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惹來的麻煩還不到想象中的一半。二十分局派來的兩個警察我都不認識，但就算認識也不可能讓事情更順利。我們在現場回答了幾個問題，然後去西八十二街的分局錄正式口供。現場勘驗似乎完全符合我們報告的情況。警察很快就指出錢斯發現屍體後應該立刻打電話，但他們似乎也沒有因為他拖延不報而特別生氣。出乎意料地撞見屍體會讓人肝膽俱裂，哪怕你是皮條客她是妓女也一樣，而這兒畢竟是紐約，人人自掃門前雪的大都市，讓人吃驚的不是他報警太晚，而是他居然會報警。
到警察局時我挺自在的。早些時候我緊張過一會兒，因為我想到他們有可能會想搜我的身。我的大衣是個小型軍火庫，裝著我從巷子裏那個年輕人身上繳獲的一把槍和兩把刀。刀已經是非法武器了，而槍不但非法，而且說不定有案底。天曉得它有什麽樣的來路。然而我們沒做任何會引起他們搜身的事情，也很高興沒有被搜身。
“常有妓女自殺，”喬·德金說，“這是職業特點之一，而這個妓女有前科。看見她手腕上的傷疤了嗎？根據驗屍報告，那是幾年前留下的。你也許不知道，不到一年前她就試過吃藥了斷這條路，一個女性朋友送她去聖克萊爾醫院洗了胃。”
“遺書裏提到了。她希望這次吃得夠量，諸如此類的話。”
“嗯，她實現了願望。”
我們在斯雷特餐廳，第十大道上的這家牛排館吸引了約翰·傑學院和北中城分局的許多警察。我回過一趟旅館，換掉了衣服，把武器和我身上的一部分錢找了個地方藏起來，然後他打電話來叫我請他吃飯。“我覺得我得趕緊敲你一頓飯了，”他說，“免得你客戶的姑娘全都死掉，你的收款賬戶被砍掉。”
他要了烤肉拚盤，喝了兩瓶嘉士伯啤酒。我點了西冷牛排，喝黑咖啡配餐。我們聊了幾句桑妮的自殺，但這個話題沒什麽可談的。他說：“要不是因為另一個姑娘——金發的那個——你都不會想到要多看一眼。法醫學證據完全符合自殺。瘀傷很容易解釋，她暈頭轉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摔下去磕在了某個地方。出於同樣的理由，她躺在地上，而不是**。瘀傷沒什麽特別的。她的指紋出現在應該出現的地方：酒瓶、酒杯、藥瓶。遺書符合她其他的筆跡樣本。假如我們相信你委托人的說法，他發現她時她甚至在一個上鎖的房間裏。從裏麵上鎖，掛著門鏈。你覺得那是實話嗎？”
“他的整個說法我聽著都像真的。”
“所以她就是自殺的，甚至對得上兩周前達吉南的被殺。她們是朋友，她朋友出的事情讓她難過。你發現任何痕跡能證明這不是自殺嗎？”
我搖搖頭：“這是最難布置的那種自殺現場。你能怎麽做，用漏鬥把藥片硬灌進她的喉嚨？拿槍逼著她吃藥？”
“你可以溶解藥片，讓她不知不覺地吃下去，不過法醫在胃容物裏找到了殘餘的速可眠膠囊，所以此路同樣不通。就是自殺沒錯。”
我努力回想本市的年度自殺率。我甚至推測不出一個符合情理的數字，而德金也幫不上忙。我琢磨著這個比例會有多高，會不會像其他數字一樣節節攀升。
喝咖啡的時候，他說：“我調了幾個文員查閱銀河酒店今年一號以來的登記卡，找出用印刷體填寫的那些，但沒有一個符合那位瓊斯先生的登記信息。”
“其他旅館呢？”
“沒有對得上的。姓瓊斯的人不少，這個姓畢竟很常見，但全都有手寫體簽名和信用卡號碼，看上去很正規。純屬浪費時間。”
“對不起。”
“為什麽？我做的事情有九成是在浪費時間。你說得對，確實值得一查。假如這是個要案，頭版頭條那種，警局高層往下施壓，你能想象我自己也會想到這個念頭，我們會檢查全市五大區內的每一家旅館。你怎麽樣？”
“我怎麽了？”
“達吉南的案子有什麽進展嗎？”
我不得不想了想，最後黯然道：“沒有。”
“真他媽氣人。我又看了一遍案卷，你知道有什麽事情讓我覺得肯定有鬼嗎？那個前台職員。”
“和我談過那個？”
“那是經理，或者助理經理，反正差不多。不，我說的是給凶手辦入住手續的那個。你看，有個人來登記，用印刷體寫名字，而不是用手寫體，然後還付現金。一個人做了兩件不尋常的事情，對吧？我是說，現如今誰住旅館會預付現金？我指的不是情人旅館，而是六十八十塊一晚上的高檔酒店。現如今一切都用塑料卡片了，信用卡是所有交易的基礎。但這個人付的是現金，而前台職員對他完全失憶。”
“你查過他了嗎？”
德金點點頭：“我昨晚去找他談了談。他是個南美年輕人，從南邊某個國家來的。我和他談話，他整個人迷迷糊糊的。凶手登記的時候，他多半也這麽迷糊。他這輩子多半就活得迷迷糊糊的。天曉得他的迷糊勁兒是從哪兒來的，是抽進去、吸進去還是吃進去的，但我覺得東西多半是從正規途徑搞來的。你知道這座城市裏有多少人從早到晚都活在雲霧裏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午餐時間你會看見他們。辦公室白領、中城區、華爾街，你隨便挑一個街區好了，都無所謂。他們在街頭買大麻卷，午餐時間就坐在公園裏抽大麻。你說怎麽還有人能完成工作？”
“我不知道。”
“還有那些吃處方藥的，就像這位自殺的女士。他們從早到晚吃各種藥片，甚至不犯法。藥物。”他喟然長歎，搖搖頭，捋了捋深色的頭發，“唉，我想喝一杯白蘭地，隻要你覺得你的委托人請得起。”
我去了聖保羅教堂，剛好趕上聚會的最後十分鍾。我喝咖啡吃曲奇餅，幾乎沒聽別人說話的內容。我甚至不需要自報家門，祈禱時我悄悄溜走。
我回到旅館，沒有我的留言。前台人員說有幾通電話找我，但都沒留姓名。我上樓，嚐試梳理桑妮自殺給我帶來的感受，但目前我感覺到的似乎隻有麻木。假如我沒有把她留到最後去問話就好了，我甚至能說些或做些什麽去阻止她自殺，拿這種念頭自虐固然很**人，但朝這個方向走畢竟沒什麽前途。我和她通過電話有所交流。她可以說些什麽，然而她沒有。而她畢竟已經至少嚐試過兩次自殺了，很可能還有一兩次沒留下記錄的。
一件事你嚐試得多了，遲早能找到出路。
第二天早晨，我吃了頓簡單的早飯，然後去銀行存錢，順便買了張匯票。我去郵局把匯票寄給安妮塔。過去我沒怎麽想到過兒子的牙齒矯正，現在可以忘個一幹二淨了。
我走到聖保羅教堂，為桑妮亞·亨德萊克斯點了支蠟燭。我坐在長凳上，給了自己幾分鍾緬懷桑妮。然而沒什麽可供回想的。我們幾乎沒有交集，我甚至不太記得她的相貌了，因為她的死狀一腳踢開了我記憶中她在世時的模糊形象。
我忽然想到我還欠教堂的錢。錢斯辦案費用的一成是兩百五十塊，我從企圖搶劫我的那小子身上拿走了三百多塊，這筆錢同樣該繳什一稅。我沒仔細數那筆錢究竟有多少，但三百五這個數字估計差不離，於是我給了教堂兩百八十五塊，就當我們平賬了吧。
然而我已經把大部分現金存進了銀行。錢包裏有幾百塊，假如我捐給教堂兩百八十五塊，那我就會隻剩下一丁點交通費。我算了算再跑一趟銀行的麻煩程度，這時我這個小小把戲的病態程度忽然像一記後腰重拳似的擊中了我。
我到底在幹什麽？我為什麽會覺得我欠任何人錢？我到底欠誰的錢？不是教堂，我不屬於任何教會。我的什一稅總是捐給適時出現在眼前的隨便哪個禮拜場所。
那麽，我到底虧欠了誰呢？上帝？
這裏麵的邏輯在哪兒？這種債務的本質是什麽？我是怎麽欠上它的？我在償還借來的資金嗎？還是我自己捏造了某種賄賂陰謀，向天國繳納保護費？
以前我總能毫不費力地找到理由。這隻是一個習慣，一個小小的怪癖。我不申請退稅，於是我轉而去付什一稅。
我從沒允許過自己問其中的原因。
因為我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喜歡答案。我也記得在聖尼古拉斯大道旁的小巷裏閃過腦海的念頭：我會被這個小子殺死，因為我沒付什一稅。倒不是說我真的相信，或者我認為這個世界真的這麽運轉，稀奇的是我居然會產生這種念頭。
過了一會兒，我取出錢包，數出兩百八十五塊。我拿著錢坐在那兒，然後我把錢全部放回錢包裏，隻留下一塊錢。
至少我要為蠟燭付錢。
下午，我一直走到金住的公寓樓。天氣不壞，我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從門房身旁走過，自己開門進房間。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野火雞倒進水槽。
我不知道這麽做符不符合邏輯。這兒還有很多瓶烈酒，我也不怎麽想徹底模仿卡麗·納申[1]，但這瓶野火雞已經擁有了象征意義。每次想到要來這套公寓，酒瓶就會浮現在我眼前，伴之而來的往往是對它的滋味和氣味的鮮明記憶。隨著最後一滴酒落進水槽，我終於能夠放鬆了。
然後我回到門口的壁櫃前，查看掛在裏麵的毛皮大衣。縫在內襯上的洗標說這件衣服由染色兔皮製成。我打開黃頁，隨便找了一家毛皮商打過去，得知兔皮(lapin)是法語裏的“兔子”。“你查詞典就會知道，”對方說，“隨便一本美國詞典。現在這是個英語詞了，通過毛皮行業進入我們的語言。就是普通的兔子。”
誠如錢斯所說。
回家路上，某種東西觸發了喝杯啤酒的念頭。我甚至不記得刺激因素是什麽，但結果是我想象自己一邊肩膀靠在吧台上，一隻腳踩著黃銅踏腳欄杆，手裏拿著鍾形酒杯，地上鋪著鋸末，我鼻孔裏充滿了老酒館的黴味。
這個飲酒的衝動並不強烈，我甚至沒考慮要不要采取行動，但它讓我想到了我答應簡的事情。我不打算喝酒，因此不是非得打電話給她不可，但我還是打了過去。我走進圖書總館路口拐彎的電話亭，塞了個一角硬幣進去，撥打她的號碼。
我們的交談聲不得不和車聲競爭，於是我們聊得既簡短又輕鬆。我沒想到要告訴她自殺的桑妮，我也沒提到那瓶野火雞。
吃晚飯時我讀了《郵報》。桑妮的自殺案在早晨的《新聞報》上有幾段文字，這種案子能得到的也無非如此，但《郵報》願意大肆宣揚一切有助於銷量的內容，他們的賣點是桑妮和金有同一個皮條客，僅僅兩周前，金在一家旅館裏被大卸八塊。沒人能找到桑妮的照片，於是金的照片再次見報。
然而報道配不上頭條標題的吹噓。他們隻有一起自殺案和一些捕風捉影的推測，聲稱桑妮自殺是因為她對金的謀殺案知道些什麽。
沒有任何文章提到雙腿折斷的那小子，但犯罪和死亡這些老掉牙的填充物塞滿了報紙的邊邊角角。我想到吉姆·法布爾說他已經戒了報紙。然而我似乎怎麽都戒不掉。
吃過飯，我去前台領取郵件。除了老一套的垃圾玩意兒，還有一通來電留言，請我打給錢斯。我打給他的應答服務，他打過來問情況如何。我說沒什麽進展。他問我會不會繼續查下去。
“還會查一陣，”我說，“沒別的，就是想看看能摸到哪兒去。”
他說警察沒來找他麻煩，他一整天都在為桑妮安排葬禮。金的屍體被送回威斯康星州，但桑妮不一樣，桑妮沒有父母或近親來認領她。法醫什麽時候允許發還桑妮的屍體是個問題，因此他安排在西七十二街的沃爾特·B.庫克殯儀館開追悼會。他說儀式將於星期四下午兩點開始。
“我應該也給金安排一下的，”他說，“但當時完全沒想到。主要是為姑娘們開的。她們的狀態很不好，你明白的。”
“我能想象。”
“她們都在想同樣的事情。死亡總是成三。她們都在擔心，害怕自己會是下一個。”
晚上我去參加我的戒酒會活動。見證環節中我忽然想到，恰好一周前我喝斷片兒了，跑來跑去，天曉得幹了什麽。
“我叫馬特，”輪到我時我說，“今晚我聽聽就好。謝謝。”
散會時一個男人跟著我上樓梯來到街麵上，然後走到我旁邊。他三十左右，穿格子呢的伐木工夾克，戴鴨舌帽。我不記得我見過他。
他說：“你叫馬特，對吧？”我承認他說得對。“喜歡今晚的故事嗎？”
“挺有意思。”我說。
“想聽一個更有意思的故事嗎？聽說上城區有位老兄破了相還斷了兩條腿。哥們兒，這故事真不賴。”
我感到一陣寒意。槍在我衣櫃的抽屜裏，用一雙襪子裹著，兩把刀也在同一個抽屜裏。
他說：“你膽子很大嘛，哥們兒。你他媽有卵蛋，明白我什麽意思？”他用一隻手捂住腹股溝，就像棒球手在調整護具角度。“總而言之，”他說，“你不想找麻煩吧？”
“你在說什麽？”
他攤開雙手：“我知道個啥？哥們兒，我是郵遞員。我給人送信，我隻做這個。一個姑娘在酒店裏害死自個兒是一碼事，哥們兒，但她的朋友有誰就是另一碼事了。不重要，聽懂了嗎？”
“誰讓你送信的？”
他隻是看著我。
“你怎麽知道來這個戒酒會找我？”
“跟著你進去，跟著你出來。”他吃吃笑，“打斷那個maricón[2]的腿，哥們兒，這就有點過了。真的有點過了。”
[1] 卡麗·納申：Carrie Nation(1846—1911)，美國鼓吹禁酒的先鋒人物。
[2] maricón：西班牙語，俚語，同性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