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我沒過馬路。爛臉斷腿的年輕人不是附近唯一的搶匪，我可不想在體內有烈酒的情況下再碰到另外一個。
不，我必須返回我自己的地盤。我隻打算喝一杯，也許兩杯，但我無法保證自己隻會喝這麽多，也難以斷定一兩杯酒會對我造成什麽影響。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返回我居住的街區，找個酒吧喝一杯，頂多兩杯，然後帶兩罐啤酒回旅館房間。
然而一旦喝酒就談不上安全了。至少對我是這樣，再也不會安全了。我還沒有證明過這一點嗎？我還要證明多少次給自己看？
所以我該怎麽辦？顫抖，直到我四分五裂？我不喝一杯就不可能入睡。老天在上，我不喝一杯都沒法坐著不動。
唉，媽的。我必須喝一杯，這是治病用的，任何醫生隻要看我一眼就會開這個藥方。
任何醫生？羅斯福那位實習醫生也算嗎？我能感覺到他抓著我的肩膀，就是劫匪抓住我把我推進巷口的那個位置。“你看著我，聽我說，你酒精成癮，再喝下去，你就沒命了。”
我反正會死，死於八百萬種死法之一。但假如我有的選，至少我能死得離家更近一點。
我走向人行道，一輛無證出租車開近我時放慢了速度，隻有無證出租車才會在哈萊姆漫遊攬客。司機是個中年西裔女人，寬簷帽底下是一頭紅色卷發，她覺得我看著還行。我坐進後排座位，關上車門，叫她送我去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路口。
一路上我的思緒東西南北亂跳。我的雙手還在顫抖，不過沒剛才那麽劇烈了，但內心的顫抖還是一樣糟糕。車程似乎漫長得沒有盡頭，但還沒等我醒過神來，那女人就在問我該在哪個路口停車了。我叫她停在阿姆斯特朗酒館門口。紅燈轉綠燈，她開著出租車斜穿十字路口，停在我叫她停車的地方。我沒有動彈，她扭頭看我在幹什麽。
因為我剛剛想起來，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館喝不到酒。當然了，他們有可能忘記了吉米禁止賣酒給我，但也可能沒忘記，想到走進去卻被拒絕服務，我覺得我已經怨恨得渾身發燙。不，去他媽的，我絕對不會走進他們該死的大門。
那去哪兒呢？波莉籠子肯定打烊了，他們從不堅持開到打烊時間。法雷爾酒吧？
金被殺後，我就是在那兒喝下第一杯酒的。拿起那杯酒之前，我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記得那杯酒，是早年時光。
真好玩，我總是記得我喝什麽牌子的酒。全都是同樣的爛貨，但就是這種細節會鑽進你的頭腦再也不離開。
一段時間以前，我在戒酒會活動上聽過有人做出相同的結論。
我戒斷幾天了？四天？我可以上樓回房間，強迫自己待在那兒，等我醒來，那就是第五天的開始。
但我不可能睡著，我甚至沒法待在房間裏。我可以嚐試，但我無法待在任何地方，因為我此刻內心的感受，因為隻有我狂暴的思緒與我自己作伴。就算此刻我不喝酒，一小時後我也會開喝。
“先生？你沒事吧？”
我眨眨眼，看著女人，從口袋裏掏出錢包，摸出一張二十塊。“我要打個電話，”我說，“就在路口的那個電話亭。你拿著錢，等我一下，可以嗎？”
也許她會拿著那二十塊揚長而去，我並不在乎。我走到路口，塞了個一角硬幣，站在那兒聽撥號音。
現在打電話似乎太晚了。現在是幾點鍾來著？兩點多了，社交拜訪好像太晚了。
媽的，我可以上樓回房間。我隻需要再堅持一個小時，然後就風平浪靜了。三家酒吧到時候全都打烊了。
那又如何？有一家熟食店會賣給我啤酒，合不合法是另一碼事。五十一街一直往西走，十一和十二大道之間有一家通宵酒吧。不過也可能已經歇業了，我很久沒去過那兒了。
金·達吉南家門口壁櫃裏有一瓶野火雞，而房門鑰匙就在我口袋裏。
這個念頭嚇住了我。烈酒就在那兒，我隨時都能拿到，要是我真的過去，我絕對不會小酌一兩杯就停下。我會喝完一整瓶，等我喝完那瓶野火雞，旁邊還有很多瓶酒等著我去和它作伴。
我撥出我要打的號碼。
她在睡覺。她接起電話時，我能從她的聲音裏聽出來。
我說：“是我，馬特。很抱歉，這麽晚打電話給你。”
“沒關係。現在幾點？天哪，兩點多了。”
“非常抱歉。”
“沒關係。馬修，你還好吧？”
“不，我不好。”
“你在喝酒？”
“不，沒有。”
“那就挺好。”
“我要崩潰了，”我說，“我打給你是因為隻有這麽做我才能不去想喝酒。”
“你做了正確的選擇。”
“我能過來嗎？”
一陣停頓。算了，我心想，當我沒說。趕在法雷爾酒吧打烊前飛快地喝一杯，然後回到旅館裏。我本來就不該打給她的。
“馬修，我不知道這麽做好不好。你一次戒一個小時，要是做不到就一次一分鍾，願意怎麽打電話給我都行。我不介意你吵醒我，但是——”
我說：“一小時前我險些送命。我揍了一個小子，打斷了他的兩條腿。我在顫抖，我這輩子都沒這麽抖過。現在隻有喝一杯才能讓我覺得對勁，我不敢喝，但我害怕我會不顧一切地去喝。我覺得找個人陪著，和人說說話，也許能幫我熬過去，但實際上未必真的能，我很抱歉，我不該打給你的。我不是你的責任。對不起。”
“等一等!”
“我還在。”
“聖馬可坊有個俱樂部，每逢周末就有通宵的戒酒會活動。指南裏有，我可以幫你查。”
“行啊。”
“你不會去的，對吧？”
“我在聚會上沒法起立發言。算了，簡。我不會有事的。”
“你在哪兒？”
“第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路口。”
“你來我這兒需要多久？”
我望向阿姆斯特朗酒館，非法出租車還停在店門口。“我有一輛出租車在等我。”我說。
“還記得怎麽過來嗎？”
“記得。”
出租車在裏斯本納德街她住的六層通層公寓樓門前停下。裏程表吃掉了那二十塊的大部分，我又給了司機二十塊。錢給得太多，但我很感謝她，而且我也有錢能慷慨一把。
我按響了簡的門鈴，兩長一短，然後回到樓門口，等她把鑰匙扔給我。我乘貨運電梯到五樓，走進她住的通層公寓。
“很快嘛，”她說，“你確實有出租車在等著。”
她有時間梳妝打扮。她穿著舊牛仔褲和紅藍棋盤格的法蘭絨襯衫。她很有魅力，中等身高，體態勻稱，體形更適合享樂而非競速。她有一張心形的臉，垂到肩膀的黑棕色頭發裏夾著灰白色，兩隻灰色大眼睛之間的距離正合適。她沒化妝。
她說：“我煮了咖啡。你的什麽都不加，對吧？”
“除了波本威士忌。”
“剛好喝完了。你坐下，我去倒咖啡。”
她回來時我站在她的美杜莎雕像旁，用手指摸一根蛇發。“她的頭發讓我想到你的這個姑娘，”我說，“她的金發編成辮子，盤在頭上的樣子讓我想到你的美杜莎。”
“誰？”
“一個被殺的女人，我不知道從何說起。”
“隨便哪兒都行。”她說。
我說了很久很久，說得顛三倒四，從開頭到當天晚上的種種變故，來回亂跳。她時不時起身去給我們補充咖啡，每次她回來時我從剛才中斷的地方繼續說，或者換個地方開始說。似乎全都無所謂。
我說：“在我打昏他，搜他的身之後，我不知道該拿他怎麽辦。我沒法讓警察逮捕他，也無法忍受放過他的念頭。我想開槍打死他，但我做不到。我不知道為什麽。我抓著他的腦袋再撞幾次牆也許會要了他的命，我實話實說，我肯定會為此感到高興。但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我真的沒法開槍打他。”
“那是當然。”
“但我也沒法就這麽放過他，我不希望他繼續橫行街頭。他會再找一把槍，再搶一個人。於是我打斷了他的腿。骨頭遲早會長好，他可以繼續幹他的老本行，但至少在此期間，他不能橫行街頭了。”我聳聳肩，“其實說不通對吧？但我想不到其他的任何辦法了。”
“重點在於你沒喝酒。”
“重要的是這個？”
“我覺得是。”
“我險些喝酒。要是我在我自己的地盤上，或者要是我沒打電話給你。上帝知道我有多麽想喝酒，我現在還是想喝。”
“但你不會去喝。”
“對，不會。”
“馬修，你有擔保人嗎？”
“不，沒有。”
“你應該找一個，幫助很大。”
“怎麽幫我？”
“怎麽說呢，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你的擔保人，你可以對他說任何想說的話。”
“你有嗎？”
她點點頭：“我和你談過後就打給了她。”
“為什麽？”
“因為我緊張，因為和她談話能讓我平靜下來，因為我想聽聽她會怎麽說。”
“她怎麽說？”
“說我不該讓你過來。”她哈哈一笑，“還好你已經出發了。”
“她還說了什麽？”
灰色的大眼睛躲避我的視線：“她說我不該和你睡覺。”
“她為什麽這麽說？”
“因為第一年之內發展關係不是個好主意，另外也因為和一個剛開始戒酒的人交往是個壞主意。”
“天哪，”我說，“我過來是因為我快把自己逼瘋了，而不是因為饑渴難耐。”
“我不知道。”
“你的擔保人怎麽說你就怎麽做嗎？”
“我盡量。”
“這個在世間傳達上帝之聲的女人是誰？”
“就是一個女人，和我年紀差不多，其實還比我小一歲半，但她戒酒已經快六年了。”
“真的很久。”
“對我來說非常久了。”她拿起咖啡杯，發現已經空了，然後又放下，“你認識什麽人願意當你的擔保人嗎？”
“非得這樣嗎？你必須請別人為你擔保？”
“沒錯。”
“要是我請你呢？”
她搖搖頭：“首先，你應該找個男性擔保人。其次，我戒酒還不夠久。再次，咱們是朋友。”
“擔保人不能是朋友？”
“不是那種朋友，是戒酒的朋友。第四，應該是你所在互助小組的成員，方便你們頻繁聯係。”
我不情願地想到吉姆：“有個家夥，我和他聊過幾次。”
“找個聊得來的人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我和他聊不聊得來，應該還行吧。”
“你尊重他的節製嗎？”
“我都不懂這是什麽意思。”
“嗯，你是否——”
“今天晚上我對他說報紙上的消息讓我難過。街頭犯罪，人們對彼此做的壞事。簡，這些東西在影響我。”
“我知道。”
“他對我說你別讀報就是了。你笑什麽？”
“這麽說也太機械了。”
“人們一開口就說該死的無聊話。‘我丟了工作，我母親得癌症快死了，我要做手術切除鼻子，但我今天沒喝酒，所以我是勝利者。’”
“他們就是這麽說話的，對吧？”
“有時候。你笑什麽？”
“‘我要做手術切除鼻子。’切除鼻子？”
“別笑，”我說，“這種問題很嚴肅的。”
沒過多久，她開始說她所在的互助小組的一名成員，他兒子死於交通肇事逃逸。這位老兄去參加戒酒會活動，講述人生故事，從團體中汲取力量，事情似乎從頭到尾都變成了某種靈性體驗。他保持清醒，他的節製賦予他力量，讓他能夠應付如此變故，在體驗悲痛的同時安慰家庭的其他成員。
我不知道一個人能夠體驗悲痛到底有什麽了不起的。然後我不由自主地開始想象，幾年前我打出一顆流彈，反彈後害死了六歲的小女孩愛斯特麗塔·裏維埃拉，事後若是我能滴酒不沾，現在的情況會怎麽樣。我用波本威士忌淹沒因此而來的情緒，在當時看來這似乎是個非常好的主意。
也許並不是。也許根本不存在捷徑和便道。有些事情也許你必須咬牙熬過去。
我說：“你在紐約從不擔心被車撞倒，但這種事在這兒一樣會發生。警察抓住逃逸的司機了嗎？”
“沒有。”
“他多半喝醉了。通常都是。”
“也許他喝斷片兒了。也許他第二天清醒過來，到現在也不知道發生過什麽。”
“我的天，”我說，想到那天晚上的發言者，捅死情人的那位同性戀，“翡翠城有八百萬個故事，也有八百萬種死法。”
“**都市。”
“我說什麽了？”
“你說翡翠城。”
“是嗎？我這是說到哪兒去了？”
“《綠野仙蹤》。不記得了？堪薩斯的多蘿西和托托？朱迪·嘉蘭唱《跨越彩虹》？”
“當然記得。”
“‘沿著黃磚路走。’它通往翡翠城，偉大的魔法師就住在那兒。”
“我記得。稻草人、鐵皮人、膽小的獅子，整個兒都記得。但翡翠是我從哪兒摸出來的？”
“你酒精成癮，”她推測道，“你損失了不少腦細胞，就是這樣。”
我點點頭。“肯定是。”我說。
我們去睡覺時，天色已經轉亮。我睡在沙發上，裹著兩條多餘的毯子。剛開始我以為我睡不著，但疲憊像滔天巨浪似的撲向我。我放棄抵抗，讓它帶我去它想去的任何地方。
我不知道它帶我去了哪兒，但我睡得像個死人。就算做了夢，我對夢境也一無所知。煮咖啡和煎培根的香味喚醒了我，我衝澡，用她留給我的一次性剃刀刮臉，穿上衣服，和她一起坐在廚房裏的鬆木餐桌前。我喝橙汁和咖啡，吃炒蛋、培根、全麥鬆餅和桃子幹，我不記得上次我這麽胃口大開是什麽時候了。
她告訴我，她家往東幾個街區有個星期天下午的互助會活動。那是她定期去參加的聚會之一。我願不願意和她一起去？
“我有工作要做。”我說。
“星期天？”
“有什麽區別？”
“星期天下午你真能取得什麽進展嗎？”
自從開始調查，我還沒有任何真正的進展。今天有可能改變這個現狀嗎？
我取出筆記本，撥出桑妮的號碼，沒人接。我打給我住的旅館，沒有桑妮的留言，沒有丹尼男孩貝爾或昨晚我見過的其他人的消息。好吧，這個時間丹尼男孩肯定還在睡覺，其他人多半也一樣。
有個留言叫我打給錢斯。我開始撥他的號碼，但又停下了。假如簡去參加聚會，我可不想坐在她的公寓裏等錢斯回電。她的擔保人恐怕不會讚成。
會場在福賽斯街一所猶太教會堂的二樓。這兒不允許抽煙。坐在匿名戒酒會活動的會場裏，周圍卻不是煙霧騰騰的，這是一種頗為不尋常的體驗。
現在有五十來個人，她似乎認識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她向幾個人介紹我，他們的名字我過耳就忘。我覺得很尷尬，引起別人的注意讓我不舒服。我的外表更加雪上加霜。盡管我沒有和衣而睡，但怎麽看都像是這樣的，還帶著昨晚小巷扭打留下的痕跡。
我也感覺到了那場搏鬥的後遺症。直到走出她的公寓，我才意識到我渾身酸痛。我用頭槌撞他的地方在疼，我的一條胳膊和一側肩膀變成了青紫色，疼得厲害，其他肌肉一動就疼。剛打完架我毫無感覺，但一夜過後，這些疼痛全都浮出水麵。
我拿了咖啡和曲奇餅，默默地從開始坐到結束。感覺還行。發言者的見證很簡單，剩下的時間全都交給討論。你要發言就必須先舉手。
離結束還有十五分鍾，簡舉起手，說她對自己能夠戒酒感到無比慶幸，她的擔保人在她的戒酒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每次她碰到煩心事，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那個女人就會給她最大的幫助。她沒有詳細闡述。我覺得她在向我傳遞某種信息，我對此並不怎麽熱衷。
我沒有舉手。
聚會結束，她和幾個人去喝咖啡，問我要不要一起坐坐。我不想再喝咖啡了，也不需要別人的陪伴。我婉言謝絕。
來到外麵，在我們各奔東西之前，她問我感覺如何。我說我感覺挺好。
“還想喝酒嗎？”
“不想了。”我說。
“我很高興你昨晚打給我。”
“我也是。”
“隨時打給我，馬修，要是非打不可，半夜也沒問題。”
“希望沒這個必要。”
“但要是必須打，就打給我。可以嗎？”
“當然。”
“馬修，答應我一件事情？”
“什麽？”
“除非先打給我，否則一滴酒也別碰。”
“我今天不會喝酒的。”
“我知道。但以後隻要你想喝，假如你馬上就要開喝，先打電話給我。答應我？”
“好。”
坐地鐵去上城區的路上，我回想這段對話，覺得我被迫向她保證有點傻乎乎的。算了，能讓她高興就好。隻要能讓她高興，保證一下又有什麽壞處呢？
前台又有錢斯的留言。我從大堂打給他的應答服務，說我已經回到旅館了。我買了一份報紙，帶上樓消磨時間，等他打給我。
頭條消息是個寶庫。皇後區的一家人，父親、母親、不到五歲的兩個孩子，開著亮閃閃的新梅賽德斯轎車出去兜風。有人在他們旁邊停車，往車裏打空了兩把霰彈槍的彈倉，一家四口悉數斃命。警察搜索了他們在牙買加莊園的公寓，查獲大量現金和一批未稀釋分裝的可卡因。警方推測稱血案與毒品有關。
真他媽不是開玩笑。
報紙上沒提被我扔在小巷裏的年輕人。好吧，本來也不會提到他。他盯上我的時候，星期天的早報已經送上街頭。當然了，他恐怕也上不了明天的報紙，或者後天的。要是我殺了他，他也許能在某個犄角旮旯得到一小段文字，但一個黑人青年斷了兩條腿有什麽新聞價值可言？
我正在思考這個，忽然有人敲門。
有意思。清潔女工星期天不上班，偶爾來找我的那幾個人都會從樓下打電話。我拿起椅子上的外套，從口袋裏掏出那把點三二。我還沒處理掉它，也沒扔掉斷腿朋友的那兩把匕首。我拿著槍走到門口，問是誰。
“錢斯。”
我把槍塞進口袋，打開門。“大多數人會先打電話。”我說。
“樓下的小夥子在讀報，我不想打擾他。”
“真會體諒人。”
“這是我的招牌。”他的眼睛在打量我，估摸我的情況。他的視線從我身上移開，掃視整個房間。“小窩不錯嘛。”他說。
這話聽著很諷刺，但語氣並非如此。我關上門，指了指椅子，他卻站著不動。“似乎挺適合我。”我說。
“看得出來。斯巴達人似的，沒幾件東西。”
他穿著海軍藍的運動上衣和灰色法蘭絨休閑褲，沒穿外套。也行，今天比較暖和，而且他有車可以開著跑來跑去。
他走到窗口向外看。“昨晚找你來著。”他說。
“我知道。”
“你沒打回來。”
“我沒幾分鍾前才收到留言，去了個別人聯係不上我的地方。”
“昨晚沒回來睡覺？”
“對。”
他點點頭。他扭頭麵對我，表情戒心重重，很難看出點什麽來。我沒在他臉上見過這種表情。
他說：“你和我的姑娘們全談過了？”
“除了桑妮。”
“嗯。你還沒見過她？”
“對。我昨晚找過她幾次，今天中午又打過電話，但一直沒人接。”
“找不到她？”
“是啊。昨晚我收到她的一通留言，但等我打回去，她又不在了。”
“她昨晚打過電話給你？”
“沒錯。”
“幾點？”
我努力回憶：“我八點左右離開旅館，十點剛過才回來，那時留言已經在等我了。我不知道是幾點打進來的。前台應該把時間記在字條上，但他們總是偷懶。另外，字條已經被我扔掉了。”
“沒理由留著。”
“是啊。她幾點打電話給我有什麽重要的？”
他盯著我看了很久，我看見他深棕色眼睛裏的金色斑點。他說：“媽的，我不知道該怎麽做了。我不習慣這樣。絕大多數時候我至少覺得我知道該怎麽做。”
我沒有吭聲。
“你為我做事，所以你算是我的人，但我不知道我確不確定這能代表什麽。”
“錢斯，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說什麽。”
“媽的，”他說，“問題在於，我究竟能信任你幾分？我總要去想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我能不能信任你。我確實信任你。我是說，我帶你回家，哥們兒，我從沒帶任何人去過我家。我為什麽要那麽做？”
“我不知道。”
“我是說，我在炫耀嗎？我是不是等於在說，你看看這個黑鬼活得多有格調？還是說我邀請你進去看看我的靈魂？無論如何，媽的，我都認為我已經信任你了。但我這麽做到底對不對？”
“我不能替你做決定。”
“是啊，”他說，“你不能。”他用拇指和食指撚下巴，“昨晚我打電話給她。桑妮。打了好幾次，和你一樣，但沒人接電話。嗯，怎麽說呢，倒也沒問題。答錄機沒響，但同樣沒問題，因為有時候她會忘記打開答錄機。然後我又打過去，大概一點半或者兩點，還是沒人接，那我該怎麽辦？我開車過去。我當然有鑰匙，公寓是我租的，我為什麽會沒鑰匙？”
我已經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了，但我讓他自己說下去。
“唉，她在家，”他說，“現在也還在。但是啊，你看，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