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我們生活的環境讓我們做出本不想做的行為
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都沒有察覺到，我們的環境如何塑造了我們的行為。當我們在擁堵的高速公路上出現路怒症時，並不是因為我們是反社會的怪物，而是因為車開不快，我們緊跟在一輛車屁股後麵，周圍都是粗魯不耐煩的司機，這改變了我們文明的行為。我們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置身於一個缺乏耐心、好鬥和敵意的環境裏——環境改變了我們。
當對餐館的飯菜大失所望時，我們可能會厲聲侮辱一名態度和藹的服務員，並對餐廳領班惡語相向——雖然這兩個人都不是廚師。這種傲慢無禮並不正常，而是一種失常行為，本以為在這家餐廳彬彬有禮能夠得到禮遇，但是現實激怒了我們。在一個好環境裏，我們依然會規規矩矩。走出這家餐館，我們又會回歸現代好市民的形象——耐心，禮貌，不擺架子。
甚至當我們留意到了環境，願意置身其中的時候，也會成為它無情的犧牲品。
三十年前，我有一半時間都花在坐飛機上，當時的機艙是一種讀書寫作的理想環境。飛機上沒有電話、沒有屏幕、沒有打擾，這種旅行使我更加高效。但是隨著航班上提供的娛樂服務越來越多，從一個屏幕、一部電影發展到Wi-Fi覆蓋並有50個頻道可供觀看時，我的效率下降了。修道院般寧靜的機艙變成了誘人分心的遊樂場。我受到了**，很容易分心。在跨越幾個時區的飛行過程中，我不再能完成工作或者補個好覺，而會連續看兩三部毫無意義的電影。當走下飛機的時候，我也不再有安全著陸的幸福感和迅速開始下一項任務的**。相反，我痛恨自己在航班上浪費的時間，感覺自己違反了自律的要求。我還注意到，以前我離開機場的時候都會感到身心放鬆、精神抖擻，現在卻感覺更加勞累乏力。我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意識到，機艙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我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可惜並非變得更好。
如果說我致力於用這本書治愈一種“疾病”，那麽這種疾病的病灶就是我們對自身所處環境的徹底誤解。我們以為自己與環境和平相處，實際上環境在跟我們開戰。我們以為自己能夠控製環境，實際上卻是它在控製我們。我們以為外部環境是對我們有利的，實際上它卻在剝削我們、壓榨我們。它不在乎能給我們什麽，它隻在乎能從我們這裏攫取什麽。
在人生這場大戲中，我提議像對待敵人一樣對待環境。把環境當成一個人，它就像賭桌對麵的莊家一樣真實，且氣勢逼人。“環境”不像我們周圍的空氣，雖然我們一直都在呼吸，但是隻要把注意力轉到其他事情上，就可以忽視空氣的存在。環境是永不停歇的誘發機製，它對我們的行為影響太大，不容忽視。把環境當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個有趣的比喻。這是一種戰略，幫助我們認清我們究竟在麵對什麽樣的困難。有些情況下，我建議你給所處的環境起個名字。
當然，環境也不完全與我們為敵。它也能成為天使，把我們塑造成更好的人。比如當我們出席婚禮、同學聚會或者頒獎晚宴時，整個房間裏都洋溢著醉人的幸福火花，大家相互擁抱，承諾要保持聯係，不久之後再見。當我們回到往常的生活，也就是說，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中時，這種感覺往往會立即消失。環境變了，我們就被改變了，我們忘記了自己的承諾，我們不再保持聯係。這種反差簡直再突兀不過了，一種環境提升了我們的情緒，另一種環境卻把這種好情緒消滅殆盡，好像它們從來都沒出現過。
不過，大部分時間，我們的環境就是惡魔，不知不覺迷惑了我們，不論我們是和同事們一起坐在會議室，還是到朋友家吃晚飯，或是每星期給年邁的父母打電話，新環境總會悄無聲息改變我們的行為習慣。
例如，我和妻子麗達都不算憤世嫉俗之輩。雖然我的工作就是指出人們麵臨的挑戰，但在日常生活中，我還是努力不去隨意評判人。看到別人的小瑕疵，我也會特別留意“沒所謂的”。麗達不需要像我這麽辛苦才能做到包容，她總是房間裏最親切的那個人。不過，隻要與鄰居特裏和約翰共進晚餐，我們就會變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人。他倆是一對搞怪有趣的夫妻，但他們的幽默有點傷人。他們會以刻薄、諷刺甚至是殘忍的口吻談論幾乎任何事物，不論是談論我們共同的朋友還是談論警察，或是鄰居家的寵物，他們都沒一句好話，好像他們是在參加《名人大串燒》節目的麵試。每次和他們一起吃飯之後，我和麗達都會為自己在飯桌上做出的冷嘲熱諷感到驚訝。這不是我們的一貫風格。我們尋找自己這種不正常行為的原因，發現當時唯一的特殊之處，就是我們相處的人和身處的環境。說白了，就是環境。同樣，和溫柔的人在一起，人們說話會更溫柔；和語速快的人交流，人們說話會更快；在特裏和約翰營造的刻薄氛圍中，我們的觀點被徹底改變了。
有時候，改動一個因素就能把一個完美環境變成一場災難。它沒有改變我們。它改變了房間裏的所有其他人，以及這些人對待我們的方式。多年以前，我在一家谘詢公司的聚會上發言。盡管我之前和這家公司的合作很默契，但這次卻出了問題，沒有互動，沒有歡快的笑聲，隻有一群非常聰明的人安靜地坐在那裏。最後我意識到，房間裏太熱了。令人驚訝的是，僅僅調低房間裏的溫度，整個會場氣氛就煥然一新。就好像某個搖滾明星在更衣室裏需要M&M牌紅色巧克力豆一樣，我如今也必須去涼快一點的環境中才會發表演講。我已明白，環境中的一點點改變，就會改變一切[1]。
消極環境讓我們變得衝動
最有害的環境，是那些迫使我們放棄了基本的是非觀的環境。在競爭極端激烈的工作場合，最忠厚的公民也可能作惡。
我記得在一家歐洲公司，與一個名叫卡爾的傑出高管的合作。他有一種專製獨裁的管理風格——固執、苛刻、愛懲罰人。他曾公開追求CEO的職位，殘酷驅使他的團隊。他的口頭禪是“用你的業績說話”。他會開除任何反對他定的業績目標的人。對那些忠誠效勞的人，他會咆哮著說：“不惜一切手段實現目標！”不出意外，他的團隊開始找捷徑來完成業績。有人開始在灰色地帶做事，後來甚至明目張膽地違背職業道德。在卡爾營造的環境中，員工並不認為這種做法是錯的。他們認為達成目標唯有此路。
這種做法最終釀成一樁醜聞，公司因此損失了數千萬歐元，還落得名譽掃地。卡爾辯解說：“我從未要求我的人做任何不道德或者非法的事。”他不用開始要求，他營造的環境已經替他表明了立場。
即使我們平時總是對某些人表示友善，在與他們進行一對一交流時，我們所處的環境也會改變我們。有時候，我們像對待陌生人一樣對待好朋友，好像以後再也不用麵對他們。
幾年前，我曾和一個名叫傑姬的女人討論因工作引發的情緒疲勞。傑姬似乎想要放下一些沉重的心理負擔，所以我就靜靜聆聽。她是一家銷售公司的常駐律師，主要處理勞動關係問題。她的一項職責是與離職的銷售高管談判離職協議，不論他們是否自願離職。
她說：“我不喜歡這一塊工作，我在他們職業生涯最脆弱的時候和他們談判。這時候，他們大多數人前景不明。而我代表公司利益，不是他們的利益。”
傑姬特別想聊一聊一名被迫離職的高管。他們曾是大學同學，到同一家公司工作後又恢複了聯係。他們定期交流，偶爾也會有私人交往。解決他的離職條件是傑姬的工作。離職補償金是有合同規定的，數額也慷慨。需要談判的是，這個人銷售賬戶下的持續入賬金額，有多少應該歸他，有多少應該歸公司。
出於一些她難以清楚表述的原因，傑姬對他采取了強硬立場。在幾個星期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交流中，她用盡了所有談判手段，確保公司從這個人的銷售賬戶中得到了最大份額。
一開始，我不明白她為什麽要給我說這些。我對她說：“你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專業一點兒沒錯。”但是很顯然，她對自己這種行為感到苦惱。
傑姬說：“我也是這樣對自己說的。但那個人是我的朋友。他理應得到一些補償。結果，我為了2萬美元和他爭來爭去，這些錢對公司來說簡直就是一分兩分錢，但是對一個失業的朋友來說卻是很大一筆錢。我究竟想表現給誰看呢？公司根本不在乎。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沉痛的悔恨。”
現在想來，我當時應該安慰安慰她。但這件事發生在十年以前，那時候我還不太懂環境無與倫比的力量。
當然，我現在已經明白了。作為一個律師，傑姬受到的培訓就是與人對抗，她習慣了在細節上爭辯和談判。在一家銷售公司的環境裏，每一個人都在盤算誰的業績上升了，誰的業績下降了，誰榨盡了一筆生意的每一分錢。傑姬也希望讓自己顯得盡職盡責，這樣才能展現出她對公司的價值。不幸的是，這種趕盡殺絕的環境強化了傑姬的攻擊性行為，模糊了她的是非觀。她急切地想成為談判專家，專業得沒有多少人的溫度了。
有些環境，經過準確設計，專門用來誤導我們。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在高端購物中心會過度消費。你可以把這歸咎於一種專門規劃過的零售體驗：從燈光到顏色搭配，再到過道的寬度，都是為了最大化我們的欲望，把錢從我們的錢包裏掏出來。真正奇怪的是，這種購物環境並不像黑巷子裏的劫匪突然跳出來搶錢。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自願選擇把自己置身於這樣一個環境，它會讓我們買一些既不需要也不想要的東西。如果我們沒有購物清單就去逛街，這種情況就更加明顯，我們會受控於隨機的、缺乏自律的消費衝動，並產生一種模糊的感覺，認為自己不能空手離開購物中心。過度消費的過程中，我們陷入了一個自己給自己安排的陷阱。在線購物軟件的環境更不安全，那裏的商家非常聰明，時刻牢記一個目標：設計每一個細節，刺激顧客停留下來消費。
為什麽你患上了睡眠拖延症
有些環境不像購物中心一樣刻意經營、掠奪成性，但它們也不是為我們工作的。想想一年到頭想睡個好覺的目標吧。睡眠不足是一個全國性問題，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受此困擾。
睡個好覺，應該很容易達成。
我們有睡個好覺的動機，誰不想一覺醒來精力十足、神清氣爽，而不是昏昏沉沉、懶散懈怠呢？
我們知道自己需要睡多久。這是個簡單數學題。如果我們第二天要早起上班或上課，需要六到八小時睡眠，我們就應該倒推計算，在晚上11點左右睡覺。
而且我們有控製權：睡覺是一種自我管控的活動，發生在一個完全由我們自己管控的環境中——我們自己的家，我們決定什麽時候上床睡覺，自行選擇環境，從房間到床，再到床單和枕頭。
那麽，我們為什麽不做對自己有好處的事情呢？為什麽我們不去獲得足夠的睡眠讓第二天精神煥發，卻非要熬夜，第二天一身疲憊地醒來呢？
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從根本上誤解了環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荷蘭烏得勒支大學的研究人員把這一種現象稱為“睡眠拖延症”。我們推遲正常的就寢時間，因為我們想停留在當下環境裏，繼續刷視頻、玩手機或者打掃廚房，而不是進入相對平靜而舒服的被窩。我們在兩個相互競爭的環境中，選擇了其中一個。
但是，由於我們沒有認識到環境在如何影響我們的選擇，我們沒有做出正確選擇，也就是說，按時睡覺。我們繼續按自己的習慣做事，成為慣性的犧牲品，卻沒有意識到我們不隻是在勞累的時候才需要睡眠，我們還必須養成更好的習慣，努力睡好覺。如果知道環境能夠破壞我們的睡眠習慣，我們就會改變自己的行為。我們會停下手頭的事，關掉手機、iPad和筆記本電腦，把電視機清理出臥室，按照計劃上床睡覺。
我們怎樣才能通過自律而不是好運氣把壞習慣改成好習慣呢？這就是本書後續內容的主題，也是本書的目標。
但是，我還得先說一條壞消息。我們的環境並不是靜止不變的，我們這一整天，環境變了又變。它是一個移動靶，很容易瞄不準。
我們可能覺得環境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概念，我們的家庭、工作、學校、朋友、同事，我們居住的社區、我們工作的場所都是環境，塑造了我們。環境好像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家，我們生活在其中，但環境對我們的想法或行動沒有任何影響。
如果真是這樣就好了。
我研究的環境其實更小、更具體。它是依據場合的不同而變化的，是一個超級活躍的變形體。每一次我們進入一個新場合，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前因後果等參數都會發生變化，我們的目標、計劃、我們原本自律的行為都被置於危險之中。這是一個簡單的動態過程：不斷變化的環境改變了我們。
一位母親在家的時候，會悠閑地給自己和孩子做早飯，然後送孩子上學，自己去上班，但是一旦到達辦公室，去參加公司創始人主持的一場重要預算會議，她就會判若兩人。其實她也沒辦法。在家裏，她多多少少是自己地盤的女主人，所以會表現出高度負責的領導行為，照顧家人，要求孩子們服從，還能得到尊重。辦公室是完全不同的環境。她或許還像在家裏一樣自信能幹，但不論有意還是無意，她都會努力調整自己在會議室的行為。她會順從權威，會密切留意同事們的發言和肢體語言，這種狀態會貫穿她的整個工作時間，從一個場合到另一個場合。隨著環境的變化，她也發生了改變。
這位女士的行為沒有絲毫不誠實。這在職場環境中是必要的生存策略，特別是當你不是這個場合的絕對權威的時候。
即使這位女士是公司老板，情況也不會有任何改變。領導者也會調整他們的行為來適應環境。一家大型建築公司的老板曾經告訴我，作為一家防務設施承包商，不同的政府合同有不同的保密要求，她給公司不同部門分發信息時，必須極度謹慎。美國聯邦政府曾要求她控製自己的言談，可以在某個場合分享某些敏感信息，但是在另一個場合就不行，反之亦然。結果，她對環境和行為之間的聯係高度警惕，做不好的話，不但會損害公司利益，還會把她自己送進監獄。
作為一項練習，我讓她跟蹤自己所處的環境，看看一天她會承擔多少不同的角色。九種，她回答。在辦公室裏，她像個CEO；公關活動中，她像個新聞發言人；和設計人員在一起時，她像個工程師；和潛在客戶交流時，她像個推銷員；接待同行時，她又像是一名外交官……很少有人會被強製要求如此留意自己的行為。
高管們都知道，一天之中，環境會隨時發生變化。但是對高管來說，90%的場合他們都是房間裏最有權勢的人，他們很容易相信自己不會受到環境的邪惡支配，事實上，他們認為是自己在控製環境，而不是環境在控製他們。鑒於這些高管們每天聽到的都是阿諛奉承之詞，產生這樣離譜的想法也情有可原。不可接受，但情有可原。
曾經，2008年，我應邀到倫敦指導一個名叫納迪姆的高管。納迪姆生於巴基斯坦，幼年時期移民到英國，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成為一家業內領先的消費品公司的高管。納迪姆像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擁有CEO候選人的所有美德，他聰明、英俊、勤奮，深得下屬尊重，甚至是愛戴。但是他的良好聲譽還是出現了一些裂痕。於是，公司CEO請我來幫忙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都知道，有些人會讓我們心煩意亂，誘發我們舉止失常。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我們會變得暴躁、易怒、好鬥、粗魯，事後又總得為我們的失常行為道歉，但是我們很少會把產生這些錯誤行為的原因歸結於那些人。納迪姆也是一樣。當我采訪他的同事時，有一種情況被反複提及：納迪姆是個了不起的人，但隻要他和市場總監西蒙一起開會時，他的風度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問納迪姆，他和西蒙是否有什麽過節。他回答：“他是個種族主義者。”
我問：“這是你自己的看法，還是有證據支持呢？”
“我自己的看法，”他說，“但是既然我都感覺到了，那還不是事實嗎？”
我得到的反饋是，西蒙喜歡在開會時調侃納迪姆。這不是種族主義。西蒙是英國特權階級和貴族學校的產物，他自稱“花花公子”，熱衷於自吹自擂、挖苦他人，並通過這種挖苦來向別人炫耀自己的出身，在貶低他人的同時抬高自己。他不是一個好相處的有趣家夥，但也絕非偏執的種族主義者。納迪姆對西蒙反應過度了。隻要西蒙在開會時與他出現分歧，納迪姆就會想起英國和巴基斯坦之間幾十年的恩恩怨怨，他可不想讓大家看到自己屈服。
納迪姆說：“我如果默認了他的鬼話，就顯得我在示弱。”所以他還擊了。
在納迪姆的意識裏，這是個種族歧視問題，但隻有他一個人這樣理解。結果，同事們把納迪姆當成一個隻說不做的人，隻是口頭鼓吹團隊合作，卻不肯帶頭示範。這讓大家覺得納迪姆是個偽君子。
我的任務是讓納迪姆認識到這些：
他的行為並沒有很好地為他服務。
他的錯誤行為僅在他和西蒙共處時出現。
隻要西蒙挑戰他，就會誘發這種行為。
他必須做出改變，因為不能指望西蒙改變。
對納迪姆來說，最大的領悟在於認識到他的錯誤行為是和環境有關的，完全是由西蒙誘發的。他把這種環境命名為“西蒙環境”，每當他發現自己處於“西蒙環境”時，他就會保持高度警覺。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也是他把自身行為變得更好的關鍵因素，盡管不是唯一因素。
第20章我們還會說到納迪姆，詳細了解他如何改變行為，最終贏回了同事的尊重以及他的對手西蒙的尊重。納迪姆的這段故事令人注目，也令人振奮、鼓舞，它完美詮釋了成年人一旦成功改變行為習慣，會帶來多大的益處。
但現在，讓我們來吸收納迪姆來之不易的感悟：我們的環境是一台無情的誘發機器。如果我們不去塑造環境、控製環境，環境就會塑造並控製我們，把我們變成一個自己都不認識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