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凍的女屍
一
仲夏的一個上午，剛上班沒多久，就烈日炎炎，暑氣逼人。
江州市公安局刑偵科科長，被譽為“當代獵神”的何釗，正在電風扇下埋頭研究一份案卷。桌上的電話鈴聲忽然“嘟嘟嘟嘟”地響了起來。
何釗伸手拿起話筒，說：“喂！這裏是市公安局刑偵科，我是何釗。”
“喂！何科，綠地食品公司的冷庫裏發現了一具屍體，一具被凍僵了的屍體。”打來電話的是西城區派出所所長高田。
“什麽，冷庫裏發現了一具凍屍？這可是一件奇事！喂，是陳屍還是新屍體？”何釗問。
“當然是新屍體。死的是一位叫白書萍的公司職員，一位二十多歲的姑娘。初步估計是昨天晚上在冷庫裏凍死的。”高田說。
“公司的人怎麽說？”何釗問。
“他們說，有可能白書萍是在管理員不在場時進的冷庫，下班時還未出來，管理員不知她在冷庫裏，便把她誤鎖在冷庫裏了。”
“這個說法大家能接受嗎？”
“不，死者的母親首先就通不過。她認為自己的女兒根本沒有必要進冷庫，更不會不跟管理員打聲招呼就進入冷庫，到了下班的時間還不出來。”
“那麽，你的看法呢？”
“我也覺得這事有點蹊蹺。就算是她沒有與管理員打招呼就進了冷庫吧，又怎麽會在冷庫裏待那麽久，直到下班的時間還不出來呢？要知道那冷庫裏的溫度是零下十幾度，可不是一個好待的地方。”高田說。
“不錯不錯，你的懷疑有道理。對了，你通知法醫湯平了嗎？”何釗說。
“通知了。湯平說他馬上就到。”高田說。
“好的，我們也馬上就到。”何釗說。
接完電話，何釗立即收拾起桌上的案卷，對他的助手趙憶蘭說：“去綠地食品公司！那裏發生了命案。”
二
他們與湯平幾乎同時到達綠地公司。高田立即帶領他們去看現場。
那是公司用來貯存食品的大型冷庫。冷庫裏冷氣颼颼，使人毛骨悚然。一具女屍四肢蜷曲著靠牆坐在門旁。
“從冷庫關閉到她凍死，這其間一定經過了幾個小時，這姑娘也真夠可憐的。”高田指點著屍體同情地說。
何釗仔細向屍體看了一眼，斷然說道：“她不是在這裏凍死的。”
“你怎麽知道？”高田一驚，連忙追問。
“因為人被凍死和熱死時，其外觀表現是一樣的。人快凍死時，體溫調節中樞麻痹，產生一種極其燥熱的幻覺，會拚命地撕扯衣服，這在醫學上叫反常脫衣現象。可是你看，這具屍體的衣服一點也沒有撕扯壞。”何釗解釋說。
“他說得沒錯，事情就是這樣的。看來我得把這具屍體弄回實驗室去，將它解凍之後再進行檢驗，確認她的死亡時間和真正的死因。”湯平說。
“那你就快去吧！記住，一有結果立即打電話告訴我。”何釗說。
“那是當然。”湯平說。
湯平把屍體運走，何釗也立即開始了他的調查審訊工作。他要公司騰出了一間辦公室，逐一將有關人員叫來進行審訊。最先被叫來的是公司負責人事工作的副經理，一位三十多歲的高個子男人。
“請你詳細說一說白書萍的情況。她來你們公司多久了？平時表現怎麽樣？”何釗問。
“白書萍是去年五月應聘進我們公司的。她大學畢業，成績優秀，來我公司這一年多裏，工作認真負責，成績優異，各方麵的表現都很不錯，是一個很好的姑娘。”他回答說。
“那麽，她的人際關係如何？有沒有什麽仇人，那種必欲置她於死地的仇人？”何釗又問。
“仇人？她一個姑娘家能有什麽仇人？更何況她為人老實，從不與別人爭吵。不！絕對沒有那種仇人。”他說。
接著被叫來的是冷庫的管理員，一位四十多歲的婦女。
“請你告訴我，那冷庫的門是不是經常不鎖的？”何釗問。
“是的。每天都要進貨出貨，有零有整，有時陸陸續續一天要進出十幾二十次，因此庫門在每天上午打開後一般都不再加鎖，直到下午下班時才把它鎖上。”她回答說。
“也就是說，的確有人可以趁你不注意溜進冷庫裏去？”何釗說。
“是的。但有什麽人會這樣做呢？再說，我每天下班前鎖冷庫的時候，都會打開門來看一下。昨天我鎖冷庫時也打開門往裏麵看了看，冷庫裏確實什麽人也沒有呀。”她聽後有點急了，連忙為自己辯解起來。
何釗不覺笑了，說：“你別急！我不會追究你的責任……”他剛說到這裏，兜裏的手機忽然“嘟嘟嘟嘟”地響了起來。他連忙拿出手機接聽：“喂！是湯平嗎？”
“不錯，是我。”手機裏響起湯平的聲音。
“檢驗結果如何？”
“屍體全身無傷痕，也無中毒的症狀，手足的皮膚有大片凍傷，看來姑娘確實是在冷庫裏凍死的。”
“可是，她的衣服並沒有撕扯的痕跡呀！”何釗疑惑地說。
“你別性急呀。”湯平繼續說道，“從死者胃裏抽取出來的胃液裏，檢測出大量安眠藥硝基安定的成分。死者是被人強行灌入大量安眠藥，在接近死亡的極度昏迷狀態下放進冷庫裏去的，因此沒有臨死時那種撕扯衣服的動作。”
“原來是這樣。那麽死亡的時間是……”
“昨晚七點到八點之間。”湯平說。
“好。”何釗點頭關上手機，轉而對管理員說，“冷庫的鑰匙你平時都放在哪裏，都有哪些人拿過那把鑰匙？”
“那把鑰匙就放在我辦公桌的抽屜裏。有時來冷庫取東西的人來得早，冷庫還沒有開門，而我手頭正好有事，也會把鑰匙交給他，要他自己去開門。”她回答說。
“你再仔細想一想，都有哪些人拿過那把鑰匙？”何釗又問。
“那可就多了，有王大朋、單小春、錢家齊……”她想了想，一連說出了七八個人的名字。
送走管理員之後，何釗把記下的名單交給趙憶蘭，交代她說：“你立即去查一查，這些人平時與白書萍的關係如何，昨天下班之後都去了哪裏？”
“好的，我這就去查。”趙憶蘭說。
三
因為人數較多，趙憶蘭的調查工作直到下午才結束。她告訴何釗說：“這七八個人雖然都認識白書萍，但關係都隻一般，沒有過節，不存在作案動機。昨天下班之後，他們也都返回了自己的家裏，也無作案時間。”
“看來在這些人之外，還另有一個接觸過並配製了那把鑰匙，能打開冷庫的人。然而，這個人會是誰呢……”
“看來，我們還得另找線索，是不是去尋找一下昨天最後見到白書萍的那個人？”趙憶蘭建議說。
“不錯！”何釗點頭說，“你去一下白書萍的科室，問問看昨天下午是誰最後見到過白書萍，把他帶來見我。”
“好的。”趙憶蘭回答說。
沒有多久，趙憶蘭就帶回了一位二十多歲的姑娘，說：“她叫李婉萍，是昨天最後見到白書萍的人。”
何釗客氣地請姑娘坐下，問：“請你詳細說說，昨天你最後見到白書萍是什麽時候，在哪裏？”
“是在昨天下午四點多鍾，就在我們的科室裏。當時科室裏隻有我和白書萍兩個人。白書萍接了一個電話，說了句‘鄧經叫我’就出去了。沒想到她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姑娘說。
“鄧經是誰？”何釗問。
“鄧經就是我們的部門經理鄧世昌。”姑娘回答說。
“好的。麻煩你走一趟，去把你們的鄧經理叫來。”何釗說。
“好的。”姑娘回答說。
沒有多久，他們的部門經理鄧世昌就來了。
“據反映，昨天下午四點多鍾，你曾經打電話叫過白書萍？”何釗開門見山地問。
“是的，我找她談了一次話，總共也不過二十多分鍾。四點半左右就讓她走了。”鄧世昌回答說。
“能告訴我談話的內容嗎？”何釗又問。
“當然。”鄧世昌回答說，“最近我聽到一些反映，說白書萍在四處打聽八年前發生在公司裏的一個案子，一個會計跳樓自殺的案子。我覺得這很不好，便找她談了談，要她加以注意。”
“什麽？她在打聽八年前公司一名會計跳樓自殺的案子？說說看，那是一個什麽案子？”
“八年前上級組織來公司查賬，查出五百多萬元的現金缺額。當時的會計是一個名叫謝子文的四十多歲的男人，平常兢兢業業，為人非常老實，誰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那麽大的一個漏洞。但謝子文既說不出這一筆錢的去向，又不承認是他貪汙挪用了這一筆錢。也是一時想不開，他竟從十二層樓的平台上跳了下去，當即命絕身亡……”
“這個案子公安機關介入了嗎？”
“介入了。公安局來了兩位同誌，但他們查來查去也沒查出個什麽結果，最後便不了了之。”鄧世昌回答說。
“白書萍這事，你向上麵匯報了嗎？”
“沒有。這事上麵要知道了，會對白書萍在公司的工作不利，我不能害她丟掉飯碗。”
“那麽，你知道白書萍為什麽要四處打聽這個案子嗎？”何釗又問。
“我沒有問。我想，就是問了，她也不會直說。”鄧世昌說著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對了，白書萍生前與財務科的助理會計王斌走得很近，你找王斌來問問，也許他能知道。”
“好的。”何釗轉身對趙憶蘭說，“你去一趟財務科，去把那個王斌叫來。”
沒有多久，趙憶蘭就把王斌找來了。
小夥子二十多歲，精明能幹，他一坐下就主動說道：“你們找我來，是為了了解白書萍的事情吧？”
“不錯。你可知道，白書萍在打聽八年前公司跳樓自殺的老會計的事？”何釗說。
“知道。白書萍不僅在打聽老會計自殺的事，還要我設法查看一下當年公司的賬目，拍攝或是下載一份給她。”
“你知道她為什麽要這麽做嗎？”
“我問了。她說老會計的女兒是她大學的同學，最好的閨蜜。老會計的女兒一直不相信自己的父親會貪汙巨款，更不相信他會畏罪自殺……”
“那你幫她查看了那本賬嗎？”何釗又問。
“沒有。”他說。
“沒有？”何釗一怔，問，“你愛她嗎？”
“很愛。”
“那你為什麽不幫她？”
“因為以前的舊賬都鎖在檔案室的保險櫃裏，我根本無法接觸到。”
他回答說。
“唔，原來是這樣。”何釗點頭說。
送走王斌以後，何釗沉思地說：“看來，白書萍進入這家公司，並不隻是為了尋找一份工作，而是另有所圖。”
“你懷疑白書萍就是那位老會計的女兒？”趙憶蘭說。
“是的。看來我們得去一趟白書萍的家，去拜訪一下她的母親了。”
何釗說。
四
白書萍的家在城郊的一個貧民區，房屋雖然破舊，但卻窗明幾淨，收拾得非常幹淨。
白書萍的母親是一位五十多歲，瘦小羸弱的老人。一提起案子，她就老淚縱橫，傷心地說道：“唉！好端端的一個人，咋就會死了呢……我的書萍，她死得冤呀……”
“大娘，請節哀！大娘，您放心，我們一定會查出凶手，替白書萍報仇。”何釗與趙憶蘭連忙勸她。
待老人平靜了一點之後，何釗這才開口說道：“大娘，我們今天來，是想問一問白書萍是謝子文的女兒嗎？”
“是的。謝子文就是我男人，我那冤死的男人。”老人沉默了一會兒，終於點頭承認說。
“那麽，大娘，當年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麽事情，您能給我們詳細說說嗎？”何釗問。
老人歎了一口氣，抹掉眼淚，開始敘述起來：“雖然已經過去八年了，但那天的事情我仍然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我男人去上班時心情很好，他說他夜裏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一家人去北京旅遊去了。帶著孩子去北京旅遊，看一看雄偉的天安門城樓，是我們倆藏在心裏很久的一個心願。在下午四點多鍾的時候，他還打回來一個電話，說是公司查賬，需要加班，他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家。誰知那一晚我們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天亮，都沒有等到他回來。等到第二天，卻意外地等到了一個噩耗，說他貪汙五百萬元巨款，畏罪自殺了……”
“他真貪汙了嗎？”何釗問。
“哪能呀？他為人一向老實，公私分明，連公司的一張紙都不往家裏拿，又怎麽會貪汙那麽一筆巨款呢？再說，他如果貪汙了那五百萬，又拿到哪裏去了呢？他可是除了工資之外，連一分錢也沒有往家裏多拿過呀。”
“報警了嗎？”
“報了，上麵也派來過兩個警察。但他們隻找幾個人隨便問了問，就走了，以後就再也沒有了消息。”
“後來呢？”何釗問。
“後來，公司強行收繳了我們僅有的一點存款，把我們趕出公司的宿舍，使我們流落街頭，一無所有……”
何釗雙眉緊蹙，心情感到異常沉重。
“更可恨的是，他們還給我們扣上了一頂罪犯家屬的帽子，使我找不到工作，使書萍在學校裏入不了團，拿不到助學金……“我們娘倆咬緊牙關熬呀熬呀，總算熬到書萍長大成人，大學畢業了。書萍成績非常優秀，原以為能找到一個好工作。誰知她投出去的應聘書，一份也沒有回音。托人一打聽，原來還是她父親的問題，人家都不願收一個罪犯的子女。這一次書萍再也忍不住了，她一咬牙出去弄了幾份假證件，改名換姓去綠地公司應聘，進入他們的公司，去暗查當年的事情……”
“可是，她知道這樣做的危險嗎？”何釗問。
“知道。書萍說，就是冒生命危險，她也要把當年的事情查個一清二楚，還她父親一個清白。”
何釗點點頭，不禁對這位姑娘產生了一絲敬意。
“對了，你們在書萍的身上搜到了一些什麽東西？”老人停頓了一會兒，忽然改口問道。
“一部手機、一張公交卡和少量現金。可惜的是手機裏什麽線索都沒有，沒有錄像，也沒有錄音。”趙憶蘭說。
“那是當然。就是有錄音，也早就被凶手刪掉了。”何釗說。
“你們……有沒有找到一支筆？”老人說。
“什麽筆？”何釗忙問。
“上星期，書萍又買回來一支筆。我說家裏已經有好幾支筆了，你寫東西又是用電腦，從不用筆，又買筆幹什麽？她說，媽，這可不是普通的筆，萬一遇上什麽大事，它能自動記錄下來。”
“錄音筆？”趙憶蘭叫道。
“什麽？您是說白書萍身上還有一支錄音筆？”何釗忙問。
“不錯！錄音筆，就是錄音筆。書萍還說，要是萬一遇到危險，她會首先打開錄音筆，將它藏好，用它來錄下現場的聲音。”
“是嗎？”何釗連忙起身，對趙憶蘭說，“我們趕快回綠地公司，去尋找那支錄音筆！”
五
他們剛一回到綠地公司，王斌就找來了。他告訴何釗說：“昨天你們走後，我想起了一件事。那天，白書萍來財務科找我，她剛一走，科長就過來問我，白書萍找我幹什麽。”
“你是怎麽回答的？”何釗問。
“我撒了一個謊，說是她家裏經濟困難，來向我打聽是不是可以預借工資。”他說。
“這個謊撒得好。”何釗點頭說。
“看來上頭已經注意到了白書萍。這會不會與白書萍的死有關係？”
“不錯！事情就是這樣。不過，現在請你先幫我們一件事，想一想，公司裏有什麽地方可以秘密關人？”何釗說。
“秘密關人？”
“是的，秘密關人。你看，前天下午四點半左右，白書萍離開他們部門經理的辦公室以後就失蹤了。如果沒有猜錯的話，當時她一定是被凶手控製住了。從那時起到公司下班，再到她被關進冷庫，這中間至少還有兩三個小時，凶手必須先找一個秘密的地方把她藏起來。”何釗說。
“雜物間！”王斌叫道，“那裏麵堆放著清潔工具和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每天上午，保潔員打掃完衛生以後，就不會有人再去那間房子了。”
“那還等什麽，快去！”何釗說。
雜物間就在電梯間旁邊，房間很小，裏麵堆滿了掃帚、拖把、垃圾袋以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他們一進去就仔細地搜尋起來。他們搜尋得很仔細，把每一個角落、每一樣東西都翻過來仔細地看了看。但他們反反複複搜尋遍了整個房間，也沒有找到那支錄音筆。
“會不會是被凶手拿走了？”趙憶蘭失望地說。
“不會，凶手並不知道有那麽一支錄音筆。王斌，你再想一想，除了這裏以外，還有什麽地方可以關人？”何釗說。
“檔案室！那也是一個沒人去的地方。隻是那裏的門一天到晚都鎖著。”王斌說。
“就是那裏。”何釗說，“凶手既然能打開冷庫的門，也就一定能打開檔案室。”
檔案室遠比雜物間大得多。室內有兩排置物架，架上堆放著一捆捆的檔案，另外還一字排開地擺放著幾隻保險櫃。
一待管理人員打開室門，他們就進去仔細地搜尋起來。
搜著搜著，趙憶蘭忽然興奮地叫起來：“在這裏！”說著她伸手從一排置物架的底下摸出一支錄音筆，把它交給了何釗。
何釗接過錄音筆，一按開關，錄音筆裏立即響起一男一女兩個人的對話聲：
“你為什麽要抓我？”
“因為你威脅到了公司的安全。”
“我會告你非法綁架，侵犯人權。”
“你以為你還能出去嗎？”
“怎麽，你要殺我？”
“你說呢？”
“你就不怕被公安抓去，判處死刑？”
“那就不勞你操心了，我會做得天衣無縫。比如說先給你服下幾片安眠藥，等你昏睡之後，再把你放進冷庫去。那樣，你就會在昏睡中毫無痛苦地死去。明天，人們發現你的屍體之後，也會認為是你擅自進入冷庫，管理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你鎖在了冷庫，屬於意外的事故……”
“好！”何釗激動地一擊掌，說，“立即對公司中層以上的幹部進行錄音，一一與這個錄音進行聲譜比對。”
兩天以後，聲譜比對結果出來了。凶手是一個名叫陶軍的男人，公司的安保科長，總經理陶正華的親信。
對陶軍的審訊很順利。在充足的證據麵前他不得不低頭認罪，交代了自己的作案過程。
那天下午，他在走廊上遇到白書萍，見四周無人，便走上前去說：“白書萍，正有事要找你，請隨我去經理辦公室一趟。”但他並沒有把白書萍帶往經理辦公室，而是把她關進了檔案室……“說說看，你為什麽要殺白書萍？”何釗問。
“不是我要殺白書萍，是老總陶正華要我殺她。老總已經知道白書萍就是老會計謝子文的女兒。”
“這麽說，八年前謝子文貪汙五百萬元巨款，畏罪自殺一案，確係冤案？”何釗說。
“那是當然，要不然，陶正華幹嗎要殺她？八年前陶正華還隻是公司的副總，是他拿走了那五百萬。他那總經理的位置，也是用那五百萬活動來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