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離開伊萊恩家時，天色正在變暗，街道上擠滿了下班高峰的車輛。又開始下雨了，惱人的細雨弄得通勤車輛慢如龜爬。我望著膨脹的車流，心想說不定伊萊恩那位稅務律師就在其中。我琢磨他這個人，猜測等他發現伊萊恩留下了一個錯誤的號碼會如何反應。
要是他願意，他就能找到她。他知道她叫什麽。電話公司不會透露她的私密號碼，但他隻要稍微有點門路，就能找到有關係的人幫他從電話公司那兒搞到號碼。假如這條路走不通，他還可以通過她住的旅館追查她，費不了多大力氣。旅館可以告訴他她用的是哪個旅行社，一路問下去，他就能知道她的住址。我當過警察，我會不由自主地思考這種事，但任何人都能想到這些辦法，不是嗎？在我看來，它們算不上特別複雜。
他發現她留了個假號碼，也許很受傷害。得知她不想見他，他或許就也不想見她了。但他的第一反應難道不該是她不小心寫錯了嗎？他會打給查號台，會猜測那個查不到的號碼和她留給他的號碼會不會隻有顛倒了兩個數字的差別。所以他為什麽不會追根究底呢？
也許他本來就沒打給過她，因此也就一直不知道那是個假號碼。也許他在飛機衛生間裏扔掉她的號碼，然後回家去和妻兒團聚。
也許他偶爾會感到愧疚，想著有一位藝術品修複師守在電話旁等他打來。也許他會為自己的草率而備感後悔，其實根本沒必要扔掉她的號碼嘛。他本來可以時不時地抽空找她約會，她沒理由非得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嘛。媽的，有人偶爾能帶她離開顏料和鬆節油，她該感激涕零才對。
離家還有半程的時候，我拐進一家熟食店，要了濃湯、三明治和咖啡。《郵報》上有一篇離奇的報道。皇後區的兩個鄰居爭吵了幾個月，因為其中一個人養的狗在他出門後就叫個不停。前一天晚上，狗主人出來遛狗，狗在鄰居家門口的樹底下拉屎。鄰居碰巧看見了，從樓上窗口用弓箭射那條狗。狗主人跑回家，拿著一把瓦爾特P38手槍出來，那是他參加二戰的紀念品。鄰居也拿著弓箭跑出來，狗主人開槍打死了他。鄰居八十二歲，狗主人六十二歲，兩個人在小頸區已經當了二十多年的鄰居。文章裏沒說狗幾歲，但報紙上有它的照片，一位製服警官牽著狗繩，它使勁掙紮。
北中城分局離我住的旅館有幾個街區。晚上九點剛過，我來到那裏，雨還在半心半意地下著。我到前台問路，值班的年輕人留著小胡子，頭發用吹風機吹過，他指點我走樓梯。我爬上一段樓梯，找到刑警隊的大開間。辦公桌前坐著四個穿便衣的警察，房間另一頭還有兩個在看電視。拘留室裏有三個黑種年輕男人，他們掃了我一眼，發現我不是他們的律師，頓時失去了興趣。
我走向離我最近的辦公桌。一個禿頂的警察正在打報告，他抬起頭看我。我說我約了德金警探。
另一張辦公桌前的警察抬起頭，和我對視。“你肯定是斯卡德了，”他說，“我是喬·德金。”
他和我握手，用力過頭，像是要比試誰更有男子氣概。他揮手請我坐下，然後坐進他的椅子，在滿溢的煙灰缸裏撳熄煙頭，又點了一支煙，靠在椅背上打量我。他的眼睛是那種不會顯露任何情緒的灰色。
他說：“外麵還在下雨？”
“斷斷續續。”
“爛天氣。喝咖啡嗎？”
“不了，謝謝。”
“有什麽事情？”
我說我想看看金·達吉南凶殺案的材料，他能給我看什麽我就看什麽。
“為什麽？”
“我答應別人要查一查。”
“你答應別人要查一查？你是說有人雇你查？”
“可以這麽說。”
“誰？”
“我不能告訴你。”
他的下巴側麵有條肌肉繃緊了。他三十五歲左右，超重了幾磅，足以讓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他還沒有脫發，他的頭發全是近乎黑色的深棕色。他把頭發梳得緊貼頭皮。他應該找樓下的小夥子借個吹風機用用。
他說：“你不能隱瞞這個情況，你沒執照，而且就算你有，這也不屬於你有權保密的信息。”
“咱們好像不是在法庭上。”
“當然不是，但你來這兒找我幫忙——”
我聳聳肩：“我不能告訴你我的客戶是誰。他樂於見到殺死她的凶手落網，就這麽簡單。”
“而他認為雇你調查能加快進度。”
“似乎是的。”
“你也這麽認為？”
“我隻知道我需要掙錢過日子。”
“我的天，”他說，“誰不是呢？”
我說的話一點不假。我現在還構不成威脅，我隻是個小角色，裝腔作勢想掙點零花錢。他歎了口氣，一巴掌拍在桌麵，起身穿過房間，走向一排檔案櫃。他體格粗壯，羅圈腿，挽起袖子，敞著領口，走路像水手似的左右搖擺。他拿著一個牛皮紙折疊檔案夾回來，一屁股坐下，翻出一張照片扔在桌上。
“來，”他說，“開開眼界吧。”
這是一張五乘七英寸的黑白光麵照片，假如我不知道拍的是金，就肯定不可能認出她來。我看著照片，按捺住陣陣反胃的感覺，強迫自己盯著照片看。
“還真是對她下了狠手。”我說。
“法醫認為凶器是墨西哥大砍刀之類的東西，他給她來了三十六刀。你覺得數得怎麽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麽數得動。這個活兒真他媽比我的工作還可怕。”
“到處都是血。”
“還好你看的是黑白照片，彩色的更慘。”
“我能想象。”
“他砍斷了動脈。這麽一來，血就會噴出來，弄得房間裏到處都是。我從沒見過這麽多血。”
“他肯定弄得自己全身都是血。”
“不可能避免。”
“那他走出去時怎麽會沒人注意到？”
“那天夜裏很冷。有可能他有大衣，罩在他穿的其他衣物外麵。”他抽了一口煙，“也可能他行凶的時候沒穿衣服。媽的，她赤身**，也許他也不想穿得太多。事後他隻需要衝個澡就行。客房有個漂亮又舒服的浴室，他又有大把時間，為什麽不好好洗一下？”
“毛巾用過嗎？”
他盯著我，灰眼睛依然不動聲色，但我從他的舉止中覺察到了一絲敬意。“我不記得見到了髒毛巾。”他說。
“房間裏有這麽一個犯罪現場，你未必會注意到這種東西。”
“但應該清點歸檔的。”他翻看檔案，“你知道他們怎麽勘查現場，他們給所有東西拍照，有可能成為證據的東西都要裝袋、貼標和歸檔，然後一股腦兒塞進倉庫。可是等你要立案了，卻誰也找不到東西。”他合上案卷，思考片刻，俯身湊近我，“想聽個故事嗎？兩三個星期前，我姐姐打電話給我。她和丈夫住在布魯克林，米德伍德區。熟悉那地方嗎？”
“以前挺熟。”
“嗯，現在大概比你那會兒好些了。算不上太差勁。我是說，整個城市就是個化糞池，相比之下它不算特別差勁。她打電話說什麽呢？他們回到家，發現遭竊了。有人闖空門，偷走了便攜式電視機、打字機和幾件珠寶。她打給我，想知道該怎麽報案，該打電話給誰，等等。我首先問她有沒有上保險。沒有，她說，他們不認為家裏的東西值得上保險。我說那就算了吧。別去報案了，我說，報案隻是浪費時間。
“於是她問要是她不報案，警察該怎麽抓壞蛋呢？於是我向她解釋，如今已經沒人有時間去調查盜竊案了。你填個表格，報告歸檔，但沒人會跑來跑去查是誰幹的。抓住正在行竊的盜賊是一碼事，但調查盜竊案的優先級非常低，沒人有時間查這種案子。她說行吧，她能理解，但萬一警察找到了賊贓呢？要是她沒報告過盜竊案，那些東西該怎麽還給她？於是我就不得不向她解釋這個司法體係到底有多操蛋了。我們有滿滿幾倉庫繳獲的賊贓，我們有塞滿了受害者報告的無數案卷，都是什麽人有什麽東西被竊賊偷走了，但我們就是沒法把東西還給失主。我沒完沒了地解釋，我就不重複一遍讓你心煩了，但我覺得她到最後也並不相信我。因為你實在不願意相信情況有這麽糟糕。”
他在案卷裏找到一張紙，皺著眉頭看它。他讀給我聽：“一塊浴巾，白色。一塊擦手巾，白色。兩件浴袍，白色。沒說用沒用過。”他抽出一遝光麵照片，飛快地翻看。我從他背後偷看，見到了金·達吉南遇害之處的室內照片。她出現在幾張照片裏，但不是每一張都有她。為了記錄凶殺現場，攝影師沒有放過旅館房間的任何一個角落。
一張浴室照片裏出現了毛巾架，上麵掛著沒用過的毛巾。
“沒有髒毛巾。”他說。
“他帶走了。”
“嗯？”
“他必須清洗血跡。就算他在血衣外麵套上一件大衣，也還是要清理身體的。這兒的毛巾不夠數，每樣東西至少應該有兩件。這是高級酒店的雙人間，不會隻給你一塊浴巾和一塊擦手巾。”
“他為什麽要帶走髒毛巾？”
“也許是為了裹大砍刀。”
“他肯定本來就有裝刀的東西，手提包之類的，否則不可能帶進酒店。他為什麽不用相同的方式帶出去？”
我同意，他確實可以。
“為什麽用髒毛巾裹起來呢？假如你衝了個澡，擦幹身子，想找個東西裹凶器，然後再放進包裏，這兒明明有幹淨的毛巾。你為什麽不用幹淨毛巾裹砍刀，而是要把濕毛巾塞進提包呢？”
“你說得對。”
“琢磨這個純屬浪費時間，”他說，用手指點了點放在桌上的照片，“但我應該注意到缺少毛巾的，我應該想到這種細節。”
我們一起瀏覽案卷。屍檢報告沒什麽驚人之處，死因被歸結為多處創傷造成的大量失血。我覺得這是明擺著的。
我閱讀證人詢問筆錄，在各種其他表格和零散文件的海洋中徜徉，構成凶殺案受害者案卷的就是這些東西。我的腦袋開始隱約作痛，我的意識像紡車似的轉個不停。讀到一半，德金讓我一個人看完剩下的案卷。他又點了支煙，回去繼續打他原先在打的報告。
我盡可能仔細地讀完那些材料，然後合上案卷還給他。他把案卷放回檔案櫃裏，回來時先去倒了兩杯咖啡。
“我都加了奶和糖，”他說，把一杯放在我麵前，“雖說你未必愛喝。”
“沒問題。”我說。
“現在你知道得和我們一樣多了。”他說。我說非常感謝。他說：“你告訴我們那個皮條客的事情，節省了我們不少時間和麻煩，我們欠你個人情。既然你能給自己掙點錢花花，也沒什麽不好的。”
“接下來你們打算怎麽查？”
他聳聳肩：“我們按常規方式組織調查。我們追查線索，搜集證據，直到有足夠的東西能提交到地檢署。”
“聽著像在放錄音。”
“是嗎？”
“喬，接下來會怎麽辦？”
“唉，天哪，”他說，“咖啡真難喝，對吧？”
“還行。”
“我以前認為是杯子不對，後來有一天我自己帶了個杯子來，你明白的，我用陶瓷杯喝，而不是一次性塑料杯。當然了，也不是什麽好陶瓷，就是咖啡館裏用的一般陶瓷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當然。”
“用真正的杯子喝，也還是一樣差勁。帶杯子來的第二天，我在填一個人渣的逮捕報告，他媽的不小心把杯子從桌上碰到地上摔碎了。你有地方要去嗎？”
“沒有。”
“那咱們下樓，”他說，“拐個彎，找個地方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