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搞案子的秘訣
周林的匯報，基本上可以代表案發十八年來黔貴警方的全部偵查結果。
根據介紹，關鶴鳴敏銳地發現，針對作案工具、作案過程、作案人數以及指紋應用等問題，黔貴警方內部並沒有達成共識。
決策層的意見不統一，就會讓民警在偵查中產生困惑，難以把握工作重點，無法形成工作合力。他意識到，這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必須盡快形成大家都認可的分析意見。
他思考了一下，說：“這次行動的目標案件，總共有九起，分量都很重。尤其是這起案件，驚動了中央領導。今天看到你們，讓我想起了四年前跟你們一起追捕周克年的場景。有的人一聽說就積極參與，有的老同誌主動帶著當年的筆記本，這種精神值得弘揚。針對‘開裏兩案’，這麽長的時間，你們不間斷地思考問題，什麽技術、條件都去嚐試，這都是認真負責的表現。”
四年前的深秋，做完腰部手術僅一個星期的關鶴鳴從醫院跑了出來。
他聽說先後在江蘇、湖北、湖南、重慶的銀行附近持槍搶劫殺人的犯罪嫌疑人在黔貴東南州作案的消息後，就再也不能安心養傷了。這名犯罪嫌疑人身手敏捷，下手狠毒，得手後迅速消失，給社會造成了極大危害和恐慌。
關鶴鳴直接跑到公安部，要求到黔貴參與偵破工作。情況緊急，又在用人之際，局長向國明雖然擔心關鶴鳴的身體，但此刻沒有別人更值得信賴，隻好皺著眉同意了。
犯罪嫌疑人連續三年間作案五起，案發五省市的監控設備都隻拍下了犯罪嫌疑人作案前後戴著帽子的圖像。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案發前精心踩點，總能在沒有安裝視頻監控設備的地方成功逃脫，所以誰也不知道他的相貌和身份。
關鶴鳴到達黔貴後，讓民警帶他到視頻消失的那條巷道去。
他發現巷道的盡頭有一個公交車站，推測犯罪嫌疑人是從此處上車逃走的。於是，他讓民警一個站點一個站點地走訪。除了三個公交車站點沒有監控設備，經過查看，其餘站點都沒有犯罪嫌疑人下車的影像。
關鶴鳴指揮民警鎖定三個公交車站，查找附近的攝像頭，但最終還是沒有看到嫌疑人的身影。
必須盡一切可能看清他的相貌。關鶴鳴親自到達三個公交站點，挨門挨戶地觀察，終於在一戶人家的房簷下找到了一個私人安裝的防盜攝像頭，從中獲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麵圖像。
腰部的劇痛，絲毫沒有影響關鶴鳴清晰的思路。首先通過圖像確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接著根據成長背景和經曆推測他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然後結合五起案件的作案過程、進出路線，對重點嫌疑人進行詳細刻畫。
關鶴鳴發現，這是一個心理素質極好、性格孤僻、行為反常的嫌疑人。這個人是孤兒，從小膽大，一向獨來獨往。既然城市裏找不到他的落腳點，那麽他很有可能藏在城郊一帶。
東南州是山區，關鶴鳴讓民警注意搜查城市近郊的荒山野嶺。
果然，民警很快就在一個亂墳崗發現了被人遺棄的背包和大衣。經過警犬追蹤，確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動路線。犯罪嫌疑人發現大批警力圍山後，很有可能乘虛而入，再次進入城區作案。
關鶴鳴果斷地指揮警力對重點街巷加強巡查，最終將嫌疑人擊斃在通往城區車站的通道上。
案件偵破告捷，關鶴鳴這才意識到腰疼得厲害，完全不能動彈。直到現在，他仍然不能久坐。
舊地重回，關鶴鳴抱著很大的期望。他的表情漸漸緩和了一些，話鋒一轉，說：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這起案子，有哪些沒做到位的。當初解決不了的事情，今天我們用信息化的手段來解決。把手裏所有的東西都挖掘出來了，我們再來研究這些東西怎麽用。指紋肯定要重點研究。另外，我聽有的同誌說，當年畫過像。過了十八年，畫像還能不能用？怎麽用？科技進步了，我們現在有了脫落細胞的檢驗方法，我認為可以嚐試一下。子彈和襯衫如果汙染不嚴重的話，也可以做一下，做出混合的DNA，拆分一下試試。你們說說對案件的看法，過去有什麽問題沒解決，以後怎麽高效地推進……”
東南州公安局刑偵支隊支隊長唐樹身上帶著明顯的刑警特色——眼睛裏布滿了血絲，眼袋和黑眼圈都十分明顯。
他說：“我對襲警搶槍的定性有看法。十八年來，一直沒找到兩個案子的結合點。我認為，犯罪嫌疑人選擇派出所副所長和銀行行長這兩個人絕非偶然，這兩個人與犯罪嫌疑人之間一定存在某種關係。當時，提取指紋采用哈氣的方法。看到衣架上有指紋，我先拍了照，然後用502熏顯。這個就是犯罪嫌疑人所留。這些年，我們在二十多個省進行了排查，都是人工篩查的，到現在也不知道排查到位了沒有。據我分析，這人肯定有作案前科。”
唐樹的話音剛落，技術人員高飛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來，聲音洪亮地說道：“我叫高飛，是被害人何淑嫻的同班同學。”
關鶴鳴不禁打量了一下這個精氣神兒十足的年輕人。
高飛有一點兒緊張，臉慢慢地泛紅，清了一下嗓子，然後說道：“我當警察也是受了這個案子的影響。何淑嫻是我的初中同學，性格很好。她的突然遇害讓我們特別震驚和惶恐。這個案子也成了我心裏的結。我現在是開裏刑警大隊的技術人員。我師傅龍敏參加過現場勘查，他帶著指紋去過全國很多地方，我也跟他去過幾次。這麽多年，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麽一直比不中？我找當年采集指紋的民警問過，他們說當時有一些不符合標準的輸不到係統裏。有些被扔掉了，有些就存在民警自己手裏。也就是說，有可能漏掉了。”
待高飛說完，他的師傅龍敏接過話茬兒：“我想請專家幫我們分析一下，像這種在很用力的情況下形成的變形的指紋，是否會影響鑒定結果，是否還有鑒定價值。四個鬥的指紋，能否通過人工幹預的方式來增加比中概率？”
關鶴鳴說：“為了早日給你的問題找到答案，指紋這一塊的工作就交給你們師徒了。到底怎麽利用，需要專家幫你們解決什麽問題，由你們來做一個方案。”
聽關鶴鳴這麽一說，龍敏和高飛不免有些激動。
他們沒想到最基層民警的意見能被如此重視，同時又被委以重任，這讓他們既有信心又有些擔心。
可是，就在此時，唐樹迫不及待地對指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四個指紋全鬥的人很少，判斷成連指指紋是否正確？我們過去在不間斷地比對，始終沒比對上。所以，方向這次一定要搞準。到底是四個指頭一次性摁上的，還是一個一個摁上的？”
對於指紋的爭論，早在關鶴鳴的意料之中。
他並沒有不悅，而是點點頭，目光從唐樹、龍敏和高飛臉上一一掃過，懇切地說：“那咱們這次就把這事兒校準了，看看到底是不是連指，到底能不能用。”
已經退休的黔貴省公安廳刑偵總隊原政委曲建寧一聽說要搞“開裏兩案”，立即帶著所有資料從貴陽趕過來參加案情分析會。
他像是憋了一肚子話，終於找到機會往外倒了：“為了這個案子，我來過幾次開裏。關於作案工具，我有話說。馬一昆頭上的圓弧形傷是一次形成的，如果多次打擊，傷痕不會這麽整齊。放射痕跡很長，明顯是用的大工具，八厘米的直徑。若是木質，由於質量不夠，可能不會這麽整齊，所以考慮是鐵質的。但這麽大的鐵錘，無法揮動。榔頭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鐵質，應該有穿孔性骨折，但沒有。”
曲建寧原是一名法醫，有著豐富的刑偵經驗，剛剛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他對這個案子有著很深的“感情”，當年屍檢時的場景曆曆在目。
“不好意思，曲政委，我打斷您一下。關於作案工具，大家的意見分歧比較大。您認為是什麽工具？”邱實微皺著眉頭問道。
“工具錘，我傾向於某種職業專用的工具。”曲建寧一邊比畫著長度，一邊答道，“應該是站立位迎麵打的。這個工具，犯罪嫌疑人使用得非常得心應手。他十分殘暴，下手既狠又快。馬一昆三十幾歲，是經過訓練的民警，但我們發現他連一點兒抵抗能力都沒有。我感覺嫌疑人不是單純為了搶槍，而是來了以後就想殺人……沒有交談，直接打在頭上。”
“您認為是報複殺人？”邱實問道。
“我認為有報複的成分在裏麵。隨後發生的銀行行長一家被殺的案件也能佐證這一點。當時案件性質定的是侵財，但中午一點多肯定有人在家，為什麽這時候來呢？這時候樓上樓下都有人，犯罪嫌疑人就膽敢進門殺人。可見，他進入現場很快，針對的是人，不計後果。女孩何淑嫻的書包一下子摔在地上，沒有移位。她是被一下子打倒的，心髒部位被刺了很多刀，可以說每一刀力度都很大。兩起案子補刀時都是一樣，對準左胸，不留活口，在殺人方麵相當熟練。女鄰居劉雲手上有抵抗傷。犯罪嫌疑人讓她進去，緊接著就開槍，接著刀就上來了，沒有過多地考慮，認不認識都不管，就想殺人。兩起案件用的基本上是同類型的刀。第二起案件有了槍以後，就不再帶榔頭了。行長的膝蓋上有表皮傷，考慮是跪在地上過。現場有翻動現象，但我認為這並不能掩蓋入室殺人的目的。”
東南州公安局副局長姚元平插話說：“行長中午休息比較有規律，犯罪嫌疑人對他的作息時間比較了解。”他雖然沒有參與過“開裏兩案”的現場勘查，但是後來也參加過幾次專項偵破工作。
“這是一起精心策劃的滅門案。”曲建寧越說越興奮，大有不吐不快之感，“如果是侵財，時間不對，方式也不對。在第一起案件中，他們搶了馬一昆的槍。十八年過去了，這把槍都沒出來。如果是搶劫，還會用這支槍去作案。所以，應該是滅門。殺人成功後，他們把槍掩埋了。”
姚元平說：“我建議把近年來全國涉槍案件比對一下。我敢肯定，這支槍的號碼沒有錯。作為曾經參戰的一員，我對此是有信心的。現在再去搞調查，不現實。所以，我認為指紋是犯罪嫌疑人所留，應該抓住指紋。那麽大的麵兒都沒比出來，說明有些工作開展得不理想。”
顯然，前麵幾個人的踴躍發言，讓大家有了參與的積極性。
“我是第二天到現場的。”黔貴省公安廳刑偵總隊大案處副處長黃剛感觸頗深，略顯激動地說，“當年搞了一年半，我主要負責內勤工作。因為搞這個案子，我得了個綽號叫‘黃總秘’。一叫這個綽號，我就馬上想到‘開裏兩案’。當時一共出了六十多期簡報，其中四十八期是從我手裏出去的。今天感覺這個案子有希望了。當時，技術人員說有認定的東西。現在過去十八年了，再進行性質的分析，我感覺沒有必要。第一，隻要是現場留下的生物檢材，我們就要好好利用。第二，這個案件的抓手就是指紋。現在就是不知道怎麽在茫茫人海中把這隻手抓出來。”
話音剛落，專案組的偵查員孟傑便迫不及待地說：“我參加過現場勘查。那時候，我還隻是剛畢業兩年的小警察。有兩件事一直困擾著我：一個是，行長夫妻倆的身份證沒有了，懷疑是犯罪嫌疑人拿走了，但是為什麽一直也沒人去銀行取款？另一個是，鞋印的花紋很特殊，我們花了很大力氣找鞋樣都沒找到。如果這鞋來自境外，那麽這個人也有可能出國了。我建議查一下當時的數據，把案發後一個月內，從東南州前往東南亞的人查一下。”
姚元平補充說：“我們浙江、福建都去過，都沒找到。後來又陸續到其他省找了，鞋樣庫裏確實沒有。”
東南州公安局局長王智賢剛到任不到一個月，四十多歲。他以前一直在基層工作，十分樸實，不笑不說話。他的普通話說得不太好，口音很重，但是非常努力地咬字。
對王智賢來講，“開裏兩案”既陌生又熟悉。他聽說過，但沒有參與過，所以對案件也是第一次深入了解。不過，他很有心，聽得很認真，事先做了功課。他發現，馬一昆戴眼鏡、個子小、十分單薄，因為分管的是特行，所以容易得罪人。他覺得，馬一昆可能是被人報複殺死的。而銀行行長當年是個風雲人物，不排除有人圖財害命——行長家的紀念幣全部被拿走了。他一邊思考，一邊謙遜地說道：
“聽了大家的話，很受啟發，我說說自己的看法。行長曾經跟幾個老板帶了幾千萬元去海南投資，答應給錢，後來又沒給，也不排除有人雇凶殺人。犯罪嫌疑人力氣很大，對人體構造比較了解，總共紮了三十多刀，都在一個部位，心狠手辣。這夥人生活上不算寬裕，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兩起案件中穿的是同一雙鞋。有錢的人會扔掉血鞋，他沒錢，所以洗幹淨接著穿。關於指紋，我認為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行長家有兩道防盜門，一般能進他家的人很少，就更不要說去臥室了。所以說，指紋肯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但是，鞋印的花紋一直沒有比對上。如果這鞋真的產自國外，那麽這個人還在不在境內呢？要大規模開展指紋采集工作，就必須明確一件事，那就是嫌疑人到底還在不在開裏。”
王智賢說完，一時沒人說話。
關鶴鳴輕咳了一聲，問道：“有幾個人從不同角度看到了紅衣女人，你們對紅衣女人怎麽看？”
大家沉默了。
這個問題沒有人願意碰。按理說，有超過三個人說看到了紅衣女人就應該可信。但是，案發十八年來，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是沒有研究明白。
關鶴鳴想借這個問題提醒大家，搞案子，必須要把案件的過程、細節想明白。要注重運用傳統的偵查手段，不能簡單地依靠生物檢材。要在反複思考中逐步“接近”犯罪嫌疑人，這樣才能準確判定排查圈到底有多大。
搞案子，最終靠的是人——這是搞案子的成功秘訣。關鶴鳴從不認為，有了先進的刑偵技術，就可以忽略人的巨大潛能。
因此，在案件分析會結束前，他還是說了一番鼓舞士氣、啟發思考的話：“十八年前的案件，現在還能說得這麽清楚，現場保護完好，當年的物證也都保存了下來，所有這些都能體現出大家的良苦用心。”
東南州刑偵支隊是一支經曆過很多大場麵、偵破過很多大案件的隊伍，對他們，關鶴鳴是有信心的。
關鶴鳴提高了聲音，用手指著對麵說：“跟我們交鋒的是很有心計的犯罪嫌疑人。他們精心預謀，有充分的前期準備，幹得很利落，並且事先預判到了作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現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第一個是案件的性質，能決定下一步的偵破方向，務必要搞清楚。第二個是物證方麵，前期對指紋的認識和利用都不充分。這跟采集、比對水平有關，要用現代的理念和技術重新研究。對於鞋樣，還要再深入拓展。所有東西都要重新檢驗。第三個，要進行現場重建。沒有解釋清楚的問題，這回必須解釋清楚。這兩天，我們偵辦組還要找大家深入了解案件。請大家做好準備，把當年的和這些年的筆記本都帶上。”
晚上，整理完一天的會議記錄，寫完這一天的觀察思考筆記，羅牧青躺在**，怎麽也睡不著。
她的大腦處於極度亢奮的狀態。白天在案情分析會上，屏幕上顯示的五具血肉模糊的屍體依次在眼前閃過，畫麵十分慘烈。馬一昆的頭部被砸得腦漿崩裂；小女孩何淑嫻的胸部被紮了十幾刀，血是暗紅色的。所有這一切，就像電影回放。她失眠了。
鞋、紅衣、錘……都是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