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車手之死

仲春的一個上午,陽光明媚,鳥語花香。

市公安局院子裏的幾棵白玉蘭花開了。一陣微風將窗外的花香吹送進來,清香撲鼻,使人感到無比舒爽。

“嘟嘟嘟嘟……”桌上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了起來。

“喂!這裏是市公安局刑偵科……”獵神何釗拿起話筒說道。

“喂,獵神,東亭湖旁發生了一起命案,一名女摩托手衝進湖裏淹死了。”話筒裏傳來東亭派出所所長羅剛的聲音。

“什麽?一名女摩托手駕車衝進湖裏?喂!你確定是她自己駕駛著摩托車衝進湖裏去的嗎?”

“當然。湖岸離公路不遠,屍體與摩托車都浸沒在水裏,不是她自己駕駛著摩托車衝進湖裏去的,又該怎麽解釋?”

“那你們處理一下不就行了。”

“不行呀,她的母親堅持說是謀殺,是她的女婿殺死了她的女兒。”

羅剛說。

“好吧,我們這就去現場。”何釗回答說。

何釗放下話筒,迅速收拾起桌上的東西,對他的助手趙憶蘭說:“去東亭湖!那兒發生了命案。”

“好的。”趙憶蘭回答說。

趙憶蘭是一位二十多歲聰明熱情而又機智勇敢的女刑警。她從警校畢業分配到江州公安局那一年,局長把她交給何釗,要何釗以老帶新。

這幾年一直跟隨著何釗,擔任他的助手。

因為路程較遠,何釗駕駛著警車一路風馳電掣,也用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現場。

東亭湖是江州著名的風景區之一,白天遊人如雲非常熱鬧。但由於距離市區較遠,一到晚上便一片寂靜人跡寥寥了。

羅剛一見何釗,就迫不及待地向他介紹說:“屍體是早上兩位晨練的老人發現的。他們一發現就打110 報了案。”

“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嗎?”何釗問。

“查明了。死者的身上有一部手機,手機的防水性能很好,在水裏泡浸了一夜還能使用。通過機內儲存的號碼,我們很快就找到了死者的親屬,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叫謝木蘭,今年二十八歲,是申花實業公司的一名業務員。”羅剛說。

“死者的摩托車也打撈上來了。經檢查,車子的轉向與製動器都沒有毛病,可以排除車輛故障這個車禍因素。”羅剛又補充說。

法醫湯平也向何釗介紹說:“屍體腹內積水很多,確係溺水而死。

根據屍斑狀況與胃內提取物的分析,死亡時間應該是在昨晚七點到八點之間。”

何釗點點頭,問:“有死前與人博鬥過的痕跡嗎?”

“沒有。死者所戴的頭盔與衣服完好無損,手指甲內也未留下任何衣服纖維以及皮屑等物。”湯平回答。

“那麽,胃裏有酒精成分嗎?”

“沒有。”

“有巴比妥、安定、安泰樂等安眠藥,或大麻、嗎啡、可卡因等麻醉藥以及其他的能使人昏迷的藥物成分嗎?”

湯平不覺回頭看了他一眼,說:“當然沒有。你問這一些幹嗎?”

何釗指指湖畔的現場,說:“你看,這湖岸距離公路雖近,但也有五六米的距離。公路在這裏又是直線,沒有急轉彎。一個沒有醉酒、沒有服用安眠藥或麻醉藥的神誌清醒的人,又怎麽會讓摩托車駛離公路,越過那麽長一段距離,衝進湖裏去呢?”何釗解釋說。

“原來是這樣。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湯平笑著回答說。

此案看似簡單明了,很像是死者駕駛摩托車操作失誤,越過馬路衝進了湖裏,屬於失足落水淹死。但何釗總覺得還有一個疑點,那就是湖岸距公路有一定的距離,且此處公路又未轉彎,一個清醒的車手又怎麽會讓車子駛離公路,跨越那麽長一段距離衝進湖裏去呢?

死者的母親與丈夫都已經傳喚至現場,何釗便決定先對他們進行一些詢問。

死者的母親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矮小瘦弱,但精神卻很矍爍。

“老人家,請節哀順變!”何釗試探著向她了解說,“請您仔細回憶一下,在最近的一段時間裏,您女兒有沒有因為什麽事情而煩躁不安精神無法集中?”

“沒有,絕對沒有。”她說。

“那麽,她會不會是遇到什麽挫折或打擊,一時想不通……”

“同誌!你是懷疑我女兒是自殺或是意外失足落水?”老人忽然打斷他的話,憤怒地說道,“不!我女兒不是失足,更不是自殺。是他,是那個喪盡天良的東西,殺死了我的女兒,殺死了我的女兒……”

“你是說你的女婿萬平吧?可是,您又憑什麽這樣懷疑他呢?”何釗問。

“憑什麽?就憑他死乞白賴地追我女兒,不到兩個月就一再央求我女兒與他結婚;結婚不到兩個月,又急急忙忙地去給我女兒買人壽保險。這不,剛一買保險,我女兒就死了,他就能得到兩百萬元的賠償……”

何釗聽後一怔,忙問:“你是說你女婿為你女兒買了一份兩百萬元的巨額人壽保險,而受益人就是他自己?”

“就是這樣。一開始他還瞞著我們。後來我女兒尋找東西,發現了兩份保單,才知道這件事。”老人說到這裏,忽然站起來拉住何釗的手,哀求說,“公安同誌,請你們一定要把這個案子調查清楚,還我女兒一個公道。絕對不要放過那個惡棍!”

“大媽,您放心!我們一定會認真調查,還你女兒一個公道。”何釗說。

死者的丈夫萬平,三十二歲,是華茂機電公司的一名職工。他中等身材、五官端正、儀態大方,給人一個誠實正派的印象。

“你能告訴我們,你與你妻子是怎麽認識的嗎?”何釗開始問道。

“當然。”萬平點點頭,開始說道,“我們是在網上認識的。在這之前,我也曾在網上先後與幾位姑娘聊過天,發現她們都很淺薄,沒有一個可以與之深談的人。後來遇到了她,很快就被她的聰慧和博學所吸引,與她成了無話不談的網友。

“後來,我又發現她勤奮好學涉獵很廣,在曆史、地理、文學等方麵都有豐富的知識,尤其是她心地坦**、見識不凡,在為人處世方麵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於是,我便將她視為紅粉知己,開始了對她的追求。”

“聽說,你們認識還不到兩個月,你就頻頻向她求婚了?”何釗說。

“是的。我今年已經三十二歲,她也二十八歲,年齡都不小了。既然找到了心目中的她,就想盡早結婚,組建一個幸福的家庭。”他說。

“我還聽說,結婚不到兩個月,你就去替她買了一份兩百萬元的巨額人壽保險?”

“是的。不過,我並不是特地去為她買的。你知道,我在廠裏是做產品維修工作的,經常要出差去外地。近來常有一些飛機失事、客車出車禍的報道,朋友們便勸我去買一份人壽保險。那一天,我去保險公司購買保險,保險公司的業務員勸我為自己的妻子也買一份。我說我的妻子長年在家,很少外出,買那保險幹什麽。她說你妻子總要乘地鐵、乘公交車吧?總要在街道上行走吧?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哪一天出了車禍,後悔可就晚了。再說,這是一款保本付息的保險,即使不出什麽事,到了期限,也會還你本金,另外還會付一些利息,有什麽劃不來的呢?我一想也是,就為我妻子也購買了一份保險。”

“原來是這樣。”何釗聽後點點頭,又問,“那麽,你能告訴我,昨天晚上七點到八點之間,也就是你妻子遇難的那一段時間裏,你在哪裏呢?”

“怎麽,你難道還懷疑我,懷疑是我把我的妻子推進湖裏去的嗎?”

“請別生氣!這隻不過是例行的詢問。在案子真相大白以前,任何人都有嫌疑。”

“昨天晚上我在廠裏加班,幫二車間修理一台機器。你可以去問一下,二車間的人都可以為我做證。”他說。

“看來,這個萬平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死者媽媽的懷疑恐怕不能成立。”結束詢問以後,趙憶蘭說。

何釗點點頭,對她說:“事情還不能就此下結論。你下午去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去這條公路的兩頭,把所有十字路口昨晚七點到八點之間的錄像帶都調來,查一查死者謝木蘭昨晚是單獨一人乘坐的摩托車,還是與別人一起共乘一輛摩托車?”

“你懷疑並不是死者自己駕駛著車子衝進湖裏的?”

“是的。如果是前者,就很有可能是她自己駕車不慎而掉入湖裏的。

但如果是後者,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那麽,另外一件事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去萬平的單位查一查,看看他昨天晚上是否確實在廠裏加班?”何釗說。

“好的,我這就去。”趙憶蘭說。

何釗笑了,說:“別性急嘛!也不看看時間,都要吃午飯了,等吃了飯再去。”

下午,上班沒有多久,趙憶蘭就返回了局裏。她把幾卷錄像帶交給何釗,說:“找到了!在這幾卷錄像帶裏,都有死者謝木蘭的錄像。她不是一個人,而是與另一個人一起,兩人共乘一輛摩托。在前麵駕車的是一名男人,謝木蘭雙手扶著那男人的腰坐在後座。隻是晚上光線差,那男人又戴著頭盔,頭盔遮住了半邊臉,無法看清他的麵貌。”

何釗將錄像帶放入計算機,熒光屏裏果然出現了謝木蘭的摩托車。

但摩托車一閃而過,根本看不清駕車人的麵貌。何釗不甘心,又換了一卷錄像帶,但他一連換了幾卷錄像帶,結果都是一樣。他不覺歎了一口氣,說:“這個男人是誰呢?會不會是她的丈夫萬平?”

“不會。我去他們廠裏調查了。萬平昨晚確實在廠裏加班,有許多人為他做證。他有不在現場的充足證明。”趙憶蘭說。

“那麽,我們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設法去尋找到這一個摩托車手。”

“可是既無麵貌,又無姓名,這個人又應該怎麽去找?”

“第一,這個人能駕駛謝木蘭的車,馱著她去市郊,一定與謝木蘭非常熟悉;第二,此人一定能從謝木蘭的死上獲得巨大的利益,包括經濟上的和非經濟上的;第三,此人一定會遊泳,能夠在落水之後掙脫謝木蘭,獨自遊上岸來……”何釗分析說。

“茫茫人海,單憑這麽三點去尋找一個人,還不是大海撈針。”

“也有一個簡捷的方法,那就是去一趟移動公司,把謝木蘭昨天的通話記錄拿來……”

“你是說,在謝木蘭昨天的通話記錄裏,會有那個人的電話?”

“那是當然,若不是事先相約,兩個人又怎麽會走到一起,坐上同一輛摩托車呢?”何釗說。

“沒錯,沒錯!我這就去。”趙憶蘭說。

沒有多久,趙憶蘭就從移動公司回來了。她交給何釗一張單子,說:“昨天一共有三個男人給謝木蘭打過電話。我都一一查實了,這三個人是張偉東、李寧與楊曉飛,都是與他們夫妻同鄉、同學或是同廠的工人。”

“好!我們明天就去會一會這三個人。”何釗說。

張偉東,二十九歲,高大瘦削,待人熱情,是謝木蘭的中學同學。

“你與謝木蘭很熟嗎?”何釗問他。

“當然,我們中學同學六年,現在又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又怎麽會不熟。”他說。

“前天你給她打了一個電話?”

“是的,那是在中午十二點多鍾。”

“能告訴我電話的內容嗎?”

“當然。我們幾個同學商量著要在這個星期天聚會一次,我是打電話通知她聚會的時間和地點的。”

“你知道她已經死了嗎?”

“什麽,謝木蘭死了?她什麽時候死的?怎麽死的?”他聽後一驚,連連問道。

“就在前天晚上,把摩托車騎進了湖裏。”

“什麽,她把摩托車騎進了湖裏?這不大可能吧?”

“也許,並不是她自己把摩托車騎進了湖裏,而是有人開車把她帶進湖裏,故意將她淹死的。我想,這個人應該不會是你吧?”何釗說。

“當然不是。你怎麽會有這樣的想法?我為什麽要殺她?殺了她我又能得到什麽好處?”他抬頭怒視著何釗,生氣地問。

“那麽,你能告訴我,前天晚上七點到八點之間,你在哪裏嗎?”

“前天晚上我去彩霞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

“影片的名字?都有一些什麽內容?”

“美國大片《盜夢空間》。講的是一名催眠師將一個人催眠入夢,在夢中引導他放棄自己的財產繼承權……對了,我這裏還有一張那天的票根。”他說著把手伸進衣袋,摸出一張皺皺巴巴的電影票。

何釗接過電影票一看,果然是彩霞電影院前天晚上七點二十分的電影票,座位是九排十二號。

李寧,三十一歲,長得比較矮小,人也有一點靦腆,也是謝木蘭同一個公司的同事。

“你與謝木蘭很熟吧?”何釗用同樣的方法開始了他的訊問。

“是的。我與她在同一個公司工作,又是在同一個科室裏,天天見麵,怎麽會不熟悉?”他的回答也與張偉東的回答大體相同。

“前天,你曾經給她打過一個電話?”

“是的,大概是在上午八點多鍾。”

“是與她約會嗎?”

“笑話!人家是有夫之婦,我怎麽會與她約會?”他說。

“那麽,你能把電話的內容告訴我嗎?”何釗說。

“事情是這樣的,前天我回鄉下的老家去了一趟,正好那一天是老家趕集的日子,我便打個電話去問問,要不要為她帶點什麽東西。”

“你知道她已經死了嗎?”何釗又問。

“知道。昨天我去公司上班,就聽說了。唉!她怎麽會把摩托車騎到湖裏去了呢?”他說。

“如果不是她自己把車子騎到湖裏去的呢?”

“你是說,是有人把她推到湖裏去的?”他聽後一怔,懷疑地說,“那不可能吧?那麽好的一個人,有誰會對她下這樣的毒手呢?”

“你能告訴我,前天晚上七點到八點之間,你在什麽地方嗎?”何釗最後問道。

“前天我在鄉下的老家待了一天,吃了晚飯才回來。老家離城裏有幾十裏路,那一段時間我肯定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回答說。

楊曉飛,三十歲,長得比李寧高一點,是謝木蘭的丈夫萬平的同鄉。

“你與謝木蘭很熟嗎?”何釗還是這樣問道。

“是的。我與萬平是老鄉,來往較多,與他妻子自然也很熟。”

他說。

“前天,你給她打過一個電話?”

“是的,那大概是在下午四點多鍾的時候,有一位朋友要我打電話給她,問一問他們公司打折的**用品還有沒有,我那朋友想買一套。”

“是嗎?你不會是借這個由頭與她約會吧?”

“同誌,你想到哪裏去了?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這一點道理我還是懂的。”

“那麽,你知道謝木蘭死了嗎?就在你給她打電話的那天晚上死了。”

“是的,我昨天聽說了。唉!她怎麽就會碰上這麽倒黴的事,枉死在那麽一個湖裏?”他說。

“你是說,她不是自己把摩托騎到湖裏去的,而是有人把她推進湖裏去的?那麽,這個人會是誰呢?”

“這我哪兒知道。哎,哎,我可沒說是有人把她推進湖裏的,這可是你自己說的。”他忽又改口說。

“那麽,前天晚上七點到八點之間,你在什麽地方?”何釗又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

“前天晚上我一直在家裏看電視。”

“就你一個人嗎?”

“我還沒有結婚,當然是我一個人。”

“那麽,是沒有人能為你做證了。”何釗說。

“笑話,在家裏看電視,難道也要有人證明嗎?”他說。

訊問完三人,一個上午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趙憶蘭搖頭歎了一口氣,失望地說:“今天這一個上午算是白問了。”

“也不完全是白問,至少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們與謝木蘭的關係,知道了他們對謝木蘭之死的反應。”何釗說。

“那麽,你認為他們之中,誰最有可能是那個摩托車手呢?”趙憶蘭問。

“那就要靠你去調查印證,甄別一下他們今天所說的話裏麵,有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了。”何釗回答說。

趙憶蘭的調查印證工作花費了整整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回到局裏向何釗匯報說:“我去了一趟李寧的老家。那一天他的老家那裏確實是趕集,有不少人證明李寧那天確實是回過家,直到吃過晚飯才走。按時間推算,在案發的那一段時間裏,他應該是在回城的路上。他沒有作案時間。”

“嗯,這就減少了一名嫌疑人。”何釗點頭說。

“我又去了那家彩霞電影院。那天晚上他們放映的也確實是美國大片《盜夢空間》,電影的故事情節也與張偉東所說的相符。隻是在電影放映的那一段時間裏,九排十二號的座位有沒有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完全可以事先購買一張電影票而不去看,或者進去轉了一圈又走了出來。至於電影的故事情節,他完全可以從別的渠道知道。因此,他的不在現場的證明無效。”趙憶蘭又說。

“嗯,這是一名真正的嫌疑人。”何釗說。

“楊曉飛雖然沒有提出自己不在現場的證明,但我還是去他的家裏走了一趟。聽他的鄰居說,那天晚上他的房裏確實有燈光,並且可以隱隱約約地聽到一些電視劇的音樂聲與對話聲從他的房間裏傳出來。至於他本人是否在房裏,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完全可以打開電燈、打開電視機以後再出去作案。”趙憶蘭又說。

“不錯,此人也值得懷疑。”何釗說。

“但是,此二人雖然都與謝木蘭很熟,但也僅止於此,並沒有進一層的關係,根本不能從謝木蘭的死上得到什麽好處。因此,他們雖然有作案時間,卻沒有作案動機。”趙憶蘭說。

“你還忘了一個動機,那就是為人收買。”

“你是說,在他們的身後,還另有一名主犯?”

“是的,我懷疑這名主犯就是謝木蘭的丈夫萬平。兩百萬元保險賠償金,那可不是一筆小數。”

“那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麽辦?”

“立刻對此二人進行二十四小時監視。他們是一定會再與主犯聯係的。”何釗說。

但案子隨後的進展卻很不順利。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三天過去了……一連十多天,他們對二人的監視卻毫無收獲。

然而,正當他們灰心喪氣失望得想要撤下時,卻監聽到楊曉飛的一個重要電話:

“喂!你是曉飛嗎?”

“我是。”

“錢伯來了!他要見你。”

“好的。什麽時候?在哪裏?”

“明天中午,百佬匯。”

“好的。百佬匯,不見不散。”

看來罪犯終於要碰頭了。

聽到電話錄音,大家都感到非常興奮。

“可是,百佬匯?他們難道要去美國見麵嗎?”趙憶蘭猶豫地說。

“當然不是。你查一查,在我們江州是不是也有一家名叫百佬匯的餐館。”何釗說。

“好的。”趙憶蘭立即打開電腦,調出江州市餐飲業的網頁查看起來。沒有多久,她就高興地說道:“找到了!還真有一家名叫百佬匯的餐館,開在躍進路與秀江路的交界處。”

“好!”何釗高興地一拍桌子,開始布置下一步的工作,“明天我們分兩個組,一組跟蹤監視楊曉飛,另一組去百佬匯蹲控,準備抓捕罪犯。記住,一定要設法監聽到罪犯的對話,掌握了確鑿的證據以後再行抓捕。”

翌日上午十點多鍾,楊曉飛就離家出門了。負責監視他的趙憶蘭立即跟蹤了過去。

但他走了沒有多遠,就拐進了一條小巷。等趙憶蘭追進小巷,已經不見了他的蹤影。那是一條與另一條小巷交叉的巷子。她站在十字巷口,一時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去追尋。

“喂!楊曉飛被我跟丟了。”趙憶蘭隻好拿出手機向何釗匯報說。

“怎麽搞的?”何釗咕嚕了一句,接著又說,“好吧,你立刻過來支援這一邊。”

但百佬匯的蹲控也沒有成功。他們從上午十點一直蹲守到下午兩點,一直都沒見楊曉飛與那個錢伯到來。

對這次行動的失敗,何釗感到很氣惱。他回到局裏,拿出那個電話的錄音,一遍又一遍地放著,苦苦思索著失敗的原因。

“也許,這百佬匯並不是那家餐館……”趙憶蘭試探著說。

“不錯不錯,電話裏是說‘明天中午,百佬匯’,而不是說‘在百佬匯見麵’。”一句話提醒了何釗,他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起來。

“我想,這百佬匯應該是他們的一句暗語。”

“那麽,這暗語又應該是什麽意思呢?‘百’‘白’‘北’……”何釗忽然激動地一擊掌,興奮地說,“對了,它應該就是‘北郊,老地方,會麵’。你快去查一查,在城北的郊區有什麽地方適合罪犯們接頭?”

“好的,我這就去查。”趙憶蘭說。

沒有多久,趙憶蘭就拿來一張地圖,指點著圖上的一處地方說:“老師你看,這裏有一座廢棄的磚窯廠。”

“不錯,這正是適合他們會麵的一個好地方。我們立即去那裏!”何釗說。

然而,等他們趕到磚窯廠,已經為時太晚,他們隻在一孔廢窯洞裏找到了楊曉飛的屍體。屍體的胸前插著一把匕首,全身涼透,已經死去兩三個小時了……

何釗看了一眼屍體,鐵青著臉,咬牙切齒地說道:“立即逮捕萬平!”

當天晚上,調查組就對萬平進行了突擊審訊。

“說說吧,你是怎麽謀殺你的妻子謝木蘭的?”何釗說。

“你們不是去調查了嗎?她死的時候,我正在廠裏加班,廠裏的師傅都可以為我做證。我又怎麽去殺害我的妻子?”他說。

“那麽,就說說你是怎麽殺死楊曉飛的吧?”

“什麽?你說我殺死了楊曉飛?楊曉飛什麽時候死了?怎麽死的?”

“就在幾個小時之前,在北郊那座廢磚窯廠裏,被你用一把匕首刺死的。”

“不,不!公安你可別開玩笑。我沒有殺楊曉飛,我幹嗎要殺楊曉飛?”

“是嗎?我這裏有一段錄音,可以放給你聽聽。”何釗說著拿出一台錄音機,把它放在桌上,打開開關,錄音機裏立即響起兩個男人的聲音:

“平哥,錢帶來了嗎?”這是楊曉飛的聲音。

“帶來了。”這是萬平的聲音。

“怎麽隻有一百萬?不是說好一百二十萬的嗎?”

“我總共隻拿到兩百萬。二一添作五,分你一半,已經夠多的了。”

接著是一陣輕微的交接與清點錢幣的聲音。

“啊——”忽然發出一聲撕裂人心的慘叫。

“一百二十萬?哼!到陰間去花吧……”這又是萬平的聲音。

“這……”萬平的臉色變得像紙一樣慘白,哆哆嗦嗦地說,“你……你們是怎麽錄到這一段話的?”

“沒有想到吧?今天上午,楊曉飛離家出門後,我們的一位同誌與他擦肩而過,把一枚微型錄音器粘在了他的身上。”何釗回答說。