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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還在原處，手腳攤開地躺在特大號的**。屍體失血過多，變得煞白，皮膚有古老瓷器的那種半透明質感。**被砍得幾乎無法辨認，隻有這東西能證明受害者是男性。麵部特征是女性的，沒有汗毛的光滑皮膚和**豐滿的苗條身體也是女性的。
“她能騙得過你。”加菲因說，“你看，她已經做了初步的整形手術。胸部植入、喉結切除、削過顴骨。當然還有激素注射，能遏製胡須和體毛生長，保持皮膚光潔，具有女性特征。你看左胸的這個傷口，都能看見矽膠囊了。看見了嗎？”
到處都是血跡，房間中彌漫著新鮮的死亡氣息。不是隔了一段時間才發現的屍體的怪味，也不是腐爛分解的惡臭，而是屠宰場的可怖氣味，是讓你喉嚨發緊的**裸的鮮血氣味。致密而溫暖的空氣壓抑著我，我感到的更多是不堪忍受，而不是反胃。
“幸運的是我認出了她，”加菲因說，“所以我立刻知道她是妓女，於是我在腦子裏把她和你的案子聯係在了一起。喬，你那次也和這兒一樣血腥嗎？”
“一樣的。”德金說。
我說：“你認出了她？”
“嗯，一眼認出。沒多久以前，我還在長島市的掃黃組做事。他們那兒還有人站街，同一個地方從四五十年前就有街頭賣**，但最近搬過去的中產階級越來越多，把廠房改造成通層公寓樓，買下古老的褐砂石大宅，從寄宿公寓重新翻修成舒適的住宅。他們白天簽了買房合同，搬進來後晚上一看周圍環境，結果就不太高興了，於是上麵施壓要我們清理街道。”他指著**的死人說，“我逮捕過她，呃，至少三次了。”
“知道她叫什麽嗎？”
“你說的是哪個名字？她們都有不止一個名字。她的街頭花名叫小餅幹，我看見她的時候想到的就是這個名字。然後我打電話到五十街和弗農大街路口的分局，找人調出她的案卷。她自稱薩拉，但她成人禮那時候記錄的名字是馬克·布勞施泰因。”
“她有過成人禮？”
“誰知道呢？又沒有邀請我。但我想說的是她是個花卉公園[1]出身的猶太好姑娘。一個猶太好姑娘，曾經是個猶太好男孩。”
“薩拉·布勞施泰因，又名薩拉·布魯，又名小餅幹。注意到她的手腳了嗎？對姑娘來說稍微大了點。這是辨認變性人的特征之一。當然了，也不是板上釘釘，到處都有大手大腳的姑娘和小手小腳的男孩。她能騙過你，對吧？”
我點點頭。
“她很快就要做剩下的手術了，很可能連時間都預約好了。法律規定，他們必須以女性身份生活一年，醫保才會開始付賬單。當然了，她們全都有醫保，也全都有社會福利。她們一個晚上能接待十個甚至二十個嫖客，就在嫖客的車裏，隻做**快餐，一發十塊二十塊，她們一個晚上能掙兩百塊，一周工作七天，收入全都免稅，她們還有醫保和社會福利，有孩子的能領貧困兒童補助金，有一半皮條客在領社保補助金。”
他和德金你來我往地聊了一陣。技術人員在我們周圍忙活，測量各種東西，拍照，撲粉取指紋。我們出去站在旅館停車場上，免得礙他們的事。
德金說：“你知道咱們撞上了什麽，對吧？這他媽的是開膛手傑克啊。”
“我知道。”加菲因說。
“其他客人說了什麽沒有？她肯定弄出了不少響動。”
“開什麽玩笑，這裏都是來**的。‘我什麽都沒看見，我什麽都沒聽見，我得走了。’就算她尖叫了幾嗓子，在這麽一個地方，人人都會以為那是找到了新辦法取樂。前提是他們沒忙著自己取樂，還有閑心思聽別人的。”
“上次他登記入住中城區的高級酒店，打電話叫了個美豔的應召女郎。這次他挑了個站街女，開車帶她去情人幽會的汽車旅館，結果被雞巴和卵蛋嚇了一大跳？”
加菲因聳聳肩：“有可能。你知道嗎？街頭流鶯有一半是穿女裝的男人，有些地方還不止一半呢。”
“在西區碼頭區，比例比一半要多得多。”
“有所耳聞，”加菲因說，“你去問嫖客，他們有些人會承認他們更喜歡碰到男人。他們說男人更會口。當然了，他們可不是同性戀，明白嗎？因為他們是被口的一方。”
“好吧，你覺得這個嫖客如何？”德金說。
“無論他知不知道，我都不認為他受到了什麽影響。他反正幹了他想幹的事情。”
“你覺得他和她有過**嗎？”
“很難說，除非床單上有體液痕跡。凶手應該不是她今晚的第一個客人。”
“他衝了個澡？”
加菲因攤開雙手聳聳肩。“天曉得，”他說，“經理說毛巾不見了。每次整理房間的時候，他們都會換兩條浴巾和兩條擦手巾，兩條浴巾都不見了。”
“他在銀河酒店也拿走了毛巾。”
“說不定被他帶到這兒來了，這種垃圾地方誰能說得準？我是說，誰知道他們是不是每次都會按規定清理房間。衝澡也一樣。前麵一對兒退房後，他們都未必會刷浴缸。”
“也許你能找到些東西。”
“也許吧。”
“指紋，諸如此類的東西。你看見她的指甲縫裏有皮膚嗎？”
“沒看見，但也許實驗室那幫小子可以找到。”他下巴上有條肌肉動了動，“有句話我不得不說。謝天謝地，還好我不是法醫或技師，當警察已經夠艱難的了。”
“阿門。”德金說。
我說：“假如他在街邊搭上她，也許有人見到她上車。”
“有幾個弟兄已經在外麵找目擊證詞了，也許能問出點線索來。假如有人見到了什麽，假如他們還記得，假如他們願意開口。”
“好多個假如。”德金說。
“這兒的經理肯定見過他，”我說，“他記得什麽嗎？”
“不太多。咱們再去找他聊聊。”
經理有著夜間工作者的菜黃臉色和血絲眼圈。他的呼吸間帶著酒味，但他的言談舉止不像酒鬼，我猜他發現屍體後曾經借酒壯膽來著，可惜烈酒弄得他精神恍惚，一問三不知。“這兒是個體麵的地方。”他堅持道。這個聲明荒謬得過於可笑，沒人願意理會他。我猜他的意思是這兒不是每天都有人死於非命。
他從沒見到小餅幹。很可能是凶手的男人單獨進來，填登記卡，付現金。這麽做並不稀奇。女人在車裏等，男人去前台登記，這算是標準流程。車沒有停在辦公室門口，因此男人登記時他沒看見車。事實上他從頭到尾都沒見到凶手開什麽車。
“你說你看見車不見了，”加菲因提醒他，“所以你才知道房間裏沒人了。”
“其實有人。我打開門，就——”
“你以為房間裏沒人，因為車開走了。既然你從頭到尾都沒見過它，又怎麽知道它開走了呢？”
“因為停車位空了。每個房間前麵都有一個停車位，停車位和房間一樣有編號。我向外看，見到那個停車位空了，說明他的車開走了。”
“他們總把車停在相應的車位上？”
“他們應該這麽停。”
“人們應該按規矩做的事情太多了。繳稅，別在人行道上吐痰，隻在路口穿馬路。一個男人心急火燎要去操女人，他會在乎停車位上的號碼？你肯定看見他的車了。”
“我——”
“你看了一眼，有可能是兩眼，那輛車停在車位上。過一陣你再看一眼，發現車不在了，這時候你認為他們已經走了。難道不是這樣嗎？”
“應該是吧。”
“描述一下那輛車。”
“我沒怎麽仔細看。我之所以去看隻是想確定它還在不在，沒別的想法。”
“什麽顏色？”
“深色。”
“了不起。雙門還是四門？”
“我沒注意。”
“新車？舊車？什麽牌子？”
“款式挺新的，”他說，“美國車，不是進口的。至於牌子，我小時候覺得每輛車都不一樣，現在所有的車都一個樣。”
“他說得對。”德金說。
“除了AMC的車。”他說，“格蘭林、領步者，一眼就能分清。其他車看上去都一樣。”
“所以這輛車不是格蘭林或領步者。”
“對。”
“是小轎車？兩廂車？”
“我跟你說實話，”男人說，“我隻看清了那是輛車，但卡片上寫得清清楚楚，牌子、型號、車牌號碼。”
“你說的是登記卡？”
“對。客人必須填寫這些信息。”
登記卡就在桌上，上麵蓋著一張透明的醋酸薄膜，這是為了保護指紋，等待實驗室的小子來處理。姓名：馬丁·艾爾伯特·裏科內。地址：吉爾福德路211號。城市：史密斯堡，阿肯色州。車輛品牌：雪佛蘭。出廠年份：1980。型號：轎車。顏色：黑。車牌號碼：LJK-914。簽名：M. A. 裏科內。
“看著像同一個人，”我對德金說，“但印刷體誰也說不準。”
“專家說得準，他們還能告訴你他使用大砍刀的手法是否相同。這家夥喜歡‘堡’，注意到了嗎？印第安納州韋恩堡，阿肯色州史密斯堡。”
“微妙的規律開始逐步顯現。”加菲因說。
“裏科內，”德金說，“肯定是意大利人。”
“M.A.裏科內，聽著像是發明無線電的那個人。”
“那是馬可尼。”德金說。
“嗯，倒是很接近。這家夥是馬卡羅尼。往帽子上插根羽毛，自稱這是馬卡羅尼。”
“往他屁眼裏插羽毛吧。”德金說。
“也許他確實往小餅幹屁眼裏插了，也許插的不是羽毛。馬丁·艾爾伯特·裏科內，這個假名夠花哨的。他上次用的是什麽來著？”
“查爾斯·歐文·瓊斯。”我說。
“哦，對，他喜歡中間名。這家夥夠伶俐的，對吧？”
“非常伶俐。”
“伶俐人，特別伶俐的那些，無論說什麽做什麽都有另一層意思。比方說‘瓊斯’是個俚語，指的是癮頭。你明白的，海洛因瓊斯就是海洛因成癮。一個毒蟲說他有個一百塊的瓊斯，意思是說他的癮頭每天要他花那麽多。”
“聽你解釋得這麽清楚，我真是太榮幸了。”德金說。
“隻是想幫上忙而已。”
“因為我才當了警察十四年而已，這輩子還沒和有毒癮的家夥打過交道。”
“所以你長大了嘴皮子就特別利索。”加菲因說。
“車牌號碼查到了什麽嗎？”
“和姓名、地址一樣，查不到什麽。我打給了阿肯色州車管所，純屬浪費時間。來了這種地方，連守法市民都會留個假號碼。他們填卡片的時候車又沒停在門口，所以這位老兄沒法核對。當然了，他本來也不會去核對，對吧？”
“法律又沒規定我必須核對。”男人說。
“名字也都是假名。真有意思，這位朋友在銀河酒店用‘瓊斯’，在這兒用‘裏科內’。這兒肯定有許許多多瓊斯，還有更常見的史密斯和布朗。你這兒有很多史密斯吧？”
“法律沒規定我必須核對證件。”男人說。
“還有結婚戒指，對吧？”
“還有結婚戒指和結婚證書，還有其他一切。都是兩相情願的成年人，去他媽的，和我有什麽關係？”
“也許裏科內在意大利語裏有什麽意思。”加菲因猜測道。
“這下你在動腦子了。”德金說。他問經理有沒有意大利語詞典。男人瞪著他，十分困惑。“這兒算什麽汽車旅館？”他搖頭道，“恐怕連《基甸聖經》都沒有。”
“大多數房間裏有。”
“我的天，真的？擺在能放色情片的電視機旁邊嗎？還是更貼心一點，就緊挨著水床？”
“有水床的房間就兩個，”可憐的倒黴蛋說，“水床要另外收費的。”
“還好咱們這位裏科內先生是個小氣鬼，”加菲因說，“否則小餅幹會被淹死的。”
“跟我說說這個人，”德金說，“再形容一下他。”
“我說過了——”
“你還得說很多遍呢。他多高？”
“很高。”
“和我一樣高？比我矮？比我高？”
“我——”
“他穿什麽？戴帽子嗎？打領帶嗎？”
“我想不起來。”
“他從大門進來，問你要房間，然後他填了登記卡，付現金。順便問一句，那樣一個房間你收多少錢？”
“二十八塊。”
“挺掙錢嘛。色情電影另外收費，對吧？”
“那是投幣的。”
“真方便。二十八塊算是公道，要是一個晚上能翻幾次台，你就能小掙一筆。他怎麽付錢的？”
“我說過了，現金。”
“我是說什麽樣的鈔票？多大的麵額，總不會是兩張十五塊吧？”
“兩張——”
“他給你一張二十一張十？”
“我記得是兩張二十。”
“然後你找給他十二塊？等一等，還沒算稅呢，對吧？”
“算上稅是二十九塊零四毛。”
“他給你四十塊，你找零給他。”
他想起來了什麽。“他給我兩張二十和四毛零錢，”男人說，“我找給他一張十塊和一張一塊。”
“你看？你這就想起來這筆生意了。”
“嗯，對，算是吧。”
“現在說說他的長相。白人？”
“嗯，當然，白人。”
“胖？瘦？”
“瘦，但不是幹瘦，是比較瘦。”
“留胡子嗎？”
“不留。”
“小胡子呢？”
“有可能，我記不清了。”
“但他身上肯定有某些東西留在了你的記憶裏。”
“什麽東西？”
“我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老弟。他們怎麽稱呼你？老弟？”
“大多數時候是老兄。”
“行啊，老兄。你答得挺好。他是什麽頭發？”
“我沒注意他的頭發。”
“你當然注意了。他寫字的時候低頭彎腰，你看見他的腦袋頂上，想起來了？”
“我想不——”
“長滿頭發了嗎？”
“我不記——”
“他們會叫個畫師坐在這個經理旁邊，”德金說，“他總會畫出點什麽來。有朝一日等那個該死的變態佬開膛手踩在自己雞巴上滑倒，他出門的時候被我們逮個正著，他和警方畫師的素描像有多像，我和該死的薩拉·布勞施泰因就有多像。她看著像個女人，對吧？”
“她看著更像個死人。”
“我知道。肉店櫥窗裏的死肉。”我們坐在他的車裏，駛過皇後區大橋的坑窪路麵。天空已經開始破曉，這會兒我已經累過勁了，情緒的參差邊緣危險地迫近表麵。我能感覺到自己有多麽脆弱，哪怕是一點小事也能促使我流淚或狂笑。
“你會忍不住琢磨那是什麽感覺。”他說。
“什麽？”
“在某處搭上一個長成那樣的女人，可能是在街頭或酒吧，無所謂。然後你帶她去某個地方，她脫掉衣服，你大吃一驚。我是說，你會有什麽反應？”
“不知道。”
“當然了，假如她已經做過手術，你可以盡情搞她，永遠不知道真相。我不覺得她的手特別大。世上有手大的女人，也有手小的男人，都很正常。”
“嗯哼。”
“說到她的手，她戴著兩枚戒指，你注意到了嗎？”
“注意到了。”
“一隻手一枚，還戴在手上。”
“所以？”
“所以他沒有拿走戒指。”
“他為什麽要拿走她的戒指？”
“你不是說他拿走了達吉南的戒指嗎？”
我無言以對。
他輕聲說：“馬特，你不會還認為達吉南被殺有什麽原因吧？”
我覺得怒火在我內心淤積，像血管裏的動脈瘤似的膨脹。我坐在那兒，企圖用意誌力滅火。
“另外，別再跟我說毛巾不毛巾的了。他是個開膛手，他是個機靈的變態狂，會製訂計劃，堅守他自己的規則。他不是世上第一個這種貨色。”
“有人逼我放棄案子，喬。有人非常專業地逼我放棄這個案子。”
“所以？一個變態佬殺了她，但她的生活中還有其他秘密，她的某些朋友不希望那些事見光。也許她有個已婚的男朋友——就像你猜的那樣——就算她死於他媽的猩紅熱，他也還是不喜歡你在她屍體上摸來摸去。”
我給我自己念了一遍米蘭達警告。“你有權保持沉默。”我對自己說，然後行使了這項權利。
“除非你認為達吉南和布勞施泰因有什麽聯係。比方說，她們是失散多年的姐妹。不好意思，兄妹。也可能他們是兄弟，達吉南的手術幾年前就做好了。她的個子對女性來說太高了，你說呢？”
“也許小餅幹是個煙幕彈。”我說。
“怎麽說？”
盡管不願意，但我還是說了下去。“也許凶手殺她是為了轉移視線，”我說，“讓案件看起來像是一係列隨機選擇受害者的殺人案，用來掩蓋他殺死達吉南的動機。”
“為了轉移視線。老天在上，什麽視線？”
“不知道。”
“他媽的根本沒人在乎，但現在有了。他媽的最能讓媒體興奮的就是一係列隨機殺人案。讀者胃口大開，恨不得澆在燕麥片上吃。隻要能給他們一丁點機會，跟原先的開膛手傑克扯上關係，那些編輯就會高興得發瘋。你說什麽視線？這下子視線多得都能烤焦他屁股了。”
“看來是的。”
“斯卡德，你知道你是怎麽一回事嗎？你太頑固了。”
“也許。”
“你的問題是你在當私家偵探，一次隻辦一起案件。但我桌上的爛事堆積如山，要是能放手扔掉一兩個，我高興還來不及呢。而對你來說恰好相反，隻要你能做到，就恨不得永遠抱著這起案子不放手。”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反正看著像。”他一隻手鬆開方向盤，拍拍我的胳膊，“我不是存心跟你過不去，”他說，“我看見這樣的案子，一個人被開膛破肚弄成這樣，我想方設法蓋上蓋子捂住，但情緒會從其他方向冒出來。你的案子查得很好。”
“是嗎？”
“毫無疑問，我們遺漏了不少細節，你查到的某些東西也許能幫我們省點事，早日抓住那個變態佬。誰知道呢？”
我反正不知道。這會兒我隻知道我有多麽疲憊。
他陷入沉默。我們駛過城市，他在我住的旅館門口刹車，說：“加菲因怎麽說的來著？裏科內在意大利語裏也許有什麽意思。”
“查起來肯定不難。”
“嗯，當然不難。事情要是都這麽容易查就好了。唉，我們會查的，知道我們會查到什麽嗎？結果這個詞的意思就是瓊斯。”
我上樓回房間，脫衣服上床。十分鍾後，我又爬了起來。我覺得身上不幹淨，頭皮發癢。我用熱得發燙的熱水衝澡，把身體擦得生疼。我走出淋浴房，對自己說上床前刮臉不合邏輯，然後還是塗上泡沫刮臉了。做完這些，我穿上浴袍，呆坐在床沿上，然後換位置到椅子上。
醫生叫我別餓著自己，別動怒，別太孤獨，也別太累。四個因素都有可能讓你失去平衡，倒向烈酒的懷抱。我覺得四壘我全都跑了一遍，一天一夜之間我在這個羅盤上轉了一圈，但說來奇怪，我卻沒有感覺到要喝一杯的欲望。
我從外套口袋裏掏出手槍，正要放回抽屜裏，忽然改變了主意，我坐回椅子上，翻來覆去把玩那把槍。
我上次開槍是什麽時候？
我根本不需要認真回憶。就是那天晚上在華盛頓高地，我追趕兩名劫匪跑到街上，朝他們開槍，結果打死了一個小女孩。事件發生後我還在警隊裏待了一段時間，但再也沒得到機會掏出佩槍，更別說開槍了。離開警隊後我就更沒開過槍了。
今晚我無法讓自己開槍。因為有某些因素提醒我，我瞄準的那輛車裏是幾個喝醉酒的小子而不是刺客？因為某些微妙的直覺讓我等待，先確定我在瞄準什麽再開槍？
不。我無法強迫自己相信這些。
我隻是僵住了。就算我見到的不是拿酒瓶的年輕人，而是端著機關槍的匪徒，我也還是一樣無法扣動扳機。我的手指失去了行動能力。
我打開槍膛，從彈倉裏抖出子彈，然後重新合上。我用空槍瞄準房間另一頭的垃圾簍，扣動了幾次扳機。在我狹小的房間裏，擊鐵落在空彈倉上的哢哢聲出奇地響亮和尖厲。
我瞄準梳妝台上的鏡子。哢嗒!
什麽都證明不了。槍是空的，我知道它沒裝子彈。我可以拿著槍去靶場，裝上子彈，對著目標射擊，但同樣什麽都證明不了。
我沒法開槍，這讓我感到苦惱。但另一方麵，事情如此發展也讓我感到慶幸，否則我就會把槍裏的子彈傾瀉在那一車年輕人身上，很可能會殺死其中一兩個，這對我的心理狀態會造成什麽影響呢？盡管筋疲力盡，我還是和這個難題搏鬥了幾輪。我很高興我沒朝任何人開槍，但無法開槍的意義又讓我恐懼，我的腦子就這麽轉了一圈又一圈，追逐自己的尾巴。
我脫掉睡袍躺下，卻無法放鬆。我重新穿上外出的衣服，用指甲刀的尾巴當螺絲刀，拆開左輪手槍開始清潔。我把手槍零件裝進一個口袋，再把四顆沒用過的子彈和我從劫匪那兒搶來的兩把刀裝進另一個口袋。
外麵已經是早晨，天色大亮。我走到第九大道，拐彎走向五十八街，我把兩把刀塞進下水道的格柵。我穿過馬路，來到另一個格柵前，雙手插在口袋裏站在它旁邊，我一隻手拿著四顆子彈，另一隻手撫摸被我拆開的手槍的零件。
既然沒法開槍，你又何必帶槍呢？既然沒法帶槍，又何必留著呢？
回旅館的路上，我拐進一家熟食店。我前麵的顧客買了兩件六瓶裝的老英國800麥芽酒。我拿了四板花生糖，路上吃掉一板，回到房間吃完剩下三板。然後我掏出口袋裏的手槍零件，重新裝配好。我填滿六個彈倉裏的四個，把槍放進梳妝台抽屜。
我上床，對自己說，無論睡不睡得著，你都給我好好躺著。正在嘲笑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感覺到意識開始模糊。
[1] 花卉公園：紐約市內猶太人聚居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