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我的星期二主要奉獻給一場狩獵，主題是追蹤毛皮。
事情始於做夢與清醒之間的那種朦朧狀態。我從夢中醒來，又打起瞌睡，發現自己在大腦裏回放我和金在阿姆斯特朗酒館見麵的錄像。剛開始是一段虛假記憶，我見到她從芝加哥搭長途車來紐約時的樣子，一隻手拎著廉價手提箱，牛仔上衣緊緊地包著肩膀。然後她坐在我的桌前，一隻手放在喉嚨上，她把玩著毛皮夾克頸部的搭扣，指環閃閃發亮。她說這是養殖貂皮，但她情願用它換她來紐約時穿的那件牛仔上衣。
這個鏡頭播放結束，我的意識轉向其他東西。我回到了哈萊姆的那條小巷裏，但此刻襲擊我的劫匪需要幫助。羅亞爾·沃爾德隆和昨晚的信使左右夾擊他。我腦海裏有意識的那部分想把他們趕出去，也許是為了平衡一下勝負的概率，這時一點明悟對我尖叫，我猛地把兩條腿放下地，人在**坐了起來，夢中景象連滾帶爬縮回它們在我腦海裏躲藏的角落。
那是另一件外套。
我衝澡，刮臉，離開旅館。我先坐上出租車去金的公寓樓，再次查看她的衣櫃。那件兔皮大衣，錢斯買給她的染色兔皮大衣，並不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館見過的那一件。這件比較長，比較蓬鬆，頸部不用搭扣固定。這不是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她聲稱的養殖貂皮，不是她想用來換舊上衣的那件毛皮外套。
我翻遍公寓，也沒找到我記憶中的那件衣服。
我又坐上出租車去北中城分局。德金不當班。我請另一位警察打電話到他家裏，終於再次非正式地看到案卷，對，從銀河酒店客房查獲的物品清單裏有一件毛皮外套。我翻看案卷裏的照片，卻沒有找到那件衣服。
我搭地鐵去下城區的警察廣場一號[1]，又找了幾個人溝通，等待我的請求經過某些渠道的批準，繞過另一些有可能的障礙。我被領進一間辦公室，但我要見的人出去吃午飯了。我身邊帶著戒酒會指南，發現不到一個街區之外的聖安德烈教堂就有一場活動，於是我去那兒消磨了一個小時。散會後我在路邊攤買了個三明治，站著吃完。
我回到警察廣場一號，總算撈到機會查看金遇害時帶在身邊的那件毛皮外套。我沒法發誓說它就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館見過的那件，但看上去確實符合我的記憶。我輕輕撫摸奢華的毛皮，努力重播今早我腦海裏播放的錄像帶，似乎完全對得上。這件毛皮夾克的長度和色澤都符合記憶，而且喉嚨口有個搭扣，她曾經用塗過指甲油的手指擺弄它。
縫在內襯上的標簽說這是真正的養殖貂皮，製造商名叫阿爾文·塔南鮑姆。
塔南鮑姆公司在西二十九街一幢通層辦公樓的三樓，此處位於毛皮貿易區域的正中心。假如我能帶著金的毛皮夾克過去，事情會簡單得多，然而無論通過官方還是非官方的渠道，紐約警局的配合畢竟也有限度。我向他們描述那件衣服，卻沒什麽用處，於是我描述金的外貌。他們查看銷售記錄，發現金·達吉南六周前購買了一件貂皮外套，單據幫我們找出了當時的銷售員，他記得那次交易。
銷售員是個圓臉禿頭的男人，厚厚的鏡片背後是一雙水汪汪的藍眼睛。他說：“姑娘個子很高，非常漂亮。說起來，我在報紙上見到那個名字，覺得有點印象，但沒多想為什麽。真可怕，多漂亮的姑娘啊。”
他記得有一位先生陪著她，付賬的是那位先生。他記得很清楚，付的是現金。不，沒什麽不尋常的，尤其是在毛皮行業裏。他們的櫃台零售交易本來就比例很小，大部分主顧不是服裝業人士就是認識業內人士，當然了，任何人都可以從街上拐進店裏，買走任何一件衣服。但絕大多數交易是用現金完成的，因為主顧通常不願等待支票兌付。另一方麵，毛皮往往是送給所謂高檔朋友的高檔禮物，不存在交易記錄會讓主顧更加高興。因此他用現金付款，因此單據上寫的不是買家的名字，而是金·達吉南。
含稅總額將近兩千五。隨身攜帶這麽多錢比較罕見，但不算聞所未聞。沒多久以前，我本人身上就有差不多這個數目。
他能形容一下那位先生嗎？銷售員歎了口氣。形容那位女士要容易得多，他解釋道。她的樣子現在就浮現在眼前，金色發辮盤在頭上，雙眼的藍色驚心動魄。她試了幾件衣服，她穿毛皮顯得很優雅，但那位先生——
他估計那位先生三十八或四十歲。根據他的記憶，高矮之間他接近高，但沒那姑娘高。
“非常抱歉，”他說，“我對他有個印象，但描述不出來。要是他身穿毛皮衣服，我能告訴你的肯定比你想知道的還要多，隻可惜他——”
“他穿什麽？”
“應該是正裝，但我記不清了。他屬於習慣穿正裝的那種男人，但我不記得他具體穿什麽。”
“如果再次見到他，你還能認出來嗎？”
“要是在街上和他擦身而過，我連想都不會多想一下。”
“要是有人把他指給你看呢？”
“倒是有可能認出來。你說的是指認嫌犯嗎？嗯，我覺得可以。”
我說他也許比他認為的記得更清楚。我問他那男人的職業。
“我連他叫什麽都不知道，怎麽可能知道他做哪一行？”
“你的印象，”我說，“機修師？股票經紀人？騎術演員？”
“哦，”他說，沉思片刻，“也許是會計。”
“會計？”
“諸如此類的。稅務律師，會計。我隻是在玩猜謎遊戲，你明白——”
“我明白。國籍呢？”
“美國。你指什麽？”
“英國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
“哦，”他說，“我明白了，接著猜。要我說，有可能是猶太人，有可能是意大利人，有可能是黑皮膚的地中海國家人。因為她的皮膚太白了，你明白嗎？對比鮮明。我不確定他的皮膚黑不黑，但肯定有對比。有可能是希臘人，有可能是西班牙人。”
“上過大學嗎？”
“他又不會給我看畢業證書。”
“不是這個，他肯定說過話，對你或者對她。他聽著像上過大學的還是像混街頭的？”
“他聽著不像混街頭的。他是一位紳士，很有教養。”
“結婚了？”
“不是和她。”
“和其他人？”
“他們不都是這樣嗎？沒結婚就用不著買貂皮送女朋友了。他說不定還買了一件送老婆，哄她高興。”
“他戴結婚戒指嗎？”
“我不記得有沒有戒指，”他摸了摸他的金戒指，“也許戴了，也許沒戴，實在想不起來了。”
他記得的並不多，我從他嘴裏撬出來的印象也很可疑。它們有可能靠得住，但同樣有可能來自潛意識的驅動，向我提供他認為我想要的答案。我可以繼續問下去：“很好，你不記得他穿什麽鞋，但他這樣的男人有可能穿什麽鞋呢？高幫皮靴？一腳蹬便鞋？科爾多瓦皮鞋？阿迪達斯？還是什麽？”然而再問下去，我會到達和越過效用遞減點。我對他說謝謝，轉身離開。
這幢樓底層有家咖啡館，其實隻是一張長台、一排高腳凳和一個外賣窗口。我坐在那兒喝咖啡，盤點我得到的情報。
毫無疑問，她有個男朋友。有人為她買下那件毛皮外套，用百元大鈔付賬，沒在交易中留下姓名。
這個男朋友有大砍刀嗎？有個問題我沒問那位毛皮銷售員——“好吧，運用你的想象力。想象這個男人和那位金發女郎在旅館房間裏。假設他想砍死她，他會用什麽？斧子？軍刀？大砍刀？說說你的印象。”
好吧。他是個會計，對吧？他多半會用筆。超細針管筆，在他手裏和武士手裏的利刃一樣致命。唰唰，受死吧婊子。
咖啡不怎麽好，但我還是點了第二杯。我交叉手指，低頭看著雙手。問題擺在麵前，我的手指相互吻合得挺好，但除此之外就沒什麽能對得上了。什麽樣的會計會忽然發狂，操起大砍刀殺人？沒錯，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這麽爆發，但這場爆發奇異地經過精心策劃，凶手用假名在旅館訂房間，血案現場沒留下任何線索可供查證凶手的身份。
聽上去像不像買毛皮外套的那個男人呢？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覺得並不像。這位男朋友給我的印象並不符合昨晚散會後我收到的口信。穿伐木工夾克的男人肯定是打手，百分之百，毋庸置疑，盡管他被派來僅僅是展示了一下力量。一位溫文爾雅的會計能使喚那種打手嗎？
恐怕不行。
那位男朋友和查爾斯·歐文·瓊斯會不會是同一個人？為什麽要用這麽複雜的假名，連中名都沒忘記加上？起假名時用史密斯或瓊斯當姓氏的人往往會用喬或約翰當名字。查爾斯·歐文·瓊斯？
也許他就叫查爾斯·歐文斯。也許他開始寫這個名字，寫到一半忽然改了主意，扔掉歐文斯最後的“斯”，把“歐文”當作中名。說得通嗎？
我的結論是說不通。
那個該死的前台職員。我忽然想到，警察顯然沒有認真盤問他。德金說他迷迷糊糊的，似乎是南美人，很可能聽不太懂英語。但他被一家高檔酒店雇用，所在的職位要和大眾打交道，他的英語必須相當流暢才行。不，問題在於沒人逼問他。假如有人像我盤問毛皮銷售員那樣盤問他，我覺得他肯定能說出點什麽情況來。證人記住的事情往往比他們想象中更多。
為查爾斯·歐文·瓊斯辦理入住手續的前台職員叫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星期六他值晚班，從四點到午夜。星期天下午他打電話請了病假，昨天他又打了個電話，我去酒店逼問經理助理之前一小時左右他打了第三個電話。卡爾德倫還在生病，他要再休息一天，甚至更久。
我問他怎麽了。經理助理歎了口氣，搖搖頭。“不知道，”他說，“你很難從這些人嘴裏問出個直截了當的答案來。每次他們想逃避了，英語會話能力就會忽然變得很差。你問什麽他們都說No comprendo[2]，方便得很。”
“你是說你們雇用聽不懂英語的前台職員？”
“不，當然不。卡爾德倫的英語很流利，電話是別人替他打的。”他又搖搖頭，“塔維奧[3]這個年輕人非常缺乏自信，我估計他以為請朋友打電話，我就沒法在電話上嚇唬他了。另一層意思當然是他太萎靡，沒精神，無法從**起來打電話。我估計他住的是寄宿公寓，電話裝在走廊裏。打電話的人的拉美口音比塔維奧重得多。”
“他昨天打過電話嗎？”
“別人替他打的。”
“和今天是同一個人嗎？”
“這個我就沒法打包票了。西班牙裔的聲音在電話裏都一個樣。兩次都是男人打的。我覺得是同一個人，但我沒法宣誓作證，再說是不是又有什麽關係呢？”
我一時間想不到。星期天呢？卡爾德倫當時是自己打電話的嗎？
“星期天我不在。”
“你有他的號碼嗎？”
“電話在走廊裏響，我覺得他未必會出來接。”
“但我還是想要號碼。”
他給了我號碼，還有皇後區巴奈特大道的一個地址。我沒聽說過巴奈特大道，我問助理經理知不知道卡爾德倫住在皇後區的哪個區域。
“我對皇後區一無所知，”他說，“你不會要去那兒吧？”他說得像是去那兒需要護照和食物，飲水補給當然也不能忘，“因為我確定過上一兩天塔維奧肯定會回來上班。”
“你為什麽能確定？”
“這是一份好工作，”他說，“他不盡快回來就會丟掉工作。他自己肯定知道。”
“他的出勤記錄怎麽樣？”
“不可能更好了。我確定他肯定是真的生病了，有可能是一染上就會倒下三天的什麽病毒。現如今有很多病毒傳來傳去。”
我在銀河酒店大堂找了個投幣電話撥打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的號碼。鈴響了很久，九聲或者十聲，然後一個女人接了起來。我說我找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
“No est aquí。”她說。
我努力用西班牙語組織問題。Es enfermo？他生病了嗎？我不確定她有沒有聽懂我的話。她雖然用西班牙語回答，但和我在紐約聽慣了的波多黎各方言迥然不同，然後她嚐試用英語遷就我，但她口音太重，詞匯量又不足。No est aquí，她一遍又一遍說，這句我倒是毫不費力地聽懂了。No est aquí。他不在這兒。
我回到我住的旅館。房間裏有一本紐約五大區的便攜地圖，我在皇後區索引裏查找巴奈特大道，我翻到相應的地圖頁，上下左右搜尋，終於找到了。這條路在伍德賽德。我研究地圖，琢磨愛爾蘭社區為什麽會有一家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
巴奈特大道隻有十一二個街區那麽長，從四十三街向東延伸，到伍德賽德大道結束。搭地鐵去有幾個選擇，我可以坐市營獨立的E或F線，也可以坐IRT的法拉盛線。
前提是我真的想跑這一趟。
我從我的房間裏又打了一通電話過去。電話鈴又響了很久，這次接電話的是個男人。我說：“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por favor(請)。”
“Momento(稍等)。”他說。我聽見砰的一聲，就好像他隨手扔下聽筒，聽筒落下去撞在牆上。對麵什麽聲音都沒有，隻能聽見背景裏調到某個拉美新聞台的收音機聲。我正在考慮要不要掛斷電話，他卻回來了。
“No est aquí(他不在這兒)。”他說完就掛了電話，我沒來得及用任何語言說任何話。
我再次翻開便攜地圖，琢磨有沒有辦法偷懶不用跑一趟伍德賽德。這會兒已經是高峰時間，要是現在出發，我必須一路站到目的地。再說我能有什麽收獲呢？擠在沙丁魚罐頭似的地鐵車廂裏，長途跋涉趕到伍德賽德，結果還是聽他們當麵對我說No est aquí(他不在這兒)。有什麽意義呢？他有可能正在藥物的幫助下度假，有可能真的生病了，無論如何我都不太可能從他嘴裏問出任何東西來。就算我想方設法確實找到他，得到的獎勵多半是No lo se(我不知道)代替了No est aquí。我不知道，他不在這兒，我不知道，他不在這兒——
媽的。
星期六晚上，喬·德金對卡爾德倫做了後續問話，差不多同一個時間，我在向我能找到的所有內線和酒館常客散播消息。也是那天夜裏，我搶走一名劫匪的武器，而桑妮·亨德萊克斯就著伏特加和橙汁吞下一大把藥片。
第二天，卡爾德倫打電話請病假。又過了一天，穿伐木工夾克的男人跟蹤我進出戒酒會活動，警告我別追查金·達吉南的事情。
電話響了，是錢斯。前台有他打過電話的留言，但他顯然沒耐心等我打回去找他。
“問一聲而已，”他說，“有什麽進展嗎？”
“肯定有，因為昨晚有人威脅我。”
“什麽樣的威脅？”
“一個男人叫我別找麻煩。”
“你確定和金有關？”
“確定。”
“你認識那男人？”
“不認識。”
“你打算幹什麽？”
我大笑。“我打算自找麻煩，”我說，“去伍德賽德。”
“伍德賽德？”
“對，在皇後區。”
“我知道伍德賽德在哪兒，哥們兒。伍德賽德怎麽了？”
我決定不告訴他詳細情況。“多半什麽都沒有，”我說，“我也希望能少跑這一趟，但我做不到。金有個男朋友。”
“在伍德賽德？”
“不，伍德賽德是因為其他事，但她百分之百有個男朋友。他買了一件貂皮夾克送給她。”
錢斯歎了口氣：“我說過了，那是染色兔皮。”
“我知道那件染色兔皮的，就掛在她衣櫃裏。”
“所以？”
“她還有一件短夾克，養殖貂皮。我第一次和她見麵時她穿的就是這件，她去銀河都會酒店送命時穿的也是這件。它在警察廣場一號的保管箱裏。”
“它在那兒幹什麽？”
“它是證據。”
“什麽的證據？”
“天曉得。我找到這東西，追查它的來路，和把它賣給金的人談了談。記錄中的買家是她，單據上寫的是她的名字，但有個男人陪著她，從口袋裏摸出現金付賬。”
“多少錢？”
“兩千五。”
他想了想。“有可能是她私藏的水費，”他說，“很容易的，一周幾百塊，你知道的，她們肯定會私藏一點。我不會發現。”
“錢斯，付錢的是那個男人。”
“也許金把錢給他，讓他付賬。就好像女人在餐館裏把錢塞給男人，讓男人去買單，免得麵子上過不去。”
“你為什麽就這麽不肯接受她還有個男朋友呢？”
“媽的，”他說，“我根本不在乎，事實上該怎樣就怎樣，我隻是沒法相信，就這麽簡單。”
我沒逼問下去。
“有可能是嫖客，而不是男朋友。有時候嫖客會希望能假裝他是個什麽特殊朋友，他不需要花錢，他情願給她禮物，而不是現金。也許他隻是個嫖客，而她敲了他一件毛皮夾克。”
“有可能。”
“你認為他是她男朋友？”
“對，我就這麽認為。”
“而他殺了金？”
“我不知道金是誰殺的。”
“而殺死她的凶手想讓你扔下這件事別管。”
“我不確定，”我說，“也許殺人和男朋友毫無關係，也許是個變態佬，而警察正好希望能這麽結案，也許男朋友隻是不想被拖進任何調查。”
“他和事情無關，想置身事外。你是這個意思？”
“差不離吧。”
“我說不準，哥們兒，也許你確實該放手。”
“放棄調查？”
“也許你應該。有人警告你，媽的，你不想因此被幹掉吧。”
“不想，”我說，“當然不想。”
“那你打算怎麽辦？”
“現在我想搭地鐵去皇後區。”
“伍德賽德。”
“對。”
“我可以把車開過來，送你一程。”
“我不介意坐地鐵。”
“開車比較快。我可以戴上司機的帽子，你可以坐後排。”
“下次再說吧。”
“隨你便，”他說，“回來了打個電話？”
“行。”
最後我搭法拉盛線到羅斯福大道和五十二街路口的車站下車。列車離開曼哈頓後開出地麵。我險些錯過站點，因為很難搞清楚我到底在哪兒。候車站台上的標牌被塗鴉弄得一塌糊塗，而塗鴉本身也完全無從分辨在說什麽。
我走下一段不鏽鋼樓梯，回到街麵上。我打開便攜地圖，搞清楚方向，然後走向巴奈特大道。沒走多久，我就明白了為什麽伍德賽德會有一幢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樓。這兒已經不是愛爾蘭人社區了。高架軌道的陰影底下還能零散看見幾個名叫“翡翠酒館”或“三葉草”之類的地方，但大多數標牌是西班牙語，大多數商鋪已經變成bodega[4]。塔拉旅行社的櫥窗海報在兜售去波哥大和加拉加斯的包機航班。
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的寄宿公寓是一幢黑乎乎的兩層框架式房屋，帶一個前門廊。門廊上有五六把塑料草坪躺椅，還倒放著一個裝橙子的板條箱，上麵擱著報紙雜誌。躺椅上沒人，我並不覺得奇怪。天氣太涼，不適合坐在門廊上消磨時間。
我按門鈴，沒人出來。我聽見裏麵有人交談，還有幾台收音機在響。我繼續按門鈴，一個非常壯實的矮個子中年女人出來開門。“Sí(什麽事)？”她問，像是在期待什麽。
“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我說。
“No est aquí(他不在這兒)。”
我第一次打電話時接電話的也許就是她。事實上很難分辨，而我也不怎麽在乎。我站在那兒，隔著紗門和她交談，我把西班牙語和英語摻在一塊兒說，努力讓她明白我的意思。說了幾句，她轉身走開，帶著一個高個子男人回來，他麵頰凹陷，小胡子剪得整整齊齊。他會說英語，我說我想看一看卡爾德倫的房間。
但卡爾德倫不在，他告訴我。
“No me importa(我不在乎)。”我說。我反正就是想看看他的房間。但沒什麽可看的，他答道，覺得很困惑。卡爾德倫不在房間裏，我去看他的房間能有什麽用處呢？
他們並不拒絕配合，他們甚至不是特別不情願配合，他們隻是不明白有什麽意義。最後他們終於明白了，想要擺脫我——更確切地說，擺脫我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給我看卡爾德倫的房間，於是他們領我去看。我跟著中年女人走進一條走廊，經過廚房，爬上樓梯，走過又一條走廊。她沒敲門就直接打開一扇門，讓到一旁，打個手勢，請我進去。
地板上鋪著油氈地毯，鐵管床架上擺著一個光禿禿的床墊，有個金色楓木的抽屜櫃，小寫字台前有一把折疊椅。房間對麵的窗口有一張靠背沙發椅，沙發套上印著花朵圖案。抽屜櫃上有一盞帶花格紙燈罩的台燈，天花板中央的燈座上有兩個無遮掩的燈泡。
就這麽多東西。
“Entiende usted ahora？No est aquí。(您現在滿意了？他不在這兒。)”
我自動自發、有條不紊地檢查這個房間。它真是不可能更空無一物了。小壁櫥裏隻有兩個鐵絲衣架，金色櫃子的幾個抽屜和寫字台的一個抽屜全都空空如也，連邊邊角角都擦得一幹二淨。
麵頰凹陷的男人充當翻譯，我勉強盤問了中年女人。無論用什麽語言問話，她都算不上情報的寶藏。她不知道卡爾德倫什麽時候離開的，她估計是星期天或星期一。星期一她來這個房間打掃衛生，發現卡爾德倫清空了所有物品，沒留下任何東西。她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意味著他退租了。他和其他房客一樣，也是每周付租金的。他的租金其實還夠住兩天的，但他顯然找到了其他去處，不，他不告而別並不稀奇。經常有房客這麽做，就算沒有拖欠租金也一樣。她和她女兒把房間打掃得很幹淨，現在已經準備好租給別人了。房間不會閑置太久。她這兒的房間從來不會閑置太久。
卡爾德倫是個好房客嗎？當然，最好的那種，但她和她的房客一向沒有矛盾。她隻租給哥倫比亞人、巴拿馬人和厄瓜多爾人，她和他們從來沒有過任何矛盾。有時候移民局找麻煩，他們不得不突然離開。也許卡爾德倫就是因為這個才悄悄溜走的，但這和她毫無關係。她隻知道打掃房間，然後租給下一位客人。
移民局不可能找卡爾德倫的麻煩，這個我很清楚。他不是非法移民，否則就不可能在銀河酒店工作了。一家大飯店不可能雇用沒有綠卡的外國佬。
他忽然溜走肯定出於其他的什麽原因。
我花了一個小時找其他房客問話，綜合得出的卡爾德倫的形象也沒什麽幫助。他是個安靜的年輕人，不喜歡和別人來往。他的工作時間擺在那兒，因此其他房客在家的時候，他往往正在上班。據眾人所知，他沒有女朋友。他在巴奈特大道住了八個月，沒有過任何訪客，無論男女，他也很少接到電話。搬到巴奈特大道來之前，他住在紐約的其他什麽地方，但沒人知道他先前的住址，甚至不知道那兒在不在皇後區。
他嗑藥嗎？無論我問誰，他們都被話裏的意思嚇住了。我猜那位胖胖的女房東管理得相當嚴格。她的房客都有固定工作，過著體麵的生活。有個房客向我保證，就算卡爾德倫抽大麻，也絕對不會在房間裏抽，否則女房東肯定會聞到，然後請他搬出去。
“也許他就是想家了，”一個黑眼睛的年輕男人猜測，“也許他飛回卡塔赫納去了。”
“他從那兒來？”
“他是哥倫比亞人，我記得他說過是卡塔赫納。”
我花了一個小時，隻知道了這麽多：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來自卡塔赫納。然而即便是這一點，也沒人敢說一定是真的。
[1] 警察廣場一號：位於曼哈頓公園街，靠近紐約市政廳和布魯克林大橋，是紐約市警察局的總部。
[2] 西班牙語：我聽不懂。
[3] 塔維奧：奧克塔維奧的昵稱。
[4] 西班牙語：雜貨店，尤其是帶小酒吧的雜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