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他領著我拐過路口，沿著第十大道向南走了一個半街區，來到一家小酒館，這地方隻該出現在酒鬼見證詞的最後一段裏。我沒記住它叫什麽，也不確定它有沒有名字，叫它“脫毒治療前的最後一站”倒是挺合適。吧台前有兩個老人肩並肩坐著，他們身穿舊貨店買來的正裝，默不作聲地喝悶酒。一個四十來歲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盡頭，邊喝一杯八盎司的紅葡萄酒邊看報紙。酒保骨瘦如柴，身穿T恤和牛仔褲，在看一台黑白小電視上放的某個節目。他把音量調得很低。
德金和我找了張桌子坐下，我去吧台買喝的，雙份伏特加給他，薑汁汽水給我。我拿著飲料回到桌前時，他的視線落在我的薑汁汽水上，但沒說什麽。
也可能是中等濃度的蘇格蘭威士忌兌蘇打水。顏色差不多。
他喝了一口伏特加，說：“哎，天哪，真管用。真他媽管用。”
我沒說什麽。
“剛才你問我什麽來著？我們接下來怎麽查。你自己就能回答吧？”
“應該能。”
“我叫我的親姐姐去買新電視和新打字機，在門上多裝幾把鎖，但別浪費時間打電話給警察。達吉南的案子往哪個方向走？我們哪兒都不去了。”
“我猜也是。”
“我們知道是誰殺了她。”
“錢斯？”
他點點頭。
“我以為他的不在場證明相當靠得住。”
“哦，簡直是鑲金邊的，完全滴水不漏。所以呢？但依然有可能是他。他說他和什麽人在一起，但那些人都願意為他撒謊。”
“你認為他們在撒謊？”
“不，但我也不會發誓說他們沒撒謊，再說他也可能雇凶殺人。我們已經談過這個了。”
“對。”
“就算是他幹的，他也幹得非常幹淨。我們在他的不在場證明上連一個瑕疵都找不到。假如他雇凶殺人，我們也不可能找到他雇了誰，除非撞到狗屎運。當然了，這種事偶爾也會發生，你知道的。餡餅就掉在你手裏。一個人在哪個下三濫酒吧說了些什麽，對他懷恨在心的人把話傳出去，忽然之間我們知道了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某些事情。然而即便如此，我們離能立案也還差得遠呢。另一方麵，我們也沒興趣在這個案子上累死累活。”
聽他這麽說，我並不吃驚，但這幾句話裏有些東西讓人心如死灰。我拿起薑汁汽水看。
他說：“警察當得好不好，有一半在於會不會估算成功概率。隻查有機會破案的案子，剩下的就隨便在風裏飄吧。你知道這座城市的凶殺案發生率嗎？”
“我知道越來越高了。”
“那還用你說？一年比一年高。各種案件的發生率都一年比一年高，不太嚴重的案件的統計數字卻開始下降，因為人們懶得報案。就像我姐姐家的盜竊案。你回家路上被堵了，但罪犯隻搶走你身上的錢？好，媽的，何苦非要立出一個聯邦重案呢？對吧。你還活著就該謝天謝地了。快回家祈禱，感謝上帝的恩典。”
“但金·達吉南——”
“去他媽的金·達吉南，”他說，“一個沒腦子的小婊子從一千五百英裏外趕來賣身，把錢交給一個黑鬼皮條客，她被開膛破肚又有誰在乎呢？我是說，她為什麽不能在該死的明尼蘇達好好待著？”
“威斯康星。”
“我想說威斯康星來著，但他們大多數來自明尼蘇達。”
“我知道。”
“凶殺案以前一年一千起左右。全城五大區，一天三起。這數字看上去很高對吧？”
“夠高了。”
“現在差不多翻了個倍。”他湊近我，“但是，馬特，這都算不上什麽。大部分凶殺案是夫妻不和，或者兩個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個打死另一個，第二天自己都不記得有這回事。這種案子的發生率從不改變，現在和以前一樣多。改變了的是陌生人凶殺案，凶手和受害者彼此互不相識。這種案子的發生率能告訴你住在一個地方安不安全。要是隻看陌生人凶殺案，把其他案件都扔掉，用陌生人凶殺案的數字畫圖，你會發現那條線像火箭似的往上躥。”
“皇後區昨天有個家夥拿出弓箭，”我說，“然後他隔壁的鄰居用點三八打死了他。”
“我看見報道了，這件事和一條狗找錯了草坪拉屎有關係？”
“差不多吧。”
“嗯，這個案子沒法上統計圖。那兩個人互相認識。”
“對。”
“但道理是一樣的。人們互相殘殺，他們甚至不會停下來思考一下，而是衝出去抬手就幹。你離開警隊多久了？幾年吧？我可以向你保證，如今的情況比你那會兒糟糕多了。”
“我相信。”
“我說真的。門外就是原始叢林，動物都帶著武器。是個人就有槍。你知道街上有多少人隨身帶槍走來走去嗎？普普通通的好市民，忽然覺得他有必要搞把槍保護自己，於是他去搞了一把，然後天曉得哪天他就會打死自己，或者他老婆，或者隔壁鄰居。”
“拿弓箭的鄰居。”
“隨便什麽人。但誰會叫他別去買槍呢？”他拍拍肚子，警用左輪別在他的褲腰上，“我必須隨身帶槍，這是規定。但我告訴你，不帶槍我就根本不會上街，我會覺得自己沒穿衣服。”
“我以前也這麽想，你這是習慣成自然了。”
“你不帶家夥？”
“不帶。”
“不覺得少點什麽？”
我去吧台又要了兩杯飲料，他還是伏特加，我還是薑汁汽水。我拿著飲料回到桌邊坐下，德金一口氣喝完他那杯，輪胎跑氣似的喟然長歎。他攏起雙手點煙，深吸一口，使勁吐出來，像是急於擺脫那口毒氣。
“這個狗娘養的城市。”他說。
沒希望了，他說，他繼續講述它到底有多麽沒希望。他列舉整個刑事犯罪司法體係的變化，從警察到法院到監獄，解釋為什麽沒一個正常運轉，而每一個都每況愈下。首先你沒法逮捕罪犯，然後你沒法給他定罪，最後你沒法把這個渾球關進牢裏。
“監獄裏塞滿了人，”他說，“因此法官不肯判處長期監禁，假釋委員會每天都放人出去。地檢署用減刑讓犯人認罪，好好的案子被輕判得不痛不癢，因為開庭的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而法院小心翼翼地保護被告的人身權利，你必須拿出那家夥犯罪時的照片才能判他有罪，然後判決又被撤銷，因為你未經許可拍攝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權利。另一方麵，警察越來越少。警隊現在比十二年前少了一萬人。街上少了一萬個警察!”
“我知道。”
“人渣多了一倍，警察少了三分之一，走在街上越來越不安全有什麽好奇怪的。你知道為什麽嗎？市政府破產了，沒錢雇警察，沒錢保障地鐵暢通，幹什麽都沒錢。整個國家像漏水似的漏錢，錢都流向了他媽的沙特阿拉伯。那些狗娘養的把駱駝換成了凱迪拉克，我們整個國家掉進他媽的屎坑。”他站起身，“輪到我了。”
“不，我請你。有人報銷費用。”
“對，你有雇主。”他重新坐下，我拿著第三輪飲料回來，“你喝的是什麽？”
“薑汁汽水。”
“哈，我就覺得看著像。為什麽不喝點帶勁的？”
“我最近算是在戒酒。”
“真的？”他的灰眼睛盯著我，大腦忙著處理這條情報。他拿起酒杯，喝掉一半，將杯子砰的一聲放在磨損的木板桌麵上。“你的想法不錯，”他說，我以為他指的是薑汁汽水，但他已經換了個話題，“辭職，走人。知道我想要什麽嗎？我隻想再熬六年。”
“然後你就滿二十年了？”
“然後我就滿二十年了，”他說，“然後我就有養老金了，然後我他媽就走人了。辭職，離開這個見鬼的城市。佛羅裏達、得克薩斯、新墨西哥，找個溫暖、幹燥、幹淨的好地方。佛羅裏達就算了，佛羅裏達的各種故事我聽得多了，滿街該死的古巴佬，他們的犯罪率和這兒差不多。另外，毒品都是從他們那兒運進來的。瘋狂的哥倫比亞人。你知道哥倫比亞人的情況嗎？”
我想到羅亞爾·沃爾德隆。“我認識的一個人說他們還不錯，”我說，“他說你反正別動蒙他們的念頭就行。”
“太他媽對了，你絕對不會想蒙他們的。你看到長島市那兩個姑娘的報道了吧？六個月還是八個月前，姐妹倆，一個十二，一個十四，人們在一個歇業的加油站的裏屋找到她們，手被捆在背後，腦袋上各挨了兩槍，小口徑武器，好像是點二二，但誰他媽在乎呢？”他喝完剩下的酒，“完全解釋不通。沒有性侵跡象，什麽都沒有。看著像黑幫處決，但誰會處決兩個少女呢？”
“唉，後來事情自己水落石出了，因為一個星期過後，有人闖進她們家，打死了她們的母親。我們在廚房裏找到她的屍體，爐子上還在燒晚飯。你看，這家人是哥倫比亞人，父親販賣可卡因，在當地除了走私祖母綠，這是最主要的產業——”
“他們好像種了很多咖啡豆。”
“多半是幌子。我說到哪兒了？重點在於，一個月後，父親被發現死在哥倫比亞的首都。他觸怒了什麽人，企圖逃跑，他們最後在哥倫比亞抓住他，但先殺了他的孩子和妻子。你看，哥倫比亞人，他們做事的規矩完全不同。你招惹他們，他們不隻殺你一個，他們會滅你滿門。孩子必須死，年齡無所謂。你養的貓狗，甚至熱帶魚，也是死路一條。”
“我的天。”
“黑手黨對家庭向來網開一麵。他們甚至會精心策劃，確保刺殺時你家裏人不會親眼看見你受死。現在你猜怎麽著，犯罪分子要殺得你全家雞犬不留了，厲害吧？”
“我的天。”
他用手掌撐住桌子站起身。“這一輪我請，”他大聲說，“我才不要喝用皮條客的錢買的酒呢。”
回到桌邊，他說：“你的雇主就是他，對吧？錢斯？”我沒法回答他，他又說：“唉，媽的，你昨晚見過他。他約你見麵，現在你有了雇主，但不肯告訴我他是誰。二加二必然等於四，你說呢？”
“我沒法告訴你怎麽加。”
“就當我說得對，他是你的雇主吧，省得說話太麻煩，這樣你也就不算泄露秘密了。”
“行。”
他湊近我。“他殺了她，”他說，“為什麽要雇你調查呢？”
“也許不是他殺的。”
“哈，當然是他。”他揮揮手，消除了錢斯沒有殺人的可能性，“她說她要離開他，他說沒問題，第二天她就死了。省省吧，馬特。要是這都不算確鑿無疑，什麽算呢？”
“那就回到你的問題了，他為什麽要雇我？”
“也許是為了轉移視線。”
“怎麽轉移？”
“也許他認為，當我們知道他雇了你，就會以為他肯定沒殺人。”
“但你並不這麽認為。”
“對。”
“你認為他真會這麽想？”
“我怎麽可能知道一個嗑藥的黑鬼皮條客怎麽想？”
“你認為他嗑藥了？”
“他的錢總得有個去處吧，你說呢？不太可能是用來買鄉村俱樂部的會員或者慈善舞會的包廂。來，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說。”
“你認為存在他沒有殺她的可能性嗎？雇凶殺人也算在內。”
“我認為有一定的可能性。”
“為什麽？”
“很簡單，因為他雇了我。雇我不是為了轉移視線，因為他身上本來就沒視線。你自己說過你們不會繼續盯著他，你打算撂下這個案子，去查別的事情。”
“但他未必知道。”
我沒接這個話茬。“換個角度看，”我循循善誘，“假設我從沒打過電話給你。”
“哪個電話？”
“剛開始的第一個電話。假設你不知道她打算脫離她的皮條客。”
“就算不從你這兒聽說，我們也會從其他渠道知道。”
“哪兒？金已經死了，而錢斯不會主動來報告。我不確定世上還有沒有其他人知道。”除了伊萊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牽扯進來，“我不認為你有可能知道，至少不會立刻知道。”
“所以？”
“所以，現在你會如何看待這個案件？”
他沒有立刻回答。他低頭看著幾乎喝空的酒杯，額頭中央皺出了兩道縱紋。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會覺得這是起什麽案件？”
“就是你打電話前我們的看法。變態狂。說起來，你知道我們現在不能這麽叫他們了嗎？一年前局裏出來一個強製規定，從今往後我們不能叫他們變態狂了，而是要叫EDP。”
“EDP是什麽？”
“情緒失常人員[1]。中央街[2]某個渾球吃飽了沒事幹想出來的。城裏的精神病多得連瘋人院都關不下了，我們最關心的卻是該怎麽稱呼他們。我們不想傷害他們的感情。不，我認為就是個變態狂，現代版本的開膛手傑克。他打電話召妓，請她進門，大卸八塊。”
“假如真是個變態狂呢？”
“那你就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了。你指望采集的某件物證能撞上大運。在這個案子裏，指紋毫無用處，那是間人來人往的酒店客房，能采到一百萬個潛指紋，根本無從查起。要是有個血手印就好了，你知道它肯定屬於凶手，但我們的運氣沒那麽好。”
“就算有——”
“就算有，單獨一個指紋也無法說明任何問題，除非我們本來就有嫌犯。光靠一個指紋，你沒法從華盛頓判定凶手的身份。他們總說遲早能做到，但——”
“這話已經說了好些年。”
“但美夢還沒成真。以後也許會，但我再過六年就熬到頭了，我要去亞利桑那。沒有可供追查的物證，我猜我們隻能等瘋子再次犯案了。你會再碰到幾起手法相同的案件，他遲早會搞出紕漏，被你抓住，然後你發現他和銀河酒店的某幾個潛指紋對得上，你就總算能立案了。”他喝光杯裏的酒，“然後他認過失殺人罪，求輕判，頂多三年就能出來，到時候繼續殺人，但我沒興趣再從頭做一遍了。我向上帝發誓，我沒興趣再從頭做一遍了。”
下一輪我請。先前是酒精激起他的義憤，讓他覺得用皮條客的錢買酒喝很丟人，這會兒依然是酒精消解了他的情緒。他顯然已經醉了，但你必須有經驗才能發現。他眼神發直，整個神態都帶著與之相配的呆滯。這是一場典型的酒鬼交談，兩個醉漢彬彬有禮地大聲自言自語，而他盡責地扮演著他在其中的角色。
假如他喝一杯我也喝一杯，我就不可能注意到這些。然而我是清醒的，隨著酒精逐漸控製住他，我感覺我和他之間的鴻溝越拉越遠。
我竭力把交談留在金·達吉南的話題上，但我做不到。他想談紐約所有出了毛病的東西。
“你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他湊近我說，壓低聲音，就好像這會兒酒吧裏除了我們和酒保還有其他人，“我告訴你到底為什麽。是黑鬼。”
我沒說話。
“還有西崽。黑人和西班牙裔。”
我說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理也不理。“你聽著，別說話。”他說，“我認識一個人，我和他經常搭檔辦案，拉裏·海恩斯是他的名字，也許你認識——”不，我不認識，“——他能有多好就有多好。我肯定把我的命托付給他。媽的，我已經把我的命托付給他了。他黑得像煤球，但無論局裏還是局外，我都沒見過比他更好的人。然而這和我說的事情沒關係。”他用手背擦擦嘴。“你看，”他說，“你坐過地鐵嗎？”
“非坐不可的時候就坐。”
“唉，媽的，有的選的時候誰會去坐？那東西就是這座城市的縮影，設備成天出故障，車廂被噴漆塗得一塌糊塗，尿騷味直衝鼻子，車務警拿底下的罪犯一點辦法都沒有，但你知道我想說什麽嗎？媽的，我坐上地鐵，左右看看，知道我在哪兒嗎？我他媽在外國。”
“什麽意思？”
“我是說周圍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裔，或是東方人，中國移民如今那叫一個蜂擁而至，還有韓國人。韓國人現在都算完美市民了，他們把像樣的蔬果超市開遍全城，他們一天工作二十個小時，送孩子上大學，但他們全都是陰謀的一部分。”
“什麽陰謀？”
“唉，媽的，這話聽上去既無知又偏執，但我就是忍不住。這兒曾經是座白人的城市，現在有時候我覺得我是全城僅剩下的唯一一個白人。”
寂靜越拖越長，然後他說：“如今他們在地鐵裏抽煙，你發現了嗎？”
“我發現了。”
“以前可沒有。一個人也許會用消防斧砍死他爹媽，但絕對不敢在地鐵車廂裏點煙。如今你會看見中產階級的人點起香煙，噴雲吐霧。就在最近這幾個月。你知道是怎麽開始的嗎？”
“怎麽開始的？”
“記得一年前嗎？一個人在PATH地鐵上抽煙，一名PATH乘警請他滅掉，那家夥掏出手槍，當場打死警察。記得嗎？”
“記得。”
“然後就開始了。你讀到這篇報道，無論你是誰，是警察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會急著叫過道對麵的那家夥別他媽抽煙了。於是幾個人點煙抽，沒人阻止，跟著學的人越來越多，入室盜竊這種大案報警都是浪費時間了，誰他媽還在乎在地鐵車廂裏抽煙的人呢？你不執行法律，人們就不會再尊重它。”他皺眉道，“但你想想那位PATH乘警。你喜歡他那種死法嗎？你叫一個人別抽煙，結果砰的一聲，你死了。”
我不由自主地說起魯丹科的母親，她死於炸彈爆炸，就因為她的朋友搬了一台不該碰的電視機回家。我們就這樣交換恐怖故事。他講述一位社工被騙上公寓樓屋頂，遭到**，最後被扔下去摔死。我回憶一篇我讀到過的報道，一個十四歲少年被一名同齡少年開槍打死，兩人互相不認識，凶手堅稱受害者嘲笑他。德金講了幾個最終以命案告終的虐待兒童案例，還有一個男人悶死了女朋友的未成年女兒，因為每次兩個人去看電影，他都要花錢請保姆看孩子。我提到格雷夫森德的那個女人，正在壁櫥裏掛衣服的時候被霰彈槍打死。我們的交談裏彌漫著“看看誰厲害”的味道。
他說：“市長覺得他找到了答案。死刑。把黑椅子給我拉回來。”
“你覺得能成功嗎？”
“公眾無疑希望這樣。死刑有一個你沒法否認的好處，那就是在你電死一個渾球後，至少你知道他不會再犯法了。去他媽的，我會投讚成票。把椅子拉回來，電視直播該死的處決，插廣告掙錢，多雇幾個警察。想知道一個秘密嗎？”
“什麽？”
“我們其實有死刑，但處決的不是殺人犯，而是普通市民。你走在馬路上，死於非命的可能性高於凶手上電椅的可能性。咱們每天都有五次六次七八次死刑呢。”
他的嗓門越來越大，酒保這會兒在聽我們的交談。我們把他的注意力從電視節目上吸引了過來。
德金說：“我喜歡電視機爆炸的那個案子，真不知道我怎麽會錯過它。你以為你一個個全都聽說了，但總有你不知道的新鮮事，對吧？”
“我看是的。”
“這座**都市有八百萬個故事，”他吟誦道，“記得這個節目嗎？幾年前電視上播的[3]。”
“記得。”
“每一集結尾都是這句台詞。‘這座**都市有八百萬個故事。剛才這個就是其中之一。’”
“記得。”
“八百萬個故事，”他說，“知道這座城市能給你什麽嗎？這座操蛋的**都市，狗娘養的臭屎坑？知道它能給你什麽嗎？八百萬種死法。”
我拉著他走出酒吧。來到外麵，冷颼颼的夜風一吹，他沉默下去。我們繞著幾個街區轉了一圈，最後回到警察局門前的那條路。他的車是輛水星，已經開了幾年。邊邊角角有些磕碰的痕跡。車牌最前麵幾個字母告訴其他警察，這是一輛警務車，不能開罰單。比較有經驗的江湖人也能認出這輛車屬於警察。
我問他能不能開車，他沒把這個問題當回事。他說：“你是什麽人，警察嗎？”他忽然想到這句話有多麽荒謬，於是放聲大笑。他抓住打開的車門支撐身體，笑得直不起腰，趴在車門上前後搖晃。“你是什麽人，警察嗎？”他說，吃吃笑，“你是什麽人，警察嗎？”
這種情緒轉瞬即逝，就像電影裏的快速剪輯。他立刻變得嚴肅，看似清醒，他眯著眼睛看我，下巴向前伸，活像一隻牛頭梗。“聽著，”他說，聲音低沉而凶狠，“別他媽那麽高人一等，明白了嗎？”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麽。
“你這個自命清高的渾球。狗娘養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兒去。”
他啟動車子，然後開走。就我所能看到的，他似乎開得挺正常。希望他要開的路不算太遠。
[1] 情緒失常人員：英文為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縮寫即是EDP。——編注
[2] 中央街：曼哈頓的一條街道，匯聚了紐約的多個法院和政府部門。
[3] “這座**都市有八百萬個故事”是劇集《**都市》(Naked City, 1958—1963)的著名台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