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黨錮之禍

名人麵前,你不過是個人名

公元29年,東漢王朝剛剛建立不久,百廢待興。開國君主劉秀本著“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精神,勒緊褲腰帶,大力壓縮行政預算,裁減官僚機構,斥巨資在首都洛陽皇宮外八裏處興建了規模可觀的太學。最初,太學生隻有幾千人;到了曹操生活的時代,太學已經集中了當時東漢王朝第一流的師資力量,經過幾輪急劇的擴招,鼎盛時期在校太學生達三萬多人,光教室、宿舍之類的建築物,就有兩百四十棟,接近兩千個房間。(《後漢書·儒林傳》)

這就是當時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師資力量最雄厚、辦學條件最優越的高等學府,所有學子心目中的聖地——偉大的東漢洛陽太學。在這樣一所學府裏麵讀書的太學生,個個都是人中龍鳳,人人的眼睛都往上看。這裏根本沒有人知道曹操是誰,更不會有人瞧得起這個宦官之家出來的毛頭小子。

更加殘酷的是,太學畢業並不包分配,任你自生自滅,強者生存,弱者淘汰。舉個例子,東漢有個太學生叫孔嵩,在太學期間埋頭讀書,不參加社交活動;此人還是個貧困生,畢業以後,家裏沒錢給他拉關係、走後門,所以隻能到新野縣做了一名“街卒”,負責掃大街,維持市容市貌。(見《後漢書·獨行列傳》)

這樣的前途顯然不是曹操想要的。那麽,怎樣才能在三萬多名出類拔萃的太學生之中脫穎而出呢?

中國古人講究“名”“實”關係。一個人的能力、資源,這是“實”;他所獲得的社會評價、榮譽稱號,這是“名”。“實”的提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短時間內暴得大“名”,並非幻想。尤其在東漢時代,後者就是脫穎而出的最好辦法。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明白一個製度背景。東漢時代還沒有標準化的公務員考試製度,例如隋唐以降的科舉考試。當時的選官用人,主要靠推薦保送。地方政府看中你,覺得你具有相當的才華與能力,把你往上推薦,從縣到郡,層層推薦到中央,最後中央給你派任職務。這就是當時的推薦製度,曆史上稱為“察舉製”。察,就是觀察、發現人才;舉,就是推薦人才。

在察舉製的大環境之下,一個人的品德、能力如何,缺乏量化的、可操作的客觀標準。地方政府選拔人才,主要看口碑。這個所謂口碑,既不通過投票選舉,也不進行民意調查,而是靠幾位輿論領袖評論出來的。

譬如汝南郡有兩位輿論領袖,叫作許靖、許劭,是一對堂兄弟。弟弟許劭,名聲尤在其兄之上,他的品評,影響力早已突破汝南,擴及全國。許氏兄弟每個月初(月旦),都會召開一次人才評論大會,給鄉裏的人物進行排名。就連袁紹這種四世三公的公卿子弟,都十分忌憚許劭的影響力。青年袁紹從濮陽縣令的任上退下來時,廣率車眾賓客,一路豪華鋪張;臨近汝南,卻突然遣散賓客,撤去車馬,隻坐了一輛簡樸的小車,低調入境。有人詢問:“何以低調如此?”袁紹尷尬地笑道:“我怕許劭那張嘴。”

輿論領袖不僅對每個地方的人才品頭論足,而且逐漸排出了一張全國人才排名榜。名列榜首的叫作“三君”,分別是當時的外戚領袖竇武、士人領袖劉淑和陳蕃。次一等的叫作“八俊”,以士人領袖李膺為首。再次的,還有八顧、八及、八廚等名目。這些榜上有名的人物,自然也成了知名的輿論領袖,在士人和青年學子之中,有著無與倫比的號召力。如果能夠得到這些人的好評,原本不入流的人,可以躋身排行榜;原本在榜上的,可以迅速躥升排名。用一個現代營銷的術語,這叫“打榜”。

曹操想要在太學生中脫穎而出,就需要找人幫忙打榜。但曹操自己也知道,他就算踮著腳,也夠不著這幾位榜單上的人物。他在太學期間,掂量著自己的分量,找了一位自認為還算對口的次等名士。

《世說新語》注引《楚國先賢傳》記載:“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

這段話是說,當時有一位社會名流,名叫宗承。此人雖然不夠格進入全國人才排行榜,但也具有地方性的影響力。曹操自認為,自己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好歹也算個太學生;宗承是個二三流的社會名流,與自己也算匹配。如果能夠得到他的好評,名聲多少能夠漲一點兒,也許就能夠著更高級別的輿論領袖了。

曹操想得挺美,可當他興致勃勃來到了宗承家門口,一下子就傻眼了。

原來,和他抱著一樣的想法來到宗府的人,不計其數。宗承盡管隻是個二三流的名流,但仍然門庭若市,每日賓客盈門。不要說找宗承套近乎了,就算搭句話、要個簽名都很困難。宗承就在人群簇擁之中,在客廳高座之上,與各路人士談笑風生。曹操沒有辦法,找了一個角落蹲下,遠遠望著宗承,默默等候時機。他心想:我就不信逮不到一個空當,和你套上一句話。隻要耐心夠足、臉皮夠厚,一定有機會。

功夫不負有心人。曹操等了老半天,終於等到宗承結束了一個話題,站起身往外走,看樣子是去如廁。曹操一看,天賜良機,豈容錯過?趕緊三步並作兩步,一路屁顛屁顛跟了上去,繞到大堂背後,緊緊跟著宗承。

眼見宗承如廁結束,正在洗手,曹操腆著臉湊上前去。宗承見這個陌生人跟蹤自己,十分警惕與反感,擦著手,皺了皺眉。

曹操沒有察覺宗承的反感。他隻是想到,終於有機會和自己的偶像近距離接觸,心中無比激動,立刻流暢地背誦出那段在心中默念了無數次的開場白:“我是曹操,字孟德,我是沛國譙縣人,我爺爺是曹騰,我爹是曹嵩。我非常仰慕您,想和您交個朋友。”邊說著,邊伸出手去,想要和宗承握手。這在漢代,叫“捉手禮”。

宗承看都沒看他一眼,擦幹手,走了。剩下曹操,伸著一隻手,保持著打算握手的姿勢,非常尷尬。

這裏不妨提前交代一下宗承後來的結局。曹操成功之後,專門把老態龍鍾的宗承找到,得意地問他:“現在,可以與我交往了嗎?”曹操的心態是:昨天的我,你愛答不理;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沒料到,宗承還真是個硬骨頭。他梗著脖子,黑著臉,說:“鬆柏之誌猶存。”你還是當年那副模樣,我還是當年那個態度。曹操又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宗承兩次令曹操下不了台,他是曹操生命中一個無法征服的人物。權力無法征服的傲骨,就是中國曆史的脊梁。這是後話,且繼續來看年輕時的曹操。

象牙塔外,是流血的仕途

投機不成,反遭受了一次羞辱,少年時就號稱足智多謀的曹操,這次無疑是大大地失算了一把。那麽,宗承為何會如此看不起曹操呢?原來,這並不是因為曹操生性頑劣、名聲太差,也不是因為宗承自命清高、目中無人;曹操遭到冷遇,真正的根源其實在他爺爺曹騰身上,還和之前發生的一起著名政治事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宗承,是儒家名士;曹操,是宦官的孫子。在東漢末年,名士和宦官分屬兩個互相敵對的政治派別,形同水火,勢不兩立。照理來講,名士和宦官,一個論政於朝廷,清談於民間,一個內侍於宮掖,步不出禁中。二者本該井水不犯河水,為何卻會結下不共戴天之仇?

要想搞清楚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還得回到曹操十一歲的時候,翻開一份曾經震動朝野的驚天大案的卷宗。

公元165年,李膺被任命為司隸校尉。東漢將天下分為若幹行政區,其中之一叫“司隸校尉部”,包括首都及其附近地區。司隸校尉,就是這個區的最高長官。司隸校尉的權力非常大,不僅負責首都地區的治安,還對朝廷百官有監督之責。

李膺剛剛上任,就接到一份舉報信,信中說:野王縣縣令張朔貪贓枉法、魚肉鄉裏,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殘殺了一位孕婦,令人發指。野王縣是司隸校尉轄區內的一個縣,離洛陽很近,可以說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張朔區區一個野王縣縣令,為何膽敢在天子腳下如此囂張跋扈?

因為他的背後,有人撐腰。張朔的哥哥,正是東漢末年第一大宦官,張讓。

後宮的宦官,也有自己的晉升階梯。階梯頂端,叫作“中常侍”。能夠做到這個職位的宦官,千裏挑一。曹操的爺爺曹騰,就曾擔任中常侍。但同樣是中常侍,權力還有大小之分,威勢還有高下之別。東漢末年最有權勢的宦官,一共有十二名。《後漢書·宦者列傳》將之統稱為“十常侍”。張讓就是這“十常侍”之首,可謂是宦官中的佼佼者。後來的漢靈帝曾公開宣稱:“張常侍是我父親,趙常侍(趙忠)是我母親。”張讓的威勢,由此可見一斑。所以張朔雖然隻是一個小小的縣令,卻能在天子腳下橫行無忌,甚至公然殺人,而多年來無人過問;李膺之前的曆任司隸校尉,也都隻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李膺和他的前任們不同。得知此事,李膺拍案震怒,下令緝捕張朔歸案。張朔這邊也已經得到了風聲,知道李膺不好惹,是一塊硬骨頭,索性棄官逃跑。但他沒有往境外跑,反而往首都跑,跑到哥哥張讓的府上求助。

張讓雖然勢焰熏天,但也不敢與李膺正麵衝突。他深知李膺名列“八俊”之首,是天下人才排行榜名列第四的人物。以張讓的權力與手腕,迫害李膺並非難事,但他也害怕引起公憤。權衡之下,便讓弟弟躲藏在自己的深宅之中。

沒想到張朔前腳進門,後腳就有家丁來報:“司隸校尉李膺已率領兵卒上門搜查,小的們難以抵擋,眼看就要闖入!”張朔嚇得六神無主,哭倒在張讓腳下,求哥哥救命。張讓也感到驚慌,但他很快鎮定下來,命家人帶領張朔,到一個絕密之處躲藏起來。

張朔剛走,李膺就率兵闖入,四處搜索,卻不見張朔人影。李膺正納悶,忽然發現家中有一根柱子,格外粗大;彈指一叩,是空心的;再看張讓,已麵無人色。李膺冷笑一聲,下令劈開大柱。張朔早已在柱內嚇得屎尿失禁,癱軟在地。李膺命手下將張朔從柱中揪了出來,一路拖回衙門,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很快,張朔那顆臃腫肥碩的人頭,就懸掛在了衙門外的旗杆之上。

張讓見弟弟被殺,立刻跑進宮中,向漢桓帝告狀,哭聲動天,樣子十分可憐。漢桓帝,按說也是中國曆史上出了名的昏君,但是一來顧忌李膺所代表的士林清議,二來也實在不好意思昧著良心包庇張讓兄弟。此事實在是因為張朔太不像話,光天化日殺害孕婦,一屍兩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本來就該當死罪。漢桓帝嗬斥道:“你們這幫狗奴才,以後就算做壞事也別搞得這麽明目張膽,朕想包庇你們都做不到!”痛罵一頓,讓張讓滾了。

回頭再說李膺。

東漢一朝,宦官本與外戚輪流專政,到了末年,宦官更是後來居上、一手遮天。當時的天下,遍布著宦官的爪牙,橫行鄉裏,為非作歹。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李膺剛剛上任,就不負眾望,雷厲風行地處死了惡貫滿盈的張朔,有力地打擊了宦官集團的囂張氣焰,真可謂大快人心!

李膺本人,就此一舉成名。當時天底下到處都是他的粉絲,還有統一的口號:“天下模楷李元禮。”(《後漢書·黨錮列傳》)李膺字元禮,所以叫他李元禮。李膺成為天下人爭相學習的楷模,能夠和李膺說上一句話都足夠炫耀一輩子。得到李膺的好評,時人擬之為“登龍門”。中國古代傳說,黃河中的鯉魚如果能夠躍過龍門,就能化龍升天;李膺的好評,能點鐵成金,令人身價百倍,正如同鯉魚化龍一般。

人們以為李膺的這次勝利是一個開始,沒想到卻是一個結束。這番令人鼓舞踴躍的情形,僅僅維持了不到一年。公元166年,又發生了一起案件:張成之子殺人事件。這起事件給李膺為首的士大夫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宦官有個黨羽,名叫張成,是一名方士,也就是算卦、煉丹、求仙之輩。這一年,張成從大內之中得到了一個絕密的情報:朝廷即將頒布“大赦令”。所謂“大赦”,一旦發布,所有罪行,一筆勾銷。

張成得知此事,大喜過望。他不敢透露消息的來源,隻能假稱是自己預測所知。張成找來兒子,對他說:“我夜觀天象,掐指算來,朝廷近來要頒布大赦令。你平時與誰有宿怨,盡管報仇。大赦令一下,包你無罪。”

張成的兒子非常高興,出門就殺死了一個仇人,被李膺逮捕。張成的兒子氣焰囂張,在牢裏放話:“等著瞧吧,你早晚得放老子出去。”李膺感到奇怪,此人為何如此囂張。

沒過多久,朝廷果然頒布大赦令。不僅張成之子得意揚揚,張成本人也放出話來:“違反大赦令處刑,乃是大逆不道、違抗詔書。我勸你乖乖把我兒子放出來吧!”這話傳進李膺耳中,他勃然大怒,毅然違背朝廷大赦令,強硬執法,將張成的兒子處死。

弄巧成拙,兒子慘死,張成痛哭流涕,向他的宦官靠山求援。宦官一看,這確實是個好由頭:李膺違抗大赦令殺人,這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為。宦官們不滿足於打倒李膺一人,他們還想借此機會摧折士林,打倒整個士大夫群體,於是向皇帝告發:第一,李膺目無王法,連朝廷的大赦令都敢公然違背,頂著詔書殺人;第二,李膺為什麽敢如此囂張?當然是因為他背後有一群人。李膺等人結黨營私、黨同伐異,勾結起來違抗君命,這對皇帝的專製大大不利。

後麵這番話,戳中了皇帝的心病。

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黨”絕非一個好字眼兒。《論語》有雲:“君子群而不黨。”君子是合群的,但不會結成固定的集團。《荀子》也說:“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結成固定的利益集團,互相援為聲氣,環繞君主,圖謀私利,這種臣子早晚要謀朝篡位。所以,中國古代皇帝最忌諱朋黨,必欲除之而後快。

漢桓帝聞言,立即下詔:將李膺等兩百多名“黨人”逮捕入獄。

李膺入獄以後,各方人士奔走呼號,積極展開營救工作,給皇帝上書請願;太學生也不念書了,跑出來遊行示威,搞太學生運動。中國曆代每當朝政不清明之時,都會爆發太學生運動,抗爭暮氣沉沉的政客,彰顯出青年人對國家和民族的擔當。而太學生運動的發源,就在漢朝。

李膺在監獄之中,也想了一條妙計。不待嚴刑拷打,他就坦然承認了自己的罪名:“我們的確結黨營私,黨羽遍布天下,甚至侵入了皇帝的身邊。”審訊人員大喜過望:“哦?快說,你們有哪些黨羽?”李膺一本正經地說:“某某宦官的侄子,是我們犯罪團夥的骨幹分子;某某宦官的外甥,是我們打入朝廷內部的奸細……”

審訊人員最後拿著一份“黨羽”的名單,無奈地交給宦官。宦官們一看大事不妙:你再這麽招供下去,我們可就得全體進監獄陪你了。此外,也迫於外界抗爭聲勢逼人,宦官們生了妥協之心,勸諫皇帝:“李膺他們其實也沒什麽大罪,放了算了。”

漢桓帝哪有主見?他說:“當初是你要抓他,抓他就抓他。現在你們又要把他們給放了。反正你們自己惹出來的事,自己收場吧。”

最後,“黨人”們死罪可免、活罪難饒,都被罷免職務,禁錮終身,上了朝廷的黑名單,一輩子不允許再出來從政,其子孫也嚴禁為官。這次事件,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錮,就是禁錮終身。第一次黨錮之禍,以儒家士大夫的全麵失敗而告終。

第一次黨錮之禍剛剛結束,就傳來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一代昏君漢桓帝終於駕崩了!

壞消息是:一代昏君漢靈帝,繼位了。

諸葛亮後來寫《出師表》,說:“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他與劉備每當談論漢代曆史,總是歎息、痛恨漢桓帝和漢靈帝這對昏君。在中國曆史上,“桀紂”是暴君的代名詞,“桓靈”則是昏君的代名詞。

漢靈帝和漢桓帝相比,誰更昏呢?漢靈帝本人也有這個疑問。曾經有一次,他問一個官員:“你看我比起先帝漢桓帝如何啊?”被問的這個官員很為難:說老實話,你們倆一對活寶,都是昏君,我很難比出來你們誰更昏一點兒。但是不能說實話,說實話要掉腦袋。這個官員於是很巧妙地說:“皇上您和先帝相比,就像舜和堯相比一樣。”什麽意思呢?堯舜,那是中國曆史上名垂千古的明君,他們倆是一個層次的;您和漢桓帝,將來也是中國曆史上遺臭萬年的昏君,你們倆也是一個層次的。

不過漢靈帝剛即位的時候,年紀還小,沒有能力獨立作孽。照著東漢幼主登基、母後臨朝的規矩,朝政掌握在漢桓帝的皇後竇太後手中。竇太後也照例封她的父親竇武為大將軍,又任命士林領袖陳蕃為太尉,協助她一起處理朝政。竇武和陳蕃,分別是天下人才排名榜上第一、第三的人物。其實竇武這個第一,是吹捧出來的,是士大夫們爭取外戚支持的一種策略;而陳蕃這個第三,卻是名副其實的。

陳蕃有一個故事,家喻戶曉。他十五歲時,閉門讀書,因為心無旁騖,自己的住處也無暇打掃。有個客人登門拜訪,一看這屋裏麵太髒了,指責他:“你怎麽搞得這麽髒亂差呀?怎麽也不打掃一下?你這是待客之道嗎?”

陳蕃回答:“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我陳蕃,乃是堂堂大丈夫,從來不搞什麽大掃除;我要搞大掃除,就要掃除整個天下,我要把天底下所有肮髒的、汙穢的、醜惡的東西統統掃除幹淨,還人間一片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陳蕃此人雖然在生活中不拘小節,但是他有道德上的潔癖,不可能容忍宦官就這麽胡作非為下去。

陳蕃上任之初,盡管已是七十多歲的老翁,但他拿起少年時代掃除天下的氣魄,打算大幹一番,徹底終結為害東漢百年之久的宦官之禍。他的策略是聯合外戚領袖、大將軍竇武,動用軍力,一舉鏟除宦官。外戚、宦官,本來都是士大夫的對立麵,但迫於漢末宦官獨大的局麵,剩下的兩方也不得不聯起手來。

但是陳蕃畢竟是一介書生,竇武也隻是一個養尊處優的外戚,兩個人都沒有實際領導政治鬥爭的經驗和能力,不能夠當機立斷。而當時的宮殿內外,到處都是宦官的眼線,所以消息很快就走漏了。要玩陰的、玩狠的,宦官可比陳蕃、竇武厲害多了。他們先下手為強,利用手頭有限的兵力,圍困逼殺了竇武。

陳蕃聽說竇武已死,心知大勢已去,決心以死明誌。他率領屬下和學生八十餘人,挺劍殺入宮門,振臂高呼:“大將軍忠心為國,何故殺之?”須發皤然,正氣凜然。宦官迫於陳蕃的氣勢,不敢殺戮,乃命兵卒將之圍困數層。陳蕃力鬥被俘,死於獄中。

宦官幹掉了竇武、陳蕃,還要秋後算賬,拿出上一次黨錮之禍的黑名單,把李膺等人重新抓捕入獄,嚴刑拷打。最後,李膺慘死在洛陽城的監獄之中。宦官們還不肯善罷甘休,繼續擴大打擊麵。前前後後被判處死刑、發配邊疆、終身禁錮的士人,共有六七百人之多。這次事件,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第二次黨錮之禍,又以儒家士大夫的慘烈失敗而告終。

東漢一朝三大勢力,分別是依附皇權而生的寄生蟲——宦官、外戚,以及秉承孔孟之道的精神,憑借察舉製度形成獨立集團的儒家士大夫群體。兩次黨錮之禍暴露出儒家士大夫的一個根本缺點:隻講道德,不講策略。兩次黨錮之禍,也標誌著作為漢朝正統思想的儒家思想徹底破產。儒家思想隻能空口標榜正義,卻無實現正義的能力,反而被小人利用,成為禁錮君子的武器。以“黨”為罪,正是《論語》《荀子》提供給宦官的武器。由此可見,從董仲舒以來唯我獨尊的儒家思想,在政治黑暗、奸佞當道的東漢末年,已經落伍、過時了,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了。如何改造舊的儒家思想,引導新的思想潮流,成為當時的一個新課題。

竇武、陳蕃死的時候,曹操十四歲;李膺死的時候,曹操十五歲,剛剛進入太學。黨錮之禍發生以後,太學之中早已風起雲湧。太學生們“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太學的輿論也是一邊倒,紛紛支持黨人,反對宦官。現在來了一個曹操,竟然是宦官的孫子。可想而知,曹操剛來到太學的時候,同學們都孤立他、鄙視他、唾棄他,沒有人願意和他交往。而宗承作為儒家的名士,不願意和曹操握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宦官和士大夫的勢不兩立,給曹操的仕途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出身宦官家庭的他,要想在士大夫眼裏有個好名聲,進而讓社會名流舉薦自己入朝為官,簡直比登天還難;而此時,作為士大夫的死對頭,宦官們卻正把持朝政,作威作福。假如曹操投身宦官門下,憑借爺爺曹騰的名分,似乎更容易出人頭地、飛黃騰達。在這個關鍵時候,曹操將會如何抉擇?在敵意橫生的太學之中,青年曹操又通過什麽樣的特殊手段才能讓自己突出重圍、一鳴驚人呢?

直達天聽,給天子寫信

曹操在太學裏遭遇了同學們的冷暴力,誰都不願意和一個宦官的孫子來往。現在不要說提高知名度了,就連改善形象,做一個普通的太學生都難。怎麽辦?在曹操麵前,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和太學生唱對台戲。我就是宦官的孫子,我怕誰?你們不接納我,我就跟你們死硬到底。反正現在宦官的勢力非常大,我本來就是宦官的孫子,放下心理負擔、不顧輿論壓力,全身心投靠到宦官的陣營中去,做他們的爪牙。這樣選擇,雖然名聲不好聽,但是正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高官厚祿根本不在話下。

第二條路,和太學生同台唱戲。我雖然是宦官的孫子,但是我深明大義,我大義滅親。你們遊行示威,我跟著一塊兒去,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出來現身說法,拿自己做一個反麵教材,我作為宦官的孫子,受了多少委屈,見證了多少宦官的罪惡,現在我決定痛改前非、洗心革麵。這樣做,雖然有熱臉貼冷屁股的可能,但也可能爭取到社會輿論的同情,從而改善自身形象,重新做人。

曹操會選擇哪一條路呢?曹操哪條路都不選。

首先,曹操沒有選擇與宦官同流合汙。漢王朝獨尊儒術,已有三百年之久。儒學所締造的一套名分禮教、大義微言,早已深入人們的骨髓之中;即便曹操這樣出身卑微、離經叛道之人,也不例外。宦官雖然勢焰熏天,但一來他們的勢焰隻是一時的冰山,一旦日出天明,必將融化為一攤汙水,從長遠來看,不宜與之同流合汙;二來宦官名聲太臭,世人爭以“濁流”目之,與這種人搞在一起,將來必成人生汙點,洗都洗不幹淨。

其次,曹操也沒有選擇紮堆湊熱鬧,和太學生一起去搞什麽遊行示威。兩次黨錮之禍,儒家士大夫的全麵失敗,讓曹操徹底認清了儒家思想的弊端。儒家標榜的是君子,君子坦****;而宦官是小人,小人做事情可以不擇手段。君子要和小人鬥,肯定要吃虧。兩次黨錮之禍,幾千個君子鬥不過幾十個小人,血淋淋的教訓擺在眼前;現在太學生居然不吸取教訓,還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直麵宦官們的明槍暗箭,那就注定了隻能以悲劇收場。以曹操的智謀,絕不屑於做這樣的蠢事。

曹操從小熟讀的是法家、兵家的著作,崇尚實用主義。哪種手段最有效,就采用哪種手段。現在既然太學生不帶我一起玩,那正好,你們走你們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我偏要來個一鳴驚人!

太學生采用的鬥爭手段,主要是遊行示威,在宮殿門口貼貼告示(《後漢書·宦者列傳》)。在曹操看來,這種手段的效果非常差。無論是遊行示威還是貼告示,雖然可以抓住老百姓的眼球,吸引社會輿論的關注,但是有一個關鍵的人物看不到;而如果這個人看不到,那麽一切努力都是白搭。

這個關鍵人物是誰?大漢天子,當今皇帝,漢靈帝。

所以,與其在外圍兜圈子,不如跳過一切中間環節,直達天聽,上書漢靈帝。曹操以一名太學生的身份,給漢靈帝寫了一封信。一來為黨錮之禍平反,為陳蕃、竇武喊冤;二來將矛頭直指宦官,指出宦官才是兩次黨錮之禍的罪魁禍首。當時朝廷已經給黨錮之禍定了性,要想給這樣一起政治冤案平反,需要冒極大的風險。從這裏可以看出,青年曹操具有非凡的勇氣和強烈的正義感,是一個對時代肯負責、有擔當的非常之人。

那麽,這份上書效果如何呢?史書給了五個字:“靈帝不能用。”漢靈帝不愧是一代昏君,果然沒有采納。

曹操一看A計劃失敗了,立刻啟動B計劃。合法的途徑走不通,那就隻好采用非法手段。曹操少年時代武藝高強。所以這個時候,曹操決定利用自己的一身武藝,策劃一次“斬首行動”,刺殺當時最有權勢的一個宦官頭子。

講到這裏,先停一停,我來為曹操做一個小結。

曹操此時才十七八歲,他做的這些事情、采取的手段,和後來的曹操相比,還顯得非常稚嫩。但是俗話說得好,三歲看到老,此時的曹操已經隱約表現出了幾個被他貫徹一生的優點。而這些優點,可以說是他最後成功的秘訣。

第一個優點:善於總結曆史教訓。

《漢書·刑法誌》記載了這樣兩句話,可能出自古兵書。第一句話是“善戰者不敗”。擅長打仗、擅長鬥爭的人,不會失敗。這當然是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百戰百勝,即便古之名將,包括曹操本人在內,也難以做到這一點。作為普通人,更容易失敗。那怎麽辦呢?

這就要看第二句話:“善敗者不亡。”善於處理失敗的人,不會滅亡。隻要不滅亡,就總有翻盤的機會。所以曆史上最可怕的對手,絕不是百戰百勝的人。百戰百勝之人,如剃刀般鋒利;但剃刀鋒利的刃口,極其容易崩缺。百戰百勝之人,隻要一次失敗,就足以羞憤自殺。真正可怕的對手,是如蟑螂般頑強,如鐵錘般堅固,反複擊敗卻難以消滅的人。曹操正是這樣的人。呂布、陳宮的兗州反水打不死他,張繡、賈詡的宛城驚變打不死他,袁紹的雄兵壓境打不死他,周郎、諸葛的赤壁烈火打不死他,關羽的水淹七軍、威震華夏還是打不死他。曹操最忌憚的對手劉備也是這樣的人物,《三國誌》稱之為“折而不撓”,被曹操追著打了一輩子,最終仍能立國西南,功成鼎立。

如何做才叫善於處理失敗呢?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不光是吸取自己的失敗教訓。古語有雲:“吃一塹,長一智。”這是沒錯的。自己親身經曆的失敗教訓,一定是最刻骨銘心的。但問題在於,曹操吃了赤壁之敗的塹,就永遠錯過了統一天下的機會;關羽吃了大意失荊州的塹,就踏上了走向死亡的不歸之路;拿破侖吃了滑鐵盧之敗的塹,餘生隻能困於孤島,無論長出多少智,都沒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善敗者關鍵要吸取別人的教訓,尤其是曆史的教訓。

兩次黨錮之禍,給太學生帶來的是義憤填膺。他們被憤怒蒙蔽了雙眼,隻想朝著宦官噴射仇恨之火,攘臂高呼:“宦官們太可惡了!兄弟們,跟他們拚了!”同樣是兩次黨錮之禍,給曹操帶來的卻是難得的教訓,活生生的失敗案例。失敗,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反思曆史,吸取教訓,避免走傳統儒家士大夫的老路,避免低水平重複失敗,這才是成功之母。

第二個優點:獨辟蹊徑,不走尋常路。

魯迅說過一句話:“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改一句:“地上本來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沒了路。”這不是惡搞,這兩句話是相輔相成的。

大家都在走的路,曹操不走。因為曹操看到:眾人熙熙攘攘的那條路,看似是條康莊大道,實則“此路不通”。所以曹操要另辟蹊徑,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你們都遊行示威,那我就直接給皇帝寫信;寫信沒用,趕緊換個思路,刺殺宦官。如果還不成,再想辦法,總之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尤其不能和那麽多人一起在一棵樹上吊死,死都死得毫無特點。

擁有以上兩個優點的曹操,懷揣利刃,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孤身一人悄然潛入洛陽的一座深宅大院。斬首行動,就此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