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
第一章
就這樣，不管怎麽說，我到喀山大學[1]學習去了，如此而已。
上大學的念頭，是從一個叫尼古拉·葉夫列伊諾夫[2]的中學生那裏來的。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夥子，人長得很帥，有一雙女人般親切溫柔的眼睛。他和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閣樓上，因常見我手裏拿本書，覺得很好奇，於是我們便認識了。不久，葉夫列伊諾夫就開始勸我，說我有“非凡的科學才能”。
“你生來就是為科學服務的。”他一麵說，一麵很瀟灑地甩動著他那馬鬃似的長發。
當時我還不知道兔子也能為科學服務，而葉夫列伊諾夫卻信誓旦旦地向我證明說：像我這樣的小夥子，大學裏正好非常需要。不用說，我們也談到了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3]的事例。葉夫列伊諾夫說，到喀山後，我可以先住在他那裏，利用秋冬兩季，把中學的課程修完，“幾門”考試一通過——他就是這樣說的：“幾門”考試——大學就會給我發放政府助學金。五年後，我就會成為一名“學者”。一切都非常簡單，因為葉夫列伊諾夫當時才十九歲，為人純樸善良，古道熱腸。
考完試後，他就走了。兩個星期後，我也跟著他去了。
外婆送我走的時候，勸我說：
“你呀，別老對別人發脾氣，總是氣鼓鼓的，成天板著個臉，對誰都不服氣！你這都是從外公那裏學來的，可是他——你外公——又怎麽樣呢？活了大半輩子，臨了變成了一個傻瓜，苦命的老頭子。你呀，有一點，你一定要記住，上帝從不對人們嚴加懲處，隻有魔鬼才喜歡傷害無辜！再見了，喏……”
這時，她從肌肉鬆弛、顏色灰暗的臉上擦掉僅有的幾滴淚水，對我說：
“以後我們再也見不著麵了，你這一走，行蹤無定，距離又遠，而我又是個快要死的人了……”
最近一個時期，我不在親愛的外婆身邊，甚至很少見到她，可是現在，此時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以後我再也看不到這個和我休戚與共、至親至愛的人了。
我站在輪船的尾部，看著她站在碼頭上；她一隻手在胸前畫著十字，另一隻手——用舊頭巾的一角——在擦拭自己的臉，在擦她那雙對人們充滿摯愛光輝的烏黑的眼睛。
就這樣，我來到了這個有一半韃靼人居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的一個狹小的房間裏[4]。這座房子不大，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個小山坡上，在一條狹窄而貧窮的街道的盡頭，房子有一麵牆衝著一片火災的廢墟，廢墟上雜草叢生，密密麻麻，有苦艾、牛蒡和酸模；接骨木樹叢裏有一大堆坍塌的瓦礫，下麵有一個很大的地窖，裏麵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野狗，它們生在這裏，也死在這裏。這個地窖給我的印象很深，它是我所上過的大學中的一個。
葉夫列伊諾夫一家人——母親和兩個兒子——靠微薄的撫恤金生活。開頭幾天，我常看見這個愁眉苦臉、頭發花白的瘦小寡婦從市場回來後，把買來的東西往廚房的桌子上一放，便開始考慮解決這樣一個難題：怎樣用這幾小塊劣質肉做成一頓飯，讓三個身體健壯的小夥子——不算她自己——吃飽喝足呢？
她很少說話。她那雙灰色的眼睛凝聚著一種絕望的、與人無忤的執著勁頭兒，就像一匹精力耗盡了的馬還在拚命地將車往山上拉——明知拉不上去，可是還在一個勁兒地往上拉！
我來到這裏的第四天，一大早，兩個孩子還在睡覺，我在廚房裏幫她洗菜，她非常謹慎地小聲問我：
“您為什麽到這裏來呢？”
“來學習，上大學。”
隻見她的眉毛和額頭的黃皮膚往上一皺，原來是刀子劃破了她的一個手指。她趕緊用嘴吸吮流出的鮮血，在椅子上坐下來，但她立刻又站了起來，說：
“噢，真是見鬼……”
她用手絹包好劃破的手指，稱讚我說：
“你挺會削土豆的。”
“唉，哪能不會呢！於是我對她講了我在輪船上幹過幫廚的事兒。她問我：
“您以為這樣就可以上大學了嗎？”
那時候我不懂得幽默。我把她的問話當真了，於是，我給她講了我的行動計劃，說科學殿堂的大門最後一定會對我敞開的。
她歎了口氣，說：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正好這時候尼古拉到廚房洗臉來了。他剛剛睡醒，頭發亂蓬蓬的，像往常一樣，臉上樂嗬嗬的。
“媽媽，咱們包餃子吃吧！”
“那好吧。”母親同意說。
為了顯示自己對烹飪藝術的了解，我說：“這肉包餃子不好，而且也太少。”
瓦爾瓦拉·伊萬諾夫娜聽後很不高興，馬上衝我說了些很難聽的話，弄得我麵紅耳赤，很下不了台。她把幾個胡蘿卜往桌子上一扔，離開了廚房。尼古拉則衝我使了個眼色，對他媽的行為解釋說：
“她心情不好……”
他坐在凳子上，對我說：“一般說來，女人比男人更神經質一些，這是她們的天性。有一位很著名的學者，好像是瑞士人，對此做了無可爭辯的論證。英國人約翰·斯圖爾特·穆勒[5]對這個問題也曾有過論述。
尼古拉非常喜歡教我，因此，他抓住每一個機會向我腦子裏灌輸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常識。我如饑似渴地聽他給我講，後來，在我的腦子裏竟然把富科[6]、拉羅什富科[7]、拉羅什查克林[8]全混為一談了，我根本記不清是誰砍了誰的頭——是拉瓦錫[9]了迪穆裏耶[10]的頭呢，抑或相反？小夥子一心希望我能夠“出人頭地”，他信心十足地說我一定能夠做到，但是，要真正地坐下來教我、幫我，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他的自以為是和輕率作風，使他看不見他母親操持這個家是多麽含辛茹苦，多麽費盡心機；他的弟弟，一個沉默寡言、很難侍弄的中學生就更體會不到這一點了。可是，我對這些複雜的化學戲法和廚房經濟的奧妙早已心知肚明，熟諳於心了。我清楚地看到這位主婦是多麽心靈手巧，她每天不得不想方設法來填飽自己兩個孩子的肚子，養活我這個其貌不揚、舉止粗野的不速之客。不用說，分給我的每一片麵包，像石塊一樣壓在我的心頭。我開始尋找工作，幹什麽都行。為了不在家裏吃閑飯，我一大早就到外麵去，遇到壞天氣我就躲在那片廢墟中的地窖裏遮避風雨。在那裏，我聞夠了死貓癩狗的腥臭味，聽夠了狂風暴雨的呼嘯，我很快就明白了過來：上大學不過是一個夢想，也許去波斯要更明智一些。可是我已經在想象著自己變成了一個白胡子魔法師，找到了一種培育農作物的方法，可以使糧食的顆粒長得像蘋果那樣大，一個土豆有一普特[11]重，總之，為造福這片土地，我已經想出了不少辦法，而在這塊土地上艱難度日的可不隻是我一個人。
我已經學會了幻想，淨想些非同尋常的奇遇和種種豐功偉績。在日子非常艱難的時候，這種幻想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因為當時這樣的日子很多——我幻想的本領也越來越大了。我對外來的幫助已經不抱希望，也不指望會交上好運，但我的意誌卻漸漸變得堅強起來，而且生活條件越是艱難，我感到自己就越堅強，甚至更聰明。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是在與周圍環境的抗爭中成長起來的。
為了不至於挨餓，我常去伏爾加河的碼頭上，在那兒很容易就能夠掙上十五、二十個盧布。在那裏，置身於裝卸工人、流浪漢和騙子、小偷們中間，我感到自己是一塊被投進爐火中冶煉的生鐵——許多強烈、熾熱的印象撲麵而來，而且天天如是。人們在我麵前像走馬燈似的轉來轉去。他們貪得無厭，生性粗野——我喜歡他們對生活的仇恨心理，喜歡他們對世上的一切進行嘲弄、敵視，但對自身狀態卻漠不關心的態度。我親身經曆過的一切，使我對這些人有一種親近感，我希望和他們打成一片，融入他們那個富有刺激性的圈子。勃萊特·哈特[12]的作品和我讀過的大量“品位不高的”小說，使我對這個圈子裏的人們更加有了好感。
慣偷巴什金，原來是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如今窮困潦倒，還染上了癆病。他振振有詞地對我說：
“你怎麽像個姑娘一樣，畏畏縮縮的，是不是怕壞了名聲？對於一個姑娘來說，名聲就是她的財富，可是對你來說，它隻是一副枷鎖。牛的名聲不錯，忠誠老實，但它們隻配吃草！”
巴什金一頭紅發，臉刮得幹幹淨淨，很像個演員；矮小的身材，動作輕盈靈活，像一隻小貓。他對我像老師一樣，處處以保護人自居。我看得出，他真心實意地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聰明，讀過不少好書，他最喜歡讀的是《基督山伯爵》[13]。
“這部書裏有目的，有良心。”他說。
他喜歡女人，講起她們來，津津樂道，垂涎欲滴，興奮得不得了，虛弱的身體像篩糠一樣。這種哆裏哆嗦的樣子，完全是一種病態，看著直讓我感到惡心，但他的話，我還是很仔細聽的，我覺得它們非常美麗動人。
“女人啊，女人！”他坦誠地說，發黃的臉上頓時泛起了紅暈，烏黑的眼睛裏射出異常興奮的目光，“為了女人，我什麽都能豁出去。為了女人，就像著了魔似的，什麽犯罪不犯罪的——我全然不顧！沒有比戀愛更美好的了！”
他很會講故事，輕而易舉地就能為妓女們寫些感人至深的關於不幸愛情的傷感歌曲，伏爾加河沿岸各個城市都在唱他的歌曲。其實，下麵這首廣為流傳的歌曲也是他寫的：
我又窮，又不漂亮，
又沒有什麽好衣裳，
有誰會娶我
這樣的姑娘……[14]
特魯索夫是個行動詭秘的人，對我的態度很好，儀表堂堂，衣著考究，長有音樂家那樣纖細的手指。他在船舶修造廠區域內開了個小鋪子，招牌上寫的是“修理鍾表”，但幹的卻是銷贓的勾當。
“你呀，彼什科夫，可別去幹那偷雞摸狗的事兒！”他對我說，眯起狡猾而果敢的眼睛，煞有介事地撫摸著自己已經斑白的胡子。“我看得出你的前途不在這兒，你是個有精神追求的人。”
“什麽叫有精神追求的人？”
“就是對什麽東西都不羨慕，隻是充滿了好奇……”
這話用在我身上是不合適的，因為有許多事情我是很羨慕的，比如，巴什金說話時那種特殊的語氣，詩一般的韻味，出人意料的比喻和別出心裁的遣詞造句——我對他的這種本領就非常羨慕。我想起了他講過的一個愛情故事的開場白：
“一個朦朧的夜晚，我像樹洞裏的一隻貓頭鷹，坐在斯尼亞斯克這座貧窮城市的一家旅館的房間裏，而當時是秋天，正值十月，綿綿細雨，下個不停，風一直在刮，時緊時慢，好像滿腹委屈的韃靼人慢條斯理地在唱歌，歌聲沒完沒了的：噢噢……啊啊……啊啊……噢噢……
“說話間，她人來了。步履輕盈，麵色紅潤，像太陽升起時的一朵祥雲，一雙眼睛清澈透明，專門用來騙人。‘親愛的，’她誠懇地說，‘我沒有對不起你。’我知道，她在撒謊，可是我相信她說的是真心話！理智上我一清二楚，可是我內心裏不相信她在騙我——怎麽也不相信！”
他在講話的時候，常常有節奏地搖晃著身子，眯縫起眼睛，不時地用手輕輕地撫摩著胸口的地方。
他的聲音有些低沉，缺乏朝氣，但他的語言卻非常鮮明，像夜鶯歌唱那樣悅耳動聽。
我非常羨慕特魯索夫，他說起西伯利亞、希瓦[15]、布哈拉[16]這些地方的時候，滔滔不絕，非常有意思；對主教們的生活，則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跟我談起了沙皇亞曆山大三世[17]的事：
“這位沙皇對自己的事情可是一把好手！”
我覺得特魯索夫是小說中常有的那樣一種“壞人”。小說結尾時，出乎讀者的意料，他們搖身一變，個個成了舍己為人的英雄。
有時候，在天氣悶熱的夜晚，這些人渡過喀山河[18]，來到對岸的草地上和灌木林中，在那裏邊吃邊喝，議論各自的事情，但他們談得最多的還是生活的複雜性和人際關係方麵各種莫名其妙的糾葛，特別是有關女人的話題。他們談起這些問題時，總有一種怨恨的情緒，滿腹的憂傷，有時候感人至深，但幾乎總是給人這樣一種感覺，仿佛他們是在窺探一個黑暗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可怕的、出人意料的情況。我和他們在一起度過了兩三個夜晚——天空漆黑，星光暗淡，坐在悶熱的窪地上，置身於密密麻麻的柳樹叢中。由於這裏距伏爾加河很近，空氣非常潮濕，黑暗中，輪船上的一盞盞桅燈，像許多金色的蜘蛛，緩緩地向四麵八方蠕動。它們爬向山石構築的岸邊，在一片黑暗中，像萬家燈火，構成了一條火的長龍——它們是各家小飯館和有錢的烏斯隆村各家窗戶發出的燈光。輪船兩邊劃水的葉片拍打著水麵，發出低沉的響聲；魚貫而行的平底船上的水手們，在聲嘶力竭地喊叫著，像鬼哭狼嚎一般，什麽地方有人用斧子在敲打鐵器。不知從哪裏傳來一陣淒楚哀婉的歌聲——有人在抒發自己內心的感情——歌聲沁人肺腑，在人的心頭上平添一絲淡淡的憂愁。
聽著人們在輕聲細語，娓娓而談，更讓人感到愁腸百結，憂心如焚——他們都是在思考人生，每個人都在談論自己的事情，幾乎沒有人在聽對方講些什麽。他們在小樹林裏，或坐，或臥，抽著香煙，偶爾——決不貪杯——喝一點伏特加酒、啤酒，然後，撫今追昔，回首往事。
“我曾遇到過這樣一件事……”黑夜中，不知是誰躺在地上說。
大家聽完他的故事後，都表示讚同，說：
“這是常有的事，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
我老聽見他們說“常有的事”“都可能發生”“司空見慣”這些詞，所以，我覺得這些人好像今夜已經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他們一切都已經經曆過了，以後再也不會發生別的什麽事了！
這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魯索夫之間拉開了距離，但畢竟我還是非常喜歡他們，而且，按照我的經曆，如果我今後與他們為伍，那是很自然的事。我追求上進、希望學習的願望受到了傷害，這一點也在把我推向他們。當食不果腹、滿肚子怨恨和苦惱煩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完全有可能去違法亂紀，作奸犯科，而且不單單是針對“神聖的私有製度”。然而，青年人的浪漫情懷使我不能夠半途而廢，放棄我注定要走的道路。當時，除了富於人道精神的勃萊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格調不高的小說外，我已經讀過不少正兒八經的好書——這些書在激勵著我追求某種尚不甚明確，但比我的所見所聞要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東西。
與此同時，我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了新的體驗。有許多中學生常到葉夫列伊諾夫家附近的空地上玩擊木遊戲，其中有一個叫古裏·普列特尼奧夫的學生[19]，我特別喜歡。他皮膚黑黑的，頭發也很黑，像個日本人；一臉的小黑點，像沾了火藥似的；他總是樂嗬嗬的，玩起遊戲來得心應手，講起話來非常風趣，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好苗子。但是，他幾乎像所有俄國有才能的人一樣，隻靠大自然賦予他的才能吃飯，不想進一步去提高和發展自己的能力。他聽覺敏銳，樂感好，喜歡音樂，能夠熟練地演奏古斯裏琴[20]、三弦琴和手風琴，但他不願意去掌握更高級的、難度更大的樂器。他生活貧困，穿得很差，但他身上的破衣爛衫、滿是補丁的褲子和腳上的破皮靴，和他的剽悍的性格、強健的體魄和豪放的作風，倒是非常相稱。
他像是一個久病初愈的人，剛剛才能夠起來行走；又像是一名昨天才從獄裏釋放出來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新鮮的，令人愉快的；他感到興高采烈，心花怒放——興衝衝地又蹦又跳，跟遍地開花的煙花爆竹一樣。
他知道我生活困難、處境險惡後，便讓我搬到他那裏住，去當一名農村教師。於是我就住進了這個奇特、歡樂的貧民窟——“馬魯索夫卡”[21]了。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學生都知道這個地方。它就是魚市街那幢很大的破爛不堪的房屋，它好像是由許多食不果腹的大學生、妓女和一些幽靈似的無用之輩從房主手裏奪過來的。普列特尼奧夫就住在走廊樓梯下的一個格子間裏，那裏放著他的一張床，走廊的盡頭緊靠著窗子，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這就是他的全部家當。有三個房間的門衝著走廊，其中兩間由妓女們住著，第三間住的是教會學校一個患肺結核的學數學的學生，他這個人長得又高又瘦，樣子看上去有點嚇人：棕紅色的頭發，一臉胡子拉碴，身上穿得破破爛爛，勉強遮蓋著身子，透過衣服破爛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見他那發青的皮膚和瘦骨嶙峋的身體上的一根根肋骨。
他好像就靠吃自己的指甲過日子，把手指頭都快啃得出血了。他沒日沒夜地在畫什麽東西，計算來，計算去，吭吭喀喀不停地咳嗽。妓女們都害怕他，認為他是個瘋子，但是出於憐憫，她們常常在他的門口放些麵包、茶葉和砂糖，他從地上撿起這一包包的東西，拿回房間，像一匹精疲力竭的馬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氣。要是她們忘記放了，或者由於什麽原因沒有給他送這些東西，他就會打開門，衝著走廊，啞著嗓子喊道：
“麵包呢？”
從他那深陷的兩個黑眼窩裏，流露出躁狂症患者常有的那種躊躇滿誌、不可一世的傲慢神色。偶爾有一個其貌不揚、矮小駝背的人到他那裏去找他，這個人是個八字腳，酒糟鼻，戴一副深度眼鏡，頭發花白，麵色蠟黃，一臉奸笑——整個一個閹割派教徒。他們把房門關得嚴嚴實實，能一連幾個小時默默地坐著，莫名其妙地一聲不吭。不過，有一次，夜裏已經很晚了，那個學數學的學生聲嘶力竭地把我叫醒說：
“我告訴你，這是一座監獄！幾何學是個籠子，沒錯！是個捕鼠器，沒錯！是一座監獄！”
那個駝背的醜老頭尖聲尖氣地嘻嘻笑著，翻來覆去地說著一個莫名其妙的詞，而那個學數學的學生，這時突然大吼一聲：
“滾！見你的鬼去吧！”
他的客人被狼狽地趕到了走廊，嘴裏罵罵咧咧，身上披一件寬大的鬥篷——那位學數學的學生則站在門口，高高的個子，凶神惡煞似的，把手指頭插進亂蓬蓬的頭發裏，啞著嗓子叫道：
“歐幾裏得[22]是個傻瓜！傻——瓜……我能夠證明上帝比這個希臘人要聰明！”
然後，他使勁在門上踹了一腳，隻聽見屋裏有什麽東西被震落了下來。
後來我很快了解到，他是想通過數學來證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死得太早了，沒有來得及證明這一點。
普列特尼奧夫在一家印刷廠給報紙[23]當夜班校對員，一夜掙十一個盧布，因此，要是我沒有找到掙錢的工作，我們一天就隻能靠四俄磅的麵包、兩戈比的茶葉和三戈比的砂糖過日子了。而我又沒有多少時間去工作，因為我必須得學習。我非常吃力地在攻克科學的難關，特別是格式死板、內容煩瑣的語法課，讓我傷透了腦筋，我根本無法把生動、難學、變化多端的俄羅斯語言納入語法的條條框框裏去。但所幸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來我學這些東西“為時尚早”，即使通過了鄉村教師的資格考試，由於年齡的關係，我也得不到這個職位。
普列特尼奧夫和我同用一張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他因為夜裏沒睡覺，早上下班回來時，無精打采，臉色發黑，眼睛發紅。我趕緊去小飯館裏打開水，因為——不用說——我們沒有茶炊。然後，我們坐在窗前，喝著茶，就著麵包。古裏·普列特尼奧夫給我講述報上的新聞，朗讀嗜酒如命的雜文作家“紅色多米諾”的打油詩，他那種遊戲人生的態度讓我感到非常吃驚，我覺得，他對生活的態度，就跟對待那個倒賣女人舊衣服兼做皮條客的黃臉婆加爾金娜一樣。
他向這個女人租了樓梯下的一個角落，但是他付不起“房租”，因此，作為報酬，他隻好經常給她講些笑話，逗她開心，給她拉手風琴，唱些動人的歌曲給她聽。他是個男高音，每當他唱歌的時候，眼睛裏總是流露出一絲譏諷與嘲弄的神色。加爾金娜年輕時當過歌劇合唱演員，在唱歌方麵是個內行，因此，她唱起來往往非常投入，有時眼淚會從她那恬不知恥的眼睛裏奪眶而出，順著她這個貪吃貪喝的黃臉婆的浮腫的麵頰流下來。這時，她會用胖乎乎的手指頭抹去臉上的淚水，然後再用一塊髒兮兮的小手絹細心地擦一擦手指。
“啊，古羅奇卡[24]，”她歎了氣說，“您簡直就是一個演員！您的長相，隻用稍微再帥氣一點，我就能夠讓您火起來！我給女人們推薦的年輕小夥子多了，她們孤身一人，心裏寂寞得很呐！”
有一個這樣的“小夥子”就住在我們的樓上。他是一名大學生，是毛皮匠的兒子；小夥子中等身材，寬肩膀，胸肌發達，胯骨特窄，整個人看上去像一個倒置的三角形，隻是這個三角形下麵的角被截掉了一些，他的腳長得特別小，跟女人的腳差不多，而且，他的腦袋也不大，深深縮進兩個肩胛之中，一頭紅發向上支棱著；毫無血色的蒼白的臉上，神情憂鬱地瞪著兩隻有點發綠的金魚眼。
他違背父親的意願，像一條無家可歸的野狗，忍饑挨餓，想盡辦法想把中學念完，然後再上大學，但他發現自己有一副很好的男低音嗓子——深沉、柔和，所以他又很想去學聲樂。
加爾金娜正是抓住他的這一特點，把他介紹給一位富商的妻子。這位富婆四十歲上下，兒子已經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女兒很快也就要中學畢業了。這女人長得很瘦，平胸，腰杆挺直，像個當兵的；她臉上毫無表情，像一名懲忿窒欲的修女；一雙灰色的大眼睛深藏在兩個黑眼窩裏；她穿一件黑色的連衣裙，頭上係一條老式的絲織頭巾，耳朵下一對鑲著綠寶石的耳環在不停地顫動。
有時候——晚上，或者一大早，她會來看看自己的這位大學生，而且，我不止一次地看見，這女人風風火火地一邁進大門，便穿過院子，徑直向裏麵大步走去。她的臉色嚇人，雙唇緊閉——幾乎看不見嘴唇；兩隻瞪大的眼睛，直視前方，一副憂心忡忡、萬般無奈的樣子，但是她好像什麽都看不見。不能說她這個人有多麽反常，但她身上確實有些使人明顯感到不太正常的緊張情緒，這種緊張情緒，使她顯得有些怪怪的，她的整個身心都得不到放鬆，總是繃著個臉。
“瞧，”普列特尼奧夫說，“跟瘋子一樣！”
大學生很討厭這個富婆，常常躲著她，可是她緊追不舍，好像是一個不講情麵的討債人，或者一個密探。
“我是個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口酒後，懊惱地說，“我為什麽要唱歌呢？我這副嘴臉，這樣的身材，人家是不會讓我登台的，肯定不會讓我登台！”
“這種煩心的事也該結束了！”普列特尼奧夫勸他說。
“是的，是該結束了，但我有點可憐她！我一方麵感到受不了，可是我又很可憐她！要是你們知道她多麽——唉……”
我們完全知道，因為我們曾經聽見這個女人夜裏站在樓梯上，用顫抖的聲音，輕聲苦苦哀求地說：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心肝寶貝，喏，為了上帝，我求求你了！”
她是一家大工廠的老板，有房產，有車馬，為婦產科培訓班捐的錢數以千計，可是她卻像乞丐一樣，低聲下氣地懇求男人的憐愛。
喝完茶，古裏·普列特尼奧夫躺下睡覺了。我出去尋找工作，晚上回來時已經很晚，古裏又該去印刷廠上班了。如果我帶回了麵包、香腸或煮熟的“下水”，我們就把這些東西一分為二，他把自己的那一份隨身帶走。
剩下我一人時，我就在“馬魯索夫卡”這個貧民窯的走廊各處轉轉，看看新來的人是怎樣生活的。房間裏住滿了人，擁擠不堪，像個螞蟻窩。屋內有一股難聞的氣味，到處都黑乎乎的，好像充滿了敵意。從早到晚，屋裏的響聲不斷，縫紉機響個不停；合唱演員們在練嗓子；大學生在低聲練習音階的發音；喝醉酒的、瘋瘋癲癲的演員在高聲地背誦台詞；醉醺醺的妓女們在歇斯底裏地狂呼亂叫。這時，我腦子裏產生一個自然，但無法解答的問題：
“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麽呢？”
有一個紅頭發的男人，總在一些饑腸轆轆的青年中間轉悠，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此人謝頂頭，高顴骨，大腹便便，兩條小細腿，一張大嘴巴，一口大馬牙——因為這口牙，人們就管他叫“大紅馬”。他跟幾個在辛比爾斯克[25]做生意的親戚打官司已經打了兩年多了，因此他逢人便說：
“拚了命，我也要把他們搞得傾家**產！讓他們滿世界去行乞，過兩三年討飯的日子，然後我再把判給我的東西還給他們，統統返還給他們，並且要問上一句：‘怎麽樣，死鬼們？知道厲害了吧！’”
“大紅馬，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嗎？”有人問他。
“我一心就撲在這件事情上了，別的什麽我都沒法幹啦！”
他整天整天地待在地區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所委托律師的身邊；經常晚上坐著馬車，帶著大包小包、各種酒類和飲料回來，在自己那間天花板業已脫落、地板已經翹起的髒屋子裏，邀請大學生、縫紉女工，以及一切想飽飽口福和喝上幾杯的人舉行熱鬧的酒會。大紅馬本人隻喝羅木酒和別的軟飲料，結果，桌布、衣服，甚至地板上，都被這些飲料弄上許多洗不掉的棕紅色汙點，幾杯酒下肚後，他大聲吼叫道：
“你們都是我的可愛的小鳥！我愛你們，你們都是老老實實的好人！而我卻是個卑鄙小人，是一條鱷魚，我要整垮我的親戚，而且，一定能將他們整垮！真的！拚了命我也要……”
大紅馬眨巴著眼睛，整個一副可憐相。他那顴骨突出的愚蠢的臉上，淚如泉湧，一臉酒氣。他用手擦去臉上的眼淚，隨即順手就抹到了膝蓋上——他那肥大的褲腿上從來都是油跡斑斑。
“你們生活得怎麽樣？”他大聲喊道。“饑餓、寒冷、破衣爛衫——難道這就是法律嗎？這樣的日子，能叫人從中學到什麽？唉，要是皇上知道你們是怎樣生活的就好了……”
這時他從口袋裏掏出一遝五顏六色的鈔票，對大家說：
“誰需要錢？拿去吧，弟兄們！”
合唱團的歌手和縫紉女工們，爭先恐後地把錢從他那長滿汗毛的手中搶了過去。這時候，他哈哈大笑地說：
“可這些錢不是給你們的！是給大學生們的。”
但是大學生們沒有要這些錢。
“讓這些錢見鬼去吧！”毛皮匠的兒子憤憤地喊道。
有一次，他自己喝得醉醺醺的，給古裏·普列特尼奧夫帶回來一遝揉成一團的十盧布的票子，他把鈔票往桌子上一扔，說：
“這些錢——誰需要？我——用不著……”
他倒在我們的**，大喊大叫，失聲痛哭，因此，我們隻好給他水喝，用水澆他。等他睡著後，古裏·普列特尼奧夫想把這些錢摩挲平，但他發現這是不可能的——這些票子被壓得非常瓷實，必須先用水把它們弄濕，然後才能一張張地分開。
房間裏烏煙瘴氣，肮髒不堪；房子的窗戶正對著鄰居家的一堵磚牆，屋裏又擠又悶，吵吵嚷嚷，簡直沒法待。大紅馬的嗓門比誰都大。我問他：
“為什麽您要住在這裏，幹嗎不住旅館呢？”
“親愛的，住這兒圖的是個心裏痛快！跟你們在一起，心裏特別舒服……”
毛皮匠的兒子證實說：“沒錯，大紅馬！我也是這樣。換個地方我可能就受不了……”
大紅馬向古裏·普列特尼奧夫請求道：
“彈一段吧！唱一個……”
於是古裏把古斯裏琴往膝蓋上一放，唱道：
快快升起來，快快升起來，
你這紅色的太陽……[26]
他的嗓音委婉動聽，沁人肺腑。
屋子裏非常安靜，大家若有所思地傾聽著他那如泣如訴的歌聲和古斯裏琴輕盈舒緩的錚錚琴聲。
“太好了，真見鬼！”那個給富婆消愁解悶的倒黴蛋嘴裏嘟噥著說。
在這座老房子裏的形形色色的住戶中，古裏·普列特尼奧夫算是最聰明的了。他的名字就意味著歡樂[27]，他充當著神話故事中善良精靈的角色。他的內心充滿了生動活潑的青春朝氣，他通過有趣的笑話、動聽的歌曲和對世人陳規陋習的辛辣諷刺，照亮了生活，給生活增了輝。他剛滿二十歲，看上去還是個半大孩子，但住在這裏的人遇到困難時，都把他看成是一個能夠為他們出主意、想辦法的人，而且他總是能夠給他們以幫助。好人喜歡他，壞人害怕他，甚至老巡警尼基福雷奇見到古裏·普列特尼奧夫時也要打個招呼，臉上露出狡猾的微笑。
“馬魯索夫卡”這個貧民大院，是上山去的一個“通道”，它連接著兩條街：一條是魚市街，另一條是老陶器街；緊靠老陶器街盡頭，離我們院大門不遠處，有一個很舒適的角落，巡警尼基福雷奇的崗亭就在那個地方。
他是我們這個街區的老警長，高高的個子，人又幹又瘦，胸前掛滿了獎章；長著一張聰明的臉，笑起來和藹可親，眼睛裏透出幾分狡黠。
他對這個人來人往、鬧鬧哄哄的大雜院非常關注，每日必來巡查幾次，每次都警容嚴整，齊楚劃一；他不慌不忙地挨家挨戶察看一下他們的窗戶，就像動物園的巡視員察看籠子裏的動物一樣。冬天，他在一個房間裏逮捕了一個一隻手的軍官斯米爾諾夫和一名士兵穆拉托夫[28]；這兩個人都是聖喬治十字勳章的獲得者，參加過斯科別列夫[29]率領的阿哈爾捷金遠征軍。被抓起來的還有佐布寧、奧夫相金、格裏戈裏耶夫和克雷洛夫等人——據說他們試圖建立一個秘密印刷所；穆拉托夫和斯米爾諾夫星期日大白天跑到市裏鬧市區克留奇尼科夫的印刷所想偷鉛字，因此才被抓了。可是有一天夜裏，憲兵從“馬魯索夫卡”還抓走了一個居民——一個個子高高，整天愁眉苦臉，我給他起個外號叫“活動鍾樓”的人。早上，古裏·普列特尼奧夫聽說這事後，情緒非常激動，他把自己的一頭黑發弄得亂七八糟，對我說：
“聽我說，馬克西梅奇，沒王法了，全亂套了，老弟，趕緊，快跑……”
他向我說應該往哪兒跑後，又補充了一句：“一定要當心，不可大意！那裏也許有密探……”
這種神秘的囑托令我感到異常興奮，於是我像雨燕似的，飛快地向船舶修造廠那裏跑去。到了那裏，在銅匠師傅昏暗的作坊裏，我看見一個滿頭卷發、眼睛湛藍的年輕人，他正在往一隻平底鍋上鍍錫，不過看上去他不像個工人。而在屋角處，在一台虎鉗的旁邊，一個小老頭兒正在打磨一個閥門，他用一條細小的皮帶子把自己的白頭發向上攏了起來。
我問銅匠師傅：“你們這裏有活兒幹嗎？”
老頭兒氣呼呼地回答說：“活兒我們倒是有，可是對你來說——沒有！”
那年輕人瞥了我一眼，又埋頭鍍他的平底鍋了。我用腳輕輕地踢了踢他的腳，他驚訝地瞪大一雙藍色的眼睛，憤怒地盯住我，同時緊緊握住平底鍋的把手，好像要衝我砸過來似的。但他發現我在向他遞眼色後，便心平氣和地對我說：“走吧，你先走吧……”
我又向他使了個眼色，走到門外，站在大街上。那一頭卷發的年輕人，伸了個懶腰，也跟了出來，他抽著煙，一聲不響地直盯住我看。
“您就是吉洪嗎？”
“嗯，沒錯！”
“彼得被捕了。”
他緊皺眉頭，一臉的不高興，一再用眼睛打量我。
“是哪個彼得？”
“高個子，像教堂助祭的那個。”
“是嗎？”
“別的沒什麽了。”
“什麽彼得、助祭等，跟我有什麽關係？”銅匠師傅問道，他問這個問題的神情語氣使我確信他不是個工人。我跑回家去，為我完成了一項囑托而深感自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地下工作”。
古裏·普列特尼奧夫和他們的關係非常密切，但他在回答我想加入他們圈子的要求時卻說：
“你呀，小老弟，對你來說還早著呢！你應該學習……”
葉夫列伊諾夫介紹我認識一位神秘人物[30]。見麵的過程很複雜，有種種預防措施，這使我預感到這件事情非同小可。葉夫列伊諾夫將我領到城外，來到阿爾斯克曠野，路上他一再叮囑我對這次見麵要格外小心，嚴加保密。然後，他環顧四周，向我指著一個遠遠在曠野漫步的很小的灰色人影，小聲說：
“瞧，就是他！過去吧，等他站住後，你就走過去，對他說：‘我是從外地來的……’”
神秘的活動總是令人高興的，但這次會麵卻讓我覺得有些好笑：大熱天，烈日當空，一個孤零零的灰色人影，像一根草似的在曠野裏晃來晃去，這就是全部的內容。在一座墓地的門口，我趕上了他，站在我麵前的原來是一位翩翩少年，長著一張毫無表情的小臉，兩隻像鳥兒似的圓眼睛，目光銳利，咄咄逼人。他穿一件中學生常穿的灰大衣，但是淺顏色的紐扣已經沒有了，換上了深色的骨質紐扣，舊帽子上還看得見帽徽的痕跡，總之，他給人的印象是：羽翼未豐，他卻想讓人覺得他已經是個長大成熟的人了。
我們坐在墓旁的樹蔭下。他說起話來枯燥得很，但非常務實，我壓根兒不喜歡他。他嚴厲地盤問我讀過什麽書，建議我參加一個他組織的小組，然後我們便分手了——他先走，走前還小心翼翼地向荒野四周打量一番。
參加小組活動的還有三四個青年，其中數我最年輕，而且，對於由車爾尼雪夫斯基點評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著作的研究，我完全沒有準備。我們常常在師範學院的學生米洛夫斯基的家裏聚會[31]，後來他曾用葉列翁斯基的筆名寫過一些短篇小說，還寫了五本書，最後，竟然自尋短見了。我遇見的隨便結束自己生命的人真是太多了！
他這個人不愛說話，性格不開朗，說話謹小慎微。他住在一幢很髒的樓房的地下室裏，為了保持“身心平衡”，經常幹點木工活。跟他在一起十分枯燥。讀穆勒的書，我不感興趣，因為很快我就發現，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我非常熟悉；我是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直接掌握的，它們就書寫在我的皮膚上，簡直是刻骨銘心；再說了，我覺得也不值得用那麽艱澀難懂的語言，寫那麽大厚本的書，講些凡是為“他人”幸福與安逸出賣勞力的人一聽就完全明白的道理。我要花很大的毅力才能在這個充滿膠水氣味的地下室裏待上兩三個小時，觀察一個個潮蟲是如何在肮髒的牆壁上爬來爬去。
他一言不發，緊繃著臉，眯縫著眼睛，顯得很不高興，這使我感到非常尷尬。我偷偷看一眼同伴們羞得滿麵通紅的臉，深感自己在輔導老師麵前犯了罪，從內心深處感到對不起他，盡管這次買酒的主意並不是我出的。
小組朗讀非常枯燥，我很想到韃靼人的鎮子上去，那裏的人，民風淳樸，待人熱情，是一方特有的淨土；他們講的俄語，南腔北調，十分可笑。一到傍晚，阿訇[32]們從清真寺的塔樓上怪聲怪氣地招呼大家到清真寺去做星期——我想，韃靼人過的完全是我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種生活，與我所知道和不喜歡的那種生活完全不同。
伏爾加河上勞動生活的音樂深深地吸引著我，這種音樂，至今仍使我樂而忘返，怦然心動。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感受到英雄勞動詩篇的那一天。
一艘滿載波斯貨物的大駁船在喀山附近觸礁擱淺了，船底被撞了個大窟窿。裝卸工人勞動合作組織叫我們從船上往下卸東西。當時是九月天，從上遊過來的風一個勁兒地刮著，灰色的河麵上波浪滾滾，怒濤洶湧，狂風冷雨，迎麵襲來。勞動合作組織派來的裝卸工約有五十人，他們身披編織袋和雨衣，一個個愁眉苦臉地待在空駁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輪氣喘籲籲地拖著大駁船向前航行，將一團團紅色的火花撒向雨中。
夜幕降臨。灰暗、潮濕的天空黑了下來，籠罩在河麵上。裝卸工人們牢騷滿腹，罵罵咧咧，一個勁兒地在罵雨、罵風、罵生活；他們無精打采地在甲板上轉來轉去，想避開風雨和寒冷。我覺得這些睡眼惺忪的人們幹不了什麽活兒，他們也挽救不了將要沉沒的滿船貨物。
快到半夜的時候，拖輪才開到大駁船觸礁擱淺的地方，他們把空駁船和擱淺的大駁船的船舷拴在一起。勞動合作組織的領班是個對人很凶的小老頭兒，一臉麻子，詭計多端，滿嘴髒話，長有一雙鷹的眼睛和鷹一樣的鼻子，他從謝了頂的腦袋上摘下被雨水打濕的帽子，像女人一樣尖著嗓子喊道：
“夥計們，快祈禱吧！”
駁船的甲板上，黑燈瞎火，裝卸工人們黑壓壓地擠作一團，像狗熊似的，嘴裏哼哼哧哧；領班的最先祈禱完，他尖著嗓子喊道：
於是，這些行動笨拙、有氣無力、渾身濕透的人們開始要“幹出個樣子來”了。他們像衝鋒打仗一樣，一下子跳到將要沉沒的駁船的甲板上，鑽進船艙——他們吆喝著，喊叫著，互相逗鬧打趣，有說有笑。成袋的大米、一包包葡萄幹、皮革、卡拉庫爾羊羔皮，像鴨絨枕頭似的，從我身邊一閃而過；一個個粗壯的身影，你來我往，川流不息。他們彼此吆喝著，吹著口哨，嬉笑怒罵，互相鼓氣。很難相信，這幫笨手笨腳、愁眉苦臉的人，剛才還在牢騷滿腹，罵罵咧咧，詛咒生活，詛咒下雨，詛咒寒冷，一旦幹起活來，卻是那麽輕鬆愉快，生龍活虎。雨越下越大，天氣也越來越冷，狂風一個勁兒地猛吹，把他們的襯衣下擺紛紛掀起，倒扣在他們的頭上，肚子**露在外麵。在六盞照明燈的微弱的燈光下，在濕淋淋的黑暗中，一個個黑乎乎的身影，踏著駁船的甲板，腳下發出撲通撲通的響聲，沒完沒了地一趟一趟地搬運著。他們工作得非常起勁，好像早就渴望著能夠大幹一場，好好享受一下裝卸四普特重的大米袋也不過是舉手之勞的樂趣，過一過扛著大貨包健步如飛的癮。他們幹得是那樣開心，像孩子似的欣喜若狂，跟喝醉了酒一樣——隻有摟住女人的時候才會有這樣甜蜜的感覺。
一個身材高大、留著大胡子的人，穿一件緊身大衣，渾身都濕透了，上下光溜溜的——興許他就是貨主，或者是貨主的代理人，他突然興奮地大聲喊道：
“小夥子們，我拿出一桶酒來！哥們兒——兩桶也行啊！大家加油幹呀！”
馬上有幾個粗嗓門從黑暗處喊道：
“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幹吧，可得好好幹！”
於是，大家幹得更歡了。
我也抓起袋子，扛上就走，然後撂下，再扛上走，再撂下；我覺得，我自己和周圍的一切都在瘋狂地跳舞，這些人能夠如此拚命地幹活，樂此不疲，不知疲勞，從不憐惜自己——他們可以成年累月地幹；可以托起城裏的鍾樓和高塔，想把它們搬到哪裏，就搬到哪裏。
這一夜，我體驗到了從未體驗過的快樂，我的心變得亮堂了，我希望今生今世永遠生活在這種半瘋狂的勞動興奮之中。船外，浪花在起舞，雨點拍打著甲板，狂風在河上呼嘯。茫茫晨曦中，一個個像落湯雞似的，他們衣不遮體地在迅速地、沒完沒了地前後奔跑；他們喊叫著，說笑著，欣賞著自己的力量和勞動。而這時，狂風已經驅散了濃厚的烏雲，粉紅色的陽光，照射著天空一塊湛藍明亮的彩雲——這群像野獸一樣興高采烈的人們，甩動著頭上的亂發，異口同聲地對著太陽大聲地吼叫著。我真想過去好好地擁抱和親吻一下這些兩條腿的野獸們，他們幹起活來是那樣足智多謀，那樣幹脆利落，全力以赴，全然忘記了自己。
“就幹到這兒，休息吧！”不知是誰喊了一聲，但馬上就有人憤怒地回了一句：
“胡說，我看你敢去休息！”
這些衣不遮體的人們一直幹到下午兩點鍾，中間從沒有休息。他們頂著狂風，冒著大雨，直到把全部貨物卸完為止。他們使我真正明白了人類世界擁有何等強大的力量啊。
然後，他們回到輪船上，像喝醉了酒似的，倒頭便睡。船到喀山，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地擁上岸去，直奔小酒店，喝他們那三桶伏特加酒去了。
在小酒店裏，小偷巴什金走到我跟前，仔細看了看我，問道：
“你幹什麽去了？”
我興高采烈地給他講述了我幹了些什麽，他聽後歎了口氣，很不以為然地說：
“傻瓜，比傻瓜還傻——白癡！”
他吹著口哨，像一條魚似的不停地扭動著身子，在擁擠的桌子中間轉來轉去，裝卸工們圍著桌子邊吃邊喝，非常熱鬧；這時，屋角裏不知是誰，用男高音唱起一支低俗下流的歌曲：
哎喲喲，
這事兒發生在一個晚上，
太太來到小花園閑逛，
哎喲喲！
有十來個人一麵拍打著桌子，一麵大聲地跟著唱道：
一名更夫在城裏巡查，
看見太太正躺在地上……
笑聲，口哨聲，各種汙言穢語，不絕於耳，大概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不知羞恥的話了。
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安德烈·傑連科夫[33]。他開了一間小雜貨鋪，就在峽穀上邊一條很不起眼的狹小街道的盡頭，地點非常偏僻，附近堆放著許多垃圾。
傑連科夫因肌肉萎縮手臂不好使喚，他這個人長得很麵善，留著花白胡子，有一雙聰明的眼睛。他有一個全市最好的圖書館，裏麵收藏有許多禁書和稀世珍本，喀山許多高校的大學生[34]和各種富有革命精神的人都來他這裏借書。
傑連科夫的雜貨鋪開設在一座矮小的房子裏，緊挨著一個閹割派教徒——銀錢兌換商的家；鋪子的一扇門通往一個大房間，裏麵的光線很暗，因為隻有一扇窗戶對著院子，大房間連過去是一間小廚房，廚房後麵，在雜貨鋪和銀錢兌換商家房子間的昏暗過道裏，有一間小小的儲藏室，那個不可告人的圖書館就隱藏在這裏。它的一部分藏書是很厚的手抄本，如拉夫羅夫[35]的《曆史信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皮薩列夫[36]的一些文章，《饑餓王》[37]《巧妙的圈套》[38]等，所有這些手抄本，經過人們反複借閱，已經破舊不堪了。
關於傑連科夫，有人告訴我，說他是“民粹派”[40]。在我的印象裏，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應該信上帝的，這老頭兒在這裏向上帝祈禱，我認為是多此一舉。
他祈禱完畢，仔細理了理頭上的白發和胡子，認真地看了看我，說：
“我是傑連科夫的父親。可您是誰呀？是嗎？我還以為您是一位化了裝的大學生呢。”
“為什麽大學生要化裝呢？”我問道。
“可不是嗎，”老頭兒小聲說，“因為無論怎樣化裝，總是瞞不過上帝的！”
他去了廚房，而我則獨自坐在窗前想事兒，這時，我突然聽見有人說：
“這就是他呀！”
廚房門口站著一位姑娘[41]，一身素白，淺黃色的頭發剪得很短；她的臉色蒼白，而且有些浮腫；微笑的時候一雙藍眼睛閃閃發亮。她看上去很像一些廉價彩色畫上的天使。
“您怕什麽呢？難道我就那麽可怕嗎？”她說。她說話的聲音很尖，有些顫抖，同時手扶著牆，小心翼翼地慢慢向我走來，那樣子仿佛不是走在堅實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懸空的、搖曳不定的繩索上。她這種不會走路的樣子，更使人覺得她仿佛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她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好像腳上紮了針似的，而牆壁也好像燙著了她稚嫩的浮腫的雙手。她兩隻手的手指頭不知為什麽都不會轉動。
我一聲不吭地站在她麵前，有一種很奇怪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隻覺得她實在是太可憐了。這間昏暗的屋子裏真是無奇不有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好像擔心椅子會從她身下飛走似的。她很坦誠地告訴我——任何人都不會這樣，說她能夠下地走路隻不過才四五天的時間，此前差不多有三個月時間，她隻能躺在**——她的手和腳都不聽使喚了。
“這是一種神經性疾病。”她微笑道。
記得我當時很希望有人能對她的這種狀況有個別的什麽解釋。神經性疾病——對於這樣一個姑娘，在這樣一個奇怪的房間裏，未免太過於簡單了。房間所有的東西，都規規矩矩地緊貼牆壁靠著，屋角聖像前有一盞長明燈，燈光照耀得非常明亮，長明燈上銅吊鏈的陰影，在大餐桌的白台布上莫名其妙地晃來晃去。
“我聽說過您的很多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到底是什麽樣子。”我聽見一個稚氣而尖細的聲音說。
這位姑娘仔細地打量著我，使我感到非常難受，渾身不自在；我從她那雙藍眼睛中看到一種能洞察一切的東西。跟這樣的姑娘我沒法兒——也不善於——進行交談。於是，我一言不發，隻是望著赫爾岑[42]、達爾文和加裏波第的畫像。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謝，”姑娘說，“我是學婦產科的，這不，眼下病倒了。您怎麽不說話呀？是不好意思嗎？”
這時，安德烈·傑連科夫來了，他把自己有殘障的那隻手插進懷裏，另隻手默默地撫摩著妹妹柔軟的頭發，把它們弄得亂七八糟，然後問我想找什麽樣的工作。
後來又來了一個長著紅色卷發，身材勻稱，眼睛有點發綠的姑娘。她很嚴厲地看了看我，拉著一身素白衣服的姑娘的手，把她領了出去，並且說：
“夠了，瑪麗亞！”
用正式名字叫這個姑娘有點不大合適，對一個姑娘來說，顯得太過生硬了。[43]
隨後我也離開了，但不知為什麽，心裏有點不平靜。過了一天，晚上，我又坐在這間屋子裏，想弄明白他們在這裏是怎樣生活的，都做些什麽，他們的生活是有點奇怪。
那個和藹可親的老頭兒斯捷潘·伊萬諾維奇皮膚很白，整個人好像透明似的。他坐在一個角落裏，蠕動著黑乎乎的嘴唇，從那裏朝這邊望著，露出一絲微笑，仿佛在懇求說：
“請不要打擾我！”
他的膽子特別小，像兔子似的，總擔心要大禍臨頭——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
一隻手不聽使喚的安德烈穿了件灰色的夾克，夾克胸口處沾的淨是油汙和硬邦邦的麵粉嘎巴兒。他在屋子裏走起來總是溜邊，抱歉似的滿臉賠笑，好像一個剛剛因淘氣被原諒了的孩子。他的弟弟阿列克謝在幫他做生意，可是阿列克謝這個小夥子，人又懶，性格又粗魯。他的三弟伊萬在師範學院學習，平時住校，隻有逢年過節的時候才回家。他個子矮小，穿得幹幹淨淨，頭梳得油光鋥亮，很像一個舊時的官吏。病魔纏身的瑪麗亞住在閣樓上，很少下來；她一到來我就感到很不自在，好像有一根看不見的繩子把我和她拴在一起似的。
傑連科夫家的家務全由房東——一個閹割派教徒的妻子來照料。這女人是個瘦高個兒，麵孔跟木頭人似的，正顏厲色，像個凶狠的修女。剛才來這兒的那個紅頭發姑娘娜斯佳，就是她的女兒；當她用兩隻綠眼睛打量男人時，她那翹鼻子的兩個鼻孔總是一動一動的。
但是，傑連科夫家的真正主人，則是喀山大學、神學院和獸醫學院的大學生們——這是一幫不甘寂寞的人，他們非常關心俄羅斯人民，無時不在為俄國的未來憂心忡忡、殫精竭慮。他們總是為報上發表的文章，為剛剛讀過的書中的結論和城市與大學生活中發生的種種事情而激動萬分，晚上從喀山的四麵八方跑到傑連科夫的小雜貨鋪來，進行激烈的爭論，要麽就躲在一邊，竊竊私語。他們往往帶來大本大本的書，用手在書上指指點點，互相大聲地爭吵著，闡明自己所讚賞的道理。
他們看我的時候，就跟木匠看一塊木料似的，覺得這塊木料可以做一個非同尋常的物件。
“是一塊好材料！”他們彼此向對方介紹我時說，那種得意的神情，就跟街上孩子在路上撿到一枚五戈比的硬幣互相顯擺時一模一樣。我不喜歡他們稱我“是一塊好材料”和“人民的兒子”——我感到自己是生活中的不幸者，而且有時候我明顯感到有一種沉重的壓力，它製約著我的智力的發展。比如，我看見書店櫥窗裏有一本書，書名我從未看見過，叫《警句與格言》[44]，我非常想讀一讀這本書，於是我請求神學院的一位大學生給我借來。
“得了吧，您！”這位未來的高級神職人員諷刺挖苦地說了一句。他的腦袋長得有點像黑人——卷頭發，厚嘴唇，牙齒整齊。“老弟，你這是在胡鬧。給你什麽你就讀什麽得了，對你不適合的領域，你就別往那裏瞎摻和了！”
老師粗暴的語調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書，我當然買來了，一部分錢是我在碼頭上幹活掙的，另一部分錢是我向安德烈·傑連科夫借的。這是我買的第一本正經八百的書，至今它還保存在我的身邊。
一般地說，人們對我的態度還是相當嚴厲的：當我讀完了《社會科學入門》[45]後，我覺得，遊牧部落民族在組織文化生活方麵的作用，被作者誇大了，他低估了精明能幹的流浪漢和狩獵者的作用。我把我的質疑告訴了一個學語文的大學生，而他卻盡量讓自己的那張娘娘臉裝出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就“批評權”的問題，給我講了整整一個小時。
“為了擁有批評權，必須要相信一種真理。您相信什麽呢？”他問我。
他甚至在大街上還看書——走在人行道上，邊走邊看，所以老是撞著人。他因患斑疹傷寒在閣樓上躺著時還大聲地喊著：
“道德應該是集自由與強製因素於一體的和諧的結合——和諧的，和諧——和諧——和諧的……”
一個溫文爾雅的人，由於經常挨餓而變得弱不禁風，還要執意去尋找永恒的真理，結果弄得身心疲憊，勞累不堪，除了讀書，他壓根兒不懂得其他任何樂趣；當他覺得他化解了兩位大思想家的矛盾時，他那雙可愛的黑眼睛便會像孩子似的露出幸福的微笑。離開喀山十多年後，在哈爾科夫[46]我又見到了他。他在凱姆[47]被流放五年，後來重又回到大學裏讀書。我覺得，他一直生活在錯綜複雜的思想矛盾之中，他因患肺結核人都快不行的時候，還一心想要把尼采[48]和馬克思調和起來。他一麵咯著血，一麵用冰冷的手緊緊抓住我的手，聲音嘶啞地說：
他在去大學的路上，死在電車車廂裏了。
我見過不少為追求真理而以身殉職的偉大聖徒，他們在我的心目中永遠都是神聖的。
經常在傑連科夫家聚會的這類人，大約有二十個——其中甚至有一個日本人，是神學院的學生，叫佐藤。有時候還有一個身體非常魁梧的大個子，一臉絡腮胡子，光頭，跟韃靼人似的[49]。他穿一件後身打褶的灰色立領上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通常他總愛坐在一個角落裏，抽著一支短煙鬥，用他那灰色的眼睛，冷靜觀察著每一個人。他的目光常常盯在我的臉上，我覺得這個非常嚴肅的人在暗暗地揣摩我，於是，不知為什麽，我就存了個戒心。他一直都不說話，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周圍的人都在高談闊論，口若懸河，斬釘截鐵，態度堅決。不用說，他們的話說得越激烈，我就越愛聽；很長時間我才琢磨過味兒來，在這些激烈的言辭後麵，常常掩蓋著一些無足輕重、似是而非的思想。這個滿臉胡子的大高個兒為什麽一言不發呢？
人們叫他霍霍爾[50]，看來，除了安德烈·傑連科夫，誰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沒過多久，我就聽說，這個人不久前才從流放地回來，在雅庫特省待了十年。這就更增加了我對他的興趣，但這還不足以鼓起我要和他認識的勇氣，雖然我這個人既不害羞，也不怯場，相反，我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對一切事情都喜歡刨根問底，而且越快越好。這種性格，使我一輩子都無法認認真真地去研究一樣東西。
當談到人民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吃驚和難以置信的是，對於這個話題，我和這些人的想法是那樣的不同。對於他們來說，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幾乎是和上帝渾然一體的，是包容一切美好、公正、偉大精神的載體。我沒有見過這樣的人民。我見過工匠、裝卸工、石匠，知道雅科夫、奧西普、格裏戈裏這些人，而他們在這裏講的隻是總體上的人民，而且把自己置於人民之下很低很低的位置，完全聽命於人民的意誌。可是我覺得，恰恰是他們這些具體的人在體現著美和思想的力量，在他們身上凝聚著、燃燒著對生活、對按照某種新的博愛原則，去建設自由生活的善良意誌。
到目前為止，我在和我一起生活過的人們身上從未看到過的，恰恰就是這種博愛，可是這裏的人們，言必稱博愛，他們的每一個眼神裏，都閃現著博愛。
那些對人民頂禮膜拜的人所說的話，像清新的雨露，沁潤著我的心田，而那些真實描寫農村黑暗生活和苦難農民境況的文學作品，對我也大有助益。我感到，隻有強烈地、滿懷熱情地去關愛人，才有可能從這種關愛中汲取必要的力量，尋找和領悟生活的意義。從此，我不再考慮自己，而開始專心致誌地關注別人了。
“這樣好嗎？本來就是嘛！”
可是，當獸醫拉夫羅夫扯著自己跟鵝叫似的怪裏怪氣的嗓子，像異教徒似的站出來反對民粹派的觀點時，傑連科夫被嚇得緊閉雙眼，輕聲嘟噥著說：
“淨瞎搗亂！”
傑連科夫對民粹派的態度和我對民粹派的態度，非常相似，但是大學生們對他的態度，我覺得，就像老爺對待仆人和侍從那樣粗暴無禮，根本沒拿他當成一回事。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常常將客人們送走後，留下我在他那兒過夜。我們先把房間收拾幹淨，然後躺在鋪了氈墊的地板上，在昏暗的燈光下，非常友好地低聲進行長時間的交談。他懷著一個有信仰的人偷著樂的心情對我說：
“等聚集起成千上萬這樣的好人，就能夠把俄國所有的重要部門一舉拿下來，到時候，整個生活一下子就能發生改變！”
他比我年長約十歲，而且我看得出，他很喜歡那個紅頭發的娜斯佳。他盡量不去看她那雙充滿**的眼睛，當著人們的麵，他跟她說話時顯得幹巴巴的，是主人下命令的口氣，但當她轉身走開時，他卻用憂鬱的眼神看著她，而跟她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則顯得很不好意思，臉上露出靦腆的微笑，一個勁兒地擺弄著自己的胡子。
他最小的妹妹也往往在一旁聽大家打嘴仗，稚氣的臉上表現出很專注、很緊張的樣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十分好玩兒；當大家爭論得非常激烈，彼此唇槍舌劍，各不相讓的時候——她往往大聲地倒吸一口涼氣，好像有人向她潑了一盆冷水似的。有一個棕紅色頭發的學醫的大學生[52]，像一隻神氣活現的大公雞，在她身邊轉來轉去，神秘兮兮地跟她小聲嘀咕著什麽，而且不時煞有介事地皺一皺眉頭。當時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
但是，秋天到了。對於我來說，老是沒有工作是不行的。由於我對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感興趣，所以我工作的時間便越來越少，隻能靠別人養活，可是吃人家的東西總是很難咽下去的。我必須找個“地方”過冬，於是我就到了瓦西裏·謝苗諾夫的麵包作坊[53]。
這段生活，我在短篇小說《老板》《柯諾瓦洛夫》和《二十六個和一個》[54]中均有描寫。這是一段很苦的日子！然而對我卻很有教益。
肉體上的痛苦不必說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但是，不言而喻，更經常的是，我感到自己力不從心，知識貧乏，甚至一些最起碼的日常生活問題我都回答不了。這時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拋進了一個黑暗的深淵，人們像蛆蟲一樣，在裏麵盲目地亂爬，隻求忘掉眼前的現實，於是，他們來到小酒店，甚至從妓女們冷漠的擁抱中尋求解脫。
每個月發工資的那一天，逛妓院是絕對少不了的。他們在一個星期之前就已經公開在盼望這遊蜂戲蝶的美妙時刻了，而事情過後，很長時間內他們還要互相交流那一刻所體驗到的種種快感。在交談中，他們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的性功能有多強，如何肆無忌憚地玩弄那些妓女們；他們一邊講，一邊厭惡地吐著唾沫。
不過事情也怪了！從所有這些交談中，話裏話外的，我也能夠聽出幾分傷心和愧疚的意思。我發現，在“慰安屋”裏，一個盧布可以跟一個女人睡上一夜；我的同事們覺得有些拉不下麵子，感到這樣做不合適，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可是他們當中有些人太放縱自己了，簡直是肆無忌憚；我覺得他們這樣是故意做給人看的，是裝出來的。我對兩性關係特別感興趣，所以我對這方麵的事情極其敏感。我自己還沒有體驗過女人的愛撫，這個情況使我的處境非常尷尬：我遭到過女人和同事們的惡意嘲笑。很快，他們便不再邀我去“慰安屋”了，並且公然對我說：
“你呀，老弟，就別跟我們去了。”
“為什麽？”
“不為什麽！這對你不合適。”
我牢牢記住了這句話，覺得這句話對我有很重要的含義，但我一直也沒有得到更明白的解釋。
“你這個人呀！跟你說過了——別去！和你在一塊兒，特沒勁……”
這時，隻有阿爾喬姆嘿嘿一笑，對我說：
“和你在一塊兒，就跟和牧師與神父在一塊兒差不多。”
“你是嫌棄我們吧？”
有個四十歲模樣的“姑娘”，叫捷列紮·博魯塔，是個波蘭人，人長得很漂亮，打扮得花枝招展，是這裏的“老鴇”。她看著我的時候，眼神非常聰明，跟純種狗似的，她說：
“姑娘們，饒了他吧，他肯定有未婚妻了，是不是？這樣身強力壯的小夥子，肯定有未婚妻，絕對沒錯！”
她嗜酒如命，經常縱酒狂飲，喝醉後那醜態百出的樣子就別提了，可是清醒的時候，她在待人接物和分析人們所作所為的含義時，則顯得深思熟慮，四平八穩。這讓我感到非常驚訝。
“最不可理解的人，要數神學院的那些大學生們了，沒錯，”她對我的同事們說，“他們太作踐那些姑娘們了：讓她們在地板上打上肥皂，讓姑娘們赤身**地趴在地板上，手腳下麵各放一個碟子，然後他們把姑娘的屁股用力往前一推，看她們在地板上究竟能夠滑行多遠，就這樣，他們推完一個，再推另一個。他們這是要幹什麽呀？”
“你胡說！”我說。
“噢，不！我沒有胡說，”捷列紮·博魯塔叫道；她並沒有生氣，態度顯得非常平靜，但在這種平靜中讓人感覺出她內心的某種壓抑。
“這是你瞎編出來的！”
“一個姑娘家怎麽能瞎編這種事情呢？難道我瘋了不成？”她瞪大了眼睛，問我。
大家聚精會神地在傾聽我們的爭論，而捷列紮·博魯塔一直在用一種無動於衷的語調講述著嫖客們的這種遊戲，她隻想弄明白一點：他們為什麽要這樣？
聽的人對這些大學生們深惡痛絕，破口大罵。我發現，捷列紮是在煽動大家對我所喜愛的人們的仇恨心理，於是我便說，大學生們是愛人民的，他們希望人民生活幸福。
“是的，但你說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婭大街的那些普通大學生們，而我說的是神學院的那些大學生——從阿爾斯克波爾來的那些！而他們——那些神學院的學生，原來全都是孤兒出身，從小就養成了偷盜扒竊、調皮搗蛋的惡習，後來則越變越壞，在這些孤兒的心目中，沒有任何值得他們珍惜、留戀的東西！”
“老鴇”平靜地敘述妓女們對大學生、官員，總而言之，對各種“幹淨的嫖客”的怨恨情緒，在我的同事們的心中所引起的不光是厭惡和仇視，還有一種差不多是幸災樂禍的心情，他們說：
“就是說，這些所謂有知識、有教養的人比我們更壞！”
聽到這樣的話我心裏非常難受。眼看著這些烏七八糟的城市垃圾，都匯集到這些像火坑一樣的昏暗狹小的房屋中，在濃煙滾滾的烈火中燃燒、沸騰，繼而懷著滿腔的仇恨與怒火，重新又回流到了城市。我眼睜睜地看著人的本能與生活的苦悶將人們驅趕到這些昏暗狹小的房屋裏來，他們在這些洞穴般的鬥室裏用荒唐可笑的語言編出一些動人心弦的歌曲，傾訴愛情的煩惱與痛苦；講述一些關於“有教養的人”的生活醜聞與種種傳言；對一些無法理解的事物則抱著嘲弄與敵視的態度。因此，我認為，這種“慰安屋”也是一種大學，我的同事們從這裏獲得了不少極其有害的知識。
在麵包作坊裏，當我說有些人正在無私地探索通往自由和人民幸福的道路時，有人還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們說：
“關於這些人，那些姑娘們可不是這樣說的！”
大家毫不留情地嘲笑我，語言下流，而且極其惡毒；而我則像一條好鬥的小狗，覺得自己並不比那些成年的大狗們愚蠢，甚至比它們還勇敢，我也當仁不讓，大發雷霆。我開始懂得，對生活的思考並不比生活本身來得輕鬆，有時候，對於那些隻知道忍耐的同事們，我從內心深處突然感到一種強烈的怨恨。使我感到特別憤怒的是，當他們受到喝醉酒的老板的瘋狂嘲弄時，他們還要一忍再忍，飲恨吞聲，逆來順受。
可是，就在我感到萬般苦惱的時候——好像是有意安排似的！我接觸到了一種全新的思想，這種思想雖然在本質上和我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但它使我的思想大大亂了方寸。
在一個暴風雪的夜晚，肆虐的狂風仿佛把灰色的天空撕成了碎片，然後撒向地麵，大地被一堆堆冰雪覆蓋得嚴嚴實實，好像地上的生命完全終止了，太陽已經消失，從此再也不會升起了——就是在這樣一個夜晚，時值謝肉節期間，我從傑連科夫家走回麵包作坊的路上。我頂著狂風，閉上眼睛，冒著灰蒙蒙、亂紛紛的飛雪，一步步地向前走去，突然，我腳下絆著一個躺在人行道上的人，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們兩個同時破口大罵——我用俄語，他用法語：
“噢，真是見鬼……”
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扶他站了起來。他個子很小，沒多大分量。他一麵推我，一麵憤怒地喊道：
“我的帽子，見您的鬼去吧！把帽子給我！我都快凍僵了！”
我在雪地裏找到了他的帽子，抖掉上麵的雪，把帽子戴在他那一頭亂發的頭上，但是他一把摘下帽子，在手裏揮舞著，用兩種語言罵著，要我走開：
“滾一邊去！”
他猛地向前跑去，消失在茫茫的暴風雪裏。我繼續往前走，又看見了他——他站在熄滅了的路燈下，雙手抱著路燈的木柱子，嘴裏一個勁兒地嘮叨：
“列娜，我要死了……啊，列娜……”
看來，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丟在大街上不管，他可能會被凍死的。於是我問他住在什麽地方。
“這兒是什麽街？”他流著眼淚叫道，“我也不知道該往哪裏走。”
“住在布拉克大街[55]，”他一邊哆嗦，一邊嘟噥著說。“住在布拉克大街……那裏有澡堂……有一幢房子……”
他走起來跌跌撞撞，東倒西歪的，這使我沒法兒好好地往前走，我聽見他牙齒凍得直打戰：
“西——久——薩弗埃[56]。”他一邊推我，一邊嘟噥著說。
“您說的什麽？”
他停下來，舉起一隻手，帶著自豪的神情，清清楚楚地說道：
“西——久——薩弗埃——烏熱——特——曼[57]……”
這時，他把手指頭塞到自己嘴裏，搖搖晃晃，幾乎要摔倒在地上。我蹲下身子，將他背在背上，繼續往前走；他的下巴頦兒緊頂著我的後腦勺兒，嘴裏一個勁兒地嘟囔著說：
“西——久——薩弗埃……但是，我要被凍僵了，天哪……”
在布拉克大街，我好不容易才問出來他到底住在哪幢房子裏，最後，我們鑽入一間小廂房的過道。這間房子坐落在院子的深處，藏身在漫天大雪的旋渦之中。他摸著房門，小心翼翼地敲了幾下，對我噓了一聲：
“噓！小聲點……”
一個穿著紅色寬鬆連衣裙的女人給我們開了門，她手裏舉著一支點燃的蠟燭，把我們讓進屋後，便一聲不響地退到了一邊，然後，不知從哪兒取出一個帶柄的單目眼鏡，仔細打量起我來。
我對她說，看來，這個人的兩隻手都凍僵了，必須扶他到**，給他脫去衣服，蓋上被子好好躺下。
“是嗎？”她問道，聲音顯得既清脆，又年輕。
“應該把他的兩隻手放進冷水裏……”
她沒有說什麽，隻是用帶柄的單目眼鏡向屋角指了指——那裏的畫架上擺放著一幅畫，上麵畫著一條河和幾棵樹。我驚奇地看了一眼這女人那張怪怪的、毫無表情的臉；這時她退到屋角，走到桌邊，桌子上方有一盞燈，上麵有一個粉紅色的燈罩。她在桌旁坐了下來，從桌上取過一張紅桃J，仔細觀察起來。
“您這裏有伏特加酒嗎？”我大聲問道。她沒有回答我，隻顧在桌子上攤牌來著。這時，我背回來的那個人坐在椅子上，低著腦袋，兩隻凍得通紅的手耷拉在身子兩邊。我把他扶到長沙發上，開始給他脫衣服；我也不明白這是怎麽回事，像在做夢一樣。我對麵長沙發上麵的牆上，掛了許多照片，其中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一個由白絲絛蝴蝶結圍繞著的金色花環，絲絛的末端印著一行金色大字：
獻給無可比擬的吉爾達[58]。
“見鬼，輕一點！”當我開始按摩他的雙手時，他呻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