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內外交困
這幾天我有點兒小得意。
審查有戰果，抓人有戰果，查案有收獲，又半撬開了吳殿濤的嘴，獲取了三個重要案犯的情況。
我泡了一杯信陽毛尖，點了一支香煙。我在享受著信陽毛尖這種來自我家鄉的清香味，我又吐出一串圓圓的煙圈，看著它們從小變大、變虛，最後消失在眼間。
門口有腳步聲傳來，我抬頭一看，是我們專案組的一位年輕的偵查員。由於“你懂的”，所以請原諒我在這裏不便說出他的真實姓名和來自哪個鐵路公安局。
我笑著給他讓座，客氣地給他泡上一杯茶：“來，喝一杯，信陽毛尖，中國八大名茶之一，還得過萬國博覽會金獎。”
他接過茶杯，又放回桌子上，神情有點兒嚴肅，他說：“王科長，我跟你說一下，我準備回去了。”
我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意思，我問：“回去了？回哪兒去呀？”
這位年輕的偵查員說：“回家呀，回我們單位呀。”
我心裏有些不舒服。我想你現在是專案組的人，把你抽過來是經過了三級領導同意後鐵道部公安局臨時調過來的，回去不回去不是你說了算的。你怎麽以這種口氣和我說話呢？怎麽說我現在也是你的臨時領導。
我還是用領導的口氣對他說：“你現在是‘5·10’專案組的人，是鐵道部公安局把你抽調過來的，我們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你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
這位偵查員不屑地對我笑了笑：“長期作戰？我告訴你王科長，我一天也不想在這裏待！”
我問：“怎麽回事？”
這位偵查員說：“就你這破地方還能長期作戰？就你這一部破電話、一輛破三輪摩托、一點兒經費也沒有，這能打勝仗？”
我說：“你說得很對，我們的條件是艱苦，但過去我們的前輩不也靠小米加步槍趕走了日本兵，打跑了蔣介石嗎？”
年輕的偵查員臉上呈現出不加掩飾的譏笑，看著我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王科長，你懂不懂？”
我強忍著不滿。
我說：“我們還沒有作出任何成績，不可能一開口就和領導提條件。我相信，我們這二十多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偵查員，隻要大家團結一心、齊心協力、克服困難，我們一定能夠打勝這場戰役！”
年輕的偵查員朝我雙手合十：“對不起王科長，恕我不能奉陪。在這裏辦案，天天要靠我自己掏腰包。跟你說實話，我在乘警隊工作，一趟車出去，我怎麽也掙個三千五千的，列車一到終點站，人家就像接爺一樣把我接走，豪華賓館、山珍海味、名煙名酒。哼！現在弄到這裏受這個洋罪。”
我對他說的情況充滿驚訝，但又很好奇。我隻知道列車上的乘警工作很辛苦，跑車當乘警很不容易，還有危險。一輛長途車，三五個乘警離開了家鄉，離開了單位，離開了領導的視野，他們完全靠高度的自覺性在工作，在保護旅客列車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很多同誌長期積勞成疾，身患多種疾病，有的同誌和犯罪分子搏鬥，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十八年前與我一起參加工作的幾十個同誌，都被分配到了乘警隊當乘警，他們各個都幹得很好，甚至很優秀，我很羨慕他們，也尊敬他們。
而現在我麵前的這個乘警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呢？
我問：“跑一趟車咋掙幾千塊錢呢？”
年輕的偵查員一笑：“破案把你們都破傻了。王科長，你不會不知道，哪一趟長途車不超員？哪一趟車的臥鋪不緊張？隻要車軲轆一轉，車一開，就會有人求我幫忙。解決個臥鋪，就是解決不了臥鋪，也弄個邊座坐坐，或者在餐車上找個座休息。王科長，我不相信，您沒有找過你們單位的乘警辦過這類事吧？如果你送個人上車，我能把火車票錢都免了，你說你不感謝我嗎？”
我點點頭：“你說的也是。”
年輕的偵查員：“你肯定會口頭感謝我。但是你送的那個親戚或者朋友，他肯定很感激，那些我幫助解決了座位或臥鋪的人更會感激。現在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了，做生意的人，有錢的人有的是，錢對他們不重要，而舒適和時間就是他們的金錢。人家拿個三百五百的感謝我，我怎麽好意思拒絕。若是碰上大老板，他們一出手，比我幾個月的工資都高。這叫互利互惠，也不是我以車票謀私。我的朋友圈越來越廣，收入也就越來越高，王科長，這不犯法吧？”
我苦笑了一下：“是啊，你不犯法。法律沒有明文禁止你幫了人家，人家不能感謝你。”
年輕的偵查員：“王科長，您如果有時間，到我們那裏，我招待你，你看看你這個小兄弟的為人。”
我又苦笑了一下：“謝謝。你真要走，我恐怕也攔不住，但是我必須向鐵道部公安局五處的領導匯報，通知一下你們單位。”
這位年輕的偵查員站起來：“王科長，你這麽做恐怕就不大夠意思了！放不放我走，是你的一句話。既然你這麽說了，那我隻能就此告辭了。再見。”
目送著這位偵查員遠去的背影，我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清什麽滋味。當了快二十年警察，算了算我現在家裏連幾千元的存款都沒有攢下。人家怎麽那麽會活呢？我們這些當刑警的每天以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為樂，每當破獲一個案件，把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別提有多開心了。可是我們長年幾乎都是愁眉苦臉地過，隻有在破案的瞬間，才品嚐到勝利後的喜悅。每天東奔西跑，饑一頓，飽一頓，尋找辦案線索。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當刑警的價值，現在不得不審視一下我今生的選擇。
我剛剛點上的一支煙，被我沒幾口就抽得差不多了。這時，一支煙遞到我麵前。我扭頭一看，是孟慶誌，與我整天形影不離的情報員兼秘書小孟走過來。他還是那張木瓜般的臉，黑黑的，不愛笑。但是，此刻那表情卻讓我感到很溫暖。我接過煙，他為我點上火，勸道：“別生氣，跟這樣的人犯不著，人各有誌。”我連抽了幾口煙，沒有說話。就在這時，
遠處傳來大嗓門的吆喝聲：“仲剛呢？王科長在不在？”
我急忙站起身，走向門外，走出院門，隻聽聲音我就知道誰來了。
果然，審查站所長薛躍勇一晃一晃地走過來。
薛所長身形比較胖，一身橫肉，加上個子高，所以走路一晃一晃的。
1971年，那時全國的公檢法機關被砸爛，老的公安幹部都成了黑公安、臭警察，很多老同誌含淚離開了公安隊伍，寧願加入光榮的工人階級隊伍，一身油膩也比穿這身老虎皮（警服）強。檢察院、法院都被撤銷了，其職能被合並到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則被軍事管製。因此上級領導決定，為了公安隊伍的成分，從複員退伍軍人裏選一部分來幹公安，同時，從農民子弟中選一部分回鄉知識青年，補充到公安隊伍裏來。
我和薛躍勇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從農民搖身一變成了民警。
我從我的家鄉河南省固始縣洪埠公社代（大）店大隊，薛躍勇從他的家鄉河南省蘭考縣，在同一天聚集到鄭州，都穿著農民特有的，也是那個年代特有的撅屁股小棉襖，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鄭州鐵路公安機關軍事管製委員會報到。那時，我們每天早上穿著農民的衣服接受軍訓，圍繞二七紀念塔跑步，嘴裏不時喊著：“一、二、三、四！”
這支一百多人的隊伍，引來了鄭州市民的圍觀。聽到他們的議論：“這些犯人怎麽都這麽年輕？”
蘭考縣比我的家鄉固始更窮，分到乘警隊當乘警的同誌，看到旅客在餐車上買的飯沒有吃完丟在那裏，三口兩口就扒拉進肚。有人說薛躍勇就幹過這種想想都有些丟人的事。
十多年後，薛躍勇走上領導崗位，我們的交情一直很好。
他為人厚重，快人快語，風趣幽默，講義氣，愛喝白酒。
看見我迎出門來，平時不開玩笑、不說話的薛躍勇，這時臉上少有的嚴肅：“仲剛，你的隊伍怎麽帶的？”
我很詫異，我不知道隊伍裏發生了什麽問題。
我問：“薛所長，怎麽了？”
薛躍勇一臉嚴肅：“我昨天晚上抓了個小偷。”
我一聽釋然了：“抓個小偷，和我的隊伍有什麽關係？”
薛躍勇依然嚴肅：“我抓的小偷，就是你們的偵查員！”
一聽這話，我的臉都變了。怎麽，我的偵查員竟然偷東西？！
我的臉也變得很嚴肅：“怎麽回事？誰幹的？”
薛所長說：“昨天晚上都快半夜了，我在查崗，結果聞到有汽油味，仔細一看，有人正在從我所裏的汽車裏抽油。我走上去，給那小子屁股一腳，最後一看，你猜是誰？”
我問：“是誰？”
“馮傑！”
我詫異地說：“馮傑，馮傑去偷油？”
薛所長的口氣沉重下來：“仲剛，我們都是認識快二十年的老夥計了，你來領這個‘5·10’專案組，我能不支持你嗎？這個小院子雖然差，可是我把全部房子騰給了你。你跟我說你們的偵查員沒地方吃飯，我安排大家和我們審查站的民警一起吃，收一樣的錢，享受和我們審查站一樣的待遇。你所有的辦公用品，我卡過你嗎？幾乎有求必應，要什麽給什麽，包括拖把、掃帚。”
我說：“老夥計，別說了，如果不是你在這裏當所長，我這個專案組更難過。”
薛所長接著說：“那你摩托車沒有油，怎麽就不和我說一聲？”
此刻我很動情：“老夥計，這一段時間我用了你好幾次汽車，你出車出人，包括汽油。我這輛摩托車一個季度才給三十升油，可是我不能什麽事都找你呀！”
薛所長說：“如果你和哥玩虛的，咱們今後就別來往。”說這話時他真的有些生氣。
我的眼睛有些濕潤。
這時馮傑笑眯眯地走進來，手裏拿著幾張汽油票，朝我搖了搖：“剛才薛所長把我叫去，給我三十升油票。”
我激動地上前想和我的老戰友握握手，而他沒有和我握手。
“走，中午我請你倆喝伏牛白。”我知道薛躍勇愛喝伏牛白。伏牛白是當時最便宜的白酒，好像才幾元一斤。
那一天中午，他一個人喝了一斤，我大概也喝了三四兩，馮傑喝了五六兩。
那天中午，我們都醉了。
第二天，我召集“5·10”專案組的全體同誌開會。
我們沒有會議室，隻有在我那間僅有一張辦公桌和一個床鋪的狹小屋子裏開會，大家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有的同誌隻能圍站在門口和窗外。
我鐵青著臉，掃視了一下大家。
我說：“我們專案組已經成立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大家都很辛苦，我們這裏條件也很差，一個是感謝大家，另外也向大家說聲對不起。所以我今天召開全體會議，是想征求一下你們每個人的意見，要是哪個同誌堅持不住了，請你自己報名。”
大家被我這番話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大概從我的表情上看出了不爽。
沒有人接我的話。
我再一次掃視著每一個人的麵孔：“不願意在這裏幹的請舉手！”
沒人舉手。
我又說：“無論什麽原因，比如家裏有病人，比如孩子小，比如老人年邁多病，比如夫妻剛剛結婚，這些理由都可以，隻要你說出來，今天我都會同意。”
我又一次掃視著每一張臉，還是沒人吭聲。
我又說：“另外，哪個同誌覺得這裏條件艱苦，你不能適應這種艱苦的工作環境，也可以提出來。”
會場出奇地安靜，還是沒人說話，也沒人舉手。
我又接著說：“這裏不光條件艱苦，而且還要自己掏腰包倒貼，也沒有外快可賺，哪個同誌感覺在這裏工作不如原單位，你隻要說出來，今天我也會同意。”
還是沒人說話。
好一會兒，我又問了一句：“有沒有？！到底有，還是沒有？！”
大家的表情此刻越發嚴肅起來。
我站了起來，提高了嗓門：“今天我最後一次提醒大家，無論什麽原因你覺得‘5·10’不適合你，這份工作不適合你，隻要你提出來，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請示，我都會當著大家的麵批準！”
死一般的寂靜。
我逐一掃視著在場的二十二張麵孔，沒人接話，沒人舉手。
我又加重了語氣：“今天不說，這一刻不說，以後可不要後悔！”
依然沒人說話。
我重新坐下，放低聲音，放緩語速。
我說：“我看到了大家的表情，我看到了你們對‘5·10’的信心，我也看到了你們願意堅守下來的決心。同誌們，我感謝你們。”
我深鞠一躬後坐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為什麽要開這個會。昨天有一位偵查員找到我，他說他堅持不下去了，這裏條件太差，這裏撈不到外快，他要走，雖然我沒有同意，但是他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了，他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課。昨天到今天我都在反思這個問題，我們這些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在崗位工作的民警是不是太傻，我們這些刑警是不是像這位同誌說的破案都破傻了？我很迷惘，也很困惑。我真的不知道，我選擇了當警察，選擇了幹刑警這個職業是不是錯了？”
我的眼睛有些濕潤，我的情緒有些激動。為了能控製我的情緒，我又喝了一口水。
過了一會兒，我接著說：“今天，我那麽嚴肅，放寬了那麽多的條件讓大家自己提出來走，但是無論我怎麽反複地追問，都沒有一個同誌舉手和報名。這說明什麽呢？這說明各個局對兩部會議精神的貫徹是認真的，真正是把各個局最優秀的偵查員給派來了。當然，除了昨天那個逃兵。這還說明，我們在座的都是把國家利益、人民安危放在第一位，舍小家為大家，舍個人為國家。其實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困難，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但是你們無怨無悔地作出了選擇，因此，我感謝你們！我代表專案指揮部感謝你們！我也鬥膽地代表鐵道部公安局、代表公安部五局的領導感謝你們！代表每一個受害的旅客感謝你們！”
我起身舉起右手，莊嚴地敬了一個禮。
我敬的這個禮幾乎是轉了三百六十度，麵向每一個同誌。
好一會兒，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
我連聲說：“謝謝，謝謝!”
我重新坐下。
我說：“同誌們，我們都是長年戰鬥在打擊刑事犯罪的第一線，我們麵對的是黑白兩道，麵對的是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他們為了自己的私欲，變著手法去作案，去偷去搶去殺人。我當民警快二十年了，無數次麵對各種各樣的受害人，每當我看到那些因為丟了錢而痛不欲生的老農民，他身上帶著那僅有的一點錢，也可能是他的救命錢，是他辛辛苦苦勞動的汗水錢，是他給親人看病的錢，是孩子上學的錢，是做生意的本錢，這些錢沒有了，就等於要了他的命。有的一病不起，有的神經錯亂，有的跳車自殺。還有的，甚至被犯罪分子推下疾馳的列車，當他的親人們撲在他屍體上哭天搶地時，我的心都碎了。我常常會為自己沒有盡到一個當警察的責任而愧疚不已，沒有把這些萬惡的犯罪分子送上法庭、送上斷頭台而愧疚不已。”
我確實有些激動，不得不停下來，給自己點燃了一支煙。
我接著說：“當前，鐵路治安已經到了非常混亂的程度，老百姓不敢坐火車，那還要這火車幹什麽，還要我們這些鐵路警察幹什麽？可是現在連警察的安全都沒有保障了，多次發生犯罪分子拿著刺刀對著乘警，甚至綁架乘警搶走槍支。同誌們啊！連警察的安全都沒有了，哪還有老百姓的安全？這次兩部費了這麽大的勁把我們抽來，組成這支專案隊伍。我們沒有退路！我們身後的戰友在看著我們！人民群眾在看著我們！各級領導在看著我們！我們必須成功！我們沒有退路！我們絕不能讓人家說我們是隻會吃幹飯的飯桶。因為我們的名字叫‘5·10’！這是時代的呼喚，這是人民的選擇！”
又一陣熱烈的掌聲。
我接著說：“同誌們，關起門來，我還想和大家說一句不該說的話。那些東北流竄犯現在不可一世，根本不把我們鐵路警察放在眼裏，還竟然用我們乘警的手銬把正在執行公務的民警銬在茶幾下麵，還搶走了槍支，把彈匣卸下來扔出窗外，最後用燃燒的煙頭燒被銬民警的背部。這完全是調戲！完全是侮辱！退一萬步講，我們沒法保證老百姓的安全，因為我們已經窩囊到連我們自己的安全都沒有保障。我們的敵人如此地蔑視這個政權，蔑視我們這支擁有七萬多人的鐵路警察隊伍。如果我們連這個案子都破不了，我們有什麽臉麵去麵對江東父老？我們還有什麽臉麵去穿這身警服？最後，到那天真的破不了這個案子，我們都該脫下這身老虎皮……”
忘了是誰接了一句：“解甲歸田！”
我說：“那我們隻能解甲歸田！”
會議結束後，我獨自坐在指揮部那把窄小的折疊椅上，兩三個小時連姿勢都不曾變過。孟慶誌進來叫我吃飯，被我搶白了一頓。後來，他們又叫我去吃飯我也沒應。
我在想，前一階段各項工作有了一些進展，但是，追捕工作成效卻不明顯，沒有完成預定的目標。派出的三個追捕組，隻有第一追捕組取得了成效，而專赴北京的第二追捕組以及專門在河南、湖北兩省實施緝捕任務的第三追捕組都沒有取得任何戰果。
從前一個月的情況看，東北四個省區南下流竄犯罪分子那麽多，涉及的麵那麽大，而我們用極少的兵力在三省一區進行大麵積撒網、抓捕，網大眼也大，成效甚微。
茫茫東北，何處找尋突破口？
我又繼續翻閱著審查組送來的卷宗，以及各方麵匯總來的情報，眉頭忽而舒展，忽而緊鎖。
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白城、齊齊哈爾，這幾個字眼不斷在眼前跳動，劃過。
突然，我產生了靈感，就像我的文學創作一樣。
下一步必須集中優勢兵力在流竄分子比較集中的地區打一場殲滅戰。首先，要集中搜捕一批有重大案在身、民憤大的流竄分子、亡命車匪，以震懾大多數流竄分子。然後，再全麵掃**，從根本上打垮東北流竄犯。
我立即向鐵道部公安局起草專題報告：“5·10”鄭州專案組下一步抓捕工作的作戰計劃：兵發白城，兼顧開辟江南戰場，重點捕捉曹猴子、趙喜貴、錢振民……
報告立即通過傳真電報上遞鐵道部公安局，鄒景華副局長立即批示同意，並要求全力以赴抓好落實。
可就在這時，鐵道部公安局通知我到上海參加“5·10”專案會議。會議選在上海開，有現場會的意思。因為我知道，這一個多月，“5·10”綜合專案組上海專案組在全國各地，特別在東北地區的追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戰果，先後捕獲了數十名作惡多端的南下流竄犯罪分子。由於他們的動作大，底氣足，聲勢也大，使許多流竄犯如驚弓之鳥，這也給我們的追捕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
上海多牛啊！
上海“5·10”專案組的前線指揮端木宏峪，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處處長，老資格、老偵查、老幹探，解放戰爭時期就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偵查科科長，現在是全國有名的江南名探。
上海市公安局給專案組提供了優厚的條件：一是人員從各個分局抽最好的，而且數量足，光本市就抽了好幾十人；二是經費充足，一下子撥了好幾十萬；三是交通工具確保專案要求，一下子調了三輛車。人家走哪兒都財大氣粗，又是來自大上海的，有關地方格外重視。
而且，上海“5·10”專案組的宣傳輿論工作做得好。他們每抓一人，每打一個勝仗，香港《大公報》、上海《文匯報》，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媒體，各大報刊、廣播、電視都大力宣揚報道。
老實說，參加上海會議那種感受、那種滋味，叫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在公安部五局、鐵道部公安局組織召開的這次上海打擊東北流竄犯活動的協作會議上，也就是“5·10”專案的第二次會議上，我感覺我的臉一陣陣發紅。
同時成立的兩個專案組，上海專案組業績突出，聲名顯赫！而由我率領的鄭州專案組卻……
回到鄭州後，我召開了專案組會議，認真總結了一個半月以來的工作，找出存在的問題，學習上海經驗，決定調整今後一個階段的偵查追捕，打散了原來的人員結構，進一步加強東北地區的追捕工作，力爭迅速捕獲一批案犯，打開局麵，尤其要把“3·20”案件作為專案的中心偵破。
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幹出成績來，和上海組比翼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