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繞一圈中央公園的環形車道差不多剛好六英裏。我們已經逆時針轉了四圈，凱迪拉克毫不費力地巡行。說話的主要是錢斯。我拿著筆記本，時不時地寫下幾筆。
他先講述金的情況。她父母是芬蘭移民，在威斯康星州西部買了個農場住下來。家附近唯一上規模的城市是奧克萊爾。金原名凱拉，從小擠牛奶，在菜園裏除雜草。她九歲時，她哥哥開始性騷擾她，每晚溜進她的房間，對她做各種事情，強迫她給他做各種事情。
“但有一次她說到這兒時，哥哥變成了舅舅，還有一次是她父親，因此有可能事情僅僅發生在她的想象中，也有可能真的發生過，細節變來變去是希望它別那麽真實。”
高中三年級時，她和一名中年房地產經紀人有了私情。經紀人說他會為了她而離開妻子。她收拾行李，和他一起開車到芝加哥，兩個人在帕爾默大飯店住了三天，吃飯全都叫客房服務。住到第二天，經紀人喝醉後動了真感情，一遍遍說他毀了她的生活。第三天他的心情好了些，但第四天早晨她醒來，發現他不見了。他留下字條說他回去找妻子了，他多付了四天房費，還有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金。除了字條，他還用旅館的信封裝了六百塊留給金。
她在飯店住滿一周，欣賞芝加哥的風光，睡了幾個男人。其中兩個都不需要她開口，就給了她錢。她想問另外幾個人要錢，但沒法開這個口。她考慮回農場去。然而她在帕爾默大飯店住到最後一夜時，搭上了飯店裏的另一位客人，那是個尼日利亞人，來芝加哥參加什麽貿易會談。
“這就斷了她的後路，”錢斯說，“和黑人睡覺意味著她不能回農場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坐上了去紐約的長途汽車。”
她的人生全都是錯誤的選擇，直到錢斯把她從達菲那兒帶走，安排她住進自己的公寓。她的相貌和脾性都適合做應召女郎，這是個好出路，因為她缺乏沿街拉客的那種勁頭。
“她太懶，”他說，思考片刻又說，“妓女都很懶。”
錢斯手下有六個女人，金死後就隻剩下五個了。他先寬泛地說了幾句她們的概況，然後一個一個介紹，給出姓名、住址、電話號碼和個人情況。我記了大量筆記。我們在公園裏繞完第四圈，他向右拐彎，從西七十二街離開公園，他又開了兩個街區，然後靠路邊停車。
“去去就來。”他說。
我待在座位上，他去路口的電話亭打電話。車的馬達在空轉。我看著筆記，試圖在形形色色的蛛絲馬跡之中尋找模式。
錢斯回到車上，看著後視鏡，飛快但未必合法地掉頭。“我去查了一下我的應答服務，”他說，“得和大家保持聯絡。”
“你該在車上裝電話。”
“太麻煩。”
他駛向下城區，然後拐彎向東，來到十七街上第二和第三大道之間的一幢白色磚土結構公寓樓前，靠著消火栓停車。“該去收賬了。”他對我說。他下了車，還是留著馬達空轉，但這次他過了十五分鍾才回來，他趾高氣揚地走過穿製服的門童，敏捷地坐進駕駛座。
“那是唐娜家，”他說，“我跟你說過唐娜。”
“詩人。”
“她興奮極了。舊金山有一家雜誌收了她的兩首詩，她會免費得到六本刊登她作品的那期雜誌。這就是稿酬，幾本雜誌而已。”
前方的綠燈變紅燈。他踩刹車，左右看看，然後慢悠悠地闖過去。
“肯付錢的雜誌也登過幾次她的詩，”他說，“有一次她收到了二十五塊。這是她的最高成就。”
“聽上去很難靠這個謀生。”
“詩人掙不到錢，妓女都很懶，但這個妓女在寫詩方麵可一點也不懶。她會一坐就是六個八個小時，仔細琢磨詞句，她總有十幾批詩寄給外麵。一個地方退稿，她就寄到另一個地方去。她在郵票上花的錢早就超過了他們有可能付的稿酬。”他沉吟片刻，然後輕聲一笑，“你知道我剛從唐娜那兒收了多少錢嗎？八百塊，僅僅是過去兩天的營業額。當然了，有時候她的電話也會一連幾天響也不響。”
“但平均下來還是很可觀。”
“收入比寫詩好得多，”他望向我，“想兜兜風嗎？”
“我們不是一直在兜風嗎？”
“我們一直在兜圈子，”他說，“現在我想帶你去看看另一個世界。”
我們沿著第二大道向南開，穿過下東區，從威廉斯堡大橋進入布魯克林。下橋時我們拐了無數個彎，徹底破壞了我的方向感。看路標也沒什麽用處，我不認識這些名稱。不過看著周圍從猶太社區變成意大利社區又變成波蘭社區，我大致知道我們在什麽地方。
我們來到一條暗沉沉的寂靜街道上，路邊都是兩戶一幢的框架式住宅，錢斯在一幢三層樓的磚土結構房屋前放慢車速，車庫門開在這幢樓的正中央。他用遙控器打開車庫門，開進去後又用遙控器關門。我跟著他爬上一段樓梯，走進一個天花板很高的寬敞房間。
他問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哪兒，我說應該是綠點區。“非常好，”他說，“看來你很熟悉布魯克林。”
“不怎麽熟悉這塊區域，但肉食店廣告牌上有波蘭熏腸。”
“有道理。知道這幢屋子是誰的嗎？聽說過一位卡西米爾·萊萬多夫斯基博士嗎？”
“沒聽說過。”
“你也沒理由聽說過。他是一位老先生，退休了，困在輪椅上。他性情古怪，不喜歡和別人來往。這地方曾經是消防站。”
“我就覺得這兒肯定是那種場所。”
“幾年前兩名建築師買下屋子，改造翻建。他們幾乎掏空了內部，然後從零開始。他們肯定有幾個錢可以浪費，因為他們從不考慮費用。你看看地板，看看窗戶的裝飾線條。”他把細節指給我看，加上他的評論，“後來他們厭倦了這個地方——也可能是厭倦了彼此，我說不準，把屋子賣給了萊萬多夫斯基老先生。”
“他住在這兒？”
“他根本不存在，”他說，他的語言風格不停切換，時而貧民窟模式，時而學究模式，然後再變回去，“鄰居從沒見過這位老先生。他們隻見過他忠誠的黑人男仆，而且見到的也僅限於他開車進進出出。這是我家，馬修。要我領你參觀一下嗎？隻收你一毛錢。”
這地方相當驚人。最頂層是健身房，有全套力量器械和健身機器，還有桑拿和按摩浴缸。他的臥室在同一層，**鋪著一整塊毛皮，正對著頂上的天窗。二樓的圖書室裏有一整麵牆的書架和八英尺長的台球桌。
屋子裏到處都裝飾著非洲麵具，還有一組組獨立的非洲雕塑。錢斯時不時地指著其中之一給我看，說出它來自哪個部族。我說我在金的公寓見過幾個非洲麵具。
“波洛社團的麵具，”他說，“來自丹族部落。我在手下每個姑娘的公寓都放了一兩件非洲藝術品，當然不是最值錢的那些，但也不是垃圾。我不收藏垃圾。”
他從牆上取下一個式樣古拙的麵具，交給我仔細查看。眼睛的開口是方形的，五官都是精確的幾何線條，原始氣息使得整體效果強而有力。“這是多貢，”他說，“拿著感覺一下。你不能隻用眼睛來欣賞雕像，雙手必須參與。來，拿著。”
我接過麵具。它比我預料中重得多，製作麵具的木料肯定非常致密。
他從一張柚木矮桌上拿起電話，撥出一個號碼。他說：“嘿，親愛的，有留言嗎？”他聽了一會兒，放下電話。“風平浪靜，”他說，“喝咖啡嗎？”
“要是不麻煩的話。”
他向我保證不麻煩。趁著煮咖啡的時候，他向我講述他的非洲雕塑收藏，製作它們的工匠並不認為他們在製作藝術品。“他們製作的每一件東西都有特定的功能，”他解釋道，“保護房屋，或者驅趕惡靈，或者用於特定的部落儀式。假如一個麵具失去了力量，他們就會扔掉它，然後重新雕一個新的。舊的變成垃圾，沒有任何用處，燒掉扔掉都可以。”
他哈哈一笑：“然後歐洲人來了，發現了非洲藝術。幾個法國畫家從部落麵具中得到靈感。現在的情況是一些非洲工匠把所有時間都花在製作出口到歐美的麵具和雕像上。它們遵循古老的形式，因為客戶就是這麽要求的，但其實非常可笑。他們的作品不值一提，因為裏麵沒有任何感情，不真實。你看著它，拿在手裏把玩，然後再感受一下真東西，你立刻就能看出區別來——隻要你對這類東西有一丁點感覺就行。很好玩，對吧？”
“很有意思。”
“要是我手頭有那些垃圾貨，我可以展示給你看，但是我沒有。剛開始收藏的時候我買過幾個。你必須犯錯誤才能培養出鑒賞力。我把那些東西全燒掉了，就在那個壁爐裏。”他微笑，“不過我買的第一件東西我還留著，掛在臥室裏。是丹族麵具，來自波洛社團。我當時對非洲藝術還一無所知，但我在一家古董店裏看見它，立刻對麵具的藝術忠實性做出了反應。”他停下來，搖搖頭，“媽的，我在胡說什麽呢。實際上，看著那塊光滑的黑色木頭，我覺得我在照鏡子。我看見了自己，看見了我父親，視線穿透了過去那些該詛咒的歲月。你明白我在說什麽嗎？”
“不太確定。”
“媽的，也許我自己也不明白。”他搖搖頭，“你覺得製作這東西的老工匠會怎麽說？他會說：‘媽的，這個發瘋的黑鬼要這些舊麵具幹什麽？他為什麽要把它們掛得滿牆都是？’咖啡好了。你的咖啡要黑的，對吧？”
他問：“說起來，偵探到底是怎麽辦案的？你從哪兒開始查呢？”
“跑來跑去，打聽情況。除非是個精神病湊巧殺死了金，那麽她的死亡肯定與她的生活有關係。”我拍了拍筆記本，“關於她的生活，你還有很多不知道的。”
“應該是吧。”
“我會到處打聽，看別人都能告訴我什麽。也許線索拚在一起能指出個什麽方向，也許不能。”
“我的姑娘們知道她們可以和你談。”
“會有幫助的。”
“倒不是說她們肯定知道什麽，但也許真的知道。”
“有時候人們知道事情，但不知道自己知道。”
“有時候人們泄露秘密，但不知道自己說了。”
“也有這種時候。”
他站起來，雙手叉腰。“知道嗎？”他說，“我沒打算帶你來這兒的，我不認為你有必要知道這幢屋子。然而你都沒開口，我就帶你來了。”
“屋子很了不起。”
“謝謝。”
“給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她從來沒見過這個屋子。我那些姑娘都沒見過。有個德國老太太每周來一次打掃衛生，把這兒擦得閃閃發亮。進過這幢屋子的女人就她一個。至少我買下來之後是這樣，曾經住在這兒的那兩位建築師也對女人不感興趣。來，剩下的咖啡全歸你了。”
他的咖啡好得不像話。我已經喝過量了，但它太好喝了，我沒法拒絕。先前我稱讚的時候，他說這是牙買加藍山和一種哥倫比亞深度烘焙豆子的混拚。他說可以送我一磅，我說我住在旅館裏，給我也沒用。
我慢慢品嚐咖啡，他又打了個電話給應答服務。他放下話筒，我說：“這兒的號碼能給我嗎？還是說你想保守秘密？”
他大笑：“我不怎麽來這兒，打給應答服務比較容易找到我。”
“好吧。”
“再說，知道這個號碼也沒用。我自己都記不清楚，我必須翻電話賬單才能保證我不寫錯。另外，就算你撥進來，這兒也會靜悄悄的。”
“為什麽？”
“因為電話鈴不會響。這些電話隻能往外打。裝修這地方的時候我接了電話，也排了分機的線，這樣我身邊總有電話可用，但我從不把號碼告訴任何人。包括我的應答服務，任何人都不知道。”
“然後？”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記得我在打台球，該死的電話忽然響了，嚇了我一大跳。打電話的人問我想不想訂一份《紐約時報》。兩天後我又接到一個電話，結果是撥錯了號碼，然後我想通了，打進來的電話反正不是撥錯號碼就是推銷東西，於是我找了把螺絲刀，走來走去拆開每一台電話機，電話裏有個小鈴錘，要是電流通過一段線路，它就會敲響電鈴，我拆掉了所有電話機裏的鈴錘。有一次我從另一台電話打這個號碼，你會覺得鈴聲在響，因為你不知道鈴錘有沒有被拆掉，但這幢屋子裏沒有任何鈴聲。”
“厲害。”
“門鈴也一樣。外麵門口有個按鈕，但沒有接任何東西。自從我搬進來，大門從來沒敞開過，你從窗口往裏看也什麽都看不見，到處都安裝了防盜警報器。倒不是說綠點區盜賊橫行，這畢竟是個環境舒適、曆史悠久的波蘭人社區，但萊萬多夫斯基老先生對安全和隱私情有獨鍾。”
“我看也是。”
“我不太來這兒，馬修，但隻要車庫門在我背後關上，它就把整個世界都擋在了外麵。外界的東西沒法進來幹擾我，無論是什麽。”
“你居然帶我來了這兒，我很吃驚。”
“我也一樣。”
我們到最後才談錢。他問我要多少，我說我要兩千五。
他說這個數目能買什麽服務。
“我不知道，”我說，“我不按小時收費，也不記錄開銷。要是後來我花錢太多，或者事情拖得太久，我也許會再找你要錢。但我不會寄賬單給你，你不給錢我也不會去告你。”
“你做事很不正規。”
“沒錯。”
“我喜歡這樣。付現金，不開收據。我不在乎花錢，我的女人們很能掙錢，但花銷同樣很大。房租、運營費用、賄賂。你安排一個妓女住在一幢樓裏，就要賄賂這幢樓的各種人員。你不能像其他房客那樣隻在聖誕節給門童二十塊意思意思，而是每個月二十，聖誕節另加一百，樓裏的其他管理人員也一樣。加起來很可觀。”
“肯定是的。”
“但還能剩下很多。我不會把錢浪費在可卡因或者賭博上。你說多少？兩千五？剛才讓你拿著的多貢麵具，我花在上麵的錢有這個數字的兩倍還多。我花了六千二，外加拍賣場向買家收取的一成手續費。加起來有多少？六千八百二。還沒算消費稅呢。”
我一言不發。他說：“媽的，我不知道我想證明什麽，我猜大概是我這個黑鬼很有錢吧。你等下。”他回來時拿著一遝百元大鈔，從中數出二十五張，都是不連號的舊鈔。我琢磨著他在這幢屋子的各個角落裏藏了多少錢、他習慣性地隨身攜帶多少錢。幾年前我認識一個放高利貸的，他給自己立了條規矩，他出門時口袋裏永遠裝著至少一萬塊。他沒有把這事當成秘密，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身上的那卷鈔票。
也從來沒有人企圖搶過他的錢。
他開車送我回家。我們走了另一條路線，我們從普瓦斯基大橋到皇後區，然後穿隧道到曼哈頓。我和他都沒怎麽說話，路上我大概睡著了，因為他抓著我的肩膀搖醒了我。
我使勁眨眼，在座位上直起腰。車停在我住的旅館門口。
“門到門護送服務。”他說。
我下了車，站在人行道上。他等幾輛出租車開過去，然後當街掉頭。我目送凱迪拉克駛出視野。
各種念頭在我腦袋裏掙紮，就像筋疲力盡的遊泳者。我太累了，無法思考。我上樓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