萊徹·克裏斯蒂安——一位出身良好的年輕海員。不久後，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親密，猶如當年的布萊和庫克。布萊任命1764年在英國伯明翰出生的克裏斯蒂安為司務長，參與南太平洋遠航。“邦蒂”號載著46名船員於1787年12月離開英國，次年10月到達塔希提島。途中，有一名海員病亡，之後沒多久，船上的醫生也死了，後者被證實是一個無能的酒鬼。兩人之死對布萊打擊很大，因為他以庫克為榜樣，十分注重船員的健康狀況。

和一般船上的指揮官一樣，34歲的布萊是個孤獨、寂寞的人。一艘船的指揮官對於他屬下的海員來說簡直是上帝——因為指揮官對其手下擁有幾乎不受限製的指揮權和製裁權。在英國皇家海軍裏，各項規定的法律基礎是所謂的“戰爭條款”，很多規定裏的懲戒措施隻有死刑——但即便在陸地上，當時人們遵循的刑法也是如此。逃跑或者背叛這種嚴重的犯罪行為由軍事法庭負責，但像玩忽職守或者醉酒這種小的錯誤則由指揮官自行處理。輕微的錯誤會被罰款或者停止每日朗姆酒的配額，犯嚴重錯誤的水手會被施以鞭刑。當年庫克船長對自己手下的船員也管教森嚴。雖然布萊並不忌憚使用鞭刑，但船員們都會觀察他是否關心手下的狀況。像庫克這樣的長官會尊重船員，因為他知道，隻有感到幸福的船員才會勤快地工作。

但直到今天，布萊在書和電影裏的形象都被描繪為一個暴君，他的船員們別無選擇，隻得背叛他。他對部下真誠的關心被忽略了。比如在塔希提島，有3個海員想秘密逃離，根據英國戰爭條款應該實施死刑，但布萊對他們僅施了鞭刑作為懲罰，所以布萊並不是個殘酷的人。根據史料記載，他是一位很少使用鞭刑作為懲戒手段的船長。還有一件事能證明布萊並非殘酷無情：當克裏斯蒂安和他的同黨發起反叛時，船上大部分船員都自願跟隨布萊。參與反叛的隻有9個人，但因為流放布萊的小船已經超載，一部分並未參與反叛的人不得不違心留在“邦蒂”號上。

所以這次反叛的原因並不在於嚴刑和暴力，而很可能是在塔希提島的長時間停留。“邦蒂”號到達塔希提島時是10月份，當時的麵包樹還處於休眠期。麵包樹直到幼芽長出來才可以被移栽，所以這些英國人不得不等待好幾個月。輕鬆的工作、豐富的食物，加上塔希提島土著女性的熱情，使得塔希提島在這些習慣了艱苦生活的普通英國海員眼中變成了伊甸園一樣的天堂。

於是，在這座熱帶天堂島上，懶散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平日的紀律嚴明。1789年4月4日，當布萊一行人離開塔希提島時，他決定徹底整頓一下秩序。船員們卻渴望能回到塔希提島。不過，這些還不足以導致叛變。

這次災難的起因主要在於船上隨時都可能爆發的各種心理糾葛及其相互影響。對於海軍少尉布萊來說，“邦蒂”號的指揮權意味著他在皇家海軍升職的唯一機會。隻有成功完成這次遠航考察任務，他才可以得到升為上校的機會。所以布萊的壓力很大。此外，船員中顯然隻有比他軍銜低的指揮官，這使得布萊性格中最陰暗的一麵被完全暴露出來：他會因為手下的每一個小錯誤而發火，並且還會當眾辱罵和指責。

“當憤怒的龍卷風爆發時，他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當他認為一切都好時，他覺得沒有人比自己更加熱愛和平。……有一兩次，我確實受到了他毫無顧忌的言語暴力，但沒過多久，我的傷口就好像被貼上創可貼一樣愈合了。”

——喬治·圖斌，布萊第二次航海的參與者

4月24日，“邦蒂”號在一座名為諾穆卡的小島上靠岸，以便補充船上的飲用水和食物儲備。這原本是極為平常的操作，但卻發生了意外事故：當地居民偷竊了英國人的幾件武器。布萊認為克裏斯蒂安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作為負責看守的軍官嚴重失職，必須受到懲罰。為了索回武器，布萊效仿當年的庫克，把當地人抓來當人質。但他沒能成功，於是他不得不又把犯人釋放。這當然沒能幫布萊把在船員中失去的威信找回來。恰恰相反，有幾位船員的不滿情緒在隨後幾周內持續發酵，以至於即使是一個小事件，也導致了4月28日的那場叛變。

克裏斯蒂安尤其飽受上司的辱罵和指責之苦。他曾受到布萊的栽培，並被提拔為海軍少尉以及高級軍官，但是克裏斯蒂安的表現證明他還不能擔此重任。他一次又一次地讓他的上司失望，布萊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如此一來，克裏斯蒂安心裏的壓力更大了。這個心理狀態不穩定的人最終在巨大壓力下爆發了——就如他自己所述，他覺得自己就像“在地獄裏一般”。在絕望中，克裏斯蒂安別無選擇，隻能叛變，並親自接管這艘船。

布萊回到英國後，被譽為英雄，軍事法庭無視他在失去“邦蒂”號這一事件中應負的責任，赦免他一切罪責。此外，軍事法庭還給予他特殊表彰，為他的行為辯解，並晉升他為海軍上校。1791年，布萊再次負責去塔希提島考察。但是當他於1793年返回時，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他這次去塔希提島，抓獲了幾個當年的反叛者，並將他們遣送回了英國。其中就有一個名為彼得·海伍德的候補海軍軍官。海伍德出身於有權勢的家庭，於是他的家庭成員都致力於挽救海伍德被處以絞刑的結果。他們企圖把布萊當成叛變的真正罪魁禍首，並取得了一定成功：10個叛變者中，有4人被釋放，6人被判處死刑。國王喬治三世赦免了受刑的3人，其中就有彼得·海伍德；而另外3人於1792年10月29日在樸次茅斯的“布魯斯威克”號戰船上被處以絞刑。最終被處以絞刑的人都是沒有強大勢力背景的水手。海伍德反而作為海軍軍官開始了他的海軍事業，直到他升遷為上校。其他的叛變者，包括弗萊徹·克裏斯蒂安都失去了蹤跡。

1789年4月28日，布萊和其他18名追隨者被流放。在這位有經驗的海員和導航員的帶領下，經過了長達7個星期、7000多公裏的航行，最後幾乎所有人都安全到達了帝汶島。

這把長刀很可能是在英國人取得坎伯當戰役勝利後，布萊從一位荷蘭海軍上將身上得來的。

弗萊徹·克裏斯蒂安有一個名為愛德華的兄弟，是位著名律師，也加入了反對布萊的陣營。為了挽救弗萊徹的名譽，愛德華公開了一份小冊子，裏麵記錄了布萊在“邦蒂”號上的所作所為。和海伍德一樣因參與叛變而被判處死刑但後來被赦免的“邦蒂”號水手長官詹姆斯·莫裏森，也在盡一切努力讓布萊名聲掃地。

1797年初，布萊被任命為配有64門大炮的戰列艦“導向”號指揮官。4月，海軍下級水手對英國戰船生活待遇的不滿終於爆發而引發了罷工。所有在普利茅斯港附近的斯皮特黑德海峽停泊的海軍戰艦都參與了罷工，水手們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生活條件，以及有權在船靠岸後享有假日。直到海軍部做出讓步，水手們才開始工作。5月15日，斯皮特黑德海峽的罷工結束。雖然這次改革適用於整個皇家海軍，但5月12日在諾爾（泰晤士河入海口）的船塢停靠的船隻也發起了罷工，這些罷工的船中就有“導向”號。這次的情況和“邦蒂”號的不同，布萊和罷工發起者沒有任何關係，而且和他一起被水手驅趕的還有其他軍官。由於這次事件的爆發是在斯皮特黑德海峽的水手已經和海軍部達成妥協之後，所以政府不同意和諾爾罷工者談判，並且下令切斷了運往船上的生活補給。政府的強硬態度開始奏效：罷工的船一艘接著一艘恢複了工作。6月13日，這場罷工結束。布萊帶領他的“導向”號和北大西洋艦隊的船一起駛向荷蘭海岸的封鎖線。

1797年10月11日，在荷蘭泰瑟爾島南部，北大西洋艦隊在海軍副將亞當·鄧肯的指揮下對陣揚·威廉·德·溫特的荷蘭海軍。雙方都在坎伯當戰役中浴血奮戰。英軍為這次勝利付出了沉重代價：約200人陣亡，620人負傷。但荷蘭的損失更慘重：約950人陣亡，520人負傷。

在這場戰役中表現突出的軍官裏也有布萊。盡管他的“導向”號船型較小，但他仍舊勇敢地向荷蘭海軍配有74門大炮的旗艦“弗萊海德”號發起進攻。最後布萊的船上隻有7位海員負傷，所以戰後其他軍官紛紛向布萊表示祝賀。

在1801年的哥本哈根戰役中，布萊的英勇表現也是有目共睹的。1800年底，包括丹麥的北歐勢力結盟為“武裝中立派”，嚴重影響了英國進入波羅的海的通道，從而危及皇家海軍船隻急需的建造材料。如果沒有海軍，英國將不堪一擊。所以英國人馬上做出強硬回應：海軍部的海德·帕克爵士和霍雷肖·納爾遜勳爵被派往波羅的海，以確保通道的正常使用——緊急情況下不排除使用武力。

在和丹麥談判失敗後，1801年4月2日爆發了哥本哈根戰役。這次戰役使丹麥海軍幾乎全軍覆沒。布萊指揮的一艘曾被派往東印度的考察船“格拉頓”號，配備54門大口徑短管炮，重創了丹麥海軍的旗艦“丹尼布洛”號，並最終將其燒毀。

戰爭結束後，布萊請求納爾遜上將給他一個正式的文書，證明他在戰役中指揮得當。這個不尋常的請求很可能是因為那些“邦蒂”號的叛變者到處傳播詆毀他的名譽。納爾遜在正式公文中肯定了布萊無可爭議的指揮能力：“我證明，在戰爭中布萊的表現是無可指摘的。”

在1801年4月2日的哥本哈根戰役中，納爾遜勳爵戰勝了丹麥人。和1797年的坎伯當戰役一樣，布萊在這次戰役中的表現仍然英勇而靈活。

盡管後來在對陣法國革命者的戰役中布萊多次表現突出，但“邦蒂”號的叛變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個黑暗的過去，令他的後半生無法安寧。

1806年，布萊被任命為新南威爾士（位於澳大利亞）的總督。當時澳大利亞是英國的犯人流放殖民地，但看管這些犯人的長官並不比犯人本身好到哪兒去。詭詐和賄賂屬於這裏的日常。於是倫敦派遣有責任心的布萊前往，讓他在這裏整頓秩序。但這次他又因為自己難以與人相處的性格而吃虧。在去往澳大利亞的途中，布萊和約瑟夫·肖特——一艘配有12門大炮的運輸船“波爾波瑟”號的船長——之間就產生了不和。布萊讓自己的女兒和女婿海軍少尉約翰·普特蘭，上了運輸船“瑪德琳·辛克萊女士”號。普特蘭將在布萊擔任總督期間負責主力工作。盡管肖特作為軍官比布萊的資曆要淺，但海軍部還是把這一行多艘運輸船的指揮權交給了肖特。這對於布萊來說是很難接受的，肖特也是一個容易和他人起爭執的人。兩人之間很快就開始因指揮權的事情產生不和。肖特命令向布萊所在船隻的船頭和船尾的大炮開炮，以明確自己的指揮權，於是兩人的爭執愈演愈烈。

到達悉尼後，布萊取消了肖特的指揮權，並派他回國。回到英國後，肖特被軍事法庭指控，但在所有指控問題上被判無罪，這對布萊來說是個恥辱。

作為總督，布萊執行了一套不受歡迎的新法規。這些法規盡管讓農民得到好處，但也阻礙了某些商人獲取過高利潤。於是布萊把貨物和資金按需分配，同時為了讓殖民地的商貿正常化，他下令停止了烈性酒的交易。某些人員被解雇，加上對布萊的行為不滿，這都使得他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大多數當地有權勢的人和新南威爾士殖民地軍官變成了自己的敵人。

最後，當布萊在所謂“朗姆酒之戰”中嚴懲了走私犯後，他被罷免了官職。曾經在他手下為官的約翰·麥克阿瑟，現在帶領那些參與“黑色交易”的軍官發動了叛變。他們罷黜布萊的職位，並逼迫他登上“波爾波瑟”號離開。但是布萊並沒有返回英國，他決定去考察塔斯馬尼亞島的水域。盡管布萊無法適應正常的生活環境，但在危急情況下他總是表現得非常沉穩。

當布萊測量塔斯馬尼亞島的海岸線時，叛變者利用他們和倫敦政客的關係，讓這場軍官叛變通過妥協草草收場。雖然布萊官複原職，但僅僅1天後一位從英國派來的新總督就正式取代了他。

皮特凱恩島-“邦蒂”號叛亂分子的最後避難所。當男人們互相殘殺時，這個看起來像熱帶天堂的地方變成了“屠宰場”。這幅畫繪於1849年。

1810年，布萊再次回到倫敦。盡管才華橫溢但運氣不佳的布萊於1811年晉升為海軍少將，並於1814年升為中將，但此後他再也沒有受到重用。1817年12月，布萊在倫敦死於癌症，享年63歲。

臨死前，布萊得知了那些“邦蒂”號叛變者後來的下場。1790年，弗萊徹·克裏斯蒂安和幾個塔希提島的男女一起在皮特凱恩島定居下來。但這個原本是天堂的地方後來變成了地獄：男人們為了爭奪女人而不和，然後相互殘殺；隻有一個叛變者約翰·亞當斯幸存，並且成了這個由婦女和兒童組成的社群的首領。1808年，當美國捕鯊船“托巴士”號碰巧發現了這個小殖民地時，整個世界才獲悉了當時“邦蒂”號叛變者的悲慘下場。直至今天，那些叛變者的後代仍居住在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