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假捉放曹
史上第一餿主意
曹操第三次被朝廷起用，加盟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的陣營。何進是何皇後的兄長，外戚集團的領袖；袁紹是何進的智囊，士大夫集團的代表。何進與袁紹在宦官集團的壓力之下，結成了統一戰線。
公元189年，漢靈帝駕崩，漢靈帝和何皇後之子劉辯即位，成了新一任的皇帝。劉辯當時年紀還特別小，按照東漢外戚政治的慣例，何皇後升級成為何太後，臨朝聽政，掌握了政權；大將軍何進自然就成為朝廷之中權勢最大的人物之一。袁紹想到，朝廷權力格局的變化，勢必引起宦官集團的忌憚，所以誅滅宦官必須提上議事日程，遂多次為何進謀劃誅滅宦官之策。
但是，偏偏何進此人是屠夫出身，目光短淺，政治能力有限，更缺乏決斷大事的魄力。誅滅宦官這樣重大機密之事，他居然屢次進入宮中，與妹妹何太後商量。何太後堅決反對，原因是宦官對何氏有恩。
原來，漢靈帝生前曾寵幸王美人。王美人懷有身孕。何皇後性格強勢，嫉妒之下，曾多次買通禦醫，企圖害死王美人母子，以免威脅自己的地位。王美人之子劉協倒是福大命大，順利出生，王美人卻被毒死了。漢靈帝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曾打算廢黜何皇後。幸虧宦官們為之苦苦求情，方才作罷。
因此，如今的何太後對政治的殘酷估計不足，對宦官很有好感。她對何進說：“宦官在禁中服侍，這是漢代的規矩，至少也有數百年曆史了。你打算把宦官一舉鏟除，這怎麽可能呢？我是一個婦道人家，在宮中有諸多不便，全靠宦官為我上傳下達。要是把宦官全殺了，讓我直接去和朝堂之上的那群男人打交道，這成何體統？”
何進一聽，我妹妹說得也很有道理嘛。出了宮，又來問袁紹：“太後不讓我殺宦官，你看怎麽辦？”
這個時候，袁紹就給何進出了一個餿主意。如果要評選漢末三國史上最餿的主意，可能非這個莫屬。袁紹說：“大將軍請放心，軟的不行就來硬的。為什麽太後不同意呢？因為她看不到現實的威脅。所以您隻要下一道命令，讓天下各路猛將率領軍隊來洛陽城兵諫，以‘殺宦官，清君側’為名，用武力威脅太後，說必須把宦官都給殺了，否則我們可就造反了。太後一害怕，準聽咱們的。”
何進聽誰的話都覺得有道理，現在聽了袁紹的，又覺得：你這話講得也太有道理了。又問：“那你看，召集什麽人進京呢？”
袁紹說：“哪支軍隊，平時以軍紀敗壞、好勇鬥狠著稱，就召誰入京吧。我聽說西北有個軍閥董卓，性格強悍，屢次違抗朝廷命令，手下的軍隊混雜了許多羌人，聲名狼藉，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袁紹和何進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得不亦樂乎，曹操在一邊實在聽不下去了，“撲哧”一聲笑出聲來。何進很生氣：“這麽嚴肅的場合，你怎麽能笑呢？解釋一下，怎麽回事？”
曹操連忙解釋。《三國誌》注引《魏書》說曹操“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宦官這個東西，並不是什麽新鮮事物，不是到了東漢末年才冷不丁產生的，古往今來哪個朝代沒有宦官？所以說宦官本身不是問題。“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問題的關鍵在於皇帝不應該讓宦官掌握最高權力，以至於發展到了今天這樣不可收拾的地步。“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你今天想要鏟除宦官，那隻要把宦官的頭頭腦腦逮捕入獄就可以了，為什麽要動用軍隊呢？
在此，曹操和袁紹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袁紹認為，宦官就沒有一個好東西，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以斬草必須要除根；而曹操認為，宦官本身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你不應該讓宦官掌握最高權力。既然現在宦官已經掌握了最高權力，那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你隻要把掌握最高權力的那幾個宦官解決掉就可以了，不能想著趕盡殺絕，以免狗急跳牆。
袁紹認為，目前誅滅宦官集團的難點在於，太後站在了宦官一邊。要逼迫太後轉變立場，唯有召集董卓這樣聲名狼藉的地方軍官，以“清君側”為名嚇唬太後。這仍是從體製內解決問題的思路。曹操認為，太後不過一介女流，不必理睬，直接派幾個獄吏進宮抓捕宦官即可。因為宦官集團雖然聲勢浩大，爪牙遍布州郡，但強大的是他們的黨羽。宦官的首腦既沒有武力，軟弱不堪；又深居禁宮，與其黨羽完全隔離。隻要抓了首腦，再考慮分化瓦解其黨羽，問題就解決了。
總之一句話，曹操主張把政治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然後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盡量避免搞成一場大規模的流血政變。
最後，曹操還給他們下了一個結論：“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你們兩個想要偷偷摸摸地把宦官一網打盡，這不可能。動作太大，紙包不住火，早晚要失敗。
何進這一次倒是很有主見，在曹操和袁紹之間，奮不顧身地選擇了袁紹的餿主意。他給包括董卓在內的天下各路猛將下達命令：“抓緊時間，進京兵諫，威脅太後，鏟除宦官！”接到何進命令的這些猛將，立刻率領本部人馬往京城趕。
且說宦官得知各路軍官進京兵諫，嚇壞了。他們個個是宮廷鬥爭的絕頂高手，但對軍事鬥爭實在外行。宦官們商量了半天，決定探一探何進的底牌。他們主動到何府登門謝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我們知道錯了，任憑大將軍處置！”
袁紹見宦官送上門來，大喜過望，勸何進將他們全部誅殺。何進哪裏下得了手？麵對宦官如此跪求，他居然不知所措，心也軟了下來。他說：“各地進京兵諫，就是想殺你們。你們何不自己辭職回老家，保住身家性命呢？”
宦官們點頭稱是，告辭出門。他們當然知道，絕不能辭職。現在手握大權，至少還能困獸一搏；一旦辭職，隻能任人宰割。他們回宮之後，立刻假傳何太後旨意，召何進入禁中。漢朝的製度，任何人不得君主召見，是不能入禁中的。何進權力再大，也隻能孤身一人進入禁中。
可歎何進在此政治鬥爭的緊要關頭，居然還真的進了禁中。一進禁中，那就是宦官們的天下了。何進被當場拿下。宦官們咬牙切齒，怒罵道：“漢家天下搞得如此混亂，難道就完全是我們宦官的責任？禁宮之外，你放眼天下，有幾個人是幹淨的？你為何苦苦纏住我們不放？當年要不是我們說情，何皇後早就被廢了，哪有你們何家的今天？你為何恩將仇報？”咒罵之後，將何進殺死，又假傳何太後的命令，罷免袁紹的司隸校尉之職。
禁門之外的文書官接到命令，十分疑惑：何進與袁紹關係非常好，何太後為何會下這樣的命令呢？不敢執行，問道：“請讓何大將軍出來，讓我們問問清楚。”禁門之內，立刻拋出來一顆人頭，伴著宦官尖利的喊聲：“你們要的何將軍在這裏！”
消息急報何府。袁紹一看何進死了，也急紅眼了，也不用搞什麽兵諫、集結天下各路猛將、威脅太後了，這些都不搞了，直接率領何進留下的殘餘人馬，殺進宮去，跟宦官展開了一場火拚。
一場火拚下來，有120%的宦官被屠殺。為什麽是120%，多出來的20%是怎麽回事？《三國誌·袁紹傳》說：“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大意是說：何進的殘餘勢力怒火衝天，進去以後不分青紅皂白，見到沒有胡須、白白淨淨之人，就一刀砍死。所以有很多冤死刀下之人。有些腦子反應快的，就趕緊脫下褲子，驗明正身，這才得以幸免。
最後，張讓和幾個宦官頭子挾持小皇帝逃出宮殿，跑到黃河岸邊。眼看江河茫茫，天地間哪裏還有容身之處？張讓叩頭說了句“陛下保重”，轉身躍入河中，隨著泥沙俱下，葬身魚腹。
就這樣，東漢王朝勢力最大的兩個政治派係——外戚和宦官，就像兩個一輩子作對的武林高手一樣，最後互對一掌，同歸於盡。
袁紹把一切都搞定以後，董卓來了，率領軍隊來了。
董卓本來按照何進、袁紹的要求，進入司隸校尉轄區的關中上林苑；後來再次奉令，駐紮洛陽近郊。政變當天夜晚，看到洛陽城中火起，董卓心知機會來了，立刻率軍殺入洛陽城，收拾殘局。
請神容易送神難，袁紹現在自食苦果了。他原本接管了何進的殘餘勢力，控製了京城武裝，正可以號令天下，現在卻來了個董卓。袁紹對董卓手下的驕兵悍將頗為忌憚，摸不清他到底帶來了多少兵，一時也不敢輕舉妄動。
實際上，董卓一共帶了三千兵馬。以袁紹當時的實力，足以將之驅逐。但董卓用了個計謀，他將這三千兵馬，在夜晚偷偷運出城外，白天大搖大擺進城；晚上又偷偷運出城外，白天再大搖大擺進城。如此幾次，營造出援兵源源不斷到來的假象。然而這個粗糙的詭計，居然同時騙過了袁紹和曹操！
董卓在洛陽城站穩腳跟之後，便廢掉少帝劉辯，另立王美人之子劉協為帝，這就是東漢曆史上的末代皇帝——漢獻帝。廢立之際，董卓曾在一次朝會上象征性地征求過袁紹的意思。袁紹以為不可。董卓很惱火，咆哮道：“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袁紹隻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意思是：我袁紹也是個英雄。說完這番話，袁紹拍拍屁股站起來，衝滿麵通紅的董卓作個長揖，提著佩刀便步出京門而去，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這般英姿，實在是非常瀟灑。
袁紹一跑，原先聚集在何進幕府的人才四散星隕，曹操也開始了逃亡生涯。袁紹跑出去以後，以四世三公、汝南袁氏的名義，號召天下各路人馬討伐董卓。而曹操，則在逃亡的過程中，發生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這段故事經過《三國演義》的描寫，膾炙人口，後來又被改編為家喻戶曉的京劇《捉放曹》。
這段逃亡路上撲朔迷離的故事，大概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富魅力的謎案之一。且讓我們撥開曆史的重重迷霧，嚐試著一步步推理還原出當時的案發現場。
滅門慘案的三個版本
在正式講述曆史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小說《三國演義》是怎麽講這個故事的。
董卓廢立皇帝之後，飛揚跋扈、胡作非為，搞得洛陽城民不聊生。在這種情況下，有良知的士大夫們逐漸聚攏到司徒王允的身邊，曹操也不例外。有一天，曹操受司徒王允的囑托，拿了一把七星寶刀，想要刺殺董卓。他先假裝到董卓家裏做客，趁著董卓背對自己，就緩緩地拔出寶刀，想要下手。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董卓雖然背對著自己，卻麵對著一麵鏡子。董卓從鏡中看到曹操正在背後拔刀，扭過頭來大喝一聲：“你幹什麽？”
曹操腦子轉得飛快，在這千鈞一發的關鍵時刻，靈機一動，順勢拔出寶刀，獻了上去，說：“我最近得到一口名刀，名曰七星寶刀，特地來呈獻給您。”董卓得到了這口寶刀，非常高興，轉手送了曹操一匹馬。曹操騎了馬，飛奔逃跑。
董卓當時雖然沒看出破綻，事後卻反應過來了：你這不是來送刀的，你是要殺我呀！給人送刀，哪有一上來不說，趁我背對著你的時候，冷不丁拔出刀來，被我發現了才說送給我的？這不可能！董卓腦子再笨，這時候也明白過來了，立刻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畫影圖形，貼懸賞令，通緝刺客曹操！
董卓反應過來之時，曹操早就逃出了洛陽城，跑到了中牟縣的境內。就在此時，懸賞捉拿曹操的通緝令也送到了中牟縣。曹操因為形跡可疑、鬼鬼祟祟，被當地人扭送到了縣衙門。中牟縣的縣令名叫陳宮，他屏去左右，私下詢問，這才知道曹操孤身行刺的來龍去脈，非常仰慕曹操的為人。所以陳宮白天把曹操抓進來，晚上連夜就放了曹操。不僅如此，陳宮還棄官而去，追隨曹操，兩個人一起逃跑。
出了中牟縣、路過成皋縣時，兩人又饑又累，人困馬乏。曹操說道：“此地有一個我父親曹嵩的結拜兄弟，名叫呂伯奢，是個莊園主。你我二人不妨去他家中住宿一晚，明日再走。”
二人來到呂家，呂伯奢見世侄曹操來了，非常高興，吩咐家裏人設宴款待二人。他自己則騎著一頭毛驢，帶個酒葫蘆，去村中買酒。
到了晚上，曹操突然聽到隔壁有磨刀的聲音，仔細一聽，還有人說：“捆起來殺了吧！”曹操此時是驚弓之鳥，非常警惕，深感情況不妙，立刻叫起陳宮，拔出刀劍出門，在呂伯奢的家中見人就殺。除了出去買酒的呂伯奢，曹操、陳宮把呂家八口人全殺了，血流遍地。最後殺到廚房，曹操發現地上捆著一頭豬。這個時候，他倆才明白過來：“捆起來殺了吧”，說的是這頭豬；磨刀，也是預備殺這頭豬來款待他們。
殺錯人了。曹操和陳宮看了看地獄般的命案現場，沒有辦法，隻好連夜逃跑。逃亡路上，正趕上呂伯奢打完了酒，騎著小毛驢回來，問他倆上哪兒去。曹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揮劍，砍死了呂伯奢。陳宮大驚失色，質問道：“此前殺人，是出於誤會；現在你既已明知錯殺，為何還要殺死這位無辜的老翁？”曹操咬牙道：“如果我不殺他，他回去看到命案現場，一定報官。你我二人行蹤暴露，就會被捉。”緊接著，曹操說出了一句千古名言，為自己辯護：“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寧可我對不起別人，也不能讓別人對不起我！
經曆了一頭豬引發的血案，陳宮這才徹底認清了曹操的真麵目：我原本以為你是個反抗強權的義士，沒想到你竟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當晚同宿之時，陳宮經過劇烈的思想鬥爭，終於下定決心偷偷離去，與曹操分道揚鑣。（參見《三國演義》第四回）
以上就是“捉放曹”的經過。從藝術的角度而言，人物形象鮮明豐滿，故事情節一波三折，環環相扣，非常精彩。但是，“捉放曹”的故事是真的嗎？應該說，有真有假，接下來就從曆史的角度去偽存真。
《三國演義》中“捉放曹”的故事，可以分為三段情節。
第一段情節，刺殺董卓。這段情節，基本出於小說家的虛構。但也不完全是虛構，很有可能是從曹操小時候的遊俠經曆獲得的靈感，原型可能是曹操刺殺張讓的故事。
第二段情節，陳宮捉放曹。“捉放曹”的事情是有的，但是人物可能有點出入。曆史上，“捉放曹”的男一號當然是曹操，男二號卻並不是陳宮，而是一個不知道名字的龍套。
《三國誌》注引《魏晉世語》記載：曹操逃到中牟縣境內，因為形跡可疑，被當地的一個亭長扭送到縣衙門。當時縣衙裏，已經接到董卓下發全國各地捉拿曹操的通緝令了。縣裏有個功曹，相當於二把手，勸說縣長：“大人，如今天下大亂，將來這天下是誰的還不一定呢。咱們也犯不著一心為董卓賣命。我看這曹操也是個英雄，說不定將來比董卓還要牛，幹脆把他放了得了，這也算是一個風險投資。他將來牛了，還得報答咱們呢！”曹操就這樣被釋放了。至於這個功曹到底姓甚名誰，史書上沒有記載；而且他就在這兒出現了一次，後來再也沒有出場。沒有資料表明，這個功曹是陳宮。
另外，還有一個重大區別：“捉放曹”和“呂伯奢家滅門慘案”時間順序搞反了。從地理位置來看，曹操從洛陽出發，一路從西往東逃向陳留，必須先經過成皋縣，再經過中牟縣。所以在曆史上，是先發生成皋縣的“呂伯奢家滅門慘案”，再發生中牟縣的“捉放曹”。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麽曹操逃到中牟縣的時候，會慌慌張張、形跡可疑，還被亭長給抓了起來。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曹操，可不僅僅是董卓通緝令上的要犯，還是身負九條人命的殺人凶手！
以上事實都很清楚，最大的疑點在於“捉放曹”故事的核心事件——“呂伯奢家滅門慘案”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為什麽說呂伯奢家滅門慘案是最大的疑點呢？因為漢末三國曆史最重要的史料——《三國誌》和《後漢書》，對這個案件都沒有任何記載。今天關於這起案件所能掌握的一些蛛絲馬跡，都來自南朝裴鬆之為《三國誌》所作的注釋。裴鬆之的注釋中，一共引用了三位證人和他們的三份證言。但是這三份證言各不相通，互相矛盾。下麵，我們就請出三位證人，看看他們分別是怎麽說的。
證人一：王沈 證人證言：《魏書》
根據王沈的證詞，曹操經過故人呂伯奢家的時候，呂伯奢本人並不在家。而呂伯奢的兒子們見財起意，一看曹操騎了這麽好的高頭大馬，又帶了這麽多的盤纏，所以組建了一個犯罪團夥，對曹操實施搶劫。曹操被迫無奈，進行正當防衛，把這個犯罪團夥的成員全給殺了。殺完之後，就跑了。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這裏沒說呂伯奢是曹操父親的朋友，隻說是曹操本人的“故人”，不過從呂伯奢的兒子們有殺人能力來看，呂伯奢應該確實是曹操的父執輩；第二，一共殺了幾個人，沒說。這是第一個版本。
證人二：郭頒 證人證言：《魏晉世語》
郭頒也說：曹操跑到呂家的時候，呂伯奢本人不在家，呂伯奢的五個兒子並沒有對曹操實施搶劫，而是熱情地款待了他。但是曹操這個人疑心病太重。他覺得：你們對我這麽好，是要幹嗎呢？俗話說得好：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你們是不是要謀害我？所以他就拿起屠刀，殺死了呂伯奢家的八口人，然後跑路了。這裏有具體的死亡人數。這是第二個版本。
證人三：孫盛 證人證言：《雜記》
孫盛說：曹操在呂伯奢家中留宿，睡到半夜，突然聽到隔壁有“食器聲”，也就是餐具碰撞的聲音。也許很難分清楚這到底是食器聲還是兵器聲。反正曹操起了疑心，出門殺人。殺完以後，曹操才發現殺錯人了，“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也就是非常痛苦地說了一句話：“寧可我對不起別人，也不能讓別人對不起我啊！”說完以後，就跑路了。這裏交代了作案動機、誤會的緣由，但是沒有殺人的過程。這是第三個版本。
一個深夜，數條人命，三份證言，各不相同。到此為止，呂伯奢家滅門慘案變得撲朔迷離。真相隻有一個，問題是，哪個才是真相？一樁家喻戶曉的滅門慘案，由於文獻記載的相互矛盾，成為千古之謎。那麽，裴鬆之所引用的三種記載，到底哪一種更接近曆史的真相呢？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案發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麽？曹操殺人的真實動機又是什麽呢？對這樁滅門慘案，素以“良史”著稱的《三國誌》，為何隻字不提呢？
遲到一千八百多年的真相
曆史真相隻有一個，史料記載卻歧異錯綜，這種情況在曆史研究之中經常見到。而曆史學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依據處理史料的基本規則，抽絲剝繭，探索出一個最接近事實真相的結論。
第一步，先把三份證言變成兩個說法。
其實仔細審查三份證言，就可以發現：其中第二、第三份證言並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的；而第一份證言，則與後兩份證言無法兼容，必有一假。
王沈的證言一為我們提供了說法A——正當防衛：呂伯奢的家人對曹操實施搶劫，曹操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郭頒的證言二和孫盛的證言三可以互相補充，提供了說法B——蓄意殺人：曹操由於主觀上的認識錯誤，誤以為存在著一個不法侵害，從而采取了過激的防衛行為，最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八個人被殺死。從現代刑法學的理論上來講，充其量構成假想防衛，主要過錯在曹操，應負刑事責任。
實際上，證言二、證言三不是隨意合並的。從史料學的角度，證言三是從證言二衍生而來的。
《世說新語》注有雲：“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為《魏晉世語》，事多詳核。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意思是說：證言二的提供者郭頒是西晉人，距離三國很近。他寫了一部書叫《魏晉世語》（又名《晉魏世語》），內容翔實，史料價值很高。孫盛寫書時，大量參考了《魏晉世語》。換言之，孫盛是從郭頒那兒聽來的。用現代證據學的話說，郭頒的證言屬於原始證據，孫盛的證言屬於傳來證據。
此外，裴鬆之引用的孫盛《雜記》，全名《魏氏春秋異同》。這部書今天已經亡佚了。不過，北宋類書《太平禦覽》剛好引用了《魏氏春秋異同》關於“捉放曹”這段記載，正好是裴鬆之注引郭頒、孫盛兩段內容的結合。由此可以證明，以上推測是正確的。
現在，問題已經得到了簡化：說法A正當防衛，說法B故意殺人。到底哪一個才是案情的真相呢？
第二步，運用常理進行推斷。
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麵對互相歧異的史料，運用常理推測，乃是史學的基本方法。這在考據學上，叫作“理證”。以常理推斷：
首先，呂伯奢是曹操的老朋友。就算呂伯奢不在家，他的兒子們又怎麽會平白無故搶劫曹操呢？呂伯奢好歹也算是成皋縣的一個地主，家裏也很殷實。為什麽他的兒子們都窮瘋了，沒見過錢，非得搶劫自己父親的老朋友的財物？這是第一個疑點。其次，就算呂伯奢的兒子們鐵了心，非得搶劫曹操，那按照常理應該做好充分的準備。何況，呂伯奢的兒子們是在自己的地盤上主場作戰，又組建了一個犯罪團夥，以多敵少。曹操，雖然前文說過，他曾做過遊俠，有一定的武藝。但他畢竟是曹操，不是關羽、張飛這樣的萬人敵，怎麽可能在孤身一人、倉促應戰的情況下，將一個犯罪團夥幹掉，自己卻一點事沒有，揚長而去？這是第二個疑點。
根據這兩個疑點，我認為說法B故意殺人可能更符合事實的真相：是曹操臨時起意、蓄意殺人，用寶劍殺死了毫無防備、手無寸鐵的呂伯奢全家，而不是呂家集體搶劫而遭遇曹操的反殺。既然如此，那麽說法A就是偽造的了。這樣一來，就牽出了一個新的問題：為什麽王沈的《魏書》要做偽證呢？
第三步，分析一下以上三份證言的性質。
王沈是曹魏的官員，他寫《魏書》是奉了曹操的兒子曹丕和孫子曹叡的命令。所以王沈《魏書》的性質，是官修的本朝史。既然如此，他於曹操早年間做過的一些錯事，就不可能不有所隱諱，這是中國古代修史的慣例。唐朝的史學家劉知幾有一部史學名著，叫作《史通》。《史通》就曾評價王沈的《魏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因為時代的局限，隱瞞了很多事實真相，在一些敏感問題上，可信度並不高。
而反觀郭頒和孫盛，這兩個人都是晉朝人，晉朝人談論漢末三國的事情，相對來講可以少一些顧忌。而且，他們的這兩本書，也都是私人著作，言論自由度要高一些，所以敢於大膽地揭發曹操的老底。從史料性質的角度分析，在“捉放曹”這件事情上，郭頒《魏晉世語》、孫盛《魏氏春秋異同》要可靠一些。
最後，我們還可以請出第四位證人：《三國誌》的作者陳壽，來做一個旁證。
也許有人要問：《三國誌》不是對這起滅門慘案隻字未提嗎？為什麽現在又可以讓陳壽來做旁證呢？沒錯，正是因為《三國誌》對這件眾說紛紜的事情隻字未提、保持沉默，所以才奇怪。有理由相信，陳壽這樣的優秀史學家，在寫作《三國誌》時，肯定對以上兩種說法都有所掌握。那麽，他為什麽卻隻字未提呢？
原因很簡單：《三國誌》是西晉作品，而西晉的正當性是通過曹魏皇帝禪讓而來的。
在中國古代，王朝的建立形式，主要有革命與禪讓兩種。革命建立的王朝，必須否定前朝的正當性，才能確立自己的正當性；而禪讓建立的王朝，其正當性正來自前朝的正當性。所以，西晉是以曹魏為正統的。陳壽寫作《三國誌》，得到了西晉皇帝的過問，必須以曹魏為正統，也就必須為尊者諱。
如果曹操像王沈所說的那樣，是正當防衛，那麽陳壽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寫進《三國誌》：一個人滅一個犯罪團夥，這是多麽光榮的事情！反過來推，正因為《三國誌》對這件事情隻字未提、諱莫如深，恰恰可以以此推測呂伯奢家滅門慘案的真相。
根據以上推斷，我的判決是：
曹操故意殺人；
陳壽隱瞞事實真相；
王沈作偽證；
郭頒和孫盛所說，才是真相。
經過以上四步，我們可以得出最後的結論：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一個深夜，成皋縣郊外的呂伯奢家，一個凶手正在瘋狂地殺戮。當他停下手中的屠刀之時，已經有八具屍體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手緩緩轉過臉來，借助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我們逐漸看清此人猙獰的麵目——這個人，正是曹操。
一刀兩斷，開始新的生命
呂伯奢家滅門慘案，在中國曆史上來講，是一起不值一提的小案子。在曹操波瀾壯闊的一生之中，後人來評價，似乎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畢竟曹操一輩子殺過的人太多了，湮滅在曆史夾縫之中的呂家八口人，實在算不了什麽。
但是，閱讀曆史不宜開啟上帝視角，不宜用“後見之明”，而應采取當事人視角，深入曆史人物的心靈，體察他的心路曆程。的確，作為後人客觀評估，這個案子在曹操的一生中實在是太渺小了；但是對當事人曹操而言，這個案子，這段逃亡生涯，在他的心路曆程中，在他的心態史上，必定隱秘地占據了一席之地。
我們隻要想一想，曹操當時還很年輕，隻有三十五歲，並沒有後來那麽狠辣，那麽老謀深算；而且，這也許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親手殺人，尤其是第一次殺害無辜的人，一殺就是九個。這件事情，肯定會成為他埋藏心底的一個秘密，一個禁區。那麽，這起滅門慘案，這段逃亡生涯，會對曹操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
如果把坐標軸拉長，以曹操的整個人生為參照係，我們不難發現：曹操的這一段逃亡生涯，不僅僅是逃出了洛陽城，也逃離了舊體製、舊文化的束縛。
曹操從十五歲進太學、二十歲舉孝廉開始，就把命運的把柄交到了別人的手中。當時盛行人物評論，曹操就去討好各種各樣的人物評論家，去為自己掙名氣；當時盛行賣官鬻爵，曹操通過家族關係跑官買官，去走一些他自己所不屑的歪門邪道。曹操的命運如何，完全掌握在漢靈帝這樣的昏君、何進這樣的庸才手中。宦海沉浮、三起三落，從頭到尾，曹操都隻不過是在舊體製之內隨波逐流、委曲求全。
古人雲：“三十而立。”三十歲以後，一個人要真正地尋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這個根本，不僅僅指經濟基礎，更多的是一種獨立的價值理念。
三十五歲的曹操，逃出了洛陽城，也從大漢王朝的舊體製內逃出生天，對自己的未來、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種更加清醒、更加獨立的認識。
從此以後，他白手起家，用拳頭說話，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曾假手他人。由此出發，他推翻了舊文化、創造了新體製，最後走向了自己人生的輝煌。所以，可以這麽說，曹操在用他手中的屠刀，殺戮那九個無辜生命的同時，也和過去的自己一刀兩斷，三十而立，浴血重生，開始了新的生命。
曹操逃離了洛陽城，跑到陳留以後，招兵買馬，成立了一支五千人的軍隊。幾乎同一時間，在洛陽以東的大地上，先後已經有十幾個人發兵反對董卓。這些人聚集到一起，組成一支浩浩****的反董聯軍，共同推舉袁紹擔任總盟主。這就是《三國演義》非常熱鬧的一個著名回目——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
一方，是信心滿滿的正義之師；一方，是惡貫滿盈的虎狼之師。究竟是正義戰勝邪惡，還是邪惡壓倒正義？曹操在這場血與火的洗禮之中，又會有什麽樣的成長與轉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