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無情勝有情
案情分析會上，來自刑偵總隊、東南州刑偵支隊和開裏刑偵大隊的二三十號人紛紛落座。
羅牧青見桌子上擺著桌簽，找到自己的名字，剛要坐下，朱會磊突然擋在前麵，伸手把他們倆的桌簽換了個位置，說：“您坐近點兒，看得清楚。”
眼看大家坐定了，她也不好推辭，便坐在了離大屏幕最近的位置上。
關鶴鳴認為開什麽會就說什麽話，既然開的是案情分析會，就不要說一句跟案情無關的套話、廢話。他開門見山，直入主題：“同誌們，開會。既然犯罪嫌疑人想要燒了現場卻沒如願，那就給我們留下了破案的機會。另外，我聽說咱們的一名民警兢兢業業地保護這個現場十八年。這些都在提示我們，一定要用好這個現場，通過現場徹底看明白前因後果、來龍去脈。”
關鶴鳴一副信心滿滿的樣子，而與其形成鮮明反差的是黔貴民警的士氣並不高漲。雖然都想破案，可是十八年了，大家對案件的性質、過程和作案工具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性別都還持有不同的意見。這案子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跨世紀懸案。當年案發時，中央領導高度重視，批示“速破此案”。可十八年過去了，連重點嫌疑人都沒確定下來。
“在座的都說說自己對案件的看法！”關鶴鳴用目光快速掃了一圈。
片刻的沉默後，有人發言。
“我覺得這個案子已經時過境遷，不再具備研究的價值。”一個聲音突然響起，“我這人說話直。在警力這麽緊張的情況下，抽出人來研究這個案子，有沒有必要？”
大家的目光先是投到這個看起來五十歲上下的民警身上，然後又集中到了關鶴鳴的臉上。
“你可以去辦更緊急、更重要的案子，現在就可以去。”關鶴鳴的聲音不太大，但是字字鏗鏘。他的棱角更加分明，表情更加堅毅。
會場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每個人都屏住呼吸，聽著自己的心跳，等待著下一秒的爆發。
時間變得十分漫長。
過了好一陣兒，關鶴鳴才又開口說話：“將心比心，如果被害的是我們的親人，我們還會不會覺得這個案子已經沒有再追究的必要？快二十年了，他們的親人沒有賣掉房子，等待的就是警察幫他們沉冤昭雪。他們等待的時間已經足夠長了！更何況，被害人裏麵還有一名我們的戰友。難道咱們就能眼睜睜地看著戰友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們對戰友的感情在哪兒？對群眾的感情又在哪兒？”
會場一片寂靜。
關鶴鳴就是這樣一個人，遇到他認為的原則性問題，絕不妥協和將就。真是看似無情勝有情！
他的聲音低沉卻富有張力，衝擊著會場裏每個人的心。
“現在之所以重新來研究，是因為案發十八年後，我們有了更先進的技術和理念。同誌們，這是我們推不掉的責任！案子不破，就要一直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如果誰對破積案既沒興趣也沒信心，可以直接退場。新成立的專案組需要的，是不服輸、負責任的人。休息十分鍾。”
大家悄然散去，羅牧青也跟著人流走出了會議室。
經過吸煙區的時候，她聽見了兩個人的對話。
一個說：“我看這架勢，說不定能破。”
另一個說：“還是頭一次見到這麽不客氣的公安部領導，有股狠勁兒。”
羅牧青心想，這也是我見過的最怪的領導。
十分鍾後，大家再次就座的時候，每個人的神態都有了明顯的變化。沒人低頭看手機，沒人閉目養神，沒人東張西望……
有了前車之鑒，誰還敢往槍口上撞？關鶴鳴是來搞案子的，不是來看麵子的。
關鶴鳴指著大屏幕說：“把‘10?17’案件現場照片調出來，誰勘查過現場誰來講。”
黔貴省公安廳刑偵總隊副總隊長周林覺得沒人比他更有資格詳細介紹這起案件，於是他應聲答道：
“當時我參加了兩起案件的現場勘查。事實上，兩起案件有相似之處。電影公司樓上樓下都有不少人，又是夜裏，如果馬一昆發出喊叫聲，應該會驚動樓裏的人。但是，沒有人聽到喊叫或者打鬥的聲音。這個情況跟銀行行長被殺案類似，行長一家被殺的時候，也沒有鄰居聽到打鬥的聲音。另外，馬一昆的手機被插到後頸處，銀行行長的肩頸下有茅台酒瓶蓋，他的妻女身上蓋有衣物。我們懷疑這是刻意擺放，有可能是某個地域或民族的風俗習慣。”
周林個子不高，長得挺敦厚，說起話來從來都不拐彎抹角。案發時，他隻是一名大案處的偵查員。為了偵破“開裏兩案”，他在開裏專案組幹了八年。那段時間，他常常睡不好覺，總是重複做著情節相似的夢，常常被槍聲或者破案的喜訊驚醒，醒來才知道不過是夢。若不是後來妻子病重，需要換腎，他可能會在開裏工作更久。十八年過去了，周林的心裏一直放不下此案，他把最好的年華都獻給了“開裏兩案”。這是他心裏的“死結”，就像懸在嗓子眼兒裏的一根刺，時時刺痛著他。
關鶴鳴問：“東南州有多少個少數民族？”
“三十三個。少數民族人口占州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多。”
“哪個民族人數最多？”關鶴鳴問。
“侗族。”周林答道。
“了解到哪個民族有這方麵的風俗習慣了嗎？”
周林說：“這個還沒問到。”
他邊說邊從公文包裏拿出一個小小的U盤，走到發言席，用一雙粗大的手把U盤結結實實地插到了筆記本電腦接口上。很快，大屏幕上顯示出了“10?17”案件的現場勘查照片。
“這棟小樓隨著城市改造，已經拆除了。以前是電影公司，一共三層：一樓是錄像和電影放映廳；二樓是辦公室；三樓除了兩間庫房外，其餘都是宿舍。馬一昆住在三樓。犯罪嫌疑人殺了馬一昆後，從二樓平台往下走，在樓梯上留下了成趟的帶血足跡。作案工具是鈍器，有可能是一種膠皮錘。頭皮沒有明顯破損，但是顱腦損傷嚴重。據法醫分析，工具大而且重，但有別於鐵質工具。經過在豬頭上做實驗，木槌類的工具可以造成這種損傷，也有可能是直徑八厘米左右的膠頭錘。”
大屏幕上顯示出一個血淋淋的豬頭，羅牧青下意識地閉了一下眼睛，又趕緊睜開。雖然恐怖，但不能錯過，這是一名記者的本職工作。
周林胸有成竹地介紹著：“有一個目擊者說，在電影公司附近看見一個人帶著‘馬桶包’。電影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員說，上樓取膠片時，樓道裏的燈還亮著。下樓時，燈就滅了。勘查時發現電燈拉線斷了，懷疑是人為破壞。”
關鶴鳴連忙問：“被破壞的電燈拉線還留著嗎？”
周林略顯尷尬地說：“那個年代，DNA還沒有發展起來，所以沒有留。那時候，比較重視提取指紋。”
關鶴鳴沒再就此追問，轉而問道：“對銀行行長一家被殺的犯罪過程，是怎麽分析的？”
周林對答如流：“中午1點40分，銀行行長的女兒要上學，背著書包準備出門。至於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入室的，到現在大家的意見都不統一。我傾向於事先在門口守候，在女孩打開門的一瞬間，他們奪門而入。小女孩往屋裏跑，手裏的米花糖灑了一地。犯罪嫌疑人往屋裏追，扼住女孩的脖子——她脖子上有扼痕。女主人聽到聲音，把衣服穿好，從臥室裏跑出來，在客廳裏被殺。行長在睡覺，聽到聲音，從臥室裏出來，走到客廳，被嫌疑人控製住之後，頭部中槍昏迷，倒在沙發上——沙發縫裏有大量血跡。但是，行長當時沒有死。蘇醒後，他被犯罪嫌疑人開槍擊中死亡。緊接著，嫌疑人對所有人補刀加固。從有多處貫通傷看，犯罪嫌疑人力度強，屬於青壯年。”
“除了行長一家，現場還有一名女鄰居。你們認為她是什麽時間被殺的？”關鶴鳴問。
“犯罪嫌疑人奪門而入時，女孩的呼救聲被鄰居們聽到了。鄰居認為是夫妻倆打小孩，就打電話給對麵樓的劉雲，也就是行長妻子的好朋友，讓她去勸。下午兩點多，劉雲步行進樓，然後敲門。正在翻找財物的犯罪嫌疑人打開門，把她拉進去，殺死在進門處。劉雲身上有抵抗傷，我們認為她是最後一個遇害的。”周林說。
關鶴鳴接著問：“你們對現場提取的指紋的利用價值怎麽看？”
周林直率地答道：“目前，大家的觀點還不統一。行長何健康家的臥室衣櫃前邊有個衣帽架，比較礙事，疑似犯罪嫌疑人用手撥開時，把衣帽架掰斷了，留下左手四枚指紋。我認為，這是最有利用價值的。‘阿詩瑪’香煙上也提取到了左手指紋，推測是食指，但與這個四連指食指的指紋對不上。”
周林對案情倒背如流，然後又補充了一下：“何行長的社會關係相當複雜。在被害前，他參加過銀行內部的競聘，據說希望很大，但最終被黑馬截停。還有就是裝修工程的包工頭，曾分別承接過銀行辦公樓和他家的裝修項目。因為尾款支付問題，包工頭曾去銀行找過他多次，兩人最終以翻臉收場。”
聽到這裏，關鶴鳴轉頭問朱會磊：“指紋熏顯後，還能檢出DNA嗎？”
朱會磊答道：“時間短可以，但時間長了不敢確定。”
關鶴鳴問：“周總，彈殼還都留著嗎？”
周林說：“彈頭和彈殼都在。”
關鶴鳴追問道：“汙染了嗎？”
周林一臉尷尬地說：“我們這邊偏遠，技術落後。2004年拿到東南州去檢驗，當時的人還沒有戴手套的意識，很多人拿在手裏看過，主要是想找指紋，反複處理過。有一件舊的襯衫留在現場，袖口沾有血跡。地上扔了個空盒子，說明犯罪嫌疑人換上了行長的新衣服。舊襯衫的衣領和袖口上油漬比較多，以為能檢出DNA來，後來送到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說汙染太嚴重了，沒檢出來。當時，他們對脫落細胞這一塊根本沒有意識。”
“現場的物品，比如茅台酒瓶蓋、空酒瓶瓶口，都檢過嗎？”關鶴鳴接著問。
周林說：“這些年，我們一發現什麽新技術就趕緊拿去檢。2006年，送到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檢過，都沒檢出來。當時也采了很多指紋，全國都查過了，就連黔貴籍在新疆的服刑人員都調查了。我們分析，可能有沿海作案特點，有可能是雇凶殺人。前些年專門給廣粵的幾個地方發過協查通報，到現在也沒什麽收獲。”
周林認為，“開裏兩案”破不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兩名死者身份的特殊性，導致對案件關係人的排查一直不能順利進行。人員排查不徹底，導致案件的性質至今沒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