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望他還活著

下午兩點，繼續開會。

會議一開始，邱實就請大家對案件發表看法。但是，過了好一會兒都沒人說話。

徐佳良政委把手裏的煙蒂在煙灰缸裏用力摁了幾下，然後清了清嗓子，說：“我說說吧。這五起案子是同一個人幹的沒問題。這個人應當就是呼河縣人，對呼河縣的情況特別熟悉。這個人連續殺掉張阿貴和赫愛成後，在警方嚴密防範、高度警惕的情況下，不僅繼續作案，而且在選取對象時，抓住了馮木體弱、馮妻患精神病的弱點和他家雖然偏僻但周圍四通八達的便利條件。另外，童輝家也特別偏僻，住房周圍道路複雜。可見，犯罪嫌疑人對環境熟，對人熟。”

對於這個案子，關鶴鳴並不陌生。

案發時，關鶴鳴正在警校上學。這個案子轟動了全國，所以從那時起，他就十分關注。在鶴崗工作了二十多年後，他被調到龍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任政委。一上任，他就想把這個案子拿起來。可是，那些年案子多，沒有辦法調集精幹力量辦積案。後來，他受命調到北京，任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四年前，他提出把這個案子再攻一下，於是讓龍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把案件的相關資料給他遞了一份。不湊巧的是，那年國家級重大活動安保任務很重，他隻好又把“呼河大俠”這個案子放下了。

這次，龍江省又把這個案子報了上來，他決心弄個水落石出，一定要跟這個老謀深算的隱形殺手過過招。

案件過去三十年了，呼河縣城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記憶中的小街小巷都已經消失殆盡。

現在，此案已經成了一起案發現場消失、物證嚴重缺失的案件，儼然是一座沒有任何提示的迷宮。

根據多年的刑偵經驗，關鶴鳴認為犯罪嫌疑人就在警方畫定的圈子裏。

可是，為什麽他一次次作案，又能一次次全身而退呢？不是他用了障眼法，就是警察自己障了自己的眼。排查中漏掉了，這種可能性極大。排查漏掉，無外乎兩種情況：其一是排查條件本身定得有問題；其二是民警工作不細致，或者出現了“燈下黑”。

案子過去三十年了，現在再重新大規模排查，顯然已經失去了條件。該從哪裏突破呢？

徐佳良有備而來，對案件相當熟悉。也許對他的魁梧身材來說，椅子有些窄了，坐久了很不舒服。於是，他挪了挪椅子，坐正身體後說：

“我們當時給出的條件，是身高一米七五，體形中等，會熟練使用槍支，會騎摩托車。這個條件，應該說比較精準，但人還是漏了。總結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麵。當時的刑事技術裝備、條件相對落後，現場勘驗的理念同現在有差距。比如說，當時不懂什麽是DNA，對犯罪嫌疑人拋棄的衣物上的汗斑隻做了血型檢驗。另外，受時代的影響，對犯罪的動機和目的認識不清晰，究竟是針對特定對象的搶槍後報複殺人，還是針對不特定對象的仇視社會犯罪，認識不統一。由於被害人身份的特殊性，調查不深入，排查工作不到位。此外，當時推斷年齡在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現在看依據不足。實際上，犯罪嫌疑人用麵罩遮臉，且案發於天黑以後，很難推斷犯罪嫌疑人的年齡。現在重新來搞這個案子，難度又增大了。”

說完，徐佳良從煙盒裏抽出一支煙，拿起金屬打火機，“叭”的一聲打開蓋子，火光亮起，點燃，深吸了一下。

聽到這裏，關鶴鳴想起了一個傳聞。

當年在排查此犯罪嫌疑人時，一名派出所民警所管片區人口多，一個人一個人地拉皮尺量身高速度太慢，於是腦洞大開，拿了一根竹竿，先用尺子量好一米七五的長度，然後截下來。他帶著這根竹竿去排查，用竹竿一比，“超高了”、“不夠高”，一目了然。

表麵看來，這個方法還真提高了效率，但實際上體現了民警機械操作的弊端。偵查中推測出的任何一個條件，都隻是參考，必須要結合現場綜合分析，排查時更不能以偏概全。僅憑身高一項就排除，顯然會漏掉。

關鶴鳴的眼神全照顧到了，看來沒有人再打算就案件發表觀點。

沉默了一小會兒，他深有感觸地說：

“首案距現在快三十年了。案發時，我們在座的大多數人都還沒進公安的門。雖然這案子不是在我們那個年代發生的，但這麽多年過去了，案子沒破，責任落在我們這代警察的身上了。就在上個月，浙江辦了一起在英中國留學生殺人案件。當時，主辦這起案件的英國警察已經退休了，但是他聽說案子在中國開庭了，就表示要自費來中國觀看庭審，以完成心願。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別的不講，隻講責任心。警察這個職業，最需要的就是責任心。”

會議室裏隻有煙霧在嫋嫋地飄著。

每個人的表情都特別嚴肅，抽煙的人動作也漸漸慢了下來，輕了下來。

“這個案子的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確定，造成社會上傳聞很多，甚至有人把這樣一個窮凶極惡的歹徒描繪成了佐羅式的‘呼河大俠’。一起案子，傷害的不僅僅是被害人及其家屬……也損害了整個公安隊伍的形象，影響了政府的形象。當年的理念和條件跟現在不一樣，留下來的東西很少。但是，再難，我們也得幹。我們幹得下來，是我們的功夫下到了。幹不下來，也要把最確鑿的東西留給後邊的人。”

他的話發自肺腑。聲音不大，語調也沒有那麽抑揚頓挫，但字字鏗鏘，像鼓槌一樣敲擊著每個人的心。

聽了這席話，羅牧青不由得把臉轉向了關鶴鳴。

她禁不住肅然起敬，對他有了一種新的認識。

調到公安部工作五年了，關鶴鳴依然改不了親自參與辦案的習慣。他始終認為自己不論走到哪一步，都還是一名刑警。刑警的天職就是破案，就是維護公平正義。“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他決心把這個“呼河大俠”徹底掀翻。什麽“呼河大俠”，一個殺人犯居然披上了光鮮的外衣。可是，不破此案，顯然無法以正視聽。

“雖然我們已經失去了大規模排查的條件，並且當年的保管條件差，生物檢材都失去了檢驗條件，但我們還是有可能破案。沒有破不了的案，隻有下不到的功夫。咱們還是要從找人入手。既熟悉人，又熟悉路，殺人的地點都是小街小巷，還會用槍，恐怕這樣的人在呼河縣並不多。我看過這個案子的資料，裏麵都是圍繞被害人的關係圈展開的調查，很細，很好。如果不出意料的話，應該就在你們排查過的人裏麵。”

聽到這裏，大家隱約覺得關鶴鳴就要說出一個名字來了。

四年前，關鶴鳴拿到了一份名單，上麵有呼河縣所有在案發前服過兵役的男性信息資料。

四年來，他隻要有空就對這份名單仔細研究。他發現，有兩個人，單從提供的簡要資料看，極其相像。一個叫吳慶生，一個叫吳超勇，兩個人都當過兵，都接受過槍支使用訓練。吳慶生身高一米七五，吳超勇身高一米七七。吳慶生在郵局工作，是一名郵遞員，案發時三十六歲。吳超勇在供電所工作，是一名查表工，案發時三十三歲。兩個人都具有隨時深入小街小巷踩點的便利條件。

凡是出現在名單上的人都被排查過，當年為什麽被排除了？

關鶴鳴不明其中的原因。

於是，他問道：“吳慶生、吳超勇這兩個人，你們調查過嗎？”

“吳慶生？吳超勇？你們誰了解這倆人的情況？”徐佳良轉頭問身後的幾名偵查員。他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沒人作聲。

“下一步，先把這兩個人的情況調查清楚。他們跟被害人的關係，再細致深入地了解一下。把當年的物證整理清楚，看看還有什麽能重新檢驗的。事情過去了這麽多年，有條件的話，再去回訪一下重要的關係人。也許現在講話更容易些，沒什麽負擔了。”關鶴鳴說，“找到這兩個人以後，馬上告訴我，我要見見。這恐怕是留給我們警察最後的機會了，我希望他還活著。”

要讓凶手活著接受法律的製裁，把所有隱匿的事情都揭開，這是關鶴鳴心裏最期盼的結局。

羅牧青看了看手腕上的銀色手表，已是下午1點了。雖然饑腸轆轆，但是因為過了飯點兒，她已經吃不下多少東西了。

這起案子，羅牧青聽得似雲裏霧裏。

當年的物證在移交的過程中發生了缺失，現在再先進的技術也派不上用場了。DNA鑒定的路子堵死了，車把上的那枚指紋爭議很大，有人認為車把上有清晰的手套印，所以不能確定指紋是犯罪嫌疑人所留。這麽多年來，也沒有明確的犯罪嫌疑人。這樣的案子放在現在，繼續工作的意義已經不大了。

關鶴鳴提到的兩個人，就算其中之一是犯罪嫌疑人，又用什麽來認定呢？

由於工作安排，關鶴鳴近期要趕回北京，所以他隻能壓縮在每起案件發案地停留的時間。

第二天，九案偵辦組趕往三晉省祥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