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女人在默默攤她的紙牌,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她的鼻子很尖,像鳥的嘴似的,兩隻一動不動的大眼睛給她的容貌增添不少光彩。她用少女般的兩隻手攏起自己那像假發似的蓬鬆的白發,然後小聲,但清晰地問道:

“喬治,你看見了米沙沒有?”

喬治推開我,迅速坐了起來,連忙說:

“他不是去基輔了嗎……”

“沒錯,是去基輔了。”那女人重複著說,眼睛並未離開紙牌,而且我注意到,她說話的聲音非常單調,不帶任何感情。

“他很快就會回來……”

“是嗎?”

“啊,是的!很快。”

“是嗎?”那女人又問一遍。

脫了一半衣服的喬治一下子跳到地上,連蹦帶跳地來到那女人跟前,撲通一聲跪了下來,跟她用法語講了些什麽。

“我是很放心的。”那女人用俄語回答說。

“我——迷了路,知道嗎?大雪紛飛,狂風怒吼,我想,我肯定是要被凍僵了。”喬治撫摸著她放在膝蓋上的一隻手,心急火燎地講著。喬治,四十歲左右,紅臉膛,厚嘴唇,留著黑色的小胡子,看上去好像有些惶惑不安,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他一個勁兒地在胡嚕自己圓腦袋上硬邦邦的白頭發,而且,說話時頭腦也越來越清醒了。

“我們明天去基輔。”那女人說,不知她是在發問,還是在做出決斷。

“好,就明天吧!現在你也應該休息了。你為什麽不躺下呢?時間已經很晚了……”

“米沙他今天不會回來嗎?”

“噢,不會!這樣大的風雪……走吧,該去睡了……”

他端起桌上的燈,把她領進書櫥後麵的一扇小門裏。我一個人坐在那裏,待了很長時間,什麽也不想,隻聽見他那有點嘶啞的細語聲。風雪像毛茸茸的爪子在玻璃窗上劃出沙沙的響聲。蠟燭的火苗映照在融雪的水窪裏,閃爍不定,忽明忽暗。屋裏放滿了東西,有一種奇怪的暖洋洋的氣息,讓人思想鬆懈,直想犯困。

正在這個時候,喬治搖搖晃晃地來了,他手裏端著一盞燈,燈罩不停地碰著燈上的玻璃。

“她已經躺下了。”

他將燈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屋子中間,也不看我,就說:

“喏,怎麽說呢?要不是你,可能我已經被凍死了……謝謝!你是幹什麽的?”

他歪著腦袋,仔細傾聽隔壁房間裏窸窸窣窣的聲音,渾身哆裏哆嗦,一副戰戰兢兢的樣子。

“她是您的妻子?”我小聲問道。

“是我的妻子。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他眼睛看著地板,聲音不高,但卻一字一板地說道。這時他又開始用手掌使勁胡嚕自己的頭發。

“要喝茶嗎——啊?”

他心不在焉地向門口走去,但是又站了下來,因為他忽然想起女仆由於魚吃得太多,被送到醫院裏去了。

我提議把茶炊生起來,他點頭表示同意。不過他顯然忘記了自己的衣服還沒有穿好,便光著腳,吧嗒吧嗒地在濕地板上走著,把我領到狹小的廚房。在廚房裏,他背靠著爐灶,又重複一遍地說:

“要不是你,我可能就被凍僵了,謝謝!”

這時,他突然打了個激靈,瞪著一雙大眼睛,驚恐不安地盯住我。

“要是那樣的話,她該怎麽辦呢?噢,我的上帝……”

他望著黑乎乎的狹窄的門口,急切地小聲說:

“你都看見了——她有病。她的兒子是個音樂家,在莫斯科自殺了,可她一直還在等待他,這不,已經差不多等了兩年了……”

後來,我們在一起喝茶的時候,他前言不搭後語,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地跟我說,這女人是個地主,而他則是一位曆史教師,是她兒子的輔導老師,結果愛上了她。她離開了丈夫——一個德國男爵——去演唱歌劇,他們生活得很美滿,盡管她的第一個丈夫千方百計地想破壞她的生活。

他講話的時候眯縫著眼睛,一門心思地緊盯著廚房的一個什麽東西,廚房很髒,光線又很暗,爐灶旁邊的地板都已經腐爛了。他喝了口茶,嘴被燙了一下,臉馬上一皺,兩隻眼睛瞪得滾圓,嚇得他直眨巴眼睛。

“你——究竟是幹什麽的?”他再一次問我,“對了,是做小甜麵包的工人,真是怪了,不像。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他的話聽起來有些惴惴不安,他用一種懷疑的、受騙上當者的目光看著我。

我簡要地談了自己的情況。

“原來是這樣呀?”他輕聲叫道,“啊,原來是這樣……”

這時他忽然活躍起來,問道:

“你知道《醜小鴨》[59]的故事嗎?讀過嗎?”

他的臉忽然變得非常難看,他開始憤怒地,用高得令我吃驚的、很不自然的尖細、嘶啞的聲音講了起來。

“這篇童話故事非常吸引人!在你這個年紀,我也曾經想過我是不是一隻天鵝?可是,你瞧……我本應該去神學院,可是卻上了大學。我父親是一位神父,和我斷絕了關係。我在巴黎鑽研人類不幸的曆史——人類進步史。我寫過東西,沒錯。噢,這一切又能怎樣……”

他跳到椅子上,仔細聽了聽,然後對我說:

“進步,這是人們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來的說辭!生活是非理性的,毫無意義。沒有奴役便沒有進步;沒有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人類在自己發展的道路上便會停滯不前。我們希望減輕我們的生活負擔,減輕我們的勞動,結果隻能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複雜,使我們的勞動更加繁重。工廠和機器為的是要不斷生產出更多的機器,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來越多,可是社會需要的隻是農民——生產糧食的人。糧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勞動向大自然索取的。一個人需要的東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願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許,問題不在於這些言辭,但恰恰是這些振聾發聵的思想,是我生平頭一次所聽到的,而且是通過這種尖銳的、**裸的方式聽到的。由於興奮,他尖叫一聲,誠惶誠恐地把目光盯住通向內室的門口,屏息靜聽了片刻,見沒什麽聲音,才又小聲說起來——幾乎是咬牙切齒:

“要知道,每個男人需要的東西並不多,一塊麵包,一個女人……”

他講起女人的時候,輕聲細語,顯得很神秘;用的詞我從未聽說過,援引的詩,我也從未讀過——他突然變得很像小偷巴什金了。

“貝雅特裏齊[60]、菲婭美達[61]、勞拉[62]、妮農[63],”他一口氣小聲地給我叫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並且講了一些墜入愛河的國王和詩人們的故事,朗讀了一些法國人寫的詩歌,同時用他那一直光到肘腕子的纖細的胳膊打著節拍。

“愛情和饑餓主宰著世界。”[64]我聽見這熱切的低語聲,想起了這句話曾經作為一本革命小冊子《饑餓王》的標題,因此它在我的心目中便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65]。

“人們尋求的是遺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識!”

這種想法使我感到萬分驚訝。

我是一大早就離開廚房的——牆上的小時鍾剛指到六點零幾分。我踏著積雪,在茫茫的晨霧中向前走去,耳邊是暴風雪的吼叫聲。這時,我想起了那個備受煎熬者的憤怒的尖叫聲,覺得他的話語好像就卡在我的喉嚨,憋得我透不過氣來。我不想回到麵包作坊去,不願見任何人,於是,我身上披著厚厚的積雪,沿著韃靼鎮的街道,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天空放亮,在大雪飛舞中開始看到市民的身影為止。

後來我再也沒有遇見過那位曆史教師,我也不想再見到他了。但我卻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說生活沒有意義、勞動沒有用處的話——說這種話的人,有大字不識一個的雲遊派教徒[66],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有“托爾斯泰主義者”[67]和文化素質很高的人;此外,還有東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學碩士、製造炸藥的化學家、新活力論[68]生物學家等許多人。但是,這些思想對於我已經不像第一次接觸到時那樣吃驚了。

隻是在大約兩年以前——從頭一次談論這個話題起,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我突然從一個工人老朋友嘴裏聽到了幾乎是同樣的話,同樣的思想。

有一次,我跟這個工人老朋友“談心”,他苦笑著稱自己是個“政治油子”,他用那種好像隻有俄國人才有的襟懷坦白的態度對我說:

“阿列克謝·馬克西梅奇,親愛的,我什麽都不需要,什麽學院、科學、飛機,統統都沒用,完全多餘!我隻需要一個安靜的角落,還有一個娘兒們,想親的時候就親她一下,而她對於我,應該忠貞不渝,全身心地回報我,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識分子的方式考慮問題,和我們畢竟不一樣,您是中了毒的人,對於您來說,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慮問題時是不是跟猶太人一樣,即人是為安息日[69]而設立的呢?[70]”

“猶太人可不這麽想……”

“鬼曉得他們是如何想的,一個愚昧的族群。”他一麵回答,一麵把煙頭扔向河裏,看著它往下落。

我們坐在涅瓦河岸邊的石頭凳子上,那是一個秋天的夜晚,明月當空;白天我們倆淨瞎忙活了,千方百計地想做點好事,但是事與願違,最後弄得自己非常疲憊。

“您和我們總在一塊兒,但您不是我們的人,這就是我要說的話,”他若有所思地輕聲說,“知識分子愛動,不那麽安分,自古以來他們就常常聚眾造反,就像耶穌基督那樣,作為空想家,為了形而上的目標,便起來造反——所有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為了烏托邦[71]理想而聚眾造反。一個空想家起來造反,而各種廢物、流氓無賴、社會渣滓也跟著來了,都是出於一種憤恨的情緒,因為他們發現生活中根本沒有他們的位置。工人們起義是為了革命,他們必須爭取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合理分配的權利。一旦他們最後奪取了政權,您以為他們會去管理國家嗎?絕對不會!大家將一哄而散,各奔東西,每個人都隻為自己著想,營造自己的安樂窩……”

“您是說機器設備嗎?它隻會把我們脖子上的套索拉得更緊,把我們勒得更狠。不行,必須擺脫不必要的勞動。人需要安寧。工廠和科學都不能給人以安寧。一個人所需要的東西並不多。當我隻需要一間小房子的時候,我為什麽要建造一座城市呢?人們聚居的地方,自來水、下水道、電氣設備,一應俱全。可是,請設想一下,要是沒有這些東西,生活將是多麽輕鬆!不,我們有許多東西都是完全多餘的,而且這一切東西,都是知識分子們搞出來的,因此,我要說:知識分子是個有害的階層。”

我說過,誰也不會像我們俄國人那樣,把生活搞得完全沒有意義,徹頭徹尾的沒有意義。

“俄國人是精神最自由的人,”我的交談者嘿嘿一笑,“不過,您千萬別生氣,我敢說,我們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樣想的,隻是不會表達罷了……生活,應該過得簡單一些,那樣人們就會感到更愜意一些……”

此人從來都不是“托爾斯泰主義者”,也沒有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他的思想發展,我是知根知底的。

跟他談過後,我不禁想:怎麽,千百萬俄國人,為革命曆盡千辛萬苦,難道心靈深處真的隻是為了擺脫勞動嗎?最少的勞動,最大的享受,這是很有**力的,它像一切難以實現的烏托邦幻想一樣,非常吸引人。

這時,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72]的詩句:

我是保守者嗎?噢,不!

我一如既往,依然故我——

我不喜歡調換棋子,

我要把整個棋局推翻。

我隻記得一次革命——

它比後來的都要英明,

它本可以摧毀一切——

自然,我是指世界洪水大泛濫。

須知,挪亞成了主宰[73]。

但那次魔王還是受到了愚弄!

啊,如果此事能辦得誠實一些,

我自當助上一臂之力——

您來呼風喚雨,大發洪水,

我呢,在方舟下放置一枚魚雷——

何樂而不為!

安德烈·傑連科夫的小雜貨店收入微薄,可是需要物質幫助的人和“事兒”卻越來越多。

“必須得想個辦法。”安德烈愁眉苦臉地摸了摸胡子,心裏有些內疚地微笑道,然後,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我覺得他這個人自己總是認為應該一輩子幫助他人,這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件苦差事,雖然他自認為應該受這份累,但有時候仍不免為此感到苦惱萬分。

我不止一次變著法兒地問他:

“您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他好像沒聽懂我問話的意思,回答我“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時,話說得文縐縐的,用一種含糊不清的語言談到人民生活之疾苦和讓人民受教育、增長知識的必要。

“可是人們願意嗎?他們渴望得到知識嗎?”

“咳,怎麽不願意呢!當然願意啦!您不是也願意嗎?”

是的,我是願意。但我想起了曆史老師說的話:

“人們尋求的是遺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識。”

與剛滿十七歲的人談論這樣尖銳的思想問題是非常有害的;這種談論會使人們的思想變得麻木遲鈍,大家也得不到什麽好處。

我覺得我看到的總是同一種現象:人們喜歡聽有趣的故事,那隻是因為,這些故事能夠幫助他們暫時忘掉痛苦的,但已經習以為常的生活。故事中“杜撰的成分”越多,他們就越愛聽。他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那種有許多美麗“謊言”的書。簡單說吧,我好像是墜入了五裏雲霧之中了。

安德烈·傑連科夫想開一間麵包店[74]。記得我們曾經詳細地算過一筆賬,估計開業後每投入一個盧布,就可以賺取不少於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潤。作為“自己人”,我當然是麵包師的“助手”,負責監督,不許他暗中偷盜麵粉、雞蛋、黃油和烤好的麵包。

這樣我便從又髒又大的地下室搬進一間比較幹淨些的小一點的地下室——這裏的衛生工作由我負責。和四十個人的作坊不同,這裏我麵對的隻有麵包師一個人。他兩鬢斑白,留一撮山羊胡,麵孔幹巴消瘦,一雙黑眼睛總是若有所思的樣子,嘴巴的樣子怪怪的:像鱸魚的嘴那樣小,嘴唇肥肥厚厚的,噘得好像要跟人接吻似的。眼睛深處透出某種嘲諷的意味。

當然,他會偷東西。工作的頭一天夜晚,他就把十來個雞蛋、三俄磅麵粉和一大塊黃油擱到一邊去了。

“這些東西——是打算做什麽用的?”

“給一個女孩子,”他和顏悅色地說,然後皺皺鼻子,補充說,“一個很好的姑娘!”

我試圖說服他,說偷東西是一種犯罪行為。但不知是我缺乏口才,還是我自己也不大相信我說的話,反正,我的話沒有起什麽作用。

麵包師躺在放麵團的櫃台上,望著窗外的星星,驚訝地嘟噥著說:

“他竟教訓起我來了!頭一次見麵就一本正經地教訓起人來了!自己的年齡比我小兩三倍!這也太可笑了……”

他看完星星,問道:

“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你,你在誰那兒幹過活?在謝苗諾夫那兒?發生暴動的那個地方[75]?是這樣啊。喏,就是說,我在夢裏見到過你……”

幾天後,我發現這個人特別能睡,不管什麽姿勢,想睡就睡,甚至站在那裏,扶著鐵鍬把也能睡著。睡的時候,兩道眉毛微微抬起,臉的模樣有點變形,怪裏怪氣,露出一種驚訝、譏諷的表情。他最喜歡講述有關寶藏和夢的故事。他深信不疑地說:

“我能看到地下的東西,整個大地就像一個大餡餅,下麵盡是寶藏,一罐罐、一箱箱的錢幣,到處埋藏的都是生鐵。常常有這樣的事,我夢見一個我熟悉的地方,比如說,浴室,浴室的牆角下埋藏有銀器。醒來後,我連夜就去挖,往下挖一俄尺深,打眼一看,是一些煤渣和一副狗的頭蓋骨。這就是我所找到的東西!突然間,嘩啦一聲!窗子被打得粉碎,一個女人拚命地在喊叫:‘來人啊,有賊啦!’當然,我趕緊逃跑了,不然我會被打一頓的。這太可笑了。”

我常常聽到“這太可笑了”這句話!不過伊萬·科茲米奇·盧托寧並不笑,他隻是喜滋滋地眯縫起眼睛,皺著鼻子,張大兩個鼻孔。

他做的夢沒有多大意思,跟現實生活一樣,枯燥乏味,無聊透頂,我真不明白:為什麽他談起自己的夢來竟然那麽津津樂道,而談起周圍人的生活時卻很不情願?[76]

一個有錢茶商的女兒被迫出嫁,婚禮結束後回家便開槍自殺了——消息轟動了全城[77]。數以千計的青年人為她送葬,大學生們在她的墓前發表演說,警察一再地驅趕他們。在鄰近麵包作坊的一家小店裏,人們都在談論這場悲劇,店鋪後麵的一個房間裏擠滿了大學生,他們激昂慷慨的聲音和犀利的言辭,一直傳到了我們的地下室。

“這個姑娘呀,平時管教得太少了,”盧托寧說,然後他又對我說:

“我好像是在池塘裏摸鯽魚,突然,一個警察喊道:‘住手,你怎麽竟敢在這裏摸魚?’逃是無處可逃了,我便一頭紮進了水裏,於是便醒了過來……”

盡管盧托寧對現實生活不太留意,但他很快還是感覺到麵包店的情況有點非同尋常:賣麵包的兩個姑娘,不熟悉業務,老在看書;她們一個是老板的妹妹,一個是她妹妹的女友——高高的個子,紅紅的臉蛋,長著一雙和藹可親的眼睛[78]。大學生們常到這裏來,他們在麵包店旁邊那間屋子裏一坐就是很久,不知為什麽事,要麽大聲爭吵,要麽竊竊私語。店老板很少到店裏來,而我這個當“幫手”的,倒好像是這個小店的掌櫃。

“你跟老板是親戚嗎?”盧托寧問我,“興許他想讓你做他的妹夫吧,是不是?這太可笑了。大學生們為什麽老在這兒竄來竄去?是為了這些姑娘……沒錯。喏,很有可能……雖然這兩個姑娘的長相並不怎麽樣,沒有那麽大的魅力……這些大學生與其說是來看這兩位小姐,還不如說是為麵包而來……”

幾乎每天早上五六點鍾的時候,總有一個短腿姑娘出現在麵包作坊窗外的街上。她好像是用大小不等的半球組成的,整個身子就像是一個裝滿西瓜的口袋。她的兩條腿伸到地下室窗外的窪坑裏,一麵打著哈欠,一麵喊道:

“瓦尼亞!”[79]

她頭上包一塊花頭巾,頭巾下露出淺色的卷發,打旋的卷發垂落在她那紅撲撲、圓鼓鼓的臉上和低低的額頭上,蹭得兩隻惺忪的睡眼直有些癢癢。她伸出兩隻小手,懶洋洋地將頭發從臉上撩開,她的手指像新生嬰兒的那樣,一個個都分開伸著,非常好玩兒。有意思的是,跟這樣一個姑娘能談些什麽呢?我叫醒麵包師,他問她:

“你來啦?”

“你不都看見了。”

“睡得好嗎?”

“喏,還能怎麽樣!”

“你夢見什麽了?”

“不記得了……”

城裏一片寂靜。其實已經能夠聽見有的地方有掃街的沙沙聲了;剛睡醒的小麻雀,已經開始在嘰嘰喳喳地叫了。冉冉升起的太陽將溫暖的陽光照射在玻璃窗上。我非常喜歡這發人深思的早晨的時光。麵包師把一隻毛茸茸的手伸出窗外,撫摸著姑娘一雙光腿,姑娘滿不在乎地任其撫摸,眼睛像綿羊似的眨巴著,沒有任何笑意。

“彼什科夫,到時候了,奶油雞蛋麵包該出爐啦!”

我把鐵烤盤從爐子裏取出來,麵包師伸手從裏麵抓了十來個奶油小麵包、酥皮點心和菱形麵包,扔到姑娘張開的裙子下擺裏;燙手的麵包在姑娘的手掌裏來回倒騰扔來扔去,她用那綿羊般發黃的牙齒不時地啃咬著,燙疼了便像牛似的氣得哞哞直叫。

麵包師頗為欣賞地望著她,說:

“把裙子放下來,真不知道害臊……”

她走的時候,麵包師在我麵前誇耀說:

“看見了嗎?像隻小羊羔,一頭卷毛。我這個人呀,老弟,生來愛幹淨,從不跟婆娘們廝混,隻找年輕姑娘玩。她是我的第十三個相好!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看著他那得意洋洋的樣子,我想:

“我也要過這樣的生活嗎?”

我把按重量銷售的白麵包從爐子裏取出來,把十個白麵包和十二個大圓麵包放在一塊長木板上,急忙送到安德烈·傑連科夫的店裏去;回來後,又滿滿裝了一籃子小白麵包和雞蛋奶油麵包——足有兩普特重——一路小跑地送到神學院,以便趕上大學生們吃早餐。在那裏,我站在大飯廳門口,將麵包遞給大學生們,有的是“記賬”,有的是收“現錢”,我站在那裏,聽著他們關於列夫·托爾斯泰的爭論。神學院有個叫古謝夫的教授,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死對頭[80]。有時候我在麵包籃子底下放幾本小冊子,不聲不響地塞給這個或那個大學生;有時候大學生們把一些小冊子和字條藏在我的籃子裏。

每周有那麽一次,我跑去的地方更遠——到“瘋人院”去,精神病學家別赫捷列夫[81]在那裏拿患者做病例,給學生們上課。有一次,他讓大學生們觀摩一個患妄想狂症的病人:這位患者的個子很高,穿一身白衣服,戴一頂和長筒襪差不多一樣的圓形軟帽。當他在教室門口出現時,我不由得笑了,不過他在我身邊隻是停了一下,朝我看了一眼,我趕緊閃到了一邊,仿佛他那陰沉、灼熱的銳利的目光刺疼了我的心。當別赫捷列夫捋著胡子鄭重其事地和病人談話的時候,我一直在悄悄地用手撫摸著我的臉,好像我自己的臉被灼熱的灰塵燙傷了似的。

那患者說話的聲音非常低沉,他提出了一個什麽要求,很威嚴地將一隻長手臂從病號服的袖口裏伸了出來,長長的手指頭,看上去怪嚇人的。我覺得他的整個身軀長得有些反常,一個勁兒地直往上長,即使站在那裏不動,他那隻黑黢黢的手就能夠抓到我,掐住我的喉嚨。他的一雙黑眼睛眼窩深陷,目光銳利,在瘦骨嶙峋的臉上閃閃發光,看上去威風凜凜,很有些咄咄逼人的樣子。二十來個大學生看著這個戴一頂怪裏怪氣的尖頂帽的人,有的人露出了微笑,但大多數人都在凝神靜思,黯然神傷,他們的眼神和這位患者那火辣辣的目光相比,顯得極為平常。他的樣子很是嚇人,身上有一種恢宏大度的東西——沒錯,是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氣勢!

大學生們一片寂靜,鴉雀無聲,隻聽見別赫捷列夫教授鏗鏘有力的聲音,他的每一個問題都引起一個低沉聲音的嚴厲的回應,這聲音仿佛是來自地下,來自死一般寂靜的白色牆壁的後麵,患者身體的動作儼然一位高僧似的舒緩遲延,穩健莊重。

夜裏,我寫了一首關於狂躁症患者的詩,稱他是“大權在握,獨占鼇頭,是上帝的幕僚與摯友”;他的形象長時間地縈繞在我的心頭,影響著我的生活。

我從下午六點鍾開始工作,差不多一直要幹到第二天中午,白天我要睡覺,所以隻有在揉完一個麵團,等待另一個麵團完全發起來,或者把麵包送進爐子烘烤的時候,我才能夠抓緊時間看點書。當我逐漸掌握了做麵包的竅門後,麵包師要幹的活兒就越來越少了,他感到有點驚訝,親切地“教導”我說:

“你工作很能幹,再過一兩年,你就能成為一個麵包師了。這太可笑了。你還年輕,人們不會聽你的話,也不會尊重你……”

他對我喜歡讀書這件事很不以為然:

“有讀書那工夫,還不如去睡會兒覺。”他關心地勸我說。但他從來不問我讀的都是些什麽書。

他滿腦子想的就是他的那些夢,那些關於寶藏的幻想和那個圓滾滾的矮個子姑娘。那姑娘往往夜裏來,因此,他要麽把她領到過道裏堆放麵粉袋的地方,要麽——如果天氣冷的話——他就皺著鼻子跟我說:

“你出去一會兒吧!”

我走開的時候心裏想:“這種愛情跟書裏寫的一點也不像……”

老板的妹妹住在店鋪後麵的一間小屋內,我一直給她的茶炊生火,但我盡量避免跟她見麵,因為我看到她時會感到很不自在。她那雙孩子般的眼睛看我時的目光,仍然像頭幾次見麵時那樣,令人無法忍受,我總懷疑她眼睛深處蘊含著一種微笑,覺得她在嘲笑我。

我身強力壯,但行動笨拙,麵包師看我能搬運五普特重的麵袋子,不無惋惜地對我說:

“你的力量——能頂三個人,可是缺乏靈活性!盡管你個頭很大,可依然是一頭笨牛……”

雖然我讀了不少書,又喜歡朗誦詩,自己還學著寫詩,但我說話仍然用“自己的詞匯”。我知道,這些詞匯非常粗俗難懂,而且語義尖刻,但我覺得,隻有它們才能夠表現我思想深處混亂的狀態。而有時候我故意用些粗魯的詞句,以抗議那些讓我感到格格不入、使我非常惱恨的東西。

我的一位學數學的大學生老師責備我說:

“鬼曉得您是怎麽說話的。您不是用詞匯在表達,而是用一個個秤砣在砸!”

一般地說,我也不喜歡我自己,就像半大孩子們常有的那樣,認為自己非常可笑,很粗野。我的臉型像卡爾梅克人[82],顴骨突出,嗓子也不聽我使喚。

可是老板的妹妹行動敏捷,步履輕盈,像淩空的燕子。我覺得,她輕盈的動作與她那圓鼓鼓的柔軟的身段不大協調。她的動作和走路的姿勢,總是有點不對勁,像是故意做出來給人看的。她說話的聲音樂嗬嗬的,常常發笑,聽著她快樂的笑聲,我在想:她是希望我能夠忘記我頭一次看見她時的樣子。可是我卻不願意忘記這件事,我很珍惜這一非同尋常的際遇,我很想知道那些可能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情。

有時候她問我:

“您在讀些什麽書?”

我的回答很簡短,而且我想反問她:

“您為什麽要打聽這個?”

有一次,麵包師想和他那個短腿姑娘親熱一番,用喝醉了酒的腔調跟我說:

“請你出去一會兒。哎,你可以到老板的妹妹那裏去,有什麽好猶豫的?要知道,大學生們……”

我說,要是再說這種話,我可要用秤砣砸他的腦袋了。然後我就向過道裏堆放麵粉袋的地方走去。透過關得不怎麽嚴實的門縫,我聽到了盧托寧的說話聲:

“為什麽我要生他的氣?他成天埋頭讀書,像個瘋子……”

過道裏,老鼠橫行,吱吱亂叫;麵包坊裏,那姑娘哼哼哧哧,呻吟聲不斷。我來到院子裏,外麵細雨蒙蒙,幾乎聽不到一點聲音,但還是令人有些透不過氣來,空氣裏充滿了一股煙熏味——森林著火了。已經是後半夜了。麵包店對麵的房子窗戶大開,燈光昏暗,屋子裏有人唱道:

聖徒瓦爾拉米[83]本人,

頭戴金色的光環,

笑容滿麵地……

俯看著她們。

我想象著讓瑪麗亞·傑連科娃躺在我的膝蓋上——就像麵包師的那個姑娘躺在他的膝蓋上那樣——可我打骨子裏感到這是不可能的,簡直太可怕了。

他通宵達旦,從未間斷,

一邊喝酒,一邊唱歌,

還幹著那——哎喲!

不言自明的勾當……

合唱中一個男低音的“哎喲”二字,顯得特別突出。我彎著腰,兩手撐著膝蓋,向窗子裏張望著,透過窗簾的花邊,我看到一間方方正正的地下室,淺藍色的燈罩下,一盞小燈照耀著四周灰色的牆壁;一個姑娘坐在燈下,麵對窗戶在寫著什麽。現在她抬起了頭,用紅色的筆杆把耷拉在鬢角上的一綹頭發撩了上去。她眯縫起眼睛,臉上現出了微笑。她慢慢地把信紙折疊起來,裝進信封,用舌頭在信封口上舔了舔,然後把信扔到桌子上,用比我的小手指還要小的手指頭,惡狠狠地指了指它。但是她馬上又拿起了信,眉頭緊皺,打開信封,讀了一遍,裝入另外一個信封,寫好地址,躬著腰,把信舉得像一麵白旗,在桌子上空搖晃著。她旋轉著身子,拍著雙手,向放著她床鋪的屋角走去,然後又回轉過來,脫去短上衣,露出那圓鼓鼓、肉乎乎的雙肩,她從桌上端起了燈,消失在屋角裏了。當你觀察一個人孤身獨處的時候,他的舉止就像是一個瘋子。我在院子裏走動的時候,心裏一直在想:這姑娘孤身一人,獨居鬥室,她的生活有多怪呀。

可是,當一個長著淺紅色頭發的大學生前來找她,壓低嗓門,差不多像說悄悄話似的跟她說什麽的時候,她被嚇得全身縮作一團,樣子變得更嬌小了。她怯生生地看著他,雙手放在背後,或藏在桌子下麵。我不喜歡這個紅頭發大學生。非常不喜歡。

那個矮墩墩的姑娘身上裹著一塊方頭巾,踉踉蹌蹌地走過來,嘴裏嘟囔著說:

“回麵包坊去吧……”

麵包師一麵把麵團從櫃子裏往外掏,一麵跟我說,他這個小情人如何令人銷魂,如何不知疲倦,而我卻在想:

“以後我會怎麽樣呢?”

這時,我覺得,就在不遠處的某個地方,一個什麽犄角旮旯,倒黴的事情正在等待著我呢。

麵包店的生意非常紅火,以至於安德烈·傑連科夫打算另外再開一間更大的麵包作坊,而且決定再雇一名幫手。這事太好了,我一個人工作太忙,累得我簡直暈頭轉向。

“在新開的麵包作坊裏,你就是大幫廚了,”麵包師答應我說,“我會跟老板說,讓他們把你的工資提到每月十個盧布。沒錯。”

我知道,把我提升為大幫廚,這對他非常有利。他這個人不喜歡幹活,而我則很樂意幹活,累一點對我有好處,勞累可以消愁解悶,抑製強烈的性衝動。不過這卻使我沒法讀書了。

“好哇,你終於讀不成書啦,讓老鼠去啃它們吧!”麵包師說,“可是你難道就沒做過夢嗎?恐怕做過,隻是不願意說而已!這太可笑了。要知道,說夢最安全了,用不著擔驚受怕……”

他對我的態度十分親切,甚至好像非常尊敬。也許是因為我是老板的眼線,他有點怕我,盡管這絲毫不妨礙他盜竊貨物,一切照偷不誤。

外婆去世了[84]。我是在她安葬七周後,才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是我一個表兄弟寫信告訴我的。他在那封簡短的信裏——沒有標點符號——說,我外婆在教堂門口討飯時跌了一跤,摔斷了一條腿;第八天時“轉成了壞疽病”[85]。後來我聽說,我的兩個表兄弟和一個表姐,還有他們的孩子們——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一直全靠我外婆用乞討來的東西養活他們。他們根本沒想到要請個醫生來給她瞧瞧。

信裏說:

她被安葬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基墓地我們大家給她在那裏送的葬那些以乞討為生的人他們都很愛她而且都哭了爺爺也哭了他把我們攆走後自己一個人留在墓地我們從旁邊的灌木叢裏看著他在哭他也活不了多久啦

我沒有哭,隻記得當時冷風嗖嗖,直向我襲來。夜晚,我坐在院子裏的劈柴堆上,我有一種強烈的、想對什麽人講講我外婆的事的迫切願望,講講她有多麽聰明、賢惠,她對所有的人都像母親對孩子一樣。但是我沒有人可以訴說,就這樣,長期壓在心頭,時間久了,便煙消雲散,漸漸地淡忘了。

許多年後,我讀了契訶夫[86]的一篇講一個馬車夫對一匹馬訴說自己兒子死亡的極其真實的故事後,我回想起了那段日子。遺憾的是,在那極度悲傷的日子裏,我身邊連一匹馬、一條狗也沒有,我沒有想到可以跟老鼠去分擔痛苦——麵包作坊裏它們倒是不少,而且我和它們和平共處,相安無事。

城裏的警察尼基弗雷奇像老鷹似的,開始在我的身邊打轉。他身材勻稱,體格健壯,留一頭銀色的短發,經過精心修飾的胡子又寬又密;他一麵津津有味地咂巴著嘴,一麵瞅著我,仿佛在察看一隻聖誕節前要宰殺的鵝一樣。

“我聽說,你很喜歡讀書,是嗎?”他問道,“說說看,你都看些什麽書?比如是聖徒傳呢,還是聖經?”

“聖經我讀,月書[87]我也讀。”這使尼基弗雷奇大為驚訝,看上去,這下可把他給搞糊塗了。

“是嗎?讀書可是件好事,沒得說!那托爾斯泰伯爵的書,想必你也有所涉獵吧?”

托爾斯泰的書我也讀過,不過,我讀的那些書,並不是警察感興趣的作品。

“這麽說吧,它們都是些很一般的書,人人都在寫,據說,他的有些書是反對神父的,不妨找來讀一讀!”

我們在街上邊走邊談,談過幾次後,這老頭兒決定邀請我到他那裏去坐坐。

“請到我值班崗亭裏來坐吧,喝杯茶。”

我當然知道他想從我這兒得到點什麽,但我確實也想到他那裏去看看。我跟一些腦子聰明的人商量過後,認為,我若謝絕這位巡警的盛情邀請,定會增加他對我們麵包作坊的懷疑。

於是,我就到尼基弗雷奇那裏做客去了。那是一個小小的崗亭,俄式壁爐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間;另外三分之一的地方擺放著一張掛著印花布帳子的雙人床,**有許多帶紅枕套的枕頭;剩下的地方,擺放著一個裝廚具的櫃子,一張桌子,兩把椅子,靠窗放了一條長凳。尼基弗雷奇解開製服扣子,坐到長凳上,身子完全擋住了亭內唯一的一小扇窗子,他的妻子坐在我的旁邊,是個麵色紅潤、胸部豐滿的二十來歲的小娘兒們,兩隻灰色的眼睛狡猾、凶狠,非常奇特;鮮紅的嘴唇任性地向上噘著,說起話來氣鼓鼓的,語氣非常生硬。

“我知道,”這位巡警說,“我的教女謝克列捷婭常到你們麵包作坊裏去,她是個行為**的下賤姑娘。我看所有的娘兒們都是下賤貨。”

“所有的?”他的妻子問道。

“無一例外!”尼基弗雷奇堅決地說,同時把胸前的獎章晃得叮當作響,就像馬甩動馬具似的。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興致勃勃地重申道:

“從最下賤的街頭妓女……一直到女王,全都是些**下流的東西!示巴女王[89]穿越荒漠,跋涉兩千俄裏,去找所羅門王,為的就是要過荒**無恥的生活。同樣,葉卡捷琳娜女皇[90]也是這樣,盡管她號稱大帝……”

尼基弗雷奇詳細地講述了一個鍋爐工的故事,這個鍋爐工跟女皇過了一夜,從此平步青雲,從軍士一直幹到將軍,什麽官都當了。他妻子認真地聽著,不時地舔著嘴唇,同時一隻腳在桌子下老是碰我的腳。尼基弗雷奇講起來滔滔不絕,妙語連珠,不知怎麽搞的,不知不覺中,他便轉變了話題:

“比如說,這裏有個一年級大學生,叫普列特尼奧夫。”

他老婆歎了口氣,插話道:

“人長得不怎麽樣,然而是個好人!”

“誰?”

“普列特尼奧夫先生。”

“第一,他現在還不是什麽先生,等他學成之後,才能成為先生,眼下他隻不過是個普通的大學生,這樣的人我們這裏數以千計。第二,什麽叫作好人?”

“樂觀,年輕。”

“第一,戲班子裏的小醜也很樂觀……”

“小醜是為了賺錢才逗人樂的。”

“噓!第二,大狗都是從小狗過來的……”

“噓,這我已經說過了!你沒聽見嗎?”

“喏,聽見了。”

“這不就結了……”

尼基弗雷奇把妻子壓下去後,對我說:

“好,請你和普列特尼奧夫認識一下,他是個很有意思的人!”

大概他不止一次在街上看見我和普列特尼奧夫待在一起,所以,我說:“我們認識。”

“是嗎?原來是這樣……”

聽得出,他的話中有些懊惱。他猛一轉身,胸前的各種獎章發出叮當的響聲。而我則提高了警惕,因為我知道,普列特尼奧夫正在用膠版印刷某種傳單[91]。

那女人一麵暗中用腳碰我,一麵存心在逗老爺子,而老爺子則像孔雀開屏似的,一再炫耀自己口若懸河的語言才能。他老婆的瞎搗亂使我沒法兒好好聽下去。不經意間,我又發現尼基弗雷奇改變了語氣,聲音變低了,更富於感染力了。

“有一條看不見的線,你明白嗎?”他瞪大眼睛看著我的臉說,好像被什麽嚇了一跳似的。“你可以把皇帝陛下當成一隻蜘蛛……”

“哎呀,你這是什麽話!”那女人驚叫道。

“你給我閉嘴!蠢貨,這樣說是為了明白易懂,不是存心罵人。真是木頭腦袋!把茶炊拿走……”

他把眉毛一皺,眯縫起眼睛,然後一本正經地說:

“有一條看不見的線,跟蜘蛛網一樣,以皇帝陛下亞曆山大三世[92]為中心,透過各部大臣、各省總督大人及各級官員,一直到我,甚至到最基層的士兵,聯結在一起。這條線把一切都聯係了起來,把一切都網羅在一塊兒,構築成一座看不見的城堡,以確保皇帝的王國千秋萬代,永世長存。而那些被狡猾的英國女王收買了的波蘭佬、猶太佬和俄國人,他們千方百計地想扯斷這條線,好像他們是在為人民著想似的!”

他隔著桌子向我探過身來,態度嚴厲地低聲問我:

“明白了嗎?對,對。為什麽我要跟你說呢?因為你們的麵包師總是誇你,說你是個好小夥子,既聰明,又老實,獨自一人生活。可那些大學生們經常去你們麵包店裏閑逛,整夜整夜地待在安德烈·傑連科夫老婆那兒。要是隻有一個人,這很容易理解。但若是許多人呢?啊?我絕不是反對大學生們——今天他是大學生,明天他可能就是位副檢察長。大學生們都是好人,他們隻不過是想急著發揮作用,而沙皇的敵人們卻在教唆他們!懂嗎?再說了……”

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往下說,忽然門被打開了;一個紅鼻子小老頭,卷曲的頭發上紮著一條細皮帶,手裏拿著一瓶伏特加酒,醉醺醺地走了進來。

“咱們下盤跳棋怎麽樣?”他興衝衝地問道,接著就是一連串的俏皮話,顯得十分活躍。

過了一會兒,我便告辭而去,這時,那狡猾的女人在我身後隨手關上崗亭門的時候,使勁捏了我一把,說:

“你看這雲彩多麽紅呀,簡直像一團火!”

天空裏有一小塊金燦燦的雲彩正在慢慢地消失。

我並不想得罪我的那些老師們,但我畢竟得說,這位崗警在向我解釋國家機器構成的時候講得比他們要更透徹、更直觀。一隻大蜘蛛端坐在某個地方,從它那裏開始,“有一條看不見的線”把全部生活都緊緊聯結起來,嚴密控製起來。很快,我到處都感受到了由這條線編織起來的牢固的環節。

晚上,關了店門之後,女主人把我叫到她那裏,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她是受委派來了解情況的:崗警跟我談了些什麽?

“哎呀,我的天哪!”聽了我的詳細報告後,她惴惴不安地驚叫一聲,立刻像耗子似的在屋子裏竄來竄去,一個勁兒地直搖晃腦袋。“怎麽,麵包師什麽都沒有問您嗎?要知道,他那個情人可是尼基弗雷奇的親戚呀,難道不是嗎?必須得把他趕走。”

我站在那裏,靠著門框,斜眼望著她。不知怎麽搞的,她張口便說出“情人”這個詞,這未免太隨便了——我很不喜歡。我也不喜歡她要趕走麵包師的主意。

“您要當心點。”她說。像往常一樣,她直勾勾的眼神使我感到有些窘迫;它好像在探詢什麽我無法理解的東西。她就站在我的麵前,背抄著雙手。

“你為什麽老是這樣愁眉苦臉的?”

“我外婆剛去世不久。”

她覺得這很滑稽,便笑著問我說:

“您很愛她嗎?”

“是的。您還需要了解什麽嗎?”

“不需要了。”

我走了。當夜,我寫了一首詩,記得詩中老出現這樣一個句子:

您——裝得並不像。

於是決定,以後大學生們盡量少到麵包店裏來。見不到他們,我在書中遇到不懂的問題幾乎就無人可以請教了,於是我把我感興趣的問題都記在筆記本上[93]。可是,有一次,我實在是累了,趴在本子上就睡著了。麵包師看了我的筆記本,叫醒了我,問道:

“你寫的這是什麽呀?‘為什麽說加裏波第[94]沒有把國王趕走?’加裏波第是什麽人?再說了,難道國王是可以趕走的嗎?”

他氣呼呼地把筆記本往櫃台上一扔,隨即跳進爐前的淺坑裏,嘴裏嘟囔著說:“請說說看,他要趕走國王,有那個必要嗎?這太可笑了。你還是丟掉這種想法吧。什麽讀者?五年前,在薩拉托夫[95],憲兵隊像逮老鼠似的抓捕過這樣的讀者,千真萬確。現在沒有這種事,可是尼基弗雷奇也已經盯上你了。你就別再去趕跑什麽國王了,對於你來說,國王可不是鴿子啊!”

城裏正流傳著一本炙手可熱的小冊子,人們競相閱讀,爭論不休。我請求獸醫拉夫羅夫把這本書給我搞來看看,可他卻無奈地說:“唉呀,不行,老弟,很難指望!不過好像最近有人要在一個地方朗讀這本書,不然,到時候我帶你去……”

聖母升天節[96]那天夜裏,我沿著阿爾斯基田野,跟在拉夫羅夫身後,黑燈瞎火地一路向前走去,他走在前麵約五十俄丈遠[97]的地方。田野裏空無一人,可我還是根據拉夫羅夫的建議,采取了“預防措施”——邊走邊吹著口哨,哼著小曲,“裝作是喝醉酒的工人師傅”。我頭上的一塊塊烏雲在慢慢地移動,月亮在烏雲間像一個金色的皮球緩緩地滾動,雲層的陰影覆蓋著大地,一汪汪水窪銀光閃閃,泛出一片片鐵青色。背後,是城市憤怒的喧鬧聲。

我的引路人走到神學院後麵一個園子的圍牆邊站了下來,我急忙趕了過去。我們悄悄地翻過圍牆,穿過雜草叢生的園子,一碰到樹枝,就有大滴大滴的水珠灑落到我們的身上。我們站在一幢房子的牆邊,輕輕敲了敲緊閉著的窗戶的護板——一個留著大胡子的人打開窗子,我看見他的背後是一片漆黑,聽不見任何聲音。

“誰呀?”

“從雅科夫那兒來的。”

“翻進來吧。”

黑咕隆咚的屋子裏好像有許多人,聽得見衣服和腳步的沙沙聲,人們輕輕地咳嗽著,小聲地交談著。有人劃著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麵孔。我看見牆邊地板上有幾個黑的人影。

“來齊了嗎?”

“來齊了。”

“把窗簾拉上,別讓人看見護窗板縫隙裏透出去的光線。”

一個怒氣衝衝的聲音拉大嗓門說:

“是哪個聰明人想出的主意,把我們叫到這樣一間空無一人的房子裏來的?”

“小聲點!”

有人點亮了屋角的一盞小燈。房間裏空空****,沒有什麽家具,隻有兩隻箱子,箱子上放著一塊木板,木板上——像寒鴉落在圍牆上似的——坐著五個人。那盞小燈也在“豎著”的一隻箱子上放著。牆邊的地板上還有三個人,窗台上有一個人——是一個蓄著長頭發的青年,人長得身單力薄,麵色蒼白。除了他和大胡子外,別的人我全都認識。大胡子甕聲甕氣地說,他要給大家朗讀一本叫《我們的意見分歧》的小冊子,作者是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98]“原民意黨人。”[99]

黑暗中,地板上有人吼了一嗓子:

“我們知道!”

周圍的神秘氣氛讓我感到興奮和激動,神秘的詩才是最崇高的詩。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名在教堂裏做早禱的信徒,不禁想起了古羅馬最早的基督徒在地下避難所裏的晨禱儀式。房間裏一片甕聲甕氣的男低音,但言談話語,清晰可辨。

黑暗中有一件什麽銅器在閃閃發光,顯得很神秘,但又不太明亮,很像是一頂古羅馬武士戴的頭盔。我猜想可能是火爐的透氣罩。

人們在屋子裏低聲交談,一片嘈雜,其間夾雜著一些激烈的言辭,很難聽明白誰在說什麽。有人從窗台上越過我的頭頂,用嘲笑的口氣大聲問道:

“咱們還讀不讀了呀?”

問話的是那個臉色蒼白的長頭發青年。這時大家都靜了下來,隻聽見朗讀者低沉的聲音。有人劃著了火柴,點著了煙卷,紅色的火苗,映照出正在深思的人們,他們有的眯縫著眼睛,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朗讀持續了很長時間,聽得讓人昏昏欲睡,十分疲憊,盡管我很喜歡那些唇槍舌劍的言辭和激昂慷慨的話語,它們很容易地就變成了令人信服的思想和道理。

不知為什麽,突然間,朗讀者的聲音一下子停住了,屋子裏馬上響起了憤怒的喊叫聲:

“叛徒!”

“花言巧語,口是心非!”[100]

“這是對英雄所灑鮮血的褻瀆。”

“格涅拉洛夫[101]和烏裏揚諾夫[102]被絞死後……”

這時,窗台上又傳來那個青年的聲音:

“先生們,咱們能不能不破口大罵,而就問題的實質,進行嚴肅認真的爭論呢?”

我不喜歡爭論,也聽不出個所以然,我很難聽明白別人變幻莫測而又自以為是的激進思想;爭論雙方那種**裸的自我欣賞、死要麵子的態度總讓我感到十分反感。

那位青年從窗台上俯下身子問我道:

“您是麵包師彼什科夫嗎?我叫費多謝耶夫[103]。咱們應該相互認識一下。老實說,這裏沒有什麽事情可幹,這樣吵吵嚷嚷已經很久了,可是毫無用處。咱們出去走走,好不好?”

關於費多謝耶夫,我已經聽說過很多,他組織了一個很嚴肅的青年學習小組。我很喜歡他那張有點神經質的蒼白的麵孔和一雙深陷的眼睛。

我們在田野裏走著,他問我工人中我有沒有熟人,我在讀些什麽,空閑時間多不多,還說:

“我聽說過你們這個麵包店,奇怪的是,您竟然會幹這種沒意思的工作。您幹嗎幹這種工作呢?”

有時候我自己也覺得我沒必要幹這種工作,這個想法,我對他說了。我的話使他非常高興,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他對我說,後天他要出一趟門,得兩三個星期,回來後他再通知我:我們怎樣再見麵,在什麽地方見麵。

麵包店的生意相當不錯,可是我自己的事情卻每況愈下。搬到新的麵包房後,我的工作量越來越大。我要在麵包房裏幹活,還得挨家挨戶地去送麵包,去神學院和“貴族女子學校”[104]送麵包。姑娘們從我的籃子裏挑選奶油雞蛋麵包的時候,常常順手塞給我一些便條,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從這些漂亮的便條上往往能夠看到一些筆跡稚嫩但恬不知恥的話語。我直感到納悶:當一群穿得幹幹淨淨、眉清目秀、歡蹦亂跳的貴族小姐,圍著我的籃子,做著鬼臉,伸出粉紅色的小爪子,翻來覆去挑選麵包的時候——我看著她們,盡量去猜想——到底是誰給我塞的那些沒羞沒臊的便條?難道她們不知道這些便條上寫的話有傷風化嗎?於是,我回想起了那些汙濁不堪的“花街柳巷”,心裏想:

有一個梳著大辮子、胸脯豐滿、黑頭發的姑娘,在走廊裏把我叫住,她急匆匆地小聲對我說:

“你把這個便條按上麵的地址送去,我給你十個盧布。”

她望著我,緊咬著嘴唇,親切溫柔的黑眼睛含滿了淚水,麵頰和耳朵漲得通紅。我謝絕了她的十個盧布,接過便條,把它送交給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兒子——一個麵帶紅暈、患有肺結核的高個子大學生。他說要給我五十個盧布,然後默默地、一門心思地在數著零錢,當我說不用給我錢時,他便把這些零錢往自己的褲子口袋裏裝,但是沒有裝好,錢被撒落了一地。

看著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硬幣滿地亂滾,他一時沒了主意,急得一個勁兒地直搓手,搓得指關節嘎嘎直響,他吃力地喘著氣,嘴裏嘟囔著說:

“這該怎麽辦呢?喏,再見!我得想一想……”

我不知道他想了些什麽,但我替那位小姐感到非常惋惜。她很快便從學校裏消失了,十五年後我遇見了她,當時她在克裏米亞一所中學裏教書,患了肺結核,而且飽受世態炎涼之苦,所以一談到人間世事,滄海桑田,她就恨得咬牙切齒,氣不打一處來。

送完麵包,我便躺下睡覺,晚上還要在麵包作坊裏幹活,這樣半夜以前我就能夠將烤製好的奶油雞蛋麵包送到麵包店裏——麵包店就坐落在市劇院的旁邊,因此,演出一結束,觀眾就會到我們店裏來享用熱騰騰的酥皮麵包。然後我再去按分量揉製大的麵包和法式小麵包,兩隻手要揉製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麵粉——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然後再睡上兩三個小時,接著再去送麵包。

就這樣,天天如此。

可這時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願望,一心想傳播某種“合理、善良、永恒的東西”[105]。我善於和人交往,很會講故事;我的想象力來自我的親身經曆和我所讀過的書。對於我來說,將一件尋常的事編成一個有趣的故事,不用費多大勁兒;故事繞來繞去,歸根結底,總離不開那“一條看不見的線”。我認識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和阿拉富佐夫的工廠的工人們[106],特別是跟老紡織工人尼基塔·魯布佐夫的關係非常親密,他差不多在俄國所有的紡織廠裏都幹過,人非常活躍,而且聰明能幹。

“列克謝,我的馬克西梅奇[107],你還年輕,我的流浪兒,新的機靈鬼!我在世上已經混了五十七個年頭了!”他壓低著聲音說道,一雙有疾患的灰色眼睛在墨鏡後麵露出了微笑。這副墨鏡是他自己用銅絲製作的,因此,在他的鼻梁和耳後都染上了綠色銅鏽的斑點。紡織工人們都叫他德國佬,因為他在刮掉大胡子時上嘴唇上留了濃密的唇髭,下嘴唇上蓄著一撮花白的山羊胡。他身材適中,寬胸膛,生性歡樂,又有幾分憂傷。

他自己對人的態度並沒有表現出多少關愛,說話帶刺兒,瞧不起人,爭論時,語言簡單生硬,常常大喊大叫,顯然是想激怒對方。我是在啤酒店裏認識他的,當時有人就要打他,而且已經打過他兩次,是我站出來勸阻,把他給拉走了。

“打疼您了嗎?”我一麵問他,一麵和他在黑暗中走著,這時,頭上正下著蒙蒙的秋雨。

“喏,哪有他們這種打法?”他滿不在乎地說。“等一下,你為什麽跟我稱呼起‘您’來了?”

從此,我們就算認識了。起初,他常常笑話我,說話風趣幽默,機智靈活,但當我告訴他那根“看不見的線”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什麽作用時,他若有所思地感歎道:

“你這個人並不笨,一點也不笨!真行啊?你……”從此以後,他對我,就像父親似的,關懷備至,甚至正兒八經地稱呼起我的名字和父稱來[108]。

“你的想法呀,我的列克謝·馬克西梅奇,我親愛的小錐子,都是對的,隻不過是沒有人相信你,劃不來……”

“您相信嗎?”

“我是一條禿尾巴的喪家犬,民眾則是用鏈條鎖著的一群狗,每條狗的尾巴上都帶有許多牛蒡之類的累贅:老婆、孩子、手風琴、套鞋等;而且,每條狗都很留戀自己原來的那個窩。他們不會相信你的。我們那兒——莫羅佐夫的廠子裏——就出過事兒[109]!誰牽頭,走在前麵,誰的腦門子上準會挨人揍,而腦門子可不是屁股,夠你吃不了兜著走了。”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是一名鉗工,是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廠的工人,患有肺結核,會彈吉他,精通《聖經》。自打和這位鉗工認識後,魯布佐夫說話就有點不一樣了,雅科夫斷然否定上帝存在的態度,使他大為驚訝。他一麵隨地吐著從肺裏咳出來的血痰,一麵堅定、動情地證明說:

“第一,我完全不是‘照著上帝的形象和樣式’[110]造出來的,我一無所知,什麽也不會,而且,我不是一個善良的人,不,我不是一個善良的人!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麽困難,或許知道,但是他無能為力,再不就是他能夠幫助,但是,他不願意。第三,上帝也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慈悲為懷的,簡單說吧,他根本就不存在!這都是臆造出來的,全都是憑空想象,整個生活也是假想出來的,然而,這騙不了我!”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說起話來幾乎有些令人生畏。他的臉又黑又瘦,一頭黑色卷發,跟茨岡人似的,發青的嘴唇間露著狼一般的牙齒。他那雙黑眼睛死死盯著對方的臉,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實在讓人承受不了,它使我想起了妄想狂患者的眼睛。

魯布佐夫和我從雅科夫那兒出來後,路上他情緒低沉地對我說:

“還沒有人當著我的麵反對過上帝。這樣的話我聞所未聞。什麽樣的話我都聽到過,可這樣的話從未聽說過。當然,這個人活不了多久了。唉,他也夠可憐的了!人都快燒幹了……真有意思,老弟,非常有意思。”

魯布佐夫很快便和雅科夫變成了好朋友,而且整個人好像瘋了似的,感情激動得不得了,時不時地總是用手指頭擦拭兩隻有病的眼睛。

“是這樣,”他揚揚自得地說,“就是說,上帝也該退位了,是不是?哈哈!至於沙皇,我的好先生,我有自己的看法:沙皇礙不著我的事。關鍵不在於沙皇,而在於老板。隨便哪一位沙皇我都不在乎,哪怕是伊萬雷帝[111]呢?好,當你的沙皇吧,就由你來統治好了,隻要你樂意,隻不過你要給我管住老板的權力,這就行了!你給我這個權力,我就用金鎖鏈把老板鎖在沙皇的寶座上,我會為你祈禱的……”

讀完《饑餓王》後,他說:

“寫的都是通常的事,完全正確!”

他頭一次看到這種石印的小冊子,問我道:

“這是什麽人給你寫的?寫得很準確。你告訴他——謝謝了[112]。”

魯布佐夫的求知欲永無止境。他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傾聽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大罵上帝的話,常常一連幾個小時聽我講書裏的故事,聽得他前俯後仰,哈哈大笑,昂著頭,讚不絕口地說:“人的腦瓜兒就是機靈,哎呀,實在是機靈!”

他自己看書很費勁,因為眼睛有病,影響視力,但他知道的事情也不少,常常令我感到非常吃驚:

“德國有一個絕頂聰明的細木匠,國王時常親自請他去進行谘詢。”

經我一再追問,原來他講的就是倍倍爾[113]。

“這您是怎麽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他一麵簡短地回答,一麵用小手指搔了搔自己那疙裏疙瘩的腦袋。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對艱難繁重的亂糟糟的生活不感興趣,他一心隻想著消滅上帝,嘲笑教會裏的神父,對修士之類的,尤其恨之入骨。

有一次,魯布佐夫和顏悅色地問他:

這時他惡狠狠地喊叫得更凶了:

“除了上帝,還有誰在妨礙我呢,啊?我信奉他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他麵前,我一直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我一忍再忍。爭辯是不可以的。一切都由上麵來定。被生活捆住了手腳。我對《聖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發現一切都是臆造的!是杜撰出來的,尼基塔!”

他揮動著一隻手,像要把那條“看不見的線”扯斷似的,他幾乎哭著說:

“瞧吧,為此我會過早死去的!”

我還有幾個很要好的朋友:我常到謝苗諾夫的麵包作坊去看望老同事,他們非常歡迎我,很願意聽我給他們講故事。但是,魯布佐夫住在船廠區,而沙波什尼科夫住在靼韃區,在卡班河對麵很遠的地方,彼此相距約五俄裏,我很少能看見他們。可是他們到我這裏來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沒地方接待客人,何況新來的麵包師是個退伍兵,常與憲兵們來往。憲兵隊隊部的後院就挨著我們的院子,因此,那些神氣活現的“穿藍製服的人”,經常翻過圍牆,到我們這邊來為漢加爾特上校[114]買小白麵包,也為自己買些主食麵包。再說了,已經有人勸我不要太“拋頭露麵”,以免引起別人對麵包店不必要的注意。

我認為,我的工作已經沒有什麽意思了。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有人不顧店裏營業的情況,隨便從櫃上支取現款,弄得店裏有時候連買麵粉的錢都拿不出來。安德烈·傑連科夫常常捋著胡子垂頭喪氣地苦笑道:

“我們快要破產了。”

他的日子也很不好過,一頭棕色卷發的娜斯佳已經“身懷六甲”,還凶得像隻惡貓,齜牙咧嘴的,嗷嗷直叫,氣鼓鼓地瞪著一雙綠眼睛,對一切人和一切事都瞧不順眼。

她走起路來,旁若無人,直接往安德烈身上撞;安德烈像做錯了事一樣,一麵賠著笑臉,給她讓路,一麵唉聲歎氣。

有時候,他向我訴苦說:

“一直都這樣隨便。大家想拿什麽就拿什麽,沒一點章法。我給自己買了半打襪子,轉眼間,全不翼而飛了!”

襪子的事是可笑的,但是我笑不出來,因為我眼看著這個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人一心想把事情辦好,而周圍的人對這件事卻不管不問,熟視無睹,甚至進行破壞。安德烈·傑連科夫並不指望得到他所照顧的這些人的感謝,但他有權得到這些人對他更多的關心和友誼,而不應該是現在的這種態度。他的家庭很快遭到了破壞,父親由於宗教的原因得了憂鬱症;弟弟開始酗酒,整天和姑娘們鬼混;妹妹表現得形同外人,看來她和那個紅頭發大學生的愛情進行得很不順心,我常常看到她的眼睛哭得又紅又腫,因此我對那個大學生也恨之入骨。

我沒有朋友。人們把我看作是“一塊有待加工的材料”,他們引不起我的好感,我無法和他們坦誠相待。當我跟他們談起他們不感興趣的話題時,他們就對我說:

“拉倒吧,你!”

古裏·普列特尼奧夫被捕後[115],被押送到彼得堡,關進了“十字架”監獄[116]。最初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是尼基弗雷奇,他是一大早在街上看見我時跟我說的。當時他衝我迎麵走過來,神態莊重,若有所思,身上佩戴著所有的勳章,好像剛剛接受過檢閱似的,他把一隻手舉到帽簷邊,一聲不響,從我身邊擦肩而過,但是他馬上又停下來,氣鼓鼓地衝著我的腦後說:

“古裏·亞曆山大羅維奇是昨夜被捕的……”

然後,他揮了揮手,朝四下看了看,小聲補充說:

“小夥子完了!”

我好像看見他狡猾的眼睛裏閃耀著淚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奧夫早就料到自己會被捕的,這件事他事先曾親自警告過我,並告誡我說,無論是我,還是魯布佐夫,都不要和他見麵。他和我一樣,跟魯布佐夫也很要好。

尼基弗雷奇眼睛望著腳下,神情憂鬱地問道:

“你怎麽不到我這裏來了?”

晚上,我去了他那裏,他剛剛睡醒,正坐在**喝格瓦斯[117]:他妻子彎著腰在窗邊給他縫補褲子。

“情況就是這樣,”這位崗警開口說,一邊抓撓他那長滿像浣熊一樣長毛的胸口,一邊若有所思地看著我。“他被抓了。在他那裏搜出一口鍋,他用它來熬顏料,印製傳單,反對皇上。”

然後,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怒氣衝衝地對妻子說:

“把褲子拿過來!”

“馬上就好了。”她回答說,頭也沒有抬。

“她覺得他怪可憐的,還哭來著,”老頭兒瞥了妻子一眼。“其實我也覺得非常惋惜。可是一個大學生反對皇上,能搞出什麽名堂呢?”

他一麵開始穿衣服,一麵對妻子說:

“我出去一會兒……你把茶炊生上。”

他妻子呆呆地望著窗外,但是,當他一走出崗亭的門,她便迅速轉過身來,衝門口伸出緊握的拳頭,滿腔怒火,咬牙切齒地說:

“呸,老不死的東西!”

她的臉已經哭腫了,左眼上有一大塊青傷,幾乎遮住了眼睛。她迅速直起身,走到爐子跟前,俯身在茶炊上,壓低聲音,惡狠狠地說:

她走到我跟前,把身子緊貼著我,用乞求的聲音對我說:

“你能不能親我一下,啊?”

我並不喜歡這個女人,但她瞧著我的那隻眼睛是那樣凶惡,那樣怨氣十足,於是我擁抱了她,並且撫摸了她那發硬、蓬亂而油膩的頭發。

“眼下他正在盯誰的梢?”

“在跟蹤雷布諾裏亞德街一家旅館的什麽人。”

“你知道他的姓名嗎?”

她微笑著回答說:

“好哇,我這就告訴他你向我打聽了些什麽!他回來了……古羅奇卡[118]就是他跟蹤發現的……”

她迅速跳到爐子邊上。

尼基弗雷奇帶回來一瓶伏特加酒,還有果醬和麵包。我們坐下來喝茶。瑪林娜坐在我的身邊,對我表現得特別熱情、殷勤,用那隻沒被打傷的好眼睛仔細端詳著我的臉,而她丈夫則意味深長地跟我說:“這條看不見的線在人們的心裏,深入骨髓,試試看,你能把它扽出來,消除掉嗎?沙皇,對人民而言,就是上帝!”

這時,他冷不丁地問道:“你讀的書很多,福音書[119]讀過嗎?哎,怎麽樣?依你看,那裏麵說的話都對嗎?”

“不知道。”

“依我看,有些話是廢話,而且還不少。比如說,關於窮人:那裏麵說窮人是幸福的[120],怎麽個幸福法?這不是瞎說嘛。而且,一般地說,關於窮人的話,許多都是說不清楚的。生來的窮人和後來變窮的窮人,應該區分開來。生來的窮人,就等於是壞人!而後來變窮的人,也許隻是他的不幸。應該這樣來看問題。這樣比較妥當。”

“為什麽呀?”

他沒有吭聲,隻是用探詢的目光朝我看了看,然後字酌句斟,意味深長地說了一段話,看來,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想法:“福音書裏有許多地方講到憐憫,可憐憫這東西是有害的。我就是這樣想的。憐憫需要在一些無用甚至有害的人身上花掉巨額的費用。要辦養老院,修建監獄,設立瘋人院。應該幫助那些健康的、身強力壯的人,使他們不至於白白地浪費精力。可是我們卻在幫助弱者,難道你能將弱者變成為強者嗎?這種想法,隻能使強者變弱,而弱者——騎在強者的脖子上。這才是我們應該好好研究的課題!有許多東西需要重新思考。應該明白,生活距離福音書早已經很遠了,生活有自己的軌跡。這不,看見了吧,為什麽普列特尼奧夫完了?因為憐憫。我們憐憫窮人,可大學生們卻一個個在完蛋。這裏哪有什麽道理可講,啊?”

而這個“抓捕人”[121]的老頭兒一直在往下說,而且隨著說話的節奏,他的手指在托盤邊上不斷地打著拍子。他那幹癟的麵孔一臉嚴肅,皺巴巴的,但是他沒有看我,而是在觀看擦得像銅鏡般油光鋥亮的茶炊。

“你該走啦,”妻子第二次提醒他說,但是他不理不睬,仍然一個勁兒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接著往下講,這時候,突然,他話鋒一轉,不知不覺已經跳到另一個話題上了。

“小夥子,你人並不傻,而且有文化,難道你就心甘情願當個麵包師嗎?隻要你換個工作,為沙皇帝國效勞,你掙的錢決不會少……”

我聽著他的話,心裏想,怎麽去通知雷布諾裏亞德街上那些我素不相識的人,告訴他們尼基弗雷奇正在監視他們呢?那裏住著一個不久前才從亞盧托羅夫斯克[122]流放回來的人,叫謝爾蓋·索莫夫[123],我聽過關於他的許多有意思的事情。

“聰明的人應該過群居生活,就像蜂房裏的蜜蜂或蜂窩裏的胡蜂一樣。沙皇帝國……”

“瞧,都已經晚上九點鍾了。”她妻子說。

“真是見鬼!”

尼基弗雷奇一麵站起身來,一麵扣著製服的扣子。

“哦,不礙事,我坐馬車去。回頭見,老弟!有空來玩兒,不必客氣……”

離開崗亭,我堅決對自己說,以後永遠也不再到尼基弗雷奇那裏“做客”了,那個老警察太讓我討厭了,盡管他人還是蠻有意思的。他關於憐憫有害的那番話,使我很有些感慨,並且牢牢記在了心中。我覺得他的話有一定道理,但可悲的是,它們出自一個警察之口。

關於這個話題的爭論,時常發生,其中有一次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令我激動不已。

城裏來了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124]——這個人我是頭一次見到——高高的個子,體格很健壯,麵孔有點黑,留一撮黑山羊胡,長有兩片黑人的厚嘴唇。他身子向前傾,兩眼望著地麵,但有時候驀然仰起他那有點謝頂的腦袋,兩隻水靈靈的黑眼睛,顯得炯炯有神,光芒照人——他銳利的目光中好像有某種仇恨的東西在燃燒。談話是在一位教授家裏進行的,有許多青年人參加,其中有一位神學碩士,瘦高個兒,舉止文雅,是位小神父,穿一身黑色的絲質長袍,這袍子很好地襯托出他那蒼白漂亮的臉龐,而他那雙冷漠的灰色眼睛露出的淡淡微笑,又給他那張臉平增了幾分光彩。

“演員。”我旁邊一個角落裏有人小聲說。

“太像演戲了……”

而在這之前不久,我讀了一本書,好像是德雷波爾[125]寫的,內容是關於天主教反對科學的。我好像記得,書裏說,有一名狂熱的信徒,為了用愛的力量去拯救世界,他們出於對世人的仁慈,準備將他們殺死,然後焚屍滅跡。

他穿一件白襯衫,袖子很寬,外麵罩一件灰色的舊長衫,這也使他很有些與眾不同。宣講結束時,他高聲喊道:

“這麽說,你們是信耶穌呢,還是信達爾文[126]?”

他提出的這個問題,像一塊石頭,投向聚集了許多青年人的那個角落,那些青年男女們懷著驚恐和興奮的心情,瞪大眼睛看著他。看來,他的話使大家感到非常吃驚,人們默默無言,若有所思地低著腦袋。他用火辣辣的目光掃了大家一眼,嚴厲地補充說:

“隻有法利賽人[127]才會試圖將這兩種無法調和的精神結合起來,而且在結合的時候,會恬不知恥地用花言巧語,自欺欺人,用謊言蒙騙大家……”

小神父站起身來,一本正經地挽起長衫的袖子,帶著故意裝出來的彬彬有禮的神態和寬宏大量的微笑,從容不迫地說:

“你們顯然是讚成有關法利賽人的庸俗的觀點,但這種觀點不僅是粗暴的,而且徹頭徹尾是錯誤的……”

令我大為驚訝的是,他開始證明說,法利賽人是猶太人遺訓的真正忠實維護者,並認為人民始終和他們站在一起,共同對敵。

“你們去讀一讀,比如說,優素福·弗拉維[128]的書吧……”

這位托爾斯泰主義者一躍而起,揮動手臂,好像要把優素福·弗拉維的書一劈兩半似的,大聲叫道:

“人民直到今天,還在跟自己的敵人站在一起,反對自己的朋友;他們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他們是被迫的,是受人驅使的。我幹嗎要讀您的弗拉維的書呢?”

小神父等人把爭論的主題扯得非常分散,弄得七零八落,結果也就完全淹沒了爭論的主題。

“真理就是愛。”托爾斯泰主義者大聲喊道,而他眼睛裏流露出的卻是憎恨與蔑視。

聽著他的話,我感到如醉如癡,我捉摸不透這些話的意思,腳下的土地,一直在語言的旋風中搖晃,我常常絕望地在想,世界上恐怕再也沒有比我更蠢笨和更沒有能耐的人了。

而托爾斯泰主義者一麵從漲得通紅的臉上擦去汗水,一麵狂怒地大叫:

現在我麵臨一個巨大的問題:怎麽辦?如果說,生活就是為了人世間的幸福而不斷進行鬥爭的話,那麽,仁慈和關愛不是隻能給這一鬥爭的勝利設置障礙了嗎?

我打聽出了這位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姓氏——克洛普斯基,知道他住在什麽地方,於是,第二天晚上我去找了他。他住在兩個未出嫁的女地主家裏,我去時他正和她們坐在花園裏的一張桌子旁邊,在一棵高大的老椴樹的樹蔭下。他穿一條白褲子,一件同樣顏色的襯衫,衣領敞開著,**著黑乎乎、毛茸茸的胸口;他個子高高的,人又瘦又幹癟,和我印象中的雲遊僧或傳播真理的教士非常相像。

他用銀羹匙從湯盤中舀了些牛奶拌馬林果醬,津津有味地品嚐著,咂巴著厚厚的嘴唇,他每咂巴一下,白色的牛奶泡沫便從他那稀稀拉拉的貓胡子上被吹落下來。一位姑娘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位則站在椴樹旁,雙手交叉在胸前,望著灰蒙蒙的炎熱的天空,凝神靜思,浮想聯翩。兩人都穿著薄薄的淡紫色的連衣裙,看上去樣子幾乎一模一樣。

他跟我談話時態度和藹,十分親切,非常樂意跟我談論愛的創造性力量,說應該拓展自己內心裏的這種感情,因為它是唯一能夠“將人和世界精神”聯係起來的感情,即與生活中到處洋溢著的愛息息相通的感情。

“隻有這種感情才能夠約束人!不懂得愛便不可能理解生活。那些聲稱‘生活的規律就是鬥爭’的人,他們在心靈上都是盲人,是注定要滅亡的。火是不能夠用火來消滅的,同樣,邪惡也不能夠用邪惡力量來克服!”

當兩個姑娘勾肩搭背地向花園深處房子那裏走去時,這個人望著她們的背影,眯縫起眼睛,問我道:“你是什麽人?”

聽了我的回答後,他用手指頭敲著桌子說:“人啊,不管在哪兒,都還是人,他要追求的不應該是改變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培養自己對人們的博愛精神。”

“越是地位低下的人,他距離生活的真正實際便越近,距生活的真諦也越近……”

我對於他是否能夠了解這種“真諦”心存疑慮,但是我一聲不吭,沒有說出來,我覺得他和我在一塊兒會感到乏味的。他用一種令人討厭的目光看我一眼,打了個哈欠,雙手摟住後脖頸,兩條腿向前伸著,半閉著眼睛,顯得有些倦意,嘴裏像說夢話似的嘟噥著說:“聽命於仁愛的擺布……生活的規律……”

他忽然打了個激靈,兩手一揮,好像在空中抓住了個什麽,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驚恐不安地說:“怎麽啦?我累了,對不起!”

他又閉上了眼睛,好像是因為疼痛,齜牙咧嘴地緊緊咬著牙關;他的下嘴唇向下耷拉著,上嘴唇往上翻著,幾根顏色發青的稀稀拉拉的胡髭向上撅著。

幾天後,一大早我去給一位我認識的副教授送麵包。他是個單身漢,嗜酒如命,在他那裏,我又一次看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好像一夜沒有睡覺,臉色很難看,眼睛發紅,還有點浮腫。我覺得,他好像是喝醉了。這位身體有點發福的副教授,醉眼惺忪地坐在地板上,手裏拿著一把吉他,隻穿一條**,周圍全是家具什物、啤酒瓶子、脫下的外衣,一片狼藉;他搖晃著身子,嘴裏大聲吼叫著:“仁——慈……”

克洛普斯基氣呼呼地厲聲喊道:

“根本不存在仁慈!我們不是為愛而喪生,就是在為愛的鬥爭中被擊斃——反正都一樣,我們注定要一命嗚呼……”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屋裏,對副教授說:

“喏,你問問他到底想要什麽?問問他需不需要對人的博愛?”

那人用淚汪汪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後笑了:

“他是賣麵包的呀!我還欠著他錢呢。”

他身子搖晃了一下,一隻手伸進口袋裏,掏出鑰匙,遞給我說:“拿去,全在這裏了!”

但托爾斯泰主義者接過他手裏的鑰匙,朝我揮了揮手。

“你走吧!回頭再給你錢。”

於是,他把我給他的小白麵包扔到了屋角的沙發上。

他沒有認出我來,這讓我感到很高興。我走的時候心裏一直記住他關於因愛而死的那番話和我心裏對他的厭惡感。

不久,有人跟我說,他向他房東家的一個姑娘表白了愛情,而且就在同一天,他又向另外一個姑娘也表達了愛情。姊妹倆皆欣喜若狂,後來兩個人一說通,她們恨死了這個戀人,於是吩咐看院子的人告訴那個愛情騙子,讓他馬上滾出她們的院子。後來他便從這個城市裏消失了。

愛情和仁慈在人們生活中的意義的問題,是個非常複雜而棘手的問題,它早就擺在了我的麵前,最初,是以捉摸不定的形式出現的,但是我內心裏強烈地感受到了二者之間存在著矛盾。後來才以非常明確的方式,清楚明白地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愛的作用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