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曆史選擇了“5·10”

人民群眾的強烈呼聲、中央級輿論媒體的大力呼籲、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引起公安部、鐵道部的高度重視。兩部決定立即召開會議,研究打擊對策。

此刻,曆史把目光對準了共和國鐵路的中心、地處中原腹地的鄭州。

1989年5月10日,鄭州,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鄭州鐵路局軍事代表處招待所。公安部、鐵道部公安局打擊東北流竄犯罪團夥協作會在這裏召開。

來自上海、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五個省市的公安廳局長、刑偵處長,北京、上海、廣州、鄭州、濟南、哈爾濱、沈陽、成都、柳州、蘭州十個鐵路公安局的主管刑偵副局長、刑偵科科長,長春、齊齊哈爾、鄭州、廣州四個鐵路公安分局的分局長和刑偵科科長、隊長,共三十三人參加會議。鐵道部公安局副局長鄒景華、公安部刑偵局偵查處長陳家瑞主持了會議。鄭州鐵路局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光禮參加會議並發言。

兩天的會議,與會代表匯集各方掌握的東北流竄犯作案情況以及有關線索,分析規律特點,決定打破地區和警種界限,組織流竄犯流入地、流出地的公安機關和鐵路公安機關聯合行動、整體作戰,成立專案組,把打擊東北流竄犯罪團夥的行動納入全國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總體部署,開展有計劃、有步驟、全方位的特別行動。

就這樣,由公安部刑偵局、鐵道部公安局協調總指揮,以公安部的名義成立了特別綜合專案組,下設鄭州、上海兩個“5·10”專案組。鄭州“5·10”專案組以鄭州鐵路公安局為主,抽調七個局的偵查人員參加;上海“5·10”專案組以上海市公安局為主,抽調有關鐵路和地方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參加,分為東西兩個戰場,對東北流竄犯展開圍剿。

特別行動代號——“5·10”。

傳真機把印有“機密”字樣的〔公刑〕129號內部傳真電報飛速送到鐵道部、公安部部長的辦公桌上……

鄭州鐵路公安局報告:鐵道部公安局、公安部五局於5月10日在鄭州召開打擊東北流竄犯協作會議後,“5·10”綜合專案組鄭州專案組按會議決定,在河南省公安廳的統一領導下,由鄭州鐵路公安局牽頭,抽調鄭州、廣州、哈爾濱、北京、濟南、蘭州、成都七個鐵路公安局、處和鐵道部公安局鄭州刑事技術中心等單位二十四名同誌參加,於5月16日成立了“5·10”綜合專案組鄭州專案組。由鄭州鐵路公安局李學安副局長任組長,具體工作由該局刑偵科王仲剛副科長負責前線指揮。下設材料、審查、追捕三個組,迅速開展工作。

按照兩部會議要求,鄭州“5·10”專案組第一批二十四名偵查人員從各地迅速集結鄭州。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共有三十七人先後參戰。他們是:

李學安鄭州鐵路公安局副局長(前期)

李進永鄭州鐵路公安局副局長(後期)

王仲剛鄭州鐵路公安局刑偵科副科長

馮傑鄭州鐵路公安局刑偵科幹事級偵查員

臧自恒鄭州鐵路公安局刑偵科副科級偵查員

田和平鄭州鐵路公安局刑偵科股級偵查員

孟慶誌鄭州鐵路公安局技術科幹事級技術員

常思軍鄭州鐵路公安局預審科股級預審員

艾富強鄭州鐵路公安局預審科幹事級預審員

劉景福鄭州鐵路公安局行管科主任幹事

吳永勝鄭州鐵路公安分局收容審查所預審員

趙玉斌鄭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偵查員

趙立強鄭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偵查員

高明遠鄭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分隊長

席鬆印鄭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偵查員

雷鳴鄭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偵查員

王長福鄭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偵查員

商俊奎齊齊哈爾鐵路公安分局刑偵科幹事級偵查員

韓慶華海拉爾鐵路公安分局刑偵科幹事級偵查員

王洪利加格達奇鐵路公安分局刑偵科幹事級偵查員

費忠明海拉爾鐵路公安分局刑偵科幹事級偵查員

張萬林海拉爾鐵路公安分局刑偵科股級偵查員

梁義北京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幹事級偵查員

韓勇北京鐵路公安局刑警隊幹事級偵查員

張連生北京鐵路公安局刑警隊幹事級偵查員

陳寧濟南鐵路公安局刑偵隊副隊長

高波濟南鐵路公安局刑偵隊偵查員

李新民濟南鐵路公安局刑偵隊隊長

劉思明廣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偵查員

玉東海廣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股級偵查員

羅國華廣州鐵路公安局刑偵科副科級偵查員

蘇春陵長沙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幹事級偵查員

張其剛蘭州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幹事級偵查員

謝宏旭蘭州鐵路公安局西寧分局刑警隊偵查員

朱曉毛貴陽鐵路公安分局刑警隊幹事級偵查員

王寶星鐵道部情報資料中心幹事級偵查員

孫正軍蘭州鐵路公安局西寧分局刑警隊幹事級偵查員

辦公地點:鄭州鐵路公安分局收審所外臨時小平房。

交通工具:長江750偏鬥三輪摩托車一輛,汽油每季度三十升,不足部分由專案組自行想辦法挖潛解決。

通信工具:暫時沒有,由專案人員自己克服。

辦案經費:暫時沒有,由專案人員自己克服。

公安部五局、鐵道部公安局“5·10”專案組,這個國家級大型專案組的牌子,就這樣掛在了當時被鄭州市北郊的人稱為“北大荒”的鄭州鐵路公安分局收審所外的臨時小平房的大門上。

誰也不曾想到,一群普普通通的偵查員,竟然在如此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創造了中國鐵路公安曆史的輝煌。

作為前線總指揮,我當時的壓力特別大。原因有五個方麵:

一是難度太大。專案組成立之初,沒有一點兒線索,理不出一點兒頭緒。會議期間各地匯報的情況就是,東北流竄犯在全國各地以鐵路沿線為重點,成群結夥,氣焰囂張,無所顧忌,不可一世。曾經各地也抓過一些,群眾扭送一些,但是這些人就是在現場被抓到正在掏包的手也不認賬。由於缺少口供,缺少紮實有力的證據鏈,隻能關幾天後眼睜睜地放掉。雖然我可以組織專案人員采取跟車、上站去抓正在掏包、割包的現行犯罪嫌疑人,但是,還不都是跟幾十年前一樣,抓了放,放了抓。到頭來,還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作為前線指揮的我該如何向兩部有關領導交代?

二是對於“3·20”綁架乘警、搶劫槍支的龍頭案件,隻知道是東北人幹的。但是到底是什麽人幹的?哪一夥幹的?誰是幕後主使?對於這起3月20日發生的大案,鄭州鐵路公安分局曾組成了一個由二十餘名刑偵技術人員參加的專案組,可是四十天過去了,案子不但沒破而且毫無進展,一名偵查員反倒把手槍弄丟了。丟槍可是天大的事,必須破案,不然槍支落到壞人手裏,那對社會的危害可就大了。於是,這個專案組也無暇顧及“3·20”案件,而是一股腦兒地忙著找槍去了。這個燙手的山芋我此時不得不接,接了案子我就沒有退路,必須破掉。“3·20”案件,是鐵路公安民警的恥辱!此案不破,我怎麽向廣大鐵路公安民警交代?鐵路公安怎麽有臉麵對大眾?我心裏有畏難情緒,但是,我卻沒有退路!

三是能否帶好這支臨時隊伍,我沒有信心。雖然,我當刑偵科副科長已有五個年頭,科裏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我挑了大梁,可畢竟還有科長(雖然科長因為種種原因不大管事)。這支隊伍來自全國各地,東西南北中都有,絕大部分人員彼此並不了解。他們各自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各異、工作經曆也有很大差別。而且,這其中還有幾個比我年長十多歲的老偵查員,資格比我老。從偵查破案這個角度講,殺豬先殺頭還是先殺尾,可以說各有各的殺法,工作中肯定會產生分歧、會有矛盾。一句話,我擔心能不能駕馭得了這支隊伍。

四是辦案條件太差,一些基本的條件都不具備。首先是辦公地點在遠離市區的大北郊,除了就近提審犯罪嫌疑人方便外,沒有一點兒好處。到全國各地執行任務歸來的本局偵查員可以騎自己的自行車,而外局的同誌回來沒有交通工具接,公共汽車不通,離火車站將近十公裏遠。一次兩次可以,時間長了恐怕就有問題了。而交通工具隻有一輛長江750偏鬥三輪摩托車,三個月才給三十升汽油,有的偵查員說還不夠我一個人喝的。通信工具那時還沒有手機,聯係隻能靠鐵路和國內長途,常常隻能借用免費的鐵路長途電話,而緊急情況下隻有讓偵查員自掏腰包了。辦案經費暫時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個懸念。到全國各地抓人、查案、取證,需要方方麵麵的開支,沒有錢,寸步難行。這一切,我真不知道該怎麽克服。這不僅影響專案質量,還關係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偵查員能不能堅持下來。我心裏沒底。

五是我對自己的水平也產生了懷疑。盡管從警近二十年,也曾指揮和偵破大大小小一百多起刑事案件,參加過一些大的行動,也曾因抓獲持槍殺人逃犯而榮立個人三等功。但是,全麵指揮這麽大的專案組,要攻克這麽難的案件,我底氣不足。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鄭州鐵路局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光禮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王書記是我的老領導,對我有知遇之恩。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信陽火車站派出所當民警,因為偵破一起案件,他發現了我的才華,把我從基層調到機關,先是當刑警,後來又當辦公室秘書。此後,由於國家經費緊張,準備修建的寧西鐵路下馬,信陽鐵路分局和公安分處被撤銷。當時機關幹部就地安排,王光禮被提升為鄭州鐵路局公安處處長,組織上從信陽一共調了三個人到處機關,我是其中之一。後來,他被提升到鄭州鐵路局擔任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王光禮是一位很和善的人,他既和藹又嚴肅,看見我走進來,他指了指對麵的沙發讓我坐下。

我還是喊他王處長,我感覺叫王書記別扭。我說:“您找我有事啊,王處長?”

他抽了一口煙,長長地呼出一口煙霧,說:“仲剛,你這次的任務可不輕呀!”

我皺著眉頭,盯著他濃眉下的一雙大眼睛說:“王處長,能不能換個人,我恐怕幹不了。”

王書記笑了,露出少有的笑容。他沒有直接接我的話,而是問我:“你還記得那一年,我抽你到公安分處參加那起搶劫殺害押運員的案件嗎?”

我不禁也笑了:“那個案件我怎麽會忘記呢?我從駐馬店回來,你親自到火車站接的我。”

他盯著我問:“我為什麽到火車站接你?”

老領導的這句話,瞬間勾起了我對曆曆往事的回憶。

以陳建民為首的一幫在鄭州至信陽間“蹬大輪”(專門掀盜貨物列車上的貨物)的車匪狂妄地叫囂:“兄弟們幹啊,現在不幹啥時幹,快幹哪!”

他們說到做到,而且比過去玩得更大。

陳建民這幫歹徒多次飛身扒上飛馳的貨物列車,在飛馳的列車上一節一節地翻越,專門查找從東北押運奶牛到香港的車輛,因為列車從東北到廣州沿海地區,押運員的身上都帶有很多錢物。他們摸到了這個竅門,一連作案近十起,幾乎把所有牛車押運員的財物洗劫一空。有一次遭遇押運員的激烈反抗,他們竟殘忍地把押運員推下飛馳的列車摔死。

王光禮當時是信陽公安分處的負責人,造反派說他是隻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走資派,一邊批鬥他一邊利用他豐富的經驗抓公安工作。王光禮當時就負責這個案件的偵破。有一次,他到派出所檢查工作時,發現了我,認為我既精明又老實,於是把我抽到這個專案上。他派給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讓我帶領一個老民警,到駐馬店泌陽縣去重要犯罪嫌疑人陳建民的老家取一份原籍證明材料。

我的任務很簡單,取一份材料證明陳建民是泌陽縣人。那時的我已經有六年基層工作經驗,特別是有幾年幹刑警的經驗,但我當時還是多了一個心眼兒:搶劫牛車押運員案件如果是陳建民幹的,他搶了那麽多錢財會放在哪裏呢?會不會拿回家,藏在某一個地方?於是取到他原籍證明材料後,我們來到了陳建民的家,我們倆分頭對其父母詢問。我對陳父說:“你兒子都交代了,他從外麵弄了很多東西回來都交給你放起來了,你如果主動把這些東西交出來,我們會寬大處理你的兒子。”當我說“他從外麵弄了很多東西回來都交給你放起來了”這句話的時候,我發現陳父的眼睛往他家堂屋的門上方瞟了一眼。我明白了,轉身走進屋內。我發現陳家中間這間堂屋的頂棚,是用一捆捆麻稈紮起來的。我對同去的老民警一招手,我倆抬起一張桌子,上麵又放了一把凳子。“哇!”我發現麻稈棚上有十多個鼓鼓囊囊的提包,拿下來一看裏麵裝的是各種衣物,還有一台縫紉機頭以及部分現金。那麽多的贓物要運回信陽可不容易,找大隊支部書記商量後,雇了一輛毛驢車一直拉到駐馬店火車站。當時沒有客車可坐,我們坐上了一列平板貨車,在夕陽的輝映下,我們到了信陽火車下行場。

沒想到王光禮處長親自到站上迎接,這讓我受寵若驚,也備受鼓舞。王處長拍拍我的頭,說:“小王,中,能幹。”

根據這些財物罪證,認定了陳建民等搶劫犯的罪行。陳建民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鄭州鐵路局公安處軍事管製委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我對老領導笑了,說:“因為你隻讓我取一份材料,我不僅取回一份材料,還拉回一車贓物,對突破、認定犯罪起到了關鍵作用。”

老領導語重心長地看著我:“是啊!十五年前你就能幹出這麽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我相信‘5·10’專案組你也能帶好,能打勝這一仗。”

我看著老領導的臉久久沒有說話。

我還能說什麽呢?

我站起來說:“王處長,你放心吧,我會盡力的。”

王書記站起來握住我的手,一臉嚴肅:“到時候我給你頒獎。”

5月14日,參加“5·10”專案組第一階段工作的二十四名偵查員全部到位,全體人員在鄭州鐵路公安局召開第一次會議。鐵道部公安局刑偵處李升龍處長、劉作發科長主持會議,鄭州鐵路公安局局長衛伯英、副局長李學安也參加動員。

首先由我向大家傳達了兩部鄭州會議精神,介紹了目前在鄭州鐵路公安分局審查站關押的畢海波等五名東北籍流竄犯的情況,並代表專案指揮部宣布了具體作戰方案,就如何開辟線索來源、審訊、偵查、追捕等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以及團結、紀律、作風、槍支保管等事宜向全體偵查員提出了要求,還宣布了成立材料線索組、審查查證組、追捕組三個作戰小組,以及具體組成人員。

“5·10”特別行動,是中國公安史上一次具有曆史意義的大區域協作,它不僅為有效地打擊東北流竄犯罪團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重要的是為打擊各種流竄犯罪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

年過半百的鐵道部公安局刑事偵查處處長李升龍語重心長地說:“犯罪分子如此囂張,作為鐵道部公安局主管刑偵工作的負責人,作為鐵路警察的一員,我深感內疚,因為我沒盡到自己的責任。這次公安部、鐵道部把七個局這麽多的優秀刑偵人員集中到鄭州,成立‘5·10’專案組,這是鐵路公安機關打擊流竄犯的一次重大行動,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全力以赴,千方百計,堅決破案!把流竄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狠狠打下去!”

李升龍頓了頓,接著說:“鄭州鐵路公安局擔當了這個專案的主力軍,對這個專案很重視,兩位局長參加了今天的會議,親任專案組組長,我代表鐵道部公安局表示感謝!又把我們的幹將王仲剛同誌派到專案組,擔任前線指揮,具體負責這個專案的全麵工作。王仲剛同誌是鄭州鐵路局刑偵科副科長,他從事刑偵工作十多年,破過很多大案、要案,你們大家已經熟悉了。希望大家多多配合他的工作,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出色地完成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大家有沒有信心?”

全體專案人員齊聲回答:“有!”

衛伯英、李學安也當場表態,鄭州鐵路公安局一定會全力支持“5·10”專案組,並且對參戰的鄭州鐵路公安局的同誌們特別是我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衛伯英局長還特別補充道:“最近一個時期維護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學安局長有很多工作要抓,‘5·10’專案組的事你就多擔當、多操心。你代表我們放手去幹!”

我代表鄭州鐵路公安局參戰的同誌們表示,絕不辜負領導的期望,希望專案組全體同誌多支持、多幫助、多擔待,有什麽問題盡管提出來,我會盡力去辦。

會後,全體同誌來到位於鄭州市西站北一街的鄭州鐵路公安局鄭州收容審查站。收容審查站,現在聽起來是很陌生的單位,但在20世紀80年代,它是與看守所具有幾乎同等權力的關押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處所。鐵門緊閉,高牆聳立,萬伏電網,房頂遊動的武裝警察向過往的人們暗示,這是一個與外部世界隔離的場所。

“5·10”專案組的偵查員們還沒有這個待遇進入此院落裏辦公,而是在審查站隔一條馬路的一個隻有幾間臨時房的小院裏。

一間十分簡陋、麵積十多平方米的房間裏,兩張辦公桌,一張能坐三個人的鐵板椅,“5·10”專案組總指揮部就設在這裏。當然,這就是我作為前線指揮員的辦公室。

本來剛剛結束的動員會把大家的幹勁鼓得很足,但當大家看到如此差的工作環境時,勁頭似乎泄了一大半。從大家的眼神裏,我捕捉到了這個變化。

1989年5月,一個非常特殊的曆史時間。各地市公安機關的主要警力都投入到維護社會穩定、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中心工作中去了。地處全國交通要衝的鄭州,危機四伏。

地方治安秩序需要警力,鐵路治安秩序也需要警力,“5·10”還幹不幹?

有的同誌說:“算了吧,這活沒啥幹頭。打擊流竄犯又不是一次兩次了,我參加過多次,還不是抓了放,放了抓,活受這份罪。”

“是呀,別的部門都在忙著幹大事,咱們卻在這兒抓幾個蟊賊,沒勁。”

“今天打了,明天又放出來了。”

“王科長,跟領導反映反映,散夥算了,等動亂過去再幹吧!”

人心渙散!人心思走!隊伍心理上的不穩定是最大的敵人。

我不得不找到李學安副局長,因為他是專案組組長,我的主管領導。

當時,李局長正在洗衣服。我說:“李局長,思想上這麽亂,外局的同誌又這麽多,都想走,你看這該怎麽辦?”

李局長側過臉看了我一眼,繼續洗他的衣服,說:“隊伍的心絕不能散,這是根本的。大家剛來,彼此也都不認識,咱們的條件確實也不太好,這些都會造成思想上的不穩定,但什麽事都得一步一步來。‘5·10’你就全權負責吧!要迅速找到一個突破點,快一點兒進入案子,那就好辦了。‘3·20’是一個牽動人心的大案,一定要抓住它!要拿下來!局麵就會改變。”他直起身子,甩了一下手中的肥皂沫說,“你盡管放手幹吧,有什麽事我負責!”

我心裏似乎有底氣了。

回到專案組,我召開了專案組第一次會議。

我對大家說:“抓流竄犯是大事,而且維護社會治安、保衛旅客生命財產安全是我們鐵路警察的天職!社會的穩定是全方位的,丟掉哪個戰場都會顧此失彼,帶來新的不安全。我希望我們‘5·10’一定要堅定信念!打好這一仗,打勝這一仗!今天我們在這兒抓蟊賊,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不再受蟊賊的侵害。我們今天幹的事業,曆史和人民會給我們公正的評價。”

我繼續說:“我們都是鐵路警察,如果破不掉這個案件,無顏麵對廣大人民群眾,我們更無法麵對七萬多鐵路警察。群眾會恥笑我們,會說:‘你們鐵路警察連自己的安全都保護不好,拿什麽來保護我們群眾?’他們還會羞辱我們鐵路警察,連這樣的案子都破不了,丟人哪!所以,我們要為鐵路警察的榮譽而戰!為了我們頭上頂的這個國徽而戰!”

講這話時,我滿臉的神聖。

我看到,我這番話很有感染力。大家的情緒在我的感召下,慢慢嚴肅起來。

我借機提高了嗓門:“有沒有不願意幹的?有不願意幹的現在舉手!”

我掃視著每一張臉,沒有一個人舉手。

二十四顆心就這樣貼在了一起。

專案組成立後連續幾個夜晚,我幾乎都沒有合眼,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煙霧彌散開來。

我平時不抽煙,隻有在最高興的時候,或者最不開心的時候,才會點上一支煙夾在指頭上,讓煙霧順著指縫嫋動成一條線,以此梳理思緒。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這支隊伍能否帶好,關係到“5·10”能否成功。

從哪裏下手?如何才能突破?

清晨,迷迷糊糊的我騎著那輛破舊的26型自行車,要穿過好多條街道、紅綠燈,需要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到達西站北一街的指揮部上班。

五月的風暖暖地吹到臉上,四周是令人陶醉的遙看綠色近卻無、綠柳才黃半未勻的初春景致,本來應是很愜意的感覺,但如今沒有了那份閑情逸致。

路上的車輛很多,盡管我早早就出了家門,還是要一路緊按車鈴,穿梭在人流中。人頭攢動得像微風中的雨絲,淩亂得密密麻麻,如同眼前的案子。

“5·10”從何處下手呢?

我想起鄭州市公安局九處羈押在我局審查站的東北流竄犯畢海波、楊誌剛、於豔春、賈永發、穆建五個人,能不能協商把他們移交給我們呢?

突然,一聲尖厲的哨音,還有一隻揮舞著的手臂,攔住了我的去路。

交警用手比畫著,把我攔到一邊,厲聲地問:“沒看見紅燈嗎?”

“沒……沒……哦!看見了……看見了……”我這才回過神來。立刻就有好多人停下來圍觀。我心裏暗暗慶幸,幸虧自己沒有穿警服,要不然圍觀的人會怎麽看,一定會說,你們警察帶頭違章,隻知道管老百姓,還吹胡子瞪眼,一副凶樣。

我突然想起自行車上還帶著發高燒的兒子。

“下來!不知道騎車不準帶人嗎?”交警嗬斥道。

“知道,對不起,我孩子發高燒……”我連忙解釋。

交警瞪著眼:“發高燒就是違章的理由嗎?”

我再三解釋,說孩子太小發高燒急著去醫院,隻能用自行車帶著,還出示了我的警察證件。交警卻硬是扣著自行車不讓走。

我火了:“孩子發高燒正危險!你難道就沒有孩子嗎?”

那個交警把眼一瞪:“你還敢頂撞我?”

我無語了,隻得交了罰款,連聲說:“對不起。”

交警狠狠地瞪了我一會兒,手一擺說:“去吧,去吧!”

我連聲說:“謝謝,謝謝。”推起車就走了。

雖然不爽,但我心裏還在反複默念著“畢海波……畢海波”,一個四十二歲的流竄慣犯。

對了,他是怎麽被抓住的?是被鄭州公安局九處三科的偵查員們捂了窩子。捂了窩子!

我的心裏猛地一亮,豁然開朗,剛才的不快瞬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